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大作：学习周总理，研究周总理（《周恩来与池田大作》节选）
《周恩来与池田大作》节选
学习周总理，研究周总理
小标题
一、您怎样理解周恩来的精神和人格？
1、周总理具有高瞻远瞩的历史眼光和细致入微，体察人心的眼光。
2、人心所向的名人
3、“革命不畏死”的精神永放光芒
4、“信义者”
5、“共存”的心凝聚在周总理的人格中
二、关于我1968年主张日中国交正常化的提议－－当时的心境与周围的状况
三、关于我对进一步加强日中友好的意见
1、不用说，日中关系友好发展的前提条件是要有“正确有历史认识”。
2、我认为“民众”是日中友好的主体，今后要进一步发挥其主体的作用。
3、初访贵国时有一件这样的事。
四、关于我对与总理会见情况的补充
五、关于“周恩来学”研究
1、我从心里感谢们共同研究的提议。
2、关于“留学日本时期的周恩来”，我很关心，并很有兴趣。
3、总之，贵国的人们十分幸运。你们有“人民之父”、“国家之师”这样的令人景仰的伟人。
为进一步了解池田先生对周恩来总理和周恩来研究的看法，本书编写组于1999年3月书面向池田先生提出几个问题。1999年4月8日，池田先生将他对这向个问题的书面回答稿郑重交给编写组。以下内容即编写组的提问和池田先生的回答。现照录如下：
一、您怎样理解周恩来的精神和人格？
1、周总理具有高瞻远瞩的历史眼光和细致入微，体察人心的眼光。
我一直说他是“20世纪的诸葛孔明”，是本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大政治家。
他没有任最高领导，却身负重任、百折不挠，是一位外柔内刚的著名外交家，也是一位擅长实务的行政长官。这一切均形成于他对十亿人民的“责任感”。
他具有恢宏的心胸和令人叹服的魅力。
失去中国历史大转换－－从乱世转向太平、并进而转向繁荣的主轴是总理，总理是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的典范。
总理的一生是无私的一生。他从不顾个人荣辱，心中只有人民。他为人民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总理的“为人民”，不仅是为了中国人民，而且也是为了世界各国人民。
1962年，日本部落解放同盟的代表团访问中国时，团长对周总理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代表团表示感谢，总理立即说：“说什么呢。在日本最受歧视、最困苦的你们来到中国，我若不会见你们，就不是中国总理。”
对总理而言，“人民”绝不只是中国人民，他没有将中国人和日本人区别看待，作为一个人，他竭尽最大的诚意。在日本，将总理尊为“师”的人大有人在。
总理的“为人民”，有时是以对孩子的受惊来表现的。有一个逸闻令人难忘。
有一次，周总理乘坐飞机外出时，突然，机身遇到强烈的寒冷气流，飞机操纵十分困难。骤遇非常事态，机内人们紧张万分，为防万一，飞机上的每个座位都配有降落伞，但有一个女孩子发现自己的座位没有配备降落伞，吓得大哭起来。
总理得知这一情况，立即解下自己的降落伞迅速给这个女孩子穿上，并亲切地鼓励她说：“不要哭，要勇敢、坚强，要与困难和危险做顽强的斗争”。我想，周围的人听了总理的话后会坚强起来吧。
关于总理对人民的爱，有很多故事，在此我还举一例。
这是1974年12月我会见周总理后两个月的事。1975年2月，总理接受了一次大手术。
手术刚结束，总理躺在手术台上将责任医生叫到身边，指示说：“你知道云南锡矿工作肺癌发病的情况吗？”“你们无论如何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快去吧。”
总理在手术台上仍然关注远在云南的工人们的健康，这充分表现了总理对民众的爱。
总理在与病魔做斗争的日子里，仍然说：“我还能问事，还能工作。”他没有因病而停止工作。
为保证头脑清晰，总理停止服用止痛药，他忍着剧痛，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将一生献给了人民。
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女士就周总理的高尚精神作了如下追述：“年轻的时候，恩来同志与我约定要为人民服务，他至辞世一直恪守这一诺言。”
1980年4月，我前往北京中南海邓女士家拜访时，邓女士如同解开历史记忆般回忆说：“恩来同志病到需要护理人员两边扶着才能站立时，仍对我说：‘一定要实行我们二人约定的事’”。这一字一句使我感动不已。
深深的爱情和尊敬、以信念形成的坚韧的夫妇情谊打动了我的心。我感动，在邓女士的心中，周总理仍然活着。
很多领导者只是为自己，而周总理则完全是为人民而生，心中只有人民。总理是所有领导者的模范中的模范。佛法说：“菩萨现身”，我从心里感动，总理就是“菩萨现身”。我因此大声疾呼“青年们，向总理学习！”今后必须浮现数千、数万、数十万“新世纪的周总理”。
追溯往事，19岁的青年周恩来，即一边探索变革社会的道路，一边立场要变革人类自身，指出：“人心亦须改变。”
据说青年周恩来心中，也有过“最好离开人类社会中多余之事”的想法，但他很快便否定了这种想法。尽管烦恼，青年周恩来决意追求光明的道路，认定“不能拒绝与人类的关系。珍惜每一位与自己有缘之人，并决不与之断绝往来。”
不能个人觉得满意而自我满足。一个人随意的自下而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人生。
总之，人生有限，以有限的人生全心全意为民众而斗争正是周总理和邓颖超一生奉行的大哲学，对此，我深信不疑。
2、人心所向的名人
中国的古语说：
“交人交心，浇树浇根。”
重视人心抓住人心－－这表明周总理是真正懂得政治的人。
无论是什么国家、无论是什么民族，即使是对立者，周总理均具有予以团结之力量。他真是连接人心的人。
遇到难题时，他总是首先打开相互的心扉，以诚实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予以解决。
周总理十分关心母校的发展。
南开大学创立40周年时，周总理于1959年5月28日，访问了母校。他坦率地对母校的师生说：“你们大学生中间，……有一些人滋长着讲吃，讲穿，讲享受的思想。他们进了大学，自认为有了知识，可以向人民讨价还价了。同学们，你们中间绝大多数是工作、农民、干部的子弟，你们是人民的儿子，你们时刻不应该忘记人民。”
总之，为什么而学，为什么上大学？“是为自己”，还是“为人民”、“为民众”呢？
总理尤其希望自己母校的南开大学沉重牢记“为人民”这一根本点吧。
1959年5月，总理在访问南开大学时，突然走进食堂，向一位女炊事员伸出了手。这位炊事员的手上粘满面粉，于是她急忙用水洗手，但一时洗不尽。总理见此，对慌忙的她说：“不要紧，不要紧。”并紧紧地握住炊事员的手。这表现了总理对服务人员的关心。
“沉重是谁供养的？”总理正是以此作了言传身教。
3、“革命不畏死”的精神永放光芒
邓颖超女士怀念说：
“有一次，我突然收到印着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像的明信片，这是恩来寄来的。他在明信片上写着要誓死革命，‘愿我们两人像他们两人一样同赴断头台’。”
青年周恩来向邓颖超呼吁“要学这两人为革命献身”。这是殉难的精神，是崇高的“青年誓言”。
周总理“革命不畏死”的精神表现出这样的信念：
“最光荣的死是为被压迫者战斗而死”。在和平时期，则是为人民勤奋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总理是这种思想和深情的指导者。
这是高尚献身的觉悟，这种觉悟在总理20年代写作的一段诗中可以见到：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种子撒在人间，血儿滴在地上。
本是别离的，以后更会永别！生死渗透了，努力为生，还要努力为死，便永别了又算什么？”
总理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断崖峭壁。长时期的磨练，总理已如同任何力量也震撼不了的高山。
正因为舍身忘己，总理才能在险恶逆境中向周围放出“希望之光”、“快乐之光”。我相信，这就是伟大的乐观主义的阳光。
4、“信义者”
“虚伪可以惑少数人于终世，伪惑人类于一时，而决于惑世界人类于最长时期也。”这是总理在南开学校学习时论文中的名言。
“我平生最烦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这是青年周恩来留学日本时日记中的话。这反映了总理朴实、清廉的人品。
还有一件逸闻。
1948年科，一位男性到医院看病，检查结果为肺炎，病情较重。检查人是日本籍护士，她在战前应召为护士，战后作为俘虏被拘留。她非常认真地做了诊断后，开了一周时间的用药。这位曾经留学日本的彬彬有礼的壮年人用流利的日语说：“我很喜欢樱花”。
5年后，国内终于安定了。这位壮年特地来看望已转往另一家医院的日本籍护士，并招待她吃午饭。这是对那一次治疗的报恩之举。这位壮年就是周总理。
我听到这一轶事时十分感动。总理真是一位深刻的“信义者”。
提到“信义”，我在脑海中又浮现一件逸闻。这是周总理自1963年底至1964年初历访亚非各国时的轶事。
在访问加纳前夕，该国发生了暗杀恩科鲁玛总统未遂事件。此时，是否按计划访问加纳成了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对此，周总理明确地说：“别人越是困难的时候，就越是要去访问，才表现出我们的真诚，患难见真诚嘛！”于是，总理按计划访问了加纳，并以平等互惠的精神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
周总理是不忘恩的人。
他在1946年5月2日接见来访记者时，充满感情地谈到个人经历，吐露了对母亲的深情。他说：
“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38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亲恩未报。”
“提到我个人之事，今天的我，今后的我最为惦念的是把一切给了我的母亲。母亲的墓在曾被日本占领下的江苏省。若能回到家乡，为母亲扫墓是多么幸福啊……。这是将生命献给革命和祖国的荡子必须做的最低限的事。”
其时，总理说：“若能到母亲的墓地拔拔草也是莫大的幸福啊。”
对周总理的这些字字句句，均令人感到总理对养母无穷无尽的感谢之情。
无论怎样大成，也无论有了怎样的社会地位，也绝不忘记养母的养育之恩，这是一种美好的心灵。我深深地感觉到这种充满人间爱的心是那么丰富、那么温馨。
5、“共存”的心凝聚在周总理的人格中
在总理的言行中，有以“共存的精神气质”，即“以调和、团结、大家为”基调，所有的人以及人与自然互相支持，共同生存，共同繁荣的倾向。
例如，在迎接外国人时，在一些细微的小事上也表现出无微不至的关怀。
对专机乘务员不忘郑重问候的礼节。无论多么疲劳，也不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相反，部下因疲劳而瞌睡时，则关爱地让其休息。
