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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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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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7集剧情
恢复高考田源紧张备考
很多教授在会议上对“两个估计”提出了批判，邓小平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自己要在中央经过讨论商量后才能给予他们答复。邓小平陈恳的态度让在场的每一位教授学者都动容，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座谈会已经开了三天了，大家都提出了很多问题，邓小平又再一次提出要重点讨论科学教育问题。这时招生问题成为重中之重，有人提出很多人虽然没有读过高中但是已经具备了高中文化，却因此丧失了高考的机会，国家流失了大批人才。邓小平便决定取消高考资格限制，但是又有一个问题摆了出来，那就是恢复高考问题。专家们一致认为宁可推迟两个月，今年也要恢复高考。邓小平向大家保证今年一定会恢复高考。
田源要去云南了，曹慧特意来跟儿子收拾东西和送行，田源趁机跟母亲提出要她和父亲复婚，曹慧只是笑笑也没有说什么。邓小平在会议室提出，在教育中要摆正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总体上是肯定的，打击知识分子都是四人帮整出来的事。他跟专家们说自己以前是打算过几年再恢复高考的，但是经过这几天和专家们的讨论，他认识到恢复高考的重要性，正式决定就在今年恢复高考。
曹慧和老田在北京香格里拉请田源吃饭，老田高兴地告诉前妻和儿子，田源不用走了，留下来复习功课，因为今年就会恢复高考。曹慧不信，因为已经八月份了，老田说邓小平同志说推迟两个月高考，高校也推迟两个月开学，田源很激动，说自己一定好好复习一定好好高考。田源饭都不吃了，兴冲冲地冲回家告诉建红建国他们恢复高考的事情，大家都很高兴。曹慧看着儿子这么兴冲冲的样子，总有种预感担心儿子又会闯祸，老田安慰她说田源已经长大了，自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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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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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8集剧情

