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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国人是如何面对鲜为人知的通海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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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0-1-25 09:29:59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通海大地震40周年祭 文革鲜为人知的万人浩劫

                                               南方都市报  
  “赶快躲起来,苏修放原子弹了”

  恍惚间,李庭有感到阁楼向一方晃了一下,又晃回来,然后整体下沉。房子倒了!

  正在下棋的吴广喜听到“轰”的一声响,茅草屋外竖立的木板齐刷刷倒地,一个腌咸菜的坛子也滚跑了。他本能地想起身看看发生了什么,但人刚站起来就扑倒在地。“我当时就认为是地震,很挂念家里面。我们在几百米高的山上,受到的震动还这么大,在平地上的家人受到的损害应该更严重。”吴广喜说。

  他提议下去看看,但只有一个社员附和他。两个人提了一盏煤油灯,沿路向五街村赶去。余震时常来袭,他们的身体随之摇摆。山体的塌方挡住了去路,他们又绕路前行。在村口的碾房,他们看见一个倒地呻吟的白姓社员,事后得知他很快死去了,但当时吴广喜无暇顾及,他只想赶快回家。

  地震发生的刹那,吴广喜的爱人张玉华尚在睡梦中。一声巨响后,她听到自己女儿哭喊的声音。“我被压住了,不能动。我不懂地震,以为是被电住了。”张玉华回忆,那个没有月亮的寂静深夜,突然间哭喊声一片。

  住在隔壁的小叔没有被压住,他喊着“嫂嫂”,并把压在她们身上的土木移走。“我让他赶快救女儿。大女儿被刨出来的时候,已经不会哭叫———晕过去了。”张玉华的肩与腿部也受伤了,她坐在断壁残垣中无法走动,小叔给她找了根木棍,支撑她走到附近的一个草垛躲藏起来。住在附近的嫂子,已把她的三个女儿转移到这里。

  “天太黑了,但村里人喊:不能点火!那时中苏关系不好,大家都说,赶快躲起来,苏修放原子弹了。”张玉华和十四五个受伤无法跑动的村民躲在草垛里,手脚便利者则跑到山上将自己隐藏。

  吴广喜这时也提着煤油灯赶到村里,“整个村子都被平掉了,村人哭的哭喊的喊。”嘈杂声中,有人让他把煤油灯灭掉,因为苏联开始侵略了,“不能暴露目标”。但他没管那么多,他回到了家,看见自己平日睡觉的那张床被一堵墙压扁,“如果在家,我就死定了。”

  李庭有的妻子和女儿,就是这样被压死的。他和儿子在二楼,与瓦片梁柱一起倒地,但侥幸生存下来。到处都是美帝和苏修打到中国来的耳语,作为民兵营长,他也感到有些惶惑,“有人说,我们每天都挖防空洞,怎么还被炸成这样?”

  “如果当晚抢救,可多救很多人”

  张玉华记得,当时有一个小孩,说他父亲被压住,但人还活着,请求大家去把他父亲刨出来,但不知是害怕余震,还是害怕帝国主义的轰炸,没有人去。后来他的父亲死了。

  在张玉华的视野所及,除了同屋与隔壁的亲属互救,地震来袭的那个深夜,村民们“基本上没有去救人”。因为处于敌人来袭的恐惧中,不让点火,也无人组织救援。

  待到天亮,村民们才开始相互救济。此时距地震发生已有五六个小时。有人从废墟中爬出来,也有尸体被零散堆积在路边。张玉华一家五口全部幸存。她的丈夫吴广喜,去自己的妈妈家寻找亲人,发现妈妈和弟弟都已长眠在土木中。他的妹夫吴正平是生产队长,一家12口人,死去了9个,其中妹妹两天前刚生过小孩。

  房屋大抵都是土木结构的,平房居多,所以救起人来相对容易。大家缺少相应的工具,就用双手刨。“活着救出来的也有,但不多。如果当晚抢救,就可以多救很多人。”吴广喜说。

  据介绍,吴广喜所在的五街上村原有人口597人,死亡者194人,加上8名外来人口共202人遇难。牲畜死亡2/3以上,伤者无数。

  李庭有生活的陶茂村,原有人口357人,死亡者167人(含外来人口17人)。

  按照事后公布的数字,在整个高大公社,共有7847人,死亡人数1777人。另外两个重灾乡镇,分别是峨山县的小街乡与建水县的曲江乡。其中,建水县的曲江乡,是死亡比例最高的地方,高达30%。