总理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不用说中国，整个世界亦均装在他的大脑中。总理私生活严谨，作风清廉，绝不允许身边的人和亲属利用自己的名词牟取私利。
“见大局而不忘细微”，“外表春风满面，内里信念坚定”，“不以自己为中心，完全以对方为中心”，“真正的中国人为国际主义者”，总理总是在民众这片大地上，慈祥地灌注公正的精神。
我认为，周总理的这种“人间像”中凝注了21世纪人类不可欠缺的“共存精神”。
南开大学侯自新校长强调：“最重要的是从周总理的生活方式中学习如何成为21世纪的新人。”对此，我完全有同感。
正因为如此，我在向青年们演讲时多次提出周总理“为人民服务”的哲学和行动。
为他人、为社会活着。这是做人的基础。为他人竭尽全力，实际上为自己开辟人生的道路。不顾他人，实际上也会伤及自身。
可是，日本的教育不教这一做人的基础知识。只考虑自己的利己主义社会，其前途只能是一片黑暗。日本自高自大，只会失去积极繁荣，并陷入国际孤立，整个社会将走向衰亡。对此之有识之士，无不深感忧虑。
在处于极度闭塞状况的国度，日本人怎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认为，今后应该认真学习周总理“为民众献身”的崇高人生。
特别是对日本的青年而言，我诚恳地希望你们铭记周总理的这句话：
“只有不断接近广大民众，才会令人勇气倍增。不能将自己关在屋里，不闻窗外事。应置身于千军万马之中，进而与人们交往，说服、教育人们，并向人们学习，以团结更加广泛的民众一道奋斗。只有这样，才称得上有勇气，只有这样才称得上是了不起的勇士。特别是青年，必须要有这种素质。”
二、关于我1968年主张日中国交正常化的提议－－当时的心境与周围的状况
从所周知，当时，中国处于孤立的状态，没有加入联合国，也没被西方承认，并与苏联严重对立，国内则出现“文化大革命”过激化的情况。
当时，日本国内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提议国交正常化的前一年，日中民间的LT贸易协定也处于中断状态。其根本原因是日本一贯采取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
越南战争也在持续进行，亚洲各国均苦于地区国际关系的恶化。
但是，中国当时有七亿民众。无视这一事实而空论和平是于是无补的，亚洲民众的幸福也是难以实现的。
打破这种闭塞善，成了当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以“国与国”的利害关系和体面的策略对待这一问题均难以取得进展，因此有必要呼吁展开“民众与民众”这一根本层次的交流。在此，必须有人起来大声呼吁。
中国是对日本有大恩之国，两国又是兄弟之邦。在长达二千年的历史中，日本受到中国文明的恩惠而发展起来。佛教也是从贵国传来的。
日本只用数十年即实现了近代化而跻身于发达的行列，一些人因此便蔑视中国，极尽无情无义之能事。
我认为，“不承认侵略的罪行，不进行赔偿，日本就没有未来。”
由“战争”的世纪迈向“和平”的世纪－－这是我们创价学会的愿望和誓言。因此，恩师户田城圣先生于1957年9月8日发表了“禁止核武器宣言”。
11年后（1968年）的同一天，我在第十一次学生部总会上提议：为打开和平的道路，实现日中国交正常化。
言及日中国交正常化，即有来自各方面的遭难和反对，这是事实。主张日中友好的社会党浅沼委员长即于1960年惨遭杀害。
我在提出这一主张后，立即遭到激烈的攻击，那些攻击者说：“宗教团体的指导者要系红领带吗？”我还接到一些威胁电话和信件，街头宣传车也不断地对我进行攻击。
来自日本保守势力的具体的压迫也骤然增大，他们指责说：“池田会长的发言妨碍政府的外交。”
但是，为了民众，为了青年的未来，我决意坚持这一主张。
户田牝二任会长提出地球民族主义，虔诚地祈盼亚洲民众的幸福。实现恩师的理想是弟子的使命。于是我断然开始了在日中之间架设和平“金桥”的工作。
周总理也和我们一样，从“民众”这一视点来着手中日友好事业。因此，他很快就注意到了“拥有广大民众基础”的创价学会。
三、关于我对进一步加强日中友好的意见
1、不用说，日中关系友好发展的前提条件是要有“正确的历史认识”。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观暧昧的国家，如同看模糊不清的镜子；歪曲历史观的国家，如同对着歪曲的镜子看自己歪曲的脸。 不能认识自己的现在，就不能正确的对待“未来”。
《论语》曰：“小人有过，必以文饰。”
文过饰非的结果是，日本在亚洲被视为“小人”。
周总理曾经对某位日本人说：
积蓄力量向外扩散，这是必然的。但是，必须有控制它的意识。今天的日本人似乎还没有发现精神方面的道理。
日本只是将自己乘坐的走向世界之船由“军事”换为“经济”，无论是以往还是今天，都没有牢固的精神。
因此，人们怀疑日本“不知什么时候又改乘军事之船”。
日本的某位记者深刻地说：
“日本没有做好战后处理。第一是心的问题。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心的国家，处理好了心的问题，以后即无难题。”
在日本，没有将过去的侵略行为明确地告诉孩子们的教育。如果不给予青年“正确的历史认识”，日本是绝不会得到信赖的。为了与贵国民众永远和好，并共同走向和平、友好、繁荣之路，必须牢记贵国的大恩，学习对贵国的尊敬之“心”。同时，还必须教育好青年。
大家有不愿回顾可耻历史的心情吧。可是，为了今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必须直面历史，并教育下一代。使之有正确的历史认识。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勇气”。
2、我认为“民众”是日中友好的主体，今后要进一步发挥其主体的作用。
总理总是以民众为根本来构筑中日友好。“民间先行，以民促官”－－这是总理的方针。
这一方针认为，若只是纸面上的协议，一旦有事，就会烟消云散。“只有民众与民众之间有了深刻的相互理解，中日友好才能实现。”
据说，日本学者访华团会见周总理时，总理问及创价学会。总理提问的要点是：“创价学会的超越国家的团体吗？”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总理是如何重视以“非国家本位的民众本位”来开展工作的。
虽然“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都是大事，但使日中“子子孙孙友好”成为可能的只能是构筑和扩建人与人之间的“心之桥”、“心之路”。
若将“船”比喻为政治和经济，那么，载这只船的“海”就是民众。
“船”有时虽会难以前进，但只要有海，其往来将不断持续。
故，文化、教育、和平交流正是构筑永远友好的王首。
我愿意建造这一“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贵大学、贵研究中心与创价大学的交流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3、初访贵国时有一件这样的事。
一位非常可爱的少女问我：
“叔叔，你为什么来中国？”
我马上回答说：
“为了来见你。”
当时，这确是一种真实的心情。
生存着的“一个人”－－这其中包含着一切。不，除由此开始以外，别无扎实的“真正的友好”。
虽说是国与国的关系，但他要归结于人与人的关系。志趣相投者之间“心的交流”，是一切的基础。
我确信，将此具体地付诸实施，并不断发展、壮大，只有依靠“民众”的力量。我决意以此信念开展工作。
四、关于我对与总理会见情况的补充
1、与周总理会见后，至今已有25年了。当时的情况我已说过多次，因此，也许没有特别新的补充。
但是，对我而言，与总理会面的记忆，无论经过多少年也总是新的，因为那是使我深受启发，使我下定决心，使我具体开始行动的生命的印记。
关于与总理会见，尤其难忘的是，周夫人邓颖超女士的话。
1979年邓颖超女士来日本的时候，她受日中友好的大功劳者西园寺公一氏一家的招待，在箱根停留了一晚。在那里，我访华之事成了当时的话题，邓颖超女士对我这样说：
恩来同志很想会见池田先生。但是，负责同志健康管理的305医院的医师团全体对此予以反对。他们说：“总理，如果一定要会见，生命就难以有保证。”
恩来同志说：“无论发生什么，也一定要会见池田会长。”
医师团见此，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来与我商量。希望我说服恩来同志取消这次会见。
我回答说：“既然恩来同志已经这样说了，请你们同意这次会见。”
于是有了那次会见。
总理多么深刻的用心，两夫妇多么深刻的用心！
2、据总理传记记载，总理在会见我两周后，赴长沙（距北京1300公里）拜访了毛泽东主席。
据说，为了在将于年初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打破掌握权力中枢的“四人帮”的策划，总理那次旅行是势在必行的。
传记中有总理当时乘飞机的情况。那是一出令人伤感而又庄严的英雄剧。
当时的情况是，总理双足摇晃、两手颤抖，在服务员的帮助下，才终于乘上飞机。
随行人员一问总理的健康状况，总理便回答说：“必须与疾病做斗争。已有一年没有乘飞机了。在床上过了七、八个月。”空中小姐送过来甜点心，总理好不容易才吃了一点。
早几天，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越风氏与创价学会的代表恳谈时，告诉我们说：
我访华后，总理说过：“希望再见到池田会长。”并表现出一种非常遗憾的神情。
总理会见了我这一介民间人士。这不是因为我个人，而是希望结交日本所有民众的心。我深深地领会了总理的良苦用心。为了连接日本民众的心，总理以患病之身，耗去了所剩无几的生命力。
“对整个世界来说，20世纪的最后25年是极为重要的时期。各国要以相互平等的立场互相帮助，共同努力。”
我将总理的这句话牢记在心里，努力地走过了这25年。
我决心像总理的生涯那样，以有生之年全心全意为日中友好耕耘、播种，并营造人才辈出的世纪舞台。
五、关于“周恩来学”研究
1、我从心里感谢们共同研究的提议。
周恩来研究是先生们的专业。你们学识的深度、研究的积累都有着他人难以匹敌的优势。
对先生们的深厚情谊，我深表感谢。
2、关于“留学日本时期的周恩来”，我很关心，并很有兴趣。
自1917年9月至1919年4月的一年半里，总理留学日本，当时是19至21岁。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总理是抱着这样一种考虑决心留学日本的，即：日本为什么会兴盛起来？要去当地考察一下。并且，从中发现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
正值其时，日中之间缔结了关于留学的协定，中国学生在日本指定的学校学习合格即可完成学业归国，在此之前，享受官费待遇。
总理决定，首先赴日，申请指定学校的考试，违心学习。
据有关记载，他虽有超群的悟性、才能、人格，但家庭苦于经济拮据。在向友人借了旅费后，方如愿抵达日本。
总理在那种情况下，依然决意来日本，这对我们是最大的荣耀。
可是，当时的日本并不是适合总理青春奋斗的国家。傲慢的军国主义使总理等贵国的纯真的青年们陷入苦境。
总理不能不在呼喊祖国危机的运动中站在最前线。为此，总理没能实现当初定下的学习目标。不久，他将斗争的舞台移往祖国，挺身于爱国运动之中。
