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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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戏剧2013年12月10日21:32   新浪历史   作者：张晴滟   我有话说(287人参与)



《逼上梁山》（于学俭绘）
　　毛泽东喜欢看戏曲，是个业余剧评人。1944年在延安看了新编京剧《逼上梁山》后，他激动地艺术家写了一封信：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
　　毛泽东认为文艺有两个标准：艺术和政治的——这一观点与法国的黎塞留大主教不谋而合。新中国成立后，戏曲蓬勃多过由西方舶来的话剧。浙江昆苏剧团于1956年成功地改编了昆曲《十五贯》，《人民日报》发表了《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的社论，称赞它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戏曲改革的榜样。昆曲从此起死回生。样板戏用京剧唱革命故事，芭蕾演革命历史，其在新中国的地位如同法国太阳王时期的古典主义悲剧。现在看来，即使这些戏的主题高度统一，从艺术形式的角度，至今值得借鉴。当时中国也有生杀在握的“法兰西学院”，这些人中有文化精英，有文化部门领导。1957年，老舍为北京人艺创作了话剧《茶馆》，在贴满“莫谈国事”的老茶馆中，耄耋老人发出“我爱我的国，可谁来爱我”的感叹。演出结尾“撒纸钱”，删了又改。首演被评论界认为“调子灰暗”。尽管这样，老舍对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深以为傲。五、六十年代的理论家与艺术家都是“党的文艺工作者”，各司其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创作还是评论都需考虑政治因素。戏剧批评不单决定了台上的成功与否，甚至成了台下政治变革的先声。众所周知，1965年，一万多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新编京剧《海瑞罢官》进行了批判，成为十年文革的导火索。这是与《十五贯》相似的“清官平冤”戏。“在《海瑞罢官》作者看来，‘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吴晗同志恰恰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姚文元这篇深得苏俄文艺沙皇卢那查斯基雄辩文风精髓的剧评，在中国政治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海瑞罢官》剧照
　　邓小平复出后，官方彻底否定文化革命的极左路线。七十年代末开始，知识分子与党一同右转，开始无保留的接受西方的各种现代主义逻辑，文艺工作者也开始自觉批判“无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八十年代初，袁可嘉译《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风行一时，让从未走出国门的年轻人对非现实主义的西方现代流派生出无数好感。1985年由全国二百多名剧作家组成的中国戏剧文学学会是一个维护创作自由的学术团体，他们对《马克思流亡伦敦》、《绝对信号》、《小井胡同》等九部有争议的演出展开讨论，批判左的意识形态。同年，描写迷茫青年的《WM我们》(编剧王培公)由上海人艺公演，引起广泛争议。“在那个最忌讳人的个性的年代里，这是一出以当代现实生活中的集体形象为主角的戏剧，充满血泪。”(林克欢) 反对者则认为：“《WM我们》风波是文艺界一些人士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气候下所组织的一次示威……迫使挡在意识形态领域作出更大的让步，以取得没有任何前提的、没有限制词的创作自由。” (宜民) 这出戏在北京的演出因为激烈的争论而被停演。《人民日报》并无社论评判此事。此时，“党的文艺工作者”分化成两股力量，一边是暗处操控意识形态的国家，一边是身在社会主义体制，心在西方的自由民主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学院内部的理论传承对戏剧演出的影响至关重要。中央戏剧学院的谭霈生教授认为“过去的十年，话剧对人学的追索被庸俗社会学的阴影笼罩”，用人性论反对庸俗社会学，这对当时的文艺创作和戏剧教育都极具影响。八九年的政治事件为上述戏剧争鸣画下了逗点——句号依然悬而未落。人学在此后二十年成为文艺界“去政治化”，这是后话。
　　九十年代话剧舞台的突出变化是“正面歌颂英雄人物和普通劳动者的作品大幅度增长”。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改革，政局霍然开朗。此后的戏剧界，一条业已分裂的战线开始向三个方向扩散：
　　首先，是政治宣传戏，由中央拨款推出主旋律、精品工程话剧，各部门向剧作家订购“定向戏”，用以宣传各地方政府机构的先进人物和政绩。这一领域的戏剧批评由各地剧协的公务剧评员展开，主要功能是宣扬政绩，肯定艺术成绩。每年由文联和剧协举办戏剧理论奖的评比，体制内戏剧权威和专家是得奖主流。与此同时，戏剧和其他文化领域一样，经历了仓促改制，对西方演出市场邯郸学步。全国80多个国有话剧团举步维艰，纠结于社会效应和商业效应究竟谁先谁后的魔障。
　　其次，是艺术导演的先锋实验。这些导演的出身五花八门：要么是大学才子派：海归、台港澳归、或是学院背景的；要么是剧场发烧友，草根民间的、“七九八” 西方追随者的。其总体倾向为反感写实主义，追求先锋、后现代，具有后戏剧剧场的功利主义倾向。演出以原创剧目为主，没有历史包袱。只关心观众的好恶。认为剧评家不懂艺术。北京人艺的大师级导演林兆华曾是八十年代中国小剧场戏剧运动的中坚力量，他对剧评家十分不屑：“书写戏剧史不在理论家的身上，真正的戏剧记忆在群众当中，在于真正的戏剧观赏者……排戏就是我的戏剧观。他们搞理论的自己拿东西往上靠，他们为我服务。”。同时，文革的阴影仍未散去，似乎一说理论，必有意识形态阴谋；一说意识形态，就是扼杀艺术。剧评家被认为是政治传声筒，这时候的剧评家可比莎士比亚《第十二夜》中的马伏里奥，他们被贵族老爷呼来喝去，对权贵尽忠职守，忠心耿耿，忧国忧民，唱好唱衰，兢兢业业，可始终无法融入权贵阶级，也不遭人民待见，像一坨奶油，被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两面夹心，不成人形。
　　马伏里奥们令人厌恶，但也十分可怜。马伏里奥的悲剧摆在中国知识分子的面前，他们的尴尬在新中国历史上的转型期间反复重演，他们的命运始终与：）自延安时期以降的那条清晰的文艺政策相关。如今标榜先锋独立的导演们何尝不是住马伏里奥隔壁的女仆玛利亚，不自觉地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玛利亚有幸结识了“资本”这个新欢，拼命洗清过去为工农兵服务的阴影，迎合中产阶级观众，给自己贴上“后现代”、“后戏剧”等等一切西方的戏剧标签。九十年代以后，优秀作品寥寥无几。十年文革，失败了四十年，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八十年代资产阶级自由派对五六十年代左倾戏剧理论的批判不绝于耳。试问，对于那些成长于全球化语境下的八零、九零后青年观众，让他们如何消化这些个被上一代不断反刍的悲情创痛？
