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美惠子

中南海纷争：邓小平的昭雪影响毛泽东的伟大？

凌志军 马立诚

2011年01月31日12:32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留言  论坛  网摘  手机点评  纠错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再次写信，不过，这一回不是写给华国锋一人，是写给“华主席、叶副主席并转：）”。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他还要求中央把他的信印发给全党。邓小平已经看准了自己复出的障碍在于毛泽东认定的“天安门事件”，所以他打算绕开这些具体的问题，让自己的昭雪不至于影响毛泽东的伟大。邓小平的信在权力中枢流转了23天……

    本文摘自《呼喊：当今中国五种声音》，凌志军 马立诚 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1月

　　中国曾经怎样批判邓小平

　　20世纪90年代，人们所说的邓小平理论已经成为：）的指导思想，也即我们国家的主流思想。但是在那个时候，邓小平的理论不仅不能成为我们国家的主流，而且简直就是被当做逆流来批判的。翻翻1976年春天到1977年春天这一段时间的报纸，就可以看到种种批判邓小平的文章。这些文章说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总风源、“正在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邓纳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说邓的言论是“卖国主义”、是“洋奴哲学”、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就算是发泄对“四人帮”的种种仇恨，也不由自主地把批判邓小平的那些话说了出来。比如《解放军报》说：“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一伙资产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这不是把当初“四人帮”批判邓小平的话，如今又拿来批判“四人帮”了么。

　　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历史，可以认为，中南海的分裂之势，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垮台弥合无隙。危机依然存在。几周以前还在同仇敌忾地对付“四人帮”的人们，现在却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了。这一次，问题的焦点不是谁来当主席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放邓小平出山。

　　相形之下，反对邓小平的联盟似乎具有压倒的优势。他们掌握着实际的权力，又有毛泽东批判邓小平的“圣谕”在握。老实说，这个联盟本来就是毛泽东组成的，包括华国锋、汪东兴、吴德、李鑫这些人，在政治局内部，可能还有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他们全都赞成打倒邓小平的死对头“四人帮”，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同邓小平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事实上，他们几乎全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倘若不是因为邓小平这些人倒了霉，他们也许根本无缘走到中南海里来。比如李鑫，他曾经是康生的秘书，后来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自从张春桥、姚文元一干文人垮台之后，他就成了华国锋倚重的笔杆子。比如吴德，他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他还是京城百万人的“双庆大会”的主持者。当然他也是1976年4月在天安门镇压群众的组织者之一。他在那一天曾经明确地宣示，邓小平是“邓纳吉”，是“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幕后指挥者。直到现在也还坚决认定邓的罪状已成定论。撇开这些全都不说，论本事，吴德也认为，“他比我们的毛主席差远了”。至于汪东兴，就更加令人畏惧。此人此前的大部分生涯一直伴随在毛泽东左右，从延安直到中南海，没有间断。他自称现在中央里面只有他一人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平心而论，这并非没有一点根据，更何况他的手里还掌握着毛泽东亲笔批阅过的大部分文件。也许是由于这些政治资源，他才能够理直气壮地说：“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至于邓小平，这个时候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谦恭和友善。他在1976年10月10日致信华国锋，描述了他为华就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高兴。但是邓小平的友善并没有引起华国锋的回应。他将邓小平的信弃之一旁，转身就去参加“双庆大会”去了。

　　“双庆”会结束不久，要求“停止批邓”的声音就卷土重来。这一年的冬天，北京人还是不能安分。他们刚刚在天安门广场上向着英明领袖华国锋欢呼，可是一出来就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邓小平”，一个记者说。当时中国社会的分崩离析如此严重，华国锋但凭一己之力，能够力挽狂澜吗?于是大家都开始怀念邓小平在1975年的大刀阔斧整治国家之举，都认为现在他要是能够出来，必定有所作为。可是邓小平却还背负“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冤情，在三〇一医院里面闲居着，未免叫人着急。

　　于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几个教师和学生，开始收集数月前天安门广场上流传的那些“反动诗歌”。京城的老百姓也真是奇特，那个春天里警察抓走了那么多人，可是没有被抓走的人居然会把那么多的“反动诗歌”隐匿起来。报纸上不住地批判，警察到处搜捕，民兵日夜监视，党的组织无孔不入地清查清理，可就是找不出这些“反动诗歌”来。现在听说有人要把这些东西整理编辑出版，诗歌就从大街小巷里面纷纷涌出来。到了1977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整整一周年。为纪念周总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师生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童怀周”。不久以后，他们居然把那些诗歌出版了。书名叫做《天安门革命诗文选》，上下两卷，共计1032页，国人读之如饮狂泉，而中南海里的那几位虽然不高兴，却又实在说不出什么来。

　　但是，同样在1977年的1月，也即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时候，还有更加露骨地为邓小平翻案的人呢。北京发生了震惊全城的“大字标语案”。大约十几个青年，在京城中心长安街上，用硕大的排笔写出大字标语：“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警察立即出动搜捕，很快便抓到元凶。他叫李冬民，是北京重型机器厂的工人。此人在北京城里面颇有名气。他是因在“文化大革命”中敢于造反成名的。他本来是北京二十五中的一个学生，后来成为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然后他参军，入党，复员，当工人。他认为自己最重要的经历是在1976年清明节参与了“天安门广场事件”。

　　1976年清明节那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以及周围街道上的人有200万之多。花圈、默哀、演讲、诗歌……铺天盖地。这些人名曰悼念周恩来，实则全都在诅咒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这几个人，甚至还敢大骂毛主席是“秦始皇”，不住地替邓小平喊冤。当天晚上，华国锋召集京城里面的政治局委员商讨对策，大家一致认定这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毫无疑问，必须坚决镇压。第二天清晨，警察和民兵开进了广场，将所有的花圈、挽联和诗词一扫而空。这些人自恃手握上方宝剑，为所欲为。如果有谁上前阻止他们的行动或者稍稍表示不满，立即被逮捕收监。到天亮的时候，已经抓走了57个人，广场上也已一片狼藉。差不多这个时候，消息传遍了全城。于是老百姓从四面八方再一次涌向广场，嘴里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愤怒地挥舞着拳头。但是，警察可不仅仅只有拳头，他们手里都拿着棍子，把所有进入广场的路口全都堵死，根本不许老百姓进入。于是，游行的队伍派出代表，前往广场东南角的一座楼宇里面，和民兵指挥部的指挥官们谈判。他们强烈地要求归还花圈和释放被捕的人。代表官方的指挥官们则傲慢地说，如果再不停止这种“反革命的行径”，就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双方毫不妥协，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分手。愤怒的人群开始砸毁汽车，烟雾弥漫在广场上空。冲突愈演愈烈，警察挥舞着棍子冲向人群，有人受伤了，鲜血留在广场上。人声鼎沸。几个小时以后，吴德在广播当中发表讲话，他用异常严厉的口气威胁那些坚守在广场上的人们：如果不立即离开广场，一切后果自负。大部分人就在这种威胁当中离开了。但是还有200多人不肯退却。他们手无寸铁但却意志如钢。他们坚守在广场也坚守着信念，更何况他们过去几十年里受的教育令他们不相信：）和解放军真的会来镇压他们。但是才过了几十分钟，一大片草绿色的人群就向他们挤压过来。有5个营的军队，有10000多民兵，还有至少3000个警察。他们将广场的200多人团团围住，然后全部逮捕，一个也不剩。第二天，报纸上宣布，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又过了一天，：）宣布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天安门广场终被清理干净了。但是就从那一刻开始，李冬民就成为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而拥护“走资派”的人了。

　　现在到了1977年，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李冬民这样的人从阴暗的角落里面走出来，公然地到长安大街这种万目所瞩的地方来“招摇”，可想而见“反革命气焰”十足地嚣张，也许，他们的背后还有更大的势力在支持。大街上谣言纷起，有人说“批邓”批错了，邓小平就要出山。还有人说毛泽东弥留之际对镇压天安门广场颇有悔意。在那些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人看来，这些事情就足以证明李冬民的行动乃是一种社会的潜流。

　　事情由此闹到中南海里。对于反邓联盟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倘若不能严加约束，事态极有扩大的可能。辽宁省旅大市革委会大门口，不是也有人在张贴大字报批评吴德和陈锡联，还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么。事情发生在京城，自当由吴德来处置。“反革命分子。”吴德坚定不移地说。市委书记这样一句话，李冬民立即就被关进了监狱。2月8日，中南海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人民都不要相信北京传播出去的“政治谣言”。一时间，京城的气氛又紧张起来。

美惠子

1976年 谁促成华国锋和叶剑英联手粉碎四人帮

2010年10月20日10:38  来源：中国新闻网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留言  论坛  网摘  手机点评  纠错

36年前的10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专案组审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的反党罪行。在这场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联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在1976年之前，两人并不熟悉。那么，华国锋和叶剑英是怎样走到一起的呢?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43期，作者：杨中旭，原题：《谁促成了华叶联手粉碎四人帮》

                                    1976年10月18日粉碎“四人帮”

　　32年前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联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在1976年之前，两人并不熟悉。那么，华国锋和叶剑英是怎样走到一起的呢?

　　1976年1月10日夜，一个中等个头的男子出现在朔风呼号的天安门广场。从外表看，他与广场上的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

　　那晚的广场人山人海。在官方似乎刻意降低两天前辞世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治丧规格的情况下，人们自发涌向天安门广场，表达对周总理的哀悼之情。

　　“文革”开始整整10年之后，压抑在人们心头的愤懑情绪已燃到了顶点。总理病重时，邓小平曾经给大家带来希望。但好景不长，从1975年底起，邓小平的“钢铁公司”开不下去了。

　　那个中等个头的男子，默默地走在送花圈的人流中，观察着身边的人。在场的人没有谁知道他的身份，甚至他自己也不曾预料到，自己会为9个月后粉碎“四人帮”做出一份独特的贡献。

　　焦虑

　　这个人，是熊向晖，就是潜伏在胡宗南身边十余年、被毛主席称为“一个人顶几个师”、后来被誉为中共情报保卫“后三杰”之一的那个传奇人物。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多年地下工作的历练，使熊向晖很少情感外露。据他的女儿熊蕾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甚至在家中，也很少看到父亲情绪上的波动。

　　但从1975年的秋天开始，25岁的熊蕾越来越多地感受到父亲的焦虑。在家中，熊向晖常常叹气。

　　熊蕾知道，这是因为周恩来的病情加重、邓小平的日子变得艰难、极左派愈发嚣张所致。

　　以往很少聚会秋游的熊向晖，此时去八火处、香山“游玩”的次数比往年明显增多。同行的人，通常是一些可以交心的老战友。说是秋游，实际上并没有观赏风景，而是互相唉声叹气。还有一次，熊向晖在和罗青长通电话的过程中，谈到总理的病情，说着说着就开始流泪。这给熊蕾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女儿的记忆中，几乎找不到父亲流泪的片段。

　　事实明摆着，老干部这股政治力量正在陷入群龙无首的危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高层政治斗争中能够对“四人帮”有效制衡的，只有这些开国元勋们。

　　他们中间，熊向晖对周恩来还有着特殊的感情。周是中共情报工作创始人、新中国外交战线的领导人，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熊向晖最为敬重的长者。他和老战友们猜测着，邓小平再度靠边站以后，谁会接任总理。

　　谁接任总理，对当时的中国至关重要。按照国务院的排位，周、邓之下，就是张春桥了。熊向晖等人聚会之时，一是出于安全，二是出于轻蔑，对张春桥一直以“眼镜”称之，而那个女人的名号，则是“三点水”。如果“眼镜”接掌行政权力，这个国家会继续乱成什么样子?老百姓要接着吃多少苦头?

　　对这一局面，老干部们有束手无策之感。不仅如此，另一位老干部的领军人物、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也陷入了困境。“三点水”在一些高层级的场合公开宣称，她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四川(邓小平)，一个是广东(叶剑英)。“四川”既倒，火力开始向“广东”集中。

　　“四川”与“广东”两个敌人的说法，熊向晖还是从叶剑英那里听来的。

　　他们的交情，始于1969年。被诬称“二月逆流”干将的4位老帅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受毛泽东指示，集中研究国际形势。熊向晖由周恩来总理指派，给4位老帅当助手，集会数十次，从未缺席。思想感情和立场的一致，使熊向晖很快与4位老帅变得无话不谈。

　　1976年1月21日，熊向晖见到叶剑英。叶帅告诉他，自己的处境现在也变得很困难。

　　熊向晖的朋友很多，身处决策层的朋友也不少。“文革”中，4位老帅是他的挚交，改革开放之后，政治局常委当中亦有他清华的校友。但他有一条原则：你只要还在位，我就不会去找你；如果你有事，请随时找我。

　　这一次，也是叶帅主动找来熊向晖吐露心扉：政治局的“批邓”让他为难，参加吧，没话好说；不说话呢，又不好办。

　　此时，邓小平已经实质倒台，“四人帮”风头正盛。有人建议，叶帅到南方去避一下风头。叶帅因此想要去广西。

　　叶帅处境艰难，无疑加重了熊向晖的忧虑。他问叶帅：如果你去广西，军委怎么办?叶帅回答：军委我还可以掌握。

　　熊向晖的建议后来得到叶帅的采纳：不去南方，留在北京，称病不出，进可攻，退可守。

　　随即，叶剑英以健康为由向中央请假。

　　观察

　　就在与叶帅会面13天后，一个几乎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任命，让熊向晖们的焦虑情绪变得更为复杂。2月3日，经毛泽东提名、政治局同意之后，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

　　5天之后，叶剑英告诉熊向晖，他虽然不了解华，但是已经给主席写信，拥护对华的任命。

　　和大多数人一样，熊向晖庆幸大权没有落到“那些人”手中，但心中的疑虑又增添了一层。这个平步青云的华国锋究竟是什么人?他和“那些人”是不是一伙的?

