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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krtk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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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美国人写的20位抑郁症患者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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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07-9-21 20:28:26 | 只看该作者
古代的忧郁症研究(1)

  虽然忧郁的模样和细节已经过上千次的变化,人们对它的看法也在荒谬与崇高之间摇摆。

  二十世纪的科学家比公元前五世纪的人更懂得调配医药,但主要的概念,基本上还是回到了原点。




  要了解忧郁症的历史,就要了解人类的历史,而现在我们在逐渐了解人类,了解如何控制情绪与人格。

  这个依靠百忧解、人际关系趋于疏离的后现代世纪,只是历史演进中的一个阶段。

  西方的忧郁症历史和西方思想史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主要可分为五个阶段。古代对于忧郁症的看法与现代有些类似。希波克拉底(古希腊名医,被尊为医学之父)认为忧郁症属于脑部的疾病,应以服药的方法治疗,其追随者关心的是脑中体液的特性和口服药方的调整。在中世纪黑暗时期,得忧郁症被视为遭天谴,表示患者没有资格接受圣宠的福音。忧郁症在这段时期受到诬蔑,最极端的时候,患者会被当成异教徒。文艺复艺时期将忧郁浪漫化,诞生了几位忧郁的天才,气质阴郁被视为是有深度的人,脆弱的性格被看成是为艺术天赋和深邃心灵付出的代价。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是科学时代,以实验探索大脑的构造与功能,尝试从生物学和社会学中寻求方法控制精神障碍。现代时期起始于二十世纪初,弗洛伊德和亚伯拉罕的心智与自我的精神分析理论,为我们提供的描述忧郁症与病源的语汇,至今仍在使用,而克拉培林的著作提出现代生物学意义上的心理疾病,认为不如意的环境条件下,正常心智所感受到的苦难,与忧郁症并不相同。

  长期以来被称为“抑郁症”的精神障碍,如今我们以常用字“忧郁”来表示,“忧郁”这个英文字,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首次出现,指情绪低落,到十九世纪才变为现在使用的意义。我在这里使用“忧郁”这个字来叙述现代所指的心理状态。现在很流行把忧郁看成一种文明病,这是大错特错。就如贝克特(现代荒诞剧作家)说的:“全世界的眼泪都是一样的。”虽然忧郁的模样和细节已经过上千次的变化,人们对它的看法也在荒谬与崇高之间摇摆,睡眠过度、饮食失常、自杀倾向、畏惧人群互动和无止境的绝望,却是古今皆然。从人拥有自我认定能力开始,羞耻感就时起时落,身体疾病的疗法不断改变,影响了精神障碍的疗法,人类向外界的上帝恳求,也对内心的魔鬼恳求。要了解忧郁症的历史,就要了解人类的历史,而现在我们在逐渐了解人类,了解如何控制情绪与人格。这个依靠百忧解、人际关系趋于疏离的后现代世纪,只是历史演进中的一个阶段。

  希腊人强调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的心灵,与现代认为身体不健康会影响心理的说法不谋而合,从某方面来说,心理的疾病与身体机能失常有关。希腊医术的基础是体液论,认为人格受四种体液影响:黏液、黄胆汁、血液和黑胆汁。恩贝多克利斯(古希腊哲学家)把忧郁视为黑胆汁过多的结果,而希波克拉底这位令人钦佩的医学之父,早在公元前五世纪末就提出了生理疗法,当时“疾病”和“医生”的概念才刚刚出现。希波克拉底为大脑中的情绪、思想和心理疾病定位:“大脑造成我们的疯狂或兴奋,引起我们的恐慌和恐惧,不分昼夜,令我们失眠、犯错、无由地焦虑、恍惚或举止反常。困扰我们的问题来自于大脑的不健康——异常地热、冷、湿或干。”希波克拉底认为忧郁是由内在与外在的原因混合而成,“长期劳乏的灵魂会促成忧郁。”他还指出严重事件造成的疾病和无端而生的疾病的不同。他把二者归类于同一种病的两种类型,因黑胆汁(冷而干)超过理想数量,与另外三种体液失衡而造成。他说,这种失衡可能来自于母体子宫(某些人天生就有此倾向),或是因精神创伤而造成。

  黑胆汁的希腊文是melainachol(即“抑郁”的字源),它过量(希波克拉底认为这和秋天有关)的症状包括“悲伤、焦虑、沮丧、想自杀”以及“厌食、消沉、失眠、易怒和不安”,再加上“不断感到恐惧”。希波克拉底认为,若要重新平衡体液,应该改变饮食,服食曼陀罗花、菟葵、通便与催吐的草药,以消除过多的黑胆汁和黄胆汁。他还相信,谈话与活动有治疗的作用。他曾以性格分析劝帕迪卡斯王二世与所爱女子结婚,来治疗他的忧郁症。接下来的一千五百年里,关于体温、位置和其他关于黑胆汁的细节变得愈来愈复杂,这很有趣,因为实际上并无黑胆汁这种东西。胆囊分泌的黄胆汁可能会变成深褐色,但绝不是黑的,变色的黄胆汁似乎不是所谓的melainachol。若不是一种想象,黑胆汁应该是指脏东西,除了忧郁之外,还会造成癫痫、痔疮、胃痛、痢疾和疹子。

  有些学者认为chee(指胆汁,常和cholos这个字连在一起使用)指的是愤怒,这种看法源自一种认为愤怒属于黑暗的观点。还有人认为,黑暗与负面作用或痛苦相关,是人体内部的机能,在不同的文化里,忧郁常以黑色来呈现,荷马更详细阐明黑暗心情的说法,他称之为“苦恼的乌云”,像柏勒洛丰(希腊神话里的悲剧英雄)就为其所苦,“但众神痛恨柏勒洛丰的那天/很快就来了。/他独自越过亚雷恩平原。/心中充满悲痛,他是逃亡者/被驱赶至荒凉之地。”  
古代的忧郁症研究(2)

  古希腊时期,医学与哲学/宗教两方对忧郁的看法壁垒分明。当时的治疗者以向神祈祷来治病,希波克拉底抨击使用“神疗”的人是“骗子和庸医”,还说:“哲学家所有关于自然科学的文章,与其用于医疗,不如用在绘画上。”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反驳希波克拉底的人体论,并主张医生只能医治小病痛,严重的精神障碍还是属于哲学家的范围。他们有关自我的阐述,深深影响了现代精神病学。柏拉图提出成长的模型,认为童年生活会决定成人后的性格,他说家庭常常决定一个人的精神状况和性格。他提出的成人精神的三分式模型——理


  智、本能和精神——竟然与弗洛伊德十分神似。在理论意义上,希波克拉底可说是百忧解的祖师,而柏拉图则是精神动力治疗的祖师。从他们开始到现今的二千五百多年间,所有提出的理论都可归于这两派看法,聪明与愚蠢的看法如活塞运动一样交互出现。

  历史上医生很快就开始建议以服药来治疗忧郁症。希波克拉底之后的古代时期,像费洛提摩斯发现许多忧郁症者抱怨“头轻轻的、空空的,好像脑袋里什么都没有”,于是叫病人戴上铅制的头盔,好让他们注意到脑袋的存在。克尼多斯的克律西波相信,忧郁症是吃了太多花椰菜所引起的,他还警告不要食用一种甜食,因为会造成精神错乱。菲利斯宣和普利顿尼可斯反对克来西普斯的说法,认为甜食可以治疗失去活力的病人。费拉古里尔斯相信许多忧郁的症状是因梦遗失精而引起,他的药方是混合食用姜、胡椒、海藻和蜂蜜来治疗。当时反对费拉古里尔斯的人认为忧郁是禁欲对人体造成的结果,要病人多花时间在床上办事。

  希波克拉底死后的七十年里,亚里士多德学派深深影响了我们对于人类的思考和看法。亚里士多德既不接受希波克拉底忽视灵魂重要性的说法,也反对柏拉图把医生贬为工匠,他提出自成一派的理论,“身体失调会影响灵魂,灵魂的病症来自于身体,除非是天生的。强烈的情感可改变身体。” 他对人类本质的见解,完全不符合解剖学。他说:“大脑是没有感官能力的残渣”,他指出,心脏具有管理的功能,可控制四种体液的平衡,过冷和过热都会破坏平衡。亚里士多德对忧郁的看法与希波克拉底不同,他认为忧郁不完全是坏事。亚里士多德从柏拉图那里借来神圣疯狂的概念,将其与忧郁症结合而医学化。虽然亚里斯多德试图了解和治疗这种小病痛,但他依然觉得天才必然有一定量的冷黑胆汁:“在哲学、诗歌、艺术和政治上出类拔萃的人,即使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有忧郁的特质,某些甚至有忧郁症。”亚里士多德写道:“我们时常无端感到苦恼,每个人多少都有这种感受,但深陷其中者是天生就有此特性。轻微忧郁气质很平常,严重者实为少数。因此,如果他们的情绪单一,那只能说是普通的忧郁,但若是他们的情绪复杂,那就是有特殊才能者。”受黑胆汁症状影响的古典天才中,海克力士最著名,艾杰克斯也是其中一位,《木马屠城记》中有这样一句话:“艾杰克斯眼中喷出怒火,他的心也向下沉。”忧郁症对才智有启发性的看法由塞尼加继续发展,他说:“只有经过疯狂才能得到伟大的才能,”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又被重新提出,并发扬壮大。

  从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医药科学与哲学在相互影响中发展,描述精神病学的方法愈来愈相近。忧郁症在这段时期被视为人的宿命,只是形式不同,公元前四世纪的诗人米南德写道:“我身为人,注定要吃苦。”怀疑论者相信研究可见的世界比较重要,因此,观察症状不需空谈病症源头及其深层意义的理论。他们对希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着迷的肉体与大脑的自我本质这类庞大复杂的问题不感兴趣,而是尝试为症状分类,以便描述病症。

  公元前三世纪,朱利的埃拉西斯特拉图区分出大脑和小脑,认为大脑掌管思考,小脑负责肌肉运动。凯席多尼欧斯的席拉菲勒随后指出,大脑“把运动的能量送往神经”,控制器官掌管神经系统的说法从此建立起来。公元一世纪时,尼可美地亚的曼诺多特斯综合前人的智慧,把以症状为导向的经验主义者、哲学家与早期医生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他建议忧郁者服用希波克拉底说的菟葵,进行亚里斯多德说的自省,同时提倡以体操、旅行、按摩和矿泉水来治疗忧郁。这整套疗程正是我们今日所采用的。

  艾菲索斯的鲁福斯把忧郁的错乱与其他心智状态区分开来,认为理智动摇时断续的暂时的失常就是忧郁。他列出某些忧郁症者的妄想:鲁福斯在不同阶段治疗一位男子,他认为自己是个陶罐;另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皮肤已干裂、剥落;还有个人认为自己没有头。鲁福斯发现某些生理症状与忧郁症的症状很类似,这些病症如今已被确知为甲状腺机能不足症、内分泌失调等。他相信忧郁症的成因是暴饮暴食、缺乏运动、饮酒过量和用脑过度,他还指出,天才特别容易得此病症。有些忧郁症者“天生就有这种本质和优点”,其他患者则是“后天造成”的。他还提到忧郁症的等级和类型:一种是血液完全为黑胆汁污染,一种是只有头部受影响,还有一种是受“疑心病”影响。鲁福斯发现他的忧郁症病人也为体液堆积而不能释放所苦,腐坏的体液会污染头脑。

古代的忧郁症研究(3)

  鲁福斯赞成在忧郁症深入内心之前提早发现。他提议用验血,和“以百里香上的菟丝子和芦荟做泻剂,因为每天少量服用可舒缓和洗涤肠胃”。这种处方可以添加黑菟葵。最好多散步、多旅行和饭前洗手。鲁福斯还清楚叙述了他的“圣药”,可算是当时的百忧解,一直到文艺复兴时代还很流行,之后仍不时有人使用。这是以苦瓜、黄夏枯草、石蚕、决明、蕈类、阿魏胶、野芹、马兜铃、白胡椒、肉桂、甘松、番红花和泻药所制成的药水,与蜂蜜调合,取二分之一盎司,加上蜂蜜酒和盐水。当时其他医师的疗法包括监禁与施刑,使用水滴


  声引患者入眠,躺在吊床上,食用含水的淡色食物如鱼、禽肉、淡酒和人奶。

  罗马时代晚期出现了大量的这类理论。公元二世纪时,卡皮多西亚的阿雷塔乌斯仔细研究了狂躁症与忧郁症,发现二者是既相关又独立的病症。他相信人体中有魂魄穿梭于其中,在人生气时以热气的形式冲出(所以脸会变红),而畏惧时会退缩(所以脸会变白)。他认为忧郁者的黑胆汁的水平“可能是受到沮丧和过度愤怒所激起”,而体液和情绪有交互影响的关系,所以灵魂能量的冷却会造成严重忧郁,反过来说,忧郁也会冷却胆汁。阿雷塔乌斯是第一个清楚描绘出今天称之为“焦躁型忧郁症”病症的人——最近流行的观点误以为这种病症是后工业时代的生活所造成的。这种病症和悲伤一样永远存在。阿雷塔乌斯写道:“忧郁症患者孤立自己,害怕被打扰和禁锢、用盲目的崇拜折磨自己、总是担惊受怕、误把幻想当成真实、抱怨自己得到想象的疾病、诅咒人生和希望、想死。他会突然惊醒,为巨大的疲累所笼罩。在某些病例中,忧郁似乎是种半疯狂状态:病人总是在一个想法里打转,同时感到沮丧和兴奋。”阿雷塔乌斯强调,重度忧郁症常发生在本来就有悲观倾向的人身上,尤其是年老、肥胖或孤独者,他认为“医师的关爱”是治疗这种病症最有效力的药方。他开出的口服药剂是常食用黑刺莓和韭菜,还提倡把症状说出来的精神动力学疗法,宣称他可以借由病人说出恐惧来帮他们克服恐惧。

  生于公元二世纪的盖伦是奥勒利乌斯(当时的罗马皇帝)的御医,和其他希波克拉底之后的名医一样,他试图综合所有先人的神经学与心理学。他叙述了忧郁的妄想—— 一位病人相信阿特拉斯(神话中背天的巨人)累了,天就要塌下来了;还有一位认为自己是外壳脆弱的蜗牛——他还指出,妄想背后隐藏着恐惧与沮丧的混合体。他看到“健康青年的心在颤抖,少年因焦虑和忧郁而变得瘦弱”。盖伦的病人经历了“罕见、扰人、不安稳的睡眠,心悸、头晕、悲愁、焦虑、胆怯,觉得被迫害、被恶魔附身、遭天神诅咒……”盖伦也和鲁福斯一样,相信性欲未得满足会造成痛苦的后果。他相信有一位女病人是腐败性体液不能释放而毒害了大脑,治疗法是“刺激病人的阴道和阴蒂,她得到极大的快感,流出不少体液,于是就康复了”。盖伦还有一套自己的处方,不少成分和鲁福斯相同,不过他建议一种解毒剂是以车前草、曼陀罗花、菩提花、鸦片和黄花南芥菜,来治疗混合焦躁与忧郁的病症。有趣的是,当盖伦调制出兴奋剂时,居住于另一个大陆的阿兹特克人开始给囚犯用强烈的迷幻药,以防止囚犯患上忧郁症,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种凶兆。准备被活祭的人要饮用特别的麦酒,好让他不致忧郁,否则就不能献祭给天神。

  盖伦相信有魂魄,可称之为位于脑中的精气,魂魄掌管自我,其权威就像上帝之于世界。他根据人的体液与温度的不同,将人的性格整理为九类。他认为人被忧郁所控制不是病理,而是自我的一部分:“有人天生就焦躁、忧郁、悲观,总是郁郁寡欢,医生无计可施。”盖伦指出,忧郁症可能是脑部受损的结果,也可能是外在因素改变正常的大脑所致。一旦体液失调,黑胆汁会流入脑中,使大脑变干,伤害到自我。“这种体液像一种黑暗之物,攻击理智所在的大脑中心。就像儿童惧怕黑暗一样,成人被激发恐惧的黑胆汁侵蚀时也会如此,他们的大脑持续处于暗夜之中,恐惧源源不绝。这就是为什么忧郁症者同时害怕死亡又期待死亡。他们逃避光明,喜爱黑暗。”而灵魂实际上是被蒙蔽了。“黑胆汁包着理智,就像眼睛的水晶体,如果它很清澈,就能看得清楚,若是不健康且不透明,就看不清远方。动物精神的特性也是因此而变得沉重而晦暗。”盖伦注重的是精神生物学而非哲学,他严厉批评把忧郁症归咎于感情等抽象因素的理论,不过他相信体液失调的人,会受这些因素影响而使合并症状加剧。

  医术历史的下一阶段回归到斯多葛学派。他们认为心理疾病是外在力量所造成,在罗马衰亡后的黑暗时代,这种看法占据优势。基督教兴起对忧郁症者极为不利。虽然盖伦一直被中世纪的人们奉为医学权威,他提出的精神药物治疗的观念却与基督教的教义冲突。他的疗法遭到哲学的放逐,愈来愈少人使用。
中世纪忧郁等同于罪恶

  圣·奥古斯丁宣称,人与野兽的差别就在于上天赐予的理性,所以,失去理智就会使人沦为野兽。从这点来看,人们很容易会断定,失去理智就代表被上帝遗弃,此人是因灵魂犯罪而遭天谴。忧郁症更是一种恶毒的病症,因为从患者的绝望看来,他并没有因信仰上帝的神恩和慈悲而得到救赎。从这种观点来看,忧郁症背离了所有的神圣。此外,重度忧郁常被视为着魔,一个可怜的愚人被恶魔附身,如果恶魔驱赶不走,那就是罪有应得。神职人员很快就在圣经上找到证据:犹大自杀而死,一定是因为他得了忧郁症,因此,所有忧郁症者必


  然有着和犹大一样的恶念。丹尼尔书第四章第三十三节中对尼布甲尼撒王的叙述,被拿来证明上帝以疯狂来惩罚罪恶深重者。公元五世纪时,卡西安在一篇谈面对“内心的疲倦与悲苦”的“第六个抗争”的文字中说:忧郁是诗篇第九十篇中说的“正午恶魔”,在这诗篇中提到忧郁的恶魔使人处于嫌弃、鄙视、不屑其他人的憎恶心境,并感到心灰意懒,其中提到的章节出于圣诗中,从圣经原文译出来的字句如下:“他的诚实如同大小的盾牌:你不必惧怕黑夜惊骇、或是白日飞箭,也不怕夜行瘟疫、或是正午恶魔。”——“ab incrusus,et daemonio meridiano”。卡西安认定“黑夜惊骇”指邪恶、“白日飞箭”指敌人的袭击、“夜行瘟疫”指潜进睡梦的魔鬼,而“正午恶魔”指忧郁症,你可以在正午时清楚看到它,但它还是会把你的灵魂从上帝身边拉开。

  其他的罪恶可能都只会在夜晚放肆,只有这种粗暴的罪恶来袭时是不分昼夜的。谁愿意帮失去上帝真理盾牌保护的人说公道话呢?对这些救治无望的人,刑罚可能比较有效率一点:卡西安主张,应该强迫忧郁症者从事劳动,他所有的朋友都应该躲避他、远离他。伊伐格流斯用相同的字眼,说忧郁丧志是“正午恶魔”,会攻击和骚扰修行者,将其列为我们应该抗拒的八大诱惑之一。这样的印象唤起了忧郁症患者遭受入侵的恐怖感受。忧郁症有一种不怕被人看到的特点。大多数的魔鬼,都要靠黑夜的掩护,多半以痛苦的形象出现——只有击倒他,才看得到他的真面目。忧郁症就站在明亮的阳光下,不怕人看到。你很清楚原因和理由何在,但痛苦的程度和毫不知情相同。几乎没有一种精神状态有此情形。

  在十三世纪“宗教法庭”的时代,有些忧郁症患者因其背叛神旨的罪行被处罚金或监禁。此时期,托马斯·阿奎那在他的身体与灵魂的理论中,把灵魂的位置放在身体之上,认为灵魂不会臣服于身体疾病,因为灵魂是在神的管辖之下,只会受上帝或撒旦的影响。以此推断,一种疾病若非身体的,就是心灵的,而忧郁症是属于心灵的疾病。中世纪教会订立了九大罪恶(衍生自七宗罪),其中一项是“麻木”(十三世纪译为“懒散”)。这个词在当时使用广泛的程度,不亚于现今“忧郁”这个词,其症状与所有忧郁者的感受相似——在此之前,忧郁并不算是罪恶。乔叟(十四世纪英国诗人)所写的《教士》中,称忧郁为“使探索中的罪人无法享受到所有的美事”。“麻木”是人类的敌人,因为它和勤勉对立,它也是人体活力的大敌,因为它对人世无益,甚至会因疏忽而浪费、破坏、毁灭世间的美好。它让活着的人好像在地狱中受苦,让人变得焦躁,寸步难行。依此类推下去,忧郁的字眼变得愈来愈负面,人们对它的态度愈来愈严厉。“麻木”是一种综合的罪恶,《教士》中列举其成分:“它非常脆弱,如所罗门之言,它经受不了艰难与苦修。此逃避之举使人畏惧,连好好做事都不行。有时出自无由的自责,有时来自过度的恐惧,使罪人对上帝的慈悲感到绝望、灰心,他自以为身上的罪恶太沉重,再怎么忏悔都没用。这种情形若持续到临终,就算是反抗圣灵的罪恶。接下来是懒散贪睡,叫人身心都迟钝怠惰。最后是厌世的罪恶,称之为悲伤,厌世或悲伤会造成心灵死亡,身体也一样。由于悲伤,人会被自己的生活所困扰。所以这种人通常活不到他该享福的寿命。”

  僧侣特别容易罹患“麻木”,表现出疲累、倦怠、悲伤或沮丧、不安的情绪,嫌恶修道院和禁欲,渴求以前的家庭生活。“麻木”和悲伤不同,后者会让人投向上帝,全心悔改。在中世纪的文件中,我们不太清楚意志力所扮演的角色。让自己陷入“麻木”算不算罪恶?或者,“麻木”是不是因犯了其他罪恶而得到的惩罚?忧郁症最狂热的敌人——将忧郁等同于原罪,善辩的希德格修女写道:“就在亚当违背神律的那一刹那,忧郁凝结在他的血液中。”

  中世纪的社会秩序很不稳定,在那个敏感的时代,精神障碍特别令人恐慌。一旦失去理智,人类的机制就分崩离析,社会秩序荡然无存。愚笨是罪恶,精神障碍是更严重的罪恶。人要有理智才会有美德,若无理智,人就没有足够的自制力可遵从美德。对古典思想家来说,精神与身体紧密相连;对中世纪基督徒来说,灵魂和身体一点关系都没有。

  现今把忧郁症视为耻辱的观念,就是在上面这种传统下滋长出来的。灵魂为神所赐,应该是完美无瑕的,我们必须努力保持它的完美;现代社会的耻辱,主要即来自于灵魂的缺陷。欺瞒、残暴、贪婪、自大和无判断力,都是灵魂的缺点,所以我们下意识就企图压抑。忧郁一旦被归为“灵魂的苦难”,我们似乎就该排斥它。有许多故事是关于这种关联如何将忧郁以最坏的可能性投射出来。例如,十五世纪的画家古斯在1480年前后进入一座僧院,由于天赋异禀,他依然常和院外的世界互动。某天晚上,古斯结束一趟旅行回到僧院,记录上说他“受其想像力的怪异失常打击,不断哭泣”,说他“遭到诅咒,万劫不复,甚至会自残,受创的心智为幻影所遮蔽”。同僚试图用音乐治疗他,据他们描述:“他的情形没有改善,不断疯言疯语,自认是将下地狱的孩子。僧侣们猜想他可能是艺术家的癫狂,或遭邪魔附身,最后认定是二者皆有,或许还喝了酒而使病症加剧。古斯为他所承诺的工作吓坏了,没有自信可完成使命。时间,加上忏悔的神圣宗教仪式,他最后恢复了平时的稳重。不过后来又复发,死时状况凄凉。
浪漫的文艺复兴时代(1)

  若说中世纪把忧郁症道德化,那文艺复兴时代就是将其浪漫化。文艺复兴的思想家对忧郁的看法回归成古典哲学家(而不是古典医生),断定忧郁代表思想有深度。人本主义哲学对基督教教条的挑战节节升高(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使基督徒的信仰和教义更加稳固)。无来由的痛苦在中世纪被视为罪恶,后来称为疾病(现在则被称为忧郁)。在为数众多的探讨忧郁的作家中,费西诺是其中最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家。他相信,无论是谁得了忧郁症,都是我们渴望伟大与永生的表现。他提到有些天生忧郁的人:“很令人讶异,我们


  一空闲下来,就会陷入像流亡一样的苦闷,但是我们不知道,或不曾真正想过苦恼为何而来……在观看戏剧时,我们偶尔会发出一声叹息,等到散场时,我们则带着更多的忧郁回家。” 这里叙述的忧郁出现于繁忙的日常生活中,它是灵魂不变的特质。费西诺回归到亚里士多德学派对过度悲伤的看法,并更进一步认为哲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必然比一般人更容易忧郁,他们深刻的忧郁体验表示他们成功地把自己的心智提升至世俗琐事之上。对费西诺来说,痛苦的心灵很有价值,因为它使人知晓上帝而产生忧郁。他把忧郁的神圣性解释成了崇高的信条:“既然我们是依上帝的形象所造,那必然会因思念天国而持续痛苦。”它也使人知晓上帝的心理状态是不满足,不满足的结果是忧郁。忧郁切断了灵魂与世界的连结,如此才能驱使灵魂走向纯净。意识“离身体愈远就愈完美,所以意识完全脱离身体时最理想”。在费西诺对忧郁神圣性的叙述里,承认这种状态很接近死亡。费西诺接着指出,艺术的创造力要依赖因为暂时疯狂而坠落的谬思:忧郁是产生灵感的必要条件。不过,费西诺也承认忧郁是可怕的病症,并提出治疗的方法,包括运动、改变饮食和听音乐。费西诺自己就有忧郁症,他陷入情绪低潮时,无法借着忧郁的帮助想起这些吸引人的主张,当他的朋友来探望他时,常要用他自己的论点来劝他。和其他后文艺复兴时代针对忧郁症的思想一样,费西诺的哲学是一种自身经验——他谈论到的疏通非忧郁的黏液与绝望的黑胆汁病症,成了他第一本书第六章的标题:“黑胆汁如何让人有智慧”。

  文艺复兴试图将其对古典哲学的理解,与某些已被接受的中世纪的“知识”融合在一起。费西诺把古典哲学里对敏感的看法和中世纪迷恋的星象学连在一块,把土星看成具有影响力、孤高、矛盾的星球,主掌忧郁。土星“本身就是神秘默想的创造者”。根据炼金术士兼神秘主义者阿古利巴的话:“他孤傲,是最高贵的星球,他先把灵魂从外部召唤回中心,然后提升至高的层次,领其走向最崇高的位置,再授予灵魂知识。”瓦撒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收藏家,著有许多著名艺术家的传记——译者注)在他谈论当时杰出艺术家的著作中,支持这样的观点。

  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比意大利更坚持中世纪的忧郁症观点,但意大利人有关忧郁的看法对英国人产生的影响在十七世纪开始发酵。所以不妨说,英国人依然相信忧郁症是来自于“邪恶天使作怪”,但也认为受其所苦的人,不必为这种病负责。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思想家来说,忧郁症患者经历的罪恶知觉,是种危险的灾祸,而非遭上帝遗弃的表征,不可和真正犯罪者的真正罪恶知觉混为一谈。当然,区分妄想和真实,有时候并不那么容易。一个“天生忧郁,被苦恼搞得心烦意乱”的学生声称,他其实是感觉到有“邪灵随风自肛门潜入,钻进体内,窜至脑部”。虽然最后他的邪魔入侵的毛病医好了,但别人可没这么幸运。乔治·吉福特想知道:“什么样的人最容易被魔鬼施以巫术和魔法,成为傀儡。”后来他找到了答案,邪魔寻找的是“不敬神的人,他们盲目,完全无信仰,沉溺、陷落于无知的世界。易患忧郁者的体质中,如果还有更崇高的东西,那他的心中就会有较深刻的信仰。”

  当时的欧洲,北方把巫术与忧郁症连在一起,而南方则把天才与忧郁症连在一起,两种观点竞争激烈。荷兰宫廷医生魏阿(他所写的《魔鬼威灵记》曾被弗洛伊德列为史上最伟大的十本书之一)全力帮被指控为女巫的妇女辩护,说她们是忧郁症患者,由于他坚持那些不幸的妇女是患了脑疾病,才让她们保住性命。他举证说,所谓女巫的受害者通常有妄想,主要是那一大群声称女巫偷了他们阳具的欧洲北部男子。魏阿强调,通常来说,自称器官被偷走的人,其实他们的器官都好端端地挂在原位,“那话儿”很少弃主人而去。如果女巫的“受害者”是妄想,那么被指控为女巫的人,必然有更严重的妄想。英国人史高采用了这种观点,在他1584年的一本关于巫术的书中指出,女巫都不过是忧郁又愚昧的老妇,邪恶像蚊子般叮咬着她们,她们把身边的问题都归咎于自己。她们“驽钝的心,是魔鬼最喜盘踞之处,因此,她们很容易就相信,坏事、不幸、灾难和惨祸,全是自己所为”。曾被认为是宗教真理的事,不过只是妄想和忧郁症之类的病症,这样的看法大大挑战了当时占多数的持中世纪观念的人,虽然史高的书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被广为阅读,但詹姆斯王(以钦定英文版《圣经》而著名的英国国王)仍下令烧掉这本书——好像它本身就是邪术一样。

浪漫的文艺复兴时代(2)

  疾病的看法渐渐取代附身之说。当时一个法国案例,医生发现一位女巫“左侧腹肋部有隆隆声,大约在脾脏附近”。这使得教会在1583年下令,僧侣在进行驱魔仪式前,先“用心调查着魔者的生活”,“因为这通常是忧郁症、失心疯和邪术的蛊惑……找医生治疗比进行驱魔仪式有效”。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主义战胜了中世纪的迷信。

  法国是第一个明辨原发性疾病与想象型病痛的国家。蒙田自己也是患有忧郁症的名人,


  他坚信哲学可作为医疗手段,并且创造出一套抗拒忧郁的幻觉魔术。例如,他说有一位女士自以为吞了一根针而受到惊吓,他为她催吐,然后把一根针放在她的呕吐物中,于是她就痊愈了。

  杜劳伦斯写的《谈忧郁症》于1599年以英文出版。他说忧郁症是“大脑受寒失调,不会影响身体状况,但会影响生活态度,研究发现,他们好像是着迷于此”。杜劳伦斯把精神分为三部分:理智、想象和记忆。他的结论是,忧郁症乃是想象的疾病,认为忧郁症患者的神智仍属完整,在教会的眼里,忧郁症者并未失去人性——不朽的理性灵魂,因此也不会遭天谴。他认为忧郁症有程度之分,区分了“尚属健康范围之内的忧郁”与超出健康范围的忧郁。就像其他讨论这类题目的作家一样,他的书中有许多趣闻轶事,包括“有位男士决定不再小便,准备等死,因为他认为只要一小便,全城的人都会溺死”。这位男子似乎是因焦虑自己的毁灭能力而无法行动,也造成他对膀胱的精神恐惧。医生只好在他隔壁放火,告诉他全城都快被烧毁了,只有他放松一下才能拯救全城人,这才让他克服了奇特的焦虑。

  杜劳伦斯最出名的大概是他“向内看”的复杂观念:也就是眼睛向内,看到大脑里面。他无法讲清快乐的人向内看,会看到脑中有什么五彩缤纷的景象,但他确信,由于忧郁症患者的胆中充满黑胆汁,所以当他们向内看时,会看到黑暗之物。“原动力和血脉不停地传输着精气和黑气,从脑送向眼睛,使人看到黑影和空中虚幻的幽灵,因此,眼睛看到的全是想象之物。于是不愉快的事就发生了,即使眼睛是朝外的,仍会看到黑色幻影不断闪现,忧郁症患者会看到许多尸体在飞翔,就像蚂蚁、苍蝇和长的毛发一样,想要呕吐的人也会看到相同的景象。”

  忧郁开始变成寻常的东西,从此以后,人们就懂得根据损失与悲伤的相对程度,来区分正常的烦恼和忧郁症,也能判断为什么有些人的悲伤程度过了头——三个世纪之后弗洛伊德订下了准则,至今仍用于忧郁症的诊疗。十七世纪初的一位医生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一位病人悲伤过度,到了“什么事都乐不起来”的程度,直到过世;另一位病人是“苦于忧郁,在母亲过世三个月后,她不知要怎么生活下去。伤心、流泪、漫无目的地晃荡、无所事事”。另一位医生提到,一般的不快乐或悲伤“会招来人性的最大敌人,也就是忧郁”。忧郁从此就成了寻常的东西,若太严重了,就是不正常的东西,这种双重定义很快就成为标准定义。

  从十六世纪末到整个十七世纪,“正常”的忧郁成了普通的痛苦,这种不悦同时也带来了另一种愉悦。英国的费西诺主张反对弗洛伊德的准则,在欧洲大陆各地都得到愈来愈多的回应。荷兰的列尼奥斯、西班牙的胡奥特与摩卡多、米兰的席威提可斯和法国的杜劳伦斯都提到,一个人忧郁时会比不忧郁时有更多的灵感。亚里士多德学派对忧郁的浪漫想法似乎横扫了欧洲,忧郁变成一种时尚。费西诺确信忧郁是天才的表现,他所在的意大利,所有自认是天才的人,都自认患有忧郁症。由于才华洋溢的人会感到痛苦,所以希望被认为有才华的人也假装很痛苦。费西诺的身边,有一群国际“土星”知识分子聚集在佛罗伦斯,并组成团体。到意大利旅行的英国人看到这种情形,回到家乡后假装世故成熟,表现出忧郁的模样,而且将之当成一种收获,因为只有富人才有能力旅行,忧郁很快变成英国人眼中的贵族病。上流阶层的叛逆者——满脸愁容、沉默寡言、一头乱发、暴躁、倨傲、严肃——成了十六世纪末英国社会的典型形象,当时的文章常提到并嘲讽这种典型,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莎翁名剧《皆大欢喜》中“忧郁的杰奎斯”。

  莎士比亚具有描写忧郁症的高超能力:哈姆雷特这个人物表现得最彻底,大大改变了人们对忧郁的看法。从来没有一个作者像莎士比亚那样,满怀同情心,又如此细致地叙述忧郁,深刻地表现了欢乐与悲伤,呈现出智慧和愚蠢的本质,描绘了狡诈与自毁的特性。在莎士比亚之前,一个人的忧郁只是个别现象,在他之后,忧郁之于存在,不再像是把靛色光线从白光中分离出来那么简单。三棱镜在一瞬间揭露的事,无法改变每天太阳底下的现实。

  在《哈姆雷特》上演的当时,忧郁症不但是疾病,也是一种特权。十六世纪时,有位理发师在看戏时抱怨他感受到忧郁,结果遭到了严厉的谴责。“忧郁?老天,说什么傻话,你这个剃头的哪有资格讲‘忧郁’这个词?你应该说消沉、无聊和发呆,忧郁是朝臣手臂上的徽章啊!”根据当时一位医师的记载,他的忧郁症病人中,四成是有头衔的人物——但其他的病人大部分是农夫和农妇。上门求诊的贵族中,有三分之二自称有忧郁情绪,而且这些男女都博学多闻,谈的不单是阵阵愁绪,从他们的抱怨之词来看,显然对当时的科学知识和时尚有相当的了解。有位这类的病人“渴望有什么东西能阻止从脾脏涌出的怨气”。以菟葵为主的药方依然最常使用,治疗这位男子的医生开出希拉萝加弟、青金岩、菟葵、丁香、甘草粉、帝阿姆巴和波维斯山可提,把这些东西调进白酒中,再加入琉璃苣。有人求助于星相图,作为个别参考或用来决定治疗的时辰,还有人尝试放血。当然,宗教咨询也常是好主意。


浪漫的文艺复兴时代(3)

  就像百忧解时代初期,即使是健康的人也可能会罹患忧郁、抗拒忧郁和谈论忧郁,十七世纪初也一样,没有忧郁症的人也开始注意忧郁这回事。1630年和1990年一样,与这种病症有关的字眼——“抑郁”或“忧郁”——意义愈来愈混乱。在“麻木”还是罪恶的时代,只有病到动弹不得,或有妄想型焦虑的人,才敢承认自己有这种症状。而文艺复兴时代,“忧郁”这个词也意指深刻、感伤、复杂,甚至包括天赋。没有医学疾病的人,也会有忧郁的行为,人们很快就发现,虽然真正的忧郁症很痛苦,但忧郁的行为却很好玩。他们瘫在沙发上