　　九十年代戏剧界出现的第三条路线，就是制作人中心制。“九十年代后期中国戏剧的最大变化，就是先锋戏剧从西方的腿上挪到市场的腿上。”(高音，《北京新时期戏剧史》，2006)1998年，北京舞台上有16台是独立制作的，被认为将决定戏剧艺术未来的走向。(张先)制作人的凸显始于世纪之交的小剧场话剧《生死场》(田沁鑫导演)。国话制作人李东，最早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营销手法，他在《中国文化报》组织三场学术研讨会，炮制“一票难求”的媒体报道。刚满30岁的田沁鑫就此成为一位具备票房号召力的艺术偶像。九十年代中，原本一年排一部戏的先锋导演孟京辉开始加速运转迎合大众的商业戏剧。孟排演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曾给过资产阶级观众一记响亮的耳光。“时过境迁，孟京辉的兴趣点发生了变化，本想给大众趣味一记耳光，却落在了自己脸上。”(《当戏已成往事》作者：李晏，《人民文学》2010年9期 )2000年之后，独立制作人和非职剧团的出现，结合民间资本的剧院的修建，小剧场商业戏剧，又称白领戏剧，在资本的浪潮中渐入佳境。戏剧是商品，制作人是商人，排戏首先必须遵从市场规律。八零后的商业新秀们是远离了象牙塔和故纸堆的大学才子派。“票房蜜糖”之称的青年导演何念，短短几年，导演作品创造的票房据称已达1.45亿元。(荣广润《上海话剧：繁花渐欲迷人眼》)戏剧产业的剧评扮演着变相广告的角色。经济实力雄厚的剧组有钱买版面，请知名学者、剧评家在《新京报》等主流纸媒发表赞美之词；经费紧张的剧组找售票网站，花万把块，软文迅速抢占网络平台。经营这些网站的正是曾经的非职剧团，他们笼络曾经以写剧评为好的网友，批量生产剧评。独立剧评人大都不评这些戏。但剧评人不像艺术家，没有资本撑腰，没有制作人包装，他们的命运随着实验先锋戏剧的商业化，终成昙花一现。
　　这些年倒是演后谈(Q&A)比较有趣。即席剧评对主创的作用大于文字，观众的踊跃发言也是他们乐于看到的。而职业的、独立的剧评家们藏身于观众之中，少些面目可憎吧。相关的，另一有趣的现象是，写剧评多为女性。由于她们细腻、感性，坚持己见但能屈能伸、不太讨人嫌？
　　戏剧作为亚文化，圈子小得可怜。就上海而言，近两千万的人口，话剧固定观众仅有三四万。戏剧活动以北京、上海为中心，成都、杭州、广州、长春零星辐射。剧评家与主创抬头不见低头见，写一篇认真的批评需要“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魄，弄不好会让被批的友人暴跳如雷。
　　五四运动后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八九事件前的八十年代，民间知识分子闹得最欢的时候，戏剧界也涌现出不少受人重视的优秀剧评。文革时代，党的文艺工作者的“奉命剧评”将政治结合文艺批评，也有不少好文，如今仍然发人深省，对《海瑞罢官》的评论就是一例。剧评的衰落其实也印证戏剧的边缘化。用孟的话说：“中国戏剧界真好！不黄不黑不暴力，没人被砍，没人被拆迁，没人在国际上获大奖，没人被潜规则”。
话剧《切.格瓦拉》剧照
　　改革开放三十年，消费文化横扫一切的后果，戏剧不再关心残酷的现实，也不再歌颂革命的年代。《切格瓦拉》的横空出世被评为当年中国知识界的十大事件。新左派思潮第一次出现在文艺舞台便引起轰动，也引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围攻。这其实是“《WM我们》风波”的再次重演，无产阶级继续革命论与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又一次对决。不过，十五年之后，西风压倒了东风。政治形势整体右转的情形下。知识界的思想交锋被自上而下的“不许争论”中断。
　　文艺界回到《茶馆》中“莫谈国事”的年头，“去政治化”是当今剧坛不言而喻的现状。“眼下中国正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关头，可惜我们的话剧对现实问题反倒不感兴趣了。”(沈林，《我们为什么要演外国戏》，《中国戏剧》1999年第2期)话剧自五四以来就与政治息息相关，具有高度的政治性。独立剧评家的失语何尝不是知识分子的集体失语，何尝不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操控。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是“现代性”的产物，是法国大革命的遗产。现代性政治，最主要的内容是民主。文革虽然破坏了社会秩序，但毛泽东所设想的大众民主是符合现代性政治要求的。在如今的中国，法国革命的遗志尚未完成，知识分子的使命依然任重道远。如果说，十年前，《切格瓦拉》之类的先锋话剧作为批判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艺术样式锋芒犹存，那么，近十年出现的商业浪潮消解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文明戏以天下为己任的话剧遗产。理论与政治结合时，理论发挥的作用最大，比如文革时期和法国古典主义时期。理论与政治脱节，就成了学院内部话语，变成了文化研究的范式游戏，只能在象牙塔内部起效，与批评的对象隔着一层，对其无关痛痒。年轻的，新出道的剧评家，明明在体制内工作，却要在“剧评人”前加上“独立”二字，以示所感所说与主流意识形态一刀两断，只与戏剧艺术有关。这样一来，“独立之精神”固然得到彰显，而硬币的另一面，是这些剧评人画地为牢，无所依托，文章中牢骚满腹。批评环境如此恶劣，剧评人被“逼上梁山、落草为寇”也不奇怪。一部分将戏剧评论作为本职工作的剧评人，恐怕早已投入“资本”的水泊梁山，为了建设舞台上的迪斯尼梦幻城堡献计献策了。
　　有官方背景的北京青年戏剧节上一届叫“Youth Theatre Festival”，今年，戏剧节与爱丁堡接了轨，叫“Fringe Festival”。中国戏剧界摸索了二十年，终于在西方的坐标轴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但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尚且年轻，符合消费文化的戏剧创作和理论批评都相对幼稚。专业发表剧评的刊物限于象牙塔中，发布在各大网络论坛和报章的评论多为观后感。随着戏剧产业的扩大，过去用赠票入场的观众渐渐变少，自己买票进场的年轻白领和学生逐渐增多。自由的论坛是新时期过后的新现象。中国有全世界人数最多的网民，言论自由已是史无前例，对观演和戏剧制作的影响均不可小视。而学院派的、非职业的评论家用网络作为工具发表剧评，与创作者间接交流的方式，第一，缩小了时差，突出了互动；第二，立此存照，不再限于当时当地的演后交流；第三，相对透明，开诚布公，为学术探讨介入戏剧制作提供了可能的渠道。
　　来源：作者授权新浪历史刊发，原标题为《莫谈国事——试析国内戏剧演出与批评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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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2013年09月10日17:43   新浪历史   作者：苦茶   我有话说(20,977人参与)