　　老干部们的往来仍很频繁，但没有人能说出华国锋的政治倾向。

　　很快，熊向晖得到了与华国锋相处的机会。这个机会，源自杨振宁的来访。

　　周恩来向来重视科学工作，杨振宁与李政道等知名华裔科学家每次访问故国，都能见到周恩来。如今周总理已经病故，谁来会见杨振宁，成为接待方负责人熊向晖亟须请示的问题。

　　他的电话先是打给华国锋的秘书。很快，就接到了华国锋要他当面汇报的指示。4月17日凌晨2时许，在人民大会堂，熊向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了这位新任总理。

　　他先给新任总理讲了杨振宁此前在上海的故事。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徐景贤在会见这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时，大谈“批邓”，并送给杨一批复旦大学“批邓”大字报选。科学家不露声色地予以婉拒，说箱子装满了。

　　这时，华国锋开腔了：何必送那些东西呢，不能强加于人嘛!

　　华国锋说：原来安排是我见，我不见，谁见呢?

　　熊向晖很敏锐，他揣测华国锋的意思是：不让张春桥见。因为按照国务院排位，华国锋之下，就是张春桥。

　　当晚9时30分，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杨振宁。谈话至11时20分结束，110分钟的时间内，没有谈一个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尽管华国锋也谈到了天安门事件，但熊向晖注意到，华国锋没有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这与当时的主调无疑有着云泥之别。

　　回到家，熊向晖把自己的判断告诉熊蕾：华国锋不是极左派一伙的!

　　熊蕾相信父亲的眼力。她回忆，父亲还在胡宗南身边担任机要秘书时，对妹妹的一个同学一见钟情，第二面就表露了爱意，同时坦承自己是地下党。“父亲当时对母亲说，我相信你不会出卖我。”熊蕾告诉记者。

　　有点兴奋的熊向晖把自己的判断告知圈中朋友，引起了圈中一人的莫大关注。这个人，是叶选基，叶帅的侄子，总参二部参谋。

　　熊向晖另一个很少为人所知的身份，恰恰是总参二部的副部长。圈中老友罗青长，是这个军队情报系统的主管，正部长。

　　叶选基当时身负另一项使命。4月2日，叶帅在和熊向晖谈话时提到：在这个非常时期，熊向晖到他那里会引人注目，多有不便。以后还是让侄子选基到熊家去，沟通消息。

　　在得知熊向晖对华国锋的初步印象后，6月4日，叶选基和叶帅的女婿刘诗昆来到熊家。叶选基说，叶帅长期病休也不好，华国锋贵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叶两人最好能见上一面。我们说话没分量，希望熊叔叔和伯伯谈一谈。

　　3天之后，叶选基来接熊向晖，前往叶帅在西山的住所。熊向晖带上了两份材料，决定向叶帅挺华。

　　关于熊向晖同志向叶帅汇报对华国锋政治态度和立场的看法，《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专此问讯叶选基同志，答复是事实。

　　叶剑英看到的第一份材料，是华国锋1975年9月26日在听取科学院领导汇报时的插话。这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调子，和同时在会上讲话的邓小平完全一致。他首先谈到三大革命、四个现代化都要靠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院整顿很有必要。随后对批判基础理论研究的事表示不满：依靠工农是对的，可是把专业队伍搞得一塌糊涂，有些人不得不离开实验室，科技人员不敢看外国书，思想有顾虑。最后，他对极左派鼓吹的上海经验也提出了质疑：他们搞“三突出”，学上海的经验，学那个?!

　　熊向晖对叶帅说：你看他这些话，讲得很尖锐啊。

　　第二份材料则是华国锋会见杨振宁的谈话记录。

　　熊向晖还告诉叶帅两件事：一件是“文革”期间公安部的一件命案，涉及高级干部，华国锋的处理很得当。

　　另一件，就发生在公安部命案处置的第二次会议后。一边步出人民大会堂，华国锋一边问熊向晖，怎么好久不见老罗(罗青长)了?

　　在得知罗青长身体不佳、政治上被边缘化、无法住进北京医院之后，华、熊二人已经走到人民大会堂外的台阶上。华国锋站住，就在台阶上坐下来，从公文包拽出一张纸，写了个条子：北京医院并报(卫生部)刘湘屏部长，安排罗青长同志住院。

　　“你看他这个作风也很好啊。”熊向晖说。

　　叶剑英颔首：“这个人，是含而不露。”

　　熊向晖建议：“华国锋立足未稳，叶帅是否帮他一下?”

　　叶剑英说，“他会去见见华国锋。”

　　欣慰

　　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大地震。当天下午，叶选基来探望熊向晖，并且告诉他，叶帅已经见过了华国锋。

　　叶选基说，华、叶会面之后，叶帅赞赏熊向晖“说得对、看得准”。

　　8月15日，应叶帅之邀，熊向晖再赴西山，两人在地震棚里交谈。叶帅告诉熊向晖，7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不露声色地支持了与“四人帮”意见相左的叶剑英。

　　在政治局起草关于毛泽东健康问题的通知时，“四人帮”坚持要写进“毛主席病情比较稳定，不久就可以康复，主持工作”这句话，叶剑英和汪东兴表示反对。华国锋当时未置可否，但后来叶帅看到发出的电文，不禁一乐。他不同意的那句话，电文里没有。

　　叶剑英还说，华国锋本来要来拜会他，但考虑到华国锋出行目标太大，叶帅遂亲自登门。未曾想，叶帅抵达华府时，华国锋已经候在门口——当时没有手机，华国锋只能估计时间，提前守望。这让叶帅很是感动。

　　及至叶帅下车时，华国锋亲自上前搀扶，扶着叶帅步入院子，到客厅就坐，并且称叶剑英是“九亿人民的元帅”——又令叶帅动容。

　　交谈中，叶剑英先是抛出了治国方针的问题，华国锋的回答很让他满意，尤其是，他谈到了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无疑是在修正“文革”路线。

　　而在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上，华国锋的表态让叶剑英心里更有了底：除非主席有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

　　当时的背景是，极左派正在酝酿，从上海向中央各部委的领导岗位安插人员。若要挡住极左派的蠢蠢欲动，绝非易事。

　　轮到华国锋向叶帅征求意见的时候，叶帅的回答异常简单：注意民兵——极左派在动不了军队的情况下，民兵异动成为叶帅最为担心的事情。

　　叶剑英告诉熊向晖，他对和华国锋的这次见面和谈话，非常满意。

　　10月6日晚问，“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叶选基和叶剑英次子叶选宁一起，乘车前往西郊机场、永安里，分别告知叶帅家人喜讯。晚10时左右，叶选基给熊家打来电话：四个坏蛋抓起来了，伯伯要你注意动向，现在不要告诉别人。

　　值得一提的是，叶选基知会熊向晖在先，告知家人在后。

　　熊向晖当时已经就寝，听到喜讯后把全家人都喊了起来，还一迭声地喊老伴开启叶帅赠送的茅台酒，自斟一杯之后，一饮而尽。

　　次日清晨7时30分，叶选基赶到王震家中告知之时，王震尚未起床。这个坚持与“四人帮”对抗的斗士激动得几难自已，并立即赶往陈云家中报信。

　　10月8日早晨，叶选基再次来到王震家中，发现这位三五九旅的老旅长手中多了两个核桃并不停把玩。看到叶选基纳闷的表情，王震大笑：这是陈云送给我的，他让我慢慢说，手别抖。

                                             1976年10月18日粉碎“四人帮”

美惠子

金冲及谈毛泽东与周恩来：谋事是毛，成事是周

2010年10月09日10:28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留言  论坛  网摘  手机点评  纠错

小平同志讲过一句很中肯的话:没有毛主席，也许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对周恩来，我想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周恩来。

　　毛泽东与周恩来，这是个说不完的话题。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15 周年及周恩来诞辰110 周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从历史和现实的多角度, 向我们谈起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同与异。

　　毛泽东最离不开的是周恩来

　　访问人: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而周恩来更突出的是一个伟大的国务活动家。有人说，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谋事是毛，成事是周”。对这种毛周之间密切配合所产生的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您怎么看？

　　金冲及: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个人，的确是不可分离的。说起来很有意思，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常常有两人并称的例子。比如太平天国的洪杨（洪秀全、杨秀清）、戊戌维新运动的康梁（康有为、梁启超）、辛亥革命时期的孙黄（孙中山、黄兴）、中国：）建党前后的“南陈北李”等。两个人中总是以一个为主，另一个也有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往往是相互补充和相互依存。

　　在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中，虽然没有“毛周”这样的说法。但两人关系的紧密是有目共睹的。在两人的关系中，当然毛起着主导的作用。小平同志讲过一句很中肯的话:没有毛主席，也许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对周恩来，我想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周恩来。当然从青年时代起，周恩来一直是很杰出的，但真正能使他在一个正确方向下充分施展才能的，还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领导。这是事实。而对毛泽东，有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所说，最离不开的是周恩来。这也是事实。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实是相得益彰。

　　访问人:那么，具体而论，又怎样评价他们两人各自对中国革命、对中国政治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呢？

　　金冲及:尼克松曾讲过这么一句话，毛泽东是拿主意决定大事的人，周恩来是负责执行的。尼克松的话不无道理。我读过不少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和文章，有一个感觉，就是毛重在统筹全局，提出大政方针，那真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而周的讲话和文章更多地给我的感觉是细致周密，入情入理。所以一般说来，毛泽东确实是更多地在把握大的方向，拿大主意，而周恩来更多地负责执行和落实。

　　但这只是相对来说的，不能把话说死。毛泽东是不是光拿大主意而对具体工作就不过问？不是的。毛泽东对他认为在全局中有决定意义的一些具体环节通常也抓得非常紧、非常细。他不是说“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吗？在他的前期尤其如此。

　　反过来，周恩来也绝不是一个只能起执行作用的人。他也是一个战略家、一个有着重大决策能力的人。比如，周恩来1924年在法国时谈到“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关系时说过:“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说明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道理。1930年4月他在德共《红旗报》上写道:“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这些都是很早的事情。中央九月来信对古田会议的作用，也是大家所熟悉的。以后，在推动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过程中，周恩来对于党的许多重大决策的提出一直作出过很多贡献。我举个例子。

　　在《周恩来传》起草过程中，有位中央领导同志看了后觉得对周恩来在军事上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包括三大战役中所起的作用没有充分反映出来。因为周恩来当时是军委副主席、代理总参谋长，应当反映他在这方面的重要贡献。后来我跟邓大姐讲到这一点时，邓大姐说:“恩来同志在陕北时实际上是总参谋长。许多作战方案，包括以后朝鲜战争时期的作战方案，都是他先拟好了送给主席看，由主席批，或者他先找主席请示，谈好后，再由他来贯彻。”

　　我们为难的是:写传的主要根据是目前留下的档案，其中最重要的具有战略性决策问题的文件大多确是由毛泽东起草的，周恩来起草得比较多的是一些具体贯彻执行或配合性的文件。但这是不是就说明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在作决策？也不能那样说。档案能说明问题，但档案并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

　　在当时军委作战室工作过的一位同志讲到过:当时一般来说，几乎每天所有的军事电报，都是先送到周恩来那里， 周恩来看了以后，考虑好自己的意见，通常在地图上也标明了，然后去找毛泽东，两人一起对重大问题进行商量。做出决定之后，重要的文电由毛泽东亲自动手起草，其他一些具体问题由周恩来处理。当时党的领导集体是五大书记，在军事方面很多重大决策的作出，毛泽东当然起着主要作用，接下来就是周恩来的参与了。周恩来曾说过:转战陕北时，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这最小的司令部实际上就是两三个人。另外，在外交等方面，周恩来也发挥了不少重大的决策作用。这不用多说了。所以，说毛泽东是决策者，周恩来是执行者，一般说可以，但不能说死，只是相对而论的。

　　访问人:“谋事是毛，成事是周”是一般概括性的比较形象的说法？

　　金冲及: 在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也是有意识地让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的角色。一位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多年的老同志曾跟我谈起过一件事——建国初，有一次他曾问周恩来:“ 你为什么不做些理论方面的工作？”周恩来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

　　可见，周恩来从国家和革命事业全局的利益出发，甘愿把自己放在“配角”的位置，而他内心确实钦佩毛泽东。也是尼克松讲过这么一句话:周恩来总是小心翼翼地把聚光灯的焦点只对准毛泽东一个人。

