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神经症(13)

长风

　　由此产生了现代人可悲的处境：他是一个罪人，然而对此却无话可说；更糟糕的是，他在心理学辞典中寻找语言，因而只能进一步加剧他的分离和过度膨胀的意识。我们又一次明白了，为什么兰克要把心理学叫做“难于承受的否定性和破坏性的观念体系”。理想的健全到此为止，我们从三方面讨论了神经症问题。我们看到，神经症既是人格形成的结果，又是关于现实与幻想之关系的问题，最后还是历史环境的产物。三者当然合而为一。在给定历史阶段的某种文化投射中，人无论如何总是生活在矛盾之中。神经症是整个人之处境难题的另一种说法。当个体陷于这一难题不能自拔，即当其英雄主义成了问题或变成一种自我毁灭时，神经症就成了一个临床术语。就自己的本性而言，人们从来就是神经症的；然而为了掩饰自己的真实处境，人们在某些时候比在另一些时候更容易表现出神经症。当人们能够在某种自我超越的戏剧中放心地投身于自己的英雄主义时，他们就避免了临床神经症。现代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糟糕地生活在各种矛盾之中，因为现代是这样一种处境， 在这一处境中，那些令人信服的戏剧，那些英雄崇拜，那些创造游戏，或者那些文化幻想，全都消蚀了。再也没有无所不包的体系式的世界观可以让神经症患者依赖其上或融身其中，借以掩盖自己的难题，我们的时代因而难以找到“治疗”神经症的药方。 　　
　　下面就是兰克所作的摧毁性的、克尔恺郭尔式的结论：如果神经症是罪，而不是病，那么唯一可以提供“治疗”的就只能是某种世界观，某种稳固的群体观念体系；在其中，人因为承认了自己的被造性而得以演出他的生命之剧。唯有如此，神经症患者才能走出自己的分离状态，成为宗教历来所提倡的那样一种更广大更高级的整体之一部分。在人类学中，我们把这称为传统社会的神话仪式情结。神经症患者不是缺乏某种外部事物来满足他对于完美的需要吗？他不是完全陷入了执迷吗？ 神话仪式情结正是引导执迷的一种社会形式。我们可以说，它在每个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置放了创造性的执迷，这就是仪式的功能。这一功能就是弗洛伊德谈到原始宗教的执迷性质并与神经症执迷相比较时所看到的东西。但是弗洛伊德没有看到这一功能是多么自然，没有看到所有的社会生活怎么都是不同形式的控制性执迷的仪式化。执迷把人的注意力集中于眼前的事物，因而自然就为人保证了安全，排除了绝望。对于一个积极的机体，绝望的打击主要不是一个理性的问题，而是一个由运动引起自我刺激的问题。在给定的范围之外，人所得到的帮助并非来自更多的“知”，而是来自部分地自我忘却的生活和行动。正如歌德所说：我们必须首先冲进经验，然后再去沉思它的意义。只有沉思而没有猛冲会使我们发疯；只有猛冲而没有沉思又无异于野兽。在歌德写下这样一些警句之时，正值个体失落了传统社会的保护外壳，日常生活成了难题。个体不再知道经验的恰当剂量。经验生活的这种安全剂量正是被传统习惯所规定的东西。在传统习惯中，所有重要的生活决定乃至日常事件都是仪式化地得以产生之物。神经症，是一种个人性的执迷或者说入魔仪式，以填充社会规定的相应仪式的位置，后者今天已由于传统社会的死亡而不复存在。传统社会的习俗和神话向个体提供了一整套现成的关于生活意义的诠释，个体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将其视为现实而投入其中。现代神经症患者如果想要“接受治疗”，他就必须付出同样的行动，欢迎一个现成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