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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08-12-21 21:5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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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儒(A)、道(A)
法(B)、墨(B)
-引言:
判断哲学家,不应根据他们本人所持的招牌。。。。。而应当根据他们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论问题,他们同什么人携手并进,他们过去和现在用什么教导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
──────-列宁
公元前770年,经过一场王室内乱,周平王继承了王位,此时,周王室衰微,周平王遂迁都于东方的洛邑。西周结束,东周开始。东周这段时期在历史上又称春秋战国。“春秋”因鲁史<<春秋>>一书而得名,时间大体指公元前222年-481年。战国的起始有几种说法,一般指三家分晋至秦统一这段时间,约公元前453年-221年。“战国”一名源于西汉刘向著<<战国策>>一书。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对诸侯失去约束力,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诸侯之间遂相互攻掠兼并,大国开始称霸。强者存,弱者亡。诸侯国都面临一种生存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治世或救世为目的的各种思想流派应运而生了。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第一个学术思想繁荣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计有儒、道、法、墨、黄老、名、阴阳、纵横、兵、农家等,但主要的还是儒、道、法、墨四家。
这向种思想的大致分野,费师逊先生在<<简论“内向文化”与中国文化史的三次大融合>>一文中有一个论述,不妨引录一下:
“墨子之学源于<<连山>>,老子之学本于<<归藏>>,孔子之学在于<<周易>>。<<连山>>为神农(炎帝又称神农氏)之学;<<归藏>>为黄帝之学;<<周易>>为周孔之学。周孔之学在于广明人德,用于治世,这是儒家的宗旨;<<归藏>>之学用于治身,而<<连山>>神农之学则与夏禹一脉相承,又为墨家所承继,颇偏重于治物。”
当然,这是概而言之。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相同的社会现实,为什么会产生各种不同的主张呢?
前面,我们讲过,“哲学的核心是人”,所以会有不同的主张,在于“人”的不同。
儒,道是A型人的思想,其着眼点在人。儒家关注的是其他人,道家关心的是自身,这是儒道的分野。更进一步,可以看到儒道思想的核心在于生命的欣赏,对人性的肯定和张扬,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
法、墨是B型人的思想,其着眼点在事功,相对而言,墨家偏重于治物,善于同自然界打交道,反映B型人动手能力强的特点。法家则偏重于治事,这是法、墨的大致分野。更进一步,可以看到,法墨思想的核心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生存意识。墨家言“利”,法家言“力”,都反映出了强者生存的原则。
现在,我们全面分析一下这几种思想。
1 儒家
儒,辞海是这样解释的:古代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专为贵族人家相礼的一批知识分子。
评:这样讲是很笼统的。巫、史、祝、卜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类型。祝:指祭祀时司告鬼神的人。卜:负责占筮的人。巫:指萌发于原始巫术和宗教的一种原生的文化形态。史:指我们祖先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继生的一种新的文化趋向。巫与史之间有明显地分野。其分野在什么地方呢?陈伯海先生在<<中国文化精神之建构观>>(载<<中国社会科学>>88年4期)一文中明确指出了巫、史文化的分野。他在文中写道:“然则,史、巫文化的对立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论语>>中‘子不语怪力乱神’一语,不妨借用来给两种文化大致分野。崇信‘怪力乱神’可以作为巫官文化的标记,而不语‘怪力乱神’,便构成了史官文化的精髓。”
由此观之,儒家应当是出自史文化传统的。
“儒”字还有二义:一作“柔顺“。<<素问.皮部论>>:“少阴之阳,名曰枢儒。”王冰注:“儒,顺也。”二通“懦”,指懦弱。
评:“<<周易>>讲:“一阴一阳之谓道。”A、B两类人构成了一对阴阳关系,A型人偏阴,B型人偏阳。儒是A型人,A型人相对于B型人在性格上有柔顺,懦弱的一面,因此,“儒”字也就有了柔顺,懦弱的意思。
<<礼记.儒行>>有“儒有澡身而浴德”句,<<论语.宪问>>有:“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句,由此看,儒有洗沐的习惯。儒,甲骨文里写作“”,象形为人洗澡冲水之状。后引伸为“需”字。
评:A型人一个最大特点是酷爱整洁。儒是A型人,故常洗澡以保持清洁。儒者有常洗澡的习惯,故儒字象形写作“”。周公有“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的话。“一沐三捉发”指沐浴时握住头发。由此看,周公亦常洗浴,否则,客人来时怎常见他在洗头发呢?周公是儒家的开山祖。
<<易经>>里有“需”卦。上坎下乾。坎八卦取象为水,乾八卦取象为天,为父,为男子。上面为水,下面为一男子,亦洗澡之状。金文“需”字写作“”上面为雨,下面象形“人”,亦象形为人洗澡冲水之状。
评:章太炎,胡适诸先生考证“需”字就是古时“儒”字。(见胡适<<说儒>>一文,载<<中央研究院集刊>>四卷之三)郭沫若先生反对此说。郭先生的观点是认为<<易经>>是战国初年的作品(见郭沫若<<论儒家的发生>>一文)此时儒家学派已经很鼎盛了,故“需”卦不是在言“儒”。郭先生认为<<易经>>是战国初年作品,理由似欠周祥,今从章、胡二先生,即认为<<易经>>产生于殷末周初,“需”卦乃言“儒”之卦。并且认为儒在殷代就有了。儒家在整体上表现了A型人的特征,殷为东夷后裔,是以A型人为主体的群体,因此,儒产生于殷人。
现在,我们来谈谈儒家的思想。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讲“仁”,什么是“仁”?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一书中将<<论语>>中孔子言仁的句子系统地摘录出来,现在我们不妨引录一下:
一.“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
