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次雨疏风聚,海棠花还依旧，
多少次梦中相见，卷帘人已远走，
知否谁约黄昏后?知否谁比黄花瘦?
只能在平平仄仄的时光里,挥着那双红酥手！
纪念我们的周总理诞辰111年！
做人难做周恩来啊！---总理在文革中写下的小纸条 为了纪念周恩来，凤凰卫视采访了周恩来生前秘书纪东。访谈中，纪东讲述了一件周恩来生前轶事。那是1970年8月的一天上午，周恩来还在休息（周为了适应毛泽东的习惯，也是夜间办公），作为秘书的纪东整理周恩来办公桌上的文件，无意之中发现了一张周恩来在一张32开白纸上，用铅笔写下了这样的字句（图）：
不公与不干（西厢记）
做天难做二月天，
蚕要暖和参要寒。
种菜哥哥要落雨，
采桑娘子要晴干。
周恩来手书的这四句话，我没有在《西厢记》中找到，但在《醒世恒言》（明·冯梦龙）有记载。在《醒世恒言》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 ：“江南有谣云：做天莫做四月天，蚕要温和麦要寒。秧要日时麻要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文革中周恩来如履薄冰，忍辱负重，在左右为难中苦撑危局，尽量保证老百姓吃饭穿衣。作为一人之下、亿人之上的政府总理，其心中的积郁无处诉说，只能默默承受。他这张字条，反映了他在“文革”时期所处的“不公”而又不能“不干”的无奈境遇，是他苦闷内心的一次罕见的真情流露。
真是做人难做周恩来啊！
转帖 今夜，我对您诉说…… 作者 一腔山河
文章来源，周恩来论坛
一
一转眼，您已走出人间三十二年，我已来到人间三十二年。
您走得凄怆满神州，八亿人民潇潇雨；我来得生机半茅院，两户人家暖暖秋。
您一个宏大厚重的生命就那样去了，我一个羸弱卑微的生命就这样来了。我迟来了几个月，就错失了与您在这个星球上共存片刻的殊荣。不恨您去早，唯恨我生迟，十五年来自觉向您的世界中追寻，寻觅您曾经的宏大厚重，来温暖我今生的羸弱卑微。
而这，已成为我魂灵精神的重要构成，已成为我不可或缺的生活例行。
所以，在这个对共和国举足轻重的年初，在这解读您十五年整的寒夜，在这埙声郁郁地气悠悠的空间，我彻骨的怀念您！
一任气血随心脉翻涌，一任思绪随埙声弥漫！
思念您！
爱戴您！
向往您！
……
男人对女人的情感，有一万种方式表达，而男人对男人的情感，却往往没有方式表达。当真大情稀声，至爱无言！
二
思——念——您！
思念，是因为不能见到，亲眼的见到！
而因思念无法不被着上想象的色彩，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总理，我祈愿思念到真实和本相。
愚钝如我者，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总理是总理，看您是您，一个活脱脱的具象生命，七十八年鲜彤彤的人世轨迹，涵括了一切高贵本真的存活元素。您是一个近乎完美的载体，浓缩了我对男儿生命的所有希冀、期盼和向往。您的铁与血、冰与火、柔与狠，您的才与德、功与术、道与法，您的温情与冷酷、机巧与狡黠、果决与犹疑，您的自知与知人、忠贞与妥协、智慧与无奈，您的违心与内疚、无力与痛楚、坚定与隐忍、坦荡与从容，您的男子主义与女性情怀、伟人风骨与平民心络、丈夫豪雄与才子柔婉，淋漓尽致的演绎了一个古往今来最为辽阔密实的生命，辽阔得无所不包，密实得分秒饱满。
逡巡古今，有如此雄浑饱满强健柔韧的生命么？有如此细密瓷实多元厚重的生命么？有如此大开大阖浓情细调的生命么？有如此辽阔大器密实紧凑的生命么？有如此人味十足温醇润郁的生命么？有把所有这些唯美的元素浑集于一身的生命么？望穿秋水般凝望那些傲立在历史长河之中的生命高峰，没有谁能堪与您外比其辉，内比其实。
对您这样的生命形式，连想一想都是无比的带劲，焉能不自觉的遐思？
在您如火炬的目光里，我思念的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一个生命的能量，一出男儿的活法，一世唯美的轨迹。我思念黑白镜头后面那鲜活的本态生命，思念这个生命所腾挪辗转的每一段时空，我思念您的行为本身，常常忘却这行为所附加的意义。
见贤思齐，见美思亲，在您这样的同类面前，不由得的彻骨感慨：我卑微得生命能以人的这种形式存活一世，真是无限的福分！
思念是件消耗能量的事情，而我在你的目光里，一次又一次体验天浴的美丽。
三 爱——戴——您！
爱，可以单项，可以双向，可以没有距离，可以最大限度的回应。但您绝无可能回应我，我只能在您的世界里，解读出自认为能同自己命脉呼应的元素。
因而我没法只止于爱您，自然要升级到爱戴！
爱戴您，注定了是保持相当高度的虔诚仰望，注定了是难以消除距离的单向凝望，饱涵着我对您——一个至美生命——的敬畏、崇尚、赞叹和拥戴，饱涵着我对您强力的归拢和由衷的折服，饱涵着我对您自觉的师承和虔心的模拟。
当初，并不是您的伟大，吸引了我的关注（事实上在那个偏僻的乡村，只有现实生存的种种需要，鲜有主动的精神关注），我是因为要寻找一种力量来提携和匡扶我无助的生命，而将搜寻的目光，停泊在您身上，才发现了您的唯美对于我的紧要。因而对您的爱戴，最终都将通过模拟、学习和师承，转化为对我的濡养、培育，以及存活过程的突围和延展。这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您灿若天宇，每个爱戴者都只能繁星万点倾心一盏，您浩如瀚海，每个师承者都只能江水三千饮其一瓢。作为个体生命，每个人倾其一生爱戴您，所爱不过只是您的一部分，每个人穷其一世师承您，所学不过只是您的一顶点。
曾好多次，问自己于您的瀚海里汲取的那瓢水，究竟蕴含着什么汲养？也就是说，十五年来我究竟学习了您什么？
却屡屡一头雾水，懵懵懂懂辨不明风水，似是而非定不准井位。所列出的答案要么以偏概全不及要理，要么虚泛笼统大而无当！
看来，我并没能准确的理清，靠近您的那条通道。读您十几年，您愈发饱满，我驽钝如昔，您之唯美并没有启蒙我之愚拙，我只是读了、乐了、说了、谈了、分享了，感受了、领略了，仅此而已！您博大精深广袤无垠，在您宏大厚重的浩浩画卷里，我的解读一直流于表象，鲜及内里，感觉面包有营养，不知面包何以有营养，浮泛虚散，因而没能精到的把握和明确的师承。
才明白，多年来，自己一直是雾里看花隔岸观泳，花脉水理两不明。
必须理清这个通道，让爱戴更有力量，让师承更有方向。
终于，您的氤氲浸润着我浑身的每一个细胞，当那混杂不清似是而非的意绪渐渐澄清，一种真真切切的把握析出心底时，我彻肤感受到，您的风度、品质、精神、智慧，都不是驽钝如我者能够沾染上的，我根本没有那个慧根。我能学习和师承的，只有态度！
对，就是态度——您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我在你的瀚海里汲饮的这瓢水，含满了这态度。达于此，我的脑幕豁然开亮，一片清澄，那种终到桃源洞开天门的喜悦，令人倍感轻盈。
态度这个词，以前很少留意其精义，当把对您的所有感知放到体内结晶，最后析出的是这个词时，突觉这俩字是如此的饱满，如此的美好，囊括了您与这个世界的一切关系，饱含了您的术功道统，您的雄韬武略，你的醇和率真，让我真正找到解读您的入口。
真的，居然有您这么一种奇特的生命，能以如此这般的、那般的、千般的、万般的方式同这个世界相处，同自己、同自己的同类、同自然和宇宙近乎完美的相处，而且居然常常握着把控一切的优势，多相合一，浑而不乱，收放自如，浑然天舞。我对比过好多同样让我心折的人物，在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上，您是一等一的顶尖大师。
多少人，曾因为只和您接触过，而义无反顾的调转人生的航向；多少事，曾因为您身在其中，而不可阻挡的透射出智慧的魔力和人性的光亮；多少个岁月因您的穿行而流光溢彩，多少个地方因您的驻足而煦暖如春，多少颗心灵，因您的神采而幽香远久。这一切，莫不落脚于这态度。
似乎您的一切内里，都通过态度这个窗口，源源不断外显于世界。
您常常以最合适最唯美的姿态出现在需要你出现的场合中，有时浑然天成，有时刻意为之，自然多于做态，真诚多于算计，本性使然多于角色意识，饱绽智慧和人性的美丽。
我越来越相信，真正的大师贡献于人类的，不仅仅是功德，更重要的是态度！因为功德会因时过境迁而淡化消亡，态度却能从生命的延续中流传接承。
我想，与其说您因为功德、品质、风度和智慧被后人怀念，不若说是您对这个世界的态度，让后人怀念！我爱这种态度，拥戴这种态度，崇尚您这种对待世界的方式。事实上，后人对前人的学习，只有在这个层次上，才具有真正的借鉴意义。伟人的很多方面都具有独特性，包括品质与智慧，才气与能量，均难以复制，只有其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值得后人诸多的借鉴。
另外，我常好奇于您这种态度的内里，到底是什么做支撑？
不光是仁爱吧，您也曾一声令下杀人如麻；不光是智慧吧，您也曾捉襟见肘仓惶落然；不光是品质吧，您也曾无中生有随形就势；不光是良知吧，你也曾违心强行助纣为虐，那都还有些什么？
天知道！
你的胸怀是宇宙，而我所能望见的还只是有限的星空。
四 向——往——您！
人，是人的终极参照。
无论多么孱弱的生命，以人的这种方式来到世界后，总得有点来自同类的慰籍和引领吧，当直接从父母和师长那里汲吸不到更具奠基性的精神能量时，会自发的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搜寻，最终或以偶然邂逅的方式，或以主动锁定的方式，结缘于那些矗立在人类延续长脉中的生命高峰，于参照解读中捋顺自己的人生。
同样，无论多么卑微的人，在憧憬与向往这个层面上而言，总希望自己短暂的这一世生命，能以最美好、最带劲、最具价值的方式活过，以不枉此生。而即便是条件许可环境允诺，很多人却无法判定对自己而言，究竟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最好的、最带劲的、最具价值的存活方式，所以也就“日子一天一天过，不知怎么活才好。”
幸好，我遇到了您！
而您，又把人做到了极致，活到了极致！
参照的意义，就此凸现。
我无限向往您的生命所展现的那种价值！
您以自己生死交织大无大有的七十八年岁月，把人性拔高到无以附加的高度（绝对的前无古人，怕也后无来者了），为整个人类树立起一个全新的楷模，一个最具平民本色的楷模，一个距离民心最近的楷模，一个真真切切关爱人本身的楷模。您饱满、平实、生动、具体，无丝毫概念和模式化的僵硬，往人类历史的长脉中一立，叫后人永不对人类自身失去希望。
至少，您让普通如我辈者，彻肤的体悟到关爱、民主、平等、温情、友好、自律和节俭，对于一个社会和民族发展的紧要，对于自身的存活的紧要。现在我们通力建设和谐社会，您的头像或许是这项浩大行动的最贴切标志。
我无限向往您的生命所秉持的那类信仰。
您那是一种怎样的人生啊，犹如暴风雨中的纤夫，忍受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险绊和打击，拖着叫做中华民族的这条船，从生一直拉到死。当然，这期间有无数美丽的浪花，有无数动人的传奇，还附带无数旋律和插曲，但主格调，怕还是奉献、隐忍和牺牲。曾经以为，这世界上最痛苦的人，要数可敬的林肯先生，但在越来越多将心比心的体味中，感觉您并不比他轻松多少，他的痛苦多数来得干嚓利索，而您则常常经受魔鬼般的煎熬与钝痛。您的命，那真叫个苦！
而我，正是从您这里，彻心彻骨的领略了信仰的力量和价值，明白一个人何能在绝境中坚守。您是生命的信徒，为寻找信仰而来，为实践信仰而去，把存活的每一段时间，都打上力与美的烙印。那张您在长征时期的半身照片，长须瘦脸，双眼清纯，炯炯目光直视无尽的前方。那是怎样的一种目光啊，饱含着宁静，饱含着从容，饱含着希望，饱含着力量，饱含着献身与皈依。在这样的目光面前，所有的感觉和表达全部浓缩为一句话，我只能一遍一遍的对自己说：这是一个生命的信徒！同样让我有如此感受的，还有那个对您很是钦慕的格瓦拉，被俘残害时的目光。
由此，我坚信，真正有信仰的人，在内心深处往往是宁静的，从容的，有一种把生命交给信仰之后的坦然，并因此积蓄着力量和强大。生命从此属于信仰，与自己没多大关系了，任何一次磨难、遇险乃至死亡，都是对信仰的皈依。人，只能真正皈依于自己的信仰，并在这个方向上，寻求、创造和释放价值。
或许，在信仰面前，所有的人都是自觉自愿的献身者，不把个人当回事的专注投入，心里只有信仰，没有自己。因为信仰的最终兑现，往往靠悲壮的力量凝结，至美的价值，总绽放在生死交织的岔口。在这个意义上，林肯的良知，甘地的襟怀，格瓦拉的使命，曼德拉的丹心，才能得到最好的注解。
您使我明白了这道理，因此才没有活得浮躁虚薄，苍白凌乱，不堪梳理，在失败、挫折、屈辱和打击面前，保持一点从容。
我无限向往您的生命所呈现出的这种能量！
自古以来，有过像您这样旺盛的生命力吗？
您浑厚若地气蒸腾，绵长似大江奔流，醇和如春风暖煦；
您有如舒卷有度的云天，吞吐自若，好似张弛有道的大海，流转天然。
夜深时，每每在坐在您身边，无不感到一种气韵的濡染和能量的裹挟，再加上古埙吹出的郁郁地音（我习惯于独坐的时候听古埙），那绝对是一次于静寂地坛中的禅坐和充气，能切地感受到劳累的细胞，一个一个的胀满复苏。
有能量的感觉真好！同时也不由慨叹，伟人之所以是伟人，说到底就是其比常人蕴积并释放了更为巨大的能量。
可是，您蕴积能量的方式，让我万分的费解。
自1924年回国奋斗，到最终仙逝，几十年来，除了大连的那一段疗养，您有过像样的休息和休闲吗？你的能量从哪里获得补给？为何经历同样的劳累困顿，您总能比别人更快的复苏？在那睡眠少得可怜的情境下，您从哪里获得了精力，还能在高压忙碌的工作中运转自若？晚年那一刀子接着一刀子的切割手术后，你又从哪里获得能量，还能走下病床继续工作？
历史上的伟人大都有个起落的经历，能够于“在野”的时候养身、思考、阅读、蓄积能量，而您就象中华这块巨表上拧紧的发条，片刻不得停息，又哪来的时间思考，哪来的时间阅读，哪来的机会蓄积能量？
信仰能给人力量，但是再怎么也不会超过生理所能负荷的极限，而您远远超出了大众生理所能负荷的极限。您说东北的高粱米让您结实，您说对死去同志的怀念和对他们未竟事业的全力以赴，让您丝毫不敢怠慢，我看都不是最佳注解。
在这一点上，我只能说您是“天人”！
有人说您是千年不遇的天纵之材，我看您还有个万年不遇的“天纵之体”，是玲珑剔透长盈不缺的“天躯”。多少次您命悬一发却大难不死，浑然跨越了死亡的边缘，怕也缘于这“天躯”吧，“天躯”那自有天佑。
我想，就连您那不可思议的记忆力，和永远干练儒雅的外表，怕也要这“天躯”能量的维系。
我无限向往您的生命所达到的那重境界。
当信仰、智慧、丹心、情怀通过各种各样的经历搅拌、沉淀、过滤、结晶后，会析出一个怎样唯美的人生境界啊，焉能不叫我热血奔涌心向往之！
您那是一个怎样博大的境界啊，功满寰宇，德空千古，一生心血育乾坤，中华处处著功德；
您那是一个怎样厚重的境界啊，文韬武略，定国安邦，一身肝胆图兴国，青山处处唱豪情；
您那是一个怎样温情的境界啊，大国宰相，平民本色，一片丹心为黎民，九州处处遗深爱；
那是一个怎样自然的境界啊，率性本真，谈笑风生，一脸醇和待亲朋，人间处处沐春风；
那时一个怎样高洁的境界啊，品香万古，德润千秋，一副清骨遍四海，绿水处处传余恩。
一切带有灵韵的美，统统都被您囊括了，连想一想，都让我倍觉充盈。
但这，还远不是全部。
您的境界，因为大有，而广袤到无垠，最终扩张为一个大大的“无”，那是真正的大有若无之境！
五
自从有意识的靠近您，十五年来，我这羸弱单薄的身躯渐渐蕴积了些许精血和气性，一路走得颇为自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怀疑自己的存活方式。
对此，我无限知足，心里满盈着感恩。
当然，只有实实在在的行动，才能将这感恩扎根于现实，并绽放出美丽，而不只是蕴在心间的一股情绪。
因此，我一直致力于作为。
在这又一轮扑面而来的崭新岁月里，我将继续把对您的情感，蕴聚成丹田的元气，让它坚强的耗不掉，浑厚的用不完，源源不断致力于创造与释奉。让以后的每一个日子里，我都配于爱你，并无愧爱你，让更多与我相关的生命，能够在您倡导的价值里，自由呼吸，快乐生活。
六
我将一千次守望天空，祈愿您遍布天宇的恩德润泽心魂；
我将一千次守望山群，默祝您浴满大地的光辉照耀精神；
我将一千次守望生命，乞福您浸透人间的醇爱护佑行为。
我的思念会酿成一条河，流淌在我因您而明朗存活的地方；