  几个小时一动不动、盯着月亮、思索存在的问题、佯称害怕所有困难的事、对别人的询问默不作答,总之,所有曾经属于“麻木”而要避免的禁忌与举止,都出现在他们身上。这种忧郁症是受人钦佩、不断被人分析研究的小病痛。真正患有严重忧郁症的人,会得到众人的同情与尊敬,再加上许多医疗方法的进展,自盖伦的罗马时代以来,这是忧郁症患者待遇较好的时光。这种状态被人同情,有时又令人有点羡慕,曾称之为白色忧郁,它光芒四射而非黑暗阴沉。

  弥尔顿(十七世纪的英国诗人)写的《幽思之人》,用高雅的诗句子叙述了十七世纪的流行观念:

  ……向你致敬,神圣又睿智的女神,

  向你致敬,最庄严的忧郁,

  你那玉洁冰清的容貌如此耀目

  凡人无法直视

  弥尔顿甚至高声赞颂修道院的孤绝和消沉,以及年华老去:

  寻觅静谧隐士居,

  破旧长袍与陋室,

  ……

  老成练达使修得

  先知圣者之音容

  此福乃为忧郁赐

  吾心向汝至耆年


科学时代的来临(1)

  十七世纪出现了一位史上最伟大的为忧郁症辩护的人士。伯顿结合了一千年来的思想与持续涌现的零散个人观点,写成《忧郁的剖析》,他将一生都倾注在这本书中。这是在忧郁症的领域里,弗洛伊德的《哀悼与忧郁》之前最常被引用的书,晦涩、自相矛盾、结构松散、博大精深,试图综合亚里士多德和费西诺的哲学、莎翁笔下人物的意志、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见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基督教会的宗教冲动、个人的疾病经验与自省。伯顿的成就,跨越了哲学与医学,介于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开创出一条将精神与物质统一的道路。


  但我们不能完全赞同伯顿这种因尊重各家不同观点,而把自相矛盾的观点融为一体的作法。他时常对同一个现象提出六种相冲突的解释,而不说明这些都太过武断。现在的读者看这本书,有时候会觉得古怪,但如果来检阅最近由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发表的文章,会发现忧郁症之所以复杂,实在是因为人们对它太过武断——忧郁症是殊途同归的疾病,不管发生在谁身上,发生什么特定的症状,可能都是多种不同途径造成的同一结果。

  伯顿一开始以生理的观点来看忧郁:“我们的身体和时钟一样,如果一个齿轮出了故障,其他部分也会出问题,整个人都会感到痛苦。”他认为“哲学家为冷与热订出八个等级,我们也可以订出八十八种忧郁,因为有此病症的人有多种病因,或者陷入这恐怖深渊的程度有所不同。” 后来他又说:“普罗秋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具变形的能力)本身并没有那么多面貌,你也可以像忧郁症患者一样,把月亮当成新外套或者观看扇子在空中的动作。”伯顿作了大致的分类,区分出脑为主的“脑性忧郁”、“全身性忧郁”,以及因“肠、肝、脾或薄膜”而导致的忧郁,他称之为“肠气忧郁”。他依此分类和再细分,建立了愁苦的地图。

  伯顿把忧郁与单一的“沮丧、伤心、烦闷、愚钝、坏脾气、孤僻、敏感和不高兴”区别开。他说,这些特质人人都有,不能依此就推断为病症。“男人是由女人所生,”他引用《公祷书》的话说:“缺乏毅力,时时遭受烦恼所苦。”这不代表我们所有人都有忧郁症。实际上,伯顿说:“我们的人生中充满苦难。平凡人要追求一辈子的永恒欢乐,是十分荒谬可笑的事。这十分愚蠢,不明了这点、不学习忍受的人,无法存活在世间。因此,如果不容忍这个现实,就不可能避开这些事情,但是,要培养宽宏的气量,别让自己陷落进去,接受痛苦,持久忍耐。”

  除非你能承受不幸,否则无法活在人间,每个人都会遭受苦难,但苦难常会愈滚愈大。“虽然小小的咳嗽是可以忍受的,持续不断却可能是肺结核,忧郁症的发作也是一样。”伯顿也确立了新的理论,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忍受创伤的能力,创伤的程度和忍受力的程度二者的较量决定了病症的程度。“有些人只觉得是跳蚤咬一口的小问题,对其他人却是无法忍受的事;一个人可以自行调适,冷静面对,轻松度过难关,短暂的痛苦一下就过去了,但若不断受到欺凌、伤害、烦恼、侮辱、失败、背叛、中伤等等,到了令人爆发的程度,他的脸色就变了、理智就消失了、不能入睡、精神萎靡、心情沉重……忧郁把他压垮了。就像因欠债而进监牢的人,一旦他被关起来,所有的债主都会找他麻烦,这可能会使他关得更久;如果一个受苦的人遭到不幸,一时之间,所有烦恼都会找上他,然后他就像只跛脚的狗或断翅的天鹅般垂头丧气,最后他就得了忧郁症。” 伯顿也简单说明了焦虑的经验,精准地将其放在他忧郁的叙述中:“在白天,他们依然会被某些可怖的东西所惊吓,为猜疑、恐惧、悲伤、不满、担忧、羞愧、悲痛等等这么多管不住的野马所苦恼,他一分一秒都静不下来。”

  伯顿用多种词句叙述忧郁:“猜疑”、“嫉妒”、“怨恨”、“贪婪”、“满怀怨言”、“欲望无法满足”和“想要复仇”。这同样也是他写的:“其实忧郁的人大多很机灵,而且‘他们的忧郁倾向’使他们得到多次神圣的狂喜,那是一种宗教狂热……使他们成为卓越的哲学家、诗人、先知等。”他以谨慎的手法处理忧郁症中与宗教有关的部分,以回避当时的言论管制——但他仍然主张过度的宗教狂热可能是忧郁症的表现,或形成心神错乱的绝望,他断言,那些因担心自己不能胜任上帝的要求而感到难过的人,可能是陷入了忧郁症的妄想。他还说——终于有人这么说了——忧郁其实不仅属于灵魂,也是身体的病症,不过当时如杜劳伦斯等人,会避免提及失去理智(这会使他的病人变成非人,也就是动物),称这种病症是“失去想像力”,而不说是失去理智。

  伯顿接着开始为忧郁症疗法归类。有些是邪道的疗法“来自于魔鬼、法师、女巫,施以符咒、迷惑、魔法、幻象等”,而正统的疗法“直接来自于天上的木星准则,属于大自然,这些疗法是医生、病人、药师们所关心和愿意采用的”。虽然伯顿在书中零零散散地提到数十种疗法,他最后说“最重要的”疗法在于努力去找到“心中的欲望和迷乱”。他还提议要对朋友“开诚布公”,追求“喜悦、音乐和快乐的伙伴”。他提出自己的独门药方:金盏花、蒲公英、白杨木、柳木、樫柳、玫瑰、紫罗兰、甜苹果、葡萄酒、烟草、罂粟浆、甘菊、“在星期五木星的时辰采的”贯叶连翘,并戴上用驴子右蹄制成的指环。
科学时代的来临(2)

  伯顿也处理了自杀这道难题。虽然忧郁在十六世纪末成为时尚风潮,但自杀仍被教会法律禁止,经济制裁更使其成为禁忌。在当时的英国若有人自杀,家人得缴出自杀者所有的财产,包括犁、耙子、货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一位磨坊主给了自己致命的一刀,临死前懊悔地说:“国王会没收我的财产,我的妻儿将一贫如洗。”面对当时的言论禁忌,伯顿也十分谨慎地讨论自杀的宗教意义,但也承认极度的焦虑是如何难以忍受,他发出疑问:“就忧郁来看,一个人对自己施暴是否合法?”他后来写道:“他们过着肮脏、丑恶又愁苦的日子,


  悲惨的人生里,他们找不到一点喘息的空间和解脱之道,于是想用死来了结一切……当自己的刽子手,为自己行刑。”这种言论十分惊人,因为在伯顿之前,忧郁和“自戕”这种忤逆上帝的重罪是完全分开的。事实上,“自杀”这个字似乎是在伯顿的历史巨著出版后不久才开始出现的。书中提及几个因为政治或道德的理由而自杀的故事,都是因令人烦恼的问题而作此抉择,并不是因为病痛。接下来谈到非理性的自杀者,把两件事合并在一起,以往受人厌恶的自杀行为,从此就成了独立的讨论主题。

  伯顿谈到一连串有趣的忧郁症妄想——有位男子认为自己是贝壳,还有人认为“他们是玻璃,所以没人理会;有人自认是软木塞、轻如羽毛或重如铅锤;有人担心自己的头会掉下来,肚子里有青蛙等;有人不敢过桥,不敢接近池塘、石头、陡峭的山峰,不敢躺在有横梁的卧室,因为怕自己会想上吊、溺死或跳下去”。这些妄想都是当时忧郁症的特征,这类记录充斥在医学或一般文学作品中。荷兰作家巴流斯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里,认为自己是玻璃,是用稻草扎的,随时会着火。塞万提斯写过一本小说,叫《玻璃硕士》,谈到一个自认是玻璃做的人。由于这类错觉实在太多,当时有些医生干脆称其为“玻璃妄想症”。那个时代前后,在所有西方国家中都可看到此种现象。那时有许多荷兰人认为自己的臀部是玻璃做的,担心坐下会破掉而苦恼万分:有人坚持要用稻草把自己包起来放进箱子里才可以出门旅行。卡萨诺瓦写了篇关于一位面包师的长篇传记,面包师认为自己是奶油做的,害怕自己会溶化掉,坚持不穿衣服,只用树叶包着,以保持低温。

  这些妄想造成了的一整套忧郁行为——使人们畏惧正常的生活,活在持续不断的恐惧之中,抗拒人群。受此苦的人常有一致的症状——莫名的悲伤、总是感到疲累、没胃口等等——与现代的忧郁症相同。这些存在于早期的妄想倾向(教宗比约二世称法王查理斯六世为“愚人”,他早在十四世纪时就自认是玻璃做的,并在衣服中缝进铁骨,好保护自己跌倒时不会摔破。追溯到更早,古代的鲁福斯就记录了这类妄想——译者注),于十七世纪达到高峰,现在已很少听闻。最近有报道提到,一个荷兰妇女认为自己的手是玻璃做的,她唯恐手臂破裂而不愿穿衣。情感性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常有幻听或幻视;强迫症的人会过度恐惧,如害怕不干净的东西。不过,随着时代的进步,现在忧郁症愈来愈不会造成这种妄想。十七世纪的妄想者,都是在表现他们的偏执和被害妄想,以及一般生活会带给他们已超出能力控制范围的恐惧感,而这种情绪也正是现代忧郁症的特性。

  我记得我自己在忧郁时无法处理平常的事务。“我没办法坐下来看电影,”有一次朋友邀我去看电影时,我这么回答:“我没法出门。”我说改天再去。我没办法解释这种感觉,并不是害怕自己在电影院里溶化掉,或是在寒冷的户外冻成石头,基本上,我知道自己害怕出门很没道理,但我确定,我没法出门就像我没法一跃跳上高楼一样。或许我该(也真的这么想)归咎于血清素。对于十七世纪的忧郁妄想为何会有如此具体的形式,我认为没有可信的解释,不过,可能是因为忧郁的科学说法和疗法开始出现,人们就创造出解释的武器来对抗恐惧。只有在进步的社会里,才不会有人因为自认为有玻璃骨骼而害怕被人触摸,害怕站或坐;只有在错综复杂的环境里,人们即使会无由地害怕热气,但不至于害怕自己会融化掉。这些令现代医师感到难以理解的妄想,只要找到它们的前后脉络,就比较容易掌握了。

  笛卡尔是十七世纪医学的伟大改革者,至少从哲学观点来看是如此。虽然他提出的意识的忧郁模型仍依附于基督教传统教义的身心分离论,但还是一脉独特的医学分支,尤其是心理疾病的疗法。笛卡尔十分强调精神对身体的影响,反之亦然,他在《灵魂的热情》谈到精神状态会立即影响身体,但他的后继者的研究倾向于身心完全分离的假设。事实上,笛卡尔主义生物学开始主导人们思想,而这种生物学大部分是不正确的。笛卡尔的理论导致忧郁症患者命运的大倒退。无止境地在什么是身体和什么是精神上钻牛角尖——忧郁症是“化学失衡”抑或是“人性的弱点”——是笛卡尔留给我们的遗产。直到最近,我们才解开这个困惑。不过,为什么笛卡尔的生物学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就如一位伦敦大学的心理学家所说:“就我的经验来看,没有身体,没有精神,就没有问题。”

  威利斯的研究专注于证明精神易受身体影响,他于十七世纪中发表了《关于野兽灵魂的两篇论述》,这是第一份条理分明的忧郁化学理论,并不承衍古老的黑胆汁、脾或肝的体液论。威利斯相信血液中有“不燃之火”,由“含硫磺的食物”和“含硝酸的空气”滋长,大脑和精神汇聚了“不燃之火”,形成精气来引导感官和行动。对威利斯来说,灵魂是生理现象,是视觉可见的身体里的“阴暗沼泽”,依赖血气而生。威利斯认为在不同环境下,血会变得较咸,抑制了体内之火,使大脑变得晦暗不明,使忧郁的黑暗升起。威利斯相信,血的盐度受种种外在环境影响,包括天气、用脑过度和缺乏运动。受忧郁缠绕的大脑看到了黑暗,二者结合成为人的个性。“因此,当生命之火变得微弱时,任何一个小小的动作都会使它摇晃、颤抖,无怪乎,忧郁的人就像有颗陷落而荒废的心,总是感到悲伤和恐惧。”这样的问题若持续下去,会造成大脑结构的变化。忧郁的血会“在附近的组织挖出多孔组织”,“变酸的精气”和“忧郁的秽物”改变了“大脑本身的构造”。于是精气“不再依原来管道流动,而是异常地占据大片大片的新空间”。虽然这种理论的来源不明,但是已得到现代科学的证实。持续的忧郁的确会改变大脑构造,挖出“不寻常的空间”。

科学时代的来临(3)

  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科学向前跨了一大步。随着新人体理论的建立,忧郁症的地位也有显著改变,出现一连串有关精神生物学及机能障碍的理论。罗宾森于1729年提出一套身体的纤维模型,指出忧郁症是纤维失去弹性所引起。罗宾森并不太信任我们现在所说的谈话治疗,“若你想劝一个人走出极度强烈的狂热,”他写道:“就等于是试图利用声音的意象来改变他的行动能力,没人有这么好的口才。”从此医学界倾向于认定忧郁症患者没有能力控制自己,并以此作为医治的根据。




  1742年,波尔哈夫延续这种想法,提出所谓的医学机器模型,以水力学的理论来解释所有身体的功能,他把身体看成“活的、有生命的机器”。波尔哈夫认为大脑是一种腺体,神经液从这个腺体出发,借血液流遍全身。血液是多种物质的混合体,若是失衡,他认为就会发生问题。忧郁症是因为血液中的浓稠油性物质堆积,神经液供应不足而引起。在此情形下,血液会流不到该流通的地方。波尔哈夫说,这通常是因为人在繁重思考时耗掉过多神经液;解决之道是少思考、多运动,让血液成分平衡一点。波尔哈夫和威利斯一样,洞悉某种道理:大脑特定部位的血液供应量减少,可能会造成忧郁或妄想;而老人忧郁症的发作,通常是血液无法正常流到大脑,特定部分变厚(好像凝结一样),无法吸收血液的养分。

  这种理论完全摒除了人类的人性。波尔哈夫的大力拥护者之一,拉·梅特里于1747年发表的《人是机器》震惊了虔诚的基督教徒,他被法国宗教法庭驱逐至来登(后又被赶出来登,四十二岁时死于偏远的柏林)。他认为人不过就是会产生机械动作的化学物质体——我们承袭了这样纯粹的科学理论。拉·梅特里坚称活的物体天生就是烦躁的,所有的活动都是来自于烦躁。“烦躁是我们所有感觉、所有愉悦、所有激情和所有思考的来源。”这种看法源于一个人类天性的概念,这所有一切,都是有秩序的;忧郁症这样的失常,就如同这部精致的机器出了故障,无法正常运作,而不是它原本功能之一。人类到这里只差一小步就可以把忧郁症理解为一般精神障碍的一个侧面,霍夫曼是第一个清楚且有力地提出遗传理论的人。“疯狂是会遗传的疾病,”他写道:“而且会持续一生;它有时候停下来,这时候,病人各方面看来都没问题;每隔一阵子就会复发。”霍夫曼提出十分传统的忧郁症疗法,并以充满怜爱的口吻说:“对于少女因爱而产生的疯狂,最有效的药是结婚。”

  科学对身体和精神的解释在十八世纪快速发展。但在理性的时代,失去理性的人在社会上处于不利的状况,虽然科学前进了一大步,但忧郁症患者的地位却倒退了一大步。斯宾诺沙在十七世纪末时说的一段话,可视为理性大获全胜的预兆:“我们愈能掌控情绪,理智就相对愈活跃,我们也就更能了解情绪,”而且“每个人都有能力清楚、明确地了解自己和自己的情绪,也有能力更客观地看待它们。” 所以有关忧郁症患者的印象不再是恶魔,而是放纵,是拒绝养成健康的自律。除了宗教法庭治理时期,十八世纪是历史上精神障碍最肆虐的年代。虽然波尔哈夫和拉·梅特里已将其理论化,严重的精神障碍者一旦被清楚归类,他们一半被视为实验品,一半是像丛林外的野兽,需要接受驯服。着迷于礼仪和习俗,敌视不遵从的人,看到从殖民地带回来的异族人就感到兴奋,十八世纪对违抗习俗的古怪失常者强施以酷刑,不管他们是什么阶级,什么种族。这些人与社会隔绝,集中于光怪陆离的英国贝德兰疯人院,或是恐怖的法国比塞特医院,最沉着理智的人到了这种地方都会发疯。虽然这类机构存在已久——贝德兰成立于1247年,从1547年开始收容贫穷的精神障碍者——但到了十八世纪才独立出来。“理智”的概念里包含有人类和谐共存的涵义,基本上,也是英国国教的观念;“理智”由绝大多数人来定义。把极端者吸纳进社会秩序的想法有违理智。就理性时代的标准来说,精神的极端状态不算正常逻辑的边缘,他们根本就是完全在整体之外。在十八世纪,精神障碍者全无权力和地位。妄想症者和忧郁症患者受到社会极大的压抑,连布莱克(英国诗人)都要叹道:“鬼魂属于非法。”

  在各种精神障碍中,忧郁症患者的好处是相对较温顺,所以不像发疯或精神分裂那样受到较残忍的对待。肮脏、卑下、折磨和悲惨,是忧郁症在整个理性时代与摄政时代的命运。严重的精神障碍者也有可能会恢复正常,这种看法在社会上是受到压制的,一旦被人发现有精神病,就得在精神病院度过余生,因为精神障碍者和一头被捕的犀牛一样,不可能再有人类的理性。贝德兰的主治医师蒙洛说忧郁症难以治愈,而且“要治疗失常者,‘手法’和医术一样重要。”患了极度严重的忧郁症的人,通常是残忍疗法的施行对象。波尔哈夫自己就曾提议以更大的身体痛苦,来分散病人对内心痛苦的注意。让忧郁症患者溺水是常见的手法,还用到像怪诞画作里的怪异机器,来让患者旋转至昏厥或呕吐。

  较轻微的忧郁症者,因他们的症状而活在近乎黑暗的生活中。鲍斯韦尔(十八世纪的英国传记作家)写了一封长信给他的朋友,内容是关于他的忧郁症经验。在他之后,诗人科伯也做过同样的事。他们的文字流露出那个时代忧郁症患者极端痛苦的感受。鲍斯韦尔在1763年写道:“在这封信里,满纸都是你可怜的朋友的悲惨命运。我的忧郁症已到了最骇人、最苦恼的地步。我沮丧透了。我的心中塞满了最黑暗的想法,我的理智已弃我而去。你相信吗?我疯狂地满街走,号啕大哭,泪流满面,从我内心发出呻吟。哦!老天爷!我怎么受得了!哦!我的朋友,为什么我会这么悲惨。我该怎么办?我对任何事都没兴趣。所有事情都毫无意义,都那么枯燥乏味。” 当年的不久,他在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补充说:“深深的忧郁笼罩着我。我觉得自己老了,悲惨又凄凉。所有你能想象的恐怖念头,都涌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以完全不确定的眼光看事情:所有事物都是那么暗淡、愁苦。”鲍斯韦尔开始每天写十行字对自己说话,虽然写得很简略,但他发现在经历忧郁时写下自己的感受,竟可以保持某种程度的清醒。所以我们可看到这样的字句:“你陷入恐怖的忧郁中,满脑子都是不该有的吓人念头。你回到家祈祷……”几天后:“昨天你在晚餐后心情很差,被自己糟糕的想法吓坏。你感到疑惑、不确定,瘫软下来,说想要上床,勉强读着希腊文学……”


科学时代的来临(4)

  鲍斯韦尔曾记录约翰逊(十八世纪的英国文豪)的生活,他也得过严重的忧郁症,事实上,是他们共同的忧郁经验使他们结为好友。约翰逊说伯顿写的《忧郁的剖析》是唯一能让他起床的书——“比他预期的时间早起两小时。”约翰逊总是很注意道德,害怕浪费时间,但在他忧郁最严重的时候,他会无所事事地躺上好久,“我总是希望能抗拒‘黑狗’,”约翰逊写道:“在驱赶它的时候,我几乎失去了所有可助我一臂之力的东西。当我孤独地用早餐时,那黑狗就在那等着要分食,从早到晚,它都在吠叫着。”就如同鲍斯韦尔借用德来敦(


  十七世纪英国诗人)的诗句对约翰逊说:“忧郁,和‘大智慧’一样,与疯狂只有一线之隔。但依我来看,二者大大不同。”

  柯珀诗化了他的悲怆,但却比鲍斯韦尔还凄绝。柯珀于1772年写了封信给他的堂兄:“我努力不在信中谈悲伤与愁苦,但是我活跃的和弦都走了调。”接下来的一年,他发生严重的崩溃,有时候完全动弹不得。这段时间他写了一连串令人惊骇的诗给朋友,其中一篇的结尾是这样的:“我,遭天谴,封于血肉之坟/葬于土地之上。”柯珀无法从写作中得到解脱,一天十行字也不能舒缓他的愁苦。事实上,虽然他明白自己是伟大的诗人,但他觉得他的写作能力与忧郁体验没什么关系。1780年,他在写给约翰·纽曼的信上说:“别人期待的是我那可怖的内在自我,而非我为任何目的将其表达出来的力量。我背着无人接下的重担,怀着一颗坚毅得不可思议的心。”杨格(十八世纪英国诗人),大约在同时期的写作中提到“藏于内心的陌生人”,并描述了这世界的郁郁无情:“世界是如此忧郁的容颜!不过/更为悲惨的是,世界是人们真正的容颜!”斯摩莱特(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写道:“过去十四年来,我内心中有座医院,以最痛苦的方式照顾自己。” 女人的命运更加悲惨。德凡侯爵夫人用英文写信给友人:“你不可能想象能理解它,更别说是被它吞噬了。我真希望我从没活过。”她在另一封信中以厌弃自己的口吻说:“告诉我,烦人的生活,为什么我依然怕死。”

  十八世纪末的英国新教苦修者把忧郁症归咎于社会沉沦,并指出怀旧的贵族阶级患病率特别高。曾是贵族优雅的标记,如今成为道德沦丧和脆弱的标记,解决之道是除去傲气。约翰逊说这种痛苦可防止怨气,并发现“苏格兰的人民既不富有也不奢华,就我所知,当地的精神障碍者非常少见。”布朗(十八世纪的苏格兰医生兼作家)也说:“我们颓废、胆怯的生活,加上我们的岛屿型气候,使我们的意志越来越消沉,精神障碍者也愈来愈多,令人难堪。” 柏克(十八世纪的英国政治家及哲学家)说:“忧郁、丧志、绝望和常发生的自戕,是因为我们以消沉的眼光、疲弱的身体看待事物的结果。这些罪恶的解药是运动或劳动。”伏尔泰小说中的人物康第德即使是在他的烦恼已近尾声之时,依然持续奋斗,最后他沮丧地对女主人公说:“我想知道哪件事是最惨的,被黑人海盗抢了一百次、屁股肉被削下来、挑战保加利亚军队、在宗教的火刑仪式上遭鞭打和吊起、被刀砍、在大船中当划桨工——就我们的经验来说,每件事都很痛苦——还是坐在这边无事可做最惨?”问题直到康第德和她亲自整理自家菜园才解决,泥土的味道使他的心情变好了很多。不过相反的看法(上流的生活可提升精神层次,工作会使其降低)依然很流行。华尔波尔(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家)开给朋友一个药方:“处方——在伦敦待三百六十五天。”以除去他心中的重担,这种病是乡下的甜酒治不好的。

  到了十八世纪末,浪漫主义的精神开始抬头,纯粹理性太过乏味而逐渐破灭。精神开始变成高贵的东西,崇高而又令人悲痛。忧郁又一次被放纵,比费西诺的时代更受人景仰。格雷(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家)捕捉到时代的气氛,这个时代再度将忧郁视为知识的来源,而非排拒知识的愚行。他的“乡村墓地挽歌”成为经由悲伤而得到真理智慧的标准文体,人们可借此学到“光明的道路不过就是朝坟墓而去”。在伊顿学校(历史悠久的英国贵族学校——译者注)的操场上,他看到:

  悲愁降临在每个人身上,

  苦难不同但一样地哀痛。

  慰藉他人之苦,

  以忘却自身之苦。

  不要再有愁苦了;

  无知才是真幸福,

  聪明人其实愚蠢。

  柯勒律治(十八世纪的英国诗人)于1794年在文中说他渴望被“苦闷的喜悦”麻痹,“暗色的翅膀把骚动的心孵成神秘的喜悦。”康德认为“忧郁可远离俗世尘嚣,因为合理的倦怠是一种崇高”。而“以规范为准的美德有个特点,它似乎是要与心灵的忧郁结合才能达到最高和谐。”在此气氛之下,十九世纪接受了忧郁症。

  在告别十八世纪之前,我们也该来看看当时的美国殖民地发生了什么事,当时基督教的力量比欧洲还强大。忧郁症的问题更让移民感到苦恼和困扰,于是有一个关注此问题的美国学派很快就在麻省形成。美国移民比起欧洲人更加保守,他们常表现出非黑即白的宗教式观点,他们喜欢用宗教来解释忧郁症。与此同时,他们还要应付接踵而来的忧郁。他们讨生活非常困难,社会制度依然僵硬,道德标准很高,孤立感尤其强烈。他们无法服用华尔波尔的“处方”,没有多少炫丽或有趣的方法可以甩开忧郁。把生活重心放在宗教救赎和真理中,也叫人发疯,因为这种唯一的生活重心是非常不确定的东西。

科学时代的来临(5)

  这种社会里的忧郁症患者,几乎都被视为恶魔附身,因他们本身的脆弱或不努力向上帝忏悔而被恶魔蹂躏。马瑟(当时的清教徒领袖)是第一个长篇论述探讨此问题的人。虽然他早期倾向于极端的道德评判思想,后来因他的妻子琳达得了“如同被撒旦附身”的忧郁而改变态度。接下来的几年,马瑟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研究忧郁症的问题,同时开始构思一种理论,将神圣、生物、自然和超自然的理论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马瑟在1724年出版了《贝西斯达的天使》,是美国第一本关于忧郁症的书。他在疗法上着墨较多,很少提到恐怖的病


  因。“作为可怜的忧郁症患者的朋友,你不能太快就对恼人的事感到厌烦,要耐心对待。对他们的烦恼和愚蠢一定要耐心忍受。我们是坚强的人,必须克服脆弱的缺点:以毅力、忍让、宽宏的心同情他们,像对小孩一样迁就他们,用和颜悦色,轻声细语对待他们。他们说的话令人生气,就像在刺痛你一样,我们不可以以牙还牙:这时候不是他们在说话,而是他们的病在说话!他们的个性还是和以前一样。” 马瑟提出的奇特疗法混合了驱魔和生物学的方法:以开紫花的紫蘩蒌熬成药汁,贯叶连翘的顶部,以及治疗疯狂的药物,和相当令人怀疑的方法——“使用活燕子,切成两段”;“剃光头发,用蒸汽薰”和“四盎司褐色的糖浆,混以合适的溶剂,一天分两次服一汤匙”。

  罗斯于1794年出版了一本书,将强烈的情绪视为一种“增强或削弱生命与自然作用”的能力。他断言,当“激烈情绪超出常态与限度时,就成了放纵,必须避免;不单是因为它会扰乱心灵的平静,还会伤害体质”。他以清教徒的传统,建议清心寡欲——减少强烈的情绪和性爱——是避免走极端的最佳良方。这种基督教的观念在别的地方都已渐渐消失,在美国却是十分普遍。即使到了十九世纪中,美国狂热的宗教复兴几乎造成人们的心理疾病。美国是发生“狂热厌食症”最多的地方,这些患者相信自己不配享用上帝赐予的粮食(通常还有睡眠)而绝食,把自己饿到生病甚至死亡:他们被当时的人称为“饥饿的完美主义者”。

  如果理性时代是对忧郁症特别恶劣的时代,那十八世纪末开始的浪漫时代到维多利亚思想全盛时期,则是对忧郁症格外优遇的时代。这时候,忧郁不但被视为具有洞察力的心理状态,而且本身就可以洞察世界。这是一个痛苦的世界,上帝的本质是明显的,但却无法显现具体精确的外貌;而工业的兴起也首次孵育出现代主义的异化,把人和人所生产的物区分开来。康德认为崇高总是“伴随着一点恐怖和忧郁”。在这个时代,绝对实证主义基本上被看得天真而非神圣。在过去,很久远的过去,人与大自然无疑曾经十分亲近,后来人类失去与土地的亲密关系,也就失去了无法挽回的喜悦。这个时代的人并不隐讳对过去时光的悼念——不只是年老,不只是力衰,还包括人无法使时光停止流逝。这是个歌德写出《浮士德》的时代,他曾说过对刹那的看法:“你真美好!停下来吧!”人类愿意为此出卖灵魂、万劫不复。童年重现了天真与欢乐,童年流逝后,便步入阴暗、痛苦、堕落的成人世界。就像华兹华斯(十九世纪的英国诗人)说的:“我们诗人以开朗的年轻时代为始/但以消沉和疯狂为终。”

  济慈写道:“我相当渴望安逸的死亡”。——因为生命的实践是极大的痛苦,令人无法忍受。他以不可承受生命无常的悲伤语气写了经典的《忧郁咏》和《希腊古瓮咏》,这样的悲伤使最值得珍视之物成为最令人哀伤的东西,所以欢乐与哀愁终究没有差别。关于忧郁本身,他说:

  她看重美貌——那必将逝去的美貌:

  还有欢乐,曾在他唇上找到的欢乐,

  尝试分离,快乐却又痛苦不安,

  投向那蜜蜂啜饮着的毒药:

  唉,在快乐的殿堂里,

  披上面纱的“愁”有她至尊的圣地。

  所以雪莱也描绘了人生的无常、光阴的流逝、悲伤结束之后是另一次更大的悲伤:

  今日绽放的花朵

  明天就谢了;

  我们不愿放过的东西,

  来了又走。

  ……

  当时光缓缓流过,

  你看到美好——在睡梦中

  醒来时只剩泪水。

  意大利的利奥帕底也有同样的情绪,他写道:“命运留给我们的/除了死亡外别无他物。”这与在乡间墓园思索着美丽沉郁的格雷所说的不同,而是最早的虚无主义,这种万物皆空的想法,比较像圣经中的《传道书》——“空的虚空;凡事皆虚空”,而不像《失乐园》。在德国,这种感觉有一个忧郁以外的名字:“悲观主义”或是厌世。于是这种感觉变成了一个透视镜,透过它看到其他感受。歌德,最伟大的悲观主义代表人物,比其他文学家更多地描绘了这种忧郁本身狂暴、悲剧的特质。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他叙述了永恒崇高的不可能性:“那段时间,我渴求快乐的无知,希望脱离这陌生的世界,我在这个世界,希望得到大量的精神食粮和喜悦,借此填饱和满足我的求知欲,渴望得到奥妙的知识。如今我回到那广大的世界——哦,我的朋友,我带着失望和破灭的理想而归……人都会在最需要力量的时候感到无力吗?当人喜悦地高高飞起,或痛苦地向下沉沦,他都会停下来吗?他都会再度回到枯燥、冰冷的清醒状态吗?或者,他会渴望迷失在无止境的充实里吗?”在这里,忧郁就是真理。波特莱尔提出了“怨念”的说法,这个词是随着法国浪漫主义而产生的情绪。他笔下悲伤不幸的惨淡世界,所企图达到超越忧郁的境界,不下于歌德所追求的崇高境界。
科学时代的来临(6)

  沉重的天空低垂如盖

  令人痛苦渴求光明

  辽阔的地平线隐而未现




  这暗沉的白天比黑夜还阴郁

  ……

  没有鼓和其他乐器的灵车

  列队缓缓走过我的灵魂:沉郁,悲伤,

  哀悼希望与惆怅,凶残、无所不能,

  把黑色的旗帜插在我低垂的头颅里。

  除了诗这条线之外,另一条线是哲学,回到了康德浪漫的理性主义、伏尔泰的乐观和笛卡尔思想中与忧郁有关的冷静,还有《哈姆雷特》剧中角色的无力与无助感,甚至回到了“冥想宇宙”。黑格尔在十九世纪初期时送给我们一句话:“历史不是滋养快乐的沃土,快乐在历史上是一片空白。历史上有几段满足的时期,但是满足并不等于快乐。”这种否认文明是朝着追求快乐的方向发展的看法,开启了现代犬儒主义的先河。我们现在看来平淡无奇,但在当时却是消极的异端邪说——真相是,我们生下来就是受苦,痛苦将一直持续下去,而能够了解苦难,在苦难之下好好过活的人,就是看透历史之过去与未来的人。但是,阴沉的黑格尔却又在其他著作中说,向苦难投降就是认输。

  在所有哲学家中,克尔凯郭尔是忧郁的模范生。他不受黑格尔致力于抗拒苦难的影响,克尔凯郭尔遵循所有的真理,最后得到不合逻辑的结论,但他绝不妥协。他在他的痛苦中找到奇特的慰藉,因为他相信痛苦是诚实且客观的东西。“我的悲伤是我的城堡,”他写道:“在我最忧郁的时候,我爱生命,因为我爱忧郁。”看起来,克尔凯郭尔似乎认为快乐会令他衰弱。由于他无法爱身边的人,所以转而投向信仰,把信仰当成对某些事物的表达方式,而这些事物和超越苦难一样遥远。“我站在这里,”他写道:“像个弓箭手,把弓拉到最满,他得射中前方五步之遥的靶子。弓箭手说,我办不到,但如果把靶子放在两三百步外的地方,我就有办法射中!”虽然以前的哲学家和诗人就已经谈过忧郁的人,但克尔凯郭尔却把所有人类都看成是忧郁的。他写道:“罕见的不是陷入绝望的人,绝对不是他们,那些真正罕见的、极少见的,是从未陷入绝望的人。”

  叔本华是比克尔凯郭尔更伟大的悲观主义者,因为他根本不认为痛苦是崇高的事,此外,他也是讽刺作家和诗人,认为生活和历史的延续比悲剧还荒谬。“生活是赔本生意,”他写道:“我们就只是看看它,在这个世界,永远吃不饱的人靠吞食他人维持生命,把自己的存在交到焦虑与欲望的手上,还时常要忍受可怖的折磨,直到死亡到来的那一天。” 对叔本华来说,活着只是因为人的动物本能需要,动物本能“是最首要也最绝对的,是所有假设的假设”。对于亚里士多德在古代提出的天才是忧郁者的看法,他回应说,任何有智慧的人都会察觉到“自身悲惨的状态”。叔本华和斯威夫特与伏尔泰一样,相信工作——并不是因为工作会产生快乐,而是因为工作可转移人对与生俱来的忧郁的注意力。“如果世界是个华美又舒适的天堂,”他写道:“人类就会无聊至死或自杀。”即使是可以让人脱离痛苦的身体愉悦,也不过是自然赋予的必要休闲娱乐,好让种族可延续。“如果孩子是理性而生,那人类不就要灭亡了吗?”