二.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日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三.“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
四.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五.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为之难,言之得无乎?”(同上)
六.刚毅木讷近仁(<<子路>>)
七,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又见<<阳货>>
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舍身以成仁。(<<卫灵公>>)
九.仁者先难而后获(<<雍也>>)
评:什么是“仁”?仁,一个基本的意思就是“爱人”,爱他人。“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木讷”,“巧言令色”都是对人的外在性格的描述。A型人是尚静的人,静极也就近于木讷。B型人是尚动的人,“巧言令色”是对动者的描述。孔子有三千弟子,并且周游列国,同形形色色的人打过交道,可以说孔子对人是有研究的。孔子有一句话:“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近之则不恭,远之则怨,”有人讲,孔子这句话有轻视妇女之嫌,这恐有失客观。没有大量的观察研究。孔子是不会讲这样的话的。其实,孔子的话,现在仍有意义。假如你是一位基层管理者,你手下有男同志,也有女同志,相比较而言,女同志那边纠纷多,意见多。在如家庭矛盾,如“婆媳关系”起因也多在女同志,做学问不能当老好人,还是客观一点好。当然,对女同志也不是一概而论的,只是相对而言,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说了一堆题外话,意在说明孔子对人是有研究的,所以孔子才有“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的话。
儒家思想第二个核心是“礼”。什么是“礼”?辞海讲:“泛指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贵族等级制度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礼说到底是指一套社会规范,以便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法治”相对于“礼治”而言,二者的分野,“礼治”强调个人自觉遵守社会规范;“法治”则采用强制手段让人们依法行事。孔子讲“克已复礼”就是指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礼治”的规范相对舒缓一些,“法治”则强调严历。这是二者的大致不同,也是儒家与法家的分野之一。
儒家思想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讲义。什么是“义”?<<礼记.中庸>>:“义者宜也。”韩愈<<原道>>:“行而宜之谓义。”
何者又为“宜”呢?其实,义,很重要的一点是指“舍己利人。”儒家讲“仁”,但有两件事都为仁事,而你只能做其中一件,如何选择呢?如忠、如孝。忠孝不能两全,大丈夫移孝作忠,以身报国,此就为义。
孔子去齐国,向齐景公讲了一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治国道理。当时,齐相为晏婴,齐景公征询晏婴对儒者的看法,晏婴是反对儒家的,他从反面为儒者画了一副像:“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祥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史记.孔子世家>>)
评:晏婴虽然站在反对立场上说儒,但他的话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儒者的情况。“倨傲自顺”一句,A型人平等意识强烈,又有强烈的人格,自尊意识,故从上往下看,A型人不会成为好的下级,因为傲上。但是,A型人为上,对下也不会盛气凌人,因为其有强烈的平等意识,孟子说:“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仁者指A型人,A型人为上,可以善待下。即A型人平等意识之体现。
古人称某人为“狂狷之士”,此多指A型人。狂:狂放;拘谨。穷时为狂,达时作狷,此亦A型人的两面性。
“游说乞贷”一句。A型人是人文主义者,是生命的礼赞者,但不善事功,故较少取得权力或拥有大量钱财。但其又有忧国忧民之心,故每每向统治者兜售自己的主张。孔子、孟子都是这样的行为。孙中山先生亦然。孙氏亦A型人。孙先生年青时曾致书李鸿章,阐发自己治国方略,可惜不被见用。革命后。每每又作联合一个军阀去打倒另一个军阀之事,屡遭失败后,始考虑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此先生已步入晚年,始建黄埔军校。先生为A型人,不善事功,故视从零开始建立一支武装为困难之事。
孔子先人为宋国贵族。宋人为殷人后裔,殷人为东夷人后裔,A型人也。孔子为A型人,恐非偶然,因为其先祖为贵族,更容易保持血统的纯正,况且,A型人有宗血的一面。
孔子在宋国的先人叫正考父,作过宰相的高官,有<<正考父鼎铭>>曰:“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澶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史记.孔子世家>>)
评:“命”,指国王对臣下的任命或表扬。正考父第一次受命,低着头走路,第二次受命屈着腰走路,第三次受命埋着头、屈着腰沿墙根走路。他这样谦虚,也没有人瞧不起他。他用国王赐给他的鼎煮粥吃,一点也不珍惜。鼎:古人用以烹调高贵食品的器皿,“钟鸣鼎食”即是此义 ,正考父用国王赐给他的鼎煮粥喝,是说正考父淡于名誉。就象奖牌不是挂在胸前,而是随便放在墙角一样。
此说明一个什么意思呢?是讲正考父这个人很谦虚,受到任命、表扬不好意思,低着头走路,同时又淡于名誉。这是A型人的特征。
孔子亦是这样的人。<<史记.孔子世家>>载:“其于乡党,恂恂似不能言者。其于宗庙朝廷,辨辨言,唯谨尔。朝,与上大夫言,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门,鞠躬如也,趋进,翼如也。君召使傧,色勃如也。君命臣,不俟驾行矣。”
评:此处亦说孔子是一个谦恭、拘谨的人。A型人心理活动复杂,对周围环境敏感,行为易受环境影响。如孔子,与上大夫说话,态度和悦(:和悦貌)与下大夫讲话,则侃侃而谈。入公门(去见国王)则态度谦恭,小心谨慎,甚至有点害怕的样子,这些都是A型人的特征。B型人则不然,无论处于何种情况,都是一幅满不在乎的样子,极少有怕羞心理。A型人则有较强的怕羞心理。这也是A、B型人的重要区别之一。