与总理会见后的翌年（1975年）春，我创立了创价大学首次迎来了来自贵国的6名留学生。这是为了以某种形式回报总理不能不在留学中途回国的艰辛。
今日，当时的这批留学生现已成为中日友好的骨干，正在努力工作。周总理若看到他们的这种情况，将会多么地高兴啊。
3、总之，贵国的人们十分幸运。你们有“人民之父”、“国家之师”这样的令人景仰的伟人。
尤其是贵研究中心学习、研究伟大总理的业绩，不断发掘宝贵资料，并向现代、向下一代、向世界广泛宣传。
我确信，没有比这更加荣耀的工作，没有比这更有价值的事业。
对应称为导师的周总理，应怎样进行研究呢？怎样才能进一步开展宣传呢？我们正在认真的摸索和探究。
也许是僭越的话，我认为追随导师的理想，追随导师的心而奋斗－－这才是周恩来研究的骨髓。
先生们研究的业绩是使人类永久觉醒的“精神的灯塔”。
先生们的人生是与伟人一道贯穿万里的“使命的旅程”。
先生们是运载伟人精神的“光之船”。
是在黑暗中战战兢兢的人们心中点燃希望之火的“灵魂的使者”。
给人民生存的价值！
给青年以勇气！
1、周总理具有高瞻远瞩的历史眼光和细致入微，体察人心的眼光。
我一直说他是“20世纪的诸葛孔明”，是本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大政治家。
他没有任最高领导，却身负重任、百折不挠，是一位外柔内刚的著名外交家，也是一位擅长实务的行政长官。这一切均形成于他对十亿人民的“责任感”。
他具有恢宏的心胸和令人叹服的魅力。
失去中国历史大转换－－从乱世转向太平、并进而转向繁荣的主轴是总理，总理是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的典范。
总理的一生是无私的一生。他从不顾个人荣辱，心中只有人民。他为人民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总理的“为人民”，不仅是为了中国人民，而且也是为了世界各国人民。
很多领导者只是为自己，而周总理则完全是为人民而生，心中只有人民。总理是所有领导者的模范中的模范。佛法说：“菩萨现身”，我从心里感动，总理就是“菩萨现身”。我因此大声疾呼“青年们，向总理学习！”今后必须浮现数千、数万、数十万“新世纪的周总理”。
追溯往事，19岁的青年周恩来，即一边探索变革社会的道路，一边立场要变革人类自身，指出：“人心亦须改变。”
据说青年周恩来心中，也有过“最好离开人类社会中多余之事”的想法，但他很快便否定了这种想法。尽管烦恼，青年周恩来决意追求光明的道路，认定“不能拒绝与人类的关系。珍惜每一位与自己有缘之人，并决不与之断绝往来。”
不能个人觉得满意而自我满足。一个人随意的自下而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人生。
总之，人生有限，以有限的人生全心全意为民众而斗争正是周总理和邓颖超一生奉行的大哲学，对此，我深信不疑。
2、人心所向的名人
中国的古语说：
“交人交心，浇树浇根。”
重视人心抓住人心－－这表明周总理是真正懂得政治的人。
无论是什么国家、无论是什么民族，即使是对立者，周总理均具有予以团结之力量。他真是连接人心的人。
遇到难题时，他总是首先打开相互的心扉，以诚实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予以解决。
周总理是不忘恩的人。
他在1946年5月2日接见来访记者时，充满感情地谈到个人经历，吐露了对母亲的深情。他说：
“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38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亲恩未报。”
“提到我个人之事，今天的我，今后的我最为惦念的是把一切给了我的母亲。母亲的墓在曾被日本占领下的江苏省。若能回到家乡，为母亲扫墓是多么幸福啊……。这是将生命献给革命和祖国的荡子必须做的最低限的事。”
其时，总理说：“若能到母亲的墓地拔拔草也是莫大的幸福啊。”
对周总理的这些字字句句，均令人感到总理对养母无穷无尽的感谢之情。
无论怎样大成，也无论有了怎样的社会地位，也绝不忘记养母的养育之恩，这是一种美好的心灵。我深深地感觉到这种充满人间爱的心是那么丰富、那么温馨。
、“共存”的心凝聚在周总理的人格中
在总理的言行中，有以“共存的精神气质”，即“以调和、团结、大家为”基调，所有的人以及人与自然互相支持，共同生存，共同繁荣的倾向。
总理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不用说中国，整个世界亦均装在他的大脑中。总理私生活严谨，作风清廉，绝不允许身边的人和亲属利用自己的名词牟取私利。
“见大局而不忘细微”，“外表春风满面，内里信念坚定”，“不以自己为中心，完全以对方为中心”，“真正的中国人为国际主义者”，总理总是在民众这片大地上，慈祥地灌注公正的精神。
我认为，周总理的这种“人间像”中凝注了21世纪人类不可欠缺的“共存精神”。
南开大学侯自新校长强调：“最重要的是从周总理的生活方式中学习如何成为21世纪的新人。”对此，我完全有同感。
正因为如此，我在向青年们演讲时多次提出周总理“为人民服务”的哲学和行动。
为他人、为社会活着。这是做人的基础。为他人竭尽全力，实际上为自己开辟人生的道路。不顾他人，实际上也会伤及自身。
巨人的风格 作者：胡絜青
我已经87岁，我一生经历了成千上万件事情，结识了成千上万个人士，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使我一生难忘的，叫我一想来便激动不已的，是我有幸认识了一位巨人。我握过他的手，和他谈过话，挨过他的训，得过他的鼓励，吃过他做的菜，受过他的保护。我是个平凡的小人物，回想起来，也许就是这么一点难忘的回忆，使人能安静地坐在窗前，望着自己一生的旅途，对自己悄悄地说：我不是个有福的人，但我是个幸运的人。这点回忆是我最大的财富，是我最高的得意。它使我知足，它使我满意，全是因为我见到过世上最完美的人。
现在，我愿意将我的回忆说出来，留在世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觉着，上苍塑造这么一个完人真是不容易，千载难逢吧。
一
我要说的都是一些小事。我的生活环境叫我只能看到这些小事。使我自豪的是，正是这些小事让我得到一个更完整的形象，看到了一个卓越的革命者、政治家和领导人在日常生活中是什么样子，不，或者正好应该反着说，恰恰是在这些细枝末节上发现他惊人的魅力来自何处，体会到一个人究竟应该怎样活在世上，才称得上是达到了顶有“人味儿”的最高境界。
大约是在60年代初，周总理和邓大姐宴请林巧稚大夫和她的女助手，要舍予和我两人作陪。我记得地点是在西四缸瓦市附近的一家小饭馆，路西，好像刚开张不久，并没有什么名气。坐在席上才搞清，这是为答谢林大夫和她的助手而设的私宴。她们俩成功地为邓大姐做过一次手术。那天，邓大姐气色很好，她自己一再地向大夫们表示感谢。大家频频举杯轮流向她和两位大夫表示祝贺。席间，我拿出自己画的一把绢团扇送给邓大姐。画的是一大朵牡丹，工笔重彩。舍予题词：“昔在帝王家，今供万人赏。”这把扇子引起在座的人很大兴趣，大家轮流传看，都说很雅气。那天饭后，周总理像普通顾客一样自己掏钱付了饭钱。过了些日子，我收到一张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合影照，照片上邓大姐正好拿着那把扇子。她右手握扇柄，左手轻扶扇的上端，将团扇的画面正对镜头，非常清晰。照片后面注有“一九六一年七月一十摄于向阳厅”的字样。照片上总理和大姐并肩而立，微笑着，很有神采。显然，这是他们回到家中特意拍摄的。
类似的小聚会，我还参加过三四次。1954年，总理在中南海家里设家宴，邀请三对文艺界朋友，有曹禺夫妇、吴祖光夫妇、舍予和我。谈的主要是文艺出新题材和写新戏的事。总理拿出一瓶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送给他的百年陈酿白兰地请大家品尝。他自己还下厨做了一道拿手菜——干丝汤。还有一次也是在夏天，在西花厅外面，当院，黄昏时节，总理设宴主请陈老总，要舍予和我去作陪。总理说陈老总家里人口多，开销大，负担比较重，嘴头上“亏了些”，得轮流请请他。总理那天特地邀请了溥雪斋老先生弹奏古筝。整个宴会是一次格调高雅、充满了情趣的晚宴。1961年6月有一次规模稍大的宴会，是借溥杰夫人嵯峨浩的母亲访华之际接见在京的整个溥氏家族，包括载涛和溥仪在内，要舍予和我以及程砚秋夫人果素贞去作陪，因为我们三人都是满族人。总理还特地将我们三人一一向大家作了介绍。谈到我的时候，总理说：“她中年学画，拜齐白石为师，现在和陈半丁、于非闇等画家合作巨幅的国画。”
通过这几次作陪，我品出一些特别的“味儿”来：周总理随身位国家领导人，但他总要想法设法把自己置身于这个身份之“外”，找机会生活在朋友之中，按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去交际。他会按常规的礼仪去答谢人家，如果受了人家的恩惠或帮助；去款待人家，必要的时候可以露一手“绝活”供大家一乐；去关注大家，如果人家有什么难处需要解决或者有什么进步需要鼓气的话；或者，什么也不为，干脆就是为了交朋友，谈谈天，听听音乐，品尝点特殊的，联络联络感情，叙叙旧。互相信赖便在潜移默化之中诞生了。而这，往往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
舍予的一句常说的话是：“总理又给我出题了！”
往往，这题便引出一部大型话剧来。
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历史上流传过许多大政治家和作家、艺术家交朋友的动人故事，而这种亲密关系对当时文艺的繁荣又都有过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在文化特别发达的时期和地方，这是一种光荣的传统。我觉着，周总理无疑是这光荣传统的最优秀的继承人。作为一个现代人，周总理的现代意识非常发达，他把平等相待看得很重。他力图把这两个重要性——密切交往和平等相待——融合在一起，塑造一种最理想的新型关系。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他热爱文艺事业，自己有很深的文艺修养，多才多艺，他非常关注文艺事业，把很多时间花在文艺事业上。他连报自己岁数都爱这么说：“我和老舍、郑振铎、王统照同庚。”他和文艺工作者之间不光有工作关系，还有在工作关系之外的亲密的平等的个人之间的朋友关系。文艺界一致认为：这种关系的建立对文艺事业的发展好处极大，有着意想不到的重大作用。试想，在那些小型聚会上，为什么总理老要邀请几位并无直接关系的作家艺术家去出席作陪呢？
这是他的风格，他的高明。
有吸引力，便有凝聚力。
有尊重，便有回报。
有了这种新型的关系，有话便能直说，完全坦荡，完全真诚。
该批评的便批评，改顶的就顶，朋友嘛，开诚布公。
一次，中朝友协宴请朝鲜朋友。舍予到过朝鲜，在那里写过小说，有不少认识的朋友。他又是中朝友协的副会长。朋友相见，酒兴大发。舍予醉得不省人事，怎么回的家，全然不知。过了几天，他下班回来，见到我头一句话便是：“今天我挨了好一顿批评！”这件事让总理知道了，不客气地批了他一顿。这是舍予一生之中最后一次醉酒，此后，再无这事。