我的爱戴会垒起一座山，矗立在我因您而情愿坚守的方向；
我的向往会化为一首歌，吟唱在我因您而快乐前行的路上。
七
总理，我说完了。
对您粗糙的感念和凌乱的臆想，都涌出了体外，倾诉后的如释重负让我倍感轻盈。
思绪转向空灵，气血归于平静。
我要于这空灵平静中，去汲吸窗外清新的空气，做一个拥抱天明的惟美姿式。
谨以这诉说，纪念你诞辰110周年，纪念我解读您十五周年！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九日夜
毛泽东运筹帷幄 邓小平狠批周恩来
文章来源：周恩来论坛
在很长时间内，人们一直认为周、邓为“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周、邓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甚至认为文革后期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不失时机地向毛泽东推荐的结果，其用心是以邓作为自己的膀臂和接班人。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从政治上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更深的关系。邓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说是毛一手扶植起来的。毛很看重这一点，不但在文革之初，就是在后来批邓时，毛始终都对邓留有余地，提议“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1949年后，毛泽东顾忌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同时又兼政府总党组书记的权力太大，很快便调“五马进京”，邓小平是其中之一，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分周的权。中共八大后，毛更是安排邓以总书记的身份总揽全局，在政治上牵制刘少奇和周恩来。
在毛泽东看来，林彪事件以后，中共党内只有邓小平才真正具有在政治上挟制乃至取代周恩来的实力。不过让毛踌躇的是，邓在文革中曾被打入冷宫多年，他能否不记旧恨，甘心为自己所用，还有待观察。于是毛泽东点名让邓小平出席1973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从11月25日到12月5日，主题就是对周恩来展开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
邓小平在会上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尽管他这时还只是一个列席会议的普通中央委员。为人精明的邓当然看出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这次会议的用心，是对他的一次观察和考验，期待他在批周的会上作出有分量的发言，讲出毛想要说的话来。只有这样，才能带罪立功，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就像只有当他表示“永不翻案”之后，毛才会高抬贵手，把他从江西的流放之地召回北京一样。
为了让自己的考试及格，邓小平对他在会上批周的调子颇费了一番心思，用心揣摩毛泽东的心事，而且一直按兵不动，直到会议快要结束时才作了发言。他的发言简明扼要，切中要害，既讲清了周恩来问题的性质，并不是像江青所说的“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又对周提出了“忠告”，道出了毛对周的疑虑和担心，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应该说，邓小平的这番话虽然不多，分量却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深感委屈的地方。而且因为这是诛心之论，比江青加的罪名，更让周有口难辩。邓本人并非不知道周对毛一贯尽忠守分，但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讲了出来。当然，邓小平是个聪明人，这番话点到即止，随即转移话题，着重谈了他对国际战略形势的看法。
毛泽东非常注意邓小平在会上的态度，而且有意在会前不点明邓是否应作批周的发言，藉以观察他的态度。会议进行中间，他专门向王海容、唐闻生了解邓的表现，一再追问他发言了没有？后来，当毛得知邓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在会议末尾出来批周，作了有分量的发言，正好说出了他想说而又不便说的意思后，大为赞赏，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
经过这番观察和考验，毛泽东决定对邓小平委以更重要的职务，以便在政治上挟制乃至取代周恩来。半个月后，他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八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会上，毛再度点了批周的问题，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这回改了吧？不仅如此，在有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参加的会议上，毛当众又放出文革发动前夕屡屡说过的话来：“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呀！”还话里有话地说：“我还可以打一仗呢”，“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当然，周恩来毕竟是成熟的政治家，对于毛泽东以邓治周的方略他心中有数。在日后中共高层互动中，由于他采用了高明的策略，也由于江青等人的愚蠢跋扈，致使毛泽东的这一构想并未成功。（张仲和）
十大观念成就周恩来思想
核心提示：在周恩来的众多著作、论述和讲话中，体现了丰富的廉政建设思想。主要包括高尚的世界观、人生观；为民谋利的宗旨观；服从大局的权利观；立足实际的发展观；不尚浮华的政绩观；唇齿相依的群众观；一心为公的党性观；无私奉献的工作观；本色不变的廉洁观和惩防并举的反腐观。周恩来廉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廉政理论与中国：）廉政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理论来源、历史根据、乡土根源以及革命和现实依据。本刊编发此文，纪念周恩来诞辰108周年，逝世30周年。
周恩来同志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缔造者之一，在他的众多著作、论述和讲话中，体现了丰富的廉政建设思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中，深入研究、学习周恩来同志的廉政思想，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党员干部价值关，为民谋利的宗旨关、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培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想信念，倡导廉洁奉公、弘扬清风正气，从而增强党的执政能力。
周恩来的廉政思想博大精深，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
1、高尚的世界观、人生观
周恩来认为，思想改造的目的是要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必然要求有坚定而崇高的信仰和理想，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在“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资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而在“精神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疾苦为忧，以世界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这一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他始终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的根本立场和根本观点出发，一切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准则，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根本宗旨和毕生追求，把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为人生的乐趣和幸福。1954年2月，他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讲到，“一切骄傲情绪、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情绪、小团体习气、分散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都应受到批判。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必须确立。马列主义的教育必须加强。”
他的一生都遵奉着青年时代立下的誓言：“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定要为它宣传奔走。”
2、为民谋利的宗旨观
周恩来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生前常说：“要为人民服务而死”，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这样说，也这样做，真正做到了心系人民，克己为民，急人民所急，忧人民所忧。“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有所惧，有所怒，有所爱，有所为。”这种爱憎分明的政治态度决定了我们党的政治宗旨必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他对邓颖超和亲属说：“我是总理，我每件事都要想到全国人民”，“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他一再告诫我们的党员和干部：“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同群众甘苦，共命运。”到了晚年，周恩来的胸前总是别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就在逝世前，他还交待说：“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上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一个人在自己将要离开人世时还想到要为人民服务，这是一种何等的境界！
周恩来认为，社会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既是“大家都幸福，不是少数人幸福。”“谁要是幻想在中国这个社会里长期地保留他的剥削，甚至于过那种极度豪华的生活，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全中国都不那么豪华，少数人那样豪华是不允许的。”
3、服从大局的权利观
周恩来认为，：）的领导是指党的集体领导，“起着领导作用的，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而不是个人。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从工作上说，大家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彼此平等地交换意见，决不能个人自居于领导地位。”
周恩来一生虚怀若谷，甘居次位，从不谋取唾手可得的最高权力。他总是扮演着用实干而不是靠权利控制和高谈阔论来实施领导的领袖角色。从1928年至1932年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这一段时间内，他常常是全党工作的主持者和指导者，在党内的地位比毛泽东高。1932年7月29日，中央仍坚持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致信中央说，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必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坚持由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同年10月宁都会议上，他坚持要毛泽东留在前方。1935年1月洛甫提出要变换：）领导时，他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毛主席领导，听毛主席话。”表达了党内军内大多数人的要求，丝毫不考虑个人的荣辱得失。1945年党的“七大”后，他极力举荐老同志朱德和有能力的刘少奇同志，退居朱德和刘少奇之后。
4、立足实际的发展观
1956年，周恩来针对当时出现的“左”倾冒进情绪，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得出了不能提早宣布实现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这条科学结论，并及时对那些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坚决压缩调整，从而使国民经济免遭重大损失。“大跃进”时，周恩来对下面报来的浮夸数字不相信，但苦于得不到实际材料。于是他就利用各种机会，找一些能向他说真话的同志个别询问，了解国务院各部门和各行各业的实际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以便向：）汇报。
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党风不纯，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周恩来分析指出：原因之一是一些领导好大喜功，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规律，向下乱压任务，给人乱扣帽子，结果是一些人“准备两账本”“看领导颜色说话”。因此，“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
5、不尚浮华的政绩观
几十年来，周恩来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的功绩是那样的伟大，但他从来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周恩来认为：“我们每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功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