较之B型人,A型人短于事功。孔子去卫国,卫灵公问阵,孔子答:“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评:孔子到处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卫灵公以为孔子有能力,向他请教军事上的事,有意让他带兵。一接触实际问题,孔子就不敢接受了。事后,孔子立刻赶着车子离开卫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对儒者有个评价:“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即懂得多,精得少;费力大,而成绩少。此虽是一个直观评价,但也比较恰当地反映出儒者的面貌。
作为情感主义者的A型人,非常注重精神享受。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苏东坡亦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诗句,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和B型人相比,用时下的话来讲,A型人偏重于精神文明,B型人偏重于物质文明。
但是,A型人亦有追求物质享受的一面。孔子就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话。如晏婴批评儒者“盛容饰、繁登降”。
但孔子也有“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的话。A型人看重的是生理的闲适与心境的恬谈。因为他们欣赏生命。A型人追求物质享受,但很讲究度,没有炫耀的心理,而是寓一种情调在里面。
<<史记.孔子世家>>载:“鱼馁、肉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评:有一个人刚刚失去亲人,孔子和他同桌吃饭,孔子没有吃饱,为什么呢?因为在孔子看来,在那种场合下大吃大喝,是对有丧者的不尊重。这也许是孔子“仁”的一种吧!是A型人的心理。
又如,儒者提倡三年之丧,宰予反对,孔子回答:“于汝安乎,汝安则为之。”
评:宰予反对守三年之丧,孔子回答说这不要紧,如果你心理安然,不守三年也无妨。由此观之,儒家重视的不是形式而是心理。这是儒家的人生态度,比较偏向于情感方面。
同样,孟子也有类似的心理。孟子有一句话“是以君子远庖厨也”,什么意思呢?孟子的基本倾向是不主张杀生(天人合一思想)但又不放弃吃肉,怎么办呢?就只好远离厨房,不去看宰杀的情况。这看起来有点自欺欺人,其实非然,这有一个“度”在里面。不索取就不能生存。但索取是有“度”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把握了这个“度”,也就是通常说的中庸之道。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对人的关注,特别是对他人的关注,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这是“仁”的本质。孔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有一则孔子向子夏借伞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孔子家语.致思>>载:“孔子将行,雨无盖。门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为人也,甚吝于财。吾闻与人交,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也。’”
评:孔子出门遇雨,门人告诉他,这里离子夏(商)家很近,可去借把伞。孔子不同意,他说:子夏这个人很小气,不愿出借东西。如果去借,他会很为难。借吧,舍不得,不借,对方是自己的老师,又不好推却。为了不使他为难,故不去借。儒家总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想问题,这是很可贵的一点。其思维严密、顾虑重重的个性由此亦可见一斑。
二、道家
道家的情况比较复杂。其一,道家不同于道教;其二,庄子不同于老子;其三,现在意义上的道家又不同于先秦时期的道家。
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都对道家有一个概述,不妨引录以下: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巧,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者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返,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史记.太史公自序>>)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之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汉书.艺文志.诸子略>>)
评:司马迁和班固基本上道出了先秦(包括汉初)道家的基本情况。此时的道家是以入世为主旨的。其策略是通过无为而达到无不为。班固明确指出:“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治国之道)
道家的鼻祖是老子,老子的<<道德经>>一书是道家的经典。生逢在春秋乱世,老子思想的主旨也是要救世的,只是方法不同。儒家救世的方法是劝统治者行“仁政”、“得民心”、然后“王天下”。道家不同,老子的观点是“绝圣弃智”、“绝巧弃利”。实行“小国寡民”,“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田园式的理想,对一个想出世的人来说倒是合适的。但对一个国家,让天下人都这么做,无疑是在开历史倒车,是行不通的。
评:老子的理想,无疑反映出了A型人尚静,恬谈,不善争斗的一面。
老子为后人所称道,并不在于其政治主张,而是他为我们道出了一种策略思想,这就是“以柔克刚”的思想。这是老子思想的核心。对这一思想,老子在<<道德经>>一书中有很多表述,不妨引录一下: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
“以无事而取天下。”
“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
老子以后,道分两途,一途发展为“黄老思想”,这是入世的思想,其主旨是提倡君主“无为”、“与民生息”,从而达到“无为而治天下”。实践证明,西汉初年这一思想是成功的。
“文景之治”与这一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另一途发展为出世的思想,在先秦其代表人物是庄子。严格讲,老子和庄子之间并没有承继关系。庄子的思想基本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后人将“老庄”并称,是因为二者有相通的地方,因为毕竟都是A型人的思想。
关于庄子的情况,史载比较明详,不妨简述一下:
庄子名周(约公元前370-290)战国时期宋国人,终生不仕。经常以钓鱼,编草鞋维持生计。楚威王听他的名气,派人携带千金去请他做官。他以嘲弄的口气对使者说:你们不见那喂养的猪吗?只是为国王宰割后祭祀用,一点也不能享受自由的快乐。做官和喂养的猪有什么区别呢?