也有舍予“将”总理的时候。在一次人大会议上，舍予登台发言，说会议太多了，成了灾，挤了他的写作时间，请求免去他的社会兼职，多写几个剧本。总理后来在政协“老人会”上说：“老舍同志有一次在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将’了我一‘军’，要求给他安排时间搞业务。对这部分同志要加以照顾，不要弄得太紧张。”
在一次座谈会上，舍予提出来要去新疆石河子地区去体验生活，话音未落，总理就说：“你年纪大了，腿脚又不方便，不一定跑那么远去体验生活。可以选近一点的地方，也可以不蹲下来，走马观花也是一种方式。噢，我打断了你的发言，对不起，请接着谈。”舍予瞪了总理一眼，笑道：“话都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
舍予写的戏，总理几乎全都看过，不光看，还帮着出主意，帮着修改，有的甚至由头到尾直接参与创作。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为作者撑腰，使几出最重要的话剧得以出台。没有他的慧眼卓识，有的戏，包括《龙须沟》和《茶馆》在内，恐怕都会是另一番命运。《龙须沟》写成之后，人艺有两大顾虑：一是青艺刚上演《保尔．柯察金》，一时演外国戏成了风行一时的时髦；二是正值抗美援朝，演《龙须沟》怕脱离现实。总理反对这种看法，认为演《龙须沟》也是结合实际，很有现实意义，对确立新政权的威望大有好处。不出他所料，《龙须沟》上演后大受人民欢迎，风靡全国，老舍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总理还推荐给毛主席看。《龙须沟》成为主席进城后观看的第一出大型话剧。
到话剧《茶馆》彩排的时候，不同意见也很多，其中主要的批评意见是“缺少正面形象”、“灰色”、“怀旧”等等，总理再一次站出来说话，认为《茶馆》是一出非常好的话剧，尤其是第一幕，对广大青年是一部很好的教科书，教他们看看旧社会是多么的可怕。
看了《茶馆》排演之后，总理在和导演、演员座谈时也谈了他的意见，他说如果让他写《茶馆》，他不会像老舍那样选择所描写的几个历史时期，他以为老舍选择的不够典型，典型的应该是“五四”、1927年大革命、抗战和解放战争。谈完了这些意见之后，总理连忙声明：“我这些意见，你们千万不要忙着对老舍同志讲；要讲，还是我自己去讲，我怕你们去传达，讲不清楚。”
他善解人意，他懂得尊重人。在他那里，找不到强加于人，找不到强迫命令，找不到“我说了算”。他永远以商量的口吻说话。商量了，可以不接受；不接受，也不要紧。
这便是周恩来！
这便是周恩来的魅力！
有了这个魅力，多大的艺术天才也对他五体投地，心悦诚服地跟着他走，走得愉快，走得高兴，服服帖帖。
二
总理曾经仔细询问我关于白石老师的起居情况，我向他详详细细地禀报了，使他下决心为老人找一处更大更安静的住处，这便是雨儿胡同13号的来历。后来，总理委托李可染、我和美协一位工作人员去帮老人迁居。这件事的结局并不好，内部原因比较复杂，老人只在那里住了一年多。
1953年，总理为齐老过生日，在欧美同学会举行宴会，约请了在京的著名老画家出席作陪，其中有画家秦仲文、陈半丁、于非阉、吴镜汀、胡佩衡，舍予和我也应邀出席。在此之前，国画家们曾上书总理，诉说中央美术学院停发聘书之后他们感到没有出路。总理特意把北京国画界的代表人物聚在一起，当面听取意见。他一方面在中西两派画家之间做调解工作，呼吁大家团结起来，发挥各自的传统优势，为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兴盛发达而共同努力；另一方面又萌发了一个新想法，与其长期僵下去，不如单独成立一个国画家的专门机构，由国家来办，组织国画家搞创作，切磋技法，学习政治，改造思想，只是不搞教学。这便是1957年北京画院的由来。总理还对“国画”这个词发表了看法，以为这样分类不利于团结，不如叫“中国画”。画院成立的时候，便称做“中国画院”，下放北京之后，改称“北京画院”。从那时起，我一直是它的成员之一。
总理对北京画家举办的个人画展和联合画展，几乎是有展必到，非常熟悉情况。有一次春节，在小礼堂听戏，舍予和总理坐前后排，我不好意思坐在总理前面，自己找了个偏座坐下。总理向我远远地招手，示意让我过去，我走到总理跟前，他拉住我的手，让我坐在他旁边。一连串问我：
“为什么坐那么远呀？”
“你身体好吗？”
“有什么不舒服？请告诉我，我给你介绍一位好大夫。”
他说的好大夫，就是浦辅周老先生，医道极高，后来，舍予和我都求他看过病。
总理还告诉我，他去看过我的画展，他说：“你进步很大嘛！”说得我特别不好意思，心里却乐滋滋的，得意了好些日子。
白石老人举办画展，外国向他赠送院士证书，在对外友协举行授证仪式，我去参加，一进门便被总理看见了，也是硬拉我坐在他的旁边。当时，我的感受只能用“受宠若惊”、“如坐针毡”这样的词来形容，总之，鼓舞得不得了，自己暗暗地下决心加倍地练，加倍地画，千万别辜负了总理的一番好意。
北京饭店里举行盛大的舞会，好像是欢迎志愿军英雄，舍予带我去参加。舍予和我都不会跳交谊舞，他找朋友去聊天，我就一个人坐在一边看跳舞。总理的舞姿非常潇洒，许多年轻的女演员都争着找他跳，谁能跟他跳上一回，小伙伴们都能把她围起来，庆贺一番，羡慕得很。哪晓得，总理径直向我走来，说：
“我请你跳舞。”
我窘在那里，半天才木木地憋出一句：“对不起，总理，我不会。”
总理轻轻地摇了摇头，笑了笑，走了。我后悔极了，舍予呀舍予，干吗咱俩不学跳舞呀！
记得，那天黄继光的老妈妈也来了，大家围着她问寒问暖，谁知道，越安慰越糟，勾起了老妈妈思子之情，当场落下泪来。周总理赶快跑过来解围，他把大家扒拉开，拉着老太太的手，亲亲她的脸，轻轻地用手为她擦去脸上的泪，对大家大声地说：“不说啦，不说啦，跳舞！跳舞！”然后，双手拉着老太太的手，慢慢地在舞池里“走”了一圈。远远地看去，老妈妈脸上已经有了笑模样。我自己却看模糊了双眼。
民族文化宫里举行音乐会，是洋嗓子，有大乐队在乐池里伴奏，散得很晚。总理把舍予留在休息室里谈意见，我一个人先退出来，坐在车子里等舍予。谁知道，总理派警卫员来找我，说要我也去听听。我进去的时候，听见总理正在说“是听唱歌还是听音乐？”他转过头来招呼我，说：“你也来听，没有关系！”这一听，听到了夜里12点以后。
也还有说话不要我听的时候。总理上家来找舍予，谈了一小会儿，舍予出来叫我：“恝青，你到西屋去吧，总理要和我谈点事。”我回避到西屋，一点也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心想，一会儿就会完吧。哪知道，一气谈了四个小时，由两点一直谈到六点，该吃晚饭了，总理还没有出来的意思。好不容易盼着舍予叫我，却吓了我一大跳：总理要在家吃饭！
我毫无准备，出了一头汗，“抓”出来两样菜——摊鸡蛋和一块蒸鱼。总理一看菜就乐了，说：“你和小超一样，知识分子，不会做饭！”
舍予一直对这次长谈守口如瓶，至今，成了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除了那丢人的摊鸡蛋和蒸鱼，简单无可记述。我只记得舍予偶尔露出过一两句“机密”，说总理不主张他入党，认为他留在党外更有用。我可是闹不清楚，这一两句机密和那次长谈有没有关系。总理去世后，我在报上读到一封他的信，才明白，那点意思由来已久。那封信是1944年9月由延安写给郭老的。信中嘱他不要轻易出面，“创意须出自舒洪姚等”。舒者舍予也，他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负责人。而“文协”是一个统一战线组织，以团结作家抗战为唯一宗旨。可见，总理以为舍予留在党外更有用是他的一贯想法了。
对舍予来说，在他一生中，有两个关键转折是和周总理有密切关系的。一次是1938年初酝酿成立“抗敌文协”时，究竟让谁来当领导人，很费了些周折。最后经周恩来和冯玉祥先生商定，要舍予出来担任。这件事几乎决定了舍予此后的人生道路。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从此，他由一个单纯的“写家”变成了一个时代洪流中的“尽职的小卒”。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正式在武汉成立。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蔡元培、罗曼．罗兰、史沫特莱等13人被推选为名誉主席。周恩来在会上发表了热情的讲演。老舍在会上被选为理事，并担任总务部主任，对内总理会务，对外代表“文协”。“文协”召开第二次理事会，周恩来应邀出席。老舍后来在《会务报告》中对这次会议有过生动的描写，其中有一段是专门记述周恩来的：
“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高兴能与这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儿工作。他说，必须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更大的发展。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十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
另一次是1949年6月开第一次文代会时，周总理面对解放区和国统区两股文艺大军在北平会合的大好形势，提出“现在就差老舍了，请他快回来吧”。根据他的旨意，由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阳翰笙、曹禺、田汉、冯雪峰等三十多人签名写了一封邀请信。经过秘密渠道传递到了远在纽约的舍予手中。他终于在当年11月底回到了祖国，掀开了他新生活的一页。那封热情的邀请信他随身带回了国。后来夹在《鲁迅全集》里，是他特意保留的唯一的一封书信，可惜，“文革”时抄家不知所终。
两次最重要的召唤，均出自周恩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舍予的引路人，一点也不过分。
也许，正因为此，当舍予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他一再对我说：“总理最了解我，总理最了解我……”
这是1966年8月24日凌晨，在奄奄一息的情况下他头脑里唯一坚信不移的一件事。或许，一切一切都破灭了，只剩下了这个。
他是怀着这个信念在当天的深夜走入太平湖的……
舍予撒手而去，苦了另一位活着的、他的引路人、他的好朋友。后来一系列事实证明，舍予的突然死亡使周总理大为震惊。
三
8月24日上午，舍予离家出走，不知去向。“造反派”向我要人，还到顶棚的检查孔里去搜查，以为我把舍予藏了起来。我马上预感到事情的严重，第一个念头就是向总理求救。
我想有一次舍予生病，吐了点血，我自己买了点药，让他歇了几天，而没有报告，事后，总理来家看望舍予见了我，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以后不要自作主张，要送医院，要直接向我报告！”
想起这个叮嘱，我悄悄地派孩子去国务院接待站向总理转递报告，请他帮助把舍予找到。
25日清晨，总理办公室给我打来电话，说：“不要着急，已经派人在找，一有消息马上通知，请等候。”