他曾多次告诉记者，要多宣传群众，不要突出他自己。在重庆时，他坚持不让《新华日报》登他的照片。他出国时，发现有的使馆挂他的像，立即取下，只挂毛主席的像。他坚决不许把他在延安、淮安等地的旧居辟为他的纪念馆。1955年，邓颖超同志参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发现纪念馆内周总理的像比别的教员的像大一些，他便委托邓颖超转告农所的同志，把他的像放成同别的教员的像一样大，并深情地说：“那几位同志都为革命牺牲了，我们的像不应当超过他们。”
对形形色色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他深恶痛绝。有一次，周恩来观看密云水库修建规划，当场向有关人员严肃指出，“这个规划见物不见人，没有对几万移民的安排”，要求重新规划。1958年北京市给总理送了一个远景规划模型，一直放在西花厅，其中有国务院办公大厦、各部办公楼的规划。总理明确表示，在他任职期间，不盖国务院办公大楼。他担任共和国总理长达27年，一直住在西花厅。
邓颖超同志曾对在周恩来工作过的人员和亲属指出：周恩来“一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功勋，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经常检讨自己。他的功劳越大，越是虚怀若谷，地位越高，越是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兢兢业业，戒慎恐惧。”
6、唇齿相依的群众观
“‘党员’和‘群众’相对，始终是不合逻辑的。”其实“党员也是群众中的一员，包括领导人在内，不能自居于群众之上。”在周恩来整个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同人民群众心连心，最不能容忍那些高高在上、不关心人民疾苦的现象。1955年至1956年间，广西一些地区发生严重自然灾害，一些干部对救灾未采取有力措施，饿死了几百人。周恩来听了这件事的报告后，心情沉重的说，事情的性质是严重的，“我们的国家制度所以优越，就是因为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我们的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与人民息息相关的，不关心人民疾苦或关心不够，那是不允许的。”
周恩来历来主张，不论革命和建设都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领导者的工作“应该靠同志们的帮助，：）人是靠集体生活的。”周恩来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制定的修养要则中，就规定自己“不与群众隔离，过集体生活”。在周恩来看来，“一个人孤陋寡闻，不进则退，怎能有科学性？”因此，“要让大家说话，要不断同大家商量”。他还尖锐地提出脱离群众的严重危害：“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离开了群众，我们就会枯死！锢死！”这些话语掷地有声，犹如警钟长鸣，至今令人警醒。
7、一心为公的党性观
周恩来“把自己看作是党的人，是一个人民的勤务员。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恩来始终如一地遵守着这条：）人的最重要的准则。”他把为广大群众谋利益，概括为“立党为公”。1973年8月23日，他主持召开协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会议，指出：“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第二天晚上他在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真：）员和假：）员的试金石。”在今天，重读周恩来的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仍然使人热血沸腾。这是中国：）反对党内那些严重的不正之风，特别是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贪污受贿、只为自己和小集体谋私利的腐败行为的锐利武器。周恩来言行一致。“立党为公”，他不但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一生为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他身后没有儿女；他和邓颖超仅有的5000元人民币，也全部交了党费。
一旦发现别人犯了严重错误，他都要“站在中央工作岗位上”，“觉得自己有失察之咎”，“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在周恩来看来，一个政治领导者不但要对他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要对他所领导的人做的事情负责。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
对于亲属的任用，他严格把关。他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1974年筹组四届人大领导班子时，毛泽东批准提名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也被周恩来给压下来了。直到他去世后，1977年全国人大选举邓颖超任常委会副委员长，她才知道毛泽东早有批示。
他说：“如果说‘严于责己，宽以责人’，对：）应该要求严些。”特别对于党的干部更要严于要求自己，因为身为领导，“带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周恩来入党时，邓颖超加入了共青团，虽然是夫妻，但彼此都严格遵守党的秘密，互相没有通报。这种习惯也一直延续到周恩来与邓颖超以后的婚姻生活。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跟接触原子弹的人说：“你们跟任何人都不要讲，邓颖超是中央委员，我都没让他知道。”爆炸前一天，总理值班室除了办公室的经手人知道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周恩来逝世后，很多人见了邓大姐讲一些事情，邓大姐诧异，“呦，这件事我还不知道！”对方也很奇怪：邓大姐，你怎么还不知道？邓颖超说：“这种情况，外人奇怪，我们不奇怪。”
8、无私奉献的工作观
“只要于共产主义将来的发展有利，一切全可牺牲”。
周恩来是人民忠实的公仆，也是勤政高效的公仆。他在工作上总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他在日理万机中送走一个个不眠之夜，迎来一个个繁忙的早晨，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从不午睡。周恩来规定，从白天到黑夜，凡有重要事情，无论他是在洗浴室、办公室、会议上，还是在睡眠，都要随时报告。他疲倦了，就走一走，或是用湿毛巾擦把脸。有时忙得顾不上吃饭，就在汽车上吃点干粮。他患癌症后仍然忘我地工作，从1975年3月至9月间，他还和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102次，会见外宾34次。
周恩来常说，：）员“应该像牛一样努力奋斗”。1966年春节，他对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说：“如果没有战争，就要努力工作，拼命地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他的祖国和人民。
9、本色不变的廉洁观
对于一名党员及其领导者来说，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作风清正起来呢？周恩来曾概括地说：“我们每个领导干部要以普通老百姓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要反对特殊化作风，恢复和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当好人民的勤务员，树立新风气。”
他说：要“提倡勤俭朴素的作风，反对资产阶级铺张浪费的思想”“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他曾要求我们党员要过好“生活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党的工作中心由农村转向城市之际，周恩来一再告诫道：“我们要继续保持和长期发扬在农村中建立起来的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我们现在虽然生活在城市里，但旧衣服还是要穿，不要向剥削阶级造成的奢侈腐化的生活看齐。”建国后，他强调：“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资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周总理是我国第一个乘国产红旗车的人。红旗车刚研制出来，他就将这种车定为自己的专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坐国产车。”有关部门想给总理换一辆奔驰车，他严肃地说：“那个奔驰车谁喜欢谁就去坐，我不喜欢，我仍坐红旗。”他还说：“我们国家底子薄，还是一穷二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都要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光荣传统。外汇很宝贵，要用在建设上，不该花在消费上。”
1961年春节前夕，他收到家乡淮安县委托人捎来的莲子、藕粉等土特产，当即委托办公室回信，并寄去100元钱。信中说：“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有一次，他过去的老警卫员给他捎来一筐新鲜的橘子。他问清值25元后，让寄去 50元。他说：“多余的钱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了。”
周恩来曾给他的亲属定下十条“家规”，要求“看戏以家属身分买票入场、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车子”“生活要艰苦朴素”“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等。十条“家规”体现了他也体现了我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10、惩防并举的反腐观
建国后，周恩来特别反对党员和干部的蜕化，认为党员和干部如果蜕化，就必然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自己毁掉自己，因此，他强调：“反对任何：）员由满腔热忱的、勤勤恳恳的高尚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他针砭社会上不良现象说：“党员有一些政治上特殊；不要说高级领导做官当老爷，就是一般的党员在群众中间也做成一个小老爷，这怎么行呢？”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特大贪污案时，他说，“这种情形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则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着资产阶级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
他认为如果不注重预防，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他说：“要承认各种关系各种事务会影响个人的思想。要经常反省，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经常‘洗澡’。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不然你的思想就会生锈，就会受到腐蚀，每个党员从加入：）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他还以自己为例，说明领导干部不能说“已经修养得很好不必改造了”。1943年他在重庆领导整风学习时，曾结合自己的特点与需要，进行严格反省，有针对性的写下了7条《我的修养要则》。提出“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等自律要求。1954年2月10日，周恩来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党内目前主要的危险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党内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的骄傲情绪，正是这种思想滋生的温床。”所以，他认为全会“敲起这种警钟是适时的，绝对必要的，哪怕只发现了这种危险状况的萌芽。”“如果不把问题提得这么严重，全党、首先是高级干部就不会认识这种状况的危险性，甚至还会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听任这种危险的萌芽蔓延滋长，这样，必然贻害全党”。
建国初期，周恩来积极主张依法治理贪污腐化，不搞人治，反对“领导人定生死”和“功过相抵”等陋习，主持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人民检查室等专门监督机构，强调监督要多元化，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工会、社会各界、新闻媒体和政府机关内部的相互监督作用，协助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共和国第一批惩治腐败的专门性法规文件。
1949年12月30日，为了节俭地过好新中国的第一个春节，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13次会议，通过了《新年和春节期间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不得宴请、收送礼物和相互拜年的规定》。1951年12月，：）决定开展“三反”斗争，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的去进行的指示》和《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等文件，要求各单位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1952年1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作了《“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号召全国工商界积极参加“三反”运动。3月，他又连续主持政务院工作会议，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两个文件，文件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办法。