1974年毛泽东与邓小平在北京
　　傅高义美国著名汉学家，或者说是东亚研究者，他八十年代出版《日本第一》后，掀起了捧杀日本的学术运动，最后导致日本广场协议，近二十年来经济增长停步。这次，他撰写一部后毛泽东时代的著作，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尤其值得人们注意。邓小平时代，将邓小平作为画卷中心，透视后毛三十年时间。
　　这部美国汉学作品，从研究资料上看，基本上还是通用资料，也就是公开发表的资料，这就必然与中国大陆的描绘大体接近。这会导致大陆知识分子对此的嗤之以鼻，其实我们看到大多数海外汉学作品由于重视材料，反而在论断时更加谨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剑桥中国史》中得到印证。不过，作为当代史作品，我们由于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反而傅高义由于身处海外，只能通过文献资料来理解近三十年的中国发展，自然就会出现某种视觉上的误差。当然，他也能纠正我们对于海外的一些偏见。
　　这部书主要分为建国前、毛时代和邓时代三部分，前者是对于邓小平革命经历的叙述，毛时代则主要体现毛泽东与邓小平的互动，最后则是邓小平主持下的改革时代。这三部分，可以说是有机的组成，我们不能将其完全分裂来看。如果没有革命的经历，我想他也不会在文革时期，采取独立的态度；也不会在广场事件上采取果断的手段。可以说，革命造就了邓小平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也塑造了他处理事务的方针。
　　在毛时代，邓小平远说不上是主人公，毕竟建国后他很快因为与刘少奇站在一起，很早就被毛泽东抛弃。直至文革后期，毛泽东在无人可用的情况下，才将邓小平从江西召回北京。他本以为邓小平会对自己死心塌地，但是邓小平依然我行我素，与中央文革小组针锋相对。虽然在七五年恢复工作后，铁路迅速恢复正常工作。但是，毛架不住耳边人不断吹风，邓小平再一次被毛打入冷宫。直至毛过世后，由叶帅和陈云牵头，才再次起用邓小平。从中，我们不难发现邓小平对于毛泽东并非如周恩来委曲求全，而是采取了有礼有节的方针。这使他得到党内实力派的支持。
　　毛泽东作为新政权的奠基者，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拥有无与伦比的地位，哪怕在他过世之后，人们依然对他所采取的道路毕恭毕敬。但是，我们也同样知道，这条道路充满了风险。所以，邓小平提出更加灵活的指导方针时，曾经受到毛冲击的老一代革命领导人，都选择赞成票。虽然，在具体管理的措施上，党内依然会有争吵，但是已经不再像毛时代将党内矛盾公开到媒体上，使社会分裂加剧，从而扩大成为文革式的运动。对此，邓小平在八十年代一直都处在左右斗争的风暴中心。
　　作为实用主义者，邓小平采取了左右平衡的战略，告诉左右两派谁能做得更多，谁有更多的支持。所以，八十年代人们还意识不到政治风向的改变，与国家政策已经从意识形态转向世俗政治。生活在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却由于快速的开放，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世界，他们选择改变旧世界——这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至少，他们发现依靠革命起家的先烈们，并不希望他们采取类似的道路。不过，他们知道的太晚了，北洋军阀的措施，依然会历史重演。邓小平这次没有站在青年一边，而是选择与北洋军阀相同的措施。这让鲁迅的名篇《纪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纪念》慢慢被撤出了教科书。
　　当然，广场事件并没有阻止邓小平的改革历程，在九二年他坐火车巡游江南。在火车上继续呼唤经济改革，提振整体的国民经济。这让他改革设计师变得名副其实，但是我们也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五年后，在春节过后没多久，他就离开了人世，没能看到由他亲自争取的香港回归。他许诺的五十年不变的政治方针，正在被香港民粹和政治高层扭曲和变形，东方明珠正在褪去光泽。
　　站在今天如何评价由邓小平开创的时代呢？傅高义企图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解答。但是，我们当合上整部书时，依然疑惑满腹，邓小平时代的遗产究竟是什么，如何评价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在社会共识被左右知识分子再次分裂的时候，我们不妨回想毛泽东时代造成的政治分裂，是如何被邓小平根据实践标准加以整合的。也许，这比重新诉说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的功绩更有价值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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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重建中美关系的战略抉择2013年06月06日12:18   新浪历史   作者：牛军   我有话说(58人参与)