　　访问人:梁漱溟曾讲过，周恩来是绝顶聪明的人。毛泽东召集会议，特别是建国以后，讲起话来经常是国内国外，海阔天空。讲完了，说，就这样吧。究竟怎样？别人未必明白，但周恩来全明白。余下的事就要靠周恩来去贯彻执行了。梁漱溟的话，虽是一家之辞， 但起码说明，在重大决策过程中，毛泽东的主导地位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之后缺不了周恩来这位总理。同样也说明，毛、周二人之间有着高度的默契。

　　金冲及:是这样。毛泽东的思想博大深邃，有时候不能止于从字面上去理解它。对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周恩来十分了解，能够准确把握。同时，对周恩来办事的细致周密，毛泽东也很放心。

　　周恩来对中国政治所起的作用，在毛泽东晚年，还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晚年的毛泽东，一方面越来越少参与党和国家的日常具体工作，另一方面他同实际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胡乔木同志讲到过，有一次他劝主席多到工厂农村去看看。主席说，我怎么去啊？我一去，人都围了上来，是我看工厂，还是工厂看我？在毛泽东晚年这种同实际越来越隔膜的状况下，周恩来在一些方针政策的制定方面，对毛泽东所起的补充作用似乎比以往更多一些。

　　毛泽东、周恩来的一致和不一致

　　访问人:毛泽东、周恩来在党的历史上有一致的时候，也有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他们的一致和不一致呢？

　　金冲及:照我看，他们两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目标是一致的，而且周恩来对毛泽东确实心悦诚服。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之间为什么能建立起这样亲密而默契的合作关系。当然，他们之间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也有差别以至分歧。但他们之间一直没有发生过正面的尖锐的冲突，这和其他不少领导人显然不同。

　　先讲民主革命时期。国外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央苏区时期党内的主要矛盾是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矛盾。我认为不是这样。

　　访问人:国外有人讲毛泽东、周恩来的矛盾是权力之争，说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就夺了毛泽东的权。

　　金冲及:这话不能成立。因为成立苏区中央局是1930年六届三中全会后几天政治局决定的。书记一开始就是周恩来。他不只是负责中央苏区，而且负责指导全国各苏区和红军。因为那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离不开周恩来，所以书记由先去苏区的项英代理。后来因为“AB团”问题，说项英“右倾”，再加上项英军事上弱一些，改由毛泽东代理。1931年周恩来到了苏区，书记一职自然由他担任。这怎么能说夺权呢？比如，这个位子本来是你的，你没到的时候请别人先代坐着。你来了他自然让给你。这哪有什么夺位子的问题？

　　访问人:那么，宁都会议是否存在周恩来夺了毛泽东军权的问题呢？

　　金冲及:这里讲的军权主要是指一方面军总政委的问题。本来，中央军委成立后一方面军就不存在了，朱德任红军总司令，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是作为中央政府主席随中革军委活动的。后来一方面军恢复了，苏区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兼任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朱、王联名提议由毛泽东任总政委。毛泽东是在这种情况下恢复总政委职务的。宁都会议上多数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周恩来坚持将毛留在前方。可以在两种方案中选择，或者由毛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周恩来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或者由周恩来负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协助。毛泽东个性很强，他认为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就坚决拒绝周恩来提出的前一方案。周恩来还是先代理总政委，以后才兼了这个职务。这不存在周恩来夺毛泽东权的问题。

　　宁都会议前关于军事问题的那场争论，前方的周毛朱王四个人意见是一致的，都是和后方中央局的争论。后方说你们不进攻，是消极等待主义。前方认为不能在不利条件下急于求战，主张先在那里发动群众，诱敌深入， 集中兵力， 等待战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前后方之间来来回回的电报多啦，不是一两句话说得完的。

　　访问人:宁都会议究竟讨论了些什么，有会议记录吗？

　　金冲及:现在就苦在没有会议记录，具体讲些什么，无从查找。不过看一看后方给中央的电报，也可以知道他们对周并不满意，说他是调和，说他批评项英甚至超过了批评毛泽东。毛泽东的脾气是，既然他们不支持我的观点，我就宁可不干。周恩来呢， 他又要服从多数，顾全大局， 又要尊重中央，想不通的也要暂时忍下去，继续干。他们两个人的性格不同。这一点也可能是周恩来不如毛泽东的地方。

　　访问人:中央苏区以后，特别是抗战初期以后，他们之间就很少分歧，配合得很默契，创造出一个个人间奇迹。但建国后，遇到一些过去没有经历的新问题，毛周之间又产生了一些分歧。

　　金冲及:大一点的问题可能是两次，一次是1956年前后的反“冒进”，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在反冒进问题上，详细的就不多说了，比如周为什么提出反冒进等等。我这里只讲一点，南宁会议批周批得很凶啊！毛主席讲，反冒进是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总理检讨了一次又一次。

　　访问人: 总理的检讨，是违心的，还是不违心的？

　　金冲及:我认为，他有想不通的地方，但也不完全是违心的，他想不通的地方，因为当时确实发生了冒进，这是事实。据说他找主席汇报时两人争得很厉害。主席提出要追加20个亿预算，周坚决不同意。据当时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他写检讨，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内心一定很复杂。但也不能说他完全是违心的。在总理的检讨里，第一句话就是: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我看这个话还是发自内心的。当然是不是完全想通了，也未必。

　　访问人:他可能是在试图想通，或者努力去想通。

　　金冲及:问题恐怕就在这里。在周看来，主席高瞻远瞩啊！他可能会想，以往多少次历史经验证明，主席比他看得高，看得远。那么这一次也许是自己错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总理的检讨也不完全是违心的。

　　访问人: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人们议论较多，有的说他是忍辱负重，有的说他是不倒翁，是愚忠，更有甚者，个别人说他是软骨头。对于这些，您是怎么看的？

　　金冲及:“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一些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没有告诉他，这也是事实，当时他正在忙着华北抗旱。批海瑞罢官，他事先也不知道。后来成立工作组后不久，他又出国了很长时间。不过最初他对“文化大革命”恐怕是拥护的， 实行反修防修，发动群众来消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阴暗面，这些在当时他不会反对。只是在方法上，什么人都打倒，他不会赞成；还有，他当时讲得很多的就是抓生产，生怕在这上面出事。其实，许多人在“文革”中被冲击，被专政，最初也还以为“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是对的，后来才慢慢觉得有问题了，大家都有个认识过程，我想这也包括周恩来在内。

　　访问人:现在在人们心里有个结，毛泽东很信任周恩来，也只有周恩来才能和毛泽东说上话。周明明知道毛有很多做法是错误的，又为什么不向毛提意见呢？

　　金冲及:这涉及我们如何理解周恩来的问题。举个例子，1965年，周恩来在审查舞蹈史诗《东方红》时，讲了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即使是党的领袖犯了错误，只要没有发展到路线错误，提意见时，也要考虑到方式，考虑到效果，要注意党的团结。这时还没有搞“文化大革命”，也没有想到会有后来那样的事，这段话反映了周恩来处事方法的特点。从当时的情况看，要周恩来在会议上当场起来反对毛泽东提出的重要意见，他是不会那样做的，那样做也没有效。

　　一般说来，他有不同意见时更可能的是在会下找毛泽东单独交换意见。现在苦就苦在这里了，他单独见毛泽东的次数很多，这在他的台历上有记载。究竟谈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周恩来通常也不会把他有什么不同意见随便对别人说的。

　　我只知道一件事，是王力讲给我听的，他说，周总理给毛主席讲过，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通，路线错误只有“左”或“右”，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次为什么讲出来呢？因为周总理找王力了解《红旗》杂志的社论提出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怎么回事。

　　可见周恩来单独找毛泽东， 他会提出个人看法的。这是偶尔露出的一点点。其他的事，照我看，他如果给主席讲了意见，主席接受了，他下来贯彻时，只会讲主席说了什么，决不会说这个意见是我提的。反过来讲，他提了意见， 主席没有接受，他下来还得贯彻毛主席的意见，决不会说，我是不赞成的，我已经提过了，主席不赞成我有什么办法。现在也没有证据说，周恩来向毛泽东提了多少不同意见。反过来也没有证据说，周恩来就没有向毛泽东提过不同意见。谁也没有根据，因为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历史上总有些后人再也无法弄清的事情。

　　关于说周恩来是不是软骨头的问题，有一次我到某大学给研究生讲课就遇到过，是一个研究生递条子向我提问。讲了这么一段话。我说，现在有些年轻同志恐怕是不大理解、也不大懂得一个对国家、民族负有那么大责任的革命家、政治家，面对异常复杂的环境时，是怎样权衡利弊，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当时的环境多么复杂，存在着许许多多制约因素，对负有这样大责任的周恩来来说，并不是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

　　在“ 文化大革命” 中，可以供周恩来选择的余地其实很小。某种程度上说，只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不赞成那样做，结果是什么呢？那只能是同毛泽东决裂，然后被打倒。另一种就是周恩来在“文革”中实际上所做的，要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有时得违心地说一些话和做一些事，而在工作中尽量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并为以后纠正错误准备种种条件。如果采取第一种选择，决裂和被打倒，在当时于事无补。而且我们国家当时处在那样困难和混乱的情况中。林彪也好，“四人帮”也好，只是到处鼓动冲杀破坏。

　　国家经济生活的维持、外交的联系、一些极端混乱状况的排除，甚至哪里没有煤了要用煤、哪里交通断了要疏通，全得他在那里硬顶着。他身边的得力助手几乎都被打倒或靠边了。如果他下来，国家这些事怎么办？

　　对“文革”中许多事（包括保护老干部和民主人士、制止过分的混乱状态等），当时也只有他说话多少还能起点作用。对党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怀有那样强烈责任感的周恩来，怎么可能不顾一切地任意采取行动？如果从个人来讲，他这样坚持图的是什么？他没有野心当主席吧，这谁都承认。他没有什么财产，也没有子女。到晚年的政治处境并不是那么好过。1972年以后又病得那么严重。可是他仍然一天坚持十几小时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文化大革命’里，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他在前面两种选择中作出后一种选择，对他自己也许是一种最苦的选择，但只能选择这条路，忍辱负重，力挽狂澜，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尽可能减少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另外在可能的情况下，一步一步地把一些被打倒或靠边的老同志扶起来，把五年计划重新制订起来， 规章制度恢复起来，到最后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 目标。他的逝世，在全国人民中间产生那么大的反响，包括4月5日那样的事。所有这些，某种程度上讲是高度韧性的意志的表现。

　　现在看，主席去世以后，我们党所以能够那么快地扭转局面，这里包括着总理在不为人谅解的情况下默默地准备那么多条件所起的作用。所以在这个选择之外，找任何一个选择，都不会比这个好。既要明确地表示不赞成“文化大革命”，又能维持团结，这说起来固然痛快，事实上却根本不可能。

　　访问人:其实还有另一面，面对林彪和江青，在那么复杂的关系里，也就是周恩来能处理这些矛盾，维持这个大局面。

　　金冲及:我对那个递条子的研究生讲，陈老总是硬骨头吧，假如周恩来是软骨头，那么陈毅为什么还对周恩来那么尊重。就是因为陈毅能理解他，清楚地知道他起着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一个伟大的肩负着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家，他所考虑的问题，是不能用那种小市民市侩心理去猜测的。一看他没有倒，就想他是在保自己的什么，是在怕什么等等。所以就有“软骨头”之类的说法了。

　　还是那句话，一个人不怕别人批评他，就怕别人误解他。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当然可以说周恩来哪一点做对了， 哪一点做错了。他也不可能什么都是做得正确的。这些，后人自然都可以评论，但首先总得如实地理解他，决不能轻率地不符合实际地凭着自己的猜测去议论。

来源:《文史博览》2008年第3期

美惠子

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作者：韩钢  来源:《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

2011年02月11日10:13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留言  论坛  网摘  手机点评  纠错

作为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又长期接受了意识形态的灌输，华时刻担心触碰毛泽东，反复申明：“搞思想解放不是为了贬低主席思想……解放思想，不是要从主席的思想里解放出来，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华未必真的想继续进行过去那种“阶级斗争”，很可能想以此为盾牌，他不愿也不敢在意识形态层面和政治层面有违毛泽东。这一点，华的确不如久经沙场因而谋虑深远的邓小平。

　　继毛泽东之后，华国锋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任职四年零八个月：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作为权力核心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1980年代以来，官方对华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此后，只要论及华国锋，相关著述几乎无一不以此为基调；一些著述还由此衍生出更多的负面评价：“阻挠和拖延恢复邓小平工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洋跃进’”，等等。

　　很长时间里，笔者相信“一正四负”的评价。近些年来阅读更多史料和口述回忆后，笔者发现：“一正”的结论过轻，“四负”和衍生的负面评价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

　　华国锋去世后，官方评价有了变化。新华社发表经官方审定的华的生平，有几点同从前大不一样的说法：关于粉碎“四人帮”，不只说“有功”，而称华“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再说“拖延和阻挠”，而说他“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经济工作，不再说他“求成过急”，而肯定他“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人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此外，还提及华在“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等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抛开意识形态色彩不说，至少在事实方面，这次评价还算客观。至于推行“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崇拜”等等说法，新华社的生平未置一词。这可能是格于对已故者悼念、避讳的人伦和惯例，未必是官方改变了结论。