实际上，当天上午已经找到他，在湖水中。
一切都完了。
以后，我一直没有见过总理。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知道了：总理在舍予死后，为舍予，为我，还做了许多许多事情。
我的惊讶，我的感动，我的感激，简直无法形容。
大致半年多之后，我在锣鼓巷等车，突然发现王昆仑先生由我面前经过，他把我拉到一旁，小声地问我：“总理的秘书去看过你吗？”
我茫然不知所答。
于是，他告诉了我下面的故事。
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上，总理得机会碰见了王昆仑，问他知道老舍死了吗，王说知道，又问知道是怎么死的吗，王答知道一些，总理说：“那好，我们以后单独谈。”接着总理便求王昆仑代表他去胡恝青处看看，一是代表总理向她表示慰问；二是看看她的近况，回来向他报告。王昆仑当即表示有难处，建议总理还是叫周荣鑫去吧。总理没有勉强王昆仑。过了几天，夜晚，总理约见王昆仑到总理住地长谈。总理说他虽然已见到上报的材料，但是他认为仍有必要由他自己再作详细的调查，他要王昆仑把他知道的关于老舍之死的情况一一讲给他听。王昆仑是北京市副市长中当时唯一还在台上的人，虽然没有任何实权，但对情况还是多少了解一些。巧得很，对23日孔庙那场武斗，王昆仑就知道得很详细，因为他当时正在市府，接到紧急报告之后，他便匆匆赶到现场，发现那里的情况完全失控。他完全无法进行任何干预，只能闪在一旁痛苦无奈地焦急地看着他多年的好朋友活活地受折磨受污辱。老舍的伤势最重，头破血流，衣服上染满了鲜血。王昆仑远远地也注意到了老舍的异样的神态，表露出来的是一种极度的愤怒和极度的疲惫。对随后在市文联院内发生的悲剧，因为没有亲身到场，王昆仑只能提供一些间接的信息。总的说来，那里所发生的一切比孔庙内的事态又严重了许多。老舍和红卫兵直接发生了冲突，几乎被活活打死。等到把他好歹地抢出来之时，他已奄奄一息。这两场疯狂的丧失了任何理智的武斗，在短短的十几个小时内，实际上就断送了老舍的性命。
总理听了王昆仑的叙说，追问了许多细节。这一夜，他们谈了很久，直到深夜。
听了王昆仑谈的这一切，我简直以为自己在做梦。因为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人同我谈过话，没有任何人来过我的家。我当时很孤独。孩子们纷纷被揪斗，回不了家。我是一个“自绝于人民”的人的老婆，没有人敢理我。我的孤独似乎是注定命该如此的。
当天夜里，我给总理写了一封信，感谢他还想着我，也向他报告：我还活着。
舍予去世五天之后，周总理亲自签发了关于保护干部的电文，他自己拟就了要保护的著名民主人士的名单。同样是在五天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舍予的血和死，还有同期死去的成千上万的善良的人们的悲剧，换来了那份保护名单和那篇社论，代价可谓大矣。然而首先想到这个代价的，当时仅总理一人。舍予是第一个沉死太平湖的人，继他之后，据说，在那可怕的8月末，达到了上百人。假设没有那五天之后的电文和社论，说不定沉湖的人会多于水中的鱼。
在以后的日子里，像蝉脱壳，每隔一段时间，我周围的禁锢便被剥去一层。首先解冻的是舍予的稿费存款，银行奉命对我说，这笔款子可以由我和子女自由支配了。明显地可以感到：是总理那只巨手在悄悄地拨动着这一切，做得既巧妙又不露声色。
总理病逝两年半之后，北京市和全国的文艺界朋友们为舍予举行了隆重的象征性的骨灰安放仪式。那天，邓大姐到得特别早，她握着我的手，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假如恩来还活着，他今天会第一个来！”
邓大姐说：总理生前经常提到老舍的名字，他十分想念老舍。
她还说：她今天也是故意提前来的，为的是也代表恩来出席老舍的追悼会。是替他来行礼的。
她当着我的面对我的孩子说：“你们的妈妈很了不起，她是一位坚强的女性，你们要好好照料她，并且要向她学习！”
舍予去世之后，我没有痛痛快快地哭过，不是不想，是不敢，听了邓大姐夸奖我的话，我的泪再也忍不住了，吧嗒吧嗒地往下掉，一点也不坚强了。
在总理去世之前，在北海湖畔，总理已经郑重地祭奠过舍予了。
那也是一个8月24日，总理重病，被安排在北海里养病，医护人员陪同他在湖边散步，他默默地望着湖水出神，突然问道：“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对方紧张地思索，不得要领，回答说不知道。
“今天是老舍先生的祭日！”
然后，总理又问：
“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对方回答说：“有所耳闻，但不详细……”
“我知道！”总理口气很坚定地说。“我详详细细地讲给你听。”
也许，这些话在他心中憋得太久太久，已经到了不吐不成的地步。
也许，他是见景生情，看见了湖水，想和他死去的老友作一次知根知底的交谈。
也许，他想起了武汉，想起了重庆，想起了第一次文代会，想起了《龙须沟》，想起了《茶馆》，想起了费力不讨好的《春华秋实》，而这一切，都白费了，多么令人沮丧。
也许，他想起了他对胡恝青的批评，那时是惟恐照顾不周，命运却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像八级风一样，把他心爱的一切和精心扶植的一切一扫而光，刮得无影无踪，极其残酷，而且极其难堪。
也许他为舍予感到惋惜，他知道舍予还能写，还有《正红旗下》没有写完，还有相当庞大的写作计划，还有可能拿出更好的东西来。
也许，也许……
这一切也许都凝结在北海的湖面上。一个绝顶聪明的人，面对这么多遗憾，他的悲哀是不言而喻了。
他便在死在这遗憾里了。
不过，这遗憾，这悲哀，使我更加看清了一个绝对完美的人。
我想说，在这湖畔独白式的解说纯粹是周恩来式的，它不仅为巨人的风格描绘了最后的一笔，而且也为周恩来——老舍的友谊写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周恩来的智仁勇
文/zhoudao3930
周恩来智力超群，这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学生时代的学习成绩，初期革命活动的机敏，进入核心后的把握，国统区的方方面面，执政后的运筹帷幄，混乱时的力所能及，身后事的大悟大彻。在以上每一个人生阶段，他都做的全力以赴，尽心尽力。人们常用身不由己来形容生活中的无奈。这种无奈其实对百姓和特别人物是同等存在的。因为处于社会焦点的人们，更是被社会潮流裹挟推进的高危群体。只有从善如流者能始终把握自己。既不是落伍遭淘汰，也不会一根筋弄得头破血流。既然如此，历史的评说只有从历史的源头说起。
推翻帝制，走向共和，这是中华民族自上个世纪初到如今不变的选择。从袁世凯复辟，到军阀混战，到国民党下台，都表明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党， 凡是搞独裁的都将被中国人所抛弃。：）代表这个潮流，才有了被全国人民共同拥戴为执政党的辉煌。周恩来是这一全过程的参与者。如果历史的选择当初没有错，那么现实的作为就是智力的角逐。那么简单地说，任何人在他的位置上，都不会有比他做得更好的可能。因为这里需要的是一种大智慧，一种摈弃小聪明的高超。而周恩来做到了。这方面可以西安事变为例。
西安事变是国民党上层的歧见所致。结成抗日统一战线意味着：）存在的合法。而这个机遇的形成，与周恩来的超凡人格魅力是密不可分的。这种能力不是危机四伏时的逃遁，也不是不同意见之争时的雄辩，更不是在位优越时的狂傲。简而言之，是人性的感化。如果说张学良是千古功臣，那么周恩来几乎可以在这件事上获促成奖。而更高明的就是这一切并不显山露水。无可言说。这就是大智慧。
建立共和国，是历史的必然。国有国体，它不是一个团体活动的概念，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代社会无法离开政府的运作。这方面彰显了周恩来的行政管理才能。如果说做总理有天才的话，他是当之无愧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今日之国力，与周恩来作为政府首脑时的尽心竭力，呕心沥血是无法分开的。中国国际地位的近代隆起，和周恩来所代表的政府形象是相一致的。今天人们无法否认当年的计划经济是历史的产物。但是这种选择奠定了今日的经济基础。有目共睹的是周恩来是经济发展的带头人。而同样有理由认为的是，如果少一些极左思潮的干扰，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至少不会饿死人和拥有更多的积累。今天人们看到两弹一星中知识分子的作用，而当年使这些爱国者放弃国外优越生活返国效力的强大动力，除了自身的爱国热忱和认定中国从此走上民主自由的信念外，周恩来的人格感召是不可或缺的。今天人们熟悉的EQ（情商），被他发挥的淋漓尽致又润物无声。周恩来是：）员。他的政治信仰是明确的，他从未背离自己的追求，他全力以赴的做了自己问心无愧的事，而这一切又是在国人从上到下都被认可的历史背景中。这样的人生之路已达极致。是非之论，因人而异。古今中外，盖莫如此。
由于文革的发生，周恩来原本清晰的形象变得模糊起来。他最被苟病的是其文革中的表现。那么指责他的人们指望什么呢，要他也用拉一竿子人上山打游击来恫吓同僚；要他象陈大姐似的不举手罢逐刘少奇。如此简单的推断和道德评估，只适用于小学生选班长。要评判周恩来这样的人物，不放到历史文化的积淀中去透视，得到的只能是饭后茶余聊天的零星碎片。“赵氏孤儿”是妇孺皆知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品行高段位的故事（国外似无相同）。但是当历史稍稍变换了一下故事情节，人物称谓，故事主题要表达的深意就无人识真了吗！古人云：大忠似奸。这个大忠，是忠于历史，国家，民族，百姓，良知，奸是指人与事表面的方式方法有道德缺失。须知搞文革无论如何不是周恩来的主张，而文革的最终指向也是明白无误的。以周恩来的智力即便他最初不明了发动者的意图，那后期他是决不会不清楚文革对他意味着什么。在这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道德论者的指责过于苍白无力。周恩来除了以当年伍豪之剑的无奈来应对外是别无可选的。这里，最可琢磨回味的是他的同事，现今人们常用到的词--圈里人的邓小平，对他文革时的一番话。而这种话不是仅凭字面之意就可领会的。真是领会了， 也就什么都不说了。周恩来身后无迹可寻，那是令人何等心悸又深思的啊。
周恩来的勇不是匹夫之勇，也非一战一役的将帅之勇。推翻帝制百年，帝王意识并未随人而去。它像幽灵一样蛰伏于中国人的吃喝玩乐，生活工作中。东渡日本，西到欧陆的周恩来显然对此有比同代人更多更深地认识。这就是早期：）人多为知识分子之故。当理想要成为现实时，没有修正是不可能的。联系到当时的国际背景，闹共产更应视为一种人类文明发展的探索。不但在中国，在苏俄，就是在西方国家，也有多少号称社会主义的探索。今天看有些事是有了结果。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在一个从社会到党内都存在个人崇拜的环境中，为了眼前的利益反而强化本应该舍弃的东西，这不能不是莫大的遗憾。但政治就象经济一样是要回报的，甚至比经济的功利性，紧迫性还强。