  尼采是真正企图把这些观点带回到疾病与洞察力之特定问题的人。“我曾问自己,是否以前哲学、道德与宗教的终极价值都不能与虚弱者、精神障碍者和神经衰弱者的价值相比拟:这几种人,程度若是轻微,表现都差不多。古代的医生,甚至是现在某些医生认为健康与患病本质上没什么不同。事实上,这两种存在的形式差别只在程度:正常状况的过度、失衡和不协调而导致异常状态。” 到了十九世纪,有精神问题和精神障碍的人,又变回了人。过去数百年,他们被当成动物看待,这时候变成中产阶级特质的仿造者,不论他们愿不愿意如此。皮内尔是最早的精神障碍医疗的改革者。他于1806年出版论文,提出“疯狂的精神疗法”的观念,指出“大脑的解剖学和病理学仍然是未知的领域”,对他来说,这是唯一进步的方法。皮内尔设立了符合高标准的医院。他要求手下最重要的员工“试着让所有事都在他的保护之下,日日警惕,作一个慈爱的监护人,他绝不忘记从事真正慈善事业的原则。他会仔细注意全医院的饮食,让最挑剔的人也没有抱怨或不满的机会。他以严格的纪律管理内部人员,并对所有缺乏仁心、采取粗暴方式的医疗者施以严厉的处罚,那只是他们应尽的职责,任何粗暴行为都是有罪的。”

  十九世纪的重要成就是建立让精神障碍者住院接受照顾的疗养院。开设这种疗养院的图克说:“照顾忧郁症患者时,和他们谈伤心之事是极不明智的行为。该采用完全相反的方法。每种诱导精神的手段要从病人喜欢的事情下手,不能让他陷入不愉快的思绪,”根据另一家疗养院的院长的说法,这些疗程(相对于上个世纪惩罚性的捆绑和奇怪的“驯服”技术)的效果——“忧郁症患者,不再因渴求寻常的关怀而使病情加剧,不再有之前夸张的性格。”疗养院如雨后春笋般一家家成立。在1807年的英国总人口中,每一万人就有2.24人被诊断为精神障碍(严重忧郁症也被归为这一类);在1844年,人数为12.66人,到1890年,人数到了29.63人。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精神障碍者人数为十九世纪初的十三倍,这现象一小部分可归因为心理疾病增加,但事实上,在英国国会施行“精神障碍者法案”的十六年里(1845至1862年),被断定为严重精神障碍者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原因一部分是人们不再害怕承认家人有精神病,一部分是精神正常的标准更加严格,另一部分是维多利亚时代工业主义造成的灾难。同样是还没严重到要进疯人院的忧郁症患者,以前是安静地躲在厨房里,如今得离开狄更斯笔下快乐的英式家庭,安置于看不到的地方,使他不会干扰社会的安宁。疗养院提供治疗的社群,但也切断了可供他享有天伦之爱的人群。疗养院的成长也与“治愈率”的提高有紧密的关系——如果某些人真的可借着呆在疗养院而得到改善,那么,把任何在生活中遭遇挫折而悲伤的人送到他该呆的地方,就成了一种义务。


科学时代的来临(7)

  疗养院的规范经过长时间的修改制订。这个问题早在1807年就成为英国国会特别审查委员会的辩论题目。首次提出的“精神障碍者法案”,要求每个郡都要设置收容严重精神障碍者的疗养院,其中包括严重的忧郁症患者;1862年的“精神障碍者相关修正案”开启了自愿入院的可能性,如此一来,有精神病症状的人经过医师证明后,可以自行入院。这项条款显示了疗养院的长足进步——十八世纪时,要到极为疯狂的地步才能进医院。这个时期,有公家经营的郡立疗养院,有私人经营的营利疗养院,还有收容严重病患的注册医院(如1850年


  收容了四百多位病人的贝德兰疯人院),经费来自公款与私人捐助。

  十九世纪是个归类的时代。大家都在争辩疾病的特性与范围,每个人都在为以往只被视为忧郁症的病症重新归类,再细分子类。伟大的分类与治疗理论家一个接一个快速出现,每个人都把前辈的理论再做细微的修正,以大跃进的速度改进疗法。贝道斯早在十九世纪的第一年就质疑:“到底该把发疯归为一类,还是细分到每个病例都自成一类。”

  美国的拉许相信发疯是长期持续的兴奋状态。这种状况是外在影响所引起。“某些职业比其他人更容易疯狂,诗人、画家、雕刻家和艺术家大多有此倾向。他们要运用想象和热情来创作,易引起疯狂。”拉许的病人中,最严重的是妄想型忧郁症。例如,其中一位病人是船长,他认为自己的肝里一定有只狼。还有一个人相信自己是植物,必须常常要浇水到身上,有个朋友带点恶作剧地在他头上小便,如此激怒他以产生治疗效果。虽然拉许不像别的医生一样,对病人的同情提高到皮内尔的程度,但也不像他的前辈一样对病人十分冷酷,他相信病人的心声。“无论病人对自己病况的了解有多么离谱,那还是真的疾病。因此,治疗者应该仔细聆听他对自己症状与病因的无聊沉闷的陈述。”

  在德国做研究的格利辛格回归到希波克拉底和以往曾提出的看法,认为“精神障碍即为脑疾病”。虽然他无法验明这些脑疾病的病源,但仍坚称一定有原因,而且他认为把这个问题找出来才能治疗、预防或是补救。他相信一种心理疾病会转变成另外一种病——我们可称之为双诊断,为“单一精神病”的一部分——他认为所有精神障碍都只有一种来由,只要大脑一不稳定,什么问题都可能因之而生。这种原则促使我们接受了躁郁症,了解摇摆于两种极端状态之间的病患只是一种病,而非两种重病轮流发生。以他的研究为基础,大脑解剖开始变得较为常见,尤其是自杀者的解剖特别多。格雷辛格也是第一个提出这种看法的人:某些心理疾病可治愈、某些心理疾病只能阻止其恶化。大多数疗养院依据他的研究,开始为病人分类,把还有机会复原并回归正常生活的人与较严重的病人区分开来,虽然真正的精神障碍者过的日子依然很糟,但其他病人的生活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对忧郁者的治疗态度又像是对待一般人,以防他们失去独立生活能力。另一方面,格雷辛格这条路线的研究开始攻城掠地,始于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社会道德规范的改变,某种程度上与大脑医疗模型的改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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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07-9-21 20:33:23 | 只看该作者
现代医学理念下的忧郁症(1)

  在格雷辛格的影响下,忧郁症全面进入医学领域。福柯在他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精神病史学中提到,忧郁症与殖民主义有关系,是殖民统治者统治阴谋的一部分,也是掌握权力的资产阶级对卑贱的下层阶级建立的防线。他们把那些觉得日子难过到是种“病”的人归为一类,借此将他们与社会区隔开来,统治阶级可强加不人道的社会压力和困境,还可防止下层社会中较无自制力者的反抗。如果工业革命的无产阶级受到强大的压迫,他们之中的那些濒临自残的人应该从社会消失,免得其他人看到他们的惨况而起来革命。




  福柯的确是博学多闻,但他造成的影响比他研究的人还疯狂。忧郁的人不会引起革命,因为忧郁者根本起不了床和穿上鞋袜。我在志得意满的时候比陷于忧郁的时候更有参加革命运动的力气。真正的忧郁症患者不会进了疗养院才不被看到,他们从来不会被人看到,因为他们的重病切断他们与其他人的接触和情义。无产阶级(当然,还有其他阶级的人)对严重忧郁症患者的一般反应是厌恶和不适。不曾受此病症所苦的人不喜欢看到这些病患,因为这会使他们感到不安并引起焦虑。说病患是“被赶出”他们生活的环境是违背现实的,现实是生活环境排斥他们,向来都是能把他们赶多远就赶多远。没有一个守旧的国会议员会走到城市街头,教唆病人进疗养院,塞满疗养院的病人都是被他们的家人送进去的。企图找到社会共谋者,就像把所有人都是自然死亡的社会,写成克里斯蒂(著名侦探小说家)的小说一样荒谬。

  疗养院人满为患在某种程度上是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常见的体制异化的结果,从社会秩序的中坚(如但尼生和卡莱尔),到热情的改革者(如狄更斯或雨果),以及社会颓废派边缘人(如王尔德或豪斯曼)都曾以各种文体详细谈过这点。卡莱尔的《衣裳哲学》记录了拥挤世界中的异化,一种集体的忧郁症,预示了布莱克特和加缪的作品。“对我来说,宇宙充满着声音,生命的、毅力的、决心的、甚至是敌意的声音:宇宙是巨大、无生命、浩瀚的蒸汽机,转动着,无情冷漠,将我一点一点地磨碎。”后面又写道:“我活在不停息、无止境、令人憔悴的恐惧中。不明的颤抖、无力、恐惧:好像天上和地下的东西都可以伤害我;好像天与地是吃人怪兽的无边大嘴,我在其中颤抖着,等着被吞噬。”在悲伤的时代,生活本身即是重担,要如何熬过?美国哲学家詹姆斯最直接地谈到这个问题,明确指出现代主义时代初期异化的来由,是因为人们对超越一切、疼爱世人的上帝的信仰,已经溃决。虽然詹姆斯本人坚持个人信仰,但他也是无神论的激进宣扬者:“在我们的十九世纪,”他写道:“我们有进化论,我们有机械哲学,可以充分了解自然,倾心地崇拜所有其地位大到能让我们表达崇拜之情的上帝。对于这种娼妓,我们不该献出忠诚。”他曾对一群哈佛的学生演讲:“你们之中有不少学哲学的学生,已自行了解到太多的无神论和虚幻之物,这将会把你们根深蒂固的思想连根挖起。” 他提到科学的大胜利:“自然的物理秩序,若像科学所知的那么简单,是无法向任何人揭示和谐的精神意图的。那只能说是天气而已。”这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忧郁的本质。整个人类历史,对上帝信仰或多或少都有改变,但放弃上帝的概念和人生忍受痛苦之目的的意义,这比觉得自己被全能的上帝遗弃更令人难过。相信自己被极度地憎恶是一种痛苦,但是相信自己等同于巨大的虚无则是一种寂寞,这是古人无法想象的感受。阿诺德(英国诗人、评论家)谈到这种绝望:

  这世界,看起来

  横陈在眼前,好似梦想之国,

  如此多彩,如此多姿,如此崭新,

  没有欢乐,也没有爱,没有光明,

  没有真实,没有宁静,没有解除痛苦的余地;

  我们身在幽暗的平原

  奋战与飞翔的模糊之警铃声掠过,

  愚昧的军队在这里被黑夜击溃。

  这就是现代忧郁的形式,失去上帝的危机比遭到上帝诅咒的危机更常见。

  如果说詹姆斯阐释了以往被视为真理事实与哲学发现之间的哲理鸿沟,那么,杰出的医生毛兹利就阐释了忧郁所导致的医学鸿沟。毛兹利首先提到有一种忧郁是可自行感知到但无法自行解决的。“哭泣是自然的事”,毛兹利说,“但是因为一只苍蝇停在前额上而突然哭泣就不是自然,我认识一位忧郁的男士即是如此。‘忧郁’就像一片落在他与‘客体’之间的面纱。了无生趣比任何一种厚面纱更能遮蔽他与客体。他的状态是觉得自己张惶失措和莫名其妙。在不需要宗教的许诺与哲学的慰藉的时候,它们特别能激励人心;在最需要它们帮助的时候,却一点帮助也没有。对忧郁的人来说,它们是无意义的字眼。那不是真正的精神障碍,而是内心深处的痛苦使精神失去了功能。不过,忧郁者比真正的疯狂者更痛苦,因为他们的心智还能完整地感知自己的悲惨状态,所以他们更有可能自杀。”

  曾写过关于疯狂与精神官能症著作的萨维吉,终于提出了哲学与医学需要沟通的看法。“那么看或许很省事,”他写道:“但是把身体和灵魂、生理症状与心理症状分别看待,并不是哲学的方法。忧郁症是心理低潮的状态,在此状态下,无论从表面的原因或其呈现的独特形式来看,产生的悲伤都不合理,这种心理的痛苦与生理的变化有关,与环境无直接关系。到达溶解饱和度的苦闷,以妄想的结晶明显呈现出来。”


现代医学理念下的忧郁症(2)

  二十世纪在忧郁症的治疗与了解上,有两项重大的运动。一项是精神分析,于最近数十年发展出各种精神社会科学理论。另一项是精神生物学,是更绝对的分类法的基础。二者有时候看起来是完全合理可信的,有时候看起来又是十足的荒谬可笑。二者都有一定分量的真知灼见,也都有可笑的说法;二者都进行了近乎宗教的自我神秘化,使其出现于人类学、心脏医学或古生物学中,成为天大的笑话。真实的情形显然是结合两派思想的精华,虽然综合二家说法也不等于全部的真理,但二者相互激烈的争斗,因而造成过头的言论,这比伯顿于


  十七世纪写的《忧郁的剖析》更缺少科学性。

  现代有关忧郁症的思想,最早起源于弗洛伊德1895年发表的《给弗里斯的信》。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取代了灵魂的观念,建立起忧郁症的新病源与病因的说法。同时期,克拉培林提出了他的精神障碍分类法,定义了我们现今所知的忧郁症。这两个人正是心理学与生物化学的疾病解释法的代表,形成心理健康学派的分裂,现在我们正努力填补二者的裂缝。虽然这两派忧郁症说法的间隙伤害了现代对忧郁症的思考,但就个别来说,仍是十分重要,若非二者同时发展,我们也没办法起步追求那种结合二者的智慧。

  心理分析的想象架构已经发展了许多年,尽管形式十分扭曲。精神分析和以前曾经流行过的放血疗法有很多相似之处。二者都是假设心中有什么东西阻碍了心智的正常运作。放血疗法是去除身体里的毒性体液,精神分析治疗法是借由把遗忘或压抑的精神创伤从潜意识中释放出来,以解除其影响力。弗洛伊德说忧郁是一种哀痛的形式,因失去原欲、食欲或性欲的感觉而生成的。“有欲望的人很容易产生焦虑的精神官能症,”他写道:“失去欲望的人则会倾向于忧郁。”他称忧郁症为“邻近刺激的吸入效果”,会产生“内出血”、“伤害”。

  第一个条理分明地解说精神分析的人不是弗洛伊德,而是亚伯拉罕,他在1920年对此主题发表的论文至今依然具有权威性。亚伯拉罕首先明确描述了焦虑与忧郁——“相互关联,在恐惧和悲痛上是一样的。我们恐惧即将来临的灾祸,我们悲痛过去发生的事。” 所以焦虑是苦恼于即将发生的事,忧郁是苦恼于过去发生的事。亚伯拉罕认为,两种状况会伴随而来,要找出精神压抑,不可能排除未来或过去。焦虑发生于想要自己没有的东西却又不努力获得的时候;而忧郁则发生于想要什么东西,努力争取却失败的时候。忧郁症发生于一个人的恨妨碍了爱的能力的时候。拒绝爱的人会偏执地认为全世界都在找他的麻烦,所以他恨全世界。他不愿对自己承认这种憎恨,因而发展成为“不完全压抑的虐待狂”。“只要是有大量压抑的虐待狂,”亚伯拉罕说:“就有同样严重的忧郁感。”这类病人通常不清楚这点,他会因虐待的心态所产生的忧郁而得到某种程度的快感。亚伯拉罕开始对一群忧郁症患者进行精神分析,宣称他们有显著的改善,不过病人是真的领悟而得到救赎,还是因这些理论而得到舒缓,就不得而知了。最后,亚伯拉罕认为,会造成忧郁的精神创伤,也会引起其他症状,而且“我们完全不清楚,为什么有些人会往某方向发展,但其他人却往另一个方向发展”。用他的话来说,这是“医疗怀疑论的绝境”。

  六年后,弗洛伊德写下了简短而颇具创见的短文《丧悼与忧郁》,这篇文章所提出的见解可能是现代对忧郁症最有影响力的。弗洛伊德质疑所谓忧郁症的一致性:忧郁症的定义“即使在分类心理学中也常变动”。弗洛伊德问道,我们要如何论断这个事实:我们急于舒缓的忧郁症的多种症状,也同样发生于丧痛中?“我们从来不会把丧悼当成一种病态,并将丧悼者送去治疗……我们却把任何带有忧郁的介入都视为是不可取的,甚至是有害的……其实这只是因为我们非常了解要如何解释这种对我们来说似乎不算病理的状态。”这并非必然的事实:《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最近有篇论文认为“因为一般的丧亲事件可导致重度忧郁,只要丧悼者的忧郁症状超过两个月未改善,就该入院治疗”。不过,忧郁症患者伤害了自己的自尊心。“丧悼的时候,”弗洛伊德写道:“世界变得消沉而空虚;忧郁的时候,是自我本身‘变得消沉而空虚’。”丧悼者是因真正发生的死亡而忧伤;忧郁症是因不完美之爱的摇摆不定而引起的。

  没有人会自愿放弃他渴求的东西。失去自尊必定是情非所愿的,弗洛伊德认为那也是潜意识——因为显意识中失去的痛,通常会随时间而平复。弗洛伊德指出,忧郁者的自责其实是对世界的谴责,而自我被分成两部分:指责的自我出言威吓,被指责的自我惊恐畏缩。弗洛伊德发现了忧郁症状中的冲突:例如,被责骂的自我想睡觉,但恐吓的自我以失眠来作为惩罚。忧郁在这里其实是人或自我的一致性的崩溃。因为被所爱客体的摇摆不定激怒,忧郁症者采取了报复行动。他把怒气转向自己,以避免伤害所爱的人。“这就是虐待狂,” 弗洛伊德写道:“也只有如此才能解决难题。”连自杀倾向也是针对他人的虐待,转向回到自己身上。自我的分裂是一种把所爱之人内化到自我中的方法。如果责备自己,你的感情给予对象一定存在;如果你责备别人,而这个人已经死亡或离开,你就没有感情给予对象。“借着逃到自我里,” 弗洛伊德写道:“爱避开了消灭。”自责式的自我中心症,是无法忍受失去和被背叛的结果,并且可能造成忧郁症的症状。

现代医学理念下的忧郁症(3)

  亚伯拉罕回应了《丧悼与忧郁》一文,指出忧郁有两个阶段:失去所爱对象,和所爱对象借由内化而复活。他把这种失常者视为先天造成的结果,对失去母亲乳房的原欲依恋,一种初生期自怜的伤害,因为被母亲排拒或感觉被母亲排拒,也是最早感到失望的一种反覆的模式。他写道:“忧郁低潮的侵袭,即是被爱的失望召唤出来,”然后忧郁者就会为争取注意而“疯狂”。




  但把弗洛伊德和亚伯拉罕的见解套进一个人的生活中却并不困难。我第一次崩溃是因为母亲的死而茫然不知所措,无论在梦中、想象中还是写作中,我都已经将她放在我的自我里。失去她的痛苦令我狂躁凶暴。我还悔恨曾经对母亲造成的痛苦,哀叹在我心中挥之不去的复杂感情,她的死结束了我们的关系。我相信冲突与自责的内心世界在我的崩溃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这都写在我发表的一部小说里。我悔恨自己一步步暴露隐私,因为母亲极重视沉默。无论如何,我决定发表,这让我有一点释放心中恶魔的感觉。但这也让我觉得好像是在蔑视母亲,我为此感到有罪。当高声朗读这本书,公开宣布我干的好事时,自责就开始吞噬我;在这种情形下,我愈是希望不要想起母亲,内化“所爱客体”就愈是长驱直入。我第一次崩溃的第二个原因是对浪漫爱情的失望;第三次崩溃是失恋所引发的,我在这段变情中投入了所有的信心与希望。这一次没有太多复杂的因素。虽然朋友说我有点狂暴,但我的感受是绝望与缺乏自信。我用指责别人的方式指责自己。我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我希望引起他们注意的人身上,他们不存在,但依然活在我心中。我的焦虑似乎非常接近我童年的原型和失去母亲的故事。啊!我的内化虐待狂太多了!

  著名的精神分析提倡者都对这些主题提供了更细致的说法。克莱茵指出每个儿童都要经历失去哺育他的乳房这件事。婴儿渴求吮乳和得到回应而满足,是极乐的感受。只要听过婴儿要求滋养的哭喊就知道,这时候若不给他需求的东西,将会造成他难以遏止的暴怒。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侄子刚好出生,我把他人生第一个月的吵闹与满足想象为我的情绪,居然十分类似,还发现当他的母亲把他与乳房分开时,他眼中有几秒神似忧郁的表情。这本书即将完成时,正值断奶期的他也因为必须放弃乳房而不快。“我认为,”克莱茵写道:“婴儿忧郁的处境正是儿童成长的主要处境。儿童能否正常地成长并培养出爱的能力,很大程度上要看他的自我如何克服这段处境。”

  法国的精神分析家更向前跨了一步。哈森以拉康对人类的神秘结构法来谈忧郁,他认为忧郁是第三种激烈的情绪,和激发忧郁的爱与恨一样强烈、急迫,三者十分类似。对哈森来说,没有所谓无焦虑的自发性。哈森说,在忧郁时,我们会急切地避开其他人,并觉得自己和世界没有了联系。对他人的渴求是原欲的天性;因为我们在忧郁时感受不到他人的存在,所以就没有渴求的基础。我们会忧郁并不是因为我们离渴求之物很远,而是因为我们感受不到自己和他人的联结。

  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之父,克拉培林是精神生物学之父。克拉培林区分了后天与先天的心理疾病。他相信所有的精神障碍都有特殊的内在生物化学成分。他说有些疾病是长期的,有些则会自然复原。克拉培林为混乱的精神障碍世界带来秩序,认为有些精神病症有特点、容易定义、可区分,每种都有其不同的特性,而最重要的是,可根据时间来理解可预测的结果。这种基本的主张可能有误,但给了精神科医师极有用的基础,让他们可根据显现的症状来下手。

  他把忧郁症分为三种类型,认为三者有关联。他写道,最轻微的一种“会逐渐出现精神的怠惰,思考困难,病人会发现自己很难下决心和表达自己。他们阅读或日常交谈时很难跟着思绪走,对周遭的事物无法产生兴趣。思考的过程明显迟缓;他们讲不出话;没有主意,没有思考。他们看起来迟钝又懒散,自认为无力、疲惫。病人只看到人生黑暗的一面”等等此类。克拉培林的推论是:这种形式的忧郁,行为模式大同小异,会逐渐复原,时间从数月到一年多。第二种类型症状包括消化功能差、皮肤失去光泽、头脑麻木、做焦虑的梦等等。“这种忧郁症有多种变化,有部分会减轻,复原得非常缓慢。时间长达六到八个月。”第三种症状包括“梦境般的妄想与幻觉”。这种通常是长期的心理状况。

  整体而言,克拉培林认为:“预后诊断并不乐观,因为只有三分之一的康复率,另外三分之二会持续恶化。”他的处方是“静养”,“逐渐增加鸦片或吗啡的剂量,”以及各种饮食限制。他列举了忧郁症的成因:“主要是有缺陷的遗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病例是如此,”他的推论是:“外在因素除了行为之外,酒精过量可能最明显,其他还有受到惊吓、穷困和严重的疾病。”这里没有多少空间可以放进像人格分裂或口腔对乳房的依恋之类纠缠不清的原理。克拉培林让诊断变得更加明确,他的一位同辈说这是“逻辑与美学的必须”。虽然这种明确令人心安,但大部分却是有误的,克拉培林甚至在1920年承认他的假设只在有限条件下才能成立。他开始愈来愈相信精神障碍都是复杂的。加拿大的医生奥斯勒在著作中提出新的想法:“别告诉我的病人生了哪种病,告诉我是哪种人生了哪种病!”

现代医学理念下的忧郁症(4)

  梅耶是美国的瑞士移民,深受詹姆斯与杜威等美国哲学家的影响,倾向于实用主义的方法,他对克拉培林和弗洛伊德的观点不屑一顾,并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的原理也很明确,合理到好像是老生常谈。梅耶以坚决的口吻谈到克拉培林:“他尝试解释一种歇斯底里的癫痫或妄想症的病源是假想的细胞变化所引起的,我们无法理解或证实,以现在的组织生物学,这是全无根据的作法。”他把这种科学的伪精确形容成“神经学里的同义重复”。另一方面,他也觉得精神分析的狂热风潮十分唠叨又愚蠢:“只要发明一大堆新名词,就可以立刻


  达到复仇的目的,”他说:“对于说人类一定是什么或应该如何运作的整套理论,我以常识来看,无法毫不保留地全盘接受。”他发现“避开没用的猜谜游戏才能产生强大的新活力,”他最后问道:“如果机能障碍的病人会提供我们明白又可掌控的事实,那我们在‘精神障碍’上,为何不坚持这点呢?” 这是精神病学走向动力治疗的开端。梅耶相信人的适应力是无限的,这种适应力表现在思考的可塑性之中。他不相信所有病人的经验都可以被定义得一清二楚:他相信治疗必须以了解病人的特质为基础,他告诉学生,每个病人都是“大自然实验的结果”。病人或许有天生的体质,但天生的体质并不代表一定无法改变。梅耶后来成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所学校是当时美国最高医学学府)的精神病学首席教授,训练出一个时代的美国精神科医师;他的妻子,玛莉·布鲁克斯·梅耶,则成为世界著名的精神学社会工作者。

  梅耶结合了弗洛伊德的童年经验决定说,以及克拉培林的遗传决定说,加上美国独有的行为控制说。梅耶最大的贡献是他相信人有改变的能力:人不只是可以放下错误观念,以医药摆脱生物学命中注定的说法,还可以学习如何避免会导致精神障碍的生活。他对社会环境非常感兴趣。当时美国这个怪异的新兴国家吸引了无数人,人们对自由女神像充满向往,想来此地重新改造自己,这在他眼里是十分恐怖的。他把外科医生称为“手工工作者”,内科医生为“医学使用者”,而精神科医生则为“传记使用者”。在快去世时,梅耶说:“医术的目标很奇怪,是要尽量让自己成为不需要的东西:它对生活造成的影响,是让今天的医术成为明天的常识。”这就是梅耶努力的目标。读过他的著作后,会发现其中对人类经验的解释,正是把杰斐逊、林肯等政治家的理想,及霍桑与惠特曼等文艺人士的理想,实现于医疗领域。这是平等与单纯的理想,多余的枝节都要去除,以找到每个人真实的人性。

  忧郁症之精神分析与生物化学的新发现,加上进化论,使人类再度疏离化和异化。梅耶在美国病患身上的努力是非常有价值的,但他的理念在欧洲并不完全得到认同。欧洲大陆反而在二十世纪中期孵育出以孤绝为基础的新哲学,特别是加缪、萨特和贝克特等人的存在主义思想。加缪的荒谬思想既没有给一个人活下去的理由,也没有给人一个结束生命的理由,而萨特则投入到更绝望的世界里。在萨特第一本谈论存在之绝望的著作里,他描述了许多现代典型忧郁症的症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这位写出《恶心》的伟人说:“我完全无法质疑。那像生病一样,它不似寻常的确定事物,也不像明白易懂的事物。它十分狡猾,一点一点地冒出来;我只是觉得有点怪异,有点不舒服,如此而己。一旦巩固了地盘,它就不肯走了,它静静地呆着,我说服自己什么事都没有,那种恐慌是错觉。现在它开始发作了。”

  他接着说:“现在我知道了,事情完全只是表象——而在背后,是一片虚无。我存在——这世界存在——我也知道这世界存在。如此而己。对我来说没什么两样,这让我吓坏了。”最后他说:“我苍白的倒影,在意识中摆动着……突然间‘我’愈来愈苍白,愈来愈苍白,消失。”这是意义、人对其他所有事物之义的终结。自我变小的方法比“我”消失更好,这能解释得清吗?比起贝克特更具影响力的著作,《恶心》描绘的还算是极为欢乐的景象,贝克特的作品里,无论是工作还是别的什么,都不能给人一点暂时的救赎。对贝克特来说,感觉是一种诅咒。他在一本著作中写道:“但是无论我出生与否,存在与否,我现在已死,或只是渐渐死去。我永远在做我做过的事,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是谁或我在哪。” 另一本书里,他提到了原因,“眼泪从我睁大的眼睛里流到脸颊。为什么我会流泪?一次又一次。眼前没什么好悲伤的。或许是因为大脑液化了。过去的欢乐从记忆中溜走,好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若我完成另一个自然的动作,那都是无意识中做的。”还有谁比他更落寞?

  二十世纪中期,忧郁症的神经科学遭遇了两个难题。其一,情绪状态在大脑中是以电流还是以化学的方式传动。最初的假设是,若大脑中有化学作用,就会产生附带的电流作用,但没有证据可支持这个论点。其二,从体内产生的内因性神经忧郁症,和没有内在影响的外因反应性忧郁症,两者有何差别。内因性忧郁症似乎都是外在突发因素引发;外因反应性忧郁通常是对环境产生苦恼反应的一段时间后的结果,它间接影响了内在。不同的实验“证明”了某种忧郁症会对某种疗法产生反应,另一种忧郁症对另一种疗法有反应。一直到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几年,才有人想到所有忧郁症都是起源于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
现代医学理念下的忧郁症(5)

  虽然这些研究对问题的思考都存在局限,但许多老问题没解决也是原因。忧郁症患者不愿承认他们遭遇了别人也碰过的烦恼后崩溃的说法。社会大众喜欢说忧郁症是内在化学作用所引起,这种化学作用不知为何让人无法控制烦恼。就像中世纪的人得了这种病会羞愧地躲起来,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人也一样——除非他们可以宣称那是内因性忧郁症,不是被外在因素击倒,只是因为基因的控制,没法减轻症状。就因为这种关系,所以现在抗郁剂非常流行。因为抗郁剂是对精神起作用,加上我们对它的了解相对来说有些不足,所以这种药一定会


  影响到某些我们无法以心智控制的身体机制。抗郁剂和拥有私人司机一样地显得奢侈和豪华:你只要在后座坐下来,放轻松,让某人或某种东西面对交通信号、警察、坏天气、交通规则和难走的路即可。

  抗郁剂发明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关于它的发明故事,最有趣的一种版本是,有一群病人因肺结核而被隔离,服用结核病药物Iproniazid——这种刚合成的药本来是想用来治他们的肺病,却令他们奇妙地狂喜起来。过了很久之后才开始用于忧郁症治疗(它对肺结核效果并不明显),也就是说,它的发明早于医学发现它的作用。其实,这个大发现是起自于克来因(他是美国人,发现了Iproniazid,一种单胺氧化酶抑制剂)还是路利与撒哲(他们也是美国人,很早就发现Iproniazid有不错的效果,但也不知道它的作用原理),还是孔恩(在德国工作,发现了Iproniazid,一种三环抗郁剂),这变成了涉及民族尊严的争议。由于Iproniazid会造成黄疽,药品推出上市没多久就全面回收。Isoniazid从来没有大量上市。另一方面,Imipramine已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抗郁剂,在百忧解出现之前,它是全世界首选的抗郁剂疗法。孔恩对这种药物的兴趣是以分类为出发点;他认为这种药可用来区分忧郁症类型,自克拉培林以来,德国研究者便对此十分着迷。克来因是从心理分析着眼,在他试图证明关于自我能量的理论时,发现了这种药。路利与撒哲是实用主义者。虽然孔恩的药最成功,但他的计划却是失败的:他发明的药并没有明显的逻辑支配反应,不能用于定义忧郁症的类型。另一方面,克来因原来是想要帮助病人应付过去的精神创伤,却意外发现许多病人不再把过去的创伤挂在心上。路利与撒哲只想要让忧郁的人好一点,他们离目标不远。

  抗郁剂的发现非常令人振奋,但是搞清楚它们是为何或如何作用,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神经传导物质理论是在1905年提出;乙酰胆碱于1914年被分离出来;乙酰胆碱的作用到1921年才得到证明。血清素于1933年被分离出来,到了1954年,研究者才提出大脑的血清素可能与情绪作用有关的看法。1955年,有篇刊载在《科学》的论文指出,在某些情形下,行为是生物学的直接结果。可明显降低脑中血清素的药物会使动物变得沉静或抽搐。同一年,另一位研究者发现,同一种药物会也会造成另一种神经传导物质——正肾上腺素的降低。尝试提高正肾上腺素好像会使实验动物恢复正常,但这并没有对正肾上腺素产生作用,正肾上腺素含量依然很低。后来发现,这种增强药是在另一种传导物质——多巴胺上发挥作用的。正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多巴胺和血清素都是“单胺”——化学结构中都有一个胺环而得名,而开始使用的新药是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可有效提高血液中的单胺——氧化会分解单胺(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可抑制氧化)。

  功效已得到证明的三环抗郁剂,本来应该有相同的作用,但试验发现,这种药会降低血液中的正肾上腺素。进一步的实验发现,虽然正肾上腺素并非不受拘束地漂浮于血液中,但依然存在于身体里,最后,在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里工作的科学家艾梭罗德提出了回收的说法。正肾上腺素释放出来后,会对一个叫“突触间隙”的不明区域起某种作用(有些甚至会落在间隙之外,被代谢掉);然后它会被吸收回释放它的神经组织里。1970年的诺贝尔奖颁给了艾梭罗德,他后来表示,要是他知道的更多,就不会作这种绕了一大圈的假设。但是这项发现真的有用。科学家很快就证明三环抗郁剂会阻断这种回收机制,在不提高整个身体与血液中正肾上腺素的情形下,提高突触间隙的正肾上腺素的量。

  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科学家争辩着哪一种神经传导物质最重要。原来以为血清素最重要,后来被正肾上腺素对情绪的影响更强烈的说法取代。德克劳特于1965年发表于《美国精神病学刊》的论文中综合了这类资讯,提出条理分明的理论:情绪是由正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和多巴胺所调节——集合名为儿茶酚胺;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可阻碍这些物质的分解,以提高它们在脑中的量,因此也会提高它们在突触间隙的量;而三环抗郁剂则是阻碍回收,也能够提高儿茶酚胺在突触间隙中的量。这项理论的发表确定了精神分析学家与神经生物学家的分裂。突触间隙理论与自我升华理论完全对立,所以大多数人似乎不是接近其中一方就是接近另一方,二者不会同时成立。最近的学术研究强烈质疑我们对于抗郁剂作用的大部分臆测,并检视德克劳特颇具影响力的论点中的漏洞。许多新观点专业而又细致,但它们的论点却是,虽然有些化学物质的确可影响儿茶酚胺的量,也是有效的抗郁剂,但二者的关系不太明确;更广泛的实验发现,许多会影响脑中儿茶酚胺含量的化学物质并无抗忧郁的效用。

现代医学理念下的忧郁症(6)

  血清素理论直接衍生自德克劳特的观点,几乎完全一样,只是换一种神经传导物质。关于突触间隙上传导物质数量的回收理论,扩展为接受器理论,着眼于传导物质的目的地而不是传导物质本身。这些理论认为,如果接受器没有正确地作用,就算神经传导物质十分充足,大脑看起来也好像神经传导物质已经耗竭一样。后来又发现,神经传导素太多会造成受体变迟钝。一群苏格兰科学家于1972年发表的受体理论,漏洞似乎和回收理论一样多:有些可契合受体的化学物质并不具抗郁剂的效用,而有些特别有效的抗郁剂不契合受体也不影响传


  导物质的含量。再者,受体不是稳定的实体,不能一次又一次地接受传导物质。受体会不断改变,大脑中的接受器数量很容易产生变化。服药半小时后,可以同时改变突触间隙上的神经传导物质,以及受体的数量与位置。

  一项发表于1976年的理论认为,早期抗郁剂的作用迟缓是因为一组受体——B受体的关系,服用大多数抗郁剂几周后,B受体就会变得迟钝。这是另一项既未被证实也未被推翻的理论:事实上,在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出现、科学家试图把忧郁症的定义改为血清素系统的问题后,这种理论大多被忽略了。早在1969年时,卡尔森就认为当时抗郁剂的作用,可能都是因为它们的周边作用影响了血清素,而不是影响了正肾上腺素、肾上腺素与多巴胺。他的想法得自于杰尔吉药厂——生产抗郁剂的大药厂之一,不过药厂说,他们对于以血清素系统为目标的抗郁剂不感兴趣。与此同时,一群瑞士科学家开始着手改变当时抗郁剂结构的实验,并于1970年开发出第一种血清素的药剂。经过九年的实验,它在1980年在欧洲正式上市。不幸的是,它与许多之前也是充满希望的药一样,有严重的副作用,虽然临床上很成功,但它很快就下市了。卡尔森与丹麦的研究者合作,于1986年推出了Citalopram(舒忧),第一种有效的血清素药剂,至今在欧洲依然很常用。就在愈来愈多关于这类药剂作用方式的理论逐渐广泛流传时,在礼来大药厂工作的美国科学家大卫·翁,于1972年开发出另一种血清素药剂,名为Fluoxetine。礼来药厂想用这种药来作为降血压药,但成效不明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他们开始尝试用它作为抗郁剂。1987年以百忧解为名发布。其他的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很快跟上。Fluvoxamine已经在欧洲上市,很快在美国也能买得到。Sertraline(乐复得)、Paroxetine(克忧果)和Venlafaxine(速悦)也在十年内相继上市。这些药剂都可阻断血清素的重吸收,结构各不相同,也都有多重效用。

  最新的忧郁症科学正回应了希波克拉底的看法,忧郁症是脑部的疾病,可用口服药来治疗;二十世纪的科学家比公元前五世纪的人更懂得调配医药,但主要的概念,基本上还是回到了原点。此外,社会的理论与亚里士多德的思考方法相似,不过这种特别精神治疗法已比它的老祖宗成熟了不少。最叫人苦恼的是,这两种思想依然为真理在谁那边而争执不休,却没想到,真理可能在二者中间。
治疗贫困的忧郁症患者的意义(1)