　　华国锋已成逝者，官方也有了一些新的评价。但盖棺却并未论定，关于华国锋，还有许多事实需要还原。

　　粉碎“四人帮”

美惠子

作为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又长期接受了意识形态的灌输，华时刻担心触碰毛泽东，反复申明：“搞思想解放不是为了贬低主席思想……解放思想，不是要从主席的思想里解放出来，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华未必真的想继续进行过去那种“阶级斗争”，很可能想以此为盾牌，他不愿也不敢在意识形态层面和政治层面有违毛泽东。这一点，华的确不如久经沙场因而谋虑深远的邓小平。
    粉碎“四人帮”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坊间说法甚多，但不少属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在缺乏更多公开文献的情况下，就决策层而言，三位直接当事人——即华国锋、李先念、吴德的口述最值得重视。

　　1980年11月29日，李先念在政治局会议上曾谈过抓捕“四人帮”的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李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李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

　　吴德在自述里说：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李先念家，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这个情节，吴德不是当事人，大概他是从华国锋那里得知的，因为吴在自述里说过，华国锋同叶剑英、汪东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

　　1999年3月9日，张根生向华国锋询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华告诉张：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

　　另一位重要当事人叶剑英，没有公开的口述和回忆。只有熊蕾（熊向晖之女）的文章披露了一个情况：抓捕“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叶选基（叶剑英之侄）请熊向晖到王震家中，他和刘诗昆（叶剑英前女婿）向王震和熊向晖讲了抓捕“四人帮”的经过。叶选基说，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叶选基不是当事人，想必是叶剑英告诉了他，他再告诉熊向晖和王震，熊向晖又告诉了熊蕾。这个拐了几道弯的叙述，也许算是一个来自叶剑英方面的佐证。2007年出版的《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24日，叶剑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意见：请叶帅考虑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

　　三位当事人的口述，熊蕾披露的叶选基的叙述，以及《叶剑英年谱》的记载，对事情的时间、情节的说法不尽相同，但主要情节是一致的：华先找李，通过李找了叶。这表明，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

　　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毛泽东逝世前后，叶剑英在党内元老和军方将帅之间有过私下议论，可以说早有酝酿和考虑。当华委托李转告此意后，叶剑英与华国锋一拍即合。叶剑英以其军方元老的资历和丰富的政治智慧，凭借合法的政治身份（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党政军各界具有极高威望。他同华联手解决“四人帮”问题，堪称中流砥柱。

　　毛去世后，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一共16位，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外，刘伯承因病重、吴桂贤因被疑为江青的追随者不曾与闻此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都是华国锋先后分别商谈或打招呼的（据吴德说，倪志福是他个别打的招呼）。这些政治局成员都赞成或基本赞成华的提议，汪、吴、陈（锡联）、苏的态度尤其坚决和积极。

　　解决“四人帮”的方案，也是华国锋分别同叶剑英、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等人商谈的。据华国锋回忆，他“亲自和叶帅直接商谈了多次”，并找了汪东兴谈话，“还与汪东兴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华“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谢静宜、迟群的煽动上街闹事”。

　　2000年5月20日，《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访问华国锋，华说得更具体：(1976年）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参加，我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还说：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李先念等人的意见。9月26日，华在国务院小礼堂，向李先念、吴德转告了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考虑。李、吴均表支持。三人还分析了形势以及解决“四人帮”的时间。

　　《叶剑英年谱》记载，华、叶两人有三次密谈，时间是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

　　吴德的回忆最为详细，不仅印证了9月16日和26日华同李先念和他两次商谈的情况，而且叙述了10月2日、3日、4日，华国锋同汪东兴和他分别多次商议行动细节的经过。吴德还提到华约见耿飙，指令他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的情况。耿飙的回忆，也详述了华国锋指示他控制电台、电视台的经过。

　　10月6日晚8点，华国锋、叶剑英主持，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部队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予以抓捕，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吴德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抓捕了迟群、谢静宜、金祖敏。耿飙率北京卫戍区部队，控制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随后，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议，决定华为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1978年11月，华国锋在一次谈话中概述过事情的经过：“毛主席逝世后，当时中央政治局根本开不成会，一开就闹。每次去人大会堂开会，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就同叶帅、先念同志商量，这样拖下去不行，要采取措施，把‘四人帮’及其主要骨干抓起来。抓‘四人帮’时，问东兴同志八三四一部队有没有把握。抓王洪文、张春桥是我和叶副主席找他们来开会，由八三四一部队执行的。姚文元当时住在外面，由北京卫戍区警卫；如果八三四一部队去抓，可能会同卫戍区部队发生冲突。当时同吴德同志商量，由他去做陈锡联同志的工作，通知吴忠去执行。陈锡联下了命令，要吴忠一切行动听吴德同志指挥。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也是吴德抓的。”

　　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主持，华国锋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是“起了决定性作用”。



　　阻挠邓小平复出？

美惠子

阻挠邓小平复出？

　　一个流传至今的说法，称华国锋坚持“批邓”、阻挠和拖延邓小平的再次复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说明，事实恰好相反。

　　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华宣布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叶剑英起了关键作用，但这并不能反证华国锋“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复出，而正好说明华接受了叶的提议。

　　事实上，粉碎“四人帮”之后，邓的境遇很快得到改善。据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回忆，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为邓小平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给邓小平送阅中央文件。王守江说的是“传达中央的指示”。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回忆录里也说，是“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看文件的。既然是“中央的指示”、“中央作出决定”，不可能不经过作为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意。

　　毛毛的回忆与王守江的叙述有一点不同。王守江说给邓送阅文件，是叶剑英安排邓小平住到北京西山以后的事情。据毛毛的回忆和《邓小平年谱》，邓是1977年2月3日出院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说第一批文件是送到医院的，这比王守江说的时间，早了近两个月。邓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于1976年12月10日住进解放军三○一医院。毛毛称，12月14日，中央就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12月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为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据《邓小平年谱》，邓住院期间曾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听取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情况。

　　恢复阅读文件，批准实施手术，高规格的集体面晤，对尚是“待罪”之身的邓小平来说，不只是生活和医疗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松动。很可能华和高层这时已经知会邓，请他重新出来工作。

　　邓闲居西山时，好几位政治局成员曾前往探望。前引吴德口述就提到，他和李先念、陈锡联去西山看望邓，明确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苏振华、倪志福也曾去西山向邓汇报上海的工作情况。苏对邓说：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全国清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势很好，你出来工作的条件也成熟了，请你尽快出来领导我们工作吧！邓说：我也老了，前台工作还是由华国锋同志和叶帅他们去做吧，我可以给你们当个顾问。苏、倪连忙表示：你要出来就不是当顾问，你水平高，经验丰富，毛主席早有评价，我们都拥护你。

　　政治局成员看望邓小平，不会是个人行为，没有高层决定恢复邓的工作的背景，断不会作出这种表示的。1977年1月14日，李鑫向中央理论学习组传达华国锋在1月6日政治局会议的讲话：“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有些正在澄清；出来工作的问题，应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头脑要清楚。”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也告诉与会者：中央在决定解决“四人帮”反党集团问题的时候，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这些材料表明，华没有“阻挠”邓小平复出，而是早已决定恢复邓的工作。至迟到1977年初，邓小平的重新复出只是时间问题。

　　华和高层的打算，是过一段时间再恢复邓的工作，而不是马上让邓出来。但这不是“拖延”，而是华和高层的一种策略考虑。抓捕“四人帮”和华国锋继位，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权力更替。执政以后，中共高层权力的变更从来都由毛泽东决策，毛作出的决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钦定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虽然有向华交班的意图，但从无解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职务的打算。1975年，在江青等人同邓小平的矛盾日趋激烈时，毛曾指责江青等人搞“四人帮”，说过要“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但是毛认为江青等人“问题不大”，而且话里有话地告诫“不要小题大做”。毛逝世后，尸骨未寒，华国锋等人就抓捕毛的遗孀和毛倚重的几个人物，严格说来，的确是一次非程序的强力行动，不能不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抓捕“四人帮”之后，海外即有华搞“非毛化”的舆论，国内也有华搞“右派政变”、“宫廷政变”、为邓小平“翻案”的流言。“批邓”毕竟是毛泽东的意旨，撤销邓的职务也是毛作的决策。华和高层不能不担心，刚刚抓捕了毛的遗孀，又马上停止“批邓”、恢复邓的工作，极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实“非毛化”和“政变”、“翻案”之类的说法，引发华和高层背离毛泽东遗志的更多非议，威胁新的权力核心的巩固和国内政局的稳定。

　　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决邓小平的问题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华国锋说：“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要马上出来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帮’一个大当……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华国锋事后也曾解释：“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极力主张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叶剑英当时也说过：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还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可见，经过一个过程再恢复邓的工作，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意思，而是高层的共识。

　　出于策略的考虑，华和高层一方面暗中准备邓的复出，另一方面则公开维持了“批邓”的口号。事后看来，华和高层或许有些过虑，对人心向背估计不足，但绝非“拖延”，更不是要“坚持‘批邓’”、蓄意“阻挠”邓复出。抓捕“四人帮”之后，华国锋的公开讲话只提过一次“批邓”。1976年12月25日，华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说“四人帮”“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批邓另搞一套”。这大概是高层领导人最后一次公开提及“批邓”。至于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从1977年元旦起再也不见“批邓”的字眼。原因不难解释：1977年1月中央已经决定解决邓的问题。既然要恢复邓的工作，当然不会再提“批邓”。所以，说是继续“批邓”，其实不长，三个月而已，而且没有什么实际动作。后来对华的指责，是把事实放大了、说重了。

　　由于中共内外有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华和高层打算1977年1月召开一次中央党政军负责人会议，向高级干部交底。李鑫后来说：“我记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议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当时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交一个底，要我们为华国锋同志起草一个讲话提纲。我记得我向参加起草讲话提纲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传达了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阴差阳错的是，这次会议后来因故推迟了。不然的话，还在1977年1月份，华就会向党内高级干部“交底”，那样，也许就不会导致后来中共内外的纷纷议论了。

　　1977年春天，呼吁邓复出的声音更加强烈，已经形成一种舆论氛围。3月份，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向与会者解释：“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

　　就在这次会议上，华宣布：“‘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比如，他们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事实上，邓正式复出之前已经参与最高层决策。华国锋后来说过：“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前，大的事情都是同他商量的。”

　　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实际上是就邓的复出向全党“打招呼”。7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所有职务，正式复出。



    “两个凡是”的由来

美惠子

“两个凡是”的由来

　　华国锋最受垢病的，就是“两个凡是”的问题。“两个凡是”，华当然脱不了干系。但事情也不像长期流行的一些说法那么简单。

　　1977年1月，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年初开始，北京许多市民已经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写诗词，贴标语。除了纪念周恩来，很多内容涉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表达了对高层的不满。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华国锋肯定“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关于天安门事件，华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甚至说“天安门事件是压出来的”，但也说“确有少数反革命”。他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对这些动向，华显然不满，但态度却比较温和容忍。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他表示“悼念周总理，贴大字报，送花圈，让他送”，还说“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领导这一层要讲清楚”。总的精神，华是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华和高层不是不解决两件大事，但希望事情按照高层设想的步骤解决，以免干扰高层预设的“大局”，其关键是不能“损害毛主席”。这是华和高层的政治底线。

　　第二天，汪东兴指示李鑫组织写一篇社论，注意引导大家学文件，把对天安门事件、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文件指的是《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大概是汪落实华国锋“要引导”指示的第一个动作。

　　1月8日，李鑫召集中央理论学习组布置任务。过了几天，情况有变化。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为华主席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小平同志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李鑫向理论组作了传达。“小范围”就是前述高层准备在1月份召集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华国锋要在会上讲话，要求准备一个讲话提纲；学大庆会议则是将在4月份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华也要讲话，要起草一个讲话稿。李鑫还强调要批小道消息，狠驳分裂中央的言论。所谓“小道消息”、“分裂言论”，指的是社会上关于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的舆论。社论稿的起草因此搁置下来，理论组转而起草华的讲话提纲和讲话稿。

　　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讲了这样一些意见：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大局讲起；干部和群众的言论和行动要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还说：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见，理论组写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论组讨论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为什么写了这样两句话？李鑫后来说：“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这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针对的不是邓小平复出，而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

　　讲话提纲稿修改到第四稿，情况又有变化。高层原拟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还说，汪东兴同志要求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高举”的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汪东兴显然此前看过L已经起草的稿子。

　　理论组再次回过头来修改社论稿。按照汪的指示，李鑫要求起草者将讲话提纲里“高举”、“维护”的意思加到社论稿里面。“两个凡是”的提法就这样移植到了社论稿里。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后半句话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社论的第五稿。