高考取消应届限制
老何从大院子搬走了，田志远忙着搬家把房子腾给老夏，恢复文革前的格局，前妻曹慧过来帮忙，两人又因为政见不和有些不愉快。这时燕子和父亲来了，缓和了气氛。邓小平给了老田一份报告，是有关四人帮如何篡改毛泽东思想的。老田搬家的时候曹慧过来帮忙，老夏劝他俩干脆借着搬家把婚给复了。刚好收音机里传来那天老田看到的报道，老夏觉得最近喜事格外多，曹慧说不能高兴太早因为这次高考只能是应届生，这时妹子赶紧补充说他们学校好多高三的还比不上她这个高一的呢。
田志远晚上问田源他们的问卷调查做得怎么样，因为这关系到高考的生源问题，田源拍着胸脯说开展得很顺利，要父亲尽管放心。因为采纳了众多专家和田志远做的调查，邓小平跟其他领导人谈起恢复高考的细节问题，他要田志远跟大家谈谈自己的见解。田志远提出现在很多应届生的文化水平较低，所以应该要面向全国招生考试，包括那些下乡的青年。但是有人马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第一是时间不够，第二这牵扯到了毛主席提出的知识青年下乡接受教育的政策。不过也还是有很多人支持老田，一时间争论不休。
邓小平向丁肇中提出可以派人去其实验室学习，这样可以更快地推动科技事业的发展，丁肇中答应了。因为丁肇中对美国很熟悉，邓小平便又询问了美国的教育制度，听了丁肇中的介绍后他颇有感触。最后在邓小平的努力下，高考终于恢复了，而且这一届的高考是面向所有的学生，没有应届生的限制。
高考恢复了，很多学生都蜂拥而至地到新华书店买课本，但是库存不足少量的书很快一扫而光，很多学生都没有买到书。田源等学生都很着急，同学们就只好相互借着看，或是抄课本，尽管情况恶劣，同学们高考的热情仍然很高。时间很快过去，高考的那一天很快就会来临了，田源建国他们坐上了去陕北的火车。建红把哥哥寄过来的复习资料给金锁，金锁却说自己不参加高考，建红却坚持要他参加，最后金锁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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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9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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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9集剧情
教科书改革提上议程
高医生在聚会的时候问老田和曹慧什么时候复婚，老田说等到田源高考完了再复婚，大家都很高兴。老夏看小妹的课本发现课本存在很大的问题，教科书上片面地把资本主义国家丑化得不成样子，老夏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便拿着课本去找老田商量。老田听了老夏的一番言论和解释也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便决定要把这个问题反映给邓小平。邓小平在开会的时候，跟大家提了这件事情，要重新修改教科书，尤其是中小学生的，要让教科书跟上时代的潮流。新编教科书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老夏便组织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中。老田劝他也要悠着点注意休息，老夏却觉得时间紧迫。
老夏觉得现在的教材政治性太明显，需要召集最优秀的专家来编写教材。邓小平接受了他的建议，认为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虽然召集那些专家很有难度但是邓小平还是要部下克服一切困难，还批转了一份报告给外交部，从国外购进一批先进材料来作为编写教科书的重要内容。因为夏默最熟悉这件工作，这个重任便落在了他的身上。
买国外教材需要一大笔外汇，邓小平便特意到了中南海请求批示十万美金。虽然很困难但是邓小平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解决了这个大困难。老夏正式开始了工作，经过前期调查得知国外资料非常丰富，而且购买渠道也很丰富，只是有一个难题，那就是资料太多难以筛选。外交部黄部长便提出要夏默带着专家直接去外国购买资料，而且这已经得到了邓小平的批准。
田源又收到了一批复习材料，他大方地把资料借给那些其他要高考的知青看。田源把资料给大州和杜鹃看，但是大州和杜鹃却觉得自己不想高考了。田源开导他们说高考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他们可以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只有参加高考，他们才能有美好的未来。杜鹃和大州被他说动了，还是决定参加高考。这时生产大队的队长找田源和大州，队长很生气，认为他们忙着学习结果耽误了生产，出勤率最近明显低了好多。队长狠狠地批评了他们，知青们的高考路越来越坎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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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10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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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10集剧情
知青高考报名多坎坷
高考报名开始了，建国没有报上。很多报上的下放青年都无比高兴在路上高歌欢呼，建国格外失落，好朋友看出他情绪不对便安慰他自己虽然报上名了但是这次高考的人这么多，也不一定能考上。建国说自己没事，却一个人偷偷跑到山坡上坐着，这时好朋友给他送来一封信是新华社给他送来的，建国看着看着就笑了，问他他还卖了个关子。而田源这个农场的高考报名更加不顺利，很多知青拿着报名表找场长签字。场长却百般刁难，觉得他们破坏了生产坚决不给他们签字。田源不满和他讲道理，最后场长甩出狠话说就是拿枪指着自己的脑袋都不会给他们报名的。
建国给田源打电话问他报上名了没有，田源说他们这儿的知青都被场长卡住了。建国便告诉他自己也被卡住了但是自己后来去县城直接报的名，还要他先别跟领导闹翻，直接偷偷去报名就可以了。原来这是邓小平的新政策今年高考报名不需要经过单位的同意，田源便带着知青们去县城报名了。报名的地方还有带着孩子的知青，田源他们正报着名场长就来了，但是却被工作人员告知政府文件规定报名自愿择优录取，不需要单位同意。场长灰溜溜地走了，田源和他的知青朋友们都报上名了。在安徽凤阳县，建红和金锁也报名了。
高考终于开始了，无数学子都怀着激动的心情踏入考场，这其中不乏那些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人。上午考完了建红跟金锁对答案，结果一对发现自己错了很多，金锁安慰她要她下午好好考。说着说着金锁的胃就开始疼起来了，虽然他极力不让建红看出来，但是心细的建红还是看出了他的不对头。建红拿出苏打饼干，告诉金锁吃这个对胃好。燕子到夏家来问建红建国的消息，她也知道没有什么新消息但就是心里放不下。老夏的心态却很好，这时曹慧也来打探消息了，她很奇怪没有看到老田。老夏告诉她老田跟着邓小平同志工作去了，曹慧说田源连个电话都没有，自己心里急死了。老夏便要她放宽心，这个时候急也没有用。
老田跟邓小平同志反映高考情况，总体情况还不错但是也还是存在很多问题。邓小平同志一一询问了，很是关心考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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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那些可以“通天”的智囊们

智谷趋势研究中心 | 元淦恭

老田老夏是谁

央视一套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以下简称“《邓小平》”），在剧中设置了两个戏份颇重的虚拟人物，分别是田志远和夏默。从电视剧一开篇，两人同邓小平就有频繁的接触，可以说是剧中邓小平的“核心智囊”。

田志远和夏默到底是谁？

电视剧截屏：田志远

先说田志远。《邓小平》第二集交代，田志远的工作单位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虽然“田志远”的名字是假的，但“田志远”的这个单位却真实存在过。