周恩来为何如此与众不同—以此文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
文/海棠盈香
我常常想一个问题，周恩来如此让人臣服，如此与众不同，其根源究竟在哪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和他一样的追求自己的人生，一样的热爱生活，那么，是什么造成我们和他之间巨大的差异？我思考良久，并没有一个系统的答案，只从周恩来的只言片语中找到点点滴滴。
◎ 热情与理智交织
这句话出自于周恩来给邓颖超的信，在信中他称赞她“还是热情与理智交织着”。很多人谈到周邓婚姻都认为周恩来不仅位高权重，而且风度翩翩是中国第一美男子，能与相貌平平且没有生育的邓颖超偕首一生，是非常不平凡、不容易的，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我认为这并不是对周恩来婚姻与爱情的正确理解。周恩来的家庭生活，不是为了世俗的道德观念在忍受婚姻，而是在享受甜蜜的爱情。两个人能共度一生，不仅需要共同的信仰，还需要有一种性格上的和谐和生活方式上的共鸣，这是夫妻能始终走在一起的基础。周恩来说邓颖超热情与理智交织，其实他自己也是如此，这便是他们夫妻在长达五十多年的生活中能共患难的基础之一。
热情与理智是很多人性格中共存的两面，然而在大多数人的性格里，热情与理智不是交织而是矛盾的。大多数人是这样的：平时处理大多数问题都是比较理智的，然而热情来了的时候，理智就靠边站了——在很多人来说，这不能算做缺点。理智让我们的生活过得平凡，我们算计着计较着过日子，什么是应该做的，应该说的，就去做去说，而不应该的就在理智的控制之下不做不说。而热情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有激情，或者是一次疯狂的购物、K歌，或者是为了自己所谓的正义、理想、尊严等虚无的东西辞职、暴走、自虐。我就常常羡慕那些能一时抛却理智，潇洒走一回的人。在追星族的身上，经常可以看到理智与热情在他们身上非常明显的差异表现。他们通常在日常事务中是很通情达理，理智的，正常的，然而“星”能燃起了他们的热情，一遇到与“星”有关的问题，那种狂热便能使理智被热情突破，而这种热情迸发的时刻，是他们的生命绽放光彩的时刻，他们认为这才是活着的快乐与意义所在。他们为自己的偶像呐喊助威，绝对不允许别人攻击伤害自己的偶像，为了见偶像一面、握个手、签个名，可以苦等数小时甚至数天，为了给偶像做礼物可以激发出自己在其他时候表现不出来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
周恩来作为一位政治明星，拥有数量庞大的追星族。这些追星族与其他明星的追星族表现差不多。在日常生活里，他们都是普通人，扮演着生活赋予他们的每一种角色：儿女夫妻父母兄弟姐妹等家庭角色和三百六十行中的各种社会角色，这些角色他们都能胜任，扮演的很好。然而一遇到周恩来，理智就崩塌，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双重身份在周恩来面前顿时黯然失色。数以百万计的人花过大量的时间、精力、情感和金钱，美其名曰为周恩来，而事实上对周恩来本身毫无意义的事情。
这些事情三十多年前表现在冒着酷寒站在刺骨的冷风中那他送行，然后痴痴的等他归来。亲手做无数的白花，别在自己胸口，别在松柏上，别在祖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为他写无数的诗词，并传抄、保存。为他做无数的花圈，固执的放在自己觉得要放的地方，被抢了被烧了就再做、再做……三十多年后表现在把关于他的事迹、图片、影像的内容在网上到处帖和转载，在网上四处留言表达到他的爱，在他的忌日与诞辰挤爆纪念馆的服务器，在网上为他和那些有阴险目的的网特和无知的青年生气、吵架。在现实生活中，他呆过的地方都成为圣地，无数人在那里流连流连。很多人做过这种傻事，天安门，中南海，305医院，北海，围着他呆的时间最长的地方，一圈一圈的走，去感受他的存在。三十年前与三十年后相同的是，为他流的泪从未断过……
之所以说这些事毫无意义，是因为这些都是在他走后做的，丝毫不能减轻他为国为民承受的痛苦与委屈。虽然多少人都希望有来生、天堂、另一个世界，然而谁都清楚知道，这是痴想，是奢望，是梦，现实是他走了，后人我们为他付出什么他也得不到分毫，所以对他毫无意义。后人失去理智所做的这一切，其实是为了自己，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为了自己心安理得：他为我们付出了那么多，我们也为他付出了我们最宝贵最真挚的感情。
一个粉丝的热情是有限的，一群粉丝聚集在一起，成为团体，就会迸发出无尽的热情，就如一根根快要燃烧的柴聚在一起，就会燃起熊熊烈火。所以天安门广场会成为花的海洋，所以会诞生一本叫《天安门诗抄》的诗集，所以民族魂纪念馆会被挤爆，这是热情爆发的力量。
现在有很多著名的粉丝，比如意米、灯丝、芝麻、腐竹等等。其实周恩来也是一位伟大的坚定忠实的粉丝——“马克思主义”的粉丝，这个粉丝的团体叫：）。周恩来与我们多数粉丝不一样。我们是“理智与热情矛盾着”，理智与热情水火不相容，平日里我们都庸庸碌碌过着理智的生活能让我们迸发热情的事很少，偶尔热情一来，理智便崩塌。而周恩来是“热情与理智交织着”，他对生活的一切事情时刻充满热情，但这种热情是理智下的热情。这就是区别。
并不是说周恩来生来便如此，在他的学生时代，他也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运动中的热情就是失去理智的热情，后来的事实证明，落后的东西被推翻了，很多优秀的也随之流失了。这并不是对五四运动的否定，那时的社会正需要这种不顾一切的热情，来打破桎梏了中国人民两千多年的封建礼教，加上了理智，便打不破了。而且五四运动也因为那突然迸发的热情成为很多青年学子一生中最光彩的华章，现在的学生没有那种机会了，所以对现在的学生来说，年轻的时候不追次星，生命就是不完整的，因为很难有让你迸发一次不顾一切的热情的机会了。
周恩来何时形成这种“热情与理智交织着”的行事方式，我无从考证，大致应该在黄埔时期。我认为这种方式是在生活的苦难之中孕育，由马列主义信仰催生的。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雨，小树苗经历风雨的锤炼，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周恩来经历的困难与挫折简直数不胜数，哪一个坎迈不过去，他这位共和国的栋梁都会不幸夭折。他从小失亲，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但去日本之前总算还一直有人照顾，留学日本是他独立生活的开始。语言不通，没有生活来源，学习没有进展，考不上理想学校，还担心着远在千里之外家里的诸事，最主要的是他在为找不到一条行得通的救国道路苦闷。回国后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入狱，出狱后筹钱出国，到了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开始另一番艰难的历练和寻找，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在这种主义的束缚之下，他对国家与民族的热情这才找到了合理的抒发口，不会再过激过火。
中国革命史无数次验证了这个事实。左倾错误、右倾错误或激进了，或保守了，很多都是热情与理智哪一个更占上锋的错误，而周恩来很少犯这样的错误，虽然每次错误过后都是他主动承担责任，但也是他用自己的热情与理智相交织的方式来纠正错误。革命是一项投入热情的事业，所以对比起来，周恩来总是显得保守和调和，这并不是说保守与调和是他的人生基调。当革命走入萎靡的低谷，趋于保守的时候，他的热情便会突显，为革命注入一针强心剂。中国革命一向都是热情高涨的，这种历史时刻很少，南昌起义是个例子。他的热情与理智交织，总是在关键时刻起关键的作用。
并不是只有周恩来有坚定忠诚的信仰，很多人尤其是党员也坚定的信仰马克思主义，那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别人死背理论口头上的理论家，而周恩来活用理论把理论应用到实际中。举个例子，比如大跃进，现代人很难理解为什么当时人们普遍相信亩产万斤的童话，不能理解热情的高涨能把人们的头脑冲晕到那种程度，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别人不知道要实事求是吗？知道。可是热情一旦被掀起，理论就成了书上的文字，成了与生活完全没有关系的写成文字的纸和墨。周恩来一人的理智不能浇灭亿万人的热情火焰，他的反冒进站在一个孤立无援的境地。把“实事求是”的含义背的再流利，写出理论性再强的文章，不用理论来指导实践，那么再伟大的理论也只是空中楼阁，是废纸一堆。
周恩来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实际应用的最好的人。不过，毛主席并不这么看，在给周恩来盖棺定论的悼词中，经过很多人的斗争，也没有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称号给周恩来，毛主席只承认他是革命家。然而毛主席一手遮天的日子过去之后，历史总会给周恩来一个公正的评价，二十多年后，周恩来诞辰100周年时，江主席的讲话就把周恩来定位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我觉得这个定位基本公正了，不知道2008年周恩来诞辰110周年时胡主席会给一个怎样的定位，也不知道这篇讲话由哪位高人起草，此人水平能不能超越给江主席讲话起草的那位。——一段题外话。
◎ 首先是一个中国人
这句话来自记者采访，有位记者问周恩来：作为一个中国：）人，他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还是首先是一个：）人？周恩来说：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
每一个人都有来自社会的和家庭的多重身份，很多人在这多重身份中游移，一会儿以这个为重，一会儿以那个为重，有时还想兼顾所有，却在兼顾的努力中顾此失彼。在周恩来的多重身份中，却有一个最基本的身份，一切行动都以这个身份为中心，为这个中心服务，这个身份就是中国人，这个中心从来没有动摇过。周恩来为自己的人生定一个超高的位，然后坚定不移，而普通人给自己定位较低，即便低也不能坚持，这便是周恩来与普通人的区别。
周恩来从小就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后来又出国寻找救国道路。他创建中国：）及党的军队，也是为了救国。从他成为一名党员开始，个人就服从党的领导，在他心里，党的利益得失绝对比他个人的生命重要。为了他的这个党，他什么都能承受，什么都能放弃。在三十年代初的黑色上海，周恩来主持处决了叛徒顾顺章一家，因为此事他被后人所垢病，说他残忍，连女人孩子也不放过。放过他们，可能会因为叛徒的出卖和特务的跟踪使党组织遭到破坏，那么无需游移，在个人正义与党的利益之间，当然选择后者。长征时期，在红军的生死存亡之际，他认为只有毛泽东才能带领红军走出困境，那么无需游移他个人的地位、得失、荣辱，马上就让位于党的利益，他用个人的威望推举了毛泽东。
但是，这一切都是以党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一致为前提，当两者发生矛盾时，那无需为分析何者更重而思前想后，当然是以国家为重——这也是他和很多：）人的区别。西安事变发生后，双手拈满：）员鲜血的蒋介石被扣押，：）可以为他的生死存亡投上决定性的一票，延安无数人都沸腾了，都认为：）的死敌蒋介石的死期到了，为死难的烈士们报仇的时刻到了。然而，蒋介石一死，南京亲日派必定上台，日本人必定得寸进尺，国内各地方军队必定大乱，分裂的局面不可避免，后果不堪设想。为国家利益计，必须放弃党仇，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周恩来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文革时期，周恩来更是为了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牺牲了个人的时间生命甚至荣誉，凡是他自己的能为国家牺牲的他都牺牲了。文革害死了周恩来，却也成就了周恩来，毕竟为国家牺牲个人尊严与荣誉的机会并不多，有这个机会时，也极少有人去牺牲，只有他，牺牲了自己的一切，牺牲的那么义无反顾。也正因为此，文革中的周恩来赚取了老百姓无数悲痛欲绝、痛断肝肠的泪水。
周恩来在那里就给人一种很踏实很稳的感觉，不止一个人谈到过这种感觉，尤其是文革的时候，很多人坚定不移的相信他，就是知道总理还在，还在掌权，就踏实了，就觉得还是可以看到光明的，有继续下去的力量了。而他不在了，就是一种天塌了的感觉。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所坚持的这个立足点，无论他做什么，怎么做，始终都是为中国，为人民的，长久以来都是这样，所以他的始终如一就给人安全感。
虽然我们常说“国仇家恨”，当国仇与家恨统一时，没说的，但如果只有家恨时，很多人都把家恨凌驾于国仇之上，就是说在家仇与国家发生冲突时，往往选择前者。很多古代电视剧都是这样演的，如果皇帝判了冤案，就要找皇帝报仇，尤其是清乾隆容易有这样的戏，因为文字狱冤死了很多杰出的人，几乎有乾隆的戏就安排这一情节，《戏说乾隆》《还珠格格》《铁齿铜牙纪晓岚》等等。乾隆在中国历史上算比较好的皇帝了，杀了他会怎么样呢，会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很多人就为了家仇而置国家与人民利益于不顾。但是即使剧中乾隆是正面角色，那要杀乾隆的人，也不被人痛恨，反而引起多数同情，而且这样的戏码久演不衰，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所做所为是人心所向。可见把家放在第一位的是绝大多数，把国排在家之前的是极少数。“家”对不起“国”没什么，但是“国”不能对不起“家”。这并不是说那些报家仇的人就渺小，他们起码对自己的人生有定位，总比那些有仇也不报的人强——他们不是不愿报仇，而是不敢报仇。
周恩来这个定位实在太高了，古往今来就没几个人能做到。他太高了，他是伟人，一般人做不到也不需要强求。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故事经常被当作立志的榜样，然而，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宜在一次演讲时专门从这个故事谈起，她说：“其实做一个普通人，能够养活父母，能够帮助父亲算账，照顾好家里的店铺，都是非常好的理想，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些同学就是志向平庸。”“周总理在教育我们这些晚辈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说过让我们去立大志、做大事、做大人物，将来去振兴中华，而是自始至终让我们做个普通人。”对人生定位不一定非要像周恩来这样伟大，做好普通人就不错了。只要根据自己的主客观条件及愿望定位好一个点，并从此坚定不移，扮演到底，那即使只是个跑龙套的，最终也会成功的。这一点吴孟达就证明了。重要的是能坚持。贵在坚持。