<<淮南子.齐俗训>>载:“惠子从车百乘而过孟诸, 庄子见之弃其余鱼。”惠子是庄子的朋友,担任魏国的宰相。惠子路过孟诸,随从有一百辆车子,庄子看到了他这种炫耀的气派,很不以为然,为了表示蔑视,庄子把钓起的鱼又扔回水里,表示对富贵看得很淡。
有一则故事叫“庄周妻死,鼓盆而歌”。讲得是这样一件事。庄子的妻子死了了,他的朋友惠子来看他,见庄子盘着腿,敲着瓦盆在那里唱歌。惠子说:你的妻子死了你不哭也就罢了,怎么还唱歌呢?庄子回答:我的妻子在没有出生以前,本无形体,无气质,无生命,只是在若有若无的恍恍惚惚之中,才变出生命来。现在她又变回去了,就象春夏秋冬四季运行一样,这是自然之理。我何必要哭呢?如果我哭,反而是我不懂道理了。
评:孟子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这是A型人的两面性,也是儒、道的分野。庄子可以说是“不得志,独行其道”的代表。庄子说:“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庄子生于战国诸侯争战的年代,用庄子的话说“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即“保住命就行了。”
庄子所代表的道家就是现在我们通常意义所称的道家。道家的特点一言一蔽之:“人性本也”。A型人尊重生命,强烈的自由精神,以及恬谈、通脱的生活态度,在庄子身上典型的表现出来。可以说庄子是道家的直接导源者,魏晋玄学鼎盛与庄子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庄子的另一个特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天分特别高,富有才情。用后世一些人的话来说,就是“性灵”吧。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所谓“性灵”的文人,多有道家倾向,这些人对中国的文化多有贡献,也影响着人们对道家的观点,如:阮籍、嵇康、陶渊明、苏东坡、袁枚、郑板桥等。
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其中意味大家不难体会出来,同时,对道家也会有一个全面了解。
27 1、严君平,西汉未年隐士,蜀郡成都人,以卜筮为来。他认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常设摊于成都街市,每日看数人,得钱够自养,就闭肆下帘讲授<<老子>>。他博览群书,广学多识,根据老、庄之旨著<<老子指归>>一书。严君平喜好清静,崇尚自然,教人以忠孝礼义,归本于无为。主张“信顺柔弱,躬耕而食,常止于足,归乎无名”。认为“益我货者损我神,生我名者杀我身”。因此,谢绝邀聘,终身不仕,享九十余岁,终于其业。
28 2、陶渊明,名潜,字渊明,又号五柳先生,东晋“田园诗派”诗人,出身没落官僚家庭。二十九岁外出做官,先后任江州祭酒,参军,彭泽令。因不满官场腐败,四十一岁时辞官归隐,一直过着安贫乐道的躬耕生活。
陶渊明为诗人,由诗及人,我们录其几首诗,不难窥见其人。
杂诗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骞翻思远翥。
拟言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咏荆轲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赢。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已,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
评:这些诗为陶渊明年青所作,何等豪迈,充分表达了作者“达则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
归园田居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岁。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上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饮酒
序: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虽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评:这是陶渊明归隐之后写的诗。恬淡,闲适,“独善其身”的心境跃然纸上。
50 3、袁枚(1716-1791)字子长,号简斋,又号随园老人,浙江杭州人。清乾隆四年进士,做过漂水、沐阳、江宁等地知县,三十三岁辞官,在江宁(今南京)城西的小仓山修筑一所随园,过了五十多年论文赋诗,悠闲自在的生活。倡“性灵”说,著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等。
51 4、郑板桥(1693-1775)名燮,字克柔,号板桥。乾隆时中进士,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后因天灾为百姓请求救济,得罪上司,辞职归家。善诗、画、书,为扬州八怪之一,其“难得糊涂”的名言行于后世,被许多人奉为座右铭,实则多不解其义也。
今有郑板桥家书一封,可见郑板桥之情致所在。此家书是写给其弟的,引录以下:
“吾弟所买宅,严紧密栗,处家最宜,只是天井太小,见天不大。愚兄心思旷远,不乐居耳,是宅北至鹦鹉桥不过百步,鹦鹉桥至杏花楼不过三十步,其左右颇多隙地。幼时饮酒其旁,见一片荒城,半堤衰柳,断桥流水,破居丛花,心窃乐之。若得制钱五十千,便可买地一大段,他日结茅有在矣。吾意欲筑一土墙院子,门内多栽竹草花,用碎砖铺曲径一条,以达二门。其内茅屋二间,一间坐客,一间作房,贮图书史籍笔墨砚瓦酒董茶具其中,为良朋友后生小子论文赋诗这所。其后住家主屋三间,厨房二间,奴子屋一间,共八间。俱用草苫,如此足矣。清晨日尚示出,望东海一片红霞,薄暮斜阳满树。立院中高处,便见烟水平桥。家中宴客,墙外人亦望见灯火。南至汝家百三十步,东至小园仅一水,实为恒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适,只是怕盗贼。不知盗贼亦穷民耳,开门延入商量分惠,有什么便拿什么去;若一无所有,便王献之青毡,亦可携取质百钱救急也。吾弟当留心此地,为狂兄娱老之资,不知可能遂愿否?”
三、墨家
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国历史上的文人以A型人居多,由此形成了以儒道为主导的文化传统。很容易使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儒道传统强烈的国家。其实,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因为中国还有一个相当大的群体为B型人,他们是自然主义者,人文色彩淡薄,对中国的现实作一点认真地观察,就会发现这一点。拿中国和日本相比较也会发现这一点。
对于A型人的审美观,归根到一点,人们逐渐抽象出一个词叫“情”来形容。A型人是色彩强烈的情感主义者。儒道思想强调以人为中心,与此是密切相连的。
B型人是自然主义者,对于他们的审美观,还没有一个恰当的词来形容。这个词的词义应该是这样:在动中求得欢乐。B型人的特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动”一个是“乐”。他们与人谈话、打闹、开玩笑,不断地动手做一些事情,总之是个闲不住的人。他们乐观、自信、无忧无虑;凡事总抱着积极的态度。他们总是把困难看得很轻,把问题看得简单。有时候,他们也会遭到失败,但从不悲观气馁。他们有着坚强的毅力,在他们身上渗透着一种强烈的生存意识。
现在,港台的电影基本上为两大类,一曰“言情片”,二曰“武打片”。简单说,“言情片”代表了A型人的审美倾向;“武打片”代表了B型人的审美倾向。武侠小说在中国有一很大的读者群,但也有人对此不屑一顾。同样,琼瑶的小说在一些人中也颇受欢迎,但也有人指责琼瑶的小说肤浅,而自已却一本也没有读过,如柏杨先生。由此可以看出A、B两类人不同的审美倾向。
在春秋战国时期,儒、道、墨、法并显于世,其主旨都是要救世,这一点,他们是相通的。但由于价值观、审美观、着眼点不同,使他们在政治上又相互对立。儒与墨的对立即缘于此。
这种分歧反映在为政上,儒家强调“人民本位”,墨家则强调“国家本位”。对于这一点,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中有一个论述,引录以下:
墨子后起,他是反对孔子的。在现存的<<墨子>>书里面有<<非儒篇>,那里面有几段关于孔子的故事,我觉得有研究的价值。
第一个故事:
齐景公问晏子曰:“孔子为人何如?”
