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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心理疾病需要保养(1)
我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遭遇身体和心理的创伤,对于比较脆弱的人来说,在每次问题发生的时候,都可能造成以前的问题复发。如果小心、适当地服药,并辅以其他手段来平衡,就可能维持相对稳定的情况。大多数有严重忧郁症的人需要服用混合药,有时候要用非常规的剂量。他们也必须了解自己不稳定的状况,需要有个专家来帮忙。我发现最大的悲剧是,许多有忧郁症的人寻求协助,医生随便开些他们用过的药,剂量通常不合适,只对部分症状有帮助。其中更惨的是,有些人明白自己的治疗不够理想,但是他们的健康保险机构(美国
提供医疗保险的民间公司)和保险公司不愿让他们接受更好的治疗。
当你摆脱忧郁时,现实的问题就都变得无足轻重,你可以过着美妙而平和的生活。我在写这本书时,打电话给某人进行访谈,开头,我礼貌地问候他近来如何,“哦,”他说:“我背痛、小孩找麻烦、雨大得吓人、猫死了,而且快破产了。另一方面,我的精神状况还没出问题,所以我觉得一切还顺利。” 我的第三次崩溃出现在我对生活事事不满的时候,但理智恢复后就明白,这些事终究都可以解决。等到我度过困境时,觉得很想为结束混乱生活的喜悦开一个庆祝大会。很有趣,我觉得快乐无比,居然开始继续写这本停了两个月的书。那次发生在我服药时候的崩溃之后,我一直没有真正的安全感。在写作这本书的最后阶段,我被突然发作的恐惧和寂寞击倒了。那不算是崩溃,但有时候写了一页,就要躺半个小时,好从自己的文字中恢复过来。有时候我会哭泣,有时候会焦虑,躺在床上一两天。我觉得这些经验都反映了写这本书的困难,我对未来人生有种不确定性的麻木,我觉得极度的不自在。
我服药已经没什么副作用了,现在的精神科医生是处理副作用的专家。我服的药曾经对我的性欲带来副作用——欲望轻微减少以及高潮迟迟不来,造成了一些问题。几年前,我开始服用威博隽作为日常疗养,它好像让我再度产生性欲,但是跟以前的标准相比,可以说改善不大。药剂师又开给我伟哥,只在副作用发作的时候使用,后来又加了右旋安非他命,用来增加性欲。我想是有作用的,但它会让我痉挛。身体的改变似乎超出我的适应能力,一个晚上会有奇效,第二天可能就不那么有效了。金菩萨是情绪稳定剂,我老是睡太多,一天差不多睡十个小时,但偶尔被激动情绪所困扰、无法合眼的晚上,我就服用赞安诺。
和同样经历过情绪崩溃的人交换彼此的故事,可以带来奇妙的亲密感。罗拉·安德森和我曾经几乎天天交流,连续三年多,我第三次崩溃时,她特别关心我,突然走进我的生命中,发展出奇特的友谊和意外的亲密:在她第一次写信来的几个月后,我觉得我们好像很早就认识了——我们大部分是用电子邮件,偶尔写信或寄明信片,很少用电话,有一次是碰面——虽然我们的交往,向来与我的生活是分开的事,但却养成了习惯,很快就变得像是上瘾一样。
这过程像是一场恋爱,经历了发现、狂喜、厌倦、复燃、习惯和深情。有时候罗拉会太积极,太急躁,刚开始联络时,我有时候会对她产生反感,或是试图为我们之间的交往踩刹车,但很快在少数几个没有罗拉消息的日子里,我会变得食不知味。虽然罗拉是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者,但狂躁的发作没有像忧郁的发作那么严重,而且比较容易控制——这种状态愈来愈常被称为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二型。有许多人无论多注意服药和治疗,生活多规律,忧郁症还是会发作,罗拉就是其中之一 ——前几天刚摆脱忧郁,隔天又发了,怎么做都没办法挡住。