在《艺术人生》节目中，著名演员赵雅芝被问及事业与家庭何者更重要时，这位事业成功的女性毫不犹豫的回答：家庭！很多人都对此震惊，很少有人能公开的如此坚定的这样回答。尤其对于演员这样的职业，这种回答很可能会因此失去机会，影响事业发展。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赵雅芝在以家庭为中心的基础上，兼顾了事业。因为，她在努力扮演好女儿、妻子、儿媳、母亲等等家庭角色的同时，真实的体验了平凡的生活，所以她塑造的人物形象才那样丰满鲜活，得到共鸣，深入人心，成为经典。那些在事业与家庭之间游移不定的演员，却因为缺乏生活而塑造不出好的角色。
坚持一个人生角色，并不会削弱人生的其他角色，反而是一种辅助。事实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并没有损害党的利益，反而极大的提高了党的威望，：）的胸襟与能力都通过周恩来，通过这件事表现了出来，从此，：）不再处于被围剿的“匪”的地位，而是可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言了。周恩来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个优秀的：）员，也不影响他成为杰出的其他家。他把事业看得最重，也不影响他成为模范丈夫。
做好周恩来要求的普通人真不是容易的事情。比如在事业与家庭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方面，很多人在游移，一会儿事业重要，只忙事业，因为事业家庭出现危机时，才觉得家庭更重要，就把重心移向家庭，家庭和睦了，又觉得还是事业重要，又把精力投入到事业上，如此反复，累，而且容易出现危机。很多人觉得生活累、家庭出现危机就是因为此。
有些人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有些人能同富贵不能同患难。患难见真情，患难也见世态炎凉。战乱时期，不是一家人的也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和平年代，一家人也会窝里斗，父子反目，夫妻成仇的事例不少。大多数人都是随着外在环境包括家庭与社会环境的改变而不断的改变对自己的定位。这种角色游移，给人一种很不踏实、不值得信任的感觉，你弄不清楚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外界因素他就突然变了。
《色戒》中的王佳芝本来是定位非常明确的——间谍或叫卧底，本来一切都应以此身份为重，当她因为一颗钻戒，认为自己本应该是一个对这美丽的东西动心的女人啊，对自己的身份稍一游移，马上就给自己和许多同伴引来灭顶之灾。其实她的这种偶一游移，是很多人都会犯，而且曾经犯过的错误，只不过有些人犯了后果较轻，有些人犯了后果较重。一般情况下，身份游移的越多，后果就越严重。看那些贪官，本应该是人民公仆，有非常清楚的定位，然而他们却一会儿养情人，一会儿去赌博，一会儿搞攀比，把自己的生活弄的乱七八糟，最后把自己送进监狱。
◎ 老实的人最聪明
不记得这句话出自哪里了。这句话应该是周恩来广为熟知的一句名言。真理往往很朴实，但其中蕴含的道理非常深刻，有些是需要用一生去领悟的。比如有大量大批的人被失败击倒后心灰意冷，再也爬不起来，最终没有孕育出成功，虽然他们从小就能把“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倒背如流。
周恩来这句话再简单不过了，然而真正明白的没有几个，能做到的就更少了。我也只是很浅显很模糊的懂了，虽然如此，但我还是认为这句话是人生最大最高明的真理。
第一次对这句话有感觉，是在高中时，学校规定不允许在校园内骑自行车，因为来来往往学生太多，尤其是放学的时候，太容易出事故。而我放学后总是偷偷的骑，只是骑的时候小心翼翼的看着，别被老师逮了就行了，而且我也从没有被逮过，我觉得我骑那么慢，出不了事故。有一次我又骑上了，突然发现校长就在前面和人说话，我吓的心砰砰的跳，赶紧下来，推着走，走过校长那的时候，特别害怕，生怕他叫住我，走过去了，他没叫住我，我才长出一口气，看来他没看到我骑车子。过去后我就想，干嘛呀这是，从教室到学校门口，走着五分钟，骑车三分钟，我至于节省那两分钟吗？为什么要提心吊胆这三分钟呢，刺激吗？第二天放学后，我就推着车子走，马上就觉得心里说不出的舒坦，特别坦然，再也不用怕从哪个角落里蹿出来的老师了，我可以边走边看大家的匆忙，甚至可以看天边美丽的落日。突然我就明白了周恩来这句话，老老实实的，遵守学校规定，比那些存侥幸心理，钻规定的漏子的人过的踏实。到毕业我再也没有在学校内骑过车子，但看到过很多人因骑车子被抓而挨批，而且不是一次两次的被抓。
后来我走上社会，经历的事多了，便越来越觉得这句话深刻深奥，蕴涵着非常博大的人生哲理，人一生要真正弄懂了这句话，并能做到，那就太了不起了，可惜我只是模模糊糊的懂了，而且很难做到。很多人钻法律、制度、规定的漏洞，以为自己聪明，其实这都是小聪明，小聪明的近义词是狡猾。周恩来所说的老实，是大聪明，大聪明的近义词是智慧。小聪明是看起来聪明实际上傻，所以说聪明反被聪明误，大聪明是看起来傻实际聪明，所以说大智若愚。可以进行一下调查研究，成绩多数是老老实实做出来的，而不是靠耍小聪明投机取巧得来的，包括每人类每一个社会进步，每一个科学进步，还有各行各业的发展。如果这个社会都是老实人，这个社会将会变得公平美好得多。
周恩来就是最聪明的人，他一生都是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做事。老实就是犯了错误就马上承认并改正，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不夸张，不虚浮，不得理不饶人，不投机取巧，不贪图便宜，诚实守信，遵守公德，是怎样就怎样，该怎样就怎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去做工作。
为什么周恩来能在中央政治局时间最久？为什么党的每一次错误都有领导人下台，而他能留下来？有人说因为他圆滑，那真是大错特错了。是因为他老实，因为每一次错误都是他第一个站出来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并实事求是的纠正错误，只有这种方法才能使党重新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在关键时刻总是他也只有他能挽救党，离了他就不行，所以他能留下来。
周恩来知道万丈高楼平地起，需要一砖一瓦一层一层的盖，所以他对抓细节从不放过，他搞经济建设就是扎扎实实，不会产生经济泡沫。建国后中国制定了许多计划，其中五年计划就是非常出名的一种。因为没有经验，世事变化又难料，计划不可能十全十美。有人把计划当成法律，为了维持其准确性及其严肃性，一旦不能完成计划，就千方百计的隐瞒、慌报，弄虚作假。但是周恩来认为计划不符合实际就要修改，这才是错了就改的老实的态度。那不老实的做法只会造成冒进，造成浮夸，使自己对工作没底，致使自然灾害来临时饿死人。
周恩来对彩票深恶痛绝，不是因为从没中过，而是因为中过，他小时候，在生活很困难时，母亲中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彩票，这笔钱让他深深体会到了封建家族的人情冷暖，没钱的时候没人理，有了钱各种亲戚就都来了。建国后周恩来坚决取缔了彩票，他认为彩票类似赌博，让人做着不劳而获、一夜暴富的美梦，是对劳动致富、按劳分配的公平社会的社会秩序的践踏。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打消所有对奇迹的奢想，老老实实去做事才是通往幸福生活公平社会唯一的路。
认同周恩来做法的人并不多，很多人认为老实就是傻，老实容易吃亏受欺负，而一夜暴富才是最大的幸福。所以现在彩票不仅死灰复燃，而且搞的轰轰烈烈。可见周恩来的理想，并非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理想，大多数人都乐意做天上掉金条的痴梦——啊！我中了五百万！这不知道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美事。即使中不了，谈论谈论想想也可以满足一下自己的欲望，假如一下还不允许吗？假如你中了五百万你将做什么？很多论坛这样的帖子都会火。这便是普通人与周恩来的区别，不满足于老老实实的做事，而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被幸运、偶然之神宠幸，天上掉金条，全都掉入我荷包。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周恩来所追求的那种社会公平平等幸福，是超现实的，也许他晚出生一千年，能实现。但是周恩来又是一个对现实认识的非常清楚的人，他知道他统治的人还全是燕雀，他并不要求别人达到他那种高度。他曾经说过：“经济基础的改革对思想方面有影响是必然的。但是，思想方面的变化，不会像政治制度的改革那样发展。思想变化的过程是最慢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没有他那么高的觉悟与水准，有的是鲁迅所说的劣根性，要转变需要漫长的时间。
不能理解到周恩来那种高度也就罢了，可笑还有人指责周恩来没有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是不称职的表现。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一位领导去村里视察猪圈建设，当然这个笑话不是在说这个，只是我觉得那批评周恩来的人就如猪圈里的猪，每一只猪都在自己抢不到食的时候埋怨别的猪抢食而不排队，而一旦自己有机会抢食便绝不放过机会，一边抢食吃，还一边埋怨人没有把猪圈建成和谐社会，形成排队进食的良好秩序。我相信周恩来所理解的民主比批评他的人深刻的多，但他不可能让全社会所有的人都理解到并做到他那种高度。周恩来说：“你说所有的：）员都不怕鬼，我就不相信。”多么精僻啊！面对那些连鬼都怕的“无神论者”，奢谈什么民主！跟他们讲做人要老实，老实的人是最聪明的人，他们都不懂——这个道理比民主好懂多了。周恩来在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上付出了常人超乎想象的努力（这个话题足可以写一本书），只是因为基础太差，效果并不十分明显。没能让猪不再抢食而是排队吃饭，那来自猪的指责他也只有接受啰。
不老实、耍小聪明还表现在犯了错误就想方设法掩盖、为自己狡辩、死不承认、推脱责任，结果为了一个小错误说一个小慌，为了圆这个小慌，就要说更大的慌，然后越滚越大，最后就有可能成为再也遮不住盖不住的弥天大慌，他就会时时处于害怕慌言被揭穿的恐惧当中，最后不得不为他所撒的慌付出代价。不老实的人其实也许并没有害人之心，但结果通常害人害己。有一个人尽皆知的故事很能说明不老实的危害，那个故事的名字叫“狼来了”。还有一个用一生证明了聪明反被聪明误这种小聪明的害人本质的人，她的名字叫“王熙凤”。
也有人因为耍小聪明真占了便宜的，不是有一些人中了大奖吗。但是绝大多数人是中不了的。只能偶尔占个小便宜，占了小便宜还想占大便宜，人的欲望是永远填不满的，简直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吃亏不罢休。传销就是个非常贴切的例子，还可以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被获奖短信套过钱的不知道有多少人，直到公安局破了案，有人还不相信自己被骗了，还等着领巨额奖金呢。再看看那造假卖假的，看看那贪污受贿的，开始不都是因为那么一个小小的不老实的念头一萌发就再也止不住其生长，最终把自己推向绝路吗？
认识到周恩来那种高度相当困难，但即使认识升上去了，也不等于能做到，任何事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事实上做到比认识到更难。平时想着我要老实做事老实做人，然而事到临头的时候，那种好沾光、贪图小便宜、贪图多快好省的念头在不自觉中就会控制人的思维和手脚——看着老师没在，赶紧骑上车子蹬两下，好象骑上去就占了时间两分钟便宜。因为不老实吃亏的人，有人事后明白过来了，有人至死也没明白自己究竟败在何处。事实证明：人跟人的差距就是这么大，不是量的差别，而是质的差别。
当然周恩来的老实是对事和对自己人的，对敌人慌言有时是必须的，那种慌言叫政治军事智慧与谋略。这一点与本文无关，就不谈了。
为什么不与毛泽东争？看周恩来总理的争与让――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
去年九月里因事过广东新会。新会是梁启超的家乡，又是元灭宋，丞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的地方，过去为县，现在是江门市的一个区。我万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小地方竟有一个资料丰富的周恩来纪念馆。当地的人也很自豪，他们说，周恩来任总理时，政务缠身，能下到一个县连住七天，一生仅此一例。我心里明白，哪里是周恩来有闲，是政局错位，一个历史的小误会。
1956年下半年，全国出现冒进的苗头。掌国家经济之舵的周恩来提出反冒进，毛泽东不悦，说“我是反反冒进”。1958年1月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周都受到批评，并作检查。7月1日至7日，他便选了一个县即广东新会县来做调查研究。其时周公心里正受着煎熬，正是伟人不幸，小县有幸，留下了这样一处纪念地。
周恩来此行所以选中新会，有一点小起因。当年6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新会农民周汉生用水稻与高粱杂交获得一种优良水稻新品种。周总理很重视，专门带了一位专家6月30日飞广州，又转来新会。在实验田旁周见到了这位农民。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生活条件还很差，乡干部和农民一律都是赤脚，总理的穿着也就比他们多着一双布鞋，只是衣服稍整洁一些。接待人员找了一把小竹椅、一个小方竹凳放在地头，本意让总理坐小竹椅，不想总理一到就坐在小凳上，把小椅子推给周汉生，还说你长年蹲田头，太辛苦。这就是周恩来的作风，尽量为他人着想，决不摆什么架子。这张照片挂在展室的墙上，成了现在人们难以理解的场景。按现在的习惯，官大一级，见面让座，起行让路，等级分明。一个大国总理来到地头已属不易，怎么能在座位上尊卑颠倒呢？我立即联想到，已逝全国记协主席吴冷西也是新会人。一次，我当面听他讲过这样一件事，那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朝鲜工会代表团来访，总理接见并合影，他的座位本安排在前排正中。周恩来不肯，他要当时的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与客人坐正中，他说你是正式主人，今天我是陪客，结果他真的坐在旁边，报上也就这样照发照片，那时大家觉得也很自然。我曾见过延安时期老同志的几幅合影，大家都随意或坐或站，有几次毛泽东都站在较偏的位置。无疑，毛当时的地位是应该居首位的。现在当我们看这些老照片时，心里真说不清是陌生还是亲切。
座位这个东西是典型的物质与精神的结合。有把椅子，坐着好说话或办事，这是物质；坐上去，别有一种感觉，这是精神。坐椅子的人多了，就要排个次序，就有了等级。等级就是一种精神。等级不可没有，如军队指挥，无等级就无效率。但不可太严，太严了就成障碍，心理障碍，工作障碍。正如列宁所说:真理很灵活，所以不会僵化；又很确定，所以人们才能为之奋斗。现在我们对座次的设计是越来越精，越来越细，只僵化而不灵活了。不用说大会谁上主席台，台上又谁前谁后，就是有的单位开会，除分座次外，还要专制一把大一点的椅子，供一把手坐。我又听过一个故事，一位新来的部长，很不习惯这种把他架在火上烤的坐法，每次到场自己先把这把大椅子撤去。但下次来时，大椅子又巍然矗立原地与他四目相对。他的务实作风拗不过笼罩四周的座次威严。