晏子不对。公有复问,不对。
景公曰:“以孔丘语寡人者众矣,俱以为贤人也。今寡人问之而子不对,何也?”
晏子对曰:“婴不肖,不足以知贤人。虽然,婴闻贤人者入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弥上下之怨。孔丘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仡。君身几灭而白公。婴闻贤人得上不虚,得下不危;言听于君必利人,教行于下必利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得明而易从也,行义可明乎民,谋虑可通乎君臣。今孔丘深虑周谋以奉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之类也。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婴不知孔丘之有异于白公也,是以不对。”
景公曰:“呜乎,见寡人者众矣,非夫子则吾终身不知孔丘与白公同也。”
这个故事,在年代上有些大漏洞。楚白公之乱见<<左传>>哀公十六年。这一年的四月孔子死。七月白公胜发难。齐景公呢?已死去十二年了。晏婴比景公死得还要早。因此以前的人便说这是墨子的“诬罔之辞”,那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诬罔吧,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墨子是赞成“人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弥其上下之怨”的,孔子呢,则和这相反,“劝下乱上,教臣杀君。”更说质实一点吧,便是墨子是反对乱党,而孔子有的帮助乱党的嫌疑的。这是极有趣味的一个对照。
第三个故事:
“孔丘为鲁司冠,舍公家而奉季孙。季孙鲁而走,季孙与邑人争门关,决植。“
这故事颇残缺,“决植”两字当有夺文,不过意思是可领会的。决假为抉,植是户旁柱,相传“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决植”大约就是当季孙逃走时,城门掩上了,逃不出,而孔子替他把城门打开了。这位千斤大力士,照墨子看来是心术不正,所以他的弟子们也就跟着他学,到处捣乱。以下是这三个故事的总批评:
“孔丘所行,心术所至也。其徒属弟子皆效孔丘。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阳货乱乎齐,佛以中牟叛,漆雕刑残,X莫大焉。夫为弟子后生(于)其师,必修其言,法其行,力不足,智弗及而后已。今孔丘这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
我们真应该感谢墨子或其后学,有他们这样充满敌忾的叙述和批评,不仅表明了孔子的真相,而且也坦露了墨子的心迹。一句话归总:孔子是袒护乱党,而墨子是反对乱党的人!这不是把两人的根本立场和所对立的原故,表示得非常明白吗?
(<<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郭沫若,1943年第一次出版)
评: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这,君最轻。”这是儒家行政的核心。始终把对人(人民)的关注放在第一位。国君腐败了,大夫起来造反,推翻他,儒家赞同这样做。因为大夫多是能够代表民意的进步力量。墨家反对这样做,因为墨家的着眼点在国家,在君王,这是儒、墨的不同。
墨子的思想比较系统全面,<<墨子>>一书详细记述了墨子的思想。墨家的主张有这样几个方面: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
墨学后起,是作为儒学的对立面出现的。儒家贵“仁”,墨家贵“兼”。“兼爱”表达了一个什么意思呢?墨家的主旨也是要救世的。<<墨子>>对当时混乱的社会有一个描述,引录以下:
“盗爱其室不爱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身,故贼人身以利其身;此何故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
(<<墨子兼爱上>>)
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该怎么办呢?墨子提出了其“兼爱”主张。下面是《墨子》对兼爱的解释:“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忠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人相爱则不相贼;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墨子.兼爱中》)
评:儒家讲“仁”人,仁的核心是爱他人。仁是上对下,强对弱的具体行为,是要付出的。什么是“兼”呢?就是爱他人同爱自己一样。“兼”不是具体的行为,主旨是要人们“安于现状”,你“安于现状”天下就太平了。我强你弱,强去帮弱,就是“仁爱”。这就是“仁”与“兼”的区别。
“ 仁”与“兼”还有一个区别。儒家讲爱有等差,墨家讲爱无等差。什么是爱有等差呢?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大家都听说过,主要意思是反映东、西方人观念之差异。
说一个人,当他的父亲、妻子、儿子
同时落水,而他只有能力救起其中一人,那么,他去救谁呢?