　　第二天，李鑫将稿子报送汪东兴。汪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5日，汪东兴再批示：“可以发两报一刊社论，请耿飙、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同志阅办。”但只有李鑫在这个批件上画圈，没有听取其他几位的意见。据李鑫后来的检讨，是他没有同宣传口和两报一刊的负责人商量，就直接报汪东兴审批了。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社论最后说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成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

　　上述经过说明，这个经典表述不出自华国锋。华国锋说没说过“凡是”呢？说过，但与这个经典表述的背景或词句并不一样或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谈到揭批“四人帮”问题，华国锋说：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在这里华针对的是揭批运动的具体问题，提醒揭批“四人帮”不要触及毛泽东。一次是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注42这个讲话，就是前述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那个稿子。讲话里“两个凡是”的表述，与两报一刊社论不完全一样，主要是第二句不同。据华国锋说，讲话稿和社论稿分别经政治局讨论或传阅同意。

　　不久，华就感觉他的讲话有毛病：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华并非“两个凡是”受到批评后才感觉有毛病的。几乎所有人都忽视了一个事实，即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华再未提过“两个凡是”，官方文件、官方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可以说，作为有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到这时实际已经终结。说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不是事实。至于“文革”之后维护毛晚年的理论和实践，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心理，很难也不应该以有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来概括。

　　有一点需要澄清，“两个凡是”不管有什么真实指向，至少没有反对邓小平复出的意思。最早质疑“两个凡是”意在阻止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是邓力群。据邓力群回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当天我没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年轻人朱佳木来找我。他说，老邓，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论了吗？我说，我没看，有什么事吗？他说，这个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后，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这个意思说了。王老说他没注意。我对他说，这‘两个凡是’里面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没过几天，王震同志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地说，有一个社论，讲‘两个凡是’，据说是一个理论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老就批了一通，还点名批了李鑫。接着王老找邓小平反映。”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77年2月，王震去看望邓小平。邓表示了对“两个凡是”提法的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列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王震看望邓小平，很可能就是去反映“两个凡是”问题的。

　　邓力群显然有误解。如前所述，华和高层已经在考虑和安排邓出来工作，不可能发表一篇社论去阻挠邓的复出。真是如此，如何解释社论发表之后华还要宣布准备恢复邓的工作呢？还有一种说法：提出“两个凡是”是为了继续“批邓”。这更无从谈起。前面已述，年初高层就停止了“批邓”，怎么会用“两个凡是”去维持一个已经废止的口号？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

美惠子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错案，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主要错误之一。但是说到具体情形，几乎所有的著述都是讲的汪东兴；至于对华国锋，只有简单的政治结论，事实则含糊不清。

　　1980年11月，中央政治局连开九次会议批评华国锋。胡耀邦在发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对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觉得国锋同志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我当组织部长以后，国锋同志公开地同我讲哪一个人不能解放，这倒还没有，我总要讲一个公道话，从一九七八年以后，确实没有过。但是，我经常向他反映一些干部的情况，他总是说，哎呀，这个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这种情况。”华国锋主政时期，胡耀邦是中组部部长，又曾经与华共事，对华比较了解，他的评论应该有分量。胡耀邦说得很清楚，华没有反对解放哪个老干部，只是“不积极，不热情”。“不积极，不热情”同有意“拖延和阻挠”当然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一些史料和口述，还反映出华的另一种状况。以胡耀邦本人为例。1976年“批邓”运动中，胡耀邦受到严厉批判，已经被边缘化，在家中赋闲。胡耀邦透露,1977年2月26日，华国锋、汪东兴曾找他谈话。谈什么，胡没有说。据胡耀邦女儿满妹的著述，华找胡耀邦谈的是请他出来工作的事情。满妹回忆，抓捕“四人帮”后，经叶剑英提议，华国锋亲自登门看望胡耀邦，请胡到中央党校工作。胡婉拒了，华登门无果。1977年2月26日，华再次邀胡到中南海商谈工作问题。这次是华国锋、汪东兴一起同胡耀邦谈的，华告诉胡：中央党校即将恢复，请胡去党校主持工作；胡仍不从。后来是叶剑英出面，胡才答应。

　　胡绩伟的出山，也是华国锋亲自出面。胡绩伟“文革”前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文革”中作为“走资派”打倒。1975年，胡到国务院政研室工作，没有安排任何职务。1976年10月底，经人举荐，华专门找胡绩伟谈调回人民日报社工作一事。胡以能力差、不能胜任为由推辞。据胡回忆：“华国锋笑着对我说：‘你能力差？你难道还不如那个草包总编辑（指《人民日报》前主要负责人——引者注）高明？’华国锋是老实人，说的是真心话，他的激将法对我还真起了作用。我不服气地说：‘当然，我比他高明！’华说：‘他干得了，你干不了？’我无言以对。华说：‘好，中央决定让你回去，明天就去报社上班！’我只好服从。”

　　张爱萍的复出，同样是华国锋亲自召见谈话的。张爱萍“文革”前任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文革”发动之后不久，1967年即被逮捕入狱，1972年4月方出狱。1975年初期复出，任国防科委主任；1976年“批邓”运动中再次被打倒。据张爱萍之子张胜记述，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召见张爱萍，告诉他：专委注”，现在由他来接。华和叶帅商量过了，相信张一定能把“两弹一星”抓上去。华还说，通过1975年，他就看出张爱萍来了。张胜还记述了华对张爱萍一番颇为坦诚的谈话。

　　胡耀邦、胡绩伟、张爱萍都是“文革”初期的“走资派”，胡耀邦、张爱萍还在刚刚过去的“批邓”运动中被诬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华以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门，或约见，求贤若渴，一片诚心，不仅没有“阻挠和拖延”，甚至也看不出“不积极，不热情”。

　　粉碎“四人帮”之后，调整了一批省部级领导班子，一些“文革”中被打倒的资深官员即“老干部”或被启用，或被重用，同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不会没有关系。在解放老干部的问题上，华国锋未见得都“不积极，不热情”，他曾对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说：“为什么有些老同志出不来？为何不能互相谅解？习仲勋、宋任穷出来不是很好吗？周惠要到内蒙古去。有些老同志靠边多年，为何不让出来？怕举逸民。这些都是无产阶级的逸民。”

　　平反冤假错案，华国锋也不是毫无作为。据图们、祝东力的著述，内蒙古最大的冤案“内人党案”的复查平反报告，就是华国锋亲自修改和审定的。报告上送四天，中共中央就批复正式平反，中央的批示也是华国锋亲拟的。据曾志的回忆，胡耀邦在中组部召开冤假错案的案例座谈会，是华国锋批准的。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文革”的重大冤案之一，由于“钦点”而极难复查平反。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时曾试图解决，因阻力太大无果而终。胡耀邦上任中组部后，即提出复查此案的请求。主管专案的副主席汪东兴再下“禁令”：“六十一人”的问题是毛主席和：）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胡耀邦坚持复查，并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也得到华国锋支持。华国锋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胡耀邦当年说过：华主席对我说，看来六十一个人的问题是可以复查的。让我们先搞出材料，一步一步酝酿。“六十一人案”终获平反，首功当推胡耀邦，一些元老和中组部的干部也功不可没，同样也不能不肯定华国锋的作用。

　　华国锋对上述两桩重大冤案的处理，固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但是，简单地以“拖延和阻挠”来判定华国锋对解决冤假错案的态度，恐怕也不公道。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美惠子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肯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也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一大错误。应当承认，华维持了这些口号，这表明他至少相当程度上没有脱出毛晚年意识形态的窠臼。但是通观华的政治实践，事情不像人们批评的那么简单。

　　华的方略是“抓纲治国”。“纲”是毛泽东的语言，指的是“阶级斗争”。但是细察华说的“阶级斗争”，并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揭批‘四人帮”。《人民日报》称：“我们当前的主题，当前的纲，就是深人揭批‘四人帮’。”华“抓纲”的目的在于“治国”，他沿用毛泽东的话，特别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批‘四人帮’中要贯彻主席说的‘抓革命，促生产’，过去‘四人帮’谁说‘抓生产’，他们就说‘唯生产力论’……我们现在要好好‘抓革命，促生产’。”虽然依旧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套路，但重心在“促生产”，毕竟与“只革命、不生产”或“重革命、轻生产”不同。对国民生活，华国锋也相当关注。甫一粉碎“四人帮”，召开财经工作会议，华要求“把暂时的困难渡过去，而且要把群众生活搞得更好”，“注意群众生活要搞好，市场一定要搞得更好”，嘱咐“明年市场要安排好，元旦、春节要安排好一点”，“轻工业这两个月不要放松”；还提议明年要解决工资问题。

　　“文革”之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是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主题是恢复和发展农业。华否定了“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粗暴批判，正面肯定了发展生产力：“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粉碎‘四人帮’这场大革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被‘四人帮’长期压抑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生产积极性迸发出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希望了。”

　　语言虽然充满意识形态色彩，但透露出来“抓生产、抓生活”的意向。华主政两年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主题都是计划、生产、科技、教育、财贸、引进等业务，比如：1976年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1977年3月全国计划会议，3月中央工作会议（议题之一是商定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4月到5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11月到12月全国计划会议；1978年2月到3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之一是讨论《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3月全国科学大会，4月到5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6月到7月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7月到9月国务院务虚会。

　　按照官方叙述，“重点转移”是“文革”之后的历史性转折，而这个战略是邓小平最早提出的。已有著述还把它说成是与“两个凡是”较量的结果，若隐若现地划出一条华国锋与邓小平对立的线索。事实并非如此。

　　问题是从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时间提出的，追溯起来，最早还要说是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作的报告。华和高层的设想，是揭批“四人帮”的清查运动在年内或稍长一点时间“分期分批基本查清”，至于深人系统地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世界观”，“是长期的更为艰巨的任务”。注60即揭批“四人帮”分为清查和理论批判两个方面，清查运动大抵在1977年内告一段落，或者再稍微延长一段时间；理论批判则作为长期任务进行。

　　十一大后，协助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从军队工作的角度考虑早些结束揭批运动，尽快将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8月23日，复出才一个月，邓小平就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透露了这个意思：“华主席提出当前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而且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这总也有一个时间限制嘛，这就是说某个时期总有某个时期的纲。”邓没有直接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还说“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肯定的”，但强调的重心是“某个时期总有某个时期的纲，某个部门总有某个部门的纲”。或许应该更多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理解邓的想法，其意图可能是以局部替代整体的方式，淡化和置换“阶级斗争”的“纲”。

　　其实华国锋也在考虑结束揭批运动。1977年12月，他要求在年内或稍长一点时间，分期分批结束清查运动。有人要求把清查运动的时间延长一点，华没有同意，要求还是按照十一大的提法。不知何故，高层并未宣布结束运动，倒是提出“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底”在哪里？时过九个月，邓小平旧话重提。1978年9月，邓在东北同沈阳军区负责人谈话，透出对运动过久的不满：对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运动不能总这么搞下去吧？运动搞得时间过长就厌倦了。有的不疼不痒，没个目的，搞形式主义。

　　邓小平回京后，很可能与华国锋作过沟通。10月9日，华同“毛著编办”几位负责人注65谈话，提到邓小平经过沈阳时，李德生反映基层群众对运动有些厌烦。华还说，邓在东北提出了军队结束运动的五条标准。华这时提出的问题与邓大致相同：现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从全党全国全军来看，怎样估计分析，什么时候可以告一段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这个底怎么算？在他看来，从理论上批林彪、“四人帮”还可以搞若干年，但这不好把全党全军全民全体卷人到里边来，多数人怎么办？应该转向新的任务、奋斗目标。华很清楚，加快经济建设，加快四个现代化，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这是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华国锋考虑，就在这年H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结束运动。迄今为止，这是所见最早提出结束揭批运动、把“转向新的任务”作为会议议题的材料。高层就此征求了各地负责人的意见，中央常委商议了此事，政治局开会讨论做出了决定。会议前夕，1978年11月5日，华国锋同起草文件的“秀才”班子谈话，告诉他们：“明确明年一月一日就转。坚决转。征求地方同志意见，常委议了，政治局开会也谈了，大家都一致赞成，再不转，工作就耽误了……基于这个分析，提出重点转移。”到1978年冬，在“重点转移”的问题上，华与邓没有根本性分歧。

　　华国锋唯一有些顾虑的，是如何提政治口号。他的想法，“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或者“提揭批‘四人帮’为纲”，在这个“总口号”之下实现“重点转移”。这种“两张皮”的策略，透出华国锋内心的某种障碍。作为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又长期接受了意识形态的灌输，华时刻担心触碰毛泽东，反复申明：“搞思想解放不是为了贬低主席思想……解放思想，不是要从主席的思想里解放出来，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华未必真的想继续进行过去那种“阶级斗争”，很可能想以此为盾牌，他不愿也不敢在意识形态层面和政治层面有违毛泽东。这一点，华的确不如久经沙场因而谋虑深远的邓小平。就这次会议而言，大概也只是在这一点上，华的意见与邓稍有差异。1978年11月10日，华在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一天即宣布：“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华的讲话既没有提“阶级斗争为纲”，也没有宣布停止“阶级斗争为纲”，绕开了这个敏感问题。