存在决定意识，在没有椅子坐时，当然没有座次。我看过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场。那是一间大伙房，没有座椅。56个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随手从房东家带一个小板凳来就开大会。难的是有了椅子后怎样办？这里有个公心、私心之分。以公心论座，党内讲平等，是同志；党外讲服务、是公仆，何必争座？何敢争座？以私心论座，则私心无尽，锱铢必较，事事都要争个高低。周恩来的一生是为公的一生，这从他位次变化中可以看出来。他早年就坐到党内的第二把交椅。长征开始时，党务、军务大事由最高三人团负责:博古、周恩来，还有一个外国人李德。遵义会议后他把军事指挥的椅子让给毛泽东，一、四方面军会师，为团结四方面军又把红军总政委的椅子让给张国焘。解放后他又有两次让位。一是1958年6月，就是这次到新会调查之前，因为几次受到批评，周就提出辞去总理职位，后来政治局不同意，算是让位未果。但后来经济困难立即证明周的意见对，他又毫无怨言，以总理的身份来收拾这个烂摊子。第二次是让位给林彪当副统帅，后林自我爆炸，驾机出逃。当晚，他把办公椅子搬到大会堂，整整一个通宵，坐镇指挥，力挽狂澜，化险为夷。
大位无形，不管周在历史上曾将位置让毛、让张，还是“文革”中让位于林，或者还要对江青忍让三分，但在老百姓的心里他永远是国家的总管，是仅次于毛的二把手。这个位置是永远也变不了的。后来的年轻人不理解，总爱问周为什么要这样一让再让？为什么不敢与毛争一下呢？我听说一位领导同志当面问过周，周说，如果那样党就会分裂，局面更不可收拾。他是仔细衡量过利害的。“文革”最困难的时期，他说过一句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还是为公，为了国家利益。其实，：）无论全党还是党员本人，都没有自己的私利。西安事变，抓蒋而不杀，反而还承认他的领袖地位，为抗日，为挽救民族危亡，这是党最大的忍让。周是代表党亲自到西安处理这件事的。周几次让位，也是出于党性的忍让。无论对内对外，若让而能利天下，他都义无反顾。
那么，周恩来争过椅子没有？争过，在西安、在重庆、在南京与国民党长达十年的谈判就是在争椅子，为党争，为民争。周恩来说，谈判都把人谈老了。但还是谈不成。周就甩手回延安，而蒋最后落得只能到台湾给自己安一把小椅子。新中国成立到周去世凡27年，周主持外交，参加或指挥了所有重要的国际谈判，与美国人在朝鲜谈，在华沙谈；与苏联人谈，甚至在莫斯科与老大哥吵翻，拂袖而去，都是要为中国在国际上争一把交椅。而他自己却忙得坐不暖席。毛泽东出行用专列，周出行几乎全坐飞机，不是飞机的椅子好坐，是为省时，多一点时间去工作，去为民为国多争一点权利。最危险的一次是去开万隆会议，他的座机为敌特所炸，幸亏他临时换机，免于一难。而身边的工作人员总不会忘记周的一个工作细节，每临大会，他都要亲自到主席台或会场上看一下座席，特别是党外民主人士的座位摆得是否合适。最后又不会忘记检查一下毛主席的座椅，摇一摇，稳不稳，再看看角度，视线清不清。这就是周恩来。他心里有一个座次，孰重孰轻，何让何争，明白见底。
在看这个纪念馆时，我很庆幸1958年周让位之未成，不然国家还要多一次悲剧。又想到“文革”中周虽让位，林彪又不能久居，不是图位之人不想接，也不是接位之人不欲久坐，是他们不能承受这轻，不能承受周的这轻轻一让；又不能承受这重，承受这国事民心之重。庄子说:“先贤而后王”，从政者必得先有贤能之德、之力，才敢去接王位。王位是什么？就是一把办重要事情的椅子。历史上凡大让之人都有大公大仁之心，尧让天下于舜；舜让天下于禹；孙中山让总统位于袁世凯；华盛顿当了两届总统毅然让位；邓小平首开在位退休先例。他们都是大公大仁之人。我在新会看到的这两把小椅凳当然不是王者之椅，它实在太普通了，甚至在民间已很难找到。但纪念馆主人很郑重地对我说:“这两把椅凳，我们刚从主人家里征集到，已作为重要文物收藏了。”我想，西柏坡会议上的那些小木凳散落民间，也不知有没有人收藏。人们现在更关注的是怎样去制新椅子。前不久，我到北京一家专门开重要会议的宾馆里就会，吃饭时，座椅庞然而厚重，颇有几分威严，椅子围桌而立，远望如一圈逶迤的长城。用餐者入座挪椅很不方便。我忍不住对经理说，餐厅之椅还是以轻便为好，何用这样隆重？她说这是专门请人设计的，一把就二千元。我说这种重椅只合主席台上用，放在这里讲错了排场，又枉费了许多钱。但设计者恐怕另有考虑。
新会的一个小型纪念馆让我联想频频，悟到一个大道理。座位这个东西有实在的物质和虚拟的精神两方面的含义。如果只从实用考虑，能坐、舒适就行，大可不必争什么座次；如果从精神方面考虑，每个人在众人心里的位置是他德与能的总和，争与不争都是一样的。相反，争则愈见其私，品位更低；让则愈见其公，品位更高。这是做人的道理。
(作者：梁衡 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铁竹伟：我心中的周恩来（上）
我今生有幸认识周恩来总理，多亏陈毅元帅当介绍人！
一九八○年开始陈毅元帅的传记写作。陡然超越资历、职务、年龄、时空与革命老前辈们交起朋友，终日诚惶诚恐。仿佛山脚下一株小草，遥望陡峭险峰上的奇松，震惊它的雄伟、坚韧；感叹它的多姿、青翠；赞美它的魅力和引力，自悲自怜自己是“丑小鸭”，唯恐因为自己才疏学浅，笔功拙劣，写不好陈总传记，自己丢人现眼事小：无名小卒，位卑言轻嘛，倘若折损了元帅形象，以讹传讹，岂不成为历史罪人？！
还好，四年军报记者没白当，在采访的首长和同志名单达到三位数后，陈毅元帅从雾朦胧的峰巅笑吟吟地走出来，哦，他变得那么亲切、逼真，有血有肉；他浓厚淳正的四川乡音萦回在我的耳畔；他的喜笑怒骂，他的忧愤，他的热泪，他的遗憾，时时烧灼着我的心。
人们谈到十年浩劫中的陈老总，总会情不自禁地谈到周恩来，仿佛他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话题。陈总遭受批斗围攻之时，用自己胸脯为他遮挡明枪暗箭的总是老周恩来总理。
陈毅不愧为元帅，他爱得真诚，恨得痛快，“文革”中他对倒行逆施的“四人帮”、对吹喇叭抬轿子的林彪不买帐，他坚持党对“文革”运动的领导，反对瞎造反、乱批斗。他多次慷慨激昂直抒胸臆，希冀用自己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用鲜血凝成的经验教训，给天真幼稚、只凭热忱盲目造反的学生头上搭块凉毛巾。他那光明磊落、铿锵有力、话锋犀利的演讲，曾像严冬里一缕和煦的阳光，漆黑地牢里一支希望的火把，温暖了多少被戴高帽子、涂黑脸，遭受非人待遇的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心，给了他们活下去的力量和勇气。然而，现在看来一目了然的道理，当时怎么也听不进，林彪、“四人帮”阴谋如愿，使陈毅既当不成元帅也办不成外交，终于积郁成疾，年刚古稀，便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写作陈总“文革”经历的《霜重色愈浓》，很多处涉及到周恩来总理。当时我便经常琢磨：要说所处位置，周恩来比陈毅要悬，“文革”十年，他仿佛一直在漩涡中心驶船。然而奇怪的是，小船时有起伏，常有颠簸，可谓险象环生，几次恶浪铺天盖地，却又绝路逢生。社会上为此便有了周恩来是“不倒翁”、“灵活过头”、“现代大儒”等种种非议。有位遗老曾对我的一位朋友说，周恩来算不得忠臣，充其量算个良相。因为历代忠臣应该做到武将战死沙场，像杨家将；文官谏死龙廷，像海瑞。良相嘛，便是事事顺从皇帝，同时也为百姓做点好事。我的朋友感情上无法接受，但又驳斥乏力。真像应了一句古话：做人难，做好人难，做好人累死也不得好报。无怪乎社会上盛行“黑色幽默”：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
说来奇怪，被我们尊为思想开放、敢作敢为、相信自己、具有开拓精神的西半球居民，他们对周恩来的贡献的评价和研究，与我们本国度里最时髦的观点有点格格不入。
一九八八年十月，在天津南开大学举办的周恩来研究国际讨论会上，我曾访问了几位外国学者。
苏联社会科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是苏联驻新中国的第一任代办，目前担任苏中友好协会主席，他童颜鹤发，能讲一口挺流利的汉语。他听大会宣读论文和小组讨论时神情专注，回答所提问题严密慎重：有人说他愚忠？不对，不对！什么，帮凶？更不对了！你看这样评定周恩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是否准确，他遇事向毛泽东同志请示，他讲出自己的观点，并用自己的观点影响毛泽东同志，得到毛泽东同意后，他向下传达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以此与林彪、江青斗争，尽量减少党和国家的损失……
齐赫文斯基院士不愧是位老：）员，熟悉：）靠铁的纪律才得以创建的历史和高度集中的组织原则，尽管他并不完全了解中国党内情况。
英国作家迪克·威尔森的论文介绍了周恩来对接待过的外国人产生强烈影响的大量材料，叙述了外国访问者对周恩来智力的多面性，对他掌握事实的能力，包括对来访者国家的特殊历史或来访者个人背景都无所不知，他惊人的灵活性和宽广的记忆力深感惊讶和钦佩，对他明显的通情达理以及他思想上的坚定信念感到困惑，并且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反应。许多外国人都将周恩来列为二十世纪国际外交梯队的最高顶峰。
我在大会休息厅里访问迪克·威尔森先生，是由早已加入中国籍的美国人“老明星”沙博理作翻译。（沙博理是《人民画报》社专家，著名导演凤子的丈夫。他七十三岁，仍像小伙子似的腰背挺直，穿着潇洒，谈吐幽默。他曾参加过三部电影拍摄，故有“老明星”的雅号。）
说他调和？不符合现代意识？不不不！个头高大，背略驼的迪克·威尔森先生直摇头：说这话的人大概不懂历史。历史上周恩来协调得很成功啊！现在要争取世界和平、东西方对话，国与国之间沟通，离开协调，离开求同存异行吗？
这位英国作家生长在有几百年议会斗争历史的国度，对合法斗争的概念并不陌生。迪克·威尔森先生接着讲叙了一九六○年周恩来总理接见他的四十五分钟：
那是半夜十二点，陪见的陈毅外长明显地困倦了，在一旁掩着嘴悄悄打哈欠。周恩来则不断给我提出问题，然后神情专注地听我回答。整个过程中，他没有看手表、揉眼睛、打哈欠等一丝一毫不耐烦的神情，仿佛我是他唯一重要的客人。在我见过的许多国家领导人中，他是最令我难忘的。至今我还没有遇到或听到过哪一位与周恩来见过面的外国人，不受到他的深刻影响的……
我能不能吃块饼干、喝杯咖啡？！“老明星”突然中断翻译，回过脸恭敬地用中文问我，我真有点难为情，只管采访，休息时间一晃将尽，我赶紧收住话题，与迪克·威尔森握别，抢着为“老明星”端来香喷喷的咖啡。
听说我也在采写周恩来，身材修长精干、装束朴素文雅的英籍华人著名作家韩素音女士格外兴奋。她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连声嘱咐陪同她的杨女士：无论时间多紧，也请安排我们见面，一定，一定。
韩素音女士的日程确实安排得很满，仿佛连喘气时间都挤掉了。这天晚宴后，她放弃了娱乐活动，我们倾心长谈几小时，将近十一点离开她卧室，她坚持送我到电梯边，不无惋惜地说：若不是怕你太累，真想与你彻夜长谈。
韩女士有段叙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说：只要是周恩来总理让我做的事，哪怕做后受了委屈，我也从不后悔。（她确实这样说，也确实这样做的。一九六六年她出版了一本书，当接到周恩来托人辗转传来的提醒，为了照顾中国的影响，她立即用自己刚拿到手的稿酬，把自己的书从出版商手中全部买下来，等修改后再卖。）她还动情地对我说：如果周恩来对我讲，韩素音，你马上去死，那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好的，您看什么时候执行？因为我太知道他了，他从来都是为别人着想，从来没有害人之心……
我听着她的话，惊诧地愣住了。
韩素音银发掩映着表情生动的脸上呈现出真诚的思念之情。在数十年间，她与周恩来有过九次长谈，这是历史给予她的厚待。她如今已是古稀之年，我曾猜想她在瑞士一定有一栋为绿茵茵草坪环绕的乳白色别墅，她笑着摇头：我没有，我只有三间房子，我没有小汽车，没有电视机，当然不是买不起，是不需要，我需要书，我有四千多册藏书，我的丈夫都有点发愁：亲爱的，你若再买书，请考虑好把我放在哪里？！
韩女士没人给她任务，可她循着周恩来的脚步，在中国，在世界各地追寻。她每天工作十四小时，她说：周总理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不顾到自己，只顾到国家。这种责任感只有中国知识分子有，外国知识分子没有，外国知识分子只对自己有责任感。现在世界上不少国家都有一股令人担忧的趋势：青年人不愿意学习，不愿艰苦工作，少了点社会公德。酗酒，打人，不负责任。而中国有些青年说是要学习西方，实际不是学了西方的好东西，而是学了西方的垃圾。我现在别的工作都放在一边，就是写周总理，我要为世界青年人树个榜样。
外国学者的研究给我以更多的思索：到底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他们旁观者清，还是他们不熟悉中国国情，也有些现代迷信？！
确实，随着与恶梦般的“文革”告别的时间越久，人们在现实改革中有了新的追求，新的矛盾，新的世界，对翻过去的那页历史中的具体事件已经渐渐失去倾心的关注。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以及其他逝去的领导人，他们的人生已经划了句号，成为载入历史画卷中的风云人物。在当今现实舞台上，不会再有新的功过、新的建树。人们更关注的，是伟人们在过去所从事的宏伟业绩中所起的作用和人格力量，随着史页的翻转，究竟是成为民族悲哀的伤痕，还是始终具有民族骄傲的鲜活生命力，存在着流传后世发人深省的必要和价值。
当我有幸得到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支持，开始投入周恩来“文革”部分文学传记采写任务时，一九八八年三月四日又幸运地得到邓颖超前辈的亲口嘱托：你们写吧，我不能写了，你们不要光写恩来的优点，也要写他的缺点。于是，我定下了自己的奋斗目标，要写一本与《霜重色愈浓》有较大区别的书。《霜重色愈浓》注意了刻划陈毅元帅的追求和人格，但是基本是按时间顺序写出陈总“文革”中所经历的坎坷史。历史的前进，早已使当年充满神秘色彩的事件失去了魅力。这次我要以“文革”为历史舞台，以集中笔墨去写周恩来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有些人活着却似早已死去，而周恩来分明已经逝去，可是至今他清秀端庄的面容，炯炯有神的双目，彬彬有礼的举止，明朗坦诚的微笑，机智幽默的谈吐，乃至他人生最后一张照片中深沉、凝重的目光依然充满着神彩和魅力？！
确实，对于周恩来“文革”中的作用，党的决议，邓小平、陈云同志的讲话早已作了充分的肯定；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以及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朋友乃至对手已经发表的回忆文章和将要发表的文章里，已经包含了许多珍贵具体的史料。但是，我愿把这些作为我思索探求的开端而非终止，我希冀更广泛地收集资料，更细密地琢磨研究，力图站在历史的高度更冷静更深刻地认识周恩来，并竭尽全力写出我心中的周恩来。当然，这似乎会出现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麻烦。只是我记住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便不再有顾虑，不再急就章地完稿交差！
我的腰背疼痛一、两年了，近日加剧，竟不能弯腰、下蹲。杭州海疗推拿科的军医陈加兴——一位虎彪彪、话不多的山东大汉，他不用拍片，展开葵扇般的一双手顺我脊椎往上一抹，爽口报出：左侧骨错位。紧接着推、拉、揉、搓，时而似烤电，腰间暖暖烘烘，舒服惬意，时而似抽筋裂骨，疼痛难挨，不由自主地呻吟。如此这般上天入地，片刻甜酸苦辣尝个遍。也怪，待翻身下床，我抬腿弯腰轻松自如，当然如陈军医预言：下午很是疼痛一阵。不过随着推拿次数增多，疼痛“反跳”现象日渐减轻。我称加兴妙手回春，他那清瘦多话的小徒弟见多不怪地介绍：我师傅会武术、气功，弟子数百上千。瘫在床上的病人，他手到病除，如今能上舞厅蓬擦擦了！推你这毛病，还不是小菜一盘！陈加兴憨笑不语，只是手不停地隔着白色降落伞布，在我的腰背间灵巧翻滚。