  任何社会阶级都有可能患上忧郁症,但忧郁症治疗却有阶级之别。即大多数贫困的忧郁者会一直贫困而忧郁。事实上,他们这种贫困且忧郁的状况,有愈演愈烈之势。贫困使人忧郁,忧郁也会使人贫困,因为二者都会导致精神障碍与孤立。贫困的卑下感是一种对命运的消极态度,位高权重的人若是有此状况,立即就会得到治疗。贫困的忧郁者认为自己处于极端无助的状态,不愿寻求也不愿接受协助。世界摒弃了贫困的忧郁者,他们也自我隔绝,失去了自由的意志,而意志正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质之一。




  中产阶级若是染上忧郁症,相对容易察觉。你过着平坦顺心的日子,突然觉得老是闷闷不乐。你无法专心做事、不想上班、对未来失去希望、觉得什么事都不会成功,而这种经验本身也没什么道理。随着虚脱感的加剧,你到了精神紧张甚至分裂的程度,朋友、同事和家人就会发现你不太对劲,他们疑惑你为什么会放弃以往喜欢的事物。你的忧郁与现实脱节,周遭现实也无法解释你的忧郁。

  但如果你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那么忧郁症的讯号便不会那么快被注意到。对饱受压迫的悲苦穷人来说,生活一向很悲惨,从来不会觉得欣喜,从来都得不到也保不住体面的工作,从不指望会有什么成就,也从来不会因为发现自己可掌握生活而感到喜悦。这样的人一般来说,时常会面临不少忧郁的状况,所以要如何分辨他们的症状是个问题。什么才算症状?什么是合理的忧郁而非病症?日常生活的烦恼与情绪障碍二者的差别很大,虽然我们常假设这样的生活必然会导致忧郁症,但真实情形却常常是另一回事。若受到严重的忧郁症困扰,将会无法好好过日子,一直陷在社会最底层,能想的只有如何自救。治好忧郁的穷人,可以帮助他们发现自己内心的生活目标、能力和快乐。

  在忧郁症庞杂的领域中,区分了许多子类型,其中许多类型都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女性的忧郁、艺术家的忧郁、运动员的忧郁、酗酒者的忧郁,名单可以一直列下去。但老实说,贫困者的忧郁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这点很有趣,因为赤贫者患忧郁症的比例比总人口平均患病率还高;事实上,接受社会救济的人之中,忧郁症比例几乎是总人口患病率的三倍。很多人以为忧郁症与生活事件无关,其实,大多数贫困的忧郁者正符合许多忧郁症初期发作的特质。拮据的经济状况只是各种问题的开端,他们与父母、小孩、情侣、伴侣的关系不佳,教育程度不高,缺乏满意的工作或开心的旅行之类可转移悲伤或痛苦的事情,对愉悦没有什么期待。由于我们喜欢用医学观点看待忧郁症,倾向于认为与外在物质环境无关的忧郁才是“真正的”忧郁症。这是大错特错。美国有许多穷人受忧郁症所苦——不仅仅是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卑贱、低等的感觉,他们还有孤僻、无法起床、丧失食欲、过度恐惧或焦虑、极度不安、不稳定的攻击性,和无法照顾自己或他人的临床症状。事实上,穷人当然都不喜欢自己的现状,但是他们之中许多人除了贫困外,还因此失去了行动能力,彻底失去了思考问题和改变自身命运的能力。在这个社会福利进步的时代,我们要求贫困者以自己的能力改变自己,但是有严重忧郁症的穷人没有能力,也无法拉自己一把。一旦罹病,再多的教育课程或是公民权都不能帮助他们。他们需要的是医药与精神上的治疗。在美国,许多研究显示这类治疗花费不高,而且十分有效,大多数痊愈的贫困忧郁症患者会努力地改变自己。

  贫困很容易引发忧郁;解决贫困多半有助于康复。慷慨的政策向来重视消除贫困生活的外在恐惧,认为这可以使人们快乐一点。我们不该背弃这个目标。不过,治疗人们的忧郁症是比改善贫困更好的办法。一般人认为降低失业率比解决失业者的心理健康问题更重要。这实在没什么道理,治疗心理问题才是让人重返工作岗位的好方法。另一方面,某些为弱势群体争取权益的人曾担心当权者会把百忧解加进自来水中,好让贫困者更能忍受不平等的待遇。不过,百忧解不能让痛苦的人快乐起来,而且专制极权社会的想象也远离现实。治疗社会问题所造成的后果,绝不等于解决社会问题。即使对贫困者施以适当治疗,同时也需要开明的政策来改变整个社会,改善他们的生活,治疗才会有效。

  以人道主义观点来看,治疗贫困的忧郁症患者是理所应当;以经济观点来看,也绝对是明智之举。忧郁者受到极大的社会压力,美国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五的严重心理疾病患者是失业者。虽然他们大多会奋力争取社会认同,但也有人会陷入药物滥用和自毁。他们有时会有暴力行为,把不满发泄在小孩身上,使小孩较容易出现心理迟钝和情绪障碍。若不治疗贫困的忧郁症母亲,她的小孩将来可能会变成社会救济和监狱矫治的对象;若有个未受治疗的忧郁母亲,男孩会比其他儿童更容易成为不良少年,女孩会较早熟,常会导致性滥交、过早怀孕和情绪失常。比起不治疗忧郁症所付出的代价,治疗忧郁症的花费实在不算什么。

  能持续接受忧郁症治疗的贫困者少得可怜,因为国家没有详细的计划来搜寻和治疗这个族群的忧郁症患者。美国国民医疗系统的救助范围很广,但必须提出申请,可是忧郁患者不太会运用自己的权利或争取权利,即使他们已成熟到足以分辨自己的状况。积极地计划——找出需要治疗的人,让他们接受治疗,不管他们愿不愿意接受——在道德上毋庸置疑,因为被说服接受治疗的人,大多乐于受到关注;若是抗拒,比起其他人,他们更有可能是忧郁症的症状。
治疗贫困的忧郁症患者的意义(2)

  美国许多州都对贫困的忧郁症患者提供或多或少的适当治疗,不过他们得自己找到正确的政府单位、填好表格、排队等候、拿出三种附照片的证件、研究后再报名参加治疗计划等。贫困忧郁者的社会地位和严重的病情,实在很难做到这些。这类人只有在还未陷入忧郁症之前注意到这个病症,才可能接受治疗。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院长史蒂文·海曼谈到心理健康计划:“第一步是说服他们接受治疗。社会救济计划就该这么做。如果要让他们从接受社会救济的贫困户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工作者,这是个好的开始。他们大概一辈子都不曾有


  受人关注的经验。”大多数人对从未有过的经验一开始会感到不适应。不愿接受协助的沮丧者,通常不太相信别人可以协助他免除痛苦,只有用传教士的热情才能说服他们。

  要推算出为这个族群提供服务所需花费的详细数字,并不太容易,不过美国有百分之十三点七的人口,收入低于贫穷标准,而且根据最近的研究,有百分之四十二领取“育儿家庭补助金”(美国政府提供给无经济支柱又有小孩的家庭的补助款)的家长符合临床忧郁症的症状——这比全国平均比率多出一倍。接受社会救济的怀孕母亲符合忧郁症症状的,更是惊人地达到百分之五十三。从另一方面来看,精神障碍者之中,有百分之三十八比一般人更需要社会救济。我们若不寻找并治疗贫困的忧郁症病患,不仅显得我们很残酷,代价也十分高昂。搜集社会议题统计数字的机构“精准政策研究公司”证实“有相当比例的社会救济人口罹患未诊断/或未得到治疗的心理病症”,若为这些人提供服务则可以“增加他们的工作能力”。州政府与联邦政府每年花在非老年贫困成人与其子女的补助金额约达二百亿美元,而发给这类型家庭的粮食券金额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若我们保守估计,接受救济金的人之中有百分之二十五有忧郁症,其中一半可成功治愈,而其中三分之二可回到工作岗位,至少是兼职工作,即使把治疗费用也算进去,还是可以降低社会救济约百分之八的花费——每年可节省大约三十五亿。由于美国政府提供这类家庭健康医疗与其他服务,实际可节省的金额可能更高。现在,负责社会救济的官员并未有系统地检视忧郁症;社会救济计划基本上是由不太注重社会工作的行政官员来主持。许多因心理疾病而引发问题的案例,常在社会救济报告中被有意忽略。自由派政客喜欢强调不幸的贫穷阶级是自由经济之下不可避免的结果,所以心理健康治疗计划不需要调整;而保守派政客则喜欢把这种问题归因为懒惰的结果,调整心理健康治疗计划也改变不了懒惰。事实上,对许多穷人来说,他们的问题既非缺乏就业机会,也不是缺乏就业动机,而是严重的心理健康缺陷使他们无法就业。

  有几项针对贫困者的前瞻性研究正在进行。许多从事公共心理卫生的医生专注于这个族群,并且已经证明贫困忧郁者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珍妮·米兰达是乔治城大学的心理学家,在都市贫民区的心理卫生医疗中心工作了许多年。她最近完成一项针对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的妇女治疗研究,那里是华盛顿特区外的贫民区。由于梅兰市提供给贫困人口的医疗服务只有家庭计划医疗中心,米兰达从中选取一家进行忧郁症的随机调查。她把判断为忧郁症患者的人登记在医疗资料中,以观察他们的心理健康需求。维吉尼亚大学的埃米莉·豪茵丝坦最近指导了一项乡村妇女忧郁症治疗研究。她从问题儿童着手,再转向治疗他们的母亲。研究重点地区位于乡野的维吉尼亚州里的白金汉郡——那里大多数的工作机会在监狱和少数工厂之中,未受教育的人口不在少数,四分之一的人口没有电话,许多人住在没有隔间、没有厕所,甚至连自来水都没有的屋子里。米兰达和豪茵丝坦从他们的调查资料中筛选出药物滥用者,引导她们接受康复计划。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格伦·崔斯曼投身于巴尔的摩人类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贫困患者的忧郁症治疗已有几十年,这些病患大多也是药物滥用者。他不但是医生,也是为这个族群说话的代言人。以上提及的医生都采用扎实的医疗技术。这些研究的结果都极为一致。我有幸可以接触这些研究里的病人,出乎我的意料,我碰到的每位病人经过治疗后,都相信他或她的人生多少都有所改进。所有患严重忧郁症后痊愈的人,无论生活环境有多糟,都慢慢回到生活正轨。他们觉得生活好多了,心情也有所改善。他们到职业介绍所接受引导,恢复正常生活,即使是再度遭遇难以解决的生活障碍,他们也多半能够很快克服,有时候还进步得很快。他们惨绝人寰的遭遇远超过我的意料之外,悲惨到我要不停地询问他们的医生,查证那些情节的真实性。所以他们的复原听来好像灰姑娘的故事,像南瓜马车和玻璃鞋一样不可思议。好几次,我遇到接受过治疗的忧郁症患者用难以置信和怀疑的口吻说:为什么经过了这么多不幸,在接受治疗洗礼之后,居然还能改变整个人生?“我请上帝派天使来救我,”一位女士说:“他果真在聆听我的祈求。”  
有关忧郁症的“秘密”(1)

  谁在研究忧郁症、谁可以得到治疗、谁该负责把人送进收容所吗?忧郁症可以在社区里治疗吗? 治疗是医生的权力还是社工的任务?什么样的诊断结果可以得到政府的医疗补助?无法叙述或了解自身经验的社会边缘人,可以凭借忧郁症获得许多权力,忧郁症的语言也可以被无止境地操弄。占有优势的社会成员透过这些语言来感受他们的疾病,而这些语言是由美国议会、美国医药协会与医药产业各自运作所构成的。




  如果忧郁症是“简单的身体性疾病”,那就该像对待其他身体性疾病一样对待忧郁症——保险公司应该像提供癌症保险一样提供重度忧郁症的保险;如果忧郁症是根源于个人性格,那就像愚钝一样,是患者自己的错。如果每个人都可能在任何时期得忧郁症,那预防工作就会受到大家重视;如果只会侵袭贫困者、教育程度不高或弱势群体,那么,在我们这个不平等的社会里,预防工作就不会受到重视。如果忧郁症患者会伤害其他人,为了社会着想,大家会注意控制他们的病情;如果患者只会乖乖待在家里或消失不见,人们便会因为难以察觉而轻易忽略患者的存在。

  过去十年来,美国政府已改变了对忧郁症的政策,而且仍在持续修改;其他国家也有显著的变化。有四项主要因素影响政府对忧郁症的看法——政策的实施也与其相关。第一项是医药化。在根深蒂固的美国精神里,我们不需治疗这样的疾病——归咎于自己的疾病或因为人格缺陷而得的疾病,但是保险公司至少还会提供肝硬化和肺癌的保险。一般大众总认为去看精神科医师是一种自我放纵的行为,它更接近于去找美容师,而不是去看癌症医生。把情感性障碍视为医学疾病,等于驳斥了这种愚蠢的看法,不要把忧郁症的责任推给患者自己,才更能够证明治疗是“师出有名”。第二项影响认知的因素是过度简化(说来奇怪,二千五百多年来我们对忧郁症一直认识不清),其中最严重的过度简化是,普遍认为忧郁症是血清素太低的结果,就像糖尿病是胰岛素太低所致——医药产业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助长了这种想法。第三项因素是脑部影像。如果你把忧郁症大脑的图像(以颜色标明新陈代谢率)和正常大脑的图像(同样的上色法)放在一起比较,结果十分吓人:忧郁的人,大脑是灰色的;快乐的人,大脑则色彩缤纷。这改变了观者心情上和科学上的看法,虽然非常不自然(颜色是造影技术做出来的,而不是大脑真的有深浅浓淡的色彩),但这种胜过千言万语的图片可说服人立即接受治疗。第四项因素是政治影响力太薄弱。密西根州的民主党众议员琳恩·里弗斯说:“忧郁的人讲话声音不够大。”对特定疾病的关照,通常是国会游说团体为提高人们对这类疾病的注意而努力的结果:艾滋病得到高度重视,就是感染此疾病或高危险族群强力运作的成果。不幸的是,忧郁症者常会觉得日常生活就已经够烦了,因此他们无暇或无力成为游说者。此外,许多忧郁症者就算在状况较好的时候,也不太想多谈:忧郁症是可耻的秘密,你想进行游说就一定要揭露出这个丢人的秘密。“若有人找民意代表反应特定疾病的严重性,会对我们造成强大的影响力,”伊利诺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波特是“劳工、健康与人道服务预算审查委员会”的主席,主持国会中对精神障碍预算的审查案,他说:“受到民众口述患病经验的影响,我会努力地将修正案带上议事席,让特定疾病得到专用的特别预算。国会议员多半会这么做——但是很少为精神障碍说话。”不过,美国还是有许多精神障碍游说团体在为忧郁症者奋斗,其中最杰出的是全国精神障碍联盟和全国忧郁症与躁郁症协会。

  进步的最大阻力可能还是社会上对忧郁症的刻板印象,其他疾病都不像忧郁症一样有这种挥之不去的阻碍,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院长史蒂文·海曼曾把这种阻碍形容为“公共健康的灾难”。我在写作本书时所访问的人常会要求匿名,不要泄漏他们的身分。我问他们,如果别人知道他们是忧郁症患者,到底会有什么结果。“别人会认为我是废物,”有位男士这么回答,他的事业非常成功,但在我看来,他罹患严重疾病而最终治愈,表示他有惊人的毅力。虽然人们喊着“出柜”,公开表明自己是同性恋者、酗酒者、性病患者、童年遭受性侵害者,但我们依然耻于在文字记录上表明自己是忧郁症患者。

  本书中提到的故事,都是花了不少力气得来的——并不是因为忧郁症罕见,而是因为愿意对自己及他人坦诚的人是少数的例外。“大家都不信任我,”一位得过忧郁症的律师说,他休养了一年,然后开始“计划未来”。他捏造出所有请假时做的事情,还花了许多精力(包括伪造的度假照片)好让人相信他的谎言。与他访谈完后,在他任职的办公大楼等电梯时,我与一位年轻的职员聊起来。我随口说是来这里找律师谈契约,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回答说正在写这本书。“哦!”他指出我刚访问的人,“有个家伙”,他热心地说,“曾经彻底崩溃过——忧郁、发疯,就像你说的。疯了好大一阵子。他现在还是有点怪怪的,照了一堆诡异的海滩照片挂在办公室外头,他编了很多故事吧?有点无厘头对不对?但还是回来工作了,就专业的角度来看,他是个心思细密、很有能力的人。如果他愿意,你真的应该跟他聊聊,探探究竟。”在这个例子里,这位律师在对抗忧郁症得到的好名声,比罹患忧郁症得到的恶名声还多,而他的伪装是失败的欺瞒之举,就像糟糕的接发技术一样——捏造了一个可笑故事,还不如坦荡一点——但是保密的心态还是无所不在。我的文章在《纽约客》上表之后,我收到了许多署名为“知名不具”、“无名氏”的来信。

有关忧郁症的“秘密”(2)

  我这辈子还没写过一本书,像忧郁症这样吸引来这么秘密,在餐桌上、火车上和其他我碰到访谈对象的地方,人们会对我吐露惊人的故事,但最后总要交待:“千万别说出去。”有一位受访者打电话来告诉我,她母亲恐吓她说,要是我把她的名字写在书上,就不跟她说话了。精神世界往往不为人知,深刻的感情常被锁在心里。我们只能借由谈话来认识这个人,没有人可以打开别人重重深锁的心门。“我从来不谈这些,”某人曾与我谈到他的奋斗,“因为我不知道那有什么好处。”我们不清楚忧郁症盛行的程度,因为很少听到真相,而真


  相之所以很少被谈论,部分原因正是我们不清楚忧郁症有多盛行。

  有一次在英国参加一个家庭宴会,发生了一段奇特的经历。有人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坦诚回答说在写关于忧郁症的书。晚餐后,一位美丽高雅、金发盘成髻的女士在花园里走到我身边。她轻柔地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问我可否与她聊一下,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漫步在花园中,她告诉我她骇人的悲伤及对抗忧郁症的故事。她曾采用药物治疗,多少有点帮助,但依然觉得难以克服,担心自己的精神状况会毁了她的婚姻。“拜托”,她最后告诉我,“千万别说出去,尤其是我丈夫,绝不能让他知道,他听不懂也无法接受。”我答应了。那是个天气晴朗的周末,晚上又点起了舒适的火炉,这群人,包括对我诉苦的女士,都十分愉快地谈笑着。回到马厩的半路上,那位女士的丈夫突然转过来尴尬地说:“我不常讲这些事,”说到这里,他停下马,沉默了一会儿。我猜他大概想问他妻子的事,因为他曾看到我与她在不同场合聊天。“我觉得没有多少人会真的了解。”他咳了一声。我微笑着鼓励他说下去。“我指的是忧郁症”,他终于说出来了,“你在写忧郁症吧?”我回答说是,等着他的回应。他问:“为什么你会对这种主题感兴趣?我说我曾得过忧郁症,然后再次重复自己的解释,但他打断我的话:“真的?你得过忧郁症,现在还要写成书?因为,重点是,我不喜欢多谈,但这是实情。我曾有过很糟糕的日子,不知道为什么。我生活不错、婚姻美满、小孩很乖,一切顺利,跟别人差不多,但却要去看精神科医师,他开给我一堆该死的药。所以现在我觉得比较像原来的我,可是,你说,我真的是原来的我吗?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甚至不敢跟妻儿讲,因为她们听不懂,不敢相信一家之主也会这样。我不能再多说了,但你懂吗,我到底是谁?”结束了我们简短的谈话后,他交待我不要说出去。

  我没有告诉这位先生他妻子也在服相同的药,也没有告诉那位太太她先生会非常了解她的状况。我甚至没有跟他们说,活在秘密中是辛苦的事情,羞耻感可能加剧了他们的忧郁症。我也没提到,不愿彼此交心的婚姻不堪一击。但我还是告诉他们,忧郁症会遗传,要他们多注意小孩。我认为,对下一代开诚布公是父母不容推卸的责任。

  最近各方知名人士纷纷发表言论,对洗刷忧郁症的污名大有帮助。如果蒂波·戈尔(前美国副总统夫人)、麦克·威历斯(资深新闻节目主持人)和威廉·史狄龙(美国小说家)都可以谈忧郁症,那么平民百姓应该也可以。为了发表这本书,我放弃了该有的隐私。但我必须说,讲出我的忧郁症,更有助于我承受它带来的苦难,也更能预防它再度来袭。我建议大家公开自己的忧郁症。保密是件累赘又烦人的事情,考虑何时才说出保守的秘密也十分令人苦恼。

  但是无论你如何谈论你的忧郁症,人们都不会相信,除非他们从你的言谈中看出你的症状,这真是不可思议,却又千真万确!我很懂得隐藏情绪,就像一位精神科医师曾对我说,我是“努力让自己过度社会化”。不过,有一次某位上流社会的熟人打电话告诉我说,他要去戒酒会,并要我原谅他偶尔表现出的冷淡态度,这令我十分惊讶。他说他的冷漠无情并不是势利眼作祟,而是嫉妒我“近乎完美”的生活。我并没有多谈自己生活中数不尽的缺陷,即使我说了,他依然认为我的生活很完美。“我知道你有段时间很忧郁”,他说,“但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我心里想说那次忧郁症发作改变并决定了我的下半辈子,但还是没说出口。他从来没见过我蜷缩在床上的模样,他根本无从想象。我把隐私保密得太好了。《纽约客》的一位编辑最近对我说,我可能根本没得过忧郁症。我反驳说没得过忧郁症的人不可能装出忧郁症的样子,但他不相信。“少来了,”他说:“你哪来的什么鬼忧郁?”我复原后,压抑了所有的不愉快。我的过去和我断续发作的忧郁似乎全然无关,而且我公开说我持续服用抗郁剂好像也很令他人疑惑。这是忧郁症被冠以污名的另一种奇怪后果。他说:“我才不会上忧郁症这回事的当。”好像我和书中的人物一同共谋,博取世界更多的同情。这种偏执者我碰过好几个,至今依然令我感到困扰。不会有人对我祖母说她其实根本没有心脏病,也不会有人说皮肤癌患病率愈来愈高是大众的想象。但是忧郁症太可怕也太令人心有余悸,许多人宁愿否认有这种病,拒绝相信有人确实深陷其中。

  不过,开诚布公和找麻烦是两回事。谈论忧郁症会令人讨厌,没有什么事比一个人老爱谈论自己受苦的经验更烦人。陷入忧郁时不太能控制自己,但这并不表示你非得在聊天时拼命谈忧郁症。我常听到人们说:“我过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敢对精神科医师说……”我觉得在鸡尾酒派对中一直重复你和医生说的话,实在是愚蠢的行为。

  来自于不安全感的偏见,至今依然存在。最近我和几位友人同车,路过一家知名的医院。“喂,瞧那里,”一位友人说:“那是伊莎贝尔接受电刑的地方。”然后用左食指在耳朵旁比了个“神经病”的手势。我突然有一股冲动,于是问他伊莎贝尔到底怎么了,果然如我猜想,她是去那家医院接受电疗。“她一定很痛苦,”我说,试图以不太严肃的方法为那位可怜的女孩辩解:“想想看,被电击有多难过啊。”他大笑起来:“我有一次帮老婆修吹风机时,也差点给自己来了一次电疗。”我是很重视幽默感的人,并没有真正被他激怒,但我


  实在不敢想象,要是我们经过的医院是伊莎贝尔做癌症化疗的地方,他是否还有办法开这种玩笑。

艰难的政策改革(1)

  美国国会制定的“美国残障者法案”要求提供大量残障车位、雇主不可羞辱精神障碍者。这项法案带来了难解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是在《神奇百忧解》出版之后才被大众所知。如果因服用抗郁剂而使工作表现不太好,老板是否可以批评你?如果停止服用而出现戒断症状,老板是否可以以不胜任为由将你解雇?患了疾病但症状得到控制的人如果还能做某些工作,当然不应该禁止他做。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残酷的真相是,下半身瘫痪的人不能当操作员,胖女孩当不了超级模特。如果我雇用常常陷入忧郁的人,我也会有所顾虑。歧视、法令


  和忧郁症患者的缺陷会相互影响,有些部分很明显,有些部分则较不醒目。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不准忧郁患症者为商业目的驾驶飞机:如果飞行员要继续服抗郁剂,那他就得退休。这种规定的结果可能只是让许多忧郁的飞行员不敢接受治疗,我觉得服用百忧解的飞行员相对更能够保障乘客的安全。有人说,一个人可以突破重重难关、医药可以给他意志力,但复原力总是有限。我不会把票投给脆弱的总统候选人,虽然我不愿意如此,若掌管这个世界的人可体会我的感受,那就太好了。我当不了总统,如果真的让我当上总统,恐怕会天下大乱。但也有少数例外——林肯和丘吉尔都曾得过忧郁症——但他们的特种忧郁症不会让他们在紧要关头动弹不得,谨慎、戒惧成为他们领导能力的基础,而且他们还有非凡的人格。

  从另一方面来看,忧郁症并不会让人变成废物。我第一次联络上保罗贝里·梅森时,他正处于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忧郁,事实上,那天是他第一次接受电击治疗五十周年纪念日。他的一生充满精神创伤,当他在青春期表现出“纪律问题”时,他母亲找了几个友善的三K党党徒来教训他。后来他被迫进入精神疗养院,在那里差点被打死,最后他在一次病人暴动中逃走。他领取全额社会残障福利金将近二十年。在那段时间里,他拿了两个硕士学位。在近七十岁的时候,年纪与病史成为他身上的两个包袱,想要别人帮忙找个工作,但所有官方人员都说,像他这样的人没有地方会要,还是省省力气吧。我知道梅森会是有生产力的工作者,因为我读过他写的长信,包括寄给南加州(他住在那里)的康复训练部门、政府官员和所有他想得到的人,他把这些信都拷贝了一份给我。在持续服药的情形下,他大部分时候都很正常,那大量的文字十分动人。梅森得到的回答是,适合他这种人的工作都是体力工作,如果他想得到脑力工作,得自己想办法。他找到了兼职教师的工作,多半都要转好几班车才能到达上班地点,为了要保持身心的良好状况,他写了数百封信说明自己的状况,为自己辩护,希望得到协助——结果只是得到一大叠统一格式的回信。读着这些信件,我怀疑保罗的信根本没有送到可以伸出援手的人手上。“忧郁症会造出一个牢笼,”他写信告诉我:“我蹲在公寓里勉强撑下去,并努力请人帮我找工作。去年圣诞节我受不了寂寞,于是出门坐地铁绕着亚特兰大市跑。那是我在眼前处境下最接近人群的时候。”我遇到过的很多人,也都有过同样的感伤。有位因找不到工作而觉得被社会孤立的女士写道:“失业的压力令我喘不过气来。”

  理查·巴隆是国际社会心理康复服务协会的非固定成员,这个机构由非医学精神治疗工作者所组成,目前有近两千名会员。他写道,忧郁症患者自己“开始发声,严重关切因活在缺乏自我建设、社会建设和工作收入的社群里而造成生活空虚,并说明稳定的工作为复原过程的重要基础之一”。有一项关于目前社会援助计划的研究分析,揭露了忧郁症患者所遭遇的严重问题。在美国,自愿被归类为残障的忧郁症患者才有资格得到“社会残障保险”和“社会补助金”;一般来说,他们也符合“低收入户医疗补助”的资格,以获得较昂贵的医疗补助。领取社会残障保险和社会补助金的人害怕找到工作会失去这两项福利;事实上,得到社会残障保险和社会补助金的人只有不到百分之零点五会放弃重入职场。“严重精神障碍者的次文化族群没有一般常识”,巴隆写道:“这种观念难以撼动(而且大错特错),如果重回职场就得立刻取消全部社会补助金,而且永远不能再领取。心理卫生制度承认以受雇为目标的重要性,但在提供康复服务补助上,依然停滞不前。”

  虽然医药产业内已完成了最直接实用的研究,但在美国,大脑构造的重大发现却是由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提出的,这个机构位于马里兰州贝瑟斯达广大辽阔的园区内。大脑构造是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预算下的二十三项细则之一,另一项细则的“药物滥用与心理卫生服务管理局”也做一些有关忧郁症的研究,但不隶属于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和药物滥用与心理卫生服务管理局,二者借由基础研究所累积的人类知识,附带得到实用性研究的即时效益。“如果解开了这种疾病的奥秘,”众议员约翰·波特以实际的角度解释:“就有更多防治的方法。如果投入经费于研究里,最终就可以拯救生命、减少悲剧。人民将可看到,我们得到的好处比投入的经费多得多。”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美国国会曾要求六位医学类诺贝尔奖得主提出一项专攻的研究主题,六位中有五位选的是大脑。国会宣布1990年至2000年为“大脑的十年”,并投入大量资源于大脑研究中。西维吉尼亚州民主党议员鲍布·威斯说:“历史将会记住国会通过的这项提升人类自身知识的重要法案。” 在“大脑的十年”里,精神障碍的经费大幅提高,而且“人们开始了解到,精神障碍和其他疾病是一样的,”波特说:“以前大家都以为精神障碍是无底洞,需要永无止境的治疗,计费表跳个不停,却不知道改善了多少。新药剂改变了这一切。不过,现在我担心我们会开始忽视药物治不好或不能用药物治疗的人。”




   
艰难的政策改革(2)

  美国政府内部,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议员保罗·威尔斯顿和新墨西哥州的共和党议员彼特·多明尼西是最不遗余力地鼓吹改善心理卫生法的人。目前,政治争斗最关注的主题是保险的平等。虽然美国人已有包罗万象的保险项目,但心理卫生的保险依然有限:事实上,美国百分之七十五的健康计划对精神障碍的保险范围比其他疾病少。无论是终身保险还是年度保险,心理卫生保险给付额都比“一般”疾病少百分之五。从1998年初起,员工超过五十人的美国公司若降低心理卫生保险的上限,就是违法,但是这些公司仍然可以让心理卫生的部


  分负担额(保险公司给付之外的病人自行负担费用)用于其他病症,所以精神障碍的给付实际上还是比较少。“在相同的基础条件下,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可接受癫痫症却不接受我女儿的忧郁症,这太荒谬了,”萝莉·福林是美国重要的鼓吹团体“全国精神障碍联盟”的领导者,她说:“我的风湿性关节炎可以得到有利的部分负担额,因为那是‘真的’病,但我女儿的病难道不算病?心理卫生很难定义,很少有人的心理卫生是完美无缺的。我们的社会没有义务,也无法负担我个人快乐的保险,但精神障碍是非常直接的东西。只有加入弱势族群团体,才能站起来要求公平的权益。”美国残障者法案保护“身心残障者”,但精神障碍依旧是法案实行的最大阻碍,对精神障碍者的歧视十分严重。“仍然有一种看法:如果你真的是坚强的人”,福林说:“就不会得这种病。如果你生活正常、教育良好、举止合宜,就不会碰到这种事。”

  和所有的政治运动一样,忧郁症的政治权利也要在过度简化之后才得以实现。“忧郁症是种化学不平衡,就像肾脏和肝脏一样,”福林说。事实上,这么做有两种目的:期望得到治疗和期望得到保护。“我们已制定出五年计划,以终结差别待遇,我们要让人们了解,这种病就是大脑失调而没有其他的问题。”但问题是,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忧郁症除了是大脑失调,也包括其他的问题。罗伯·布尔斯廷是躁郁症患者,也是全美国最著名的精神障碍者。他现在已成为精神障碍议题的发言人。“有些参加这场‘运动’的人,”他说:“听到‘发疯’这个字被错误使用,真的会发疯。”

  健康保险机构(最近美国十分流行的管理式保险制度,保费低廉,并与医疗机构签约,提供受保者医疗服务——译者注)并非忧郁症病患的新福音。席维亚·辛普森是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医生,时常要在工作时面对健康保险机构,由此遭遇了不少荒谬的事情。“我得花愈来愈多的时间打电话与管理公司的代表沟通,努力证明病人住院是有道理的。当病人的病情还非常严重的时候,若是他们还没有严重的自杀行为,管理公司就要我让他们出院。我说他们应该再住一阵子,管理公司只回答:‘我不同意。’我叫病人家属去打电话、找律师、抗争。病人自己当然没力气做这些事情。我们觉得要让病人呆到可以转去其他地方为止。所以家属就收到了账单,如果他们付不出来,我们就注销账单。我们这样很难撑下去,而且渔翁得利的是保险公司。”

  缺乏经费和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医院不太可能自行吸收病人的欠款,忧郁症病患也没有力量为自己向保险公司争取权利。“我们听过一堆这样的例子,”福林证实了以上说法:“病情尚不足以出院的病人,因健康保险机构的命令而被迫出院,后来自杀了。他们的死是这种保险造成的。”“如果你拿枪顶着自己脑袋,”吉茵·米兰达说:“你就可能得到赔付。放下枪,又没人理你了。”

  得忧郁症是花钱如流水的恐怖经验。第一次崩溃耗掉我和保险公司五个月的工作时间;看精神科医师花了四千美元;谈话治疗花了一万美元;买药花了三千五百美元。我自己当然是省了很多钱,我不打电话、不上餐厅、不买也不穿新衣服,住在父亲家里甚至连电费都省了。但经济仍然很难维持。“假设保险公司付给你一半全年看精神科医师的费用,”罗伯·布尔斯汀说:“加上一千美元给你付掉药费的百分之八十。这是相当好的保险了。谁负担得起这种保险呢?当我第二次获准入院时,保险公司说我的保险赔付已经用到上限了,我弟弟必须用他的信用卡缴付一万八千美元才让我获准入院。”布尔斯汀后来控告保险公司,才获得和解金,但应付这种诉讼的方法实在是少之又少。“现在我每年在保持心理卫生上花二万美元,还没有住院。即使是最简单的忧郁症治疗,每年都要花掉至少二千至二千五百美元,而三周的住院治疗起码要一万四千美元。”

  事实上,《美国医学会期刊》最近估计出美国每年因忧郁症的损失达四十四兆美元,十三兆是直接损失,三十一兆是间接损失。其中因为潜在劳动人口过早死亡的损失为八兆,工作场所因缺乏或失去生产力而损失二十三兆。这表示因雇员的忧郁症,每年每位雇主平均损失六千美元。“本研究所采用的模型,”《美国医学会期刊》说:“低估了真实的社会损失,因为研究不包括痛苦、灾难的结果,以及生活品质的问题。此外,这项估计较为保守,因为本研究并未将额外的家庭现金花费、由于忧郁症的非精神障碍入院治疗花费,以及忧郁症为病症主因时,花在一般医疗诊断测试上的费用。”
艰难的政策改革(3)

  威尔斯顿议员于1996年首次将心理卫生的立法带入议会,掀起了改变心理与生理疾病之间不平等的战争。虽然这一平等法案尚未定案,但是生理与精神障碍不同的观念已经破除,坚持生物学的观点,通过人体化学的理论来减轻个人的责任,使精神障碍得到与生理疾病同等的地位,这在政治上是有利的,甚至可能是必要的手段。多明尼西议员说:“若是对拒绝保险平等的保险公司提出诉讼,并以平等保护法为由,说精神障碍就是生理疾病,那会很有趣,如果你们提供医生确诊的生理小病痛的保险,就不能拒保精神障碍。” 初步的《平等法


  》已于最近通过,这项法令就如俄亥俄州民主党议员梅西·凯普特形容的,是“一罐有很多漏洞的通心面”。员工较少的公司不适用、允许降低整体保健补助的上限、允许保险公司对住院和精神障碍门诊服务设下严格限制、允许保险公司对精神障碍设下比生理疾病更高的部分负担额和自负额。虽然这项立法的精神令人振奋,但对现状的改变有限。威尔斯顿和多明尼西希望能订定出更严格的法令。

  国会中很难找到在原则上反对医疗精神障碍的议员,“反对就是对抗,”议员彼特说。虽然国会记录中堆积了大量关于自杀的悲剧性格与精神疾病之危险性的证词,但与这些统计有关的法案不太容易通过。保险范围一旦增加,保费也会跟着提高,以目前美国社会来说,这表示得到医疗保险的人数会减少。保费每增加百分之一,保险者就会减少四十万人。所以,如果《精神障碍平等法》增加医疗保健费百分之二点五,就有一百万人不能参加保险。《平等法》的实验显示,其实保费不需要增加到超过百分之一,得到适当心理卫生医疗的人会注意饮食和运动,而且会定期看医生,好让预防的医药发挥作用,所以心理卫生保险是值得的。此外,有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重度忧郁症者比其他族群更容易得到其他疾病(包括传染病、癌症和心脏病),心理卫生医疗因而成为社会生理健康经济严密计划的一部分。在《平等法》实施的地方,家庭保险在第一年的花费增加不到百分之一。保险业界一直担心花费会失控地增加,而从国会里的争论也可看出,许多人对心理卫生保险的财务情况抱持高度怀疑的态度。

  “因保险的限制而延后实施《平等法》并不能省钱,”纽泽西州共和党议员玛格·露凯玛强调:“你反而会付出更大的代价。”议会已组成心理卫生工作委员会(原来是叫做不太好听的“精神病工作委员会”),露凯玛议员和凯普特议员担任主席。议会中的讨论将《平等法》视为公民权的问题。“我本身其实是个商界人士,”多明尼西议员说:“但若我们集合成大集团对病人说:‘嗯,你们自己想办法吧,’就是侵犯了公民权。我们不能把精神障碍者当成是怪物。内华达州民主党参议员哈利·雷德说:“若是小姐月事不顺,我们会让她赶快看医生,或是年轻人气喘,也会让他尽快就医。但若是这两位年轻的小姐和先生不跟别人说话,身高一百五十多厘米却重一百三十公斤,你会想,谁管他们那么多?我最近发言说:‘主席,我认为我们应该办一场关于自杀的听证会。’我们花了一把又一把的钱在确保驾驶和飞行的安全上。但我们对每年三万二千名自杀者做了什么?”

