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汉武帝的评价

北京，北京

中国历史上，堪称盛世的时代不多，其中汉唐盛世最为人津津乐道。但是，要论汉朝盛世，其实倒是国家无事，民给家足，因而也就缺乏宏大叙事的“文景之治”，而不是文治武功的武帝。


经过汉初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初期，京师国库的钱积累到巨万，用都用不完，穿钱的绳子都朽断了。库存粮食吃也吃不完，堆在仓库外面，最后都腐烂了。国家法律十分宽松，百姓富裕安定，人丁繁荣，首都长安人口就达到约100万。


国力的强大，给了汉武帝施展雄才大略的机会。在军事方面，他主动派遣卫青、霍去病数度征伐匈奴，又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在南方灭掉夜郎、南越，建立西南七郡；在东方灭掉卫氏朝鲜，设置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在政治方面，他废藩置县，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严刑峻法，特务统治。在文化方面，他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太学，立乐府。其煌煌功业为后世历朝君主所艳羡。


然而，历代那些一流史家却不这样看。中国史官都是秉承儒家价值传统，尤其在经济上主张政府少干预。所以，看看他们的评价是很能增长见识的。对于汉武帝的一生，班固《汉书·武帝纪》赞辞只称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称赞其举俊茂、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等文治事业，而对汉武帝的煌煌武功则不赞一辞，并称“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在秉持儒家观念的班固看来，国家的强大，首先应当是民生的安定富庶，而汉武帝虽有雄才大略，却穷兵黩武，不顾民生，终于使得汉朝繁荣经济濒临崩溃。


汉武帝对匈奴用兵，解除北方边患，这本来是属于正当的措施。但汉军一直打到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境内，或为了抢夺汗血宝马，就发兵讨伐大宛，那就很难说是自卫战争了。反过来说，这样的战争只会是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由于连年对匈奴用兵，加上汉武帝本人酷好神仙方术和奢侈享受，大兴宫殿，浪费无度，国家财政很快便濒于崩溃。为了筹措庞大开支，王朝政府便只能加重徭役，致使农民大量破产流亡。天汉二年(前99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都爆发了规模不等的农民起义。


为了聚敛财富，武帝还实行“算缗”“告缗”，凡申报税负不实的商贾，充军边疆一年，并没收其财产。为了怕商贾有所隐瞒，还鼓励民众检举揭发，“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即把没收的财产奖赏其一半。这政策一出台，全国人都起来纷纷举报，中等以上商贾几乎都遭告发，倾家荡产，天下财富均归王朝政府。


汉武帝还依靠桑弘羊等人实行盐铁官营、酒榷(酒类专卖)、均输等政策，与民争利。但官营垄断行业往往效率底下，官员利用职权贪污腐败、欺压百姓的情况日益严重，导致百姓怨声载道。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政府垄断经营、压制民营商业的结果是，财富更加集中到那些大官吏手中，而均输政策并没抑止住物价，反倒是物价飞涨，百姓更穷，到了人相食的地步。汉武帝末期，全国人口竟至减少了一半。


汉武帝是个明君，但也是个暴君。他刚愎自用，残暴多疑，而且还迷信巫蛊。太子被杀，两个皇后或被打入冷宫，或被迫自尽。他任用酷吏张汤，最早发明“腹诽罪”。而汉武帝最受后人非议的，就是阉割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


如果翻看《史记》，我们就会发现“隐忍苟活”的司马迁在《史记·孝武本纪》中只是记载其信用方士，四处求仙事，对其政治功业甚少叙述。唐史家司马贞更是在《史记》索隐中评汉武帝“疲秏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将汉武帝与秦始皇相比，可以说这样的评价是很严厉的，体现了中国史官的儒家传统价值。


另一个伟大史家，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汉武帝的评价同样不高，他称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认为汉武帝奢侈无度，严刑峻法，完全就是个秦始皇再世。之所以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没有重蹈秦始皇的覆辙，原因只在于汉武帝“晚而改过，顾托得人”，及时调整了政策。


所谓“晚而改过”，是说汉武帝晚年下《轮台诏》，自称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后人因此称此诏为中国皇帝的第一个《罪己诏》，但此诏并非真正有所追悔，而是他深知行将就木，积怨甚多，太子尚幼，必须做个表态，以抚慰庞大的官僚群体。