邓小平与卡特
导语“最近有位教授讲，改善中美关系完全是出于策略考虑。这不对。我们历来讲，这是一个战略决策。”—邓小平， 1980年4月11日。

作者简介
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现兼任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特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英国 Cold War History 杂志编委，《国际经济评论》杂志副主编。出版著作包括：《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对外关系的起源》、《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同床异梦：美国的欧洲战略》。
　　1979年11月23日，清华大学一位副校长在北京市高等院校共青团工作会议上讲国际问题，其中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国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完全是出于策略性的考虑”。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所谓“策略性”来自列宁的“策略思想”，即指一种临时性的、权宜之计的行动或政策。
　　当时中美刚建交不久，这位教授对中国对美政策的解读自然在国内外引起关注，尤其是引起中南海中决策者的关注。翌年4月11日，邓小平会见美联社驻北京记者时专门谈到中国对美政策，他直截了当地说了本文一开始引的那句话，他还说决定改善同美国的关系，“这不是从策略上考虑的，而是从战略上考虑的”。6天后，邓小平在会见随意大利：）代表团访华的外国记者是再次说明：“中国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性的政策”。
　　邓小平的谈话导致清华大学校党委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该教授讲话有不当之处的报告。邓小平批示该发言“对美政策一点，引起反映较大，故予澄清”，并要求“书记处传阅”，以便统一思想。批示中还有“中宣部酌处”，一句，意即有必要在宣传中澄清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切含义。
　　在这里不厌其详的讲述这段历史，主要是为回答两个问题之前说明历史的来龙去脉。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当时国内有人(现在也同样有很多人)认为，与美国建交和大幅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是策略性的？邓小平如此重视清大教授的那个讲话，身体力行地对国内外阐述他的决策的战略含义，表明他认为那是有必要的，因为那种观点不仅是严重的误读和在误导，而且很有市场。这被后来(直到今天)的历史反复证明了。
　　将中国改善和积极发展同美国的关系解释为是策略性的权宜之计有两个历史原因。其一是建国后中国同美国尖锐对抗长达二十年，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头号敌人。1970年代初毛泽东等决定与美国和解，是因为他认为苏联变成了更直接和更危险的敌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就有必要同美国搞“统一战线”。问题是毛泽东此前一直将推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为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做如此急剧的政策改变必须有合理的解释。所以，他当时要求大家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列宁1918年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条约为例，证明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同魔鬼结成暂时的同盟”。于是改善对美关系就成了暂时同一个“魔鬼”结盟的“策略”。近年来历史成果的研究表明，毛泽东那时念慈在慈的的确还是“世界革命”，每当出现一个看似有前途的“革命者”，他往往会投以热烈的期盼。
　　另一个原因更为深刻一些，涉及到马列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意识形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资本主义是一定要灭亡的，19世纪末出现的所谓“帝国主义”则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阶段，作为其典型代表的美国当然是注定要灭亡的，而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国家必然是“亡我之心不死”的。所以，即使是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长时段看，中国也没有理由同美国发展“长期的战略性的”关系，否则就悖逆所谓“历史发展的总方向”了。以上也是中国国内对美政策这么多年来分歧不断的一个主要思想根源。
　　在中国政治中历尽沧桑的邓小平在晚年说过，在中国“左”比右危害更大，也更能根除。他深知，将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视为权宜之计的策略这种看法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知道要将中美关持续推向前进的国内障碍在何处，以及要贯彻自己的战略难度有多大。否则他不会对一个大学教授的讲话如此重视，借此在领导层统一认识和在国内外宣传中统一口径，并身体力行，反复向外国媒体强调中国改善对美关系的战略本质。后来的发展一再证明，他强调改善与美国关系是“战略决定”是多么必要和重要，因为在当下中国的官方媒体中，发展对美关系在很多情况下都被解释成权宜之计的策略。
　　第二个问题是邓小平为什么如此强调改善对美关系是“长期的战略性的政策”？如果了解那些将邓小平的对美政策定义为“策略”的复杂原因，就不难想象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前后对对美政策的思考与过去有多大的区别，以致会在国内引起种种疑虑、担忧和曲解。毫无疑问，邓小平大力推动中美关系有对毛泽东时代对世界形势的认知的继承，当时毛泽东等人认为，存在着当时的超级大国苏联发动世界战争或苏联大规模军事入侵中国的危险，尤其是后者。一般地说，中美关系的战略性首先就体现为与美国在战略安全领域的合作，目的是保持全球战略平衡和遏止苏联的扩张。不过必须指出，邓小平所强调的“长期的、战略性的”并不仅仅是基于战略安全形势，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在面临巨大压力下仍然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原则来处理对美关系。
　　可以确定地说，邓小平是将处理对美关系同中国选择现代化模式结合在一起思考的，他将建立稳定和积极的中美关系视为中国实现富强的首要的外部条件。当年邓小平亲自参与中美正常化谈判，并最终下决心与美国建交，在时间上是与中共中央决定改革开放是完全同步的。中国有过与苏联结盟和与美国长期对抗的历史经验，姑且不论这类对外政策给中国领导人提供何种经验、造成了何种具体的影响，就中美建交那个时刻而言，邓小平确实抓住了世界政治中一个看似简单却是本质性的现象，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跟美国保持友好或合作关系的国家，绝大多数都富裕起来了；跟着苏联跑的国家无一不是发展很慢，甚至很穷。例如在二战中成为一片瓦砾的欧洲迅速复兴，中心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的日本在经济上快速崛起。表现尤为突出的是西德，因为它与东德一墙之隔。两国分属不同的阵营并因此有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西德富裕、强大，而且有更多的自主权，并因为提出“新东方”政策而成为推动欧洲缓和和西欧联合的一台发动机；东德则孤立、僵化，经济缺乏活力，政治形势持续紧张，政权依赖苏联的支持，当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时，一天就有四十万人用脚投票跑到西德，被历史证明是彻底失败的道路。。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家，其实就是根据这个最基本的历史趋势做出自己的战略判断：同美国合作才能较快地实现人民富裕和国家强盛，使中国跻身世界强国之林。
　　在邓小平的战略思考中，改革开放与发展中美关系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可以推断，邓小平决定与美国发展战略性合作的时刻，未必就预见到后来中美之间会发生如此多的矛盾、冲突甚至危机，但是，邓小平将发展中美关系视为长期的战略，而且从来没有动摇，也不允许别人动摇，不论经历多少风雨和挫折，就是要推向前进。事实上，三十多年来中美关系毕竟还是跨越一个个障碍，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在蓬勃迅速的向前发展，如今达到的规模和内容之丰富远远超出当年绝大多数人的想象，中美两国公众和全世界都从中受益匪浅。邓小平的战略判断已经被证明是合理的，1979年以后的中美关系之于中国外交，如同建国后的中苏关系一样，就是一块战略基石。经历过30年来中美关系的人都能感受到，中美关系出现动荡就会给中国外交带来全局性的不稳定；中美关系稳定时，中国在应付各种危机和麻烦时就从容的多、回旋余地就大的多。所以才有了对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的体验和概括。
　　真理往往没有专家们解释的那么复杂，战略判断的历史根据也不是那么难看明白，只要不选择性失明就是了。在意识形态弥漫的领域，常识比理论更能帮助人们走出迷津。中美合作带给中国人的福祉既深刻也简单明了，从器物到精神无所不包，最积极者诸如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提出，要提倡“民主”、“自由”、“公平”、 “法治”、“平等”等等，中美两国人民将分享人类共同价值和精神财富。于此情此景中也不妨设想，如果没有中美关系的积极发展，今天中国公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会是什么状态？我们自己是一面镜子，当然中国的身边也有一面反面的镜子。只要有意识地摆脱以国家主义为中心的虚矫之气，将中国人民的福祉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就没有理由改变邓小平当年的战略决定，实际上在当今世界政治的大格局中，中国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中国传统媒体为了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人民福祉，有责任如实告诉公众中美关系的真实状况及其对中国人民生活的积极影响，不应热衷将渲染中美关系中的负面因素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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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为什么反复强调共同富裕2014年08月20日16:30   新浪历史   作者：人大出版   我有话说(1,340人参与)