　　注释：

　　本文参考了《李先念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耿飙回忆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等大量文献资料，因杂志版面所限，无法全部刊出，需要了解注释具体内容的读者，请上“炎黄春秋网"(www.yhcqw.com）阅读。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美惠子

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续):那个时代未必需要强势政治领袖

韩钢

2011年03月15日10:20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留言  论坛  网摘  手机点评  纠错

中共历史上，华国锋不算是强势政治领袖。他主政的两年多，高层权力核心经历了两次变化：一次是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真空的填补，一次是从他本人转移到了邓小平。两年多，我们搞了一场政治上的搏斗，阶级斗争的大搏斗，确实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出现了多少惊心动魄、雄伟壮观的场面。”两年多时间“扭转乾坤”，原因自然不是单一的，而主政的华国锋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经验告诉人们：一个社会的深刻变化和转型，未必需要强势政治领袖。

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在天安门城楼上。作为“一代领袖”向参加集会的群众招手致意，这是首次亮相。

    本文原载于《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

　　压制“真理标准”讨论？

　　按照官方叙史，华国锋压制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相关材料和著述，大多也是讲的汪东兴，涉及华国锋往往语焉不详。

　　许多材料显示，汪东兴的确是压制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是华国锋与汪东兴不同，充其量是不积极，现有的材料很难看出他“压制”了这场讨论。这恐怕与华历来对意识形态问题谨慎有关。从地方到中央，华长期从事政府工作，分管过文教、农业、财贸、科技，事务性特点突出而意识形态色彩较淡。1970年代，毛泽东曾提醒华：“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95页）毛的批评可以算是一个佐证。

　　1978年，理论界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议论蜂起。中宣部的官员顾虑甚多，希望华国锋能出面讲讲理论问题，以统一思想。华的看法是：现在议论多，思想活泼，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至于理论问题，诸如“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华认为讲早了不好。他还是主张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他讲早了人们会认为：）主席讲了，大家就不好说了。中宣部负责人再三请华讲一讲争论的问题，华仍坚辞：具体争论的问题，思想不一致，讲早了不好，思想问题有针对性的可以讲一点。（华国锋、汪东兴、乌兰夫听取张平化、朱穆之、廖井丹汇报的谈话，1978年4月7日。）华国锋不想对理论问题匆忙表态，恐怕既有他本人对理论问题不熟悉的原因，也有性格温厚、包容的缘故。无论如何，华对理论界的争论不反感，主张“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客观上给了人们讨论问题以某种宽容。

　　“真理标准”文章发表的前一天，华国锋出访朝鲜回国（5月4日至10日访问朝鲜）。据华本人说，因为有许多事情亟待处理，没有顾上看。6、7月间，华听到关于这篇文章的争论情况，才知道对文章有不同看法。后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议过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去研究。（参见《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192～193页）这是事后的说法。可以肯定，当时绝非所有常委都认为文章主题好。没有材料显示，华国锋本人是否认为主题好；但也没有材料证明，华对这场争论施以了打压。华至多是过于谨慎，不想对理论问题表态而已，与汪东兴的压制、指责不能相提并论。

　　真理标准讨论受到责难，主张者一时压力不小。有材料显示，华国锋不赞成戴政治帽子的做法。1978年7月4日，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谈话，对“砍旗”的帽子有批评：“现在有一种苗头，动不动就说矛头对准谁，就说你要砍旗子。这样说，你叫人家怎么办呢？胡耀邦说，我们搞‘四不’（‘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引者注）。有人爱整人，结果整到自己头上。”（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的谈话，1978年7月4日）“砍旗”是反对者给真理标准文章扣的政治帽子，华表示了反感。这一番话，对着“真理标准”文章的组织者胡耀邦讲，不说是对胡的支持，至少说不上是“压制”。1978年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介绍了一个情况：“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中篇，《财经》2008年第12期；沈宝祥：《真理部长问题大讨论》，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四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页。）华承认“真理标准”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求“要搞清楚”，说明他不仅包容了讨论，而且给予讨论某种支持。

　　当年的“实践派”代表人物胡绩伟后来评论说：华国锋“态度比较温和，为人比较正直，处事比较慎重。鲜明的对比是毛泽东主席，他也是常常让刘少奇或邓小平主持会议，但他很快就打断人家的话，把主持会议权完全接过来。他作结论时更是上纲上线，提得很高。整个会议都在他的控制之下，火药味越来越浓。而华国锋却不是这样，例如所有关于宣传的会议，他都几乎让汪东兴主持，他总是温文尔雅地坐在旁边，对汪东兴不断发出的‘枪炮子弹’，他从没有火上浇油，反而起一些缓解松弛的作用。特别是当汪东兴对我大批大骂时，华主席对我没有上纲加码，既没有叫我停职检查，更没有罢官撤职，这就使我不仅能够继续领导人民日报，而且大大鼓励了我继续大胆地解放思想，相当独立自主地改进人民日报。”（《胡绩伟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35页）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真理标准”文章发表后，一些主要报纸和理论刊物非但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发表有关文章，地方官员也纷纷表态支持，倒是反对的观点在报刊上鲜见。如果华真要“压制”这场讨论，以他“第一号人物”的身份，事情也许更加曲折。

美惠子

　“洋跃进”？

　　“洋跃进”也是指斥华国锋的错误之一。“跃进”自1980年代以后是个贬词，“跃进”再戴个“洋”的帽子，更有些挖苦的意味。

　　所谓“洋跃进”，从目前的解释看，有“宽”“狭”两种含义。广义的“洋跃进”，指1970年代末伴随大规模技术和设备引进的经济高速增长。狭义的“洋跃进”，指超出国力承受边界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大规模引进。由于批评者将之比作1950年代的“大跃进”，又因为具有1950年代不曾有过的对外引进的因素，故称之为“洋跃进”。对“洋跃进”，政学两界历来有不同看法，以至于对这个说法都有争议。作为学术问题，这本来是可以讨论的。不过，无论是肯定还是批评，前提是弄清事实。因为事情本身比较复杂，这里只讨论最高层关于引进的决策层面的事实问题。

　　“文革”结束以后，当时面临的局面相当严峻。工业生产方面，突出的问题是燃料、动力和原材料紧张。为解决这方面的困难，1977年7月，国家计委提出，今后八年，除抓紧“四三方案”（指1973年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和新技术的方案，因需动用外汇43亿美元，故称“四三方案”。）的在建项目的投产外，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单机和技术专利，总额为65亿美元。7月26日，政治局听取国家计委汇报。邓小平提议引进还可以加一点，譬如搞100亿美元也是可以的。他的想法是，多出石油、煤炭和轻工业产品，换取外汇，多引进设备和技术。叶剑英当即赞成，说“不算多。投信任票。”华国锋、李先念也都表示赞成。（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第一分册，2004年11月初稿，未刊，第34～36页。）

　　会后，国家计委修订引进方案，提出在65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引进项目，规模扩大到150亿美元。18日、23日、25日，政治局三次听取国家计委的汇报，肯定了计委修订后的方案。邓小平很肯定150亿美元的引进计划，认为没有什么危险。邓甚至提出，再过两三年，也许可以再多些。李先念同意邓的意见。华国锋也同意邓的看法，肯定国家计委的计划是积极的，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55～62页。）

　　1978年2月9日，政治局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一个突出议论的话题是加速和扩大引进。邓小平认为：引进技术的谈判，要抢时间；对共同市场，也要迅速派人去进行技术考察，几百亿的长远合同要考虑；要进口大电站、大化工设备，不怕冒头。还说：步子要快一些，政治局今天可以下这个决心，试一试，不行也不要紧。叶剑英说：我们要在二十三年内完成四个现代化，这是全世界都关心的问题。干劲要鼓足，气势不可怕。把积极性调动起来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把我们的建设速度加快，再加快。华国锋赞成，说：180亿元的进口，可以一起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草稿）》经济部分时的谈话（1978年2月9日）。）按照华的主张，引进规模扩大到180亿元。

　　3月13日，政治局再次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的汇报。华国锋说：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是加快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小平同志1975年说这是一个大政策。粉碎“四人帮”以后，提出了65亿美元的方案，现在看不够了。引进也要有个长远打算，至少要有八年的打算，但是不定死。国际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不断变化，要加强调查研究，统筹考虑。现在提出这个规划很重要，要先把今年60亿美元的引进方案定下来。华说：八年引进规模180亿美元，也可能是200亿美元。（《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90页。）邓小平说：引进这件事肯定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要缩短从谈判到进口的时间。如果一个项目能缩短半年，早投产一年半载，就把钱赚回来了。（《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九九七）》（上），第279页。）

　　4月19日，政治局听取国家计委等五部委关于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汇报。邓小平明显流露出不满：扩大进出口贸易问题，我已经说了多次，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做得快一些好一些。政策上大胆一点，抢时间进口设备，是划得来的，得到的比付出的利息要多，问题是善于去做。目前的时机是有利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解放了，可以拿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我们所用。要想一想，现在思想解放得够不够，到底还有什么障碍，看看上层建筑、生产技术方面存在什么问题。有些事情不能总在北京转圈子，一拖就一两年，要尽快研究解决。（《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第298页。）与邓小平一样，华国锋也强调了解放思想的问题：我们要经过二十三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真正动脑筋，想办法，争速度，这里就有一个引进的问题。太急了不行，慢腾腾也不行。我同意小平、先念同志的意见，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放手一点。（《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93页。）后来的“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即由此而来。

　　6月1日、3日，政治局听取林乎加率领的赴日经济代表团和段云率领的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汇报。华国锋对引进规模稍显谨慎，他说：国外引进与国内条件要平衡。有些大的项目，下决心要慎重，下了决心就能上准。这不是优柔寡断。他说：千万避免万马奔腾、齐头并进，最后都上不去。大家的热情是好的，现在劲头来了，但是引进不能不顾国内条件。不过在引进新技术和利用外资方面，华仍主张要大胆一些：用外汇进口新技术，可以加一些；利用外资，胆子也要大一些。邓小平则毫无顾虑，气魄极大：下个大决心，不仅不要怕欠账，那个东西没有危险，就不怕还不上钱。抢回一年时间，就补偿有余。思想要解放。6月22日，邓小平同余秋里、谷牧、康世恩、方毅谈话，说得更干脆：同国外做生意，搞买卖，搞大一点，什么150亿，搞它500亿。（《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118～120页。）500亿美元的规模，是3月份拟定的200亿的盘子二点五倍。

　　大概是受邓小平的影响，6月30日听取谷牧出访汇报时，华国锋再次强调步子要大一些：第一次提65亿，第二次180亿，现在有一些新的设想，步子还可以再大一些。（华主席和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听取谷牧同志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汇报时的重要指示（1978年6月30）。）几天后，他在一次谈话中嫌原计划过于保守：“一种办法是让外国剥削一点去，干翻身有什么不好？另一种办法是借自力更生为名，搞假‘左’，五十年也翻不过身来。哪种好？中央准备采取大的政策引进。从60亿到180亿，现在要搞到500亿美元。花一点钱。这是一个大决策，原计划是保守了。”（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的谈话（1978年7月4日）。）同华、邓的态度相比，叶剑英、李先念显得比较谨慎。叶说：引进技术，重点在欧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要吃饱，二要消化得了。看主观条件，能否消化得了。一天三餐，一顿去吃就消化不了。要按消化能力，掌握分寸。要集中更大力量消化引进的东西。李先念说：引进要同国内制造平衡，要结合起来。光进口，国内机械工业不提高不行吧？！（华主席和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听取谷牧同志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汇报时的重要指示（1978年6月30）。）

　　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要求国家计委提出一个引进新技术的单子。国家计委做了研究，并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各方面提出的扩大技术引进的设想，需要用汇超过1000亿美元。7月上旬，国家计委初步整理，汇总了一个850亿美元的方案。7月11日，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作了汇报。华国锋从加快发展速度的角度肯定了引进规模的扩大：关于引进国外新技术，原来我们提了一个65亿美元的引进方案，以后看到形势发展好，认为可以多搞一些，提高到180亿美元。现在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这也是合乎认识规律的。（华国锋听取李人俊关于扩大新技术引进初步设想汇报后的讲话（1978年7月11日），《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138～139页。）有材料显示，邓小平也有把引进规模扩大到800亿美元的考虑。（1978年12月9日，王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发言：“邓小平同志讲用外国贷款由五百亿增到八百亿。”见《王震传》编写组：《王震传》（下），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第165页。）尚不清楚的是，邓什么时候提出的这个想法，这是他自己的考虑还是对计委方案的肯定。李先念则仍然对引进规模的扩大有些担心。8月3日，在国务院务虚会上听取各部门汇报后，李先念谈了一些意见：要想一想自己的本领，一下子引进那么多新技术，能不能掌握和消化？不要搞成“花子拾黄金”。我们搞经济工作的同志，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至于国民经济的平衡，不可能一下子平衡得很好，但要做到八九不离十。我怀疑能否借到500亿美元？借了500亿外债还不起，国际上对我们的观感就要变。500亿美元也不是一下子全都用，我想先借200亿美元，用点还点，还点用点，滚着用，大概就差不多了。（李先念听取各部汇报后的讲话（1978年8月3日），《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140页。）虽然叶剑英、李先念都有些隐忧，高层最终还是作出了进一步扩大引进规模的决定。9月9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结束时宣布：最近中央决定，引进工作胆子要更放大一些，步子要更加快一些，今后十年的引进规模可以考虑增加到800亿美元。李还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1978年9月9日）。）