她第一次给我写信,是在1998年1月,那是封充满希望的信。她读到我在杂志上所写的关于忧郁症的故事,觉得我们应该认识一下。她给我家里的电话,说我随便什么时候打去都可以,信中还附带一张帮助她度过忧郁痛苦时光的专辑唱片名单,而推荐我读的书中,有一本正合我的口味。她住在德州的奥斯汀,那是她男朋友家,但她觉得在那里有点孤寂和烦闷。她太过忧郁而无法工作,但是对政府部门的工作很有兴趣,希望能在德州州议会中做事。她告诉我,她服用过百忧解、克忧果、乐复得、威博隽、科隆平、盐酸丁螺环酮、烦宁、锂盐、劳拉西泮,“当然还有赞安诺,现在除了这些,还加上帝拔癫和使蒂诺斯。”她在求助精神科医生方面遇到麻烦,“结果你猜怎样——我换了四十九个医生。”她的信有些地方挺吸引我的,所以我尽量热情地回复。
之后得到她的回音是在二月。“帝拔癫没有效,”她信中写道:“记忆力减退和双手颤抖令我感到难过,还有结巴,以及花了四十分钟找香烟和烟灰缸,结果却忘了拿打火机。我相信黑色有四十种不同的色调,我不认为这些不同是程度的差别——我宁愿看成是一个圆圈和一个轮子,那车轮转得非常快,死亡的欲望可以进入任何一个轮辐线里。本来想这星期到医院检查,但我已经去过太多次了,我知道连附有耳机的随身听都不能带进去,用来做情人节卡片的剪刀也不行,而且我会想念我的小狗,没有它我会很害怕,还会很想念男朋友彼得,他一直很爱我——在经历过我的呕吐、愤怒、不安、性冷淡之后。而且我还得睡在有护士站在旁边的房间,或是锁在有防自杀监看录像的房间里,等等——我非常相信,药会让我保持在赤道上——也就是两极之间——我不会有事。”
避免心理疾病需要保养(2)
春天到来时,她的精神好了起来。到了五月,她怀孕了,为了能当妈妈而感到兴奋。但是她得知帝拔癫可能会造成胎儿脊柱裂缝,也对脑部发育有不良后果,她试图停用,又担心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情绪开始变得不稳定。没多久,她写信给我:“我陷入流产后的忧郁和茫然。我想,能继续服药也算另一种好事。我努力不对这整件事愤怒或发脾气,但有时候总觉得太不公平了。今天的奥斯汀是万里无云又凉爽的好天气,为什么我会这么累。看,所有的事情——即使是对小小折磨的正常反应——都让我担心随时可能陷入忧郁症。我好像处在
一种灰暗、污浊的迷雾中,头痛和紧张让我连哭泣都不能实现。”
十天后,她写信说:“我稳定下来了——或许比我希望的还差一些,但还不至于到担忧的程度。我换了医生和药——把帝拔癫换成癫通,还额外用一些金菩萨加强癫通的效果。金菩萨真的让我好起来了。心理疾病对身体的伤害实在很大!我用过无数种药,来治疗我严重的忧郁症。此外,我有奇怪的失忆症——只要过一小时,就记不起任何事情,忧郁症太恐怖了——让人觉得几分钟像一辈子。我好累,累得不愿去想‘好’的时候我是什么样子——对我来说,‘好’是正常或可接受的状况。”
几天后,她又写信来:“害羞使你无法让朋友了解你深刻的人格——结果,我在过去八、九年交到的朋友大多不是深交。这使我更加寂寞,让我觉得自己很愚蠢。例如,我刚刚打了电话给维吉尼亚州一个非常要好(而且很苛刻)的朋友,她要我解释为什么不去看她和她的小孩。这要怎么说?我很乐意去拜访她,但定时去精神科医院太丢脸了。要是不会被发现的话,我很愿意撒个谎。”
罗拉的生活一直受到疾病的阻碍,所有的生活受到限制。“例如约会:我照顾自己就很累了,没办法再去照顾别人的情绪。这种爱情不是很可怕吗?病也让我无法专心做事——任何工作都做不久,总是会中断。谁会想听你对新药的希望呢?你要怎么让别人了解呢?在自己得这种病之前,有个好朋友得了忧郁症。我假装懂他的话,听他说种种事情。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忧郁症者所说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