为此，他首先处死太子生母、宠妃钩弋夫人，以免他死后出现太后专权的局面；其次托霍光辅佐太子，这就是司马光所说的“顾托得人”。《资治通鉴》载：“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昭帝时桑弘羊与贤良文学的大辩论，便是围绕要不要与民争利的问题，结果也只是取消了酒类专卖。汉朝终竟走向了衰微，正如班固在《汉书·食货志》里所说：“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事实上，历史上的汉武盛世、唐朝开元盛世，最后都成为了由顶峰后走向衰微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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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与明朝对比，明朝历史更值得借鉴。很欣赏朱元璋。朱元璋的时期，是吏治最清明的时期，“物必先腐而后生”，朱元璋深深了解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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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许多官员蹈袭元朝之弊，擅权枉法，贪赃受贿，蠹政害民。这使出身贫贱的朱元璋联想起元末吏治腐败激起民变的教训，深为警惕和忧虑。洪武二年，朱元璋告戒群臣：“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为了反腐惩贪，朱元璋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展开了长期的激烈斗争。

一、立重典，动酷刑，对贪官污吏进行严厉打击

朱元璋除了建立严密的官吏考核和监督制度外，特别重视利用重典打击贪官污吏。明初，朱元璋出于休养生息的需要，颁行了量刑较轻的洪武七年律。不久，朝廷内的政治、经济斗争日趋激化，相继发生“空印案”、“胡党案”和“郭桓案”；农民的反抗斗争也不时发生。朱元璋认为这是乱世重现，便决定实行重典政策。他下令对“奸顽刁诈、贪赃之徒”实行法外加刑。并亲自汇集一批法外加刑的案例，加上一些峻令和自己的训话，陆续编成并颁发《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它是《大明律》的补充，也是“法外之法”。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又下令修订《大明律》，加重了对谋反，强盗、官吏犯赃等直接危害皇朝行为的惩处力度。洪武二十六年，蓝玉党案结束后，朱元璋感到自己的统治比较稳固，逐步减轻刑罚。二十九年，他接受皇太孙朱允汶的建议，修改“畸重者七十三条”。他对皇太孙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

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惩处十分严厉。《大明律》规定：“受财枉法者，一贯以下杖七十，每五贯加一等，至八十贯绞；受财不枉法者，一贯以下杖六十，每五贯加一等，至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三千里；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物，不分首从，并赃论罪，在右小臂上刺‘盗官钱（粮、物）’三个字，一贯以下杖八十，至四十贯斩。”朱元璋对监察官员贪污受赃的处刑更重：凡风宪官吏受财及于所按治去处求索、借贷人财物，若卖买多取价利，乃受馈送之类，各加其余官吏罪二等；并规定：“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

明初刑罚的残酷程度，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朝代。《唐律》已废止了古代墨、劓、非、宫、大辟五刑，而代之以笞、杖、徒、流、死（斩、绞）五刑。《大明律》除规定以上后五种刑罚外，还动用了残酷的凌迟、黥刺、挑膝盖、剁指、刖足、非、劓、阉割、锡蛇游、刷洗、枭令、称竿、抽肠、剥皮等酷刑，并经常使用连坐族诛之刑，诛连三族、九族。由于惩处过于严酷，从洪武元年到十九年，竟然没有一位官员做到任期期满的，往往未及终考就遭到贬黜或被杀头。因杀官太多，以至有些地方衙门无人办公，朱元璋不得不实行“戴死罪、徒流还职”的办法，叫判刑后的犯罪官吏，带着镣铐回到公堂办公。

二、加强教育，弘扬清正，倡导廉政

朱元璋登基不久就下令设专人，每天五更时在谯楼上吹起号角，高声唱道：“为君难，为臣又难，难也难；创业难，守成更难，难也难；保家难，保身又难，难也难！”朱元璋为了严束功臣，特令工部制造申诫公侯铁榜，对功臣各种不法行为逐项地规定处罚法律。洪武十八年前后，朱元璋将自己编写的四本诰书印成册，发给每位官员，让他们学习，从中接受教育。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编写《醒贪简要录》，亲自在奉天门向百官宣读，并颁布中外。每次诛杀重大贪污犯，朱元璋命令刑部将其罪行印发至各县衙门，广为张贴，还命令官员都到刑场观斩，以受教育。

他经常表扬和越级提拔清介自持、忠勤不贪的官员，以树立典型。陶后仲在福建任按察使时，治赃吏数十人，尽除宿弊，抚恤军民，朱元璋下令表彰他。某官向河南按察司佥事王平行贿，王平将他抓起来送审。朱元璋得知后，嘉奖了他，提拔他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对于善始善终的循吏清官，朱元璋给予厚赏，并为他们修建府第；他们寿终时，亲自写祭文，以彰其德；还将廉吏、清官的事迹列入《彰善榜》和《圣政记》之中。正因为朱元璋倡廉惩贪，明朝初期涌现出一批像陶安、陶后仲、郑士元、方克勤那样的清官，使得明初的政治清明，一度深得民众的拥护。