  在国会中,讨论曾集中于精神障碍的危险性。许多与精神障碍有关的暴力情节已成为著名事件:约翰·辛克利枪击里根、大学炸弹客、罗塞尔·威斯顿枪杀两名警察、精神分裂症发作的安德鲁·戈尔茨坦把一名妇女推到纽约地铁列车下、邮局枪击案和最常见的恐怖校园枪击案——发生于利特尔顿、亚特兰大、肯塔基州、密西西比州、俄勒冈州、丹佛和亚柏达。根据新闻报导,1998年有一千多件谋杀案的凶手是精神障碍者。忧郁症不像躁郁症及精神分裂症那样常与这类事件有关,但剧烈的忧郁也会让人发生暴力行为。把注意力放在精神障碍者的危险上会助长忧郁症的污名,强化大众对精神障碍的负面印象。不过,这对获得经费极有助益,许多人不愿出钱帮助陌生人,但很乐意付钱保护自己,利用“那种人会伤害我们这种人”的说法才方便政治运作。最近英国一项研究显示,虽然只有百分之三的精神障碍者可能会伤害他人,新闻中关于精神障碍者的报导却有近一半是强调他们的危险性。“议会中的精英分子常抱着自以为是的心态,而不去弄清楚促成这些恐怖行为的状况,”凯普特议员说:“所以,在讨论提高心理卫生经费的问题时,他们却想以大规模增加警力来防范。我们防范那些人要花上兆美元,但帮助他们只要花少许经费。”克林顿总统曾为精神障碍者辩护,并支持高尔夫人的白宫精神障碍会议,他对我说:“在利特尔顿、亚特兰大校园枪击案,与国会山庄的警察谋杀案的悲剧之后,我们只希望大家坐下来,关心这个急迫的问题。这方面法律的重大修改,是一次又一次的悲剧换来的。”

  国会里的议员无论态度如何,都不愿作决断,因为“在某种抽象的道德观上,他们是保守分子,”里沃丝议员指出:“你必须让它成为一般大众的问题—— 一般大众问题才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她是露凯玛和凯普特所提条款的忠实支持者,就像这两位议员一样,如果议案中有不当的措词,她便加以解释。这项议案没有使用合乎道义责任的道德语言。该议案是威斯顿在首都犯下枪击案之后紧接着提出的,其中提到自我防卫。“精神障碍者无论是否有暴力倾向,都是我们想要帮助的对象”,露凯玛对我说,“但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要得到相当的支持,必须让大家知道这件事关乎他们的切身利益,一定要想办法。我们得说,这是为了不让他们或选民身边随时可能出现凶残的犯罪事件。我们不能只是说,这可以发扬和彰显人道主义精神。”经济方面的论点相对较少提到,让人们脱离救济,投入社会工作中,这种看法对国会来说还是太模糊了——虽然麻省理工学院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重度忧郁症者的工作能力会大幅下降,但开始药物治疗后,就会回到一般水准。另外两项研究显示,处理精神障碍患者的问题,在财务上获益最多的方法,就是帮他们找到工作。

艰难的政策改革(4)

  最近与忧郁症有关的研究开始对立法者,甚至是对健康保险机构,产生重大影响。如果得了忧郁症而不治疗,会让你更容易得传染病、癌症和心脏病,那么忽略它就会付出昂贵的代价。已经可以证明的是,忧郁症未得治疗所需的代价愈高,那么投入这种病症的经费就会愈多。前华盛顿特区市长候选人约翰·威尔逊曾自杀过,有一次他提到:“我相信死于忧郁症的人比死于艾滋病、心脏疾病、高血压等其他病症的人还多,因为我相信忧郁症会招来所有这些疾病。”




  争论一直集中在保险对参保的社会各阶层是否平等,却没有人讨论未参加保险的忧郁症患者。“医疗照顾计划”和“低收入户医疗补助”依不同的情况提供不同等级的援助,但都不提供向外延伸的援助,大多数贫困的忧郁病患无法自己寻求协助。我看来,为贫困忧郁症者提供医疗势在必行,于是我到国会山庄分享我在前几年的经验。我以一个临时行动者加上记者的奇特身分到那里,我想知道他们目前已经做了哪些事情,还想说服美国政府进一步改善,这对国家和那些曾以自己的故事令我深深感动的人都有帮助。我想提供我作为局内人的经验以供参考。雷德议员十分了解这种情况:“几年前,我打扮成流浪汉的潦倒模样,戴着棒球帽,穿着破旧的乞丐装,在拉斯维加斯的游民收容所待了一天一夜,隔日又到雷诺城做同样的事。无论你写多少关于百忧解和所有可治愈忧郁症的神奇药物的文章,对游民都没有什么帮助。” 雷德在贫穷家庭中长大,父亲死于自杀。“我后来意识到,只要有个人愿意和父亲说话,再加上药物治疗,他可能就不会自杀。但我们目前没有这类的立法。”

  我和参与《心理卫生平等法》提案的多明尼西议员会面时,提供了几项我已查证过的故事和统计数字,然后阐述证据十足的趋势,这个趋势可明显从这些故事中看出。“假设,”我说:“我们要是可以整合这些证据,那么所有充满偏见、漏洞百出的资讯和派系争斗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要是我们说,为贫困的忧郁症族群提供充足的心理卫生医疗有许多优点,对美国经济、对退伍军人管理处、对社会——因忧郁症未获治疗而蒙受重大损失的纳税人,和这项投资的受益者,也就是活在痛苦中的人——都有好处。那么,难道不应该进行这项改革?”

  “如果你问的是,我们是否可以只因为在经济利益与人道主义方面的好处,而要求更积极的改变,”多明尼西说:“我要很遗憾地告诉你,答案是:不行。”有四项因素阻碍联邦照顾贫困者的计划。第一项,也是最难解决的一项,是全国预算的结构。“我们现在是每项计划有它自己的经费,”多明尼西说:“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你所提的计划是否需要增加专款,而不是考虑它能为国库省多少钱。”你不能马上减少其他经费;不能因为要支付新的心理卫生服务经费而在一年之内削减掉监狱与社会福利的经费,因为这项服务的经济效益累积很慢。“我们评估医疗服务输送系统,并不单以支出为依据,”多明尼西证实了这点。第二项因素是共和党领导的美国国会对指导医疗业并不热衷。“那就变成了命令,”多明尼西说:“有人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这项立法,但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也不赞成对州政府、保险公司和任何人下命令。”《联邦法》中的《麦卡伦·佛格森法》,把健康保险的管理工作留给州政府负责。第三项因素是,如果你的政见只锁定在改善长远的社会基础设施,而不是提出选民立即可见到结果的炫目政见,相对来说你不容易当选。第四项因素,以威尔斯顿议员遗憾又讥讽的话来说:“我们活在一个急功近利的民主制度里。议员捍卫的是选民关心的事。患忧郁症的穷人在投票日那天是蒙着头躲在家里的床上——这表示他们在这问题上没有多少发言权。贫困的忧郁症患者不是你愿意赋予权利的团体。”

  和彻底失去权力的族群相处之后,再与位高权重者相处,内心感受会很复杂。对国会议员进行访谈之后,我内心激动的程度并不下于与贫困忧郁症患者的访谈。《心理卫生平等法》是跨党派的议题,以多明尼西的说法,共和党和民主党“争相表现对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关爱”。国会一致赞成投入比预算更多的经费给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克林顿总统在1999年批准了八亿一千万美元的经费;约翰·波特议员是预算评审委员会中的主席,已连续当选十一届,还全力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国会在他的领导下,把经费提高到八亿六千一百万美元。在2000年的行政事件中,国会将“社区健康服务整笔拨款”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四,达三亿五千九百万美元。总统要求总统办公室为找工作的精神障碍患者保留职位。“如果我们要成为温情保守主义者(美国共和党在2000年总统大选喊出的口号),”露凯玛说:“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每项重大的心理卫生议案,都可以得到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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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07-9-21 20:37:15 | 只看该作者
议员背后的故事(1)

  在国会中为精神障碍者争取权益的议员,多半有自己的故事,促使他们进入会场挺身直言。雷德议员的父亲死于自杀、多明尼西议员有个得了严重精神分裂症的女儿、威尔斯顿议员有个精神分裂的兄弟、里沃丝议员有严重躁郁症、露凯玛议员和一位精神科医师结缡五十年、鲍布·威斯议员大学时,曾在暑期到精神病房进行公共服务,与精神障碍者结缘。“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子,”威尔斯顿说:“我希望我个人能通过对伦理的研究和反思了解这个议题。但对许多人来说,精神障碍问题依然十分抽象,只有在不经意的情况下亲身遭遇这个问


  题,才能感受到它的紧迫性。我们需要用教育来为立法铺路。”

  威尔斯顿一谈到精神障碍就十分激动,好像病患是他的亲人一样,当1996年《保险平等法》在议会中被讨论时,他以令人动容的口才叙述了自己的经验。多明尼西绝非多愁善感之人,在他简短地讲述自身经验后,有几位议员也上台述说了自己亲人和朋友的故事。那天的议会比较像在进行实证支持治疗而不太像政治辩论,“大家在投票前走到我身边”,威尔斯顿回忆道,“对我说,‘这对你非常非常重要,对不对?’我说:‘没错,比任何事都重要。’那就是我们赢得投票的原因。”这是一个开始,一项象征性的法案,而非带来重大改革的法案,因为它把是否要提高整体治疗经费的决定权交到保险公司手上。这项法案无法改善病人接受医疗的品质。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大部分社区健康计划的经费都遭到删减——这些计划经常因为未得到适当医疗的人发生暴力行为而遭受谴责。这些计划如果能让大家都平安无事,才算功德圆满。但社区健康计划在保健功能上的不足,遭到媒体的痛斥。这些计划是否照顾到了健康的人,这种问题常被提起;却很少有人问到是否照顾到了其目标社群。“大量的联邦税金收入投注于这些计划,”露凯玛议员说:“有证据显示,钱都被分散到各种无关的地方计划里。”威斯议员把克林顿1993年的健康医疗辩论会评论为“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沮丧忧郁的经验”,并指出,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并未提供可显示出整体平等法有利于地方商会的具体资讯。社区心理卫生诊所的确存在,但他们较常处理的是像离婚这类相对较简单的问题。凯普特议员说:“社区心理卫生诊所应该为各方面的症状提供药物治疗、后续追踪和口头咨询。”

  强制入院制度是法律社群与立法社群之间的争论点,前者主张维护公民权利,后者认为不强制治疗发疯和受病痛所苦的人就是一种罪行。“对这件事采取极端观点的公民权运动者,没资格谈这个,其意见也不足取,”露凯玛说:“他们披着公民权的外衣,其实是在对人民施以异常残暴的酷刑,完全不顾这个社会有治疗技术的事实。不强制入院治疗就是虐待。如果我们对动物进行收容治疗,‘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会与我们站在同一条阵线。如果病患不愿服药,不愿接受适当的治疗,就应该强迫他们进行入院治疗。”这种政策已有先例,像肺结核即为其中之一。如果有人得了肺结核,不愿守规矩按时服药,到了某种程度,护士就会每天把抗结核药送上门来。当然,肺结核是有传染性且无法抑制的疾病,会发生突变,造成公共健康的危机。但是,如果精神障碍是有害于社会的话,采取肺结核模式的强制手法就有道理。

  强制入院法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大议题,当时是这种收容所的全盛时期。现在,许多想接受治疗的人却不能如愿:大型收容所关闭、短期疗养院强迫还没复原的病人出院。“现实是,”1999年春季号的《纽约时代杂志》上说:“医院没办法快速医好病人。”虽然有这种问题存在,但还是有人在非自愿的情况下入院。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说服他们入院,而不是强迫。此外,更重要的是,订出必须采用强迫手段的共通标准。若是水平不够或不怀好意的人得到权力,让他们决断谁有病、谁没病,不依程序强制病人进入收容所,就是最糟糕的权力滥用。

  病人可以进入开放的收容所疗养。长期疗养院里,大多数病人可以自由外出和上街,只有少数人需要二十四小时的监视或监禁。疗养机构和住院病人之间的契约是自发性的。法律学者比较支持让人自己过自己的生活,就算他们有破坏倾向也一样,而社会心理工作者和任何曾直接接触到精神障碍的人,都倾向于强制治疗。谁来决定谁何时可以有自由意志、何时不可以有?广泛地来说,右派认为发疯的人就该关起来,以防他们危害社会——就算不构成威胁也一样。左派认为一个人的公民权不应受到人民基本权力结构以外的人侵犯。中间派认为有些人真的需要强制治疗,有些人则相反。由于抗拒受诊和放弃接受治疗是精神障碍的症状,强制入院依然是治疗中必要的一部分。

  “你必须把这些人当成人,尊重他们的独立性,但要让他们与主流社会保持联系,”凯普特议员解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采取了温和的立场,他们曾经发表过一份声明:“若是目前治疗法还有合理的治疗效果,那么,流浪街头、精神异常、生病、堕落和不接受治疗的自由,就不能算自由,而是放纵。”问题是,选择常在完全强制与完全放纵之间摇摆:目前的体制是建立在可归类的精神疾病上,大多数忧郁症极缺乏所需的中庸治疗方法。我们应该注意在街头喋喋不休自言自语的人,评估他们不稳定的自杀倾向,判断他们危害旁人的可能性——然后推断哪些抗拒治疗的人会在复原之后,感激他所接受的强迫治疗。
议员背后的故事(2)

  没有人愿意得忧郁症,但也有些人不愿被迫得到我所定义的复原。他们执意逞能,社会能有什么选择?我们可以让他们缩回到疾病中吗?我们要为他们拒绝就诊而给予社会补助吗?我们该采用什么样的适当程序决定这些条件?官僚的力量十分可怕,需要治疗的人得经过复杂的斡旋,这是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不可能有完美的制衡,就要从两种状况中选择其一:监禁该释放的人,或释放有可能自毁的人。问题其实不在于是否要对人进行强迫治疗,而是何时进行强迫治疗和由谁来执行?要谈这个问题,我不能不提到席拉·赫南


  德兹,她是令人同情的艾滋病毒带菌者,抗拒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遭到强迫治疗,宁死也要得到自由;现在她已开心地得到重生,成了整天手机响个不停的大忙人。但我也想到那位脑麻痹的韩国男孩,身染多种失常的毛病,包括使他无法自杀的身体残障,被迫过着没有快乐也无法解脱的生活。虽然有这么多权衡与思虑,我还是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暴力攻击事件促成自卫法律的订定,虽然有暴力倾向的忧郁症患者不多,但他们在法律地位上与精神分裂者相同。精神障碍有许多面貌,法律的一视同仁造成了极大的灾难。1972年,有一家名为威洛布鲁克的低能者收容所对无知的病人进行人体实验,经过这次事件后,政府提出了“最低限制安置”以亡羊补牢。精神障碍者会因暴力行为而被剥夺权利,也会因为政府动用“国家亲权”(指国家是儿童及青少年的父母亲的立法概念),像对待年幼者一样,采取保护的立场而剥夺其权利。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认为国家亲权不应扩张,而国家亲权的概念也的确在一些国家遭到滥用,这个名词总让人联想到专制。但是,为了捍卫这种法律原则,我们得忍受多少苦难?

  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治疗宣导中心在治疗方法上是最保守的团体,其立场是,不管患者有没有明确眼前的危险,都应该监禁起来。该中心的副总裁乔纳森·斯丹利抱怨说,会被治疗的只有犯罪分子。“人们被推到火车底下的机会只有两百万分之一,但在某一天走进中央公园碰到二十个精神障碍者的机会有百分之百,可是大家却比较关心前者。”对史丹利来说,取消强制入院制度只是公民权保护了“不该保护的人”和政府胡乱削减预算的不幸结果。原本以为取消强制入院可以换来多样化的社区医疗,但事与愿违。取消强制入院制度的结果是消灭了多元的治疗系统,慢慢地把病患丢回社区:病人入院就遭到彻底的监禁,或出院就完全无人照顾,这种事经常发生。政府尚未想到要提供完整的社工大军,解救人民的痛苦,恢复身心健康。治疗宣导中心强烈支持《坎德拉条款》这类的立法,《坎德拉条款》是纽约的法律,允许对未能接受药物治疗的精神障碍者提出诉讼,使精神障碍成为罪行。忧郁症患者被带上法庭、罚款,然后回到街头自己想办法过日子,因为没有空间或预算可以提供更大范围的治疗。如果他们惹了太多麻烦,就该被监禁:从许多例子来看,取消强制入院只是把病人从医院赶到监狱里。而且在监狱里,他们得不到足够和适当的治疗,因而造成极严重的困扰。“最需要心理治疗的人,”斯丹利认为:“恐怕是狱警。”

  华盛顿特区的巴烈隆中心是这个领域中自由派的代表,它认为入院治疗都应出自病患的意愿,并将精神障碍定义为需要诠释的疾病。“人们认为病患缺乏对自己的深刻认识,”他们曾说:“但他们通常只是怀疑治疗者的专业能力而已。”有时候是如此,但并非全然正确。

  退伍军人管理处至今依然相信坚强的军人不会得精神疾病,因此他们花在精神病研究的经费不到百分之十二。事实上,精神障碍可能是老兵最常碰到的毛病,老兵罹患创伤后成为压力症候群、游民和药物滥用的几率很高。纳税义务人在训练军人上花的钱有一大笔,但却不太愿意照顾他们,这造成许多问题,也更显示出心理卫生政策在政治上有多天真。忧郁的老兵,特别是参加过越战的军人,是美国游民的一大族群。他们连续经历了两次创伤。第一次是战争本身,杀人、四望一片废墟和身陷险境的恐惧。另一个是强制性的集体互动,许多老兵习惯了分工式的部队规范,回到家乡什么事都得自己来,于是变得无所适从。退伍军人委员会曾做过估计,入院的老兵之中,有百分之二十五被诊断为精神障碍。由于美国有一半以上的医生曾在荣民医院中接受某种程度的训练,结果把这个机构歧视偏颇的坏风气散播到民间医院与急诊室中。

  凯普特议员谈到芝加哥附近一所荣民医院的故事。她走进急诊室时,警察送进来一个状况很糟的人,值班的社工人员说:“哦,是我们的老客人。”凯普特问她是什么意思,她说那个男子是第十七次因精神障碍问题进医院。“我带他到这里、给他洗个澡、给他药、放他走,没几个月他又回来了。”这种医疗系统到底是怎么了?“进急诊室十七次”,凯普特说,“如果给他适当的社区医疗,使他不用来这里十七次,我们可以省下多少钱帮助其他人?错误治疗的代价比适当治疗的高多了。”

  我们似乎重新走向强制治疗,回到了原点。现在的心理健康体制从对忧郁症病患一视同仁的恶劣态度走向分散、多样、有限制。“情况比旧体制好多了,以前只是把病患关在家里自生自灭。”纽约公民自由联盟的贝丝·荷露蕾斯说:“但是,无论我们对精神障碍的病源和疗法了解多少,公共体制总是会落后二十年之多。”现实状况是,有些人没有自己决定的能力,需要强制治疗;其他有决定能力的人,即使患病,也不会受到强制。最好能够提供多层次的医疗系统,对不同程度的患者提供不同的大规模服务,再加上积极向外寻找可能未得到应有治疗的病患。设定适当程序的指导方针是必要的,所有需要强制治疗的人都要经过相同的审视,其中一定要有督导与制衡。理想的程序需要把两个条件列入考虑,一是病患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威胁,二是病人不必要的痛苦。哪些人该进监狱、哪些该强制进入精神病院、哪些该强制精神治疗或自由决定精神治疗等的标准,一定要建立起来。在明确告知和不影响他人的情形下,应留一些空间给不希望接受治疗的人。还要建立有效、公正的机构来监察这些事。

议员背后的故事(3)

  琳恩·里沃丝是美国国会中唯一承认曾与精神障碍搏斗过的议员。她十八岁结婚时就已怀孕,最早的工作是担任食物调理和保鲜盒推销小姐,以此补贴家用。忧郁症是在生完第一个女儿后不久发作的。因病情持续加重,她开始求助于医生。她的丈夫是汽车制造工人,买了“蓝十字盾医疗保险”。“我以为保险够我得六次忧郁症,”她自嘲地说。接下来的十年里,她和他丈夫的全年薪水都拿去缴精神科的账单。二十一岁那年,她已不能工作,害怕接电话。“太可怕了,好漫长的时光,忧郁症发作会持续数月,我一直躺在床上,一天睡二十


  二个小时。来看我的人都认为忧郁症是陷入悲伤:不管我跟其他议员如何解释,他们都不懂,他们不懂那是怎样巨大的空虚和无望。”

  为了付治疗费,里沃丝的丈夫接了两份全职工作,还时常做第三份兼职工作——除了汽车工厂,还在大学中工作和晚上送比萨。他曾送过一阵子报纸,在玩具店打工。“我不知道他哪来的体力,”里沃丝说:“我们只是做该做的事情。要是没有家人的支持,我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但忧郁症还是太可怕了,如果这个家庭一直这样……”她停了一下:“我不知道有谁活得下去。他还得照顾我,我们有两个小孩。我可以做一点事情,但很少。我们居然战胜了现实,回归正常。” 里沃丝依然对自己的两个小孩怀有罪恶感,“如果我是出了车祸,伤了脊椎骨,影响行动的程度也不会比忧郁症糟,而且还会觉得休养这么久是有道理的。但就算到了现在,每次小孩在学校出事或出了问题,我还是会觉得那是我的错,因为我不在现场,因为我没这样做、没那样做。罪恶感总是挥之不去,我总是会对无法控制的事情感到罪恶。”

  她最后终于在1990年发现了“最完美的药物组合”,现在她服用锂盐(剂量曾高达每天二千二百毫克,后来减少到九百毫克)、去甲丙咪嗪和盐酸丁螺环酮。她一好起来,就立刻开始了公共服务的工作。她充当了精神障碍研究的有声活动广告。“我证明心理研究是对的。如果你让我当选,我就能为你服务。真的有许多人吃过这种病的苦头:他们只希望有机会成为有用的人。”里沃丝在顾家的同时,还利用部分时间攻读大学学位、最终以卓越的成绩毕业,除此之外她还继续攻读法律学位。快三十岁的时候,她的病情较稳定,当选了安亚伯市的地方教育委员。两年后,她因其他缘故而切除子宫,又因为贫血而离职半年。当她决定进军国会时,“对手发现我曾得过精神障碍,指称我消失的那半年时间是因为精神崩溃。”里沃丝参加一个电台热线节目,一个对手安排的听众质问她是否曾得过忧郁症。里沃丝坦诚地回答说她的确得过,而且花了十年才稳定下来。节目结束后,她到民主党地方党部开会。一进入会场,当地一个党内要人说:“琳恩,我听到你在电台的节目了,你在说什么?你疯了吗?”她冷静地回答:“没错,电台节目就是这么一回事。”她对这个问题的沉稳和冷静,使其获得了大众的信任,她赢得了选举。

  许多国会议员曾对里沃丝提过自己的忧郁症病史,但不敢让选民知道。一位同僚说他想公开出来,但又缺乏勇气。我不认识他的选民,他可能真的不能说。得过忧郁症的人大多无法好好作判断,因为他们陷于罪恶感之中。这是种非常寂寞的病。不过,同样的情形,我有几位同性恋的朋友在“出柜”后,反而放下了心中的重担。“我已经自由了:我的忧郁症不再是把柄。”鲍布·威斯议员称忧郁症是“家家都有的秘密”。

  “你要自己想办法,”琳恩说:“你要自己去找社区心理卫生服务中心。有人这样对我说。当他们提到‘社区心理卫生’时,我冷笑了一声。听好,如果你指望一个汽车工人到他公司的工会里说:‘我儿子精神分裂,我老婆有躁郁症,我女儿的精神病快好了’——那是不可能的。”“这个国家,”她认为:“还没有进步到可以让我们得到适当治疗的地步。此外,开处方的医生所知有限,而且他们只会努力省钱。健康保险机构给他们的处方药种类有限。”“即使这些药对你的体质无效,你也只能拿到这些药!”里沃丝说:“就算是病情稳定了,你还得改变在患病情况下有意义,但在健康的状况下没有意义的对抗手段。”她发现目前进行中的精神动力治疗经费遭到删减,她相信这会增加整体社会的支出。“真是一团糟。”她说。

  东南宾州心理卫生协会的执行总裁乔·罗杰斯是位古怪而不修边幅的权威人士,言谈流畅又有魅力。他讲话富有哲理,但也很机灵和务实,方向一旦决定就会坚持到底。我们第一次碰面是在宾州旅馆同进午餐时,他穿着蓝色外套打了根条纹领带,手上提着公事包,看上去像是一个白领。我看菜单时,他告诉我说他曾在纽约住过一阵子。我问:“哦,你住哪?”他说:“华盛顿广场。”他拿起桌上面包篮里的面包卷。“我住在华盛顿广场附近,”我合上菜单回答说:“那里真是很棒的地方。你当时住哪里?”他苦笑着说:“就在华盛顿广场里头。我在路边长椅上过了九个月,那段时间我是游民。”

  乔·罗杰斯和琳恩·里沃丝一样,从心理保健网络的“消费者”一端转变为“供应者”一端。他生长在佛州一个有四个子女的家庭,母亲酗酒,父亲随身带枪,很少在家,而且不时会闹自杀。虽然他的父母来自小康家庭,但他们的异常造成家境贫穷。“我活在破碎的家庭里,到处都有蟑螂跑来跑去,”罗杰斯回忆道:“有时候家里的杂用费会突然不见,我爸爸沉迷于赌博,所以从来没看过他拿薪水回家。虽然不至于挨饿,但因为父母的关系,我家很穷。”罗杰斯十三岁时退学。他的父亲老喜欢拿把鲁格尔手枪跟儿子说他想自杀,罗杰斯渐渐有了一套应付这种状况的方法。“我十二岁的时候,就学会了如何从他身边拿走手枪,藏起来。”在此同时,他母亲酗酒的情形愈来愈严重,入院治疗好几次,她也有过自杀倾向,但是罗杰斯认为这还好。他十六岁时父亲过世,二十岁时母亲也走了。

议员背后的故事(4)

  “回想起来,我父亲要是接受治疗的话,应该会好起来,”罗杰斯说:“但我母亲就不知道了。”罗杰斯自己从十三岁到十八岁这段时间都很消极,十八岁那年开始准备参加高中同等学力测验,他认识了心爱的女朋友,也尝试建立自己的生活。他在一次贵格教会的聚会里,认识了后来对他伸出援手的心理学家。后来他遭逢了一次危机,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前,他突然迷失了方向。“我坐在车上,笼罩在彻底的失落感之中。”没多久他就产生了严重的自杀倾向。那位在贵格教会认识的朋友带他到医院接受治疗,并开始服用锂盐。1971年,罗


  杰斯变成了游民。女朋友离他而去,父母过世了,他依赖社会救济金过日子。

  罗杰斯曾经数次入院。当时主要是使用抗郁剂治疗,他住在宁静的精神病院中,“那里的环境让我不想活,”他痛恨医院。“我的表现开始变好,因为很想离开那。”罗杰斯说到州立医院就吓得发抖。“我在其中一家待了半年——里面的空气好可怕。他们每年在每个病人身上花了十二万五千元,至少在设备上也该改善一点。你和两三个病人同房,与他们一起被关在狭小的空间里。医院护理人员人手太少,训练也不够,他们根本不想听你说话。他们时常骂人,而且很专断,我正处在叛逆期,和他们处得很不好。那种地方是座监狱。只要经费不增加,就没有人会想到放人出院的问题——没有一个职位是要帮你从缠身的繁文缛节中脱身出来。在这种地方待太久,你整个人就被毁了。” 在医院里,医生让他服用高剂量的镇定剂,让他“乖一点”,但通常对他的毛病并无实质的作用。在没有抗郁剂治疗的情形下,压抑焦虑和暴躁的镇定剂一旦停用,只会让他陷于愁云惨雾之中。罗杰斯不相信“病人将来会感激”是强迫病人接受的好理由。他说:“如果你到酒吧里,随便逮一个喝得太多的人,把他送进戒毒所,还劝他老婆多多注意,他或许会感谢你这么做,但那逾越了我们的社会规范,侵犯了他的公民权。”

现有的治疗机构(1)

  参观州立精神病院是令人震撼的经验。在一个相对清醒的世界里,完全的疯狂令人昏乱和痛苦,但被关在一个对疯狂习以为常的地方,绝对更加恐怖。我手中有许多反映各种州立医疗体系弊端的文章。在一篇精彩大胆的暗访报导中,记者凯文·海德曼自称有自杀倾向而住进布鲁克林区伍德荷医院的精神病院。他写道:“整个环境都是为了监视而不是为了治疗,”然后引用纽约心理卫生办公室专员特别助理达比·潘尼说的话:“就我自己的经验,要是我得了情感性疾病,最不想去的地方就是‘州立医院的精神病’病房。”海德曼在伍德荷


  医院里发现了几个不成文的规定,病人没机会与精神科医师进行交流或互动;病人整天都没事做,只能连续十小时看电视;病院污秽不堪;病人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药。他们被迫服用不必要的镇定剂,并忍受监禁。照顾海德曼的护士对他说,生个小孩对治忧郁症有好处。纽约州每天要为这种服务支付一千四百美元。

  对于医院,我最关心的不在于它有多糟糕,而是一个好医院该具有哪些标准。我的目的不是要挖出弊病,而是要探寻州立医疗机构的实际运作模式是否走错了方向。强制入院的问题很棘手,我不知该如何解决。短期的精神障碍治疗机构有好有坏,我曾在这类医院的病房呆过一段时间,如果需要短期治疗,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但是可长期住院的公共机构,差距极大。我在费城附近的诺利斯镇医院待了相当长的时间,这家医院的主人是位热心公益的人士。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碰到的医生、每天与驻院医生交流的社工,以及这里的管理者。我喜欢在这里认识的病人。不过,诺利斯镇医院还是令我心惊胆颤,参观这里是我进行研究以来最烦乱、最困难的任务。我宁可陷在忧郁里,也不愿在诺利斯镇医院呆太久。强制入院是我们目前最好的选择,但诺利斯镇医院呈现的问题可能不是全都有办法解决,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弥补医疗法律的漏洞,就必须了解这些问题。

  诺利斯镇医院里有一座园区,一眼看上去,像是个二流的东岸大学。这家医院座落在翠绿的山丘上,全镇风光尽收眼底。高大茂密的树木矗立在保养良好的草坪上,新美国式风格的红砖建筑上布满了爬藤,医院的大门白天才打开。人们一般会认为,病人待在医院里会比在医院外好,但这里的现实情形残酷得有如经典电视连续剧《囚犯》,或是较无聊的《爱丽丝梦游仙境》,宜人的外观掩饰了不堪的内部。我慢慢才发觉,这个地方有自己的一套语言。“哦,她表现得不太好,”某位病人坦白地对我说:“如果她不注意的话,最后会被送到五十号楼。”问别人在“五十号楼”会发生什么事是无意义的:在病人眼中,五十号楼——紧急处理处——是可怕的诅咒。最后我走进五十号大楼,发现这里并没有我想像的恐怖,反倒是三十号楼死寂得可怕。里头的人都受到囚禁和监视,以防止他们自残。有些人被网子捆住,以避免他们自杀。我看不到多少适当的治疗,受到如此对待的人多半需要治疗,但是他们的状况糟糕得可怕,比杜莎夫人蜡像馆地下室里的囚犯蜡像还恐怖。楼层的数字,以及恐怖和禁锢等等的耳语在园区中流传,这不能治疗病人,只是让他们病情更严重。

  我痛恨那里,这家医院深深刺痛了我。如果我又贫穷又孤独,而且忧郁症未得到治疗,最后也得在那种地方终老吗?想到这里,我吓得惊叫,狂奔出那美丽的大门,躲进我安全的被窝里。而在医院之外,有些人并没有可以叫做家的地方。虽然里面有许多医生和社工人员,但病人的状况混乱不堪,令我产生“里外两重天”的感受。由于情感性疾病是州立医院第二常见的病症,我分不清我属于“我们”还是“他们”。我们依循着集体的规范过日子,因其一次又一次得到验证而维持着理智。要是你到了一个所有东西都充了氦气的地方,你会不再相信地心引力,因为看不到证据。我在诺利斯镇医院里,发现自己愈来愈难以掌握现实。在这种地方,你会彻底失去确定感,理智在这里就像疯狂在正常世界里一样格格不入。每次走进诺利斯镇医院,我都觉得自己的精神在消耗和瓦解。

  在管理部门的安排下,我在一个美丽的春天第一次来到这里。我与一位自愿来聊天的忧郁症女士谈话。我们坐在美丽的小山坡上一个类似眺望台的地方,我们喝着难以入口的咖啡,杯子的材质是那种盛放稍热的饮料就会软掉的塑胶。这位女士口齿清晰,也比较“可以见人”,但我觉得有点苦恼,讨厌的不止是这杯有塑胶味的咖啡。我们谈话之时,很多不知进退的人走到我们两人之间,打断谈话,问我是谁、做什么,或甚至其中一个人,拍着我的脖子,好像我是只百灵顿猎犬。一位我不认识的女士站在离我们十英尺外的地方,看了我半天,突然流下泪来,尽管我试图安抚她,她还是不断啜泣。有人不在意地对我解释:“哦,她不过是个可笑的家伙。”进来没疯的人,出院的时候也要疯了。诺利斯镇医院的病人数比它还兼作仓库的全盛时期少了许多,所以园区内一半以上的建筑是荒废的。这些空荡荡的建筑——有不少是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带有实用主义、现代主义等市区风格的建筑物,经年紧闭闲置,流露出鬼魅的阴气,在楼房的梁桁之间,在空旷死寂的厅堂中,我总是会联想到青涩的愁苦生活。
现有的治疗机构(2)

  诺利斯镇医院里歇斯底里的病患中有的会对着一般人看不到的火星人说话。一个年轻人愤怒地用拳头猛捶墙壁,而其他在精神分裂边缘的病人对他视而不见,他们一脸呆滞、面无表情,或忧郁或沉默。那些不能用来自戕的家具都残破不堪,和使用家具的人一样一脸疲累。为节庆而挂在大厅里的劣质棉纸把大厅装饰得像个幼儿园,大家都忘记了这些人已经成年。我去了诺利斯镇医院十多回,每次都有个人坚称我是她妈妈,拼命问一些我根本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还有个看起来焦虑又极暴躁的人要我立刻离开,在出事之前赶快逃走。一个脸


  部严重变形的人认定我是他的朋友,叫我别在意,不要离开,只要待一个月,所有人都会习惯我。“你不坏,你不丑,留下来嘛,你会习惯的,”他心不在焉地说着,口气平淡地发表着长篇大论,我几乎听不懂。一个胖得令人讨厌的女士向我讨钱,还抓着我的肩膀大声喊。在诺利斯镇医院,我无时无刻不处在非言语呼喊的“持续低音”里,听到绵绵不绝的高谈阔论:有人敲击物品、有人惊叫、有人鼾声如雷、有人急促不清地说话、有人哭泣、有人制造出令人窒息的怪异声响或任意放屁,唯一快乐的只有不断咳嗽的吸烟男女。这个地方一点都不讨人喜欢,从墙壁和地板里传出争吵声。虽然有封闭的建筑物和大片草坪,但诺利斯镇医院根本没有给病人足够的空间。在这类机构里,四成病人是因忧郁症而入院,但他们却进入全世界最忧郁的地方接受疗养。

  其实诺利斯镇医院在我拜访过的公共长期疗养机构里已经算是不错的了,经营者不但负责,还很聪明、仁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院内病人的健康,以他们的状况来说都算是差强人意。这里完全不像贝德兰疯人院,每个人都吃得很好,也有适当的医药治疗,专业的工作人员总是以家长式的温情看顾所有病人。诺利斯镇医院的病人很少受伤,所有人都很干净整洁。大家都知道自己患了什么病和为什么要入院。专业的员工对病人给予充分的爱,虽然这是个精神障碍者居住的地方,但依然给人安全感。里面的病人受到保护,不被外在的世界和他们内在的恐惧伤害。这里的缺失正是长期疗养机构特有的问题。

  乔·罗杰斯在医院里待了数年之后,从长期疗养机构转到佛罗里达州的中途之家,他在那里得到了更好的治疗与更合适的医药。“但我开始对自己有不同的认识——我开始把自己看成精神障碍者。他们说我无可救药,完全不认为我可以上学。那时我二十五岁左右。他们说我应该继续领社会救济金,留在中途之家里。最后我变得非常苦恼,完全失去了自我感。” 罗杰斯离开了医院,流落街头,这段时间对他来说反倒比较好过。“我愈是努力理清自我,自我愈是溃散。我尝试了迁移疗法,该是离开熟悉的地方与亲友的时候了。我猜纽约应该是不错的地方。我不知道到那里要做什么。后来我发现了一张公园的长椅,不算差——那时纽约没有很多游民,而我又是个外表和善的白人小孩。我很邋遢,但不肮脏,人们愿意关心我。”