后来的几个月,她似乎在与她背后的什么东西搏斗。这段时间,我们开始慢慢了解对方。我得知她在十多岁时遭遇性骚扰,二十多岁时被强暴,两件事都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她二十六岁时结婚,第二年第一次忧郁症发作。她的丈夫似乎无法忍受,而她得拼命喝酒才撑得过去。到了秋天,她变得有点癫狂,于是去看医生,医生说她只是太紧张,开了烦宁给她。后来她对我说:“癫狂把我的心封了起来,但我的身体迟钝得吓人。”
一个月过后,在他们家的圣诞夜派对里,她狂暴地把蛋糕摔到丈夫身上,然后上楼把剩下的一整罐烦宁全吞了下去。丈夫将她送进急诊室,并对主治医师说他无法忍受了。她被转入精神科医院,在那里度过圣诞节。出院回家时,有一大堆药要服。“婚姻完蛋了,我们蹒跚地度过了后来的一年。第二年的圣诞节,我们跑去巴黎,晚餐时,我仔细看着他,心想:‘我现在并没有比一年前在医院里快乐多少。’她离开家,很快就认识了新男友,同时搬到奥斯汀与他同住。忧郁症在那之后就比较规律了,至少之后一年是这样。
1998年,罗拉在信中简单地提到她“可怕的无力和焦虑”。到了十月中,罗拉开始消沉,她自己很清楚。“我尚未完全陷入忧郁症,但是慢慢地每况愈下——我的意思是,我得愈来愈努力专注于手边的工作。眼下我还没完全忧郁,但已开始沮丧。” 她开始谈威博隽。“我开始痛恨那种与所有事物疏离的感觉,”她抱怨。之后不久,她开始整天躺在床上。药物治疗再度失效。她停止与身边人联络,只关心她的狗。“当忧郁症削弱了胃口和我对欢笑、性爱、食物的需要时,只有小狗才能给我真正的精神抚慰。”
十一月初,她说:“我现在只能泡澡,因为早上淋浴时的水浇在身上,让我难受得不得了,而且在最近的日子里,这好像是为暴躁的一天开启了序幕。开车好像要使尽所有力气,使用提款机,购物,所有日常不得不做的事,都让我很累。”她租了《绿野仙踪》来看,好分散注意力,“但是悲伤的地方让我哭起来。”她失去胃口。“我今天尝试吃点鲔鱼,但那味道令我想吐,所以我只吃了点做给狗吃的米饭。”她抱怨连看医生都让她很烦。“我很难跟他好好地说心里的话,因为我不想让他难过。”
我和罗拉天天书信往来,我问她会不会觉得持续写信很困难,她说:“关心别人是得到别人关心最简单的方法。这也是一种观察自己的好方法。我需要与别人分享沉沦的感觉。每次我写下这些文字,就立刻觉察到我人生中的沉沦。到目前为止,我要强迫自己做些很琐碎的事,试着评估自己的状况有多严重——我真的陷入忧郁了吗?或者只是懒惰?这种焦虑是不是喝了太多咖啡或吃了太多抗郁剂造成的?这个自我评估的过程会让我哭泣。让别人困扰的是,除了陪在旁边之外,他们帮不了什么忙。我用回电子邮件来保持头脑的清楚!” 一周后:“现在是早上十点,我今天被一个想法吓坏了。我努力地尝试。我好像很快就要号啕大哭,‘没事的,没事的,’同时深呼吸。我的目标是保持在自我分析与自我毁灭之间。我就是觉得好像在消耗别人,包括你在内。我只能拼命要求别人,但没有办法回报。我觉得,穿上喜欢的衣服,梳好头发,身边牵着小狗,这样才有勇气上街买点橘子汁。”
避免心理疾病需要保养(3)
就在感恩节前,她写信道:“今天我看了老照片,看起来那好像是别人的生活。这就是药物治疗的代价啊。”但是她又很快振作起来。“今天我有一些快乐的时光,”她在当月最后一封信上说:“我还要更久的快乐,拜托,哪位好心人施舍一点吧。我在人群中可以不再感到害羞了。” 隔天她有点复发。“我本来觉得好些了,还希望开始做些美好的事情,但今天非常焦虑、着急、紧张。只是我依然抱持着希望,这有点帮助。”第二天变得更糟了。“我的情绪依然低落。早上觉得害怕,傍晚觉得极端无助。”她讲述与男友走进公园的经历。
“他买了本辨识公园所有植物的小册子。其中描述到一棵树:‘整颗树都有致命毒性。’我想要去找到这棵树,嚼它一两片叶子,然后蜷缩在大石头底下慢慢死去。我想念那个喜欢穿上泳装的罗拉,她会躺在今天的阳光下,看着好蓝、好蓝的天空!恶魔把她从我的身体里夺去,换进一个令人讨厌的女孩!忧郁症夺走了我对自己的爱。我感到灰心,充满绝望,这是一种慢性死亡。同时我又努力地推开这沮丧的绊脚石。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大家说它‘丑恶’了。”