而周恩来的勇恰恰就在这里。没有我不下地狱谁去的勇气，没有伴君一生的反封建胆略，没有超凡智慧和能力，谁敢趟这一池子混水。而趟水就沾泥点子。周恩来在南宁会议时的痛苦两难的检讨，是聪明人违心迁就蠢行的痛苦，是身不由己的无奈，又是顾全大局的个人牺牲。谁能跨越历史的局限，在那时做出惊人之举呢。而日后愈演愈烈的极左狂热，谁还能相对冷静，谁还能尽量勒一下缰绳，使狂奔的马车回到正路上来。林彪事件撕开了罩在文革闹剧上的迷彩外衣。“五七一工程”以反面教材公之于众，教会多少会思考的人们反思当时社会的荒诞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孕育了多少今天社会的有用之才。谁有此政治智慧，导演了这样令人叫绝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现代版的狸猫换太子（人物，情节有变的噢）。
用理性的思考是不难得到答案的。
事实上，从林彪事件后，文革就大致脱离了社会大众，越来越表现其高端内斗的特点来。反周必乱像一道咒语，维系着国人对无法无天容忍的底线。 但是反周者按捺不住，最后还是撞了线，如此爆发了49年以后，第一次表达民意，自发的聚众--四五运动。毫无疑问，任何时候，任何人，要否定千百万人的价值观，不是靠愚民政策可以行得通的。当周恩来成为事实上的一面旗帜，虽然他本人是决不会这么认为的，除了说人心所向，民意难违外，还能做何解释呢。
历史虽然在政治上开了一个大玩笑，但它在道德上却从没有变过脸。婚姻的合理合法，弃财的言行一致，待人的真诚体贴，等等，这种正心修身的品德和自律，传统文化中为人之道的精华，老百姓称之的清官好人，都不是政局形势可以改变其永恒的道德价值的。包括他对女性的尊重，都是今天人们也要坚守的道德戒律。否定了周恩来的道德意义，中华民族将没有道德可言，人性中也无真善美可言。在和国际接轨的今天来看，政治家的私德绝非个人私事。一个简单的观察，就可了解政治家天花乱坠的话语，是否发自真心，那就是对私生活的态度。周恩来于此早就达到国际水准了。
怀念你，不仅在今日?周总理
2008/03/07 10:50:10河北新闻网http://www.hebnews.cn
今天又到周爷爷的诞辰了，110周年，爷爷如果在世的今年刚好是111岁，110周年，举国上下高调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家，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他更似一位神
听闻周爷爷最喜欢海棠花，海棠花又开了，而观花的人已离去十几载，这是在邓奶奶写给爷爷的信上说的，第一次看见这封信是在深夜，看见这句话时突然就落泪了，把书紧紧揣胸口，说不尽的心酸，道不尽的思念…………
如今，海棠花又开了，而那个喜欢看海棠观海棠花的人已经离去几十载了，人家说，山高水远的阻隔，剪不断的是天涯海角的思念，想念您，爷爷，在每一年每一天，想念您，爷爷，在每一时每一刻，您是我们心中深深崇拜着的伟人，您是我们心中念念不忘的亲人，您是我们心中牵肠挂肚的爷爷，您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恩人
110年前，江苏淮安那个您出生的地方，是否也有美艳动人的花儿，为你绽放，为您盛开…………
您的到来，那么的平静，那么的悄无声息，谁想到，若干年后这个小小的身躯肩负起了整个中华民族的重担，谁想到，许多年后的许多年后，这个悄悄然诞生的小生命，会让星辰都为之失色，所有的星宿所有的阳光，都因您而黯然，您不负于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您用您自身的魅力影响着整个国际政治舞台，您是太阳，您用您的光芒照射着整个中华大地，您和无数的革命前辈让中国人站起来，您让中国骄傲，您让中华民族傲然于世不畏惧风霜…………
永远难忘看见您去世前那一刻的画面，永远忘不了在午夜撕心裂肺的哭声，我多想去抱抱您呀，我多想去看看您的陵墓呀，我多想当面向您 鞠躬，我多想，我多想…………
但这些只是我的“想”，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实现我这些“多想”，即使我是那么的想
我出生在您去世的许多年后，当我认识您，当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伟人的时候，当我来不及去膜拜来不及去哀悼的时候，您的骨灰已流入大海，随滚滚长江东流水满载荣誉的归去您另一个该去的地方
永远忘不了您在生死关头还关心着别人，永远忘不了您说：“我从来没生过什么病，没想到这次会生这么大的病”，每次看见那个场景，每次听到那句话，眼泪就会夺框而出，就像是真正的人握着我的手在我面前说这句话
有时我也在想，爷爷如果您“自私”点，您不要那么的忘我，不要那么的辛苦劳累，您不要那么的舍己为人，不要那么的默默承担着一切，有时我在想，您当时再“自私”一点，您不要那么的投入工作而忘却自己的身体，累出病了还不知，或许，或许您就不会生这么大的病，不会那么早就走，您不该走，您怎么能走？
但是我知道您不能，您无法自私，您对自己那么的“自私”可是您无法对全中国那么多人自私
十年， 文革过去了
风云，沧海桑田，一切的一切，都还来不及收拾，一切的一切，所有的灾难都过去了，您成了这场大灾难的“救世主”，您苦苦支撑着整个局面，您在一个滚滚翻腾的火炉里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拯救那些在水深火热里的人，你俨然救世一位菩萨，你把一个一个众生“度完”以后，您一个转身，就这么走了，人民，还来不及感谢您，我们，还来不及拥抱您，您就这样“功成，身退”
然而，历史的舞台上，再没有您的身影出现
浮华的尘世里，再也没有您那威严的姿态，没有您的和蔼可亲的笑容，没有您亲切的问候，没有您潇洒迷人的身姿…………
许多年后
朋友问我：“为什么像周总理这样的人，会这么快离开这个世界？”
我俯首天际，看着晚霞携着夕阳的余晖，耀眼的阳光渐渐淡出我的视线
回答她：“因为他不属于这个世界”
朋友哑然
我笑着说：“因为这个世界无法及他，他是星辰，他是大海，他是太阳，你可以这样形容他，但是任这其中的一样，都无法与他比拟”
我用佛教言语解释：“因为他是个大功德主，他是个救这个世界的，他尽了他的责任，做完了他该做的事，就回去了，回到属于他的国度，那是神的国度，这个世界，无法与他媲美……”
记得在一篇论坛的争论帖子上，看见基督教与佛教徒在争论一个问题
周总理的宗教信仰到底是什么？佛？还是基督?天主？
各方都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总理是归属于他们的教
当双方都投入都激烈的争论中时，一位网友说了一句话让我拍手叫绝，比起那些一直争论不休的宗教朋友们强很多
他说：“你们用得着这样争论吗？不管是信基督也好，信天主也好信佛也好，周恩来总理本身就是一位神，他像神一样让人崇拜，尊敬，这样的人，不管是去到那个教，我相信所有的教主都会很高兴有这样一位门徒，对他来说，所有宗教都是一样的”
很多年后
海棠花，又开了，一朵，两朵……
三月来了，春天到了，百花齐放，只是那个观花赏花爱花的人，已经不再了，他走了，走了几十年，数十载的光 阴匆匆，一掠而过，任时光匆匆流去，在心里总有一个身影无法磨灭
那个潇洒的男子，那个全中国公认的美男子，那个江南的才子，翩翩公子，那个在革命战场上坚硬的男人，那个在漫天波涛汹涌中傲然屹立在中华大地上永不畏惧的男人，那个在国际政坛上被称为“最俊美的将军，最难应付的人”那个和蔼亲切的老人…………，一切的一切，任何一个影子，都是他，大公无私的周总理
海棠花又开了，春天又来了
听说爷爷您出生在春天，那个微微细雨润江南的季节
从此，我喜欢上了春天，喜欢上了春天，无限的明媚，动人
棠花又开了，人去楼已空
多少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辈出
然而，历史的舞台上，翻滚的人世间，国际的政坛上，再也没有出现那一位，勃勃英姿，光彩焕发的男子，再也没有出现过那个身影，坚强刚硬，风采翩翩…………
天上路过的云啊，你可知道那是谁？
地上滴落的露啊，你可知道他在哪？
今年的花，又开了
花开花谢总是一年有一年，每一年，家乡的花，都是那样的红，每一季，淮安的海棠，总是如期开放，而您，回来看过了吗？
今年，今年您一定要来，您一定会来
对吧，您，会来的
3月5日了
爷爷，不管您现在在哪，我知道您一定听得见的
爷爷，沧海桑田的转变，割不断天涯海角的思念
爷爷，您看您和许多老前辈打下的江山如今如此多娇
爷爷，您看，08了，我们中国终于举办了一次自己的奥运会
爷爷，您看，您看，百年梦已圆…………
爷爷，海棠花开，多少次，我不敢凝视，爷爷，千言万语不足以表达我对您的崇敬和思念之情，今夜，我只能用我最深切我真挚的情感叫您一声，爷爷，不管您现在在哪里，我知道您一定听见我的呼唤，听见我们亿亿万万兄弟姐妹父老乡亲对您的感激
爷爷，请容许我为您献上一束海棠花，请允许我对您说声：“爷爷，生日快乐”
三色海棠花——敬我们最可爱的人！
1976年的1月8日，这是一个让所有中国人都悲痛的日子，那种伤痛已经远远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像是明明站在地球上却突然失去了重心。因为在这个日子里，我们失去了我们最可爱的人——周总理！
而后每一年里的1月8日，是我们怀念这个最可爱的人的日子。如今，已经2008年了。2008年是个特殊的日子，因为奥运，因为奥运要在我们中国举行！我想如果这个最可爱的人现在依然还在，他一定会笑得比海棠花还要美丽！
今天，2008年的1月8日，我们依旧像每一年的1月8日一样怀念这个最可爱的人！一复一日，年复一年，而今，已经整整32年了。我们心里那个最可爱的人已经离开我们32年了！
依然还清楚的记得上小学时读过的那篇文章《十里长街送总理》，“长安街两旁的人行道上，挤满了男女老少。路那样长，人那样多，向东望不见头，向西望不见尾。人们臂上都缠着黑纱，胸前都佩着白花，眼睛都望着总理的灵车将要开来的方向······”就算至今再读上一遍，依然还是会像第一次读的时候一样泪流满面，只因为他是我们心中最最可爱的人，我们怀念他！
32年了，这个可爱的人离开我们32年了。是的，他的人不在了，但是他却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是个永恒，永远都无法磨灭！
我们说他是我们心中最最可爱的人，不是因为那个高高在上的总理位置，而仅仅是他这个人，他的一生都那么无私的奉献给了人民，奉献给了国家！奉献给了这片中华大地！所以他是我们心中最最可爱的人，这是当之无愧的！
这个最可爱的人最喜欢海棠花，那些小小的，却无比美丽的花。海棠花的花语是温和、美丽，海棠花的花期是全年盛开。而这个可爱的人就如同海棠花一样，温和那是他的微笑，美丽那是他的人格，而全年就如同他的一生，他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华民族！
今天，在这个可爱的人逝世32周年的日子里，我们要为他献上三束美丽的海棠花！我们要大声告诉远在天堂的他，无论时光怎么流逝，无论世间怎么变迁，无论我们是活着还是死去，周恩来周总理永远都是我们心中最最可爱的人！！！
第一束白色海棠花，敬这个可爱的人那高尚的道德品质！人一生孰能无过，可是这个可爱的人却让我们找不出一丁点儿的过错。他的一生都是那么淳淳朴朴，简简单单，清清白白。他的品质就如同那白色的海棠花，洁白无瑕！
