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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我的几本书
影响我的几本书
南方周末 2006-03-02 14:56:02
■秘密书架
□孙歌
孙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求错集》、《主体弥散的空间》、《竹内好的悖论》等。
书有几种读法。
第一种,是作为知识来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越多越了解自己的无知,越了解你只能说前人说过了什么,而不能说前人没有说过什么。因为,一直到死,我们都不可能穷尽知识的宝库。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知识难免跟一次性的信息混为一谈,知识界读书也有学以致用的快餐化倾向,不过,知识并不总是实用的,正如在电脑取代了一切的时候,书架仍然需要存在一样。
第二种,是作为智慧的典范来读。很多书不仅教你知识,而且教你智慧。智慧跟知识不同,它并不像知识那么确定,它藏在知识的字里行间。而且,智慧很大度,它让孩子读出孩子的心得,让成人读出成人的困惑,它从来不坚持自己的惟一性。智慧与知识结伴,却不与信息为伍,不过它也从不以知识的方式呈现自身。无论是否有意,我们总是大多在那些名著中寻找智慧,因为它们在提供知识的同时,也在字缝里提供了对于世界,对于人类的独特对应方式,开启着我们的知性本身。
第三种,是把书作为他者来读。这种阅读并不那么容易发生,因为人在一生中并不总是渴望他者。只有在主体意识到自身困境的时刻,只有在主体产生了内在否定欲望的时刻,他者才能够存在。换句话说,当主体产生自我更新需求的时候,内在的否定性动力会促使他把他者引入自身,并通过他者建立自我的新结构。在这个过程中,自我与他者都不再是自足的,这不自足状态所引起的紧张,才是主体获得新生的条件。
在如此广大的世界上,我们很难在自己现实活动的狭小圈子里与真正的他者相遇。这也正是读书的好处所在。书的作者大多已经故去,时间淘汰了沙子,留下了真金,读书人也就坐享其成。与故去的人交往是一条捷径,在传世之作中选择他者,给主体的开放提供了比现实更高的起点。
我的秘密书架上,这样的书并不多。那是因为在我生命中决定性的转折并不多。即使如此,在我贫瘠的生涯中,也还是有几本书是难以取代的,其中的一本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
关于这本书,我已经写过几篇东西了。而且,其实现在我的书架上已经找不到这本书了。但是,秘密书架的功能,大概是超越真实存在本身的,所以,在它带给我的新鲜感动已经过去很多年之后,我仍然觉得有话要说。
我还记得第一次读这本书时的感觉。好像是很多年以前了,当时,女性主义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思潮,正在以可见的形式推动着对于男权的反抗。所谓可见,是指在形式上女性被置于与男性平等(或者更优先)的位置。我们也跟着英语世界,学着把“他们”改成了“她/他们”,这麻烦的称呼也确实有作用,因为我发现身边的男士们不由得变得谨慎了。所以,我也很热心地读女性主义的著作,于是买了这本书。
《一间自己的屋子》不够激烈,在女性主义著作中它显得有些暧昧。因为它宣称:当你作为一个女性闯进男人们称霸的世界的时候,你会听到许多的软的硬的和其他种类的各种劝告和威吓,告诉你应该这样走,不要那样走。于是,“假如你停下来骂,你就完了,停下来笑也是一样。”伍尔夫的意见是,关键是你要有经济上的自立,可以不必靠家族来生活,于是就不必在起居室里掩人耳目地写作,你可以把一切时间用来干自己希望的事情。她显然认为,这是只有女性才会有的自由:成为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这本书教给我的,并不是女性主义的立场,而是一种人生的哲学。我了解到,有一种愤怒不必要用愤怒表达,它表达为全力跨向那个你确定的目标,而不必理会任何试图阻碍你的力量。
第二本书是我无事闲翻书时读到的妹尾河童的《窥视印度》。河童是一位日本舞台艺术设计家,喜爱印度,经常到印度去寻找灵感。在这本书里,我惊奇地发现他对于日常生活中价值判断的彻底颠覆,尤其惊讶于他竟然是如此轻描淡写毫不做作地颠覆。这本书里充满了他在印度旅行时下榻的旅馆俯瞰图,从房间陈设到价格,还有旅馆的联系电话,都写得一板一眼。然而如果没有他的心境,你很难跟他一样在印度旅行:他写他到达一家老旧旅馆的时候,觉得一切还过得去,“跟先住进去的几只蟑螂成了朋友”;他不断地写当地印度人设法从游客那里漫天要价地掏出更多的钱,却毫无任何抱怨,因为客人本来就是“肥羊”嘛。至于印度人的生活习惯,更是值得外国人效仿的:印度人吃饭的时候用一只手来抓,河童认为这非常科学。因为如果那饭食太烫,印度人就不会把它送进口里,于是免得口腔和食道受到伤害;比起用刀叉送进嘴里再因为舌头怕烫而匆匆吞下肚去的通行做法,印度人的吃法谨慎和聪明得多。
河童系列现在已经出了三本,都是三联书店出版的。另外两本是《窥视日本》和《河童旅行素描本》,都充满了真正没有偏见的幽默。河童的书推翻了我早年从伍尔夫那里接受的一个偏见:男性因为要在社会里争权夺利,所以不会拥有高出他想要的东西的自由。我在河童那里学到的是,对自由而言,其实性别并不是第一义的。
还有一本书也是我珍藏的,这是德国哲学家阿多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的日译本。这是犹太知识分子阿多诺在二战期间流亡美国时写下的随笔集。流亡使得阿多诺离开了他知性生活所赖以存在的母语传统,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了异质文化对他似是而非的接纳所带来的深刻丧失感。这丧失感是阿多诺把孤独作为哲学思考原点的媒介,这本书因而回到了那些最本源的哲学问题。在开篇的《献辞》中,阿多诺说,他采取这个短篇写作的文体,在古时是被视为哲学本来领域的对于“正确生活”的教导(该书的书名就是从亚里士多德点化而来的);但是自从哲学蜕变而成为方法之后,这个领域就变成了轻佻的格言领地,过去哲学家考察的对象“人生”,也变成了“私生活”,并且进而仅仅变成了“消费生活”。这消费生活除了被物质生产拖着走之外,既无自律性,也无固有的实体。人生观之类的说辞,已经变成了没有对应物的意识形态。
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里创造了在这“人生不再活着”的世界里省察身边生活的“媒介”。用日本思想史学者藤田省三的话说,他活在“认识”里,并使得认识成为第一义的实践。我无法在此转述那些在我沮丧时促我振奋,在我轻飘时促我沉实的“关于正确生活的教诲”,只恳切地希望懂得德文的学者能够为中国的读者译出这不合时宜却可以让人获得精神生活品质的名著。而且,可能的话,最好别从英文转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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