1973年，邓小平复出。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于7月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协助他工作。政研室没有设立主任，只有胡乔木、吴冷西等七人集体负责。据当时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的冯兰瑞回忆，1976年“四五事件”后，邓小平再次下台，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多调到其他部门，仅剩胡乔木、于光远和邓力群三人留了下来。由于《邓小平》剧中出现了有真实姓名的胡乔木，因而田志远这个形象的原型，最可能是当时在国务院政研室的邓力群、于光远两人。

资料图：邓力群（左） 于光远

邓力群在1979年后先后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务，位阶在同期任职于社科院副院长的于光远之上。电视剧中的多处情节，与1977年前后邓力群的经历吻合。电视剧中，当得知《人民日报》社论中出现“两个凡是”时，田志远要去找王震，这符合邓力群自述的回忆。

电视剧截屏：田志远说要去找王震

剧中还有一个情节，1977年春，田志远和夏默到西山面见过邓小平。而1977年5月，邓力群和于光远的确到西山见过邓小平。

电视剧截屏：田志远、夏默见邓小平

根据剧组的说法，田志远糅合了多个人物原型。邓力群和于光远虽然都曾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后来都曾出任社科院副院长，但二人的意识形态色彩迥异，邓力群保守，而于光远更开明。虽然田志远在剧中的一些具体情节和邓力群吻合，但从剧中“田志远”的言论来看，他鲜明地倾向改革，在意识形态上更接近于光远。而且田志远和于光远的名字中都有一个“远”字，也可以作为印证。

根据目前的片花来看，剧中还有相当篇幅关于农村改革。其间，田志远和夏默的形象，可能糅合进了另一位重要的高层智囊的形象，那便是杜润生。杜润生从1979年起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后来主持中央农村政策研究所，是当时最高决策层在农业政策上最重要的“参谋”。

资料图：（从左至右）杜润生、孙冶方、薛暮桥、马洪

再来看夏默，夏默在剧中被设定为“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原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邓小平在剧中称他是“我们党内的经济学专家”。据学者曹东勃考证，能配得上“党内的经济学专家”这项帽子的，不超过三个：孙冶方、薛暮桥或马洪。三人都有在主要经济管理部门工作的经验，在不同时期分别担任过“经济研究所所长”。

电视剧截屏：夏默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薛暮桥和马洪都领导过国务院的智囊机构，这可能与电视剧中夏默后续的角色相对应。从电视剧片花来看，可能在电视剧后面有邓小平视察宝钢的情节，而马洪参与过宝钢建设的论证。

电视剧截屏：邓小平视察钢铁基地

此外，邓小平在剧中还和夏默谈及关于发展中外合资经济的问题，而在历史上，马洪也是较早率团访问海外，并系统介绍国外企业管理理论方法，推动中外经贸合作的高层智囊。

电视剧截屏：邓小平和夏默谈合资经济

当然，从年龄和籍贯来看，上述人物与剧中的老田、老夏不能完全对应。电视剧中的田志远和夏默，可以说是当时一批高层智囊的群像，其中可以找到邓力群、于光远、杜润生、孙冶方、薛暮桥、马洪等人的影子。老田和老夏两人同邓小平的密切互动，正是当时智囊影响高层决策的历史真实的投射。

智囊如何影响决策？

那个时代是智囊的“黄金时代”，核心智囊几乎都可“通天”，与最高层联系紧密，许多重大决策，都有智囊机构的直接参与。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杜润生对农村改革的影响。1978年，安徽凤阳、四川蓬溪等地都已先后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做法，但人民公社制度在整体上仍未动摇，当年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明确称不准“包产到户”。但在这种情况下，杜润生在中央高层中反复斡旋，对邓小平、胡耀邦等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980年，杜润生建议胡耀邦将一封给陕西米脂孟家坪包产到户的信转发全党，作为中央放松“包产到户”限制的信号。随后杜润生又推动了1980年“75号文件”的出台，确定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1年，杜润生起草了关于农业的文件，作为1982年的“一号文件”发出。此后，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发布和“三农”相关的“一号文件”。杜润生由此被称为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

除了农村改革以外，八十年代的智囊机构还扮演了最高决策层和中青年学者乃至外国经济学家之间的桥梁，最典型的莫过于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和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