  据云南省地震局退休员工王景来介绍,当曲江的人们正在紧张抢救被埋人员时,忽有人传附近的玉溪东风水库坝体倒塌,曲江地处水库下游,有被水淹的危险,救灾群众心慌意乱,很多人逃离救灾现场。随后查清水坝并未倒塌,等到救灾人员第二次返回现场时,拖延了抢救时间,伤亡加重,使曲江死亡人数多达4600多人。

  曲江人员死亡比例是震中高大公 社 的 近3倍(后 者 死 亡 比例 为11.3%),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抢救拖沓,贻误了时机。而从高大公社村民的描述看,即便在那里,救灾仍难称及时。

  据云南省玉溪市(地震重灾区以玉溪市为主)地震局资助出版的《一九七零年通海地震》(刘祖荫等主编,北京地震出版社1999年版),地震发生当天,2时30分大致圈出了受灾范围,凌晨4时向中央做了汇报。昆明军区及时向所属部队发布命令,哪里有灾情,就在哪里救灾,5时许各项救灾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凌晨,省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正式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

  但并非每一个重灾区都及时获得了救援。本报记者在高大公社五街村从部分村民口中了解到的情况是,部队参与当地抢救的时间是在地震发生的次日中午,医疗队比部队来得更晚些。

  高大公社五街上村的吴广喜说,他的岳父在地震中受重伤,等到第三天医疗队赶来,尚未来得及抢救,就过世了。

  周恩来:我还要向他们道歉呢!

  在1月5日凌晨4时接到来自云南的汇报后,中共中央于7日下发了慰问电。慰问电全文约300字,内称:“:)极为关怀,向遭受地震灾害的广大革命群众致以亲切的慰问。中央相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灾区广大革命群众,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云南省和当地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国家的支援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慰问电提到地震发生地“通海、峨山、建水、华宁地区”的名字。1月9日,《云南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慰问电全文,但《人民日报》只于同日转发新华社电,称“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七级地震”,中共中央立即向受灾地区的人民群众发了慰问电云云。此后,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再未就通海大地震做过任何报道。

  中央媒体的语焉不详,使通海大地震不为更多国人所关注。当时奉行的是“内外有别”宣传策略,直接面对灾区的《云南日报》,就做了持续一个月的报道;报道以宣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战胜灾害”为主基调。

  据《云南日报》1月10日报道,灾区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最迅速地把:)的慰问电传达给每个贫下中农和广大群众。灾区人民感动得热泪盈眶。

  “党和政府对灾民是关心的。解放军是亲人。”时至今日,吴广喜仍然这么认为,他感恩解放军与医疗队。他们参与救人和掩埋尸体,搭建简易房,发放食品和衣物,还给受伤的群众医治;他的爱人张玉华就在医疗队住了40多天院。

  不过吴广喜也承认,作为灾民,他们很少见到前来慰问的县及公社领导,遑论更高级别者。

  “每天早上和晚上,大家都被集中到空地上,拿着红宝书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吴广喜回忆,受灾后仍沿袭了震前的“早请示晚汇报”传统,只是忠字舞不再跳跃。

  并没有中央领导到灾区视察慰问。据云南省档案局档案资料记载,在地震发生一个月之后,2月6日深夜,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会议厅听取全国地震会议部分代表汇报时,表达了对未前往云南灾区慰问的愧疚:“我还要向他们道歉呢!忙了一些。邢台(1966年曾发生大地震———记者注)去了两次,云南一次也没有去,群众会责怪我,为什么对河北那么好?!我是动了念头的,不是没有动念头,想去,可是事情多,实在走不开。”

   小干部跟着大干部喊,不要外省救济粮

  第二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全体代表时说,“我们几次地震在人民中没有造成恐慌,有的国家打电报来要支援我们,我们感谢他们,但不要他们的物资,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内债外债都没有,不向他们化缘,我们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重建家园,这是毛主席的思想。”

  中央慰问电中的“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被归结为“十六字方针”,成为灾区震后重建的指南。当时的《云南日报》和各地汇报材料中,涌现出很多轻伤不下火线,在救灾和重建中表现优异的先进模范。