1984年，人们打出“小平您好”的条幅
　　(文/高长武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
　　按照邓小平的构想，共同富裕之路应该是这样的：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先富带动未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由此，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先富和共富是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共富是未来的事情，现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实现先富。这实际上割裂了先富与共富的辩证关系。
　　一、“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邓小平指出，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搞平均主义没有希望。“过去搞平均主义，吃了‘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已经说明，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一步，即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明智的，也是卓有成效的，有效激发了人们勤劳致富的积极性，极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显著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
　　同时，也应看到，先富起来只是途径和手段，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才是最终目标。离开共富这个根本目标而空谈先富，先富也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邓小平多次谈到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例如，“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大原则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动摇的原则”；“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这样社会就稳定了”；“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虽然邓小平在表述共同富裕的重要性时分别用了“目标”、“目的”、“原则”、“含义”、“优越性”等不同词汇，但他始终把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把共同富裕看作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邓小平还多次提醒，要始终警惕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特别要注意防止出现两极分化。他反复讲，每走一步都要注意不使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也就是要走全国各地区、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如果导致两级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邓小平对共同富裕的反复强调和对两极分化的多次提醒是有深层考虑的。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必然带来共同富裕，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并不必然带来共同富裕，从部分先富到共同富裕还要有一段既漫长又艰难的路要走。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邓小平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他还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
　　二、“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
　　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怎样走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呢？归纳起来看，邓小平主要讲了三条：第一，注意宣传和发挥通过诚实合法经营实现勤劳致富的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激发和带动未富、后富者的劳动积极性。“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第二，政府要通过政策的、经济的、法律的手段加强收入和分配领域的调控。对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邓小平指出，要有一些限制和调节，例如，征收所得税。对于通过偷税漏税或其他不正当、不合法手段致富的个人，要通过法律手段进行制裁。对于先富起来的地区，邓小平认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先富起来的地区应该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他还是提出著名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此外，邓小平还要求政府多注意改善民生。他说：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总之，“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第三，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指出：“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就要革命。”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
　　这三条侧重点和重要性各有不同。第一条是从调动和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的角度讲的。改革之初，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普遍比较贫穷、贫富差别比较小，在这种情形下，先富的典型示范作用尤其明显。但当贫富差别开始变得比较大的时候，不仅这种示范作用将大打折扣，而且会由此滋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第二条是从国家加强调控的角度讲的。调控的手段、方法、方案既应该是多样的、配套的，也应该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完善的。这一条应该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最主要环节。第三条是从制度前提的角度讲的。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前提和有效保证，离开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就无从谈起。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三、“共同致富，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
　　邓小平讲，“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什么时候会成为中心课题呢？邓小平没有明确讲，但是邓小平晚年讲过这样两段话：“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虽然从字面意思看这两段话主要是针对实现不同地区之间的共同富裕问题而言的，但实际上也自然隐含了针对不同个人之间的共同富裕问题。二者虽然说法上侧重点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就像邓小平所说的，“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二是，邓小平提出到20世纪末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共同富裕问题时，用了“设想”、“考虑”、“研究”等字眼，这也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一贯风格。对于未来的事情，可以根据当前的情况和事物的发展规律作出一定的预测，但最重要的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事物的实际变化和届时的具体情况，制定具体政策和措施，“每走一步都要考虑客观世界，制定下一步的方法和步骤”。共同富裕什么时候会成为中心课题、成为第一位的问题？具体时间不好说，但底限应该是明确的，那就是人与人、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不至于拉大到引发对立甚至仇视、冲突以致影响社会稳定大局的程度。
　　世纪之交以来，中央就共同富裕问题陆续作出一些重大决策，如实施并不断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大力改善民生等等，取得良好的效果。但是离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贫富差距在一些地区和范围内有不断拉大的趋势，这都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全面认真学习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论述并从中汲取智慧，对于我们分析和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稳步地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推进，将是很有裨益的。
　　来源：本文节选自《观领袖 品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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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晚年反思中国发展：分配问题大得很2014年03月10日17:22  人民网   我有话说(1,044人参与) 　　1993年9月，邓小平与其弟邓垦的谈话，是一篇研究邓小平晚年关于中国发展思路问题的重要文献。尽管从公开发表的文字来看，这篇谈话篇幅不长，但内涵丰富，立意高远，反映了邓小平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新理解、新认识。谈话既有他对主政中国期间发展思路的总结，又有他对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出现新问题的洞察，还有他对未来中国发展问题的提醒。理解和把握这篇谈话所包含的丰富思想，对我们进一步理解邓小平理论，在新世纪新阶段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主政中国时期发展思路的深刻总结： “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