第二束红色海棠花，敬这个可爱的人那无私的奉献精神！真正的无私，并不是谁都可以做的到的。也许有些人做的到，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那么一生呢？谁能保证一生的无私？谁能做到一生的无私？除了这个可爱的人，我至今也没有找到第二人。辛辛苦苦、兢兢业业无私奉献了一生，直到病危离开人世，他才终于不舍的闭上了眼睛，放下了工作。他的精神就如同那红色的海棠花，红光耀眼！
第三束粉色海棠花，敬这个可爱的人那超凡的人格魅力！他有英俊的脸庞，非凡的气质，可是这些都不是重要的。我们最喜欢他的微笑，那和蔼可亲的微笑；那真心诚恳的微笑；那善良无比的微笑。他为革命而奋斗，他微笑，因为他爱这片土地！他为人民做贡献，他微笑，因为他爱这些百姓！甚至在文革时期的忍辱负重，他依然微笑，抗日战斗的时候生死都置之度外了，那这点儿困难又算得了什么！他从没想过名留青史，他只想保住这个国家，因为他爱这个中华民族！他的微笑就如同那粉色的海棠花，粉得可爱！
三色海棠花，白色、红色、粉色，敬我们心中最最可爱的人——周恩来周总理！
百夜行鬼，著。
2008年1月8日凌晨7点
周恩来邓颖超秘书赵炜：亲历37年西花厅岁月
2007年09月14日 08:31:20 来源：中国：）新闻网
最忘不了周总理去世那天1976.1.8 最遗憾和周总理合影太少
“当年我走进西花厅的时候还很年轻，经历过的事情太多太多，要想说出来时反而觉得不容易了。”算起来，赵炜现在也是七十来岁的人了。我不知道在这本书中她是否完全表达了她对于那段难忘岁月的感受。因为有的感受不是能用文字表达出来的。即使表达出来了，想必千万个人也有千万种理解。还记得在采访赵炜的时候，她说大姐是如何教育她的孩子的时候，老人家眼里含着泪光，这么多年了，让她魂牵梦萦的就是那布满海棠花下的西花厅，那段她青春年华中最美好的时光，那个让她人生有过几次转变的地方。
你当初是怎么走进西花厅的？
我是沈阳市第七女子中学的学生，中学毕业后我报名参军，虽然当时父母并不同意我当兵，我是在1953年被送到长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机要干部学校学习了一年后1954年转业来到中南海的。我留在国务院做了几个月的译电员后，一天秘书科的科长找我谈话，要把我调到总理办公室去工作，我当时的内心又激动又担心，激动的是我可以见到总理了，担心的是我才23岁，我能胜任这份工作吗？我当时就是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走进西花厅的。
你刚到西花厅的时候，西花厅是什么样的？它和你想像中的西花厅一样吗？
西花厅离中南海西北门很近，原来我在外面只看见过它的一个轮廓，当我走进西花厅时，我发现它比我想像中要安静很多，我还记得那天我走到西花厅的大门口，和警卫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后，就径直走了进去，西花厅里静悄悄的，门口的警卫室和车库都是清一色的青砖老房子，院里的林荫小径让人感到特别清爽舒服。走了十几米，通过一排小平房的围墙，我第一次看见了西花厅外院的水榭。其实西花厅最著名的要数那里的海棠花，每年四月，海棠花盛开时节花满枝头，给这座具有中国古典风貌院落中的春色又平添一丝儒雅的气息。
那你知道当初为什么总理会选择在西花厅办公吗？是他们一开始就住进来的，还是后来搬来的？
不是一开始就住进来的，是后来搬来的。刚开始总理他们住丰泽园，后来毛主席搬进来了，总理就要换一个地方住，当时总理来过西花厅这个小院一趟，他和邓大姐都很喜欢那里的海棠花，还有前院的几十株牡丹花和马蹄莲，总理觉得这个小院很雅静，于是就搬来了。
你第一次见到总理紧张吗？
紧张呀，那时我来西花厅已经工作了快一个月了，但是有一件事我当时是不敢问的，那就是什么时候可以见到总理和大姐，见到他们我应该怎么称呼他们，我该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这个疑惑在心里压了很久，终于有一天我要外出办事，见到在散步的总理和大姐，我楞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的时候，总理身边的同事已经向总理介绍我的情况，总理马上拉着我的手说“新同志呀”，我紧张得手心都冒汗了，总理看出我紧张，笑着说“不要紧张，咱们都是同志”，让我突然觉得自己和总理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你在总理身边工作这么久的时间，是否想过换换环境，去别的岗位上工作呢？
我曾经有一次差点调离总理办公室，那是主席有一次对总理说“秘书多会误事”后，总理决定精简秘书队伍，当时我接到组织的安排，要调我去北京一个化工厂担任团干部工作，接到通知后我还挺高兴的，觉得自己有机会到基层接受锻炼了，告别总理的那天晚上我去紫光阁玩，见到总理和他告别，结果总理为这件事很不高兴，在他亲自过问下，我最终没有被调走，并且在西花厅一呆就是30年。
在你眼里，总理对同志的要求严格吗？
总理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他在工作上对同志的要求很严格，但在生活中，他和大家很随和。总理要求秘书向他汇报工作的时候一是要准确，二是要及时，三是要简明扼要。汇报工作的时候不可以出现“大概、可能、也许”这类词，不过总理很关心我们的生活，我结婚的时候，总理亲自前来道贺，他和大姐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毛主席绣像我们一直保存到现在，我们那场简单的婚礼因为总理的到来，给我们留下了永远甜蜜的回忆。
在你眼里，总理是位平易近人的人，那么他的生活是什么样？每天他的伙食是什么样的？
总理和大家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他的饮食很简单，早餐通常是一杯牛奶或者一碗玉米糊，再加两三片面包，如果在家吃午餐或者晚餐就是两菜一汤。总理喜欢一荤一素，荤菜他喜欢吃鱼或者红烧肉，素菜就是一些青菜了，总理每天晚上工作，他晚上工作的夜宵就是一小盘花生米，一吃就是几十年呀。总理不理财，喜欢请客让朋友来这里聚餐，可他每月的工资并不高，时间长了，大姐就笑他，后来总理再请客就告诉大家，这是拿大姐的工资做人情，请大家吃饭。生活中的总理很爱干净，他出门很注意仪表，他喜欢穿灰色的衣服，他的衣服不多，有几套来回换着穿，穿不了的衣服，再给大姐改改穿，平时总理最喜欢做的体育活动就是打兵乓球了。
你在总理身边工作这么久，有没有哪件事让你印象很深的？
当然有了，那就是1964年，我国成功的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因为我们在总理身边工作养成了保密习惯，原子弹爆炸前一个晚上，总理叫我把信封里的新闻稿送到新华社社长朱穆之的手上，等他看完了再送到外交部去。其实这一路我的心无比的激动，我就想“等着吧，明天的新闻，中国人都会骄傲的，今天我是第一个骄傲的人。”另外一件事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被骗20万元巨款事件。我记得那是1960年的春天，一天我接到电话说有人拿着盖有总理办公室收文件的批件从银行提走了20万元人民币，他们要核实一下。我当时就觉得事情很蹊跷，总理从不会这样给别人批条的，于是在我们的配合下，几天后就抓住案犯，并从他家的床下找到了这20万元的人民币，原来他曾经在外交部工作过，并见过总理的亲笔签字，于是他便假冒总理的签字从银行骗取了20万元的现金，他被顺利抓获从而没有给国家造成经济上的损失。
在你眼里总理和大姐他们相爱吗？他们相爱的方式和百姓人家一样吗？他们也会生气，拌嘴吗？
总理很爱大姐的，大姐也很爱总理，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很好。在我们眼里，我们都很羡慕他们，总理在我们面前叫邓大姐为“大姐”，但私下他喜欢叫大姐“小超”，这一叫就叫到总理去世，大姐叫总理“恩来”。由于他们工作的作息时间不一样，大姐不愿意打扰总理工作，总偷偷的给总理写信，告诉他要保重身体，注意休息。而这些信笺是总理消除疲劳的法宝，总理每天工作前都要先看大姐的信。因为他们也是凡人也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他们也生过气，但是很少拌嘴。惟一一次他们动气了，总理也只是马上离开房间，让我去陪陪大姐，聊聊天后，大姐也就不当回事了。
你觉得邓大姐的遗憾是什么？
应该是孩子，大姐最遗憾的是年轻不太懂事，为了革命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为此没有孩子。其实大姐有两次是可以做妈妈的，第一次是她和总理结婚没有多久，大姐便怀孕了，当时总理不在大姐身边，东征去了，于是大姐背着总理私自把这个孩子打掉了，因为没有去正规的医院，大姐那次人流对身体伤害很大，总理为这件事一直都很心疼大姐。第二次，大姐再怀孕快生产的时候，总理又不在大姐身边，这次大姐由于是难产，孩子生下来就死了。几天后，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大姐在躲避军阀追捕中伤了身体，从此再也不能生育了。大姐每次看见别人家的孩子的时候眼睛都会湿润起来，其实她是多么渴望拥有自己的孩子呀。这也是为什么大姐和总理都很喜欢我的孩子的原因。
那么你在总理身边工作了这么久有没有很遗憾的事情呢？
有，就是在总理身边工作了这么长时间和总理合影的照片太少了，而且仅有几张照片还是黑白的。虽然经常见到总理，但看见总理时总也不忍心打扰他，而且那时候也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可以随意照相，所以留下了我终生的遗憾。
你和总理他们生活工作了这么久，大姐他们告诉过你，他们是怎么从恋爱到结合的吗？
他们的相识很平常，他们是在一次大会上认识的，那时大姐才15岁，总理刚从日本回到天津。那次大会，大姐在会议上的讲话给总理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总理去世了，大姐怀念总理，告诉我说，“当时总理就对我说‘你第一个站在台上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了’”，大姐每次说到这里时，脸上总流露出幸福的微笑。
你和总理他们生活这么多年，他们在生活中对你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
对生活产生过的影响就是两个字“节约”。总理和大姐从不主张浪费，我的女儿深受大姐的疼爱，但是大姐对我女儿的教育也很严厉。晚上看到电灯点多了，她会叫“小七，快去给奶奶把灯关了”，看见水管里的水开的太大，就会说“小七，快关小”，她从来不让我女儿剩饭，她说她看不得浪费粮食，她瞅着心疼。到现在我的“小七”在国外生活着，还有随手关灯、节约用水等习惯。
如今我的两个孩子虽然都没有入党，但是他们的心永远和党贴得最近，女儿出国在国外居住，但是她心里最想念的还是那个疼爱她的邓奶奶，每年她都会回来看看邓奶奶的相片，儿子从国外学习回来后心里念着是如何报孝祖国。这些我觉得都离不开大姐的教育呀!