我满脑子都是周恩来，开口三句话不离本行：加兴，你最喜欢周恩来什么？不善言谈的推拿医生冲口而出：风度！
喜欢周恩来风度者，海内外大有人在。
一位瑞典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经常到中国讲学。一九八七年，在他第一百次访问中国时，他向国务委员方毅同志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已经是第一百次访问中国，我至今最喜欢、最难忘的还是周恩来总理。当年只要他一出现，整个会场内的空气全变了，仿佛室内的光线也陡然明亮！
我听着方毅同志的亲口叙述，我似乎看见那位童颜鹤发的老教授，看见那双黄褐色瞳仁里闪烁着真诚的泪光。
这是周恩来的一次东南亚之行。
在告别前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周恩来彬彬有礼，直爽坦率地回答每位记者的问题。会场里，发问记者即便不能得到自己满意的答复，也无法挑剔周恩来的风度。记者招待会即将结束前，一位肤色洁白金发碧眼的年轻姑娘从座位上站起来，她对着话筒匆匆问道：
周恩来先生，我能不能问您一个私人问题？
周恩来坦诚地点点头，微笑着答应：可以。
您已经六十多岁了，为什么依然神采奕奕，记忆非凡，显得这样年轻、英俊？！
场内顿时响起友善的笑声和议论声，看得出，猜测聪明的中国人为自己总理配有长生不老药的很有市场。
不假，周恩来年过半百之后愈发显得潇洒、英俊。建国初期，他去苏联访问。下榻的宾馆内好几位年轻姑娘，都恳请中国的翻译同志帮忙，帮啥？当周恩来穿过庭院前，一定提前通知她们，以便早早伏在窗前，目睹这位东方美男子的风采。
周恩来温和地笑笑，待场内安静下来，他抬了抬受伤致残已无法伸直的右臂，声音宏亮坦然地回答说：因为我是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所以我至今很健康！
翻译流利的英语一说完，整个大厅里回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喝采声。是啊，东方人，东方人从来是穷困、落后、愚昧、病夫的代名词，如今有了受人尊敬的中国总理周恩来成为东方人的代表，顷刻间，不分国家，不分政见，不分肤色，只要是东方人都感到荣幸和骄傲！“东方人”多么简单的三个字，却把中国的朋友扩大到半个地球；“东方人”多么平常的一个称呼，周恩来用得恰到好处，如同锦上添花，在友好邻邦之间播下手足之情，同胞之谊。
我由衷为周恩来宽厚的爱心和机敏的智慧叹服！他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注入情感和魅力，在国际交往中运用得炉火纯青。
有一阵子，对我感叹的这类话题不以为然者很有些人在。他们讪笑周恩来在国际上总交穷朋友、黑朋友、小朋友，是赔本生意，不足挂齿。我只笑笑，不改初衷。翻过去的史页不该重演但也不容忘却。我爱看迪斯尼公司制作的动画片，幽默、夸张，令人捧腹。那位可爱笨拙的唐老鸭、聪慧机敏的米老鼠兄妹在我女儿房间墙壁上安了家，人见人爱。我也喝雀巢咖啡，确实“味道好极了”。每个星期天晚上中央台播出的美国电影，我也几乎场场不漏，有的看一遍不过瘾，江苏电视台重播时还要再看。
然而我不会忘记，也不能忘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日子里，摆在开国总理周恩来面前的没有鲜花，只有满目废墟、饥饿人群和低下的生产水平。体现国力的钢铁年产量，平均每个中国人分不到一斤！西半球富裕的国家真不少，可纷纷关上冰冷的大门。拥有原子弹的美国豪爽大方，飞机送来了成千上万吨钢铁，遗憾的是都夹带着杀人的火药和害人的细菌！漫长的中国海岸线被美国舰队封锁：禁止一切外国商船进入新中国；邻邦小国都接到西方大国恐吓：不许与中国进行贸易！
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到的第一个贺电发自苏联。从不出席外国使节招待会的斯大林破例参加了中国大使馆举办的盛大宴会，斯大林与毛泽东共同举杯庆贺新中国的诞生，一百五十六项援建项目是苏联政府和人民送上的真诚贺礼！
当“红色资本家”、中国贸易部副部长卢绪章经过艰苦努力终于与锡兰（现斯里兰卡）达成第一笔大米换橡胶的贸易协定时，周恩来兴奋地畅饮茅台酒庆贺：是为中国得到了紧缺的橡胶，更为终于在敌视中国的经济封锁线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所以韩素音女士提起有人批判毛泽东、周恩来闭关锁国时异常气愤：怎么能不顾到历史事实！是美国想闭中国的关，封锁新中国，而毛泽东、周恩来千方百计突破封锁嘛！为什么你们要自己往自己脸上抹灰呢？！
是啊，历史在前进，但永远不要割断历史；要让世界充满爱，但不要以为可以垂手可得！
风度翩翩富于魅力，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尤其是成年男性。有些人曾刻意模仿伟人们的豪放开怀或不修边幅，结果往往室画虎不成反类犬，西施效颦惹人厌！其实，一个人的举止往往是本人文化修养、生活经历和道德品质的自然流露，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大凡在生活舞台、社会舞台尤其是政治舞台戴上面具演戏的角色，能蒙骗人一时，实在不能长远，哪有永不散场的戏，永不卸妆的演员呢？若要了解周恩来的生活经历和社会体验，便不会奇怪他为何有超人的魅力。
一八九八年，在中国呱呱坠地的众多婴儿中，有三个男婴日后成为二十世纪的风云人物，他们是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
周恩来祖籍是浙江绍兴。爷爷周攀龙谋到淮安县师爷的职位，举家迁至苏北大平原。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他忠厚、怯懦，终生飘泊在外作一名小职员。幸运的是，周恩来有两位慈母，九岁前，他拥有双倍于常人、丰厚温馨的母爱。
周恩来的生母万十二姑，她读过家塾，性格开朗，善解人意。因处事公正，精明果断，有办事能力，在三代聚居的大家庭里颇受尊敬。她更难能可贵的是极富同情心。
周恩来是万十二姑第一个孩子，视若掌上明珠。孩子不足周岁时，万十二姑的新婚不久的弟弟重病缠身、终日卧床。为给不久人世的小弟增加些安慰，为让痛不欲生的年轻弟妹有所寄托，万十二姑和丈夫商量后决定：把自己的头生儿子恩来过继给弟弟。周恩来从生母床边搬到婶娘陈氏的屋里。
我曾是孩子，我清楚记得妈妈如何疼爱我们每一个孩子，那真是手心手背都是肉。我现在也是妈妈，我尝过分娩时撕心裂腹的痛苦，也饱尝多次抛下哭喊着的女儿，追赶汽车、火车时凄楚心境。我虽无缘采访早已仙逝的万十二姑，我却能以母亲的本性体味出她的同情心的真诚，为兄弟割舍母子情；感受到她作为母亲的伟大：周恩来是她第一个儿子，她并不能断定自己还会有儿子继承香火，而作为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女性，儿子是福是禄是命啊！
嗣母陈氏，真可谓红颜薄命，嫁至夫家半年，丈夫亡故。年仅二十二岁的陈氏，身边只有周岁婴儿相伴。
陈氏出自书香门第，她能诗会画，年方十五岁时已著有诗集。她性格温和，端庄文静，心灵手巧，办事细心。她自从守寡，为免是非，从不外出，把自己全部柔情、才智和梦想全部寄托在牙牙学语的恩来身上。嗣母爱子心切却从不溺爱，恩来长到四岁，每日黎明便被嗣母从睡梦中唤醒，在临窗的书桌前，嗣母教他读诗、写字。五岁的恩来进私塾读书。有一回，恩来在院中与其他弟妹们玩耍，小弟顽皮，突然扔过一块石子，恩来躲闪不及，擦伤了额角，险些伤着眼睛。嗣母又心疼又担心，放学不许恩来外出。自己绣花，看着儿子在屋内读书、背诗。七、八岁的恩来便在嗣母指点下读完了《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说岳全传》、《镜花缘》等古典名著。
当然，让恩来跟随生母万十二姑各屋走走，陈氏并不反对。儿童时代的恩来，经常静静地依偎在万十二姑身旁，神情专注地听她调解伯伯、大妈、叔叔、婶婶的家庭纠纷。常常是剑拔弩张、脸红脖子粗的争吵场面，万十二姑一去，稳稳在桌边一坐，她总耐心听完争吵双方的叙述，慢条斯理劝解一番，矛盾总能妥为化解，众人满意。这对于一个女人家来说够劳神不易了！
周恩来九岁那年，死神先后夺去他两位母亲的生命。然而，中华民族的善良，古代文化的精髓，像甘甜的乳汁滋润了少年周恩来的心灵。
周恩来对母亲的爱异常深情。十九岁他东渡日本留学时，在他简单的行装中珍藏着一本嗣母陈氏的亲笔诗抄。寂寞年夜，寒风拍窗，烛光下，周恩来焚起一柱香，默读着嗣母的诗稿，读一篇泪两行。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这诗稿是嗣母十五岁还在外公家里时所作，现在她故世已经十年了，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我这个儿子？
异国他乡的孤独，家庭境遇的窘迫，入学考试前景未卜，有一度周恩来异常苦闷，他曾想用当时日本流行的佛家“无生”的思想来解脱凡尘的苦痛。可他总破不开情关，总无法将与他有缘的亲人、朋友之情一一断绝，只得放弃“无生”，不再学达摩面壁。这恐怕不能不说与周恩来从小所受母爱的丰厚和仁慈有关。
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的一次集会上，曾深情地说：我已经多年没有回故乡了，母亲坟前的小树一定长得很高了……寥寥数语，情真意切，催人泪下。
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之后，周恩来多次深情地说：“直到今天，我仍要感谢母亲对我的启发。没有母亲的爱护，我恐怕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一部分。”
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使少年周恩来身上女性的善良多，男人们的野性少。他十岁便受命照管衰败窘迫的大家庭的柴米油盐、八方应酬。好面子的封建家庭，即使囊中如洗，各种排场、礼节、规矩丝毫也不可忽视。周恩来把亲戚的生日、忌日一一记下来贴在墙上，到时候便去借钱送礼，磕头应酬。周恩来内心压抑，苦不堪言。
伯父周贻赓喜爱侄儿的才学，写信要恩来去东北与他一道生活。这无疑是给断篷的小船树起了风帆，使周恩来从散发着腐味的死水漩涡中挣扎出来，驰向波浪奔腾、广阔无垠的海洋。他自己说过：
“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看来，世上万事万物总归各有长短，相得益彰。过去只看见出身封建家庭，便是盖满了剥削阶级烙印；书香门第，读得书越多越蠢；工农出身的干部，常以自己“大老粗”为荣，仿佛感情线条越粗，革命越坚定。殊不知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是人类进步的结晶，是社会前进的力量，若要不再重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唐岁月，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党和政府便再不能放松全民族科学文化、道德素质的教育，尤其是青少年！
生母的善良、会团结人，对周恩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刚到东北沈阳读书的周恩来，身材清瘦，体质纤弱，与同班膀大腰圆的东北孩子比，显得特别单薄。又是刚出关，周恩来苏北口音浓重，常被班里同学讥笑为“南蛮子”。有几个恃强好斗的大个子，经常合伙躲藏在周恩来放学回家的路上，乘其不备，突然围住，拳打脚踢，甚至拽下他的裤子打屁股。
周恩来并没服输。他以自己优秀的成绩，谦和的品格，很快得到了班里大多数同学的好感和信赖。他约好十数位常挨欺侮的弱小同学，大家上学一同行，放学一同归，就像细细的竹筷扎成把，大个子再无法横行。同时，他三九天跑步，酷暑天踢球，努力强壮自己的身体。
然而，东北大地以其倍受外侮的身躯震撼了周恩来的心，他望着沙俄侵略军在中国土地上修筑的炮台，树立的纪念碑，如同看见母亲胸膛上扎进一把锋利的匕首，周恩来胸中对母亲强烈的爱升华、扩展，逐渐化为对祖国命运的强烈关注。忧国之情，救国之志，在他胸中沸腾。
一次课堂里老师提问：读书为什么？
有的同学回答：为爸爸妈妈记帐。
也有的同学回答：为将来自己找个好工作。
十四岁的周恩来站起身，语调成熟、坚定：“读书，为了中华之崛起！”仅仅九个字，却道出周恩来的超群之志。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参加南开大学主办的《周恩来研究国际讨论会》，此乃我平生第一次踏进天津市区。（数年京沪线往返，车过天津百余次之多，从无缘落车。）
走进“南开学校”老校舍，校门左侧墙壁悬挂着一面大镜，是当年备学生整容所用，镜上还悬木匾，镌告诫之言如下：
面必净 发必理 衣必整 钮必结
头容正 肩容平 胸容宽 背容直
气象 勿傲 勿暴 勿怠
颜色 宜和 宜静 宜庄
我望着明镜沉思良久，衣着俭朴、整洁的青年周恩来仿佛从镜中走来，瘦削、稚气的脸庞逐渐叠化得丰满成熟起来、英俊潇洒起来，一直到那张落坐沙发中脸颊清瘦、目光坚毅的侧影定格，不禁令人感叹：六十多年的流逝岁月，唯一能夺去的是周恩来的青春和乌发，他一生始终面净、发整、衣挺、钮结，头正、肩平、胸宽、背直，不傲、不暴、不怠，待人和蔼可亲、真诚恳切。
我不能说铸成周恩来一生端庄潇洒的仪容、落落大方的举止、机敏智慧的谈吐，都得益于南开学校和这面曾照过周恩来三年的整容镜，但我感慨我的女儿、侄儿、外甥他们所在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门前都缺少这样一面镜子，缺少关于仪容举止的教育。小学、初中班班“二柄”成群，不少孩子站时驼背，坐下哈腰，即便从大学校门走出来的年青人，在公共场合，往往也只以个人好恶为中心，不大尊重周围其他人的需要。
当然，天津南开学校，这座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私立学校，使周恩来呼吸到近代社会的新鲜空气，他接受了“教育救国”的思想。
在日本留学，日本“有强权无公理”的军国主义现实，促使他阅读了英文版、日文版的马克思的原著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报道。
投身“五·四”爱国运动，目睹政府的屈膝卖国，军警警棍上爱国学生的鲜血和半年铁窗生活的折磨，周恩来克服了“谈主义便心跳”的软弱。
四年旅欧的考察、学习和思索，周恩来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时代造就了周恩来，中国：）多了一名创始人。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总指挥；
南昌起义的领导者；
白区：）的实际负责人；
毛泽东遭受中央局排斥调回后方时，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红军长征时部队的实际总指挥；
遵义会上决定：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要斡旋人；
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和长江中央局副书记；
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
这一连串还不完全的职务变迁是周恩来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从幼稚到成熟，从错误中找教训，从失败到成功，从一个普通中国青年学生成长为坚定成熟的中国：）优秀党员的扎实脚印。