　　上述高层决策过程的梳理，表明引进规模的扩大有一个过程，高层领导人的意向也有些变化和参差。从65亿美元到后来的800亿美元的规模，最初高层的意见比较一致，后来逐渐有些差异。在高层领导人里，邓小平的调子始终是步子要快，规模要大；华国锋的想法与邓最接近甚至完全一致，中间虽一度略微谨慎，但很快恢复了乐观态度。叶剑英、李先念开始也赞成扩大规模，但是随着规模设想的一步步扩大，态度渐趋谨慎。所以，即便把当年的引进规模扩大说成是“洋跃进”，也不是华一个人的主张，事实上邓小平比华国锋更积极。无怪乎邓小平后来说：不要再提“洋跃进”了，与1958年的“大跃进”不是一码事。（叶选基：《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南方周末》2008年10月30日。）

　　胡耀邦事后的评论比较公道：“经济问题，我们也是有错误的，一个是高指标，一个是大轰大嗡，主要是一九七八年。我觉得，这个问题，国锋同志是有一份责任的。但是，我的意见，当时指标是中央全会讨论了的，大家都举了手的，我也是有错误的，因为当时我是中央委员之一，我也是吹过的。”“经济上的严重失误、严重错误，我的意见，不要把主要的账算在国锋同志身上”。（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19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第746页。）经济工作有没有错误、有多大错误，见仁见智，尽可讨论；不过，胡耀邦说这是中央全会的决定，“大家都举了手”，责任不在华国锋一个人，却是不争的事实。

美惠子

被忽视的“滥觞”

　　关于改革开放起源的历史叙述，很少提到华国锋，似乎华与改革开放无缘甚至是对立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最早提到“改革”，是1977年5月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会使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来，唤起人们去加以改革。”（华国锋：《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日报》1977年5月1日。）当然，这是秀才班子起草的稿子，属于官样文章；而且这里所说的“改革”源自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同后来的改革含义殊异。

　　那么，华国锋有没有改革开放的意识呢？这需要凭史料来回答。由于文献档案公布甚少，笔者只能根据所见零星史料梳理。

　　在借鉴和学习外国经验问题上，华国锋不是一个保守的领导人。1975年他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科技工作时，就曾感叹“科技人员不敢看外国书，思想有顾虑”。（国务院领导同志听取胡耀邦等同志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的讲话（1975年9月26日）。）1977年初，项南（项南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兼农机局局长。）向他汇报考察美国农业机械化的情况。项南一边汇报，一边放映拍摄的纪录片，华对美国农业生产的发达和农业机械化的先进程度感到惊诧，韩丁一人种1600多亩地、一年生产150万斤粮食的事实尤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项南感慨地说：“华主席，我们总在说要缩小三大差别。实际上，我在美国看到的真实情况是，美国的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比我国小。”他向华国锋建议：“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应该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华“内心有所触动”，对项南说：“我相信你说的情况是真的……”。（胡少安著：《敬畏人民——项南传》（上），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第198～199页。）

　　前述华国锋在引进问题上的主张，某种程度上已经含有打破自我封闭的意义。在他看来，我国科学技术落后，要很快搞上去，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学习外国好的经验，非常重要。他说：“‘四人帮’闭着眼睛，不学外国技术，那才是真正的爬行。”（华国锋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引进成套设备计划汇报的谈话（1978年3月13日），《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90页。）1977年底至1978年中国派出一些代表团出国出境考察，比较重要的有：林乎加率领的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段云率领的经济贸易考察组考察港澳，李一氓率领的中国：）工作者访问团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华国锋认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要学习外国，就得出去考察了解……出去考察一下，看来很需要，可以解放思想，看看国外有什么好东西，看看资本主义的弱点，联系自己作为借鉴。”（华国锋听取林乎加、段云汇报后的谈话（1978年6月3日），《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118页。）对干部的思想保守现状，华国锋十分感慨：“现在有个问题，高干思想跟不上，怎么办？多出国，多考察……我们是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中国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故乡，也是夜郎自大的故乡。”（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的谈话（1978年7月4日）。）在华国锋、邓小平和高层推动下，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纷纷组团出国考察，1978年掀起中国当代最大的一次出国考察潮。

　　考察外国反馈回来的信息，给华国锋很大刺激。初步了解外部世界后，中国与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差距凸显。对华国锋来说，改革的动因更可能是来自于中外现状的比较。华认为：“考察了这些国家，对我们有启发。外国企业管理确实有好经验值得借鉴。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确实不适应，非改革不可。”“上层建筑，很多东西要改进。我们出个国，办手续，快者三个月，慢者半年。这样的上层建筑不适应，要大胆改革。”但是国人尤其是干部却存在“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心理，华痛心疾首的是：“这不是个别现象、局部现象，是带普遍性的。这样能加快速度？”华认为“问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落后”，“有个思想束缚”，所以才要“思想再解放一点”。（华主席和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听取谷牧同志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汇报时的重要指示（1978年6月30）。）

　　从哪些方面进行改革？华国锋当时比较关注的是行政效率、企业管理、分配制度等问题。他主张精简行政和管理人员，对企业干部实行考核，在企业里实行政治挂帅和奖励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华国锋还指出了过分集中的问题，醒“要警惕我们的部片面强调集中统一，各部什么事都想抓在自己手里，都想自己管”，他要求“要发挥两个积极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华国锋当时就主张“要利用价值法则，加快资金周转”。他举例，现在钢材库存1380万吨，正常库存有600多万吨就够了，多了700吨。这反映企业管理有问题，积压了物资、资金。他说：“资本家多积压一个月就不得了，半年就不顾一切往外抛，赔了本是要跳楼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能学，他们的技术、管理方面好的经验可以学，洋为中用嘛！”由此提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计划为主，也要利用价值法则。”（华主席和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听取谷牧同志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汇报时的重要指示（1978年6月30）。）注意价值法则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实际上已经多少显露出后来经济改革的纵深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应该肯定华国锋的主张有某种前瞻性。

　　说到前瞻性，还有件事情值得一提。1978年6月，赴港澳经济考察组提出一个十分新颖的建议：利用宝安（即今深圳）和珠海毗邻香港和澳门的地域特点，把宝安和珠海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成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华国锋非常关注这个动议，他说：“有些意见我很赞成，有些要进一步探讨。比如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法问题要研究……加工订货，进料加工，来料加工，原则定下来，具体问题还要研究，最好搞个文件，经过讨论，发下去执行，首先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把来料加工搞起来。总的意见，参观以后，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动手去干，不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看准了，就要抓落实。比如来料加工，不要议论议论、热闹热闹就完了，要切实落实，把它办起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和段云为组长的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工作报告的讨论（1978年6月3日），《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119页。）这实际上是后来建立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最早酝酿，也是对外开放实施“两头在外”战略的最初萌芽。然而，很长时间以来，这个史实几乎无人知晓，几近湮灭。

　　对外关系不是华国锋熟悉的工作领域，但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在处理对外事务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和务实风格。特别是他很注意在对外交往中，考察外国的情况和经验，以为中国的借鉴，而不是一味僵化、墨守陈规的领导人。

　　1977年，华国锋邀请南斯拉夫总统、南共联盟总书记铁托访华。这在当时是一个颇具勇气的决策。自1958年始，中共就一直视南斯拉夫为“现代修正主义”，并且第一个中断了同南共联盟的关系。据时任中联部八局局长的朱良回忆，虽然1975年毛泽东一度称赞铁托，并托来访的南斯拉夫总理比耶迪奇向铁托转致问候，两国紧张的关系有所松动，但是铁托访华涉及是否恢复两党关系的问题。国内有一种意见认为，反对南共联盟“现代修正主义”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不能否定。当时，中联部部长耿飙、副部长李一氓思想比较解放，而“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更解放”。笔者猜想，朱良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当指至少包括华国锋。这年8月，铁托来华访问，获得极大成功，两党关系的恢复进入“快车道”。1978年3月，中共高层派出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和乔石为副团长的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出访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访问团回来后向中央报告，否定了过去中国党给南斯拉夫加上的“修正主义”罪状，肯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南共联盟是马列主义政党，并就恢复两党关系的方式和华国锋访南提出建议。6月，中南两党正式恢复关系，南共联盟成为第一个同中共恢复关系的“修正主义党”。

　　8月，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自1957年以后，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华国锋非常感慨。据朱良回忆，华了解到南、罗同中国的同类工厂、企业相比，规模、设备都不如中国，但效率比中国高出很多，企业还挤出一部分产品出口换外汇，而中国的企业权利太小，经营管理有问题。我们关门自己搞，既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又由国家垄断出口，企业产品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去接受外国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裁判。印象最深的，是南斯拉夫的农工联合企业，不仅搞农、牧、畜，而且搞加工，还有自己的销售网点。华要随同访问的赵紫阳（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到四川搞一个、北京搞几个这样的企业。朱良还回忆，华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吸收国外投资和贷款的经验颇有兴趣。看到罗、南对外经济合作完全放开，搞补偿贸易，吸收外国投资，合作经营，生产协作等等，并没有损害国家主权，他当即想到我们吸收外国贷款“似无不可”。华认为，这次访问很大的成果，是开阔了眼界，有助于解放思想，找到了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差距，我们要争取时间赶上去。（朱良：《铁托与华国锋互访——对改革开放带来启迪的外事活动》，《炎黄春秋》2008年第8期。）这种源于经验而不是理论推导的改革意识，比某种“理论”更实在，也更具张力。

　　从实施大规模引进，主张走出去看西方、开眼界，赞成办出口基地和实施加工订货、来料加工、进料加工以及吸收外国贷款，提出改革上层建筑和管理体制看，应该肯定，华国锋主政时，开放和改革已经提上了日程。同后来的改革开放相比，这时的改革开放当然还是浅层的，不少甚至还在酝酿之中。但改革本来就是一个渐次推进、梯度升级的过程，“其始也简”。因为其浅、其简，就忽略它作为滥觞的意义，恐怕是历史虚无主义。

美惠子

毛远新捅邓小平软刀子：自己名声不好就把总理抬出来

井人

2012年05月03日09:16  来源：《党史博采》

【字号 大 中 小】        微博 打印 留言 论坛 网摘 手机点评 纠错

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所作的多次歪曲事实的汇报，使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毛泽东最忌讳的是否认“文化大革命”，而毛远新恰恰在这一问题上向邓小平捅软刀子。

　　

毛泽东和侄子毛远新（资料图）

    延伸阅读：

  

   

    文史频道转载本文只以信息传播为目的，不代表认同其观点和立场

    毛远新是1941年2月14日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出生的。母亲朱旦华临产去医院那天，担任新疆省财政厅厅长的毛泽民，因为忙于工作未能陪同前往。一周之后，毛泽民决定给孩子取名“远新”。他意味深长地说：“中国革命任重道远，孩子是在新疆出生的，我看叫远新挺好的。”

　　小远新长到1岁半的时候，军阀盛世才转向反苏反共的立场，新疆的局势急转直下。1942年9月中旬，盛世才下令将中共派在新疆的重要干部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百余人，先是分开软禁，继而投入监狱，最终将陈潭秋、毛泽民等人杀害。一直无法得到毛泽民确切讯息的朱旦华，抱着小远新，天天思念着丈夫。这种深深的思念和担忧伴随着她在监狱中度过了艰难的三年半时光。1946年，在：）的大力营救下，被国民党新疆反动当局关押的100名：）人及20多个孩子，历经艰辛回到延安。

　　5岁的小远新已经懂得很多事了。他瞪着大大的眼睛对朱旦华问：“妈妈，叔叔们都说我的大伯叫毛主席，他是什么样子？长得和爸爸一样吗？”朱旦华对于孩子这样的发问怎样回答呢？小远新两岁不到，毛泽民就被捕入狱，对父亲的鲜活模样，已经难觅踪影了。但孩子的提问总是要作答的，于是她告诉小远新：“毛主席是你的亲大伯，他和你爸爸长得很像，你看了就知道。你等着吧，大伯一定会让你去见他的。”

　　朱旦华心中的那种盼望，终于成为事实。7月中旬的一天，吃过晚饭后，中央军委保卫部的一名干事，将朱旦华母子接往王家坪毛泽东的住处。这是朱旦华与毛泽民结为夫妻后，第一次以弟妹的身份去见毛泽东，心情不由得既紧张又兴奋。

　　陕北的夏天，吃过晚饭天边还布满半空的余晖。朱旦华牵着小远新来到王家坪，老远就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在窑洞前的一棵树下等候着，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在看见了朱旦华母子后，大步上前，伏下身子，一把抱起小远新，动情而大声地说：“噢，润莲的儿子，我抱抱，大伯抱抱！”

　　朱旦华赶紧对儿子说：“快叫大伯，叫大伯！”