莫干山会议的发起者是一帮在智库工作的年轻人。根据经济学家华生的回忆，这次会议更深的背景，就是决策层想要集聚中青年研究者的思想精华，为即将开展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方案以供参考。会上不仅集聚了一批经济学家，还有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农研室、中央财经小组等机构的成员与会。除王岐山外，马凯、周小川、楼继伟等现任的财经高官，也都曾是莫干山会议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资料图：“莫干山会议合影”

1984年9月的莫干山会议结束后，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价格改革、企业改革、沿海城市开放、金融改革、股份制和农业粮食购销相关的七份专题报告。一个月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度明确中国的经济体制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会议决定将经济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入城市。

资料图：薛暮桥（左一）、马洪（左二）等参加巴山轮会议期间在长江三峡合影

1985年9月，体改委、社科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了讨论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会议，由于这次会议在重庆到武汉的轮船“巴山号”上召开，因此被称为“巴山轮会议”。薛暮桥、马洪都参加了这次会议。除了国内的学者，多位西方官员、学者和企业家也参与了会议。这次会议被视为中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思想启蒙，会后的报告直接影响了“七五”计划的制定。

及至八十年代末，有智囊背景的青年经济学家，还成为将证券市场引入中国的推动者。1988年3月，青年经济学者高西庆、王波明等提出应建设中国资本市场。当年7月，已离开农研室担任中农信总经理的王岐山，和中创总经理张晓彬发起“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此后，王岐山让王波明、周其仁等起草建立建立证券市场的设想（后来被称为“白皮书”），白皮书很快就递交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案头，时任常务副总理姚依林还主持了汇报会，听取白皮书起草者们的具体建议。

上面几个实例，展现出当年智囊们影响高层决策的几种不同路径。其一，是直接向高层施加个人影响，杜润生推动“包产到户”合法中的斡旋就是如此；其二，直接参与中央文件的起草；其三，根据高层授意，组织学术界的会议并形成专题报告呈送高层；其四，有智囊背景的人士直接向高层上书。由此，形成了智囊深度参与，政界和学界双向互动的决策模式。

中国智囊角色的嬗变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智库机构众多，国务院部委、中央直属的研究机构和社科院等学术机构相互交错，社科院和农研室、三所一会（体改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国际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国研中心等部门的人员流动频繁，青年学者也通过这些机构积极参与改革具体政策的设计。

1989年以后，八十年代活跃的智囊机构逐渐衰微。1987年，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撤销，后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与中央农研室并列。1989年，中央政改研究室和中央农研室都停止运作，后整合为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内容更多偏向意识形态领域和重大理论、路线问题，对具体经济政策的研究相对弱化，也不再同高校、研究机构频繁合作举办活动。

“三所一会”也不复存在，曾经叱咤风云的体改所合并到国家体改委下属另一个研究所——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改称“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随着体改委、体改办相继撤销，这一研究所成为国家发改委的下设机构，早已没有了昔日的“通天”能量。

总的来看，上世纪八十年代政界和学界高度融合的状态，在九十年代以后已逐渐消失。一方面，当年智囊机构的经济专家，如于光远、薛暮桥、马洪等，本身就是在长期的政府工作经历中获得经验，因而同高层的关系更为特殊，而今的学界人士有这样的背景的几乎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决策层的科层体制已经非常完善，中央国家机关的办事机构、研究机构的“内脑”逐渐强化，对体制外或者说体制边缘的外部智囊的依赖程度也相对下降了。

如今，中国学术界和政界在政策制定中的互动关系相对固化。高校和研究机构除了不定期地向高层提交内部报告和文件外，和高层的制度性接触就是中央负责人主持召开的各类座谈会，但这些座谈会时间一般都比较短，谈论的问题一般比较具体。像“莫干山会议”“巴山轮会议”这样的受到高层重视，又极有深度的会议，已是“空谷余音”。

美惠子

小评《邓小平》

－－吴子牛导演的逻辑错误

司马平邦

《历史转折中国的邓小平》导演吴子牛回应网友对该剧的质疑，态度好像还是很开放的，集中于剧中几处情节的真实与否，但说实话，吴子牛导演的的思维方式很奇怪，以下一一列出：

吴子牛强调，这不是一部红色、重大的革命历史题材，而是深刻、尖锐的现实主义作品。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之时播出，能够传递出中国改革开放坚定不移的信心，剧中的历史也是与当前国家及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的。