　　“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这是邓小平立足于1993年的新认识，通过观察中国发展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改革开放以来他主导确立的中国发展之路作出的高度概括。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发展之路，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反思建国后特别是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训确立起来的。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由于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发生重大失误，尽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是20年左右的时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始终在低水平徘徊，人民生活的贫困面貌长期没有改变。中国：）要想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必须从这样一种局面中走出来。正是在此背景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理论和实践勇气，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党的基本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集中概括。党的基本路线，说到底就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物质财富极度匮乏的温饱社会阶段实际而提出来的中国发展之路。作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发展之路的集中概括，党的基本路线无疑是一个系统完整的发展思路，涉及发展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基本途径、主要方针、主要目标等等。但是站在今天的认识水平看，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实质就是“先发展起来”，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因为：

　　其一，这样理解党的基本路线，符合它所立足的温饱社会阶段的实际。由温饱社会物质财富极度匮乏的特点所决定，它对于执政党的根本任务有其独特的要求。温饱社会的发展目标必然定位为实现温饱而奋斗，发展内容则必然定位为“蛋糕”做大，发展途径必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其二，这样理解党的基本路线，符合党的基本路线发展的内在逻辑。从党的基本路线形成的历史过程来看，我们首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为了更好地保证这一战略的落实，我们才在随后进一步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途径；在以后又进一步重申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发展经济的政治保证，最终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逻辑，邓小平在其主政中国期间反复强调，要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现代化建设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发展是硬道理，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等等。现在看来，这些论述实质都是“讲先发展起来”。因为发展起来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前提。“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

　　对1992年后中国发展出现新问题的深刻洞察： “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是邓小平基于1993年的新认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之路存在问题的深刻反思，表明邓小平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思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局限性有了深刻洞察。