但一周后她又明显好多了。后来在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超市里,当店员为排在她前面的人结账时,她突然失去控制。一种完全不符合她性格的暴怒冲上来,她大喊:“老天爷!这到底是‘便利’商店还是热狗摊?”丢下手上的汽水就走了。“就是这样起起落落,我已经懒得再说、再想了。”当男友说他爱她时,她便大哭起来。第二天她觉得好多了,吃得比以前多一倍,还买了一双袜子。她走进公园,突然有股冲动想要玩秋千。“虽然前一个礼拜都处于愈来愈深的焦虑感中,现在我却想要玩秋千!你有了相反的感受:心中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好像你正开车飞越山丘。只是做这么简单的事情都觉得好快乐,我开始觉得自己恢复了,有一种飘逸的感觉,好像轻松、幸福又回来了。我不指望开心太久,但这种没有任何烦忧、没有莫名其妙的负担或悲伤的感受,非常强烈、真实和美好,我一度没有想哭的冲动。我知道其他的感觉会再回来,但我想,今晚上帝和秋千赐给我一个暂时的解脱,提醒我要有希望和耐心,这是个好兆头。” 十二月里,锂盐对她造成负面的反应,让她的皮肤干燥得无法忍受。她降低锂盐的剂量,并开始服用纽若汀。这种药似乎有了作用。“回到中心点,原有的中心点,感觉好真实。”她写道。
第二年十月,我们终于见面了。当时她与母亲在维吉尼亚州的瓦德福特港,那个位于华盛顿之外的美丽小镇是她长大的地方。当时我非常喜欢她,迫不及待想要见到她。我乘火车抵达时,她和她的朋友华特在火车站接我。她是个苗条的金发美女。但是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勾起了太多回忆,使她很不舒服,焦虑到说不出话来。她用细微沙哑的声音为自己的状况道歉。看得出来她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她说她整个星期都很消沉。我问我的到来是否增加了她的紧张,她保证说没有。我们共进午餐,她点了蚝。但她吃得很费力,手抖得很厉害,想要撬开壳的时候,不小心把酱汁溅了一身。她无法一边说话一边对付蚝,所以华特跟我聊天。他说罗拉这一周来每况愈下,她低声地同意。这时候她决定放弃吃蚝,全神贯注地喝白酒。我非常惊讶,虽然她事前说过自己的不良境况了,但我还是无法接受她那种一切努力皆是徒劳的神情。
我们同坐一辆车,华特下车后由我接着开车,罗拉颤抖得无法开车。回到家里,她母亲看来也忧心忡忡。罗拉和我断断续续地交谈,她好像是站在很远的地方讲话。我们看照片的时候,她突然呆住了。我从来没见过或想象过这种画面。她告诉我照片中谁是谁,然后开始重复说过的话:“那是娇拉汀。”然后又说一次:“那是娇拉汀。”每次都把音节拖长。她面部肌肉变得僵硬,好像张嘴说话有困难。我叫来她母亲和她的兄弟麦可。麦可把手放在罗拉的肩膀上说:“没事的,罗拉。没事。”我们最后把她扶上楼,她依然重复说着:“那是娇拉汀。”她母亲帮她换下沾到酱汁的衣服,扶她上床,然后坐在旁边抚摸她的手。这场会面和我预期的完全不同。
后来我知道,她服用的部分药剂的副作用使她发作,药物确实是她那天下午怪异、僵硬、说不出话、极度焦虑的原因。当天晚上,她经历了最严重的一次发作——“我的灵魂、我爱的那个我,失去了所有的色彩,我只是个行尸走肉”。她很快就采用新的疗法。圣诞节之后,她开始恢复了,情形开始好转,2000年3月,她又再度发作。“我好害怕,”她写信告诉我:“又觉得好丢脸。如果你能告诉别人的好消息只是你不再抽搐了,这实在很可怜。” 六个月后,她又遭到那些症状的袭击。“我无法重拾人生,”她对我说:“我真害怕焦虑发作——今天我离家去上班,在自己的车上吐了。我回家换衣服,好进办公室,所以迟到了,我跟公司的人说我发病了,但他们还是给我记了过。医生要我服用烦宁,但那会让我昏倒。我现在的生活就是如此不堪,未来的生活也是一样,情绪大起大落,经受可怕的失忆。我还能继续忍受这种生活吗?”