对于一个东方人而言,他会去救父亲。因为儒家的观点以忠孝为上,先救父亲方不失孝道。父亲要比妻子、儿子重要,这就是“爱有等差”。
对于一个西方人而言,他会去救儿子,这是西方的传统道德观。因为儿童没有自立的能力;是弱者。连黑手党也有这样一条规定:内乱不要殃及妇女儿童。
有人指出,这就是东、西方人的区别,其实非然。
如果这个东方人是一位墨者(B型人),墨家主张爱无等差,墨家可没有这样分明的爱憎界限。墨家的观点,能救起谁就救起谁,不分亲疏。这是B 型人的行事作风,即凡事不太计较。而A型人则斤斤计较、是非分明,你我观念强烈。兼爱的目的就是“非攻”,即大家都安于现状,这样天下就太平了。“兼爱”未免空洞,其远离实际,只是一相情愿,这是消极的办法。
评:这时有人会问,“仁爱”不是更不实际吗?“兼”是平等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大家和平共处。而“仁爱”是去帮助别人,是要付出的,总是付出,没有回报,有这样的傻子吗?差矣。,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仁爱”的回报是“人和”。儒家的观点是先得民心,而后王天下,认为“人和”是主要的,民心向背决定国家兴亡。所以儒家提倡“仁爱”,意在得民心。这是儒家的着眼点,也是儒家为政的策略。墨家不同于儒家,墨家的着眼点在“利”,认为有“利”才会拥有一切。着眼点在“利”,这是墨家为政的策略。这一点在《墨子》一书中多有论述,不妨引录以下:
“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死。”
“君子不强听治,即行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
“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禀府库。”
为了增加收入,对待百姓“一切器用足以奉给民用则止。”
为了增加人口,提倡早婚“丈夫年二十,母敢不处家(结婚成家);女子年十五,母不敢事人(出嫁)”
儒家提倡守“三年之丧”,墨家坚决反对,因为“败男女之交多矣”,而这不利于人口的增加。
墨家言“利”同法家“富国强兵”道理是一样的。墨法是一家,都是B型人的主张。这一点和儒家的“人本位”思想是相反的。
“兼爱”和“非攻 ”都是消极的办法,墨家还有积极的为政主张,这就是“尚贤”“尚同”。
“尚贤”很好理解,就是用贤人,用能人。具体怎么做呢?“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墨子.尚贤》)
评:不管你的出身如何,只要有能力就任用。任用的办法是: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这里可以间接看出墨家强力疾作的行事作风。这和儒家温文尔雅的行事作风形成明显的对照。
“尚贤”是“尚同”是基础。“尚同”是什么意思呢?用现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独裁”。既然尚贤,就要听贤人的话,严格按贤人的意见办。即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这样天下就大治了。下面是《墨子》对“尚同”的论述:
“是故里长者,里之仁人也。里长发政里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其乡长,乡长之所是皆是之,乡长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乡长之善行。则乡何说以乱哉?察乡之所以治者何也,乡长唯能壹同乡之义,是以乡治也。”
“乡长发政乡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国君;国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国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国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国君之善行。则国何说以乱哉?察国之所以治者何也,国君能壹同国之义,是以国治也。”
(《墨子.尚同上》)
既然搞“独裁”,《墨子》赞同连坐告密之法。“见淫僻不以告者,其罪亦犹淫僻者”(《墨子.尚同下》)“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傈,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墨子.尚同中》)(淫僻、淫暴;过激的言语和行动)实行连坐告密之法,天下人都因害怕而小心谨慎,不敢有过激的言语和行为,这样天下就大治了。
这就是墨子的治国之道,其着眼点在国君,这同儒家的民本思想正是相反的两个方面。
墨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个人生活勤俭、简朴。用才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太讲究”。这一点明显区别于儒家(A型人)“生活讲究”是A型人的特点,他们研究衣食住行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从中找到生活的乐趣。孔子明确讲“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就是生活要讲究的一点。
《庄子.天下》记载: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堙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藁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跋,肼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以衣,以跖跷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
《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忧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评:墨者对大禹风里来,雨里去不顾辛苦的实干精神非常赞赏。实干精神强是B型人的长处。禹是B型人,墨也是B型人,故有相通之处,不仅生活作风相同,政治主张也相近,周的统治者是A型人,夏的统治者是B型人,故墨者“背周道而用夏政”。这同儒家一心恢复“周礼”正好相反。
孟子有一句关于墨者的话:“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评:“摩顶放踵”反映了墨者的生活形象,即光着头,赤着脚。此处孟子用以形容墨者个人生活简朴。现在,在我国仍然会看到许多袒胸露背、高挽裤管、脚跻拖鞋的形象。这是B型人的生活作风,即穿着随便,并且喜欢裸露皮肤以自适。此反映了B型人自然主义的一面。以A型人居多的日本社会就少有这种情况。据说,日本男子夏天在公共场合不穿凉鞋,因为凉鞋暴露。A型人穿着保守、拘谨的一面可见一斑。
墨家有一个很有特色的主张是“非乐”。这一点,明显区别于儒家。
墨子主张“非乐”,着眼点还是在“利”。他说:
“今淮毋在乎士君子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士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禀府库,是故仓禀府库不实;
今淮毋在乎农夫说而听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栗,是故叔栗不足。”
“乐”狭义地讲是指音乐。《乐》乃六经之一,是儒家的经典。可见儒家非常重视音乐。墨家非乐是针对儒家而言的。
“乐”广义地讲是指“文化艺术”,凡指“精神产品”。儒家A型人,是情感主义者,注重精神享受,所以儒家推崇“乐”。
墨家B型人,是自然主义者,自然主义者的特点是在不断地行动中实现着生命的快乐。其心理活动较简单,情感的一面少,故对‘文化艺术“一类精神产品不看中。这是墨家“非乐”的深层次原因。审美观不同,主张自然也就相异了。
四、法家
春秋战国时期,儒、道、墨、法等思想流派都是以治世为目的的。最终的结果,是以“富国强兵”为宗旨的法家取得了最后胜利。以法家为官方思想的秦始皇当政时,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秦王朝,结束了几百年诸侯争战的局面。