　　由毛泽东紧紧抱在怀里的小远新，一点也不认生，甜而脆亮地叫了一声“大伯！”叫完后，表现出一般小孩所不具备的大胆和灵性，稚声稚气地问：“大伯，你怎么有毛主席和毛泽东两个名字呢？”

　　毛泽东听得乐开了怀，哈哈地笑了。

　　把朱旦华让进窑洞，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朱旦华回到延安后的主要情况，还问及了新疆方面的若干情形，就是没有一句涉及到毛泽民。毛泽东是怕重提弟弟的牺牲会引起弟妹的悲痛？还是到目前为止对毛泽民的生还抱有一线希望？抑或是二者心情兼而有之？就是朱旦华心里也明白在这种时候提到泽民，会引起哥哥的感伤。两人一个是手足之情，一个是夫妻之情，都在这样的场合下避免谈到毛泽民，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他们之间的心头悲伤和兄弟深情！

　　这天是农历6月16日，月亮向大地洒下如水的光华。明亮的月光下，朱旦华发现毛泽东显然心里处在伤感之中。她强烈抑制着自己的感情，将小远新叫过来，对他说：“孩子，大伯还有工作要忙，我们以后再来看大伯。”

　　毛远新听话地向毛泽东作了道别，只见毛泽东忽然招手把他叫过来，半蹲着身子抚摸着侄子的头，连连点头而道：“你这伢子，我喜欢，以后多到大伯这里来！”

　　朱旦华从毛泽东的有些发硬的话语中，听出了一种别有的深情。她努力地调整自己的情绪，上前拉过小远新，在毛泽东的目送下走出窑洞。

　　毛远新住进了中央机关托儿所，与一批高干孩子一样享受到供应标准比一般干部还要高的供给制，同时开始接受文化教育。

　　相距8个月之后——1947年3月，随着国民党胡宗南部23万军队对延安的大举进攻，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中央机关托儿所的孩子们也被有组织地撤走。

　　在中央妇委秘书处工作的朱旦华，这天下午正在住处收拾行装，毛泽东的警卫员来了，要她到王家坪去一趟。朱旦华跟着警卫员来到毛泽东家居住的窑洞，江青也在收拾物件。毛泽东听见了她们的说话声，从工作的窑洞中走出来，与朱旦华说了一番话，问了问小远新的情况，就进窑洞去了。江青拿出一条淡红色的机织毛毯对朱旦华说：“旦华，这是润之盖的，润之叫送给远新，特意要你来拿一下。”

美惠子

    朱旦华马上想到：在延安一床机织毛毯是很贵重的，何况毛泽东正在盖用，于是回道：“这毛毯远新不能要啊！”

　　“这是润之决定了的事，也是我们对孩子的一点心意。”江青说。

　　朱旦华蓦然明白了：几个月前，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已正式通知中共中央：陈潭秋、毛泽民等人已在盛世才的狱中牺牲。毛泽东欲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弟弟的绵长思念，但他不忍心触动那悲伤的心灵，所以悄然离开，由江青转交毛毯。朱旦华想到这里，不觉眼睛湿润了，她双手颤动地接过毛毯，回了一句：“我这就送到远新那儿去。”

　　从清华园到哈军工

　　1949年7月毛远新随母亲和继父——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从北京来到南昌，住在供给制的八一保育院，由保育院送到一所小学读书。到抗美援朝发生后，已经会唱《志愿军战歌》的毛远新，多次缠住母亲要到北京去读书，长大后好参军打美国侵略者，还说北京育英小学的男同学长大后都要参军的，自己和那里的同学、老师是怎样地要好，现在弄得他一个人在南昌上学，一点也不好。这就是他要回北京的理由。

　　儿子老是吵着要到北京上学，朱旦华亦感到为难。1951年9月，她赴北京参加全国妇联工作会议，同时带上了毛远新。康克清一见到毛远新，就心生喜欢地拉过他，问长问短，又对朱旦华说：“你开会带着孩子多不方便，我把他送到他大伯那儿去。”当晚，康克清回中南海就把毛远新带到丰泽园。毛远新见到李讷就有一种姐弟的亲热，两个孩子在毛泽东身边燕子似地穿来跑去，叽叽喳喳闹个不停，无形中把毛岸英朝鲜牺牲后笼罩在丰泽园的压抑气氛打破了。

　　全国妇联的会议结束后，朱旦华来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言谈中讲到：毛远新老是吵着要在北京上学。毛泽东听后未加任何思索，回道：“伢子要在北京读书，这好嘛！”说完，他大着嗓门叫了一句：“远新，你过来！”听到喊声的毛远新来到伯父面前，毛泽东问他：“你想在北京上学，是吗？”毛远新一听嘟起嘴回道：“我本来在北京读书的嘛，干吗要搞到南昌去？”毛泽东点着头，“嗯”了一声，随即想到什么，爱抚的目光落在侄儿身上：“在我这里就像温室的花朵，跟你妈妈在江西可以说经风雨见世面，你晓得吗？”

　　毛远新反应灵敏，马上大声“抢白”说：“大伯，我不住你这里，住到学校去，怎么是温室里的花朵呢？”

　　毛泽东听了侄儿这番体现个性的回话，非但不怪，反而被逗得哈哈大笑，点头赞道：“说的有道理嘛。”

　　在一旁的江青，已经从毛泽东的笑声中有所感悟。这是自从毛岸英在朝鲜牺牲以后的时间里，她头一次看到毛泽东愉怡而笑，顿时感觉到毛泽东是非常喜欢侄儿的，毛远新留在北京上学，对毛泽东的心情改善很有利。江青想到这里微笑着说：“远新愿意在北京上学，就让他在北京读吧。”毛泽东见江青也欣然应允，更是高兴，一把拉过远新，继续同他说话。

　　留在北京读书的毛远新，很快地成了毛泽东家庭中的一名成员。毛泽东夫妇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凡是穿的用的，只要李敏、李讷有，就少不了毛远新的。毛泽东每次外出，不管到北京近郊还是北戴河，或是更远的外地，都要带上毛远新，让这个长得蛮俊气的少年跟在身边。在很多的场合，毛泽东将毛远新视如己出的抵犊深情，是那么真挚地流露出来。李敏、李讷姐妹俩和刘思齐，亲热地给毛远新起了个“小豆豆”的外号。毛远新偏不服小，老是说自己只比李讷小半岁。而李讷就提出跟他比高矮，气得毛远新噘起嘴：“才不跟你比呢。”在一家人的融融亲情中，得到了毛泽东特别关爱的毛远新，幸福健康地成长着。从1951年9月起，毛远新在大伯的身边读书9年有整。

　　毛远新于1954年在育英小学毕业，被保送到北京101中学读了6年。在这所高干子弟中学，毛远新一直是学生中引人注目的角色。他的各科学习成绩都很优秀，组织能力也很强，因此总是担任班长、少先队大队长。毛远新有着爱好体育运动的活泼性格，喜欢踢足球，还能够在校乐队吹长号。更让毛泽东欣慰的是，他还在高三就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

　　以毛远新的家庭出身和“又红又专”的政治标准，1960年下半年，他高中还未毕业就被组织上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是50年代初由苏联帮助我国建立的尖端军事学科最高学府，不少中央领导干部的子女都在该院读书。能够进入“哈军工”，是个莫大的荣誉。毛远新回到中南海，有些得意地将消息告诉大伯。不料毛泽东听后看了侄子一眼，不以为然地说出一句：“你上哈军工是国家保送的，算什么本事？有本事自己去考嘛。”毛泽东的话激发了毛远新的一股心劲，暗自说一定要考取能与哈军工齐名的名牌大学，于是当着毛泽东的面说道：“那我自己去考！”结果，毛远新参加了高考，并以优异的成绩被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录取，可谓名校名系。毛泽东知道后这才点着头高兴地说：“唔，这才像润莲的儿子！”

美惠子

    朱旦华马上想到：在延安一床机织毛毯是很贵重的，何况毛泽东正在盖用，于是回道：“这毛毯远新不能要啊！”

　　“这是润之决定了的事，也是我们对孩子的一点心意。”江青说。

　　朱旦华蓦然明白了：几个月前，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已正式通知中共中央：陈潭秋、毛泽民等人已在盛世才的狱中牺牲。毛泽东欲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弟弟的绵长思念，但他不忍心触动那悲伤的心灵，所以悄然离开，由江青转交毛毯。朱旦华想到这里，不觉眼睛湿润了，她双手颤动地接过毛毯，回了一句：“我这就送到远新那儿去。”

　　从清华园到哈军工

　　1949年7月毛远新随母亲和继父——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从北京来到南昌，住在供给制的八一保育院，由保育院送到一所小学读书。到抗美援朝发生后，已经会唱《志愿军战歌》的毛远新，多次缠住母亲要到北京去读书，长大后好参军打美国侵略者，还说北京育英小学的男同学长大后都要参军的，自己和那里的同学、老师是怎样地要好，现在弄得他一个人在南昌上学，一点也不好。这就是他要回北京的理由。

　　儿子老是吵着要到北京上学，朱旦华亦感到为难。1951年9月，她赴北京参加全国妇联工作会议，同时带上了毛远新。康克清一见到毛远新，就心生喜欢地拉过他，问长问短，又对朱旦华说：“你开会带着孩子多不方便，我把他送到他大伯那儿去。”当晚，康克清回中南海就把毛远新带到丰泽园。毛远新见到李讷就有一种姐弟的亲热，两个孩子在毛泽东身边燕子似地穿来跑去，叽叽喳喳闹个不停，无形中把毛岸英朝鲜牺牲后笼罩在丰泽园的压抑气氛打破了。

　　全国妇联的会议结束后，朱旦华来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言谈中讲到：毛远新老是吵着要在北京上学。毛泽东听后未加任何思索，回道：“伢子要在北京读书，这好嘛！”说完，他大着嗓门叫了一句：“远新，你过来！”听到喊声的毛远新来到伯父面前，毛泽东问他：“你想在北京上学，是吗？”毛远新一听嘟起嘴回道：“我本来在北京读书的嘛，干吗要搞到南昌去？”毛泽东点着头，“嗯”了一声，随即想到什么，爱抚的目光落在侄儿身上：“在我这里就像温室的花朵，跟你妈妈在江西可以说经风雨见世面，你晓得吗？”

　　毛远新反应灵敏，马上大声“抢白”说：“大伯，我不住你这里，住到学校去，怎么是温室里的花朵呢？”

　　毛泽东听了侄儿这番体现个性的回话，非但不怪，反而被逗得哈哈大笑，点头赞道：“说的有道理嘛。”

　　在一旁的江青，已经从毛泽东的笑声中有所感悟。这是自从毛岸英在朝鲜牺牲以后的时间里，她头一次看到毛泽东愉怡而笑，顿时感觉到毛泽东是非常喜欢侄儿的，毛远新留在北京上学，对毛泽东的心情改善很有利。江青想到这里微笑着说：“远新愿意在北京上学，就让他在北京读吧。”毛泽东见江青也欣然应允，更是高兴，一把拉过远新，继续同他说话。

　　留在北京读书的毛远新，很快地成了毛泽东家庭中的一名成员。毛泽东夫妇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凡是穿的用的，只要李敏、李讷有，就少不了毛远新的。毛泽东每次外出，不管到北京近郊还是北戴河，或是更远的外地，都要带上毛远新，让这个长得蛮俊气的少年跟在身边。在很多的场合，毛泽东将毛远新视如己出的抵犊深情，是那么真挚地流露出来。李敏、李讷姐妹俩和刘思齐，亲热地给毛远新起了个“小豆豆”的外号。毛远新偏不服小，老是说自己只比李讷小半岁。而李讷就提出跟他比高矮，气得毛远新噘起嘴：“才不跟你比呢。”在一家人的融融亲情中，得到了毛泽东特别关爱的毛远新，幸福健康地成长着。从1951年9月起，毛远新在大伯的身边读书9年有整。

　　毛远新于1954年在育英小学毕业，被保送到北京101中学读了6年。在这所高干子弟中学，毛远新一直是学生中引人注目的角色。他的各科学习成绩都很优秀，组织能力也很强，因此总是担任班长、少先队大队长。毛远新有着爱好体育运动的活泼性格，喜欢踢足球，还能够在校乐队吹长号。更让毛泽东欣慰的是，他还在高三就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

　　以毛远新的家庭出身和“又红又专”的政治标准，1960年下半年，他高中还未毕业就被组织上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是50年代初由苏联帮助我国建立的尖端军事学科最高学府，不少中央领导干部的子女都在该院读书。能够进入“哈军工”，是个莫大的荣誉。毛远新回到中南海，有些得意地将消息告诉大伯。不料毛泽东听后看了侄子一眼，不以为然地说出一句：“你上哈军工是国家保送的，算什么本事？有本事自己去考嘛。”毛泽东的话激发了毛远新的一股心劲，暗自说一定要考取能与哈军工齐名的名牌大学，于是当着毛泽东的面说道：“那我自己去考！”结果，毛远新参加了高考，并以优异的成绩被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录取，可谓名校名系。毛泽东知道后这才点着头高兴地说：“唔，这才像润莲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