回忆的真相
我还能忍受这种生活吗?是啊,有谁受得了自己一直处在困境中?但到最后,大多数的人都可以忍受下去。这也许是进步。我们忆起过去的声音,像亡者的声音,呼应着岁月的流逝与无常。当悲伤的时候,我会想到过去的事情,往事历历而又清晰如昨:这些记忆永远停留在我五岁开始到二十七岁母亲过世的那段时间,她和我坐在厨房聊天;我二十五岁祖母过世那年前,她种的蝴蝶兰开花的样子;1980年在巴黎的那段时间,我与母亲的朋友珊蒂在一起的情景,她想把她的绿色大草帽送给圣女贞德,珊蒂两年后过世了;我的大叔唐和大姨贝
蒂,和他们大橱柜里的巧克力;我父亲的堂妹海伦和艾伦、我婶婶桃乐丝,以及其他过世的人。我总是听到亡者的声音。每到夜晚,他们和过去的我就会来看我,一觉醒来,才意识到他们已不在我所处的世界,我感受到深深的沮丧,一种超越寻常悲伤的感受,有时候很接近忧郁症的那种巨大的痛苦。而且,如果我想念他们,和与他们共处的时光,那么,我应该知道,他们消失的爱就在生活中,在生命中。当我想要和他们一样到那个世界,不想再苦苦地努力活着时,那是一种忧郁吗?或者,以自己无法忍受的方式活着,只是生命的一部分?
我发现往昔岁月的真相和时光流逝的现实,是人生不可思议的困境。屋子里堆满了我不敢读的书、不敢听的唱片和不敢看的照片,因为这些东西都与过去紧紧相连。当我碰到大学的朋友,尽量不谈到太多大学的往事,因为那时候的我太快乐了——当时我不一定比现在过得好,但那时的快乐是种很特别的情感:那是一去永不复返的。灿烂的青春岁月令我烦恼。我老是会撞到旧日欢乐所筑起的墙,面对过去的欢乐比面对过去的痛苦还困难。想到过去的痛苦,我知道那创伤后的压力是一种剧烈的痛苦,但对我来说,过去的创伤已仁慈地离开了。但是过去的欢乐,却在时时提醒你,与你拥有共同美好回忆的人已经不在世上,或者已不再是同样的人:我发现这是最令我痛苦的。我对回忆的残屑说:别让我想起什么。太多的欢乐和太多的痛苦,二者都很容易造成忧郁。世上也有所谓欢乐后的压力。最沉重的忧郁来自于当下无法忘怀的,经过美化后的遗憾的过去。
如何找到好的心理治疗师(1)
医疗不只是医生用知识治疗病人;还教导病人学习正确的方法,改善自身发生的问题。
药物可以让你把痛苦放在更重要、更适合、更理智的地方。
“学习培养快乐”是我听过最空洞的一句风凉话。运气够好才能接到快乐的露珠。
忧郁症的疗法主要可分两种:一、谈话治疗——与治疗师交谈;二、生理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和电击或电气痉挛疗法。要统一社会心理学和精神药理学对忧郁症的看法不太容易,但却是必要的,许多人认为治疗法一定是二选一,这是十分危险的想法。药物治疗和精神治疗不是互相对立,各自适用于特定的忧郁症患者,而应该互相协调合作,依病人不同的情况而联合或分开使用。整体治疗的生理-心理模式仍然令我们无法捉摸。我并不打算夸大其所造成的后果。现在去看病的时候,医生常会先告诉你忧郁症的成因(最常说的是血清素过低或童年的创伤),然后告诉你该用哪种治疗法,好像是二者有逻辑关系一样,但实际上却是胡扯。匹兹堡大学的艾伦·弗兰克曾说:“我不认为心理的病因就要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来治疗,也不认为生物学的病因就要用生物学的方法来治疗。”要注意的是,借由心理疗法而痊愈与借由药物而治愈的病人,二者在生物学上所造成的改变——比如睡眠脑波图——是一样的。