赵炜
辽宁省新民县人，1951年参军，1954年转业到国务院机要处，1955年调至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先后任干事、秘书，1965年起任邓颖超的生活秘书。
(来源：北京青年周刊)
海棠情深：纪念周恩来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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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昨天是伟人周恩来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建树的卓著功勋，他崇高的精神和人格，丰碑似地屹立在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历史上，深深地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邮票印制局原局长陈文骐凝神提笔，写下这篇饱含深情的文章，追忆与总理的“奇迹之缘”。谨以此文纪念我们永远的总理——周恩来！
海棠无言……
她静静地舒展着洁白的花瓣，静静地倾吐着缕缕的幽香，静静地点染着西花厅的春色，却“俏也不争春”。即使是离开那苍劲的树枝，她也是轻轻地、软软地飘下，静静地落在生她养她的泥土上，生怕闹出一丁点儿声音，惊扰了西花厅的主人。
这是10年前的一个春日，我迈进中南海西花厅后院的第一个印象，一个难以忘怀的印象。
在这之前，我曾追寻着周恩来总理的足迹，踏访过他在绍兴的祖居，瞻仰过他在淮安的故宅；我曾流连忘返于重庆红岩村和南京梅园新村，也曾参观过他在延安住过的窑洞、在西柏坡住过的小院；我还曾经两次到过京都的岚山，在微微细雨中默诵那不朽的诗篇；我还有幸在巴黎短暂访问的日子里，从紧张的日程安排中挤出时间，专程到胜利广场旁的小街，在总理留法勤工俭学时居住过的小楼前留影。
然而，在共和国的首都北京——总理一生中工作、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却很难找到可供人们随时瞻仰、凭吊和寄托情思的处所。以至于10年前，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美术馆先后举办的纪念周恩来同志百年诞辰的展览时，人们蜂拥而至，从七八十岁步履沉重的老人，到三四岁蹒跚学步的幼童，从早到晚，络绎不绝。展厅很拥挤，但并不嘈杂，大人们挨个挪动着脚步，仔细地观看展品，沉思，回味。孩子们静静地听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给他们讲总理的故事。还有人默默地在总理的像前，献上盛满鲜花的花篮，寄托着无尽的思念……尽管两个展览都一再延长展期，破天荒地开办了早场、晚场，但人们仍然不肯放过这难得的机会，一拨又一拨地拥向展场，直至深夜。
正是这两个展览，使我产生了一个近乎难以实现的愿望：如果有机会瞻仰西花厅该有多好！谁成想，原以为不可能实现的愿望，竟奇迹般地实现了，我终于有机会踏进了中南海西花厅。这得益于一次难得的机缘。
1998年总理百年诞辰前夕，曾跟随总理多年的卫士长成元功和总理的侄女周秉德等几位亲友找到我，想在总理百年诞辰之日，自费制作一本纪念邮票册，印上总理的一些照片，再贴上即将发行的纪念总理诞生一百周年的邮票，分送给总理生前身边工作人员和总理的亲友们，以寄托对总理深深的思念。为此，他们找到了当时的邮电部部长吴基传。吴部长大力支持，并提出费用由邮电部承担。他们执意不肯，对吴部长说，周总理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到下面视察工作吃食堂，都自己掏饭钱，喝茶也要付茶费。我们长期在总理身边，耳闻目睹，深受教育。如今我们纪念总理，更要一如既往地按照总理的要求去做，这费用一定要自己出。听了这话，吴部长不再坚持，让他们找我具体商量怎么做。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创意，我一直非常崇敬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能够为纪念他老人家多做些事情，是邮票印制局的光荣，也是邮政职工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说，没问题，我们一定全力以赴把邮票册搞好。职工们正在精心地设计和印制纪念总理的邮票，如果把邮票册多做一些，发给职工留作纪念，大家一定会非常高兴。成元功和周秉德等人同意了我的意见，但强调，所需费用还是他们自己出。我说，为了尊重你们的意愿，你们需要的邮票册的印制费用和购买邮票的费用，由你们承担，我们要的由我们承担。他们同意了。
过了两天，成元功等同志又来到了印制局，带来了周总理的许多照片。我们坐在一起，挑选、讨论，互相交流邮票册的设计思路。大家都觉得，周总理的笑容是最有魅力的，每一个人都祈望留住总理那永恒的微笑。我们商定，邮票册的主题就是“永存的笑影”，所选用的照片都是总理微笑着的形象；邮票册上要有一段文字，我自告奋勇来起草，再请他们修改、润色。这以后的十几天里，我们的邮票设计人员、印制技术人员都精心地投入到了邮票册的设计和印制工作中去。总理身边工作人员和总理的亲属们，也多次来到印制局，选照片、改文字、看样张……在邮票册正式印制之前，总理的亲属周秉德、周国镇，总理身边工作人员成元功、刘冰清，当时的邮票印制局党委书记石振平和我，分别代表各个方面，在邮票册上郑重地签了名。
3月初，这本连封面带封底只有8页的邮票册制作完成。这本邮票册以《永存的笑影——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为题，分别以雄伟的万里长城、西花厅前的海棠花、黄山的松柏、香山的红叶为背景，镶嵌着当年发行的《周恩来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邮票，展现了总理满脸笑容的10幅照片。这本邮票册，不像现今许多邮票册那般豪华、那般厚重，只是用骑马钉钉成的几页卡纸，简单而又平实。但这本邮票册的内容却是沉甸甸的，它体现了周总理朴实无华的崇高品格，也表达了我们对总理最真挚、最朴素的深深思念。邮票册里最开始的文字是这样写的：
请记住他的笑容
周恩来走了，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他那慈祥的微笑、崇高的人格和丰功伟绩永远留在我们及后代的心中，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他有灿烂的笑容，只有最坦荡无私的人，才能这样地笑。
在当代中国历史上，他付出的爱最多，收获的爱也最多。记忆会跨越时空，他的身影将镶嵌在祖国的山河大地。
当你手捧这本小小的纪念邮册时，一定会感觉到他又向我们走来，又回到我们中间……
成元功等同志取走邮票册的时候告诉我，总理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将在3月5日那天齐聚西花厅，追忆在总理身边的日日夜夜，缅怀总理的丰功伟绩。成元功知道我特别想去瞻仰西花厅，就邀请我和石振平参加这项活动。可不巧的是，3月5日那天，我要去淮安参加《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邮票的首发式，怎么办？成元功特别理解我的心思，就说，你还是去淮安参加首发式吧，等海棠花开的时候，我再安排你去西花厅。总理最喜欢海棠花了。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1998年4月8日上午，成元功来电话说，西花厅后院的海棠花开得正盛，安排我们下午去。我和石振平等一行五人终于获得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由刘冰清、周国镇两位同志陪同，去瞻仰那久以盼望的西花厅。
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迈着轻轻的脚步，径直来到西花厅后院。扑面而来的是满院盛开着的海棠、碧桃、连翘、丁香等各色花木，红的、白的、粉的、黄的，竞相吐艳，织出一派浓浓的春色。最引人注目的是总理房前那两株挺拔、粗壮的海棠树，繁茂的树冠在庭院中留下很大一片绿阴，翠绿的嫩叶托着一簇簇怒放的白色花朵，散发着阵阵清香。陪同的同志告诉我，这两株海棠已有近百岁高龄，总理经常在树下散步。我顿时感到，古人那许多吟诵海棠的诗篇，以及曾经见到过的那许多的海棠树，都比不上这两株海棠，让我觉得那么圣洁，那么令人心醉。
总理的房子是一幢坐北朝南的古建筑，灰墙、灰瓦、深红色的柱子，墨绿色的玻璃窗，窗后面是白色的布帘。总理生前曾多次制止为他修房子，留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座虽高大，却非常朴实无华、无任何装饰和雕梁画栋的旧屋。穿过门厅往里走，就是客厅。客厅当中是一组沙发，说是沙发，其实就是用木头打成的涂了清漆的一组座椅，只不过比通常所说的椅子矮一些，上面有厚厚的靠垫和坐垫罢了。那沙发的扶手，是由两根细细的木条并在一起弯曲而成，远看就像是藤条做的。这套家具之普通，令人难以想像，我敢说，现在走遍全国各地，恐怕也难以找到如此简朴的客厅。然而，这就是共和国总理和他的战友们商议国是的地方。沙发背后的布幔上，并排悬挂着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的黑白标准像。我们在像前行了礼，静静地缅怀着总理光辉的一生。
客厅的西侧，是总理的办公室，我不用再介绍这间办公室的摆设，在天津、在淮安，都有照原样复制的办公室。让我深为感触的是办公室的门上，仍然贴着总理身边工作人员给总理写的那张著名的大字报，劝总理“改变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从而“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总理在大字报的左侧写了8个字：诚恳接受，要看实践。总理真的按照大家的意见去做了吗？没有。当时的形势迫使他不可能照大家的意见去做。我站在总理办公桌前，扶着总理坐过多年的扶手椅，陷入了沉思：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日理万机，在这里度过了多少不眠的夜晚，解决了多少国内国外的大事、难题、危局！特别是在“文革”复杂的风云变幻之中，总理作为共和国的中流砥柱，曾经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是啊，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总理哪里还考虑自己的健康和安危，他以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耗尽了自己的全部心血。这间普通的办公室可以作证，窗外那灿如彩云的海棠可以作证。
最让我心灵震撼的是总理的卧室。总理的卧室在客厅东侧，走过一段回廊，穿过一间小房间，就是总理的卧室。卧室里的陈设，可以说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一对单人沙发靠窗摆放。一张旧木床放在中间。床旁有个两尺见方的小木柜，上摆一台电话机。木床的床头挡板后面，立着一个用钢管和铁皮焊接成的落地灯，钢管上脱落的漆斑和粗糙的焊缝清晰可见。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落地灯是中南海铁工班自己做的，供总理休息时看文件用。木床上铺着白底蓝格的布床单，床两边各有一把椅子。除此之外，这间房子别无他物。这就是共和国总理的卧室，是一个有数亿人口大国的总理休息的地方。我之所以感到震撼，是因为在来西花厅之前，我有思想准备，知道总理一生简朴，不会让我看到什么豪华的设施。但我怎么也想不到，总理的卧室竟然如此普通，普通得竟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普通人家里一样。那时候，我们国家很穷，人民生活很困苦。但是，一个数亿人口的大国只有一位总理呵，不能为总理创造一个更好一点的生活条件吗？不能让他休息得更舒适一点、使他有更旺盛的精力为人民工作吗？不是。纵然把总理的卧室搞得更好一点，全国人民也不会有怨言。但是，总理对自己严格，他时时想着人民的甘苦，他虽然掌管着这样一个大国的经济，却绝不愿为自己多花一分钱。我热泪盈眶，百味杂陈，最后在心里凝结成一句话：这就是公仆，人民的公仆！
10年过去了，虽然，这10年里我经历了许多事情，许多变化，但编印纪念周总理邮票册的往事，却难以忘怀；西花厅的一切，依然历历在目。现在，国家富裕了，物质条件好了，人们的想法也多了，我当然也不能免俗，也会遇上心里不平、不快的事情，每逢这时就会想起西花厅，想到西花厅，所有的心结都会冰消雪化，一切都可以泰然处之。
如今，春天正在悄悄走来，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将含苞待放。海棠情深，我想，她那冰清玉洁般的素白花朵，定会年复一年地无声绽开；她那淡淡的清香，定会年复一年地默默倾吐；她定会坦然接受我们的寄托，带去对西花厅主人的无尽思念……
朋友问我：“为什么像周总理这样的人，会这么快离开这个世界？”
我俯首天际，看着晚霞携着夕阳的余晖，耀眼的阳光渐渐淡出我的视线
回答她：“因为他不属于这个世界”
朋友哑然
我笑着说：“因为这个世界无法及他，他是星辰，他是大海，他是太阳，你可以这样形容他，但是任这其中的一样，都无法与他比拟”
我用佛教言语解释：“因为他是个大功德主，他是个救这个世界的，他尽了他的责任，做完了他该做的事，就回去了，回到属于他的国度，那是神的国度，这个世界，无法与他媲美……”
记得在一篇论坛的争论帖子上，看见基督教与佛教徒在争论一个问题
周总理的宗教信仰到底是什么？佛？还是基督?天主？
各方都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总理是归属于他们的教
当双方都投入都激烈的争论中时，一位网友说了一句话让我拍手叫绝，比起那些一直争论不休的宗教朋友们强很多
他说：“你们用得着这样争论吗？不管是信基督也好，信天主也好信佛也好，周恩来总理本身就是一位神，他像神一样让人崇拜，尊敬，这样的人，不管是去到那个教，我相信所有的教主都会很高兴有这样一位门徒，对他来说，所有宗教都是一样的”
请记住他的笑容
周恩来走了，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他那慈祥的微笑、崇高的人格和丰功伟绩永远留在我们及后代的心中，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他有灿烂的笑容，只有最坦荡无私的人，才能这样地笑。
在当代中国历史上，他付出的爱最多，收获的爱也最多。记忆会跨越时空，他的身影将镶嵌在祖国的山河大地。
当你手捧这本小小的纪念邮册时，一定会感觉到他又向我们走来，又回到我们中间……
海棠花，又开了，一朵，两朵……
三月来了，春天到了，百花齐放，只是那个观花赏花爱花的人，已经不再了，他走了，走了几十年，数十载的光 阴匆匆，一掠而过，任时光匆匆流去，在心里总有一个身影无法磨灭。
那个潇洒的男子，那个全中国公认的美男子，那个江南的才子，翩翩公子，那个在革命战场上坚硬的男人，那个在漫天波涛汹涌中傲然屹立在中华大地上永不畏惧的男人，那个在国际政坛上被称为“最俊美的将军，最难应付的人”那个和蔼亲切的老人…………，一切的一切，任何一个影子，都是他，大公无私的周总理。
海棠花又开了，春天又来了。
听说爷爷您出生在春天，那个微微细雨润江南的季节
从此，我喜欢上了春天，喜欢上了春天，无限的明媚，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