－－吴导演自己说《邓小平》不是红色、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这只是他自己的说法，您能替我找出这部剧里哪一个情节不“红”？不“高大全”吗？邓小平，一个在中国和中共当代历史中如此重要的政治领袖，关于他的“现实主义”传记如何又不是“重大历史题材” ？但您说它很“深刻、尖锐”我却一点儿也没看出来，它除了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地再一次尖锐丑化（而不是批判）了“四人帮”，除了按照已经对华国锋做出的结论对华进行了两面性的描写，还有何尖锐之处？

电视剧第一集就是一场大雨中对“四人帮”的抓捕行动，有外媒和观众却指出，历史资料显示1976年10月6日当天并没有下雨。吴子牛解释说，当天确实没有下雨，但是为了烘托当时的政治气氛，这场雨属于艺术创作的部分。

－－吴导演终于承认剧中10月6日夜的那场大雨是剧组“编”出来的，既如此，您也不要怪观众将这种“编”理解为“造假”；你说“造假”下雨是为了烘托气氛，但我从那场大雨中的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画像的阴暗意像可看得出这绝不止在烘托气氛－－若不服，你将自己的头像处理在这样一种氛围里，电闪雷鸣，鬼雨阴风，去试试那到底只是一种气氛，还是有别的；吴导演，一部发动了中共最权威的党史机构、在中国最重要媒体平台播出的如此重要人物的传记剧集，它未来必然是要留给后人作为历史档案参考的，必然要成为后人写史的依据，您领导的剧组居然用长达40分钟的时间，对一重大事件发生的真实氛围“完全造假”，而且欲盖弥张，我在此质疑您曾经作为第五代导演领军人物的艺术素养和人格品质。

剧中邓小平得知“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后，表示“我可以再干20年”，历史资料却显示邓小平说的是“我可以安度晚年了”。吴子牛表示，根据叶永烈的记录，邓小平当时确实是说“我可以安度晚年了”，但“我可以再干20年”这句话他也说过不止一次。

－－现在还说不好吴子牛导演在此处的故意“造假”有什么深刻的影响，编造的“我可以再干20年”大不了是说邓小平在逆境中一直心怀抱负，不服输，而真实的“我可以安度晚年”（据叶永烈）似是说明当时的邓小平没有那么明确的改造中国的自觉，只想独善其身，我个人以为，其实真实的“我可以安度晚年”更接近人性真实，不过，这些都可以成为《邓小平》剧情造假的又一个证据。

“过去想拍这样的电视剧，恐怕不太可能。即使能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饱满。”吴子牛说，这部剧对文化大革命基本全盘否定，还有大量人物第一次出现，他从艺术创作环节真实感受到了国家和时代的进步。

－－我亦同意吴导演说的，这部剧能拍是时代进步，但其实在您之前已经有多部关于邓的传说影视拍成，恕我直言，您的这部剧真的并没有看出多大的突破；吴导演说该剧“艺术创作环节”让他“真实感受到了国家和时代的进步”，但对不起，我认为您的“艺术创作环节”其实许许多多是对历史真实的“造假”，如此“造假”的历史让您“真实”感受到了国家和时代的进步，按您的这种逻辑，是不是我们中国的“现实主义”作品造假越多越好，越敢造假越好呢？是不是那些手撕鬼子的抗日神剧更能让您“真实感受到国家和时代的进步”？

吴子牛生于1951年，基本上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全过程。他回忆说，从小家里有右派，生活很暗淡，三年自然灾害时见过饿死的人，阶级斗争中看到很多人不共戴天，“文革”后则是上山下乡的第一批插队知青，当时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要在农村“修地球”了……吴子牛特别感谢邓小平，让像他这样的“黑五类”子弟不受家庭出身的影响而进入大学。他认为，如果没有邓小平，当时的知识分子就得不到保护，中国后来的经济建设恐怕不堪设想，他自己的人生也会不堪设想。

－－1，我想问一问吴导演，是不是，有了这些“个人理由”就足以支持您在电视剧《邓小平》里可以抛却艺术真实的创作方式，用大量“造假”的方式改写历史事件呢？ 2，您个人说当年因不必在农村“修地球”而感谢邓小平，是不是这又可以理解为现在仍然在“修地球”的人们就不必如您一样感激，您创作此剧的理由到底是出于感激一个人还是出于要公正、客观、真实地表现一个人？3，上述这些让你拍出一部如此《邓小平》的理由，是不是可以证明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但凡有了某些表达的权力时，有了表达的机会时，就可以就不尊重历史，也可以不为自己的不尊重历史脸红，而按照自己的需要去任意剪裁历史？