三、从严律己，罚不避亲，正己以正百官

朱元璋抓反腐败，首先从自身抓起。击败陈友谅后，其宫内有张镂金床，有人劝朱元璋享用。朱元璋将镂金床砸毁，说此床与昏君孟昶的七宝溺器一样，用则丧志。他以陈友谅父子穷奢极欲终取败亡为例，告戒臣僚：“既富岂可骄乎？既贵岂可侈乎？骄侈之心，虽富贵岂能保乎？处富贵者正当抑奢侈，弘俭约。戒嗜欲以餍众心，犹恐不足以慰民心，况穷天下之技巧以取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车之辙，不可蹈也。”立朝之后，朱元璋就宣布，宫中不再设女乐。他令儒士将古代无道昏君的劣迹编辑成书，供他阅读，以便“知其丧乱之由，以为之戒耳。”每逢地方遇特大灾害，朱元璋与皇家的人都吃一餐麦饭和野菜，以表与民同甘共苦。

朱元璋亲自审讯处置了许多重大的贪污案件，不仅杀曾立过大功的贪官，就连自己的亲属也杀。朱元璋的亲侄儿朱文正立有显赫战功，官拜大都督，在镇守江西期间，贪声色，骄侈荒淫，朱元璋先将其免职，后又将他杀掉。晋王因将出土文物占为己有，大修别墅宫殿，大选美女以供娱乐，朱元璋将他逮到京城，要将他斩首，因皇太子跪泣求情而赦免。驸马都尉欧阳伦收受贿赂，偷运私茶到边境贩卖，他的部下凌辱地方官吏。朱元璋得知后，下令将欧阳伦处死。但是，朱元璋在处置贪官污吏时，往往不遵守《大明律》的规定，受自己情感好恶影响，经常出现轻罪重判，无罪枉判的现象。有的案犯本应处死，但有人求情，正遇朱元璋心情较好，也就屈法从轻处置。

洪武一朝，是中国封建王朝对贪污贿赂打击最激烈、杀戮贪官污吏最多的时期。朱元璋在惩治贪官污吏上，尽管存在着严重的偏差和惨痛的教训。但是，也收到了较大的成效，起到了“整肃一代的作用。”在严刑酷法面前，大多数官员还是重足而立，不敢恣肆妄为。“郡县之官虽居穷山绝塞之地，去京师万余里外，皆悚心震胆，如神明临其庭，不敢少肆。或有毫发出法度，悖礼仪，朝按而暮罪之”。经过长期的严酷斗争，一大批腐败的官员遭到惩处和打击，官场风气逐渐发生变化，明初吏治日趋清明。《明史》的《循吏传》说：“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涣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这种评价可能过高，但明初的吏治比起元末确是清明得多。著名清官海瑞说：“我太祖视民如伤，执《周书》‘如保赤子’之义，毫发侵渔者加惨刑。数十年民得安生乐业，千载一时之盛也。”

北京，北京

去过南京明孝陵的人，都会发现朱元璋的墓前，立着一块大石碑。石碑上，写着4个大字：治隆唐宋。


这4个字的意思就是，朱元璋对国家的治理，胜过唐宋。唐宋盛世，闻名历史，而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整顿吏治，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更胜于唐宋盛世。如此赞誉，出于谁手？写这4个字的，不是别人，是康熙皇帝。


乍看之下，有点疑惑。抹黑前朝，抬高当朝，这是多数当朝皇帝的做法。何况，清军入关，夺了大明的江山，满汉之别曾一度令其头疼不已。在这种情况下，不贬低前朝皇帝，已算难得，怎么还会对朱元璋如此赞誉有加？


其实，若是留意史料上记载的康熙对朱元璋的态度，就不会意外了。


康熙6次南巡，每次经过南京，明孝陵是必到的地方。清朝的皇帝，到明朝皇帝的陵园里，已经有点匪夷所思。更令人惊讶的是，康熙每次到明孝陵，必定会对朱元璋的陵墓，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而这4个字，正是康熙有感而发写下的。

旻旻

欢迎北京，北京。这篇文章对汉武帝的功过评价客观、中肯。汉武帝征匈奴，当然是功劳，一扫之前对匈奴入侵中原及贪狠无度的颓势。但是长年以来的穷兵赎武，造成国库空虚、民生凋弊，士卒死伤无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则是仅为了他的“大一统”政权的稳固，二则却很大限度地阻抑了其他思想学说的流播，控制人的思想，不让人自由说话，这无疑是对人的思想与个性的一种禁锢，是不可取的。他确实天纵英明，又是一个专制、残暴的君主。
以上仅为个人愚见，随意敲出来的。不当之处，敬请海涵！

北京，一样的

明·王夫之说：“中国财足自亿也，兵足自强也，智足自名也。”只要“濯秦愚，刷宋耻”，就足以“取威万方，保延千祀。”------个人喜欢宋史，如果可以穿越，一定打造一个强宋，犯我大宋者，虽远必诛。”

secondquick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