需要言明的是,法家之“法”与当今法制之“法”有相同的地方,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其相同点,即都是由国家强力保证以实行。这是一切法律的共同点。其不同点,法家之法更多含有“办法”的色彩,与当今法制思想所体现的“民主政治”精神是根本不同的。
法家始祖当推李俚,魏文侯时的大臣。《韩非.内储说上》载:“李俚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乃下令以射之能中与否讼狱,于是乎上地之人都习射。后来便因此打败了秦人。
评:李俚为魏国上地郡守,遇人打官司,让双方比赛射箭,射中者为赢家。这样一提倡。当地百姓都练习射箭,因此,战斗力大大增强。当秦国来进攻时,便打败了秦国。由此看,李俚之“法”,就是一个“办法”,与当今的法制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李俚的学生商鞅,在秦国历行法治。由此奠定了秦国后来强大的基础/商鞅之法的主要内容有那些呢?商鞅策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治”、“富”、“强”、“王”。即首先使国家大治,这样国家才会富,富就会强,强才能称霸天下。“治”是第一位的,如何得以“治”呢?就是实行严格的“法治”。
商鞅帮秦孝公颁布的第一项法令的《垦草令》,其主要内容如下:
1、加强吏治,使“邪官不及私立于民”,或使“官无邪人”,保证农民的利益不为官吏所侵犯。
2、整顿税收,:“益栗而税”,公平合理地征收农业税,减轻农民的租税负担。
3、禁止农民迁徙,禁止农民接触艺术,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使他们愚昧无知,才能使他们安于农业生产。
4、“重刑而连其罪”,使农民不敢私斗,不敢争讼,不敢四处游荡,不敢浪费钱财,不敢欺诈他人。
5、禁止商人经营粮食,禁止开设旅馆,提高酒肉的价格和税率,加倍征收商品税,依据户口征集商业人员出徭役,使商人无利可图,强制商人改从农业。
6、提高贵族减免徭役的条件,除嫡长子以外都要征集他们服徭役,按户口征集贵族家族中一切从属人口和依附贵族的工匠转而务农。
7、大臣和大夫也不得追求“博闻、辩慧、游居之事‘,更不得把这些东西带到农村去,免得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秦律通论》P25-26栗劲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一版)
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对商鞅之法有一个概括:“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栗帛多者复其身。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宝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评:法家的着眼点在“富国强兵”,何以能富国强兵呢?就是 奖励“耕战”。“耕”就是重视农业,“战”就是重视军事,这是称霸的基础。商鞅之法就是“耕战”的政策,其着眼点在国家,在君王。这与儒家的“民本位”思想的相对立的。
法家禁止一切娱乐活动,因为这有碍于农业生产,这同墨家“非乐”思想是一致的。同儒家的“人本位”思想是对立的。
法家不徇情,严厉急峻的行事作风反映B型人的行事特点,同温情柔顺的A型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先秦“法治”思想的核心是“富国强兵”,是为“富国强兵提供的方法策略。现在的“法治”思想是一种政治体制,意在体现出民主、自由、平等的原则。二者是不能同语的。
法家还有一个支流,即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何为“术”?何为“势”?说穿了就是“权术”,“权势”。是讲统治的,其着眼点也是在君王。“法”、“术”、“势”在内涵上是有区别的,为什么统称为“法家”呢?因为他们之间有相通的地方,都是B型人的主张。宋以后。儒释道三教合流,为什么呢?因为都是A型人的主张。“法术势”合一,与“儒释道”合一,根本原因是一致的,根源在“人”。
法家的集大成者是韩非,集法,术,势于一身。韩非是韩国的公子。秦始皇读了韩非的书,非常赞赏,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秦始皇是法家最大的实践者,难怪对韩非如此欣赏,可见二者之相通。
当秦始皇得知韩非在韩国,立即下令军队进攻韩国,目的只有一个,要韩国交出韩非。秦始皇如愿以偿。韩非来到秦国。当时,在秦的李斯、姚贾嫉妒韩非的才能,怕韩非威胁到自己的升迁,乘隙陷害韩非,韩非失去秦始皇的信任。韩非在老同学李斯(两人同为荀况的学生)的逼迫下,饮药自杀。
很凑巧的是,法家人物多不能善终。这有偶然因素,想必也有必然因素。
商鞅作法自毙。商鞅行法不避亲贵。当时,太子违法,照样追究。不便惩罚太子,便惩罚了当时太子的老师。后来,太子继位,报复商鞅,诬告商鞅造反,商鞅逃走。逃至一家客店要求藏匿,店主不答应,说:“商君之法。不能收留身份不明的人,收留了,要连坐。”由于没有人敢留他。结果被抓,车裂而死。
吴起在楚国,厉行法治。其中之一就是让住在成都的贵族去边远地区开垦荒地,就象现在让住在城市的人流向农村,因此,得罪了很多人。楚悼王一死,吴起便被人乱箭射死。
陷害韩非的李斯,亦遭赵高陷害,被满门抄斩。
韩非非常重视“力”,《韩非》一书中言“力”的地方很多,如:
“古人亟于往,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八说》)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囊》)
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显学》)
评:韩非言“力”于墨家言“利”道理是一样的,体现了“强者生存”的原则。法家的政治主张就是“任其力不任其德”(商鞅语)这与儒家的为政思想是相对立的。
韩非言“术”,其坦白的程度令人吃惊,请看他是怎样讲的:
“官袭节进,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节持之:曰质、曰镇、曰固。亲戚妻子,质也;爵禄厚而必,镇也;参伍责怒,固也。贤者止于质,贪食化于镇,奸邪穷于固。忍不制责上下,小不除则大。诛而名实当,则诛之。生害事,死伤名,则行饮食,不然而与其蹴。此谓除阴奸也。”(《八经.起乱》)
评;这是韩非讲君王怎样统治臣下。对有才能的人做了高官,怎样驾驶他呢?所谓三节:质、镇、固。质,指扣留人质;镇,指增减俸禄;固,指严厉批评。对不同的人分别对待,谁还敢不听呢?官做到顶点,不能升迁了,三节不能起作用,干脆就杀。可以明杀,明杀影响声誉,就暗杀、毒杀、或假手于人。
其实,韩非只是言于后,他人早就行于前了。此人就是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
评:由此看勾践乃是夏人的后裔,B型人也。
又,“勾践已平吴,.......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
评:范蠡、文种同为越王的大臣,为越王打败吴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平吴以后,明智的范蠡便携美人西施悄悄溜走了,并写信劝文种也离开,文种不听,终被越王赐死。
越王之所行,韩非之所言,道理是一样的。
儒家在为政上,表现了强烈的“人本位”色彩,法家则表现了强烈的“法本位”色彩。有时近于不通情理,如:
秦昭王时,秦国大饥荒,应候范睢为民请命,要求昭王开放君主打猎的“五苑 ”。让百姓进去采集野果、野菜,以便充饥。昭王不同意,说:“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诛。今发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无功俱赏也。夫使民有功无功俱赏者,此乱之道也。夫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韩非.外储说右下》)
评;秦王打猎的猎场,内有很多野菜,秦国饥荒,有人要求开放猎场,让百姓进去采集野果充饥。秦王不同意,说老百姓没有立功,怎么能受赏呢?若儒者必反之,定会开放猎场,让百姓采食,民心同时得矣。
又,吴起率军出战,有士卒克制不住杀敌的情绪,尚未击鼓,就冲入敌阵,杀敌二人而归。吴起命令将这名士卒斩首。众人都说这名士卒作战很勇敢。吴起说:我也认为他很勇敢,但他没有按我的命令去杀敌,就应该杀掉啊。
评:若A型人必反之,会乘机利用士兵饱满的杀敌热情,鼓舞斗志,冲杀敌人,同样会取得胜利。目的就是为了打胜仗吗?