传统的精神科医生认为,忧郁是病人性格的一部分,并试图改变病人的个性结构。而纯粹的精神药理学则把这种病症看成是外在因素造成的失调,矫治时不必在乎病人的其他性格特征。人类学家鲁曼曾撰文讨论现代精神医学门户之见的危险:“精神科医生应该要知道,这些方法都是在一个工具箱里的工具,但却被认为是领域不同、用途也不一样的工具。”威廉·诺曼是职业精神分析师,必要时会开药物给病人,他说:“精神科医生,现在已不再愚蠢,而是变成无知。”——以前忽视生理,只注意情绪反应的医师;现在却忽视人类心灵,只注意脑部化学反应。精神动力治疗和药物治疗之间的最大冲突点是道德观。我们倾向于,该用交谈治疗的问题,就是你自己要想办法克服的问题;该用药物治疗的问题,就不是你的责任,你不必尽任何努力。实际上,虽然只有极少的忧郁症完全是患者自己的责任,但几乎所有的忧郁症都需要病人自己的努力才能治愈。只有愿意自救的人,百忧解才能救他。给自己太大压力,会使病情恶化,但若真的想好起来,还是得给自己起码的压力。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都是必须的。不必责怪自己,但也不能放任自己。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精神科医生梅尔文·麦金尼斯提到:“意志、情绪和认知,三者的产生环环相扣,好像是生理的节奏。你的情绪可以影响、但不能凌驾于意志和认知。”
谈话治疗源于心理分析——而这种以仪式化的交心一点一点把危险思想引出来的方法,又源于教堂的告解。心理分析是一种运用技巧发掘童年创伤的治疗方法,而童年创伤常是导致精神官能症的主因。这种方法要花很多时间—— 一般来说,每周要四至五小时——目的是要找出潜意识的心灵。现在许多人喜欢抨击弗洛伊德和他所创的精神动力理论,但是,弗洛伊德的模型虽然不尽完美,仍是十分先进的。用鲁曼的话来说,弗洛伊德的理论包含了“体会到人类的复杂和深度,严厉要求面对自我内心所排拒的事,重视人类生活的困境”。当我们在别人面前批评弗洛伊德的著作,责难他所表现的偏见,却忽略了他著作中的基本真理和崇高的谦卑:我们时常不知人生的动机是什么,被未知的事物所困惑。我们对自我冲动的了解只是一小块碎片,对别人的了解更是少之又少。若我们只从弗洛伊德那里借鉴这一点——我们可把动机称之为“潜意识”或“大脑电路的不规律反应”——我们就有一点研究心理疾病的基础了。
心理分析可用来解释问题,但对解决问题无甚帮助。如果病人的目的是快速改变不良的情绪,那么,把强大的心理分析过程用在这上面就错了。每次听到有人把心理分析用在改善忧郁症上,我就觉得这好像是站在大海边拿着机关枪对迎面而来的潮水扫射。无论如何,从心理分析发展出的精神动力治疗,还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为人知的过去,若不经过仔细检视,不大可能被发现并修补好,而心理分析的过程,总是能发现些什么。最常见的谈话治疗学派,是病人对着医生述说当下的心情与经验。长久以来,说出忧郁是治疗忧郁的最佳途径。这种方法依然有用,“写下来,”——维吉尼亚·伍尔芙在《这些年来》中说:“痛苦就会远去。” 这是心理分析最常见的基本程序。医生的工作是仔细聆听病人诉说,探触病人内心深处的动机,如此才能了解为何他会有这些反应。大部分精神动力治疗法的原则是,发现问题的来源才能解决问题。然而,医疗不只是医生用知识治疗病人,还教导病人学习正确的方法,改善自身发生的问题。医生也会作出客观反应,让病人能够洞悉自己,改变自己的行为,改善生活品质。忧郁症多半是孤独所引起,好的心理医生会帮助病人与外界环境重新建立联系,创建可减轻忧郁之苦的环境。
有人坚信洞察情绪无助于治疗。“谁会管动机和来由?”精神药理学的领导者,哥伦比亚大学的唐诺·克莱因说:“没人可以打倒弗洛伊德,因为没有人可提出更好的关于内心冲突的理论。但重点是,我们已经有办法治疗这些病症了。”用哲学的角度来看病因,治疗是对的,是医药救了我们,但我们也要注意病源。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史蒂文·海曼说:“像冠状动脉疾病,我们不会只开张处方就了事。我们还会要求病人控制胆固醇,教他们运动方法和合理饮食,有时还有压力管理。并不是只有心理疾病才要多管齐下。药物疗法与心理疗法之争非常可笑。