－－其实，关于《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假造”情节不止上述，还有许多，如华国锋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布署”、将1979年大量发生的逃港潮生搬到1976年等等这样明显假造的情节，但在新华社的这篇“命题采访”中，或者是被记者、或者是被吴子牛回避掉了，也许是剧集创作方和官方宣传机构事前对此剧的传播逆势明显估计不足，仓卒应付；另，关于吴导演，我从来是持赞赏态度，20多年前我还是一名大学生时，写的第一篇“影评”就是关于他的《晚钟》（《晚钟》：人道主义的弘扬），他的《天下粮仓》我亦非常欣赏－－但这仍改变不了我个人对《邓小平》的失望，说实话，在中国，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氛围下，更需要得到表达机会的创作者，忠实于历史，忠实于现实，真诚地尊重历史真实，后人留下足资参考的真实种子（若无这样的创作环境，可以不拍嘛），而不是“子系中山狼，得意便猖狂”的那种……

美惠子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11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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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11集剧情
田源作文惹争议
田源高考的作文对文革和党做得不对的地方提出了批评，老师在判卷的时候有了争议，有的老师觉得应该直接给零分，有的却觉得可以酌情给分，一时间商定不了。有的老师便提出先判定零分，等商议完了再最后定夺。邓小平同志听了有关高考的消息，提出因为这次匆忙，下一次一定要全国统一考试，统一出卷。
广播里播报了一篇高考优秀作文，其他知青听了都觉得是田源的，田源说不是自己的。这时又有人问他有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邻村的大唐已经收到了，田源说没有。这时又陆陆续续地有知青的录取通知书送来了，但是田源的通知书也没有了来，他和大州默默地离开欢呼的人群站在外面，他们决定去县城的录取通知地看看情况。建国也去了，那里有很多人都在排队，有的人没有考上痛哭流涕。田源一查自己是高分但是政审却没有过，他曾经被拘留过，所以他的情况已经被报上去了。因为田源是县里的高分，所以县里在为他做最后的争取，但是他也要做好两手准备。
田源和大州也去他们那边县上查成绩，田源得到的结果是分不够，田源要求查分，但是工作人员却告知他今年不能查分。田源很着急，后面的同学又在催他，这时主任来了，他问了事情的经过，看了田源的名字，就把他带到了办公室。主任告诉田源他主要是作文的问题，体现了阶级立场做了零分处理，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田源的考卷争议挺大，已经交到上面了，就看上面怎么办了。田源很失落准备去昆明，他要大州自己先去查成绩，大州不放心他便跟着他一起走了。
建国从县城回来后就一直很沉默，大家都纷纷猜测这一定与录取有关。建红收到了安徽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她很高兴赶紧回去跟刘妈报喜，刘妈也为她高兴。建红给金锁收拾被子的时候发现他藏着的试卷，金锁没有考完试就离开了考场。高医生跟老夏讲起孩子们的事情，一喜一忧，说着建国高医生忍不住哭了起来，老夏安慰她要她不要担心。邓小平同志看了几个老干部给他递上来的信，信大多与高考中很多学生因为政治审查问题而没有被录取。邓小平便召开了小会，邓小平听了大家的反应决定要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听了田源的案例觉得很气愤，他认为我们要对考生的前程负责，便要教育部的人复议这些录取有问题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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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12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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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12集剧情
建国考上北大田源怒撕通知书
老田到老夏家准备和他们喝一杯，老夏说妻子正在为建国的事情而担忧，这时机不对啊。老田赶紧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邓小平同志发话了，建国的政审问题解决了。老夏和妻子都很高兴，直呼建国遇到贵人了。建国在打石场从广播里听到消息，他被北大录取了，他的录取通知书来了。建国不敢相信，旁边的人都喊他要他赶紧去拿，建国这才反应过来。建国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很兴奋地冲到山顶上对着山谷大喊，他简直难以置信，他太高兴了。他对邓小平和祖国充满了感激，暗暗许下自己一定好好报答他们。
田源在出走四天后也回来了，他看上去好像恢复了平时的自信。全国录取已经结束了，大州觉得他和田源都没有什么希望了，大州还问他今年还报名吗？正聊着就有人告诉他招生办给他到了电话，田源赶紧兴冲冲地冲过去。田源的高考试卷几经周转改成了高分，他终于被录取了，田源激动地握住了主任的手。但是当他打开通知书的时候发现不是自己之前报的北大历史系，而是师专录取了他。田源问主任，主任跟他解释北大这样的学校招生名额早就满了，所以他能上师专已经很不错了。田源撕掉了录取通知书，说这个大学他不上了。
建国回到家，他把通知书给家人看，家人都很激动。从母亲口中他知道了田源的事情，老夏要他去看看田志远，安慰安慰他和曹慧，还要好好感谢老田，老田为了他的事情出了很多力。建国便带着燕子去看老田和曹慧，从建国口里他们大概知道了田源的事情，曹慧和田志远意见不一样，两人言语上起了争执，气氛一下子冷了下来。燕子和建国见势便离开了，老田举起手来要打曹慧，但是忍了忍还是没有下手摔门而去。
学校开学了，很多新生都满怀希望地走进了大学，这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在开学典礼上，经济学教授陈岱孙教授给新生致辞，他要学生们荡漾在知识的海洋里好好学习将来为祖国做贡献。接下来就是新生上台发言，这其中有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也有很小的小年轻，有下放的知青，还有一对夫妻。轮到建国的时候，他简单地介绍了自己，他希望自己能和在座的每位同学成为朋友。