  当时五街村树的典型是积极参与救人的社员吴家龙,他因表现优异而在灾后入了党。另一个更常被提起的英雄是当时的高大公社革委会主任李祖德。这位当年被云南日报专题报道过的红人,如今不为村民们所乐见。吴广喜还记得他手捧红宝书,在广播里宣扬:高大公社人民地震压不弯腰,我们不要国家救济,自力更生。同时被其他村民提及的还有,他拒绝了中央用于灾后重建的木料援助。

  云南省革委会与昆明军区在1970年5月所作的《抗震救灾工作总结》中说,“我们紧紧抓住慰问电这个活的毛泽东思想,立即组织部队、医疗队、慰问团和一切抗灾人员五万多人的大型宣传队……大造革命舆论……部分群众在受灾后产生的悲观泄气、依赖救济等错误思想,顿时一扫而光,纷纷提出不要国家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灾区还采取忆苦思甜的方式,提高灾民阶级觉悟。

  “小干部都跟着大干部喊,不要外省救济粮。”吴广喜说,每个慰问团下来,他们都会收到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在《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电的1月9日,云南省革委会秘书组即要求把已接受的金钱与物资捐献全部退回,红宝书、毛主席像章和慰问信除外。而红宝书实在太多,分发不完,以至于现在的高大乡政府仓房内还存有十余编织袋。

  在拒绝金钱与物资捐献的同一天,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开始响应中央号召,要求全省军民“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加强战备”。吴广喜记得,震后各种政治会议仍然频繁。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备战、备荒、为人民”。

  灾民的生活很困苦,每天“早请示”之后,就去从事生产。作为典型的通海县高大公社,在拒收救济粮之外,每年还照例上缴国家百万斤公粮。

  “前辈泪迹留后人,眼含热泪写碑文”

  在进行了大约一个月关于“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无所畏惧”的报道之后,有关地震的消息也在《云南日报》销匿了,但当地灾民的记忆仍然无法从地动山摇的那一刻移开。

  1975年9月,“文革”尚未结束,通海县高大公社五街上村就将纪念凝成了一块石碑。据当地村民说,村干部最初拟向村民摊派修碑的款项,未果,但纪念碑仍然如愿被砌在了一堵墙的凹处。除了简要叙述灾情,他们还将194名本村死难者的姓名永久刻在了碑上。新中国对通海大地震的第一次勒石纪念,以这样的方式横陈在一个受伤乡村的一角,碑末还有这样的诗句:后辈儿孙须牢记,前辈泪迹留后人。自力更生立壮志,披星戴月建家园。全村干群同意定,眼含热泪写碑文。人人都应同保护,不许损坏碑和文。

  6年之后,几里外的陶茂村也立了一块记有全村死难者名单的碑石。在通海大地震的重灾区,类似的纪念物应该还有多处。

  而官方第一次立碑,是在1982年的7月,云南省地震局与通海县政府,在该县秀山接近最高处的凤仪亭内,立了一块“通海地震记事碑”,上面刻有中央的慰问电,并首度公布了官方认定的死亡人数:15621人。

  这块记事碑上,地震级别由1970年新华社电的“七级”升格为“七点七级”,目前尚不清楚何以产生这样的变动。当时在昆明黑龙潭地震台的余美轩说,历史记录就是7.8级,“北京没有数据,得听我的上报。”她还记得,美国地震台当时向世界宣称,中国西南发生8级以上地震。

  凤仪亭记事碑的凭吊者,以当地人居多。就全国而言,有关通海大地震的林林总总,仍遮盖着一层雾一样的面纱。立碑只是一种静悄悄的纪念,官方真正大张旗鼓对外发声,还要再等18年。千禧年姗姗而来的时候,通海县政府开始知会记者参加有关地震30周年祭的报道,那一次,有关15621人死亡的信息,才正式经由媒体发布出去。

  但在2000年的1月5日,地震的级数仍沿袭旧说———7.7级。对原初记录7.8级的回归,是近几年的事情。其实,因为当时地震仪已经出格,所以7.8级也大抵只是一个估算的数值。但对历史记录的尊重,显示出一个时代渐远讳疾忌医的窘态。而在告别革命之后,通海大地震,而今终于成了一个开放的可供镜鉴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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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0-1-25 12:33:53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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