  罗杰斯会对施舍小钱的陌生人谈自己的故事,但刻意不谈可能会让他重返医院的情节。“我觉得要是回去了,就再也出不来了。我觉得他们会把我送回去。我已彻底绝望,但因怕痛而不敢自杀。”到了1973年,“我还记得有一次听到喧闹声,人们都在庆祝,我问怎么回事,他们说越战结束了。我说:‘哦,那太棒了。’但不知道那是什么战争,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记得自己曾参加过反战游行。”然后天气愈来愈冷,罗杰斯没有外套。他睡在哈德逊河边的大码头。“我觉得我已经和别人太疏远了,要是接近别人,就会吓到他们。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洗澡和换衣服,可能令人很恶心。那些教会的人走过来,我知道他们注意到我在游荡,说要带我到东橘市的基督教青年会。如果他们是说要送我到医院,我就会逃之夭夭,让他们找不到。但他们没这么做,他们一直看着我,等到我有了准备,才让我做些我可以做的事情。反正我没什么可失去的。”

  罗杰斯的个人体验,后来成为他社会政策的基础。“孤立又失落的人通常渴望一点点人与人的沟通,”罗杰斯说:“向外扩展是有用的。你要有诚意,要吸引他注意,一直诱导他,直到他准备好要跟你走。”罗杰斯是忧郁症患者,但忧郁症是压在人格之上的病症,罗杰斯潜在的个性是十分坚毅的。“幽默感可能是最重要的东西”,他现在这么说,“在我最疯狂、最忧郁的岁月,我还是可以找到能开玩笑的事情。”罗杰斯搬到东橘市的基督教青年会住了几个月,也找到一份洗车的工作。后来他又搬到蒙特克莱尔镇的基督教青年会,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婚姻“可使人大大地稳定下来”。罗杰斯决定读大学。“我们两人的角色好像轮流变换。她经历了一阵子忧郁发作,我得照顾她,然后是两人角色颠倒过来。”罗杰斯开始在心理卫生的领域里担任义工——“那时候我只懂得这些事情”——当时他二十六岁。虽然他非常不喜欢州立医院,“身处困境的人们极渴望帮助,我觉得我们可以改革医院,给他们更好的环境。我努力了好几年,但发现体制不会改变。”

  东南宾州的心理卫生协会是罗杰斯设立的非营利机构,该机构致力于提高人们对精神障碍的注意。罗杰斯使宾州成为全美心理卫生医疗最进步的一个州,他个人主张关闭州立精神病医院,提出建立顶级的社区心理卫生行动方案,这些方案目前得到每年约十四亿美元的经费。如果你精神不稳定,甚至濒临崩溃,宾州是最适合你的地方,事实上,许多邻州的人为了沾到这点好处而搬到宾州。游民向来是费城的大问题,现任的市长当选后,原先是想要重开已关闭的精神病院,并 提供经费给仍在运作的精神病院。罗杰斯说服他关闭现存的机构,支持成立其他的医疗系统。
现有的治疗机构(3)

  宾州医疗体制目前的指导原则是,病人不应该监禁在举目皆疯狂的医院,而应该生活在更大的社区里,处于对他们有益的健康环境中。宾州的重病患者住在制度化的长期疗养机构中。这些机构都不大,大多只有五十多张病床,机构提供扎实的协助、严密的照顾,他们支持严格的个案管理,允许心理社工人员与病人建立一对一的关系,并且介入治疗。“我们需要积极的制度。在事业刚开始时,我负责照顾的病人威胁要对我申请人身强制令。我不把他的排斥当一回事,还是依我的方式做,如果有必要,我会撞开他家大门。”这些机构也提供


  社会心理康复,目的是以“正常”生活的影响力来协助他们。在此环境下,宾州约百分之八十的入院忧郁症病患得到改善。有可能危及他人或自己的病人,可得到全方位的医疗——最严重者可强迫入院与治疗——因为这时候此人处于极危险的状况。唯一会持续抗拒这种治疗的人是有毒瘾的精神障碍者,尤其是海洛因毒瘾者,这种病必须先经过戒治,再接受州立心理卫生机构的照料。

  罗杰斯也建立了他所说的“即时服务中心”——街头服务所,通常是由从精神障碍中痊愈的人来进行服务。如此既让刚刚有能力面对特定环境的人有个就业的机会,也让心理状况不佳的人有地方可求助、逗留和得到有价值的建议。恐惧其他更积极的疗法的游民,只要来过这类地方,就会一再地上门。即时服务中心提供了介于心理孤立与交流之间的过渡区。现在宾州已建立像是警察国家的追踪系统,但这个系统的确可预防人们沦落至社会边缘的地步。他们的资料库内储存了州内所有医疗机构的处置,其中包括每一位进过急诊室的病人资料。“我输入自己的名字,”罗杰斯说:“跑出来的资料把我吓了一跳……”如果宾州有一个病人溜出医疗机构,社工人员会把他找出来,并持续定期调查他。除非你康复,否则逃不出这个体制的关注。

  整个制度的问题是太脆弱。在最实际的层次上,它的财政并不稳定:笨重如巨象的大型精神病医院可理所当然地得到大笔经费,而一些体制外机构的经费,在总预算不足的时候常常遭到删减。就算是在比较开放、富裕的地区里,把精神障碍者安排到社区里,也需要有宽容心。鲍伯·威斯议员说:“大家都是主张取消强迫入院制度的开明人士,但如果哪天有个游民跑到他家门口,情形就不同了。”对某些精神障碍者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在社区里,自主性与融入性太高了。有些人无法在医院这类完全封闭的环境之外正常生活。这种人总是会被驱赶到他们无法承受的世界里,这对他们,以及对不期而遇、施出援手的人都没有好处。

  这些问题都没有令罗杰斯感到气馁。他已经采用了“萝卜与大棒”的策略迫使医院关闭,逢迎位高权重的官员,并引用美国残障法案向官员提出集体诉讼案。罗杰斯模仿了西泽·查维斯的“农工联合工会”的运动模式,事实上,他企图让精神障碍者团结起来,让极为分散的弱势群体集体发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强制入院制度的全盛时期,费城附近的机构中收容了一万五千多名病患。罗杰斯关闭了其中两所,仅存的诺利斯医院收容了数百名病患。反对罗杰斯集体诉讼案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医院的联合工会(大部分是为了生计)。病人一旦达到某种程度的康复,就转移至长期社区疗养机构,这促使医院关闭。罗杰斯说:“我们要让医院渐进地关闭和缩减。”如果大型医院已成为弊病重重、积重难返的地方,那么以社区为基础的制度就更是问题丛生的地方。制度中的审查和制衡很难维持。为数众多的官员与心理卫生人员所能掌控的范围很小,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范围内运作。监督者只是偶尔匆促地探访和视察,这种机构的运作方式如何能让监督者全盘掌握?在权力交接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使相关人员的警觉性维持在高水准?

  什么才叫精神障碍和谁需要治疗等问题,绝大部分要看大众对心智健全的认知。只要有所谓的心智健全,就有所谓的心智失常,二者在类型与程度的区别上,都有条件与范围。追究到最后,这是一种要求自己大脑与要求别人大脑的政治学。这种政治学本身没什么对错,它在我们的自我实现中十分重要,也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我们不该对其背后的共谋做出妥协,除非我们相信,对于复杂问题可在不同流合污的情形下,产生全体一致的意见,否则我们就要小心地根据决定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经历,并结合个人的意见,来处理这些问题。问题并不在于忧郁症引起的政治,而是我们无法认知到忧郁症之中有政治。我们不可能避开这种政治。没钱的人比财力优势的人更无法避开政治,忧郁症的政治反映了生活的另一面。病症较轻微的人比较严重的人更能避开政治,事实可能就是如此。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拥护自杀权而出名的托马斯·萨斯,将他们的论点推进到反对使用药物治疗,他宣称精神科医师开处方给病人是干涉私人生活,违反自然法则。发现人有患忧郁症的权利是件很有趣的事情,就好像发现人在头脑非常清楚的情形下可以拒绝服药一样。但是萨斯逾越了他的职责,对他的病人散播他的信念,告诉病人他们有绝对的权利拒绝服药。这是一种政治行为吗?萨斯的部分病人相信那是政治行为。我们对精神科医师“负责任的态度”的定义,也是一种政治。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反对萨斯的观点,在他的一位病人以极为残酷又痛苦的方式自杀后,他必须赔偿该病人的遗孀六十五万美元。

  维护一个人的生命,与维护他不接受治疗的公民权,哪个比较重要?这个问题更具争议性。最近,《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引起风波的专栏文章,作者是华盛顿保守派智囊团的精神科医师,她回应最新发表的《美国医师心理卫生总报告》,说该文指出治好轻微的精神障碍可避免严重疾病的发生,好像心理卫生医疗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她声称,病人不受监督根本不会服药,并认为最后被关在监狱里的精神障碍者,“包括阻碍型的疾病,如精神分裂和躁郁症”,可能本来就应该待在那里。她同时又说,百分之二十的美国公民有某种精


  神障碍的烦恼(显然包括重度忧郁症者),许多案例并无治疗的必要性,因此也不应该得到治疗。其中的关键字是“必要性”——因为“必要性”的问题重点在于生活品质,而不在于存活。许多人即使在忧郁症的摧残下的确也能过活,但打个比方说,他们可能是过着没有牙齿的生活。我们不能因为人类可以靠着吃乳酪和香蕉活着,而放任现代人过着没有牙齿的生活。腿部畸形的人也能活着,但他每天都梦想自己能走出门外。讨论到最后又回到了原点,这问题在精神障碍外的世界已经不知谈了多少回:一定要接受治疗的,只有会造成他人损失与给他人带来威胁的人。
美国医药产业的现状(1)

  医生,尤其是不隶属于教学医院的医生,常可从医药推销员那里得知最新的医药。这是种多方面的福祉。它保证医生可以得到进修教育,让医生在新产品一上市就得知它的效用。但这还不够。医药产业重视药物胜于其他疗法。“这助长了我们对药物疗法的成见,”密西根大学的著名心理学与神经科学教授艾略特·瓦伦斯坦说:“医药是好东西,我们也感谢生产医药的厂商,但无限制依赖药物是一种耻辱。”此外,由于产业需要资金进行许多大规模与大范围的研究,因此,有专利权的研究比没有专利权的研究做得更好,像贯叶连翘即为一


  例;新药物疗法的研究比其他(像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这类)的新疗法还多。我们没有足够的国家研究计划可与药厂抗衡。权威医学期刊《刺胳针》最近登载了一篇文章,乔纳森·里斯教授对专利权的审查进行了全新思考,希望让目前无法获利的疗法更有商业性,包括他所说的“基因学与资讯学”。但在眼前,这个领域尚未出现获利的诱因。

  医药业者知道,在自由市场里,最好的药剂不见得是最成功的药剂。他们对理想疗法的追求,当然与对利润的追求分不开,但我相信,相对于某些玩弄伎俩的政客,医药界的人士不像其他产业的大部分人,那么狠心地剥削社会。只有在医药业投入大规模研究与开发计划之后,许多著名现代医药的发现才能成为可能,他们开发新产品所需的资金比其他产业多七倍。这些计划都是以获利为目的,但是从投资医疗中获利,怎么也比投资开发武器或出版色情杂志来得崇高些。任职于礼来大药厂,发明百忧解的三位科学家之一的大卫·周说:“产业才能成就这些发现。”曾任职于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如今在礼来大药厂的威廉·波特说:“百忧解是这里的实验科学家所开发出来的,重要的研究是由产业所投资的。这是社会的选择,使我们有个十分进步的体制。”要是医药业没有开发出救我一命的药,不知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想到这,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虽然产业化有这么多好处,但只是产业化,终究会受到社会制度的限制。我曾参加过不少由医药公司所举办的、分成研究和利诱两部分的演讲。其中一场在巴尔的摩水族馆举办,你可以选择参加“躁郁症的神经生物与疗法”的演讲,或“嘉宾合家喂食刺魟与表演”等活动。我最后参加了重要抗郁剂的美国产品发布会,这项产品很快就占据了一部分的市场。虽然这项产品发表会是在负责管理所有这类产品的管制单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规范下举行,但它仍然是一种“飞天瓦伦达氏”(美国的杂耍家族)也规划不出来的马戏表演。而且,它还是不搭调的混乱庆典,充满了舞会和烤肉宴营造出的浪漫情怀。这是美国公司炒作商品的典型手法,在竞争激烈的美国市场里,行销人员对任何产品都是用这种手法打入市场,我觉得这种浮夸手段虽无伤大雅,但对于一种为饱受折磨的人制造的产品来说,其推销手段还是有点奇怪。

  为了参加正式的主题演说,行销人员聚集在巨大无比的会议中心。听众人数多得可怕——超过两千人。等我们一坐定,一座舞台升起,好像是歌剧《猫》一样,上面是一整个管弦乐团演奏着“摆开烦恼,迎向快乐”,接下来是“惊惧之泪”二重唱的曲子“每个人都想统治世界”。一位巫师站在背景前,欢迎我们参与这项神奇产品的发布会。大峡谷与森林小溪的巨型照片打在二十尺宽的银幕上,灯光亮起,显露出一座类似工地的布景。管弦乐团开始演奏“朋克弗洛伊德”乐团专辑《墙》中的曲子。一座巨大砖墙慢慢地从舞台后方升起,上面写着竞争对手产品的名字。一群戴着矿工帽和十字镐的舞者在电动舞台上奋力表演,击垮了其他品牌的抗郁剂,此时后方控制室打出的七彩镭射光,印出产品的标志。同时,显然是用布景石膏做的砖头散落一地,舞者踢掉工作靴,跳起不搭调的爱尔兰吉格舞。银幕上打出数字的同时,行销大军的头头高声欢呼着踩过这片废墟,他兴高彩烈地谈着未来的获利,好像刚赢了一场“家庭对抗”(美国老牌益智游戏节目)。

  这种荒唐的表演令我非常不舒服,但它的确鼓动了群众。中场出现的啦啦队更让观众无比兴奋。等到这些杂耍都结束之后,观众已迫不及待,望眼欲穿。开幕仪式之后,接着是对行销大军提出严肃的人道呼吁。控制室播放出专为这次活动所拍摄的短片,片中是在第三阶段研究中服用这项产品的人。这些影像有点朦胧,但都是真人真事,他们曾遭受极大的痛苦,有些人发现这项产品治愈了折磨他们半辈子的顽劣忧郁症。我发现代表们深深为忧郁症患者的痛苦经历所感动。人们离开巨大的观众席时,心中都带着一份使命感。接下来的几天,仍持续这种内容与风格相互矛盾的发布会,推销员的欲望与同情心都受到鼓舞。但是到了最后,每个人都拿到一大堆赠品:我带回家的东西包括汗衫、休闲衫、防风夹克、笔记本、棒球帽、手提袋、二十支笔,以及其他种种商标印得和名牌服饰一样醒目的玩意儿。

  曾任职“英国精神药理学协会”书记的大卫·希利质疑忧郁症治疗机构成立的批准程序。以他的观点,医药产业利用“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这个字眼,提出不合实情的机能简化。希利写道:“抑制血清素重吸收的药物可以做抗郁剂,选择性儿茶酚胺重吸收抑制剂也可以做抗郁剂。事实上,有力的证据显示,对于严重的忧郁症,有些作用在多重系统的老药剂比新药剂更有效。电气痉挛疗法几乎已确定是难以作用在特定神经传导物质系统的疗法,但许多医生仍相信这是目前最快速且最有效的疗法。这里要指出的是,忧郁症并非单一神经传导物质或特定受体的失常,忧郁症患者有许多生理系统因某种方式受损、关闭或失调。”他点出了这个问题,许多药厂宣传的药剂其实对使用的消费者并不特别有效。联邦于六十年代所实施的法规制度,是依据细菌疾病的模型制定的,假设每种疾病都有特定解药,而每种解药也用在特定疾病上。毫无疑问,目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美国议会、药厂和一般大众的用词,正反映了他们对忧郁如何侵袭个人和哪种适当疗法可消除忧郁症的观念。专门针对“忧郁症”的“抗郁剂”——这种药剂是否有意义? 美国医药产业的现状(2)

  如果忧郁症是侵袭全世界百分之二十五人口的疾病,那它实际上还算是疾病吗?它是取代罹患者“原本”人格的东西吗?如果我一晚只睡四小时,还能正常工作的话,就可以有多一倍的时间来写这本书。睡眠的需求大大削弱了我的能力。我无法担任州政府的官员,因为这需要一天工作十四小时还保持很旺盛的精力。我选择当作家的原因之一是我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跟我共事过的人都知道,除非受到逼迫,否则我不会参加早上的会议。我偶尔会服用无需医生开处方的药物——这东西叫做咖啡——好帮助我撑过睡眠不足的时候。咖啡


  是不完美的药物,它对暂时治疗我的小毛病十分有效,但若是长期使用它来取代睡眠,就会造成焦躁、头痛、头晕和工作效率降低。正因为如此,咖啡不足以让我像州政府官员那样,把工作行程排得满满的。要是世界卫生组织可以进行一项研究,调查出每年因为某些人需要每晚超过六小时的睡眠,而损失的工作时间,那么睡眠造成的损失可能比忧郁症还高。

  我曾碰过每晚要睡十四小时的人,他们和重度忧郁症者一样,面临了在这个社会化与专业化的现代世界会遭遇的问题。他们遭受非常巨大的损失。这种疾病的界线在哪里?如果发明一种比咖啡因更好的药,那谁该被视为病人?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州政府官员的睡眠时间订为理想标准,并开始建议一晚睡眠超过十四小时的人接受药物治疗?这么做会有什么坏处?拒绝服用药物,每天仍旧自然睡眠的人会遭遇什么事?他们会落于人后,如果大多数人可以服用这种假想的药物,那现代生活的脚步会变得更快。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希利写道:“重度精神障碍开始被定义为单一神经传导物质系统与其受体的失常。虽然从来都没有证据支持这类论点,但是这样的语言却对精神病学造成重大的改变,从一个语言范围极为广大的学科,转变为只关心某一范畴的学科。”目前忧郁症的知识中,这可能是最值得警惕的事情:它拒绝接受连续体的概念,并假设病人不是有忧郁症,便是无忧郁症;若不是忧郁症患者,就是正常人。类型化的判断简单而迷人。在这个我们与自身感情愈来愈疏离的时代里,若医生可以用验血或脑部断层扫描来告诉我们是否得了忧郁症,和得了哪种忧郁症,会令我们比较安心。但忧郁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情绪,人人都摇摆于掌控与失控之间,忧郁症是一般情绪的过度,而非异物入侵。忧郁症是人人各异的疾病。人为什么会忧郁?你也可以问,人为什么会满足。

  医生可以帮你控制适当的剂量,但或许到了哪一天,人们服用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就像服用抗衰老的维生素一样,长期服用不但有益,副作用小、不会致命,也容易控制。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对易受伤的心灵有好处,可保持心理的健康。服用的剂量不正确,或不规律地服用,会使药剂无法正常发挥作用,但就如同希利所说的,人们服用非处方药,会有起码的谨慎。我们很少会过量服用这种药。我们会不断尝试,找到最合适的剂量(比医生开的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多或少)。即使服用过量,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也不是致命或危险的药。希利相信,将抗郁剂列为处方药剂,很令人意外,抗郁剂的副作用相对上较小,它所治疗的疾病,是只有通过病人的说明才能判断出来的病,除了病人自己的报告之外,这种病无法以医学方法检验出来。只有询问病人,才知道他需不需要用抗郁剂,没有其他办法——而询问通常是一般家庭医生的责任,但他们对这类药剂的了解并不比门外汉多多少。

  现在我服药的方法有着精细清楚的计算,而要是不和有能力的专家面谈,我也没有专门的知识可克服前一次崩溃。但我认识很多服用百忧解的人,只是去找医生,然后拿药。他们已经有了自我诊断的能力,医生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对自己心情状态的认识。在不需服用百忧解的状态下服用它,不会有特别的作用;而服了百忧解也没起色的人,可能就会停止服用。为什么他们不能完全依自己的意愿来做决定?

  我访谈过的人之中,有不少是在“轻微忧郁”时服用抗郁剂,并且因此更快乐,过得更好。我也一样。或许他们想改变的是自己的本性,就像彼得·克拉玛在《神奇百忧解》中指出的说法。关于忧郁症是化学或生物问题的新闻,是种公关手段:至少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找出暴力在大脑中的化学反应,要是我们喜欢,也可以照样操作。认为所有忧郁症都是侵略性疾病的观念,来自于对于“疾病”这个词的扩大解释,把所有特性(从嗜睡、惹人嫌到愚蠢)都算进去;要不就是来自于道听途说的现代幻想。不过,剧烈的忧郁症是有破怀性的,它现在已经是可以治疗的病症,而且要尽全力治好,因为你要为这个人人富裕健康的正常社会着想。保险业者应该提供忧郁症的健康保险,国会应该制订保护忧郁者的法律,卓越的学者应该将其当成影响未来的重大题目来研究。这里有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什么构成人和什么构成人的痛苦等存在主义的问题。我们生活与自由的权利是毋庸置疑的,而我们追求快乐的权利,却是一天比一天费解。

  有位老友曾对我说,公开讨论使性爱的乐趣荡然无存。她说,年轻的时候,她和初恋情人发现了新世界,在其中,只有最自然的天性教导他们怎么做。他们两人之间没有特别的期待和标准。“你现在读了一大堆文章,说谁会得到几次高潮,什么时候达到高潮和如何达到高潮,”她对我说:“他们教你该怎么做,哪种体位和如何感受。什么事都有对的方式和错的方式。那你现在还有什么好发掘的?”

  大脑的机能失常也曾经是秘密,历史在这里重演。人对忧郁无法预料,状况如何变糟,各人经验大不相同。你身边的人如何应付忧郁也是因人而异。现在我们精神痛苦时,手上已有指导方针,我们在人为的分类法和变化的公式中成长。当忧郁症冲出集体的隐私之柜时,它已经变成外表井然有序的连续事件了——这也就是政治遇上忧郁症的地方。这本书本身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这种疾病的政治之中。如果你仔细读过这几页文字,你就学会了如何面对忧郁:该如何感受、如何思考、如何行动。不过,每个人与忧郁症的搏斗过程,仍然不尽相同 。忧郁症和性爱一样,保留了一种难以消灭的神秘氛围。任何时代的忧郁症,都是新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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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楼主| 发表于 07-9-21 20:41:50 | 只看该作者
忧郁的来源与进化(1)

  忧郁是一种类似癌症的机能障碍,还是像晕车一样可以预防?

  伴随忧郁能力的机能在某些阶段可能有助于繁殖。

  我们活在一个令人眼花缭乱、手足无措的科技时代,来自多方面的压力让我们随时可能陷入烦恼。




  以往关于忧郁症的“患者身分”、“发生于何处”、“特性如何”和“何时发生”的讨论很多,而今进化论者已经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为何发生”。“为何发生”一开始关心的是历史:进化生物学解释了事物如何变成现在的模样,为何令人痛苦而又没有好处的症状会发生在这么多人身上?它能带来什么好处?它是人性的弱点吗?为什么它至今还不曾被淘汰出局?为什么特定症状总是一同出现?这种毛病的社会与生物演化关系怎样?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能不注意忧郁症以外的命题。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我们为什么会有情绪?我们为什么要有感情?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人类天性选择了伤心、沮丧和难过,而欢乐这么少?要思考忧郁的进化问题,就是要思考这些情绪对人类有何意义。

  情感型疾病显然不是简单、孤立、个别的状况。麦克·麦奎尔与阿方索所·特罗西在合著的《达尔文主义精神病学》中指出,忧郁症“不一定有引发原因,有时候是家族遗传,有时候则不是,同卵双胞胎的罹患率也并不一致。而病情有时候会维持一辈子,有时候又自然减轻。”此外,忧郁症显然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共同结果。“有些忧郁的人长大后会与社会环境不相容,有些人则相反;有些人生活在忧郁症罹患率高的家庭,有些人则相反;已知造成忧郁症的生理系统(如正肾上腺素、血清素)有显著的差异。而且,对某些人有效果的某种抗郁剂,对其他人未必有用;有些服用任何抗郁剂都无效的人,采用电气痉挛疗法却有效;有些人则是对目前任何疗法都没有反应。”

  这表示我们所说的忧郁症可能是一种没有明显界线的奇特病症。就像说我们有一种症状叫“咳嗽”,其中有些是要用抗生素治疗的咳嗽(肺结核)、有些是要用调整湿度治疗的咳嗽(肺气肿)、有些要用心理治疗的咳嗽(神经过敏)、有些要用化疗(肺癌)、有些可能无药可救。有些咳嗽不治愈的话会致命、有些是慢性、有些是暂时性、有些是季节性、有些会自然痊愈、有些与滤过性病毒有关。什么是咳嗽?我们把咳嗽定义为多种疾病的一种症状,而不是一种病症,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咳嗽本身所造成的后果:喉咙痛、睡不好、说话困难、喉咙痒得难受、呼吸困难等。忧郁症不是单纯的疾病,和咳嗽一样,它是会造成很多病症。如果我们不知道哪些疾病会造成咳嗽,就没有办法了解“难以治疗的咳嗽”,然后就会有各种咳嗽为何无法治疗的解释。现在关于忧郁症的多种类型,我们没法做出条理分明的归纳,这种病症似乎没有单一的解释。如果它是一系列的原因所造成,我们就得用多种说法来解释。目前的说法有点杂乱无章,要用一点精神分析的思想、一点生物学和部分外在环境因素综合来解释。我们必须要理清忧郁、苦恼、个性和疾病,才能真正搞清楚忧郁的心理状况。

  动物最基本的反应是感觉。对所有生物来说,饥饿是难过的感觉,饱腹是舒服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吃饱。如果饥饿不是讨厌的感觉,我们就会饿死。冲动让我们想要进食,若这种冲动得不到满足——例如找不到食物——我们会感到极端饥饿,会尽一切可能想办法解决。感觉会引发情绪:当我因饥饿而感到不快的时候,我会对这种感觉产生情绪反应。昆虫和许多脊椎动物都有感觉,并对感觉产生反应,在动物体系里,情绪从哪里开始很难说明白。情绪不是高等哺乳动物才有的特性,但情绪也不适合用来描述昆虫的行为。我们会因情绪而烦恼,有时用拟人的方法来看事情,例如说植物枯萎是它在为得不到水的滋润而难过——或是说,汽车老是出故障其实是它在闹情绪。我们很难说清楚这是心理投射还是自己的情绪。那一大群蜜蜂是在愤怒吗?鲑鱼是在坚决地逆流而上吗?受人尊敬的生物学家查理斯·谢灵顿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写道,他以显微镜观察叮人的跳蚤,“无论是否为反射动作,它似乎充满了暴力的情绪。在小人国世界里,这景象有如《萨朗波》(著名歌剧)里潜行的狮子。这一瞥令人联想到昆虫世界的浩瀚‘情感’。”从谢灵顿的描述可看出人类如何以其所见来投射自己的情绪。

  脾气是比情绪更复杂的概念。进化生物学家史密斯把情绪描述为天气(现在有没有下雨),而把脾气比作为气候(某区域是潮湿、多雨的地方)。脾气是影响感觉的持续情绪状态。脾气是由情绪所构成,有自己的存在状态,与眼前事件没有关系。我们会因为肚子饿而生气,产生易怒的脾气,即使吃了东西也不一定能缓解。许多生物都有脾气,一般来说,进化愈完全的生物,脾气愈是独立于眼前的外在环境。人类尤其如此。即使是没有忧郁症的人,偶尔也会有情绪低潮的时候,看到落叶就想起生命短暂,离去的人或逝去的时光突然涌上心头,发现我们活在瞬间即逝的世界而感到虚无。有时候人会毫无理由地悲伤起来。即使是经常感到忧郁的人,偶尔也会情绪高昂,阳光普照、事事美好、充满希望,觉得过去的悲伤只是光明的现在与未来的小序曲。为何如此,是生物化学与进化论的谜题。情绪也许适用于物竞天择的道理,但脾气在物种进化上却没有明显的优势,因此情绪可以随环境而改善,脾气却是很难改变。
忧郁的来源与进化(2)

  忧郁是一种类似癌症的机能障碍,还是像晕车一样可以预防?进化论者认为忧郁十分常见,不能算简单的机能障碍。看起来,伴随忧郁的机能在某些阶段可能有助于繁殖。有四种可能性可证明这点。第一项是忧郁的作用在进化至人类以前有其功能,而现今这种功能已不再有用处。第二项是现代生活的压力与我们演化出的大脑相冲突,忧郁是我们的进化尚未赶上现实生活变化的结果。第三项是忧郁本身在人类社会有其功能,有时候人类会忧郁是好事。最后一项是基因和生物结构的结果,产生出忧郁,也与其他更有用的行为和感情有关——


  忧郁是大脑生理机能中,一种突变的附带结果。

  有些人是天生的领袖——没有领导者的社会将会一片混乱,很快就会溃散。人在团体中的地位通常会不断改变,领导者要对抗挑战者,直到被彻底打败为止。忧郁对解决这种社会的权力冲突十分重要。如果阶级低的动物不断挑战领导者,将会争斗连连,团体的功能无法正常运作。如果挑战者失败了,不再逞强,退缩到某种忧郁的状态(这种状态被认为是消极,而非生存的危机),由此承认了胜利者的成功,并接受权力结构。这种依顺当权者的屈从姿态,使他不致被胜利者屠杀,或被驱逐出团体。轻微到中等的适当程度忧郁,有助于阶级社会达到和谐一致。忧郁不断复发,表示这个不断战败的人应该避免再度争斗,以减少对自己的伤害。进化论者伯希内尔曾说,大脑会不断监视一个人与他人关系的地位,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根据这种内化的阶级观念而进行的。大多数动物依争斗的结果来决定自己的阶级,若是没有实力提升自己的阶级,忧郁可以避免它们逞强。即使不是要改善社会地位,人们也常会遭受别人的批斗与攻击。忧郁会让他们退出遭受批斗的环境,摆脱之后才不会受到羞辱。忧郁中的焦虑成分就是来自于害怕成为猛烈攻击的对象而被赶出团体——此后果在动物社会和人类的狩猎与采集时代会危及生存。

  这种以进化的架构来解释忧郁的说法,与在拥有极多外在结构规范的社会中我们所感受到的忧郁,没有很大的关系。在原始社会里,群体的架构是以体力来决定,而体力是通过一个团体成功地消灭或击败另一个团体来表现的。拉塞尔·加德纳担任了“跨物种比较学会”(“精神病理学协会”)多年的领导者,他想找出人类忧郁症与动物模型的联结。他指出,对人类来说,成功不在于击倒别人,而在于完成了一件事情本身。当人类觉得自己成功时,通常是因为实现了目标,而不是因为阻止了别人成功。这并不是说人完全不会投入到竞争中去或是伤害别人,但竞争在大多数人类社会体制中,其建设性比破坏性更高。在动物社会里,最重要的成功目标是“我比你强”;而在人类社会中的成功,是较高等的“我真是太厉害了”。

  加特拿认为坚决的力量决定了动物社会的秩序,其中的弱者发展出类似忧郁的状态,而在人类社会中,公众的意念决定了社会秩序。所以狒狒会因为其他狒狒有能力打倒它而产生忧郁行为,人类则会因为不受他人欢迎而忧郁。现代的经验也证实了这种基本的阶级假说——失去社会阶级的人会变得忧郁,有时候这能让他们更能够接受较低的社会阶级。要注意的是,拒绝接受较低社会阶级的人,通常也不会被逐出现代社会——某些人居然还可成为受人尊敬的社会改革者。

  忧郁和冬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冬眠是指通过沉默与退缩来保存体力,减缓所有的生理机能——这似乎可以支持忧郁是不完全的进化的理论。忧郁症者渴望蜷缩在自己的床上,也不喜欢出门,令人联想到冬眠:动物不会在草原中冬眠,而是在较安全的温暖巢穴里。根据一项假说,忧郁是一种自然的退缩,只会发生于安全环境。“忧郁症与睡眠之所以有关,”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托马斯·艾尔认为:“因为忧郁与睡眠的地方有关,与家有关。”忧郁症的发展也伴随着泌乳激素和荷尔蒙的变化,这也是一种退缩和休眠的形式。对于较温和的忧郁症,艾尔说:“某种生物中的某成员若是一进团体就感到焦虑、不敢登高、不敢进隧道、不敢独自外出、害怕陌生人、一感到危险就躲回家——可能会比较长命,多子多孙。”

  我们也不能忘记进化论假设的片面性。物竞天择不会消灭疾病或朝完美的方向演进。自然的选择比较偏好某些遗传基因。大脑的进化程度赶不上我们的生活,麦奎尔与特罗西称其为“基因落后假说”。现代生活的重担显然与我们大脑的进化相冲突。因此,忧郁症可能是我们在做我们进化程度所不能及之事的结果。“我觉得,如果有一种生物,在天性上要活在五十至七十个同类的群体中,”进化心理学的领导者伦道夫·内斯说:“它们要是活在几十亿个同类的群体中,大家都会很难过。但谁知道呢?或许它们的饮食,它们的活动率,它们的家庭结构、交配模式和性活动会改变,或许睡眠,或许必须面临死亡成为自身意识,也许都不是。”南加州大学医学院的詹姆斯·巴伦杰补充说:“过去都没有这种焦虑的刺激。以前你会呆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而大多数人能掌握一个地方。现代社会是令人焦虑的社会。” 进化论创造出一种模型,认为在特殊环境里的特殊反应有其用途;现代生活造成这些反应,这一堆症状在许多环境中没有用处。忧郁的发生频率在狩猎与采集或单纯农业社会中较低,在工业社会中较高,而在变迁中的社会中更高。这印证了麦奎尔与特罗西的假说。现代社会生活中要面对的困境成千上百,比传统社会多得多。不学习应付的方法,几乎不可能适应这些困境。在所有困境中,最麻烦的就是长期的压力。在大自然里,动物无时无刻不处于严酷的境地,随时都在生死关头。除了持续不断的饥饿外,它们没有长期的压力。野生动物不必干烦人的差事,不用强迫自己冷静地与人交际,年复一年地与讨厌的人在一起,不必为小孩的监护权打官司。
忧郁的来源与进化(3)

  或许我们社会所产生的强大压力,其主要源头并非这些显而易见的折磨,而是自由,这种自由是由数不清的、无参考根据的抉择构成。曾于1961年发表著作《人性的变化》的荷兰心理学家范丹伯认为,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动机系统,每个时代都需要全新的理论——所以弗洛伊德关于人类的著作,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的维也纳与伦敦是事实,但到二十世纪中期就不再正确,到了其他国也不适用。范丹伯认为在现代文化的生活中,没有所谓知情的抉择。他谈到专业的障蔽性,专业不断地多样化,造成一长串令人费解的可能性。在前工


  业社会里,儿童可以走遍他所住的村庄,看到成人在工作。他对所有可以选择的工作都有透彻的了解,并可以此为基础选择(选择在这里非常重要)他自己的工作——当铁匠、磨坊工或面包师傅。或许神父详细的工作内容不太清楚,但是神父的生活方式却众人皆知。在后工业社会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很少有人从小就知道避险基金经理人、健康保险官员、副教授到底是在做什么事情,或知道自己喜不喜欢。

  个人领域也一样。十九世纪之前,一个人的社会选择有限。除非是好冒险的人或是异教徒,否则人都在同一个地方生老病死。他们被稳固的阶级结构束缚。什罗普郡的佃农可娶的对象很少:他只能从门当户对的适龄女子中挑选。或许他无法迎娶心中的真爱,必须选择另一个人,但至少他已检视了可挑选的对象,知道自己以前做了什么,也知道自己眼前在做什么。上流人士占据的世界相对不受地理区域限制,但其中的人数不多。他们也有机会认识所有他们可联姻的对象,也清楚可选择的范围。并不是说跨阶级的婚姻关系不会发生,也不是说人不会迁移,但这种情形较少发生,当时的风俗习惯也刻意反对这类事情。机会有限的高度结构化的社会,形成一套大多数人都可接受的标准;当然,也有人是透过内心自省,形成自己的接受标准,但无论在哪个时代、哪种社会都不多见。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城市的扩大和阶级的流动,婚配对象范围突然无止境地扩张。十八世纪的人可以自称他们了解过所有可能的异性对象,并选择了最好的一位,若他们到了近代,就不敢保证可以从所有认识的人之中挑到最适合的对象。我们大多数人一生中可以认识几千个人。所以,失去了最基本的把握——知道自己是否选对职业、找对配偶的确定感——令我们感到失落。我们无法接受我们不知如何是好的状况;我们无法抛开这种想法:人应该运用知识来做抉择。

  以个人的角度来说,遭受奴役和过度自由都是沉重的现实,当有些国家承受着难以摆脱贫穷的绝望时,较进步的国家则承受着人口的过度流动,当人们与传统的根不断松动、不断重新适应新工作与新人际关系的流浪生活时,他经受的压力更大。有位作家针对这个问题写了一则故事,说有个男孩在短时间内搬了三次家,后来他在自家后院的橡树上吊自尽,钉在树干上的遗书写着:“这里是唯一有根的地方。”平均一年要拜访三十个国家的忙碌官员;公司不断转手、部属与上司年年不同的城市中产阶级;或是每次上杂货店都碰到不同店员的独居者,他们一直都有种断裂的感觉。在1957年,美国超市的货架上平均有六十五种货品:购物者认识所有的水果和蔬菜,而且都品尝过。到了1997年,美国超市的货架上平均有三百种货品,其中有上千种货品的超市不在少数。即使在选择晚餐时,你也处于不确定的情况中。这种选择的增加不是方便,而是令人混乱。当各个方面都有类似的多样选择时——你要住哪、做什么、买什么、和谁结婚——结果就是一种集体的焦虑,我认为,这充分解释了工业化的世界忧郁症罹患率升高的理由。

  此外,我们活在一个令人眼花缭乱、手足无措的科技时代,我们无法清楚地掌握身边大部分的事物是如何运作的。微波炉的原理是怎样的?什么是晶片?如何用基因工程改变玉米?我的声音如何透过无线电话传到一般电话里?通过科威特银行到我纽约户头里扣的账是真的钱吗?这些问题任何人都可以找到答案,但是搞懂我们生活中所有小科学问题是庞大的工程。就算你了解了汽车引擎如何转动和电力从哪来,也愈来愈不清楚日常生活运作的机制。

  来自多方面的压力让我们随时可能陷入烦恼。尤其是家庭的崩溃,以及孤独的生活。职业妇女无法与小孩保持亲密是个问题,过着缺少运动与活力的职业生活也是问题,活在人工灯光里是个问题,失去宗教的抚慰是问题,跟不上资讯爆炸的时代也是问题。我们可以无止境地列下去。我们的大脑怎么有办法处理和容忍这所有的事情?我们的大脑怎么会不受伤?