历史上最大的法家人物当推秦始皇。秦始皇曾做了一件很著名的事,这就是“焚书坑儒”,“焚书坑儒”其实是两件事,“焚书”在前,是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的,其目的是要人民远离精神生活,安心生产,是愚民政策。“坑儒”在后,秦始皇好仙术,意欲长生不老。有后生、卢生等骗秦始皇说能搞到长生不老药,秦始皇信以为真。后来。后生、卢生怕事情败露,便逃走了。逃走时对人讲:“秦始皇为人,天性刚毖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已。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胃罪持禄,莫敢尽忠。... ...
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大怒,乘机把平时有不满言论的儒生四百六十余人坑杀。
评:候生等评判秦始皇贪于权势,大小事皆亲自处理,每天批阅大量公文。白天批不完,晚上不休息,继续批阅,直至完成。此也反映B 型人精力充沛的实干精神。
尉缭初见秦始皇,对秦始皇有个评价;“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史记.秦始皇本纪》)
评:尉缭之治秦始皇“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与范里蠡言勾践何其似也。
先秦法家的最后一位大师的李斯,李斯将法家的精神推向了极端,其上秦二世的《行督责书》突出代表了这一点。何为“督责”?“督促责备”是也。指严厉的管理。其文很少。我们不妨简要引述一点。
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 ...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 ... ...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口之说,困烈士之行。塞聪掩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营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唯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督责必,督责必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书奏,二世悦。(《史记.李斯列传》)
评:李斯之《行督责书》主要讲了这样一个意思:就是提倡君王搞独裁。对下严厉督责,小罪重罚,使人人自危,即所谓“群臣百姓救过不给”,这样天下就大治了。做皇上的就可以无所顾虑的行乐了。即所谓“是故主独治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也。”法家自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韩非至李斯,李斯的观点无疑代表了法家的一种基本精神,其着眼点在君王,难怪后世一些皇帝对法家精神乐此不疲。
五、儒、法为政得失谈
春秋战国,儒、道、墨、法几家都以治世为出发点,最终的结果是法家取得了最后胜利。秦统一中国即表明了法家的胜利。汉以后,墨家失传,其实,墨已归于法。法墨B型人的思想,是龙的精神的体现。汉以后,儒又取得正统地位,儒是入世的思想,道的出世是思想。儒、道A型人的思想,是凤的精神的体现。
儒与法为政,互有利弊,对此,古人多有议论。我们不妨转述一下:
太公封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曰:“何迟之?”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而后除之。”周公曰:“后世其北面事齐乎?夫政不简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曰:“尊贤而赏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曰:“尊贤而尚亲。”太公曰:“后寝弱矣!”
冯梦龙评曰:二公能断齐、鲁之敝于数百年之后,而不能预为之维;非不预维也,治道可以者止此耳。虽帝王之法,固未有久而不敝者也。敝而更之,矣俟乎后之人而已,故孔子有“变齐”、“变鲁”之说。陆葵曰:“使夫子之志行,则姬、吕之言不验”。夫使孔子果行其志,亦不过变今之齐鲁。为昔之齐、鲁、未必有加于二公也。二公之孙子,苟能日儆惧二公之言,又岂俟孔子出而始议变乎?
(《智囊.知微卷王、周公.太公》)冯梦龙著.明)
评:周公,周文王的儿子,名姬旦。太公。即辅佐周文王打天下的太公望。亦称姜太公,亦言姓李名尚。
姜太公为B型人,其为政尚“法”太公尚“功”与墨家尚“利”、法家尚“力”道理的相通的。周公为A型人。其为政尚“儒”。周公尚“亲”与儒家人本思想是相通的。
周公对太公为政的评价是“后世必有篡弑之臣!”果然,田氏代齐。
太公对周公为政的评价是“后寝弱矣!”果然。鲁在春秋争战中慢慢地湮灭了。
有言诸葛丞相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及赦者。若刘景升父子岁岁敕宿,何益于治乎?
及费炜为政,始事姑息,蜀遂以削。”
冯梦龙评曰:子产谓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于是郑国多盗,太叔悔之。仲尼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商君刑及弃灰。过于猛者也。梁武见死,辄涕泣而纵之,过于宽者也。《论语》赦小过。《春秋》讥肆大生,合之,得政之和矣。(《智囊.上智部.见大卷——诸葛亮》明、冯梦龙著)
评:为政日两途,日宽、日猛。A型人尚宽,B型人尚猛。宽则民慢,猛则民残,互有利弊。孔子的主张,宽猛结合,实行中道思想。诸葛亮惜赦。即宽猛结合一例也,所以蜀治。费炜后继,尚宽,凡事姑息迁就,故蜀国慢慢地衰弱了。
邹鲁(国民党元老)曾对孙中山先生说过一段话,总结周、秦之得失:他说:“过去商鞅治秦,其法之密,和苏联一样,以商鞅的聪明,还逃不了作法自毙,这就是重法不重情。最后,秦虽吞并六国,但一夫揭竿,天下瓦解。于姬周向礼重情相比较,东周虽弱,还可以靠诸侯尊王,延数百年之祚。”
评:周与秦,一个尚“情”,一个尚“法”。尚“情”者国弱。但立国时间长;尚“法”者国强。但立国时间短。儒、法之利弊可见一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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