　　上个世纪90年代，经过改革开放1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整个中国开始从温饱社会向总体小康社会过渡。中国从总体上走出温饱社会，这是当代中国发展历程的历史性跨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一旦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之后，必然会提出更高层次的需求。这就决定了我们在走出温饱社会以后，发展思路必须根据新的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具体说来，在走过温饱社会以后，在发展目标上要根据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来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在发展内容上，不仅仅要把“蛋糕”做大，还要进一步把“蛋糕”做好；在发展途径上，不仅要发展经济，还要根据新的阶段社会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发展政治、文化、社会，关注生态环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只有满足了这些新的发展要求，社会才能继续健康发展。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充分的认知，在已经走出温饱社会的情况下，仍然完全按照温饱社会的发展思路来推动国家发展。这样发展的结果，一方面我们的物质财富总量当然在不断增加，这为国家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导致了经济建设一条腿长，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多条腿短的局面，为我们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1993年9月，邓小平提出的上述论断表明他首次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从邓小平思想的发展脉络来看，过去他一直认为，经济建设搞好了，就能牵住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牛鼻子，但是这个谈话表明，邓小平晚年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在以前认识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深刻认识到，即使是经济建设搞好了，还会出现一些其他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同样会危及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为了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对原来的发展思路进行调整，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对未来中国发展之路的深刻提醒：收入差距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收入差距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这是邓小平在深刻分析1992年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中国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以后，对未来中国发展之路的深刻提醒，对我们新世纪新阶段确立新的发展思路有重要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反复强调，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发展，必须实行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但是，他同时也强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我们没有根据新的发展阶段的要求对我国的发展思路作出有效的调整，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日益突出。邓小平过去一直强调发展经济是“大问题”，希望通过发展经济解决“十二亿怎样实现富裕”的问题，但是，1993年9月，他进一步认识到：“富裕起来后财富怎样分配”也是“大问题”，“分配的问题大得很”。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发展的实践表明，分配问题搞得好不好，确实是一个与发展经济问题一样关乎国家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其重要性在于，它不仅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能否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从而实现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而且就其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来讲，如果搞得不好，最终会从根本上影响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大多数社会成员因收入偏低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直接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后劲乏力，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强调：“这个问题要解决。”虽然“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但是一定“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着眼于避免出现邓小平担心的问题，根据多年的实践探索，我们必须根据我国社会已经走出温饱阶段的实际，在继续发展经济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的同时，进一步发展政治和文化，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最终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宋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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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于光远，原题：《1978年邓小平嘱咐：“有些人不能重用”》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时间是三中全会的七倍，的确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理解，何以五天的全会能开得那样成功。

邓小平无疑是会议的核心和灵魂。他在同外国记者的谈话中肯定毛泽东的功绩，遏制并纠正了错误的倾向。

对“文革”等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邓小平还为此专门找许世友等九人谈“过关”问题、大局问题。

邓小平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实际确立于此时。

邓小平和外国人的两次谈话

1978年11月2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北京市委林乎加、贾庭三和团中央韩英、胡启立汇报并做了指示后，邓小平26日会见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同日晚日本时事社就自东京发出电讯，美联、法新、合众、路透四大西方通讯社当天根据日本通讯社的消息做了转播。邓小平11月27日又会见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回答了诺瓦克提出的一些问题。

小平同志接见日本人的谈话，中央工作会议秘书组在28日就印发给会议的出席者；刊载与诺瓦克谈话的外交部新闻司27日编印的《外国记者情况简报》，会议秘书组也发给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出席者。在这个时候（未记准时间）常委听各组召集人的汇报，有一位常委问邓，他同日本客人讲的那十九条，可否向干部传达，按照这个精神对群众工作。邓小平回答说：“那个谈话，（日本记者）概括得基本正确。”华国锋做出决定：邓小平同志与日本人谈话可以传达给下面。常委听汇报的会上这些讲话就传达到各分组。邓小平与外宾的谈话，主要内容是讲“天安门事件”的。

在同诺瓦克的谈话中有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部分。在国内问题部分中讲了“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对彭德怀重新评价问题”、“驳斥所谓权力之争”、“关于大字报和安定团结问题”。在第三个部分中邓小平说：

“可以告诉你（诺瓦克）一个背景材料。在确定中央领导成员时，有人要我当总理，我就首先表示反对。倒不是说我不可以当。当总理是累死人的工作。那时我已73岁，现在74岁了。搞不了啦。还是年轻一点的搞好，如华主席就比较适当。


“过去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是错误的。最近，北京市委重新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这得到了：）的肯定和批准。（如果没有：）批准）北京市委也没有宣布（重新评价）的权力。这不仅是：）的意愿，而且是全党的一致愿望，是大家决定的。

“关于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再做什么新的决定。毛泽东主席一贯主张‘有错必纠’。既然‘天安门事件’过去的处理是错误的，就必须纠正。

“‘天安门事件’的背景是‘四人帮’捏造的。人民群众有疑问，那时候毛主席为什么批准了（当时：）的决定）。群众不清楚当时的情况。当时毛主席的病非常严重。虽然当时负责：）工作的是华国锋主席（当时是副主席），但是，甚至连他也不能见到毛主席。只有‘四人帮’一伙能见到毛主席。当时，毛主席连话都说不清楚，处于不能判断或思考许多事情的状态。‘四人帮’利用这种情况，处理问题让人觉得好像是毛主席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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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榕驳“邓小平孙子是美国公民”谣言：一定是中国人

2014年09月13日 17:10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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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邓楠邓蓉邓卓棣等在四川缅怀邓小平

原标题：邓榕驳“邓小平孙子是美国公民”谣言:一定是中国人

中新网北京9月13日电 (上官云) 13日上午，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遗物故事》发布会在北京举办。邓小平之女邓榕于会后接受记者采访，分享看片感悟及印象中的父亲。邓榕表示，父亲是个朴素真实的人，爱孩子却并非对孩子没有要求，而是希望孩子们学成归来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为国家做贡献。同时称“前段时间有谣言说卓棣(邓小平之孙)是美国公民，我们家绝不会拿外国护照，我们家人也一定是中国人”。

女儿邓榕：教育孩子做人要朴实 不管大事小事要为国家做贡献

谈到这部文献片，邓榕告诉记者，该片在将邓小平的风采真实展现出来的同时，思想内涵亦十分深刻，通过一件邓小平的遗物展开一个事件并叙述前后过程，也正因如此，里面很多情节都令邓榕极为感动，尤其是对家庭景象的呈现。邓榕透露：“比如讲到父亲在晚年与我二叔以及我们一家人相聚，那大概也是家庭全相第一次展现在大家面前，这个镜头很珍贵。那天父亲回忆了自己的经历并进行评价。”

在邓榕的记忆中，邓小平是个朴素真实的人，对子女来说是好父亲，对孙辈来说则是好爷爷：“他非常的爱孩子，特别喜欢孙子孙女们围绕在他身边。这么多年父亲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在做人方面：朴实。”