  许多科学家赞同这种想法:时至今日依然存在的忧郁症,在我们的社会仍有其功能。进化论者希望看到忧郁对特定基因繁殖的正面影响——但若我们观察忧郁症患者的繁殖率,会发现忧郁实际上不利于基因的繁殖。忧郁和身体痛苦一样,是要我们摆脱某种危险活动或行为的警告,因为这样的活动或行为令人难以忍受,所以这就是拥有忧郁能力最明显的好处。进化精神病学家保罗·瓦特森与保罗·安德鲁斯,认为忧郁症其实是一种沟通方法,并拟出进化的概论,其中忧郁症是一种社会疾病,因人际关系的地位而得以存在。他们认为,轻微的忧郁症会促使人进行强烈的自省与自我检讨,在此基础上有可能会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根据自己的性格来做出复杂的决定。这样的忧郁是个秘密,也常处于隐蔽状态,它的作用是私密性的。焦虑——为未发生的事烦恼——常是忧郁的表现之一。轻微的忧郁——使内心产生与环境无关的低落情绪——可驱使我们找回一时不察而抛弃的东西,那些东西是失去之后才能感觉出价值。它使人为真正的过失而懊悔,不再重犯。人生的抉择通常依循着投资的老原则,冒风险可能会带来高报酬,但大多数人承受不了太高的代价。若是一个人拼命朝着全无希望的目标前进,忧郁便可解救他,强迫他退出。过于执著于追求自己的目标,无法放弃愚蠢透顶的念头,这种人特别容易得忧郁症。蓝道夫·内斯说:“他们试图在人际关系上努力,那是徒劳无功的,但他们不会放弃,因为他们投入太多感情了。”  
忧郁的来源与进化(4)

  忧郁帮我们规避掉一些风险和不利因素。例如,过高的压力会造成忧郁,忧郁可使我们避开压力。睡眠不足会造成忧郁,忧郁可让我们补回睡眠。忧郁症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改变无生产力的行为。忧郁通常是投入资源错误,需要重新调整焦点的警讯。现代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例子。我听说有位女士想当小提琴家,但老师和同事都反对,她因而陷入严重的忧郁症,服药和其他疗法都只能稍稍缓和。当她放弃音乐,把精力放到更适合她能力的领域之后,忧郁症就不治而愈了。忧郁症虽然令人失去活动能力,但有时也是一种驱动力。




  更严重的忧郁可以唤起他人的注意与支援。瓦特森与安德鲁斯认为,假装自己需要帮助,并不能保证一定可以得到协助:大家都很聪明,不会被装出来的可怜相所蒙骗。忧郁是很省事的机制,因为有助于产生有说服力的事实:若你陷于忧郁,那你就是真的可怜;若你真的很可怜,那你就可以得到他人的帮忙。忧郁症是代价极高的沟通方式,因为它激烈的后果太过引人注目,所以代价高昂。瓦特森与安德鲁斯说,正是因为忧郁症太可怕了,才能驱使他人伸出援手;忧郁症发作所造成的机能障碍,在作为“诱发利他主义的工具”上是有用的。它也可能会使造成你困扰的人离你而去。

  我的忧郁症换来了家人与朋友的各种协助。我得到意想不到的关注,身边的人想办法缓解了我某些方面的负担——金钱上、情绪上与行为上的负担。我放下了对朋友的人情压力,因为我病重得没办法还人情债。我停止工作:这是不得已的选择。我的病甚至让我得以获准缓缴账单。讨厌的家伙也宽宏大量,不再来烦我。事实上,我因为第三次忧郁症发作,而要求宽延这本书的交稿日期,而且十分坚决;虽然我可能很脆弱,但我可以坚决地说不,我就是无法继续工作,别人只有同意。

  进化心理学家爱德华·哈根把忧郁症视为权力游戏:它可以把一个人的工作,转移到其他人身上,直到别人满足他的需求为止。我不同意。忧郁症患者对身边的人提出许多要求,但话说回来——要是他们没有忧郁症,就不需要提出要求。这些要求完全被接受的机会不太高。忧郁症可以当成有效的勒索,但一般来说,当这种勒索者太辛苦了,它的后果难以预料,也并非实现特定目标的好方法。虽然在痛苦的时候得到关怀令人愉悦,也可以形成爱的力量,但是最好是不要这么痛苦,也不要这么多帮助。不要有忧郁——我相信低落的心情有反映身体痛苦的功能,使人避开某些导致不快的行为,但忧郁是为达成某种社会目的的这种时髦说法,对我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重度忧郁症是独立的个人寻求协助的自然策略,那最多也只是高风险的策略。事实上,大多数人会被忧郁症吓得倒退三步。虽然有些人会对显现忧郁的人表示同情和博爱,但更多人会觉得厌恶和排斥。陷入忧郁时,你常常会发现平时信任的人其实并不可靠——这种讯息虽然有价值,但你宁愿不要知道。我的忧郁症让我将朋友去芜存菁,但代价有多高呢?而且背弃那曾经给我带来快乐的友谊,只因为我在困难的时候发现这些人不可靠,这值得吗?我对这些人来说,又是哪种朋友呢?到底要有多少感情才能成为可靠的朋友?在危机中很难获得可靠的帮助,仁慈、慷慨或善良常常无济于事!

爱的功能

  最常见的忧郁来自于悲愁,脱离常轨的悲愁。要了解忧郁症,不可能不谈到哀痛:悲伤是忧郁的基本模式。忧郁症可能是某种有用的机能受到了阻碍。我们的心跳速度会随着环境和气候不同而发生改变。真正的忧郁症就像心脏没办法把血液运送到手指和脚趾一样,是一种实际上没什么正面功能的极端状态。

  悲愁对人类有绝对的重要性。我相信悲愁最重要的功能是它教我们感受到情感的力量。


  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因太多的失去而感到痛苦,进而恐惧悲愁,那我们就不会更炽烈地爱别人。爱的经验将悲伤纳入到它的力量与范围之中。动物不会希望所爱的对象遭到伤害——实际上,帮助所爱的对象——也对物种的存活有助益。当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痛苦时,爱让我们得以活下去。如果我们培养出自我意识,但没有获得爱的能力,就无法忍受人生的风吹雨打。虽然没有见过这种对照实验,但我相信拥有最多爱的能力的人,比没有的人更能坚强地活着;他们也是最可能被爱的人,这也有助于他们的存活。“很多人把天堂想像成是一个充满无穷力量与变化的地方,”凯·杰米森说:“而不是没有烦恼的地方。你可能希望消除某些极端,但不会希望把介于两个极端的连续体从中间切下去,完全消灭其中一半。不让人们受苦,几乎等于希望人们的情绪范围不受到限制。”有爱就会有伤害,抗拒或责怪伤害就是拒绝爱。

  最重要的是,爱让我们不会太轻易放弃情感。拥有真心的爱,也常意味着烦恼。因为怕失去,所以我们十分珍惜手中拥有的东西。如果有人失去所爱之后不会感到沮丧,那他把时间、感情和精力花在某人身上,就只是为了好玩,绝不会多耗一分钟。“进化论”,内斯说,“一般被认为是种轻蔑的说法。进化生物学家把所有道德行为的复杂性,解释为不过就是一个人的自私基因系统在作祟。人大部分的行为当然有明显的目的,但人的举止时常超出这些因素。”内斯所研究的是约定。“动物不会对他者许下附带条件的复杂承诺。它们不会经过协商之后,说:‘如果你将来为我做了什么事,我就为你做什么事。’约定是承诺在未来去做你并不想做的事情。我们大多数人都靠着约定过生活。霍布斯(十六世纪英国哲学家)就发现了这点。他了解到,‘我们有约定的能力才使我们成为人。’

  世界上最早有情感的生物是爬虫类和鸟类。卧在蛋上以保持温暖的本能——而不是产下蛋就溜走,使蛋变冷、被压碎或被路过的动物吃掉——显然可增进繁殖力。大多数进化程度比爬虫类高的生物、会喂食年幼者的母亲,像鸟类,其后代存活者较多,这使小鸟长成大鸟继续生育的成功率增加。最早发生的情感,也明显是天择之下的情感,就是母亲与幼子之间,我们所称的母爱。爱可能出现在最早的哺乳类身上,驱使这些生物照顾它们的后代,不被险恶的世界所伤。紧紧陪在子女身边、击退掠食者、全心养育子女的母亲,比不在乎子女受攻击和被掠食者吃掉的母亲,有更多繁衍自己后代的机会。仁爱的母亲生下的子女,比冷漠无情的母亲生下的子女,有更多长大成熟的机会。物竞天择的规律使社会选择了仁慈的母亲。

  其他不同的情绪都各有其用处。充满怒气与仇恨的雄性,更能够有力地与其他雄性竞争,他会杀死对手,有利于让自己的性格得以繁衍遗传。会保护配偶的雄性也有竞争优势:把其他雄性赶走、不让他们接近其配偶的雄性,才有机会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基因传给进入繁殖期的雌性。对产子数较少的动物来说,繁衍遗传物质胜算最大的配对,是充满爱与关怀的母亲,配上充满妒嫉与保护性的父亲(反之亦然)。多情的动物有更多繁殖的机会。在竞争激烈的环境里,可被怒气激励的动物胜算较大。爱——性爱、博爱、友情、孝敬、母爱,以及其他所有类似的情绪——以奖赏与惩罚的模型运作。我们会表现出爱,是因为可得到巨大的回报;我们不断表现出爱与保护性,因为失去爱是一种创痛。如果我们不会因为失去所爱而感到痛苦,如果我们只想享受爱的欢喜,但对所爱者遭到杀戮无动于衷,保护性就会远不及现在的我们。悲愁让爱变成自我防卫:我们会照顾所爱之人,以避免自己陷入难受的痛苦之中。
忧郁的生理学进化(1)

  忧郁的生化演化与社会演化相关联,但不相同。现在建立的遗传图谱,还不足以让我们了解到底是基因的哪些作用会导致忧郁,但这种状态可能与情绪敏感度有关,情绪敏感度是有研究价值的特质,也可能是意识的结构开启了通往忧郁的道路。当代进化论者正致力研究大脑三分论(或三层次)。大脑最底层的部分,与低等动物爬虫类似的脑,是本能的中心。中间层是边缘系统,存在于较进化的动物脑中,是情绪的中心。顶层,只存在于如灵长类与人类等高等动物脑中,是感知的脑,与理智和高级的思考形式有关,也与语言有关。大多数


  人类行为都与这三层次的脑相关。以著名进化论学者保罗·麦克林的角度来说,忧郁显然是人类才有的烦恼。它是三层脑运作的集合:本能、情绪与感知同时进行的必然结果。三层次脑有时候对社会逆境无法协调反应。从理论上说,当一个人本能退缩的时候,应该会感觉到情绪的负面反应和感知的重新调整。如果三者同步运作,人会感受到正常、非忧郁的退缩,摆脱造成大脑本能钝化的行为或环境。但是有时候,大脑的理性会抗拒大脑的本能。例如,人的本能层次是退缩,但却感到激发的情绪与愤怒,这会造成剧烈的忧郁。或是说,本能层次是退缩,但却刻意决定抗拒原本的意图,因而使自己遭受沉重的压力。所有人对这类冲突都不陌生,这也的确会造成忧郁或其他失常。麦克林的理论,完全合乎我们所谓超乎大脑目前演化能力的说法。

  牛津大学的提摩西·克劳相信(但生理学家激烈反对)灵长类的大脑是对称的,而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物种形成的特点——就是大脑不对称(他根据X光片显示男性大脑的变化,以十分复杂的遗传论点为基础来提出这个观点)。在灵长类演化成人类的过程中,由于大脑的体积随身材变化而增长,这种变化让两侧大脑演化出某种程度的独立性。这开启了自我意识的发展,一种发现自身为自我的觉醒。许多进化论学者说,这原本只是小小的突变——与大脑两侧成长因素有关的突变——在持续演化的情形下变成深具意义的不对称。

  大脑的不对称性接下来成为语言的基础,左脑陈述或处理右脑的概念和知觉。语言能力位于大脑的两侧,这是从中风患者身上得到的证据。左侧脑中风的病人可以理解概念和察觉物体,但无法叫出任何东西的名字,也无法言语或获取语言的记忆。这不单单是发音的问题。左脑中风的聋者可以做出表情和手势(所有人类和灵长类都有这种能力),但他们无法使用手语,也无法理解我们将词语组织成句子、把句子组织成段落的复杂文法。另一方面,右脑中风的病人保有知性的能力,但失去了概念和感情这些平常可自然表达的能力。他们无法进行复杂的抽象思考,情绪能力也遭受严重的波及。

  什么样的解剖学结构使我们有情绪障碍的倾向?克劳曾指出,精神分裂和情绪障碍可能是我们为大脑不对称所付出的代价——他把人类的成熟、感知和语言都归于相同的神经演化结果。他接着指出,所有的精神障碍都是正常的左右脑互动变得混乱的结果。他解释说:“二者的沟通可能会太多或太少;如果有一侧大脑不一致,就会造成精神障碍。”克劳认为不对称性提供了“更高的互动弹性”、“更强的学习能力”,以及“更大的同类生物沟通能力”。但是这种演化结果减缓了大脑成长的速度,使人类的成熟速度比其他生物都缓慢。但成人大脑的可塑性也比其他成熟的动物高——年岁大的狗学不会新把戏,但老人可以学会全新的肌肉活动方法,适应行动不便的晚年。

  人具有自我改进和完善的能力,这使得我们可以学到新想法和新见解。但这也表示,我们会走极端。克劳认为,同样的弹性可以使我们的改变超出正常人格的范围,成为精神异常。这种改变可能是由外在事件触发的。以此模型来看,物竞天择所选择的不是弹性的表现,而是弹性本身。

  现今,大脑不对称性的研究不是热门主题,美国令人印象最深刻的研究是由麦迪逊的威斯康辛大学神经科学家理查·大卫森所完成。愈来愈进步的脑部扫描仪器,使大卫森的研究得以实现。现在科学家可以看到五年前看不到的东西,在未来五年之内,他们能看到的可能会更多。大脑影像专家结合使用正子放射摄影和核磁共振造影,可以得到每两秒半的整个大脑三度空间快照,空间资讯精确度可达到约三点五毫米以上。核磁共振造影的时间与空间解析度较高,正子放射摄影较擅长定位脑中的生化反应。

  大卫森先定位出大脑对“正常”刺激的神经化学的反应——当受试者看到色情照片或听到恐怖声音时,哪个区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说:“我们想观察情绪反应的特征。”一旦找到了大脑对特殊影像有反应的区域,就可以测量出大脑持续反应的时间,结果发现这因人而异。有些人看到恶心的照片会产生强烈的神经化学反应,又很快消失;有些人也会有相同的反应,但要花较长的时间才恢复正常。所有检测都证明这种事实:有些人大脑在某方面较活跃,有些人则较迟缓。大卫森相信,大脑恢复慢的人比恢复快速的人更容易患上精神障碍。大卫森在威斯康辛大学的研究团队已证明,服用六周抗郁剂的人,其大脑的恢复速度有明显的改变。

忧郁的生理学进化(2)

  这项研究除了可显示情绪障碍遗传学取得的进步之外,其中也有许多有价值的推论。如果研究者可以精确定位出忧郁发生时脑部反应变化的区域,就可以开发出刺激或抑制该区域的设备。最近的研究发现,忧郁症患者的前额叶皮质血清素新陈代谢作用异常。大脑的不对称刺激可能是肇因于此,也可能是有些人的大脑在生理上不对称——例如,微血管的分布影响血流量。




  大脑特定区域的反应模式在人生早期就已固定,其他区域则会改变。我们现在已发现,成人大脑的脑细胞的确会再生。当我们自忧郁症痊愈时,我们大脑的某些区域的脑细胞可能会增加,或是别的区域脑细胞数减少。未来的新技术将可刺激或抑制大脑特定区域细胞的生长。有些早期的研究发现,穿颅磁振刺激疗法——以集中的强磁力增加特定区域反应的重复性可改善忧郁症的症状。或许有可能借由外部治疗或自己的努力,学习到如何活化左脑。复原是可实现的,尤其是年轻人。我们或许可以用脑部扫描,及早发现左脑前额叶皮质的钝化,并采取预防措施——“例如采取药物治疗,”大卫森说——提早协助人们避开忧郁症的万丈深渊。

  有些人左脑前额叶皮质较活跃,有些人右脑前额叶皮质较活跃,这与你左右手哪个较发达无关,那是大脑其他区域的工作。大多数人的左脑较活跃。右脑较活跃的人比左脑较活跃的人更容易产生负面的情绪。右脑活跃也表示这个人很容易忧郁。右脑活跃还与引起压力的荷尔蒙肾上腺皮质醇(可体松)的最低分泌量相关。虽然活化的固定模式在成年之前不会稳定,但右脑较活跃的婴儿,母亲一离开房间就会慌张;左脑较活跃的婴儿,可能会在房间里观望,没有明显的忧虑。不过婴儿的平衡性会改变。

  用这种想法来和克劳关于语言的说法相比较会非常有趣。“你注意看,婴儿开始用单音说的字,是他们所指的东西,”大卫森说:“一个音符是一个物体的标签。而他们一开始几乎都是用右手指东西。婴儿对这东西有正面的经验,完全是对它感兴趣,朝着它移动。对大多数婴儿来说,刚开始使用语言是非常好玩的事情。这是我的直觉,还没进行过有系统的研究:左脑语言能力其实是右脑正面情绪的副产品。”

  这种直觉看起来像是情绪发泄的神经解剖学原理。说话是正面的行为。说话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之一,每个人内心沟通的意志都十分强大(包括发不出声音的人,他们用手语、姿态或写字来表达)。忧郁的人不想说话,疯狂的人会不停地说话。无论是在哪种文化里,说话都是让人高兴的事。身陷困境令人痛苦,但是说出眼前的痛苦有助于舒缓。当我被问到,也是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什么是治疗忧郁症最好的方法时,我告诉他们,就是说出来——不要歇斯底里地说,而是清楚地说出自己的感受。只要家人愿意听,就说出来。对朋友说,对治疗师说。大卫森和克劳对说话之所以有益的机制应该十分清楚:很可能是某种说话方式激活了左脑某些区域,这些区域若钝化就会造成精神障碍。说话作为抒发情绪的方法,对我们的社会非常重要。哈姆雷特感叹地说他“一定要像荡妇一样,用话语敞开心胸。”——虽然我们演化出罹患精神障碍的可能,但我们也有用话语敞开心胸(或者,在这里可以说是敞开左脑前额叶皮质)的能力。

  虽然我们尚未了解对疾病有效的疗法,但是弄清楚疾病的要素也有助于理解它直接的病因,然后对症下药。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症状群,一个系统如何影响另一个系统。大多数疾病的解释方法——生化论、精神分析论、行为论和社会文化论——都残缺不全,很多地方还无法解释,而且即使是现在流行的综合式说法,也非常混乱和缺乏条理。为什么某些感情、某些行为与疾病相互联系,但与健康无关?“精神病学最急切要做的,”麦奎尔与脱伊西写道:“是拥抱进化论,并开始验证它所依据的资料,测试最近的解释疾病的方法。不先详细地了解物种,却要试图解释其行为,你的研究只会进入误区。”

  我并不完全相信,了解忧郁症的进化论对治疗它有什么好处。但进化论对决定如何治疗很重要。我们知道扁桃体的用途不多,我们了解它对身体的作用,我们知道治疗扁桃体感染比割除扁桃体还麻烦——割除它对身体没什么影响。我们知道盲肠可以割除而不必治疗。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知道肺炎需要治疗,因为若是摘除了某人的肺,他就活不成了。我们知道皮肤癌一定要割除,但青春痘不会造成全身性发炎。我们了解自己身体这些区域的机制,许多人也知道碰到机能障碍时,需要哪种和什么程度的治疗。

  关于何时该治疗忧郁症,显然没有一致的说法。忧郁症应该像扁桃体一样割除,或像肺炎一样接受治疗,还是像青春痘一样可以忽略不管?忧郁症轻微或严重是重要的事情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先知道为什么会有忧郁症。如果忧郁症在以狩猎与采集为主的原始社会有其功能,但在现在社会是不恰当的东西,那或许可以移除。如果忧郁症是一种严重的大脑失常,那就需要治疗。如果某些轻微忧郁症有自我调节的机制,那就应该忽略。进化论提供了统一的领域和理论,揭示了其他忧郁症研究的理论流派之间的结构关系,它让我们决定是否、何时和如何治疗这种疾病。

安琪的故事(1)

  我们向前走去,怀着大勇气与大智慧,坚决地去发掘美丽。美丽,将解救全世界。

  得以发觉人类拥有复原力、意志力和想象力,我们要感谢的不只是忧郁症的可怕,还有人类生命力的复杂。

  幽默感是走向复原的最好方法,保持幽默感,就会有希望。




  不看清恶,就不会懂得珍惜善;当你走过地狱,就能发现天堂。

  安琪·斯塔基童年时饱受折磨。她是家里七个小孩中最小的一个,家人很少拥抱她,后来她被学校管理员性侵害,十三岁时遭到强暴。“我三岁起就开始忧郁了,”她说。童年时期,她常把自己锁在楼梯下的柜子里,很小时候就在墙上画墓碑。七岁时,她父亲死于胰脏癌。直到三十八岁,“我有时还听得到他的狂喊。我躺在床上或只是坐在房间里的时候,耳朵里又会响起那声音,把我吓死了。” 很小的时候,她最好的邻居和朋友上吊自杀了,安琪敲她家大门时才发现。自从十七年前高中毕业后,她就开始断断续续接受全程入院治疗,有一小段时间搬入有人监视的社区住宅。她有情感型精神分裂症,这表示说,除了根深蒂固的忧郁症,她还有幻觉和能让她自杀的幻听。恐慌阻碍了她与世界的正常沟通。没有人知道她到底自杀过几次——但自从进入耗去她大半人生的收容所,她一次又一次地在危险中获救,连冲上大街撞汽车都能捡回一条命。她的手臂满是无数次割腕留下的疤痕,医生最近对她说,她已经没有柔软的肌肉组织了,如果还继续割伤自己,伤口就没法愈合了。她的腹部皮肤是一块块补缀起来的,因为她有好几次置身烈火中。她试过上吊(用塑胶绳、鞋带、量血压的带子)——直到“我脸都发紫了”——脖子上的痕迹就是证明。她的眼皮被香烟烫伤的地方起了皱。她的头发稀疏,因为她扯掉了头发,她的部分牙齿因服药的副作用而蛀烂——长期的口干会造成牙龈炎。那时候,她所服的药物处方是一百毫克的Clozaril,一天五颗:二十五毫克的Clozaril,一天五颗;二十毫克的Prilosec,一天一颗;二百毫克的Seroquel,一天两颗;五毫克的Ditropan,一天四颗;二十毫克的Lescol,一天一颗;十毫克的盐酸丁螺环酮,一天六颗;二十毫克的百忧解,一天四颗;三百毫克的Neurontin,一天三颗;二十五毫克的Topamax,一天一颗;以及两毫克的Cogentin,一天两颗。

  我在宾州拜访州立机构诺利斯镇医院时,第一次碰到安琪。她是那里的病人,我被她因药物而造成的臃肿身躯吓坏了。但在一群眼神涣散的病人中,她还算是比较专心的。“她非常贫苦,”一位护士告诉我:“但天性可爱。安琪是特别的人。”当然,每个人都有特别之处,但安琪有一种令人动容的无助感,以那样身世的人来说,她是其中非常特殊的。在苦难与其造成的后果背后,她是个热心、充满幻想又大方的人,可爱到会让你忘记残酷的表象。安琪的人格受到遮蔽,但尚未完全被疾病摧毁。

  我逐渐摸清楚安琪和她自残的模式。她最喜欢的割腕工具是铁罐盖。她曾经细细地割伤手臂,严重到要缝四百针。她对我说:“割伤自己是唯一会让我有快感的事。”要是拿不到罐头,她就把牙膏管拆开,用来将肌肉割成一条条。连因为自残烧伤自己而经过清创术(以手术割除腐败的肌肉组织)后,她都还要割自己。在诺利斯镇州立精神病院的小世界里,“我曾经进入五十号楼——紧急处理中心,”她对我说:“我一割伤自己就会被送进去。我原来是去十六号楼,但现在是去五十号楼。目前我住在一号楼,一般住院病房。休息的时候,我偶尔会去三十三号楼参加卡拉OK之夜。这个时候我得回医院,因为身体的恐慌会不断袭击我。我的心一直跳跃,停不下来,把我吓坏了,你知道吗?我不得不冲进洗手间——我整个身体对小小焦虑产生的反应非常敏感!昨天我们到商业区,那里好可怕,连小店都很可怕。我得吃一大堆劳拉西泮(情绪稳定剂)——就算吃了我也不敢上街。我害怕自己会发疯。昨天我很快走进店里,再跑出来冲进洗手间,来回十多次。我实在受不了。当我离开医院到那里时,我会很害怕,但要走回来时,我又害怕回到医院。”

  她一直不能没有身体的痛苦。“我告诉他们不要缝我的伤口,放着不用管,”她说:“让伤口烂掉就算了,那样会让我舒服一点。我宁愿承受身体的痛苦,也不愿再忍受精神折磨之苦。当我筋疲力尽、无法呼吸的时候,才能让我发泄一下。如果想扎自己的手臂,用订书机钉比用针缝好,因为那样比较痛,但痛得还不够久。当我割自己的时候,我真想死——等我把自己割成一片片再烧光以后,谁还会在乎我?看吧,我不是好人。”在最严重的三年里,安琪受到一对一的监视——连独自上洗手间都不行。她曾好几次被绑在床上,关在特别病房中,还曾被罩在网里—— 一种让有自毁倾向的病人动弹不得的大网子。她说那些恐怖的经验,无法用言语形容。她了解所有自己服用的药,是懂很多的病人。“你知道吗?要是再多吃一点Clozaril,我会全吐出来。”她还接受了多次电击治疗。

  安琪对我说,最近在诺利斯镇医院度过的时间里,每天都打电话给母亲,每月还有几个周末可以回家陪母亲。“全世界我最爱妈妈,爱她甚于爱我自己。我让她很难过。虽然有时候我觉得,她有七个小孩,还不如只有六个。但这不代表我应该离开她,让她孤独一人。我已经让她受尽了折磨,不能再伤害她了。我带给她很重、很重的负担和困窘。我的忧郁症、她的忧郁症、我姐姐的忧郁症、我哥哥的忧郁症,你知道吗?苦难永远不会停止,我觉得永远不会停止,直到我们死了为止。我真希望能找份工作,赚钱养她。别人说我过度担心她了,但她已经七十三岁了。我到她家帮她清理打扫屋子。我发狂地清扫屋子的每个角落。我对这种事情很热衷,我喜欢清洗东西。我妈很感谢这一点。”

安琪的故事(2)

  第一次和我见面时,安琪非常紧张,她因长期接受电击治疗(已三十次)和服用高剂量的药物而造成的失忆,使她无法好好和人沟通,句子讲到一半会忘记。谈到令她稍稍有点宽慰的小事,“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我这么好,”她说:“我时常痛恨自己,我恨自己做的所有事情。上帝应该帮我想想办法,我被车撞过两次,我割伤自己想把血放光,而我还活着。我很丑,我很胖。我不能思考——我的心混乱到偶尔想想事情都不行。医院就是我的人生,你知道吗?那些症状,忧郁和孤寂的感觉,不可能消失。”




  她敏感地注意到我们沟通不畅,于是在数周后写信来“讲清楚”。她在信中写道:“我做了太多残害自己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变得令人厌烦。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大脑。有时候我怕一哭起来就停不住,永无止境地失落再失落。我希望能帮助很多的人,就算只是一个拥抱也好,仅仅如此也会令我快乐。有时候我会写诗,诗让我知道自己病得有多严重,但是诗中有希望。爱你的安琪敬上。”

  接下来的一年,安琪搬出诺利斯镇医院,先住在一个有专人照料的地方,再转到宾州波城。她有十四个多月没再割伤自己的手臂。她服的药似乎有了作用,不再听到恐惧的声音。离开诺利斯镇医院前,她告诉我:“最让我害怕的是,我不能好好面对这些事情,像买东西、走三段楼梯,还有面对人群等等。”但是,她轻松地改变了。“现在”,离开后约一个月,她告诉我,“我表面上前所未有的正常。”而且之后愈来愈好,得到她以往从未有过的自信。她仍一直幻听到有人唤她名字,但不再是以往邪恶、痛苦的声音。“大部分时候,我不再有任何想伤害自己的冲动。完全不像以前那样,只要有人打喷嚏,我就会想割腕。现在我满怀希望,能好好走完人生!”她对我说。

  我很讶异地发现,安琪不像其他许多有自残倾向的病人那样会伤害别人——她从不伤害别人。在医院的那段时间,她从不打别人。她谈到有一次用火烧自己的睡衣,然后突然想到,自己烧起来可能会让整个建筑物起火,于是很慌张。“想到我可能会烧到别人,我很快就冲到户外。”她参加了诺利斯镇医院的“消费者保障小组”——院内鼓吹病人权利的团体。虽然心里害怕,但她会和医生一起到院外的学校谈医院里的生活情况。当我到她住的监护住宅与她碰面时,发现她会教其他人做事:她以无穷的耐心教别人如何烹饪(制作花生酱香蕉三明治)。“我要好好过日子”,她对我说,“我就是很喜欢帮助别人。我觉得,或许我终究也会为自己做点事。现在和我同房间的女士是个好心人。她有很多问题,连做饭和清理都不会。她不太做事,但是她很可爱,偶尔可以和你聊天,你不能对她太粗鲁。我已经花了差不多两个月教她削该死的小黄瓜,但她就是学不会。”

  安琪写诗,她的诗的确能细致地表达出她的经历:

  我希望我可以哭得

  像天空那般地随意。现在眼泪不会

  那么容易流下来。眼泪

  卡在我的灵魂里。

  生命好空虚,我好害怕

  你感觉得到空虚吗?我想

  那是来自内心的恐惧。我该

  振作起来,对抗恐惧

  但这场战争

  是多么地漫长啊。我好累。

  小孩在长大,我的泪

  在眼底流着。错过了

  他们的成长就像错过了四季

  的变换,错过春天的

  玫瑰花开也错过了冬天的

  雪花飘散。我还有多少年

  可以错过?

  岁月不曾为我停留

  也不愿停留,岁月为何

  不停留?花儿不断

  开了又谢

  开了又谢,而我的人生依然

  寂静如死水。

  安琪搬到监视相对宽松的住宅时,我去拜访她。她为我做了个礼物—— 一个天蓝色的鸟屋,背后钉着小纸条,写着:“租约到期。”我们一同到波城一家购物中心里的中国餐馆吃午餐。我们聊到她有一次去纽约看到的表演,聊到她找了份兼职工作,在小餐馆中帮忙做三明治。她曾遭到拒绝,心情沮丧;她曾为可以工作的想法而兴奋,虽然她害怕做收银员和要算钱找零的工作。“我的数学程度只有小学三年级,”她偷偷地说:“太可怕了。而且我能专心的时间很短,像三岁小孩。我想那应该是服药的缘故。”我们聊到她最喜欢的书——《麦田守望者》。我们聊到她曾有过的梦,“我一直梦到大海,”她说:“就像这个房间一样,有面墙。墙的背面是一片海洋。我总是无法跨过海滩,走进水中。我一直拼命走向水中,但就是走不到。有时候我在梦中感到热。太阳晒伤了我,我的头发烧了起来。我怕被太阳晒。你知道,即使是在真实生活里,在太阳下山变得火红时,我会试着找个没窗子的地方躲起来。我怕落日的光芒。”我们聊到一点她残破的记忆。“我是我一个侄女的教母,”她说:“我忘了是哪一个,又不好意思问。”

  后来的六个月我们断断续续地有联络,再度碰面时,安琪问到我的近况。我告诉她说我曾有过轻微的复发。那时我刚经过肩膀脱臼和第三次崩溃。我们又回到那家中国餐馆。安琪拨了拨盘中枯黄的白菜,“你知道吗,”一分钟后她接着说:“我真的很担心你。我的意思是,我觉得你好像会自杀或发生其他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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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07-9-21 20:45:03 | 只看该作者
安琪的故事(3)

  我试着安抚她,“哦,安琪,不是那回事。当时情况很可怕,但还不至于那么危险。至少后来就变得没那么危险了。你知道吧,我服过金菩萨还有其他一大堆药,作用很明显。”我笑着摊开双臂:“你看,我可不是好好的吗?”