二者都是经验主义的问题。依我个人的看法,双方应该携手合作,因为采用药物治疗更能够让病人投入心理治疗,理清心中的纠结。”艾伦·弗兰克所主持的一连串研究显示,在为病人摆脱忧郁方面,心理治疗的效果没有药物好,但在避免病症再度复发方面更为有效。虽然这方面的资料错综复杂,但从中可以看出,结合药物和心理治疗的效果比单用一种好。“这种治疗策略可避免再度陷入忧郁症,”她说:“我不知道将二者结合的治疗方法未来还有多少发展空间,这令人担忧。”布朗大学心理学系的马丁·凯勒曾参与一个多校联合的团队,他在最近的忧郁症者研究中发现,只用药物的病人中,感觉有明显改善的不到一半;只用认知行为治疗的人之中,明显改善的也不到一半;而二者合用的则有超过八成的人有明显改善。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克里兹曼愤怒地说:“百忧解不是用来避免和病人交流的,而是用来深入了解病人的。”鲁曼也这么写道:“医生受训练的目的是观察和了解病人,但他们做的事却只是丢给病人一根药物做的‘棒棒糖’,然后就什么也不管。”
如何找到好的心理治疗师(2)
当你不幸落入忧郁的深渊,你自然而然想要了解患病的原因,即使已脱离忧郁,仍然想知道究竟。药物仅仅改变某些症状,并不等同于治疗。问题和问题背后的真相都需要密切注意。也许在医药发达的未来,药物可以治好更多人,整体的国民健康状况会大大提升。但若因此就把谈话治疗抛诸脑后,却是非常危险的。心理治疗可以让一个人明白,药物在帮他重建新的自我,并接受原来的自我已在崩溃时失去的事实。你需要在忧郁最严重的时候浴火重生,需要学习避免再度陷落的方法。你要以不同的方式过日子。“无论在什么环境下,要让
你的生活、睡眠、饮食、运动变得规律化不太容易,”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诺曼·罗森泰提到:“想象一下你在忧郁时,要做这些事有多难!你需要一位治疗师,就像需要一张沙发一样,可以让你尽量规律地进行日常生活。忧郁是一种疾病,不是生活方式,你得想办法克服。”“药物治的是忧郁症,”我的治疗师曾说:“而我治的是忧郁症患者。”什么事可以让你冷静下来?什么会使症状恶化?从药物的观点来看,因亲人过世所造成的忧郁,和不断失恋造成的忧郁,二者没什么差别。虽然前者产生的极端反应比后者合乎人情,但从临床经验来看,几乎完全相同。就像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临床医生席维亚·辛普森说的:“如果看起来是忧郁症,那就当成忧郁症来治。”
当我第二次精神崩溃前,我中断了心理分析治疗,大家都力劝我再找一位新的治疗师。找新的治疗师是件烦人又讨厌的事情,但在陷于重度忧郁之苦时才做这件事,结果会更糟。好的治疗师很难找到,我在六周内换了十一位治疗师。每换一位,我都要把自己的苦恼从头到尾讲一遍,讲到最后,好像我是在说别人的故事。有些治疗师看来满有智慧,有些则脾气古怪。一位女治疗师把所有家具都用保鲜膜包得紧紧的,以防止被她那群小狗破坏,她还一直请我吃放在塑料盒里,看似发霉的小鱼饼干。我离开时,一只小狗在我的皮鞋上撒尿。有位男治疗师给我的问诊室地址是错的(“哦?那是我以前的地址!”),还有一位说我没什么毛病,应该振作起来。有一位女治疗师说她从不相信情绪,而一位男治疗师则宣称他除了情绪什么都不相信。还有一位唯心论者;看病时一直在啃指甲的弗洛伊德信徒;荣格的信徒和自学成材的心理医生……有个男治疗师不停地打断我的话,说我跟他一模一样。有人在我拼命解释后,依然搞不清楚状况。“我们想做各种药物与心理治疗比较的研究,”史蒂文·海曼说:“但有人纵向比较过好的治疗师和糟糕的治疗师吗?我们会是这方面研究的开路先锋。”