固然爱孩子，但邓小平却并非对子女没有要求。邓榕说，父亲提出家里的孙辈到了十六岁都要出国学习，一来开阔眼界，二来培养独立能力。曾有孩子因为年幼离家伤心落泪，“这时父亲会说，不要哭，爷爷就是十六岁离开家，那时比你们的条件可差多咯，你们现在比我好，希望你们学成归来，不管大事小事，要为国家做贡献”。

“这些对我们家里的孩子影响也很大，他们学成归国后都从事着力所能及的工作。”对前段时间“邓小平孙子邓卓棣是美国公民”的谣言，邓榕也予以驳斥。她介绍，邓卓棣确实在美国出生，但绝没有拿美国护照，而是出生后立即向中国大使馆申请护照，刚满月便被父母带回中国，“也许大家觉得生在美国就是美国公民，但这是个误解。”

“后来卓棣在北大毕业后曾到美国学习，但一年后又立即回到中国，现在仍在国内工作。”邓榕斩钉截铁的表示，“我们家不会拿外国护照，我们家人也一定是中国人。”

原身边工作人员：邓小平具有扭转乾坤的魄力

不止家人，邓小平原来身边工作人员对其亦充满深厚感情。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孙勇曾在邓小平身边工作二十多年，尽管已有89岁高龄，但孙勇坚持不用工作人员搀扶，而是独自走到邓小平像前，郑重地鞠躬致敬。还没有对记者开口，眼睛已然满含泪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组织把我从江西五七干校调回北京，为我平反，同时中央军委任命我负责小平同志的安全警卫工作。”孙勇回忆，自己从1956年便跟随在邓小平身边，视察三峡建设，去往大同、包头、攀枝花等地。而在之后的几十年中，无论职务如何，只要小平同志有活动，他必定亲自到场。

“我亲眼目睹小平同志为谋求人民幸福、国家富强进行的不懈努力和艰辛探索，亲身感受他卓越的品格和风范，这是小平同志对我的言传身教。”孙勇自豪的表示，是邓小平的思想激励了自己。

“拍摄文献片《邓小平遗物故事》，摄制组也采访了我。”孙勇说，在配合采访之余，他认真看了这部片子，结果发现真实反映了伟人邓小平的光辉形象，与铭刻在他心中的印象丝毫不差。

片中对小平同志的真实还原让孙勇似乎又见到了伟人的音容笑貌与当初进行一系列决策时扭转乾坤的魄力，“这一定能够拉近年轻人与那个时代的举例，为千千万万的观众带来真实感动”。

庄炎林：邓小平支持引进外资 批示“有理也不得取闹”

全国侨联原主席庄炎林则以赋诗的形式为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献礼。他向记者回忆，与邓小平最初的交集是解放前，“那时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小平同志要组织大军解放大西南，而我是招生办事处主任，召集一大批人前往福建，大致三千人。”

随着时代演进，庄炎林在改革开放后与邓小平有了更多接触。当时为引进侨资合作发展，庄炎林不仅在大政方针方面得到邓小平的指导，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也同样获得这位伟人的支持。“比如建立第一个合资饭店‘建国饭店’，曾有不同意见，甚至有些人‘捣乱’，我赶快通过上级请示小平同志，最后小平同志批复：有理也不得取闹，何况无理。”庄炎林表示。

后来，船王包玉刚决定无偿捐资兴建一个饭店，但是希望能够以其父亲的名字命名为兆龙饭店。这个计划同样遭到一批人反对。庄炎林回忆，当时有人提出，我们现在自力更生，干嘛接受国外资金，并指责命名为“兆龙饭店”是为资本家树碑立传，“后来我通过侨办请示，希望得到小平同志支持。小平同志表示这是好事，对国家人民都有利，用父亲的名字也体现了人家的孝心。”

“所以后来‘兆龙饭店’四个字由小平同志题写，他还出席了开张仪式。”庄炎林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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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 小平您好   http://www.1905.com/vod/play/792694.shtml#guessYou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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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 邓小平 http://www.1905.com/vod/play/85714.shtml#theme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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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 周恩来-上  http://v.pps.tv/play_348RO0.html#from_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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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 周恩来外交风云  http://www.1905.com/vod/play/86369.shtml#guessYou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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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 我的法兰西岁月   http://vod.kankan.com/v/37/37614.shtml?id=73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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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改革派的“四大金刚”(1/11)




















日期：2014-9-10 邓小平改革派的“四大金刚”

万里的儿子万伯翱一次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称：（文革时期）“四人帮”控制着宣传舆论大权，指使新华社派记者到国务院一些所谓“右倾翻案风”严重的单位——铁道部、教育部等部委“蹲点”，列席党组会议。其目的是利用记者写内参，反映这些单位领导的问题，为篡夺这些单位的领导权提供“炮弹”。这正是邓小平重用的“改革派”的几个部委，这些改革派，最出名的是“四大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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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改革派的“四大金刚”万伯翱说：“四大金刚”排第一的是科学院的胡耀邦，然后是教育部的周荣鑫、七机部的张爱萍和铁道部的万里，当时老百姓说，邓小平的“四大金刚”可真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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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胡耀邦受到迫害。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时，胡耀邦在邓小平领导下出任中国科学院负责人，他和当时任铁道部长的万里以及教育部长周荣鑫、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一起，在不同领域里坚决贯彻邓小平关于“全面整顿”的指示，为纠正文革的混乱，取得显著成绩，受到广大干部民众的称赞。胡耀邦在1975年夏天主持制定的《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