  安琪抬起头,笑着说:“那太好了,我好担心。”我们低头吃饭,然后她断然地说:“我永远不会好起来。”我对她说,要慢慢来,她将来一定会非常好。我告诉她,她已经比我


  们两年前第一次碰面的时候好上一千倍。我说,看,一年前你还无法想象会出院,住到你将要搬去的地方。“也对,”她回答,一时间,她不好意思地自豪起来:“有时候我很痛恨那些药,但它们对我有帮助。”

  吃完冰淇淋后,我们逛了餐厅隔壁的儿童商店。安琪买了些咖啡和需要的东西,然后我们准备上车回到她住的地方。“真高兴你来看我,”她对我说:“我没想到你今天会来。希望你不会觉得是我把你拖过来的。”我说她的转变令我非常兴奋,看到她我也很高兴。“你知道,”她说:“如果我的状况好到能做点事情,我想做大型表演,可能像‘奥普拉’(由美国著名黑人女主持OprahWinfreey主持的脱口秀节目)那样。那是我的梦想。”

  我问她为什么想上脱口秀节目。“我只是想把讯息传达给人们,”上车时,她对我说:“我想告诉所有人:不要割伤自己,不要残害自己,也不要恨自己。你知道吗?这真的很重要。我希望将来能很快懂得更多。我想告诉所有人。”我们在车上沉默了一阵子。“你会在书里跟大家讲这些吗?……”她问道,有点紧张地笑起来。

  “我会把你说的告诉大家,”我回答。

  “你保证会吗?很重要哦。”

  “我保证。”

  后来我们抵达了她的新居—— 一所监视宽松的住宅,在里面参观了一会儿,看看窗外景色,我走上户外的楼梯,想看看大楼背后的院子里的景色。那里和她之前住处的荒芜景象大不相同。这栋大楼最近翻修过,外观像是间旅馆:每个双人间都有整片地毯、大电视机、一张扶手椅和沙发、一间小厨房。我说:“安琪,这里实在太棒了。”她回答:“对啊,真的很漂亮。这里比以前好太多了。”

  我们开车回到她即将要搬出的地方。下了车,我给了安琪一个拥抱。我祝她好运,她又一次感谢我来看她,还说我的造访对她有深远的意义。我感谢她送我的小鸟屋。“老天,好冷,”她说。我回到车上,看着她在雪中一步步慢慢从停车场走到大门。我启动车子,说:“安琪,再见。”她回头向我招手:“别忘了你的承诺。”我离去时,她这么对我喊着。

  这幅看起来无比快乐的景象,一直刻在我心里,但不到六个月,安琪割破了她的手腕和腹部,再度回到医院里,并接受严格的精神治疗。我开车到诺利斯镇医院看她时,她的手臂起了火山丘似的血脓包,因为她把沸腾的咖啡泼在伤口上,好缓解满溢的焦虑。我们谈话时,她坐在椅子上前后摇晃,反复说着:“我不想活了。”我努力想着这本书中有帮助的短语,“事情不会永远都是这样,”我这么对她说,虽然连我自己都怀疑,对她来说,情况似乎永远不会变。所谓的决心和意志对忧郁症来说都是不够的。我离开之前,一位接待员说:“你觉得乐观吗?”我摇摇头。“我也是”,他说,“我曾经很乐观,因为她的行为不像大多数人那么疯狂。我错了,她有时候与现实世界接触时表现很不错,但她依然病得厉害。”

  安琪对我说:“他们曾让我脱离最糟的状况,我猜他们会再度让我恢复。”不到半年,这阵风暴过去,她重获自由,回到美丽的小公寓里。她充满喜悦,后来得到一个工作——包装杂货——也非常自豪。中国餐馆里的人看到我们似乎很高兴。我们聊天时避免用到“永远”和“决不”这类的字眼。
面对忧郁症患者

  一直有人问我,为什么你要写一本关于忧郁症的书?让自己卷入一个令人不愉快的题目,似乎让他们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也必须承认,着手进行研究时,我常觉得选这种题目真是愚蠢。对于这种问题,我有一大堆因人而定的回答。我会说我觉得有些没人讲过的话我应该讲出来;我会说写作是一种社会责任,我希望让人们重视忧郁症,和了解如何用最好的治疗方法让患者走出忧郁。我承认我得到了一大笔预付稿费,我觉得这种主题可以吸引大众注意,而且我也希望成名,受人爱戴。但直到我写了大约四分之三时,才完全清楚我的目的。




  之前我没有预料到忧郁症患者极端、严重的脆弱,也不了解特殊的脆弱与人格的关系有多复杂。写作正在进行时,一位好友与某男士订婚,那位男士性情冷漠,排斥性行为;他要她帮忙提供食物和金钱,帮助他度日,因为他太痛苦了,担负不起责任;他以自己的忧郁症作为放纵粗暴情绪的借口,要求她原谅。当她温柔地再三允诺时,他忧心了许久——但想不起所有过去的细节,也不与她谈论自己的状况。长期以来,我都鼓励好友忍耐,想着他的病有一天会好起来,不要觉得世上没有法子可以把他变成另一个人。

  后来,另一位女性朋友说她丈夫对她施暴,抓着她的头去撞地板。他的怪异举止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普通的电话都会让他疑神疑鬼,他还曾对狗施暴。他的暴行发生后,她吓得找警察,然后把他送进精神病院。虽然他的确有情感型精神分裂症,但还是该受到谴责。精神障碍常显露出人性丑恶的另一面。它不会让人完全变成另一个人。恶的一面是可怜、贫苦又饥渴的模样,悲惨但令人动容;但丑恶的另一面是粗暴又残酷的模样。疾病把人们藏在黑暗里的痛苦现实给挖了出来。忧郁使个性放大和极端化。长远来看,我觉得,忧郁会让好人更好,坏人更坏。它会摧毁一个人的内心平衡,使人产生妄想和无助的错觉,但它也是一扇通往真理的窗户。

  在写作这本书的前后,我碰到许多自己并不喜欢的忧郁症患者,我决定不提他们。我要写我崇敬的人。这本书中的人大多坚毅、聪明或顽强。我不相信有所谓正常人这种东西,或是有什么典型可以说明整个事实。大众心理学研究者总想找到一个代表所有研究对象的典型人,这真是可怕的灾难。得以发觉人类拥有复原力、意志力和想像力,我们要感谢的不只是忧郁症的可怕,还有人类生命力的复杂。我曾与一位患有严重忧郁症的老先生交谈,他对我说:“忧郁症患者没有故事,我们没什么好说的。”我们都有故事,真正的幸存者才有引人注目的故事。在真实生活中,每个人必须活在烤面包机与原子弹的喧嚣噪声之中。这本书是在保护患者隐私的条件下,说出值得注意的人和他们成功的故事——我相信对别人有帮助的故事,就像别人帮助我一样。

  有些人患了轻度忧郁症后就完全垮了,有些人患了重度忧郁症,依然可以为自己的生活找到出路。“有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很好,”在哥伦比亚大学毒品戒治与研究部工作的大卫·麦克道尔说:“但这不表示他们受的苦比较少。”很难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不幸的是,”伦敦大学的儿童心理学家德博拉·克里斯蒂谈到:“世上没有自杀测验机、痛苦测验机或悲伤测验机这种东西。我们无法客观地测量出人得了什么病或病得多重。你只能听他们说,并相信那就是他们的感受。”疾病与人格之间有交互关系,有些人可以忍受摧残他们的症状,有些人什么都受不了。有人得了忧郁症就投降了,有人则奋战到底。由于忧郁对意志的杀伤力很强,所以有些痊愈者会失去动力,一再陷入忧郁,无法克服。幽默感是带你走向复原的最好方法,也常是使人们爱你的最好方法。保持幽默感,你就会有希望。


走过忧郁(1)

  在忧郁时最重要的是记得:你无法挽回时光。你的生命不会更多一点,以弥补你受难的日子。无论忧郁症吞噬了多少时光,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你受疾病煎熬时逝去的时光,没办法再拥有。无论你的感觉有多糟,都应该尽力活着,就算只剩一口气也一样。等待它过去,尽可能努力让它快点过去。这是我给忧郁症患者最大的忠告。把握时光,不要求死。就算是觉得自己快要爆炸的那段时光,也是你人生经历中的一段。




  我们盲目相信忧郁症的生物化学作用。为了驱除忧郁症,我们自古以来便在激烈争论真正的忧郁与虚构的忧郁之间的界线。为了要把忧郁症和治疗法分门别类,我们把人内心的复杂感受层层拆解。“人类的生活,”托马斯·内格尔在《利他主义的可能性》中写道:“主要不是由被动的刺激接收、快感、不快、满足或不满足所构成,有很大的部分是由行动与追求构成。一个人的生活只有他自己才能过,别人没有资格帮他过,他也没资格帮别人过。”什么叫自然,或是真实?与其寻找真正的情绪、道德、痛苦、信仰与正义的化学作用,还不如去寻找魔法之石或永生之泉。

  这不是新问题。在莎士比亚的晚期剧作《冬天的故事》里,潘狄塔和波力克希尼斯在花园里争论着自然与仿造的界线——自然物与人造物。潘狄塔认为植物的接枝是“人工”胜过“天工”。

  波力克希尼斯回答:

  不过,那种改进天工的工具,

  也正是天工所造成的;因此,

  你所说的加于天工之上的人工,

  也就是天工的产物。你瞧,

  好姑娘……这是一种改良自然的人工——或者可说是

  改变自然,但

  那种人工本身正是出于自然。

  我很高兴我们已经用尽人工方法改造自然:我们发现了烹饪,于是逞能把来自五大洲的原料都做成一盘菜;我们培育出新品种的狗和马;我们把铁矿炼成钢;我们把野果培育成现在吃的桃子和苹果。我也很高兴,我们发现了如何制造中央空调和室内水管,如何建造大楼、船、飞机。快速的通讯方法令我振奋,我依赖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过活——虽然这让我感到羞愧。我很高兴我们发明了保护牙齿不至于被蛀坏的科技产品,保护身体避免患上某些疾病,使大部分人得以长寿。我不否认所有这些人工带来的负面后果,造成污染和全球温室效应、人口过多、战争与高毁灭性武器。但整体来看,人工让我们进步,当我们适应一项新技术,这项技术就愈来愈平常。我们都忘记了,我们喜爱的多瓣玫瑰曾经是对自然无耻的挑战,在农业技术介入之前,大自然的森林根本没有这种花卉。建造河坝或猴子用手剥香蕉皮,这是自然还是人工?上帝让葡萄发酵变成“麻醉剂”,这种迷醉是否也是一种自然状态?我们喝醉了就不是我们自己了吗?当我们饿了或吃撑的时候,我们又是谁呢?

  十七世纪人类发明了嫁接,二十一世纪则发明了抗郁剂与基因操作,这些都是人类侵犯大自然的缩影。四百年前的定律依然适用于今天,更改了事物的自然秩序总要付出代价。创造阿米巴原虫的原始生命力量,创造了可被化学作用影响的人类大脑,也创造了后来发现这些化学物质与其作用的人类。当我们修正自然或改变自然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是结合大自然的多方面灵感而得来的技术。谁是真正的我?真正的我活在一个任何人为操作都可能使用的世界里,也接受了某些人为操作。那就是我。生病也好,痊愈也好,并没有什么不同。

  保持健康是持续不断的奋战。或许我朋友的未婚夫不管怎样都只能像个废物一样生活,或许他的本性就顽劣不堪,或许他天生就是残酷的人。我觉得没有这么简单。我觉得任何人的天性里都有一个叫意志力的东西;我反对宿命论的说法,也反对以此为道德的借口。我们是谁、我们如何努力成为好人、如何丧失理智和恢复理智,其中都有着内在的联系。包括服药、接受电击治疗、陷入爱情、崇敬上帝和科学。安琪·斯塔基以坚毅的乐观,为诺利斯镇医院走入大众之中演讲:她以无穷的耐心花了无数小时教她的室友削黄瓜;她花时间写信给我说明她的想法,好帮助我完成这本书;她把母亲的家从头到尾清理干净。忧郁摧毁了她的行为能力,但没有损及她的个性和品格。

  或许有人希望清楚地划分自我的界线。事实上,在经验与化学作用之下,所谓的真正自我并不像金矿那样纯粹。人这个生物体是一连串自我,你必须选一个或换另一个。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环境与特定选择的结合,世界与我们的选择结合为一个小空间,自我就存在于其中。我想到父亲,以及陪我度过第三次忧郁发作时的朋友。要是走进诊所,接受治疗,也会碰到同样的胸襟与温情吗?胸襟与温情需要耗费大量的精神、力气与意志力。想象一下,说不定哪一天这些特质可以任意取得,打一针就可以拥有那样的人格,我们就可以变成甘地或特里莎修女?伟人有权利拥有他们的荣耀,还是说那荣耀也不过是化学作用的结果?

  我满怀希望地阅读报纸的科学版,抗郁剂将被其他神奇的药剂取代。为某人治疗后,检视大脑的化学作用,使他在某种情境下与某人疯狂热恋,将不再是不可思议的事。再过不久,你可以选择是以谈话治疗解决恶劣的婚姻关系,还是用药剂师开的药让你回到初恋的感觉。要是破解了我们老化和缺陷的秘密,是不是就能创造出取代人类的神圣种族,他们永生不死,没有恶念、愤怒和嫉妒,为了宇宙的和平付出道德的热血,奉献一生?或许这一切都会发生,但以我的经验,世界上所有的药都只是提供一个重新打造自我的方法。药本身无法重塑个性。我们永远逃不出选择。人的自我就建立在选择——每一天的所有选择上。我是一个选择每天服用两次药的人,我是选择与父亲谈话的人,我是选择打电话给我弟弟的人、选择养一只狗的人、选择在闹钟声停下时起床(或不起床)的人,也是有时会粗暴、有时特立独行、有时又很健忘的人。在我写这本书的背后有着化学作用,我要是能控制这种化学作用,就可以支配它来写另一本书,但那也是一种选择。对我来说,选择是比思考更有说服力的生存证明。我们的人性特质既不是化学作用,也不存在于环境中,而在于我们的意志与现代科技的互动之中,这些科技遍布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的环境,影响着我们的性格形成。

走过忧郁(2)

  有时候,我希望可以看到我的大脑,想知道上头刻了什么痕迹。我想象它灰色、潮湿的模样。想到它栖息在我的脑壳中,有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我活在里头,这个塞在脑中的奇怪东西有时候会运作,有时候不动,非常诡异。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大脑,就是活在我大脑中的痛苦。瞧瞧,你会看到哪里被痛苦刮伤,哪些部位有纠结与肿块,哪些部位在发亮。

  我们可以说,忧郁的人比开朗的人更能够仔细看清身边的世界;觉得自己没人爱的人,


  可能比八面玲珑的人更接近自己的真性情;忧郁的人可能比健康的人更有决断力。研究显示,忧郁的人与开朗的人对抽象问题可以回答得一样好。但是问到他们对事件的掌控力时,开朗的人总是会高估自己的能力,忧郁的人则会仔细评估。在一项以电动游戏为方法的研究里,玩了半个小时候,忧郁的人很清楚自己击中多少小怪兽,开朗的人计算的数字会比实际击中的多四到六倍。弗洛伊德发现到,忧郁的人“比不忧郁的更能敏锐地看到真理”。太过乐观会鲁莽行事,但适度的乐观有物竞天择的优势。“正常的人类思维与感知力,”雪莱·泰勒最近在《美化的错觉》这本惊人的著作中说:“其特质不是准确,而是对于自我、世界与未来的自我美化的错觉。此外,这些错觉其实可能会培养人的适应性,有助于心理健康,而不会损害心理健康……轻微的忧郁可能比正常人更能看清楚自己、世界和未来…… ‘他们’显然没有正常人的那种有益心理健康与舒缓挫折的错觉。”

  重度忧郁太过严厉,无助于生活:你怕冻伤,但不必跑到撒哈拉沙漠。世界上的精神痛苦大部分是不必要的,有重度忧郁症的人,最好把病情控制住。但我相信,我们总会有一天能够全面掌握自己的情绪,将来可能会有一种情绪镇痛剂,可以像消除头痛一样地消除不必要的悲伤。完全消灭悲伤,就等于放纵恶劣的行为:如果不会为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感到懊悔,我们很快就会毁灭了别人和这个世界。忧郁症是一种大脑故障,如果肾上腺皮质醇失常,就应该让它恢复正常,但是不要被搞昏头了。要是没有了期望与现实的严重冲突,没有反映这种冲突与困境的沉郁心情——就等于失去我们之所以为人的理由,以及作为人的优点。或许有些人没有足够的焦虑与悲伤可以摆脱烦恼,这对他们似乎不是好事。他们太快乐、太无畏,也太不仁慈。这样的人怎么会需要仁慈?

  走出忧郁症、病情稳定的人,通常对内心的欢喜有着高度的自觉。他们随时会觉得狂喜,更知道珍惜人生的美好。如果他们本来就是热心的人,那必定会成为慷慨大方的人。其他患病痊愈后的人也适用同样的道理,但即使是奇迹似地从严重的癌症中痊愈的人,也不会有那样的大喜悦—— 一种可以感受和散播喜悦的喜悦,这样的喜悦能使走过重度忧郁的人,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艾蜜·加特的著作《有意义与无意义的忧郁》详述了这种说法,书中指出,忧郁症强迫人长期停止正常生活,期间会反复深思,可促使人以有利的方式改变生活,尤其是在失落之后。

  人类对于医药的标准并不明确。开发出可以舒缓忧郁,甚至可以消除悲伤的医药与技术有何意义?“我们现在可以控制大部分的身体痛苦”,进化心理学家蓝道夫·内斯说,“我们经历的痛苦有多少是必要的?可能只有百分之五吧?我们需要痛苦来警示伤害,但我们真的需要持续不变的痛苦吗?问问慢性关节炎、结肠炎或偏头痛的患者吧!因此,虽然这只是类推,但有多少我们经历的心理痛苦是真正必要的?多过百分之五吗?如果可以在母亲过世后服一剂解除悲伤的药,摆脱恼人又无意义的悲痛与苦闷,那难道不好吗?” 法国精神病学家茱莉亚·克莉丝蒂娃发现忧郁与深层心理的功能:“击垮我们的悲伤,以及阻碍我们行动的迟钝,也是一种对抗疯狂的防护盾——有时候是最后一层防护盾。”或许可以简单地这么说,我们对悲伤的依赖超乎我们想象。

  愈来愈多的人使用抗郁剂来让自己恢复正常,这种情形最近被视为偏离正途,玛莎·曼宁以流畅的文笔在她的书中写道,这是一种“大众化与寻常化”。1998年开出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的处方笺总计六千多万张——这还不包括数量庞大的非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现在已成为治疗思乡症、饮食失常症、经前症候群、家中宠物大肆破坏所带来的厌烦、关节痛等疾病的良方,其中最常用的在轻微的悲伤与寻常的烦恼上。它不只是精神科的处方,综合科与妇产科也会开这些药,我碰过一个人,他的百忧解是足科医生开的。当环球航空客机失事时,有关单位除了枕头或毛毯,还发百忧解给等待消息的家属备用。我对这种广泛的使用没有意见,但我觉得应该要小心、谨慎、经过考虑后再使用。

  有人说,每个人的缺点也是优点。如果消除了缺点,那还会有优点吗?“我们正处于医药蓬勃发展的时期,”内斯说:“开发消除不适情绪的新医药,使疗效越来越快速、简单、低廉和安全。我们应该可在下个世纪之前完成这个进程。我敢预测未来的发展,因为如果人可以让自己更舒服,他们就会这么做。我可以想象,不出几十年,这世界会是医药的乌托邦;我也很容易想到,人们会快乐到忘记他们的社会义务与个人责任。” 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克里兹曼说:“这是哥白尼之后,我们遭遇的最剧烈的改革。几个世纪之后,新社会的人类回顾以往,会把我们看成是无法驾驭和操纵情绪的残障者。”果真如此,那我们将会有所失,当然也会有所得。

  走出忧郁症的时候,你会失去一些对危机的恐惧感。我有数不清的过失,但现在的我比患病之前好多了。我得先经过忧郁症才有意愿写这本书。有些朋友劝我不要和书中提到的人打交道。我很想说,忧郁症让我更无私,我开始爱贫困与潦倒的人,但实情不完全如此。如果经历过这种事,看到别人的生活出现同样的状况,你一定会感到惊骇。对我来说,让自己介入别人的悲伤比冷眼旁观更轻松。我讨厌无法与别人沟通的感觉。善良不见得会有回报,但是完全地爱别人,可以带来许多内心的平静。看到忧郁症患者受折磨,会令我骚动不安。


  我想帮助他们。这不难,就像在餐桌上看到别人打翻好酒一样。扶正酒瓶、清理干净,比故意视而不见令人舒服。

走过地狱,发现天堂(1)

  忧郁症最可怕的是那种恐怖的孤寂感,我从中学到了亲密的重要性。母亲与癌症搏斗时说过:“大家为我做的事都很令我感动,但是孤零零活在这个跟我作对的身躯里,真是太可怕了。” 孤零零地面对心灵也一样可怕。看到别人被自己的心灵所困时,你会作何感想?你无法用爱让忧郁症者走出愁云惨雾,但偶尔可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有时候,你可以尝试到他的住处陪伴他。与沉郁的人相处不是件愉悦的事,但在一旁看着他衰弱下去更令人难过。你可以远远地站在一旁担忧,也可走近一点,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有时候,接近他们的方


  式是保持沉默,甚至是保持距离。不是当事人的你无法决定,但是你可以观察。忧郁症的孤寂感大于其他情感,但它也造就与之相反的情感。由于得过忧郁症,我更爱别人,别人也更爱我,我可以说,许多这本书里提到的人也有一样的看法。所以,许多人问我如何对待身患忧郁症的朋友与家人,我的回答其实很简单:减少他们的孤立感。帮忙泡杯茶,促膝长谈,或是相邻同坐,保持沉默,或是其他适合当时状况的方法。但你一定要做些什么,而且要发自内心地乐意去做。

  曾与躁郁症搏斗的梅姬·罗宾斯说:“我时常变得非常紧张,会拼命说、说、说。后来我开始加入艾滋病之家的义工组织。我的工作是为病人准备茶、蛋糕和果汁,坐下来和他们聊天,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没有亲友探访,十分孤寂。记得有天早上,我坐下来,用七月四日国庆日他们做了什么作为话题。他们跟我说了,但完全不想把话讲完。我那时觉得这对他们不太友善或没有帮助。后来突然想到:这些人不想聊天。事实上,在一开始几次简短的谈话时,他们根本不愿说话。但是他们不希望我离开。所以我决定坐在那和他们一起。就是这样的聚会:我没有艾滋病、看起来很健康、不是等死的人,但却是可以容忍他们的人。所以我只要陪他们坐一个下午,不用讲话,就会令他们感受到一种温情,只要你愿意无条件地付出关爱。如果你觉得坐在那里很痛苦,他们也会很痛苦。你的状况就是如此:不要像疯了一样拼命想解决。我已经学会怎么做了。”

  康复的人持续服药、等待。有些人采用精神动力疗法,有些人接受电击治疗或手术。你无法决定自己要不要得忧郁症,也不能选择何时或如何好转,但可以选择用什么方法对付忧郁症,尤其是康复的时候更要好好想想。有些人复原了一阵子,又会陷落回去。但当他们康复时,会尝试用忧郁症的经验让人生更美好、更多姿多彩。对某些人来说,忧郁症是场灾难。忧郁症患者走出忧郁后,更懂得找到智慧的路。乔治·艾略特在《丹尼尔·德龙达》中,描述了忧郁症好转时那种神奇的感觉。蜜拉企图自杀,但被丹尼尔救回来。她说:“不过后来——昨天我想喝眼前那杯水的时候——我想到死亡是慈悲的最佳形象——温馨的感觉猛烈地向我袭来,我相信那种猛烈的感受。”温馨不会猛烈地袭击生活波澜不惊的人。

  我第三次崩溃是次轻微的崩溃,当时正写到这本书的最后阶段。由于那时候我无法进行任何形式的沟通,所以在电子邮件系统中设了自动回复,说我暂时无法回信,电话答录机也做了类似的设定。曾得过忧郁症的熟人知道这种留言是怎么回事,他们的反应很快。几十个朋友留言给我,尽其所能地提供帮助,十分热心。“若需要我陪你的话,打电话给我,”罗拉·安德森写信来,还送了一大把兰花:“只要你愿意,我会陪你,直到好一点为止,也欢迎你到我这来。如果想搬到我这里住一年,随时欢迎。我希望你知道,我永远支持你。” 克劳蒂亚·薇佛在信中问我:“找个人每天去看看你,情况会不会好一点?还是信太多,让你觉得有压力?要是觉得有压力,就不用回这封信,不过,只要有需要,不论白天黑夜,我随时等你的电话。”安琪·斯塔基从医院用公用电话打给我,询问我的状况。“我不知道可以帮什么忙,”她说:“但是我一直很关心你。请多保重。要是心情真的很糟,随时可以来找我。若需要什么,我会帮你想办法。答应我,不要伤害自己哦!”弗兰克·鲁沙可夫写给我一封感人的信,提醒我希望的可贵。他写道:“我期待得到你康复的消息,去开始另一趟奇遇。”最后署名:“你的朋友,弗兰克。”我和这些朋友在各方面都算有交情,但他们的真情流露还是令我大吃一惊。汀娜·索那哥说,若我需要帮忙,她愿意请病假过来——或者,她也可以帮我买票到某个地方散心。她对我说:“我很会做菜。”珍妮·班雪芙带了把黄水仙顺道过来看我,还从她喜欢的诗中,以优美的笔迹抄了几句乐观的句子,并且带来睡袋,好睡在我家的沙发上,让我不感到寂寞。这样的关怀令我惊讶和感动。

  忧郁者即使是喊出最绝望的请求——“为什么?”或“为什么让我碰到?”——也都种下了自省的种子,这个过程通常使人获益良多。艾蜜莉·狄金生谈到“苍白的滋补品——绝望”,说忧郁的确可以帮你看清人生,有益于人生。忧郁的人绝不会不知反省。或许,这就是我所得到的最大启示:忧郁症不是值得欣赏的事,但经历过忧郁症的人可能因它而受人欣赏。我希望这个基本的事实可以提供给深受忧郁之苦的人,并启发读者以耐心与爱对待身边受苦的人。那些没得过忧郁症的人,通常很自信,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和这种病发生关系,我希望他们除了希望之外,或许还可以从书中的故事学到一点爱的方法。

走过地狱,发现天堂(2)

  某些困境可带来好处,但没有人愿意用经历困境的方式来学习。我渴求安逸的生活,我愿意,也已经为此做出相当的妥协。但我发现,至少是在不被困境纠缠的时候,困境让我在追求过程中学到许多事,找到有价值的东西。

  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谈到,不看清恶,就不会懂得珍惜善。“因此,善良不过就是邪恶凝视的幼儿,若不明察罪恶对善良追随者的诱惑,并排拒罪恶,那么这种善良不过就


  是空白的美德,而不是纯粹的善良。这种善良的天真,也不过就是污浊的天真。”所以,彻底了解悲痛就成了彻底懂得珍惜欢乐的基础:所以,悲痛本身就会加强欢乐。三十年之后,变得更有智慧的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写到,得到智慧的亚当与夏娃在被赶出天堂后,他们懂得了完整的人性:

  ……自从我们的眼睛

  睁开以后,我们可以清楚看见,我们看到

  善与恶,失去了善,得到了恶——

  知识的恶果。

  在学到之后,有些知识还不如不懂。忧郁教你了解了什么是喜悦,同时也令你失去感受喜悦的能力。这就是知识的恶果,一种我宁可永远不懂的知识。不过,一旦得到了知识,就可以得到救赎。亚当与夏娃发现:

  喜悦是上天赐予的更大力量,

  从绝望中跃出的新希望。

  有了新希望,其他喜悦的人类开始过着他们短暂、甜美的生活:

  他们回首,从东边望着

  伊甸园,快乐已经远去。

  ……

  他们流下天性的眼泪,但又很快拭去。

  世界就在眼前,他们选择

  休息的地方,也是上帝指引他们的地方:

  他们手牵手在黑暗中慢慢走着

  离开伊甸园走向孤独的路。

  所以,我们孤独地朝着眼前的世界走去,我们这些幸存者必定会学到无价的知识,这知识是费尽力气换来的。我们向前走去,怀着大勇气与大智慧,坚决地去发掘美。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美,将解救全世界。”走出绝望之域时,永远是神奇的一刻,美得不可思议。这种美几乎让你走这一遭的代价变得值得。忧郁的人格不是我们在天堂的摸彩箱里选择的,而是由上天所赐,幸存的人可以从中学到些什么。也就是了解自己是谁。海德格尔(二十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相信极度的痛苦是思想的来源;谢林(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认为,痛苦是人类自由的本质。克莉丝蒂娃向痛苦致意:“忧郁赐我至高、深奥的洞察力……从悲伤或哀愁精炼出来的是人格深刻的印记,那当然不是耀眼的特质,而是敏锐、随时可以起身而战、富于创造力的个性。”

  我常能感受到精神的温度,我改变了睡眠习惯,懂得毫不迟疑地放弃自己的所有,更能容忍别人,更能把握所有的快乐时光。有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已不会像以往那样给我重大的打击,而且无路可逃,但也有一些转变像蛋壳一样地纤细、脆弱。现在,要是否定我的忧郁症,就好像要否定最重要的一部分自我。我太容易发脾气,也太常发脾气,别人不得不接受我这项弱点,但我觉得,我对别人已经比以前更大方了。

  “房子一团乱,”有位与忧郁症奋战一段时间的女士对我说:“我也无法阅读。忧郁何时会回来?何时再来打击我?小孩是我唯一活下去的理由。现在我比较稳定了,但是永远无法摆脱它。不管你在某些时刻有多快乐,你永远忘不了忧郁。”

  “我已经接受了要一辈子服药的事实,”在一次对谈中,玛斯·曼宁突然以热情的口气说:

  “我为此感到欣慰。有时候看着这些药片,心里疑惑着:隔开我与心灵折磨的就是这些东西吗?记得小时候,我不是快乐的孩子,但我会一直想着,我必须要活完一辈子,或许还有八十年。这感觉像是负担。最近我想再生一个小孩,但在两次流产后,我发现自己无法承受这种压力。我的社交生活太少了。你打不倒忧郁症,你要学会与它相处,与它妥协。你会一直试图摆脱它。你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在上头花费许多时间。你知道吗?如果重新找回自己的生活,最好努力把握。”

  教人努力挽回人生,这就是忧郁不可或缺的价值。弗兰克·鲁沙可夫在他的大脑手术治疗之后的几个月告诉我:“如果可以重来一次,我就不会这么做。”我与他、他的父母、医生共处了一下午,他们聊到残酷的事实:他的扣带回切除术没有成功,必须再做一次手术。他以高贵的勇气,用六个月时间准备重新进行手术。“但是我从中学到很多,也成长很多。我与父母、兄弟和朋友变得更亲近。我和医生相处的经验非常好。”这种得来不易的理智如此真实,令人感动。“忧郁症真的有好的一面,当你陷于其中时是看不到的。”之后,第二次手术产生作用,他在信中说:“我曾说过,要是能重来,我就不会这么做。我想我应该不会这么做。但现在,最糟的时刻已经过去,我感谢眼前的一切。我进医院三十次并接受手术还是明智的,我因此而认识了许多朋友。”

  “当我知道,这辈子我的心灵都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时,就觉悟了,”凯·杰米森耸耸肩说:“我无法告诉你,人格重建的过程有多令我厌烦,但我珍惜这样的我,爱我的人都喜欢我的这一面。”

走过地狱,发现天堂(3)

  “数年前,与我结缡的妻子没见过我忧郁的样子,”罗伯·布尔斯汀说:“她没见识过,对此我不想多说,而是叫别人去跟她解释那是什么情况。我尽可能让她有心理准备,因为,我将来必定会再度陷入忧郁。在未来的四十年里,我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趴在房间的地上。这令我非常恐慌。如果有人对我说:‘只要砍断你的一条腿,就能消除你的精神障碍’——我真不知该选哪样。但是在患忧郁症之前,我无法忍受任何不如意,自大得难以想象,也不了解人性的弱点。经过忧郁症之后,我性格变好了。”




  “我工作最重要的主题是救赎。”比尔·史丹说:“我还是不知道自己在事件中的角色。我受圣徒与殉教者故事的吸引,觉得自己不可能承受他们经历的事。我还不打算到印度盖医院,但忧郁症让我走向正确的方向。在认识的人之中,我知道他们不曾有过我那样的经验。经过剧烈的病痛,显然改变了我内心的模样。我一直朝着信仰与善意前进,但要是没有经过崩溃,我就没有动力和精神的目标。”

  “我们走过地狱,发现了天堂,”汀娜·索那哥说:“我得到的回报很简单。我现在可以了解以前不懂的事,而现在不懂的,只要是重要的事,我将来也会懂。忧郁症造就了现在的我。我们得到的东西微不足道,却又如此重要……”

  梅姬·罗宾斯说:“我们的渴求就是我们最大的财产。”如果我们的渴求就是我们得以了解自己、对别人开放自己的方法,那么匮乏就可以促进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因为人群中有我渴求的东西,所以我才能与人相处。我想我已经懂得去散播渴求的东西了。”

  “情绪是另一个未开拓的领域,就像深海或外太空,”克劳蒂亚·薇佛说,“多次情绪低落,会给你更多勇气,我觉得我比许多人都更能应付难熬的痛苦,因为我经历了太多伴随痛苦而来的感受。忧郁症不是人生道路上的绊脚石,而是人生中,伴随着我的一部分自我,而且我相信,它在许多时候对我是有好处的,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我的忧郁症,和救赎它的力量。我是个非常坚强的女人,这有一部分是拜忧郁症所赐。”

  罗拉·安德森写道:“忧郁症给了我和善与宽容,这是别人不太懂得奉献出的东西——我愿意去接近因错误的举动、不当的批评,或显然无意义的判断而遭别人厌弃的人。今天晚上,我和别人争论死刑,我努力解释,如果没有太多自我指涉,我们就可以了解可怕的行为——了解情绪、工作、亲人与其他事物之间可怕的相互关系。我绝不希望忧郁症变成公开的借口或政治的推托,但我认为,一旦经历过忧郁症,就更能够直接了解为何有人会一时失去判断力而犯下大错——你可能甚至会学到如何原谅这个世界的罪恶。”

  有朝一日,我们为失去忧郁感到无比欣喜,但也将失去它带来的一切。如果地球没有雨水,我们也能过活,就算我们可以征服天气,让世界永远晴空万里,我们难道不会想念阴天与夏日的暴风雨吗?在英国,经过十个月阴沉的天气,到了夏天,太阳突然罕见地出现,似乎变得比热带更明亮、更晴朗,那样的快乐会比我想象的任何事物更巨大。

  有趣的是,我爱我的忧郁症。我不喜欢经历忧郁症,但喜欢忧郁症本身。我爱我经历过忧郁症的结果。叔本华说:“人的满足来自于他的愚钝和麻木”。田纳西·威廉斯被问到快乐的定义,他回答:“麻木。”我不同意他们的说法。很奇怪,我的自信心比以前所想象的更强。这几乎可说是(但不完全是)忧郁症最有价值的地方。我想,我将来绝不会再度试图自杀,如果我身处于战争,搭飞机失事落难于沙漠,也不会放弃生存的希望,我会尽全力求生。就好像,以前我的生命与我相互敌对,憎恨彼此,想要甩开对方,如今却永远紧紧相依相偎。

  忧郁的反义词不是快乐,而是活力,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生命充满了活力,即使在悲伤的时候也一样。或许明年的某一天,我醒来时又失去理智,那状况也不会持续不变。但与此同时,我已经发现了我称之为灵魂的东西,直到七年前,痛苦突然降临的那天,我都不曾想象过有这部分的我存在。这是值得珍惜的大发现。几乎每天早上,我脑中都会闪过一阵绝望感,每次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又陷落了。有时候一个念头闪过,我想让车撞死,而我咬紧牙关好好站在马路边,直到绿灯亮起;有时候,我会想象着割腕有多么简单;有时候,我会渴望拿枪对准嘴巴;有时候,我会想象自己一觉睡去,永远醒不过来。我痛恨这些感觉,但我知道,这些感觉让我更深入生命,去发现和把握存在的理由。我从来不会慨叹已走过的人生。每一天,有时候坚决,有时候犹疑,我都选择活下去。这难道不是难得的喜悦吗?

  在写这本书时,有太多的人毫无保留地对我讲述他们的经历,很高兴他们如此信任我,我也很珍惜与许多人建立的友谊。我这辈子没有其他的事业是如此令人痛苦,也没有其他任何的事让我相信人与人能很好的沟通,并让我相信这是个温馨的世界。最感谢的是他们愿意让我把他们的故事写进书里。对这些大方地叙述自己经历的人,我希望我已把他们的勇气充分地表达清楚。 走过地狱,发现天堂(4)

  因为这是本谈忧郁症的书,我还要感谢那些让我复原到足以写出我的故事的人。谢谢治疗我忧郁症的医生,我很幸运,他们能妙手回春。除了医生,还需辅以朋友的宽容,我无法在此列举,但他们知道,我的生命因他们而开启了一条道路。我的忧郁症处方中,最重要的是人们给我的爱,他们发自内心对我好,他们温馨的忠告与设身处地为我着想,以及理智的情绪,让我可以放心地发疯。我要谢谢Juan与Amalia Fernandez,他们在我写作期间的照顾与关怀,让我找回原来的自己。




  在写这本书之前,我从来没有请过助理。非常幸运能够碰到有才干的艺术家Stephen Bitterolf,他离开画布,花了数百个小时和我一样努力地为这本书工作。要不是他的耐心,我不可能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而且我有许多点子是来自于他。若没有他的付出,这本书绝不会是现在的样子。另外,他也充分展现了他的个人特质、聪慧、温情与亲切,带给我源源不断的欢乐。

  在我经历第一次忧郁症时,家父时值六十七岁,我要赞美的不只是他的爱与宽容,还有他的理智与心灵的调适力,使得他能够理解和扼止我六年多来的病情。我从没见过一个人可以像他一样,同时拥有年轻人那样充满想象的活力,以及年长者缜密的智慧。他以前是,也永远是我坚实的依靠和最大的灵感来源,我全心全意将此书献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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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楼主| 发表于 07-9-21 20:46:40 | 只看该作者
全书完,希望能对大家有点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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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王 该用户已被删除
22#
发表于 11-12-18 15:56:41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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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发表于 12-1-8 21:16:06 | 只看该作者
ding,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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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发表于 12-1-9 00:41:26 | 只看该作者
呵呵,楼主真是辛苦了,看了一晚上,终于看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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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发表于 12-1-9 10:07:37 | 只看该作者
原本服药有作用的病人,若是间歇性地停用又服用,药物就会失去疗效,而且每一次发作,就增加百分之十转为慢性和不可避免性疾病的风险。“就像早期癌症,药物通常都有明显疗效,可是一旦癌细胞扩散转移,药就不再有用了。”博斯特解释。“如果忧郁症已经发作多次,它便可能改变脑部的化学反应,使之更糟,而且很可能是永久性的。 看了这一段感觉比较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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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发表于 12-3-9 15:21:36 | 只看该作者
写的很好 顶一下 让更多的人看到 谢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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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发表于 12-3-9 15:37:09 | 只看该作者
这本书挺不错的,可以好好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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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发表于 12-3-9 15:44:46 | 只看该作者
休克不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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