美惠子

　 环球社评：《邓小平》剧还原华国锋等值得称道

　　48集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8日晚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开播，立刻受到热议。片子全景式再现了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4年中国全面改革开放这八年中的中国政治历程，除了邓小平作为主角，片中出现华国锋等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述了官方银屏从未直接展示过的一些细节。这让很多观众感到惊喜。这部片子对“脱敏”有突出贡献，成为舆论的强烈印象。至于这样的“脱敏”尺度是否令人满意，以及这些“脱敏”是否足够恰当，价值观不同的人自然会有延伸性争论，但这些争论并不损害片子影响的高度正面性。谈新中国的历史，一直有一些敏感的“禁区”。在整个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里，禁区就更多一些。究其原因，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和谐，共识不足时，回避分歧就成了最常用的选择。这个问题有一定的体制根源，但不全是。问题在于，社会多元化和互联网推动的全球化在将中国政治话语的一个个“禁区”团团围住，这些禁区通常只能在官方舆论场上得到维持，民间的实际舆论拥有众多渠道，禁区成了似有似无的东西。近年来，中国新的话语禁区明显减少，但依然有一些。老的禁区打破了不少，但也有一些“维持了现状”。我们认为这一大方向是积极的，《邓》这部片子是其中有标志性意义的进展。最重要的或许是，要尽量减少话语禁区，这已成为执政力量和主流社会的共识。用限制人们谈论敏感话题来推动社会治理，这只能是不得已时的权宜之计，而不能作为常规性手段使用，管理者们对此都已清楚。为打破那些仍存在的话语禁区，需要一些条件。它们包括，公开谈论那些敏感事件和人物不会导致社会意识形态的剧烈混乱，也不会导致尖锐的政治猜测或冲突。此外，开放这些讨论不能消耗国家的过多注意力，更不能加剧不同人群之间的分裂。然而每一个敏感话题的超越，还是需要魄力。社会技术力量的进步对开放敏感话题形成倒逼，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像薄熙来、周永康被查处过程，舆论在事情尚有不确定性时就积极参与进来，恐怕就是合力造成的。回过头看我们会发现，每一个敏感话题的公开，都对国家稳定最终形成积极影响。这些开放逐渐积累了社会的承受力，突发事件不再像过去那样震撼，中国“什么都发生”，人们“什么都议论”，但社会稳定在表面无序中形成了韧性。这些经验告诉我们，今后要尽可能避免新话语禁区的形成。每一个新话语禁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堰塞湖”，它今天封堵得越严密，就有可能积累出一些相应的负面作用。对于已有的话语禁区，应当看到，围绕它们的某种“堰塞湖”已经形成，它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有些逐渐消解，实现话题开放的“软着陆”。有些可能要等更长时间，等到社会有了更多共识之后，再逐渐放开。应当说，这是中国全社会面临的考题，它不光是政府怎么做的事情。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中国社会上，对这个社会的问题和消除它们的难度，都多少是明了的。一方面我们呼唤全面的改革，包括逐渐铲除导致话语禁区存在的那些文化和制度原因。另一方面我们应清楚，这样的改革既有其自身的独立性，也是全社会很多其他改革的集成过程。我们尽力而为，但决不可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