我最后选择了一位治疗师,这令我十分愉快,因为这位治疗师充满智慧,我在他身上看到人性的光辉。选他的理由是他既聪明又诚恳。由于之前有过治疗师打断心理分析,又在我需要药物时不准我吃药等经验,所以一开始,我仍保持着戒心,过了很久才完全信任他。他在混乱和危险的时刻仍保持冷静。平时他很风趣,我通常很欣赏身边那些有幽默感的人。我和我的精神科医生合作良好。最令我佩服的是,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愿意向病人伸出援手。之前换了十位治疗师是值得的,不要找令你嫌恶的治疗师,不管他的医术有多好,只要你讨厌他,就不会有效果。如果你觉得自己比医生还聪明,并不一定是你错:拿到精神病学或心理学学位,并不代表这个人是天才。选治疗师要非常小心,许多人会耗费二十多分钟挑喜欢的吹风机,或是向超级市场经理抱怨他最爱的罐头番茄汤没货了,但找精神科医师却随便得像找一般服务人员一样,这实在令人不寒而栗。记清楚,你好歹是要把自己的精神交到这个人手上,而且别忘了,你要把自己都不清楚的事倾诉给这位医生。“实在很难,”罗拉·安德森写信告诉我:“你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了解你,而且在你头脑最混乱的时候还要信任他们。还要他们也信任你,也同样不容易。”
后来我的病情居然被精神科医生控制住了,连午夜陷入愁苦时,也撑得下去,我能坐起来,不再哭泣。我用反话和出其不意的幽默跟治疗我的人开玩笑。有时候,我会怀疑精神科医生是不是真的相信我所说的感受,因为我发现自己的口气十分超然。我猜他们一定会觉得,我藏在粗糙的面具下,居然只显露这么一点点真情,实在令人失望。我常常希望自己在问诊室中夸大感情,我用很随便的语气回避医生。我从不觉得心理治疗的场所是隐密之处,我觉得那里实在是很不安全。仅仅是偶尔,我会稍稍流露出一点点本性,但也不是经由口述表现出来的。
一种检验精神科医生是否称职的方法,是观察他检视你时的态度。最初阶段的检查,重点是问对问题。我从未见识过可靠的一对一精神治疗会谈,我去过许多医院的诊疗室,对待忧郁症患者的方式之多样令我感到讶异。大部分我所认识的好医生会先要求病人讲述自己的过去,然后很快就进入有条理的交谈,从中探寻他们想要的讯息。进行有效的交谈是临床医生最重要的技巧。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临床医生西维雅·辛普森,曾与一位刚试图自杀的新病人面谈了十分钟,就确认她有躁郁症。而这位女病患之前的精神科医生为她治疗了五年,一直都没发现这么简单的事实,开了抗郁剂的处方却没有情绪稳定剂——这种疗法一般认为并不适合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她因而产生混乱的焦虑状态。我问辛普森后来的情形,她说:“花了好几年持续的努力,才进入谈话治疗。”后来,我参与一项由哈林医院精神科主任亨利·麦克提斯所指导的,与意外沦为游民者的访谈。他在二十分钟的访谈中,花了至少十分钟来得到患者详尽的过去居住的历史。我最后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地追查这些事情,他说:“曾长久居住于固定处所的人,因环境问题而流离失所是暂时的,但他们可以过规律的生活,基本上,这种人需要社会协助。习惯于过流浪生活,或一直在流浪,或想不起自己住在哪里的人,可能有严重的潜在不满,他们基本上都需要精神科医生的协助。”我比较幸运,有不错的保险为我支付每周一次精神科医生和每月一次的精神科药物学者的看诊费用。许多保健机构对药物治疗比较精明,相对而言,也就是倾向用便宜的药。他们对谈话治疗和入院治疗却不太计较,但这却要花更长的时间,而其所费不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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