尼克松回忆中提到，一次有新闻记者问周恩来，作为一个中国：）人，他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还是首先是一个：）员。周恩来回答说：“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
不久前，我为浙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周恩来与浙江》撰写解说词，接触到抗战初期周恩来从皖南新四军军部前往浙江东南抗日前线视察并返绍兴原籍探亲的大量史料，对周恩来“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这句话的份量和魅力感触可谓深刻。
半个世纪前，“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至一九三九年春天，中国已有二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两亿两千万人民家破人亡，背井离乡。浙江，本是中国东南沿海的一颗明珠，水网平原稻金棉银、桑麻滴翠；座座名城文化璀璨、人杰地灵。此时，杭嘉湖平原狼烟四起，敌寇横行，秀丽的富春江上枪声凄厉，炮弹嘶鸣，有天堂之誉的杭州城头高挑太阳旗，飞架钱塘江的钢铁大桥被拦腰炸断，日本侵略军在狂笑，中国老百姓在流血流泪……
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大汉奸汪精卫公开投敌，国民党防共、溶共、限共，不断制造磨擦。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鼓舞和激励浙江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前往浙江视察东南抗日前线，并返绍兴原籍探亲。
对于周恩来的浙江之行，蒋介石忐忑不安。浙江是中国：）的诞生之地，也是蒋介石的老家。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后，周恩来是蒋介石亲自委任的中将副部长，此番不避矢弹视察前线，蒋氏无法阻拦。然而，凭他与周恩来黄埔军校共事；十年内战较量；西安事变谈判；杭州烟霞洞会晤，他深知周恩来的厉害，真担心后院起火，自重庆急发密电：
“要组织各界代表对周恩来欢迎，保障其安全，也要进行严密监视，及时汇报其言行。”
军令如山。周恩来在浙江活动半月有余，全程均有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盯梢监视。在他们以《中共中委周恩来来浙经过》为题的报告中，对周恩来每天到达的地点、时间、住处、活动乃至会见各界人士的谈话内容均作了详细记载，天天密电报告重庆。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七日，风和日丽。周恩来一行乘卡车从皖南抵达金华。此时，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正在西天目山禅源寺生闷气。因为黄绍竑属国民党桂系，蒋介石猜忌，复兴社和C·C系监视和蒋介石嫡系部队排挤，黄绍竑根本无法发展地方势力。争取一个“判官”，胜过一百个“小鬼”，为巩固抗日统一战线，减少国共摩擦，周恩来不顾旅途劳顿，山路崎岖，亲自奔赴天目山与黄绍竑会晤。
雄伟的西天目山海拔一千五百零七米，山峰灵秀，瀑布飞落，秀木参天。
古老的蟠龙桥上，周恩来与黄绍竑并肩漫步，赞美祖国的壮丽河山，共叙各自报国之志。精巧的雨华亭下，周恩来与黄绍竑推心置腹共商抗战事宜。禅源寺百子厅内，周恩来为数千名流亡学生作了精彩演讲，黄绍竑陪坐。周恩来说：
“……浙江人民英雄为国的史迹实在不少，越王勾践是最好的例子，他的卧薪尝胆，生聚教训，所表示的民族意识与战斗精神光耀千古。
“……浙江的民族性是朴素诚恳，浙江人民英勇沉毅，一件事只要懂了就肯去做。收复我们的杭嘉湖，保卫我们的大浙江，争取我们的最后胜利，完成这历史上的伟业。”
周恩来爱国的赤诚，民族的气节，求实的作风，坦荡的胸怀，使数千学生振奋，也使黄绍竑茅塞顿开，感慨万千，他挥笔写下《满江红》，抒发自己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金华、在诸暨，还有一批批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持名片向周恩来表示问候和求见。周恩来尽量安排见面，因人而宜，讲解形势、战局，宣传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周恩来在会见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国民党九十一军军长宣铁吾时说：抗战了，我们又走到一块来了，看看军心民气，很受鼓舞。抗日战争体现了整个民族的利益，因此，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最高原则，一切离开或超过这个最高原则的口号和行动，都是错误的。我们一定教育我们的党员，要严格遵守这个原则。我希望贵党也这样做，要对中华民族负责！国共已是第二次合作了，我们希望长期合作下去，抗日胜利之后，还要一起建设新中国，任重道远！
铁竹伟：我心中的周恩来（中）
若说对周恩来言谈风度印象最深的，恐怕要属绍兴的亲友。
周恩来一九三九年三月到绍兴探亲时，绍兴地区尚无地下党组织。国民党地方当局把周恩来安排在“绍兴商会”下榻，一堵飞起的高墙是保护又是封锁，绍兴专员公署组织的欢迎会，要凭“特别出入证”。于是，回祖居“百岁堂”探亲，便成为周恩来接触群众的主要途径。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的《周恩来年谱》，一九三九年是周恩来平生第一次到故居绍兴。然而，当年周恩来的警卫副官邱南章、警卫员刘九洲同志至今记忆犹新：那天傍晚，他们随周恩来离开绍兴商会去看望周恩来副主席的姑丈王子余先生，走大街，转小巷，周恩来仿佛熟门熟路，总在前面当向导。是啊，周恩来常讲自己有两个故乡，一个是绍兴，一个是淮安，他在自己的履历表上总把自己的籍贯写成“浙江绍兴”。
绍兴亲友们回忆起少年周恩来两次回故居的情景，翔实生动，栩栩如生。可在一九三九年迎接身为：）首脑之一的周恩来时，他们眼神里藏着几分拘谨，几分陌生。难怪呀！：）是啥模样？他们从未亲眼目睹，耳朵里听的政府广播，报纸上看的大量文章，天天在骂：）是土匪，：）共产共妻，六亲不认，杀人如麻，嗜血成性。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复兴社和C·C系军统和中统的力量都比较强，从上到下都有一整套组织。浙江文化水平高，国民党统治的手段也比较“高明”，反共舆论当然决不放松。
王子余老人是周恩来的姑丈，他在辛亥革命前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同盟会和光复会。早在光绪二十九年，他在绍兴创办了第一张铅印的《绍兴白话报》。他与徐锡麟、秋瑾是莫逆之交，一同参加过浙皖联合武装起义，绍兴城内轩亭口的秋瑾纪念碑，就是王子余倡议督造的。他在银行工作多年，退休后，负责主编《绍兴县志》。他是敢于主持正义的地方人士，在绍兴颇有声望。
周恩来走进家门，见多识广的王子余老人便留心这位身居高位的亲侄儿的言谈举止：
周恩来对长辈与老人敬重，彬彬有礼。他进门便对姑丈恭恭敬敬行了三鞠躬礼，随后请老人坐在首位，自己坐在下位。凡是排辈份比他大的亲友登门，有的年幼于他，他依然尊敬地行鞠躬礼。当周恩来得知乡下还有祖母的亲属，自己的表叔鲁觉侯，十分兴奋，即刻雇舟前往离城十里的皋埠寻访。不巧，这位表叔外出工作，不在。后来周恩来到达表叔工作所在地永康时，又专程去看望。也不巧，表叔出差去上饶，又没遇上。待周恩来离浙江到达江西上饶时，再次打听表叔行踪，还是不巧，鲁觉侯下乡办事去了，仍未晤面。于是，周恩来亲笔书写一封短信，文如下：
“我是懋臣公的儿子，曾两次拜访，均未得见。今后希多联系。我的地址是重庆曾家岩。
民国二十八年四月 翔宇”
这封短信托人转交给鲁觉侯，鲁觉侯感动落泪，珍藏此信。周恩来三次探望祖母的亲属，至诚之情，一直为绍兴亲友传为美谈。
周恩来平易可亲，没有半点官架子。当他在姑丈家吃便饭时，吃到绍兴家乡菜“霉千张”时，他笑着说：“闻闻臭，放到嘴里倒很香。”一句话逗得满座皆欢。
周恩来尊重祖先。在亲友陪同下，他乘船到鸭嘴桥、狮子山等地祭扫了十四世周孟班、十五世周孔锡、十六世周景商、十七世周笑岩和十八世周樵水等祖坟，在每座祖坟前行了三鞠躬礼。扫墓后，周恩来曾翻阅《周氏家谱》，并亲手用毛笔作了如下补充：
……
恩来 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三门公长孙，懋臣公长子，出继簪臣公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
……
周恩来体恤民苦。游览大禹陵、兰亭和东湖等绍兴名胜之时，他不时住步，向路遇的樵夫、渔夫、农民、挑夫问寒问暖。
周恩来爱国赤诚。就在姑丈王子余家中一张古朴的书桌上，他奋笔疾书，为亲友、工人和各界人士书写了多幅题词：
“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
“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
“埋头苦干，勇往直前，必达最后胜利！”
“埋头苦干，只要抗战，胜利定必，苦尽甜来！”
……
鼓励大家坚持抗战，承继大禹、勾践等古人开天辟地、卧薪尝胆的不屈斗志，学习鲁迅、秋瑾高尚风骨，做疾风中的劲草！
周恩来惜时如金，工作勤奋。他与绍兴城各界人士见面交谈，耐心分析形势，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每天直到翌日凌晨三时，公鸡已喔喔打鸣，他才熄灯安寝。
绍兴偏门船埠送别时，亲友们依依不舍，噙泪分别。仅仅三天，他们从熟悉周恩来认识了：）：：）决不是匪，他们是普通中国人，是真正爱国的中国人，又是能为国为民丢家舍命的抗日英邸！ ?
有此感叹者还有来自国民党营垒。
贺扬灵是绍兴地区最高行政官吏，也是国民党中统在绍兴县的头目。周恩来回绍兴探亲，贺以“安全”为名，在安排周下榻的绍兴商会四周都派上岗哨，禁止行人通过，商会内所有勤杂人员，都换上贺的亲信，连办理茶水伙食供应的侍役，也均由绍兴县政府特务队长亲自值班指挥。贺扬灵对于周恩来外出会客等活动，都派人跟踪监视，对于他们认为有共党嫌疑或倾向的人，均限制参加欢迎周恩来的活动，并限制新闻工作者采访。就连周恩来祭祖扫墓，乘船出游，也派特工人员乔装改扮，混迹其间。贺扬灵为执行上峰监视密令和阻挠周恩来与民众接触，真是忠于职守，费尽心机！
然而事隔半年，升为国民党浙西行署主任的贺扬灵，在长兴政工队员大会上训政时说：“国民党的主义好，但不如：）的组织能力强，纪律好，不如：）那样会做群众工作。”他举出了陪同周恩来绍兴视察的例子：“周到绍兴后就跟各界人士见面谈话，还到乡下老家去探问远亲族人，当查出周氏祠堂家谱上只有父亲的名字时，他亲笔补续了自己及妻子邓颖超的名字，很平易近人。这个行动似乎很平常，其实很了不起，很是厉害！他这样做是向人民群众表明：）跟普通人一样，是跟人民群众在一起的，不是什么可怕的人。”最后，贺扬灵感慨万分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才能胜过：）。”
贺扬灵当然没有料想到，陪坐身后一直认真做着笔记的政工队副队长萧卡就是：）员。他已经学习了周恩来浙江之行时秘密会见中共浙江省委领导人时所做的指示：在同抗日友党友军交往时，我们的态度是“不卑、不亢、不骄、不躁。”一切在国民党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工作的：）员都要埋头苦干，“不暴露、不突出、不刺激”，以自己廉洁奉公的模范行为，吸引更多的人团结在自己周围一道进行工作。此刻，他努力掩饰住自己的兴奋心情，以其当过编辑的快笔，准确记下了这位国民党忠实信徒、顽固派官员对周恩来、对：）既畏惧又敬佩的内心道白。
看来，蒋介石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周恩来离浙后，中共浙江省委作出了《关于周恩来指示的决议》，下发后，在前线，在敌后，地下党的活动蓬勃发展。
周恩来在浙江半月演讲数十场，成千上万目睹周恩来神采和聆听过他寓理于情、深入浅出、令人振奋讲话的民众，再不会相信国民党政府咒骂：）嗜血成性、共产共妻的谎言。
当然，最令蒋介石痛心疾首的是：地方官员乃至党国忠实信徒也无不惊叹周恩来的谦逊、廉洁和智慧、才干。仅仅过了十年，富饶的浙江就已成为人民的天下。
抗战八年，周恩来往返于延安、西安、重庆、南京、上海等地，以首先是中国人的身份，赢得了海内外知识界、文化教育界、文艺界乃至佛教界的大批爱国名家学者和民主人士、无党派人士的敬重和拥戴，为一九四九年在北京召开新政协会议奠定了基础。他还广泛展开了外交活动，争取了世界上反法西斯战争国家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支持。包括蒋介石一直奉为上宾的美国顾问团的先生们，对周恩来的才干和品格赞叹不已。有的感叹：中国的外交部长无须寻觅，周恩来是最合适、杰出的人选。也有的风趣幽默：周恩来太迷人了，我即便受了他蒙骗也仍然喜欢他！
中央新闻制片厂拍摄的大型传记纪录片《周恩来》要我撰写解说词。放映厅里，我望着十里长街，数万群众哭送周恩来总理灵车的镜头；望着联合国为周恩来逝世降下半旗、安理会大厅内集体默哀的照片；资料上说，各国唁电雪片般飞来。美国报纸、电台对周恩来去世的报道，是三十多年前罗斯福总统逝世以来，范围最广，时间最长的一次。甚至多年来一直敌视大陆的台湾当局，也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尊敬。我看着思索着，不断自己向自己提问：
为什么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一个中国：）的领袖，他的影响能超越国界、政见、时空？！为什么生前从不宣传自己，死后也不为自己树立纪念碑的周恩来，至今仍然活在亿万中国人民和国际友人心中？！
我追寻周恩来总理七十八年的生活经历，近六十年的战斗历程，仿佛找到一条贯穿线：“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的信念是周恩来以永久的服役、有力的牺牲与真理不断接近的支点，也是他更具人民性和世界性的原因。
首先是中国人，周恩来才能在领袖犯错误时，为顾全大局、保证党不分裂，抛开个人荣辱，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首先是中国人，周恩来才会身居高位，无时不忘亿万中国人民衣食住行。他最早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蓝图，后半生为实现四化目标辛勤努力工作，“文革”期间也竭尽全力维系，不让遭受严重破坏的经济生产彻底崩溃。他自己则一生廉洁，堪称“平民总理”。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北京医院一位副院长为整容后的周恩来遗体换穿最后一次衣服。他接过总理卫士长老张递过来的衬衣，不觉怔住了：衬衣是白是灰已无法确认，只有换过的白布领口、袖口熨得平平整整，大概七、八成新。
这大的个子，副院长呜呜哭出声：这是周总理最后一件衬衣了，拿件新的行不行？！
这大的个子，卫士长也泣不成声：这是总理最新的一件……他想讲总理出国从不让置装，担心接待外宾常穿的那套银灰色中山装袖子起毛发亮，每天走进办公室，先套上两只蓝布套袖才开始批阅文件。
在国外访问，总理的衣服从来不好送宾馆洗涤，活动安排太紧，只能送到中国大使馆请女同志帮忙用手轻轻揉搓：衣服太旧，不能用劲；衣服太少，不洗又不够换。
旧归旧，一定也让出门接待外宾的总理衣服笔挺、皮鞋锃亮，体体面面、漂漂亮亮。所以卫士个个会熨烫衣裳。……可老张心如刀割，没说出一个字。
首先是中国人，周恩来自己对共产主义事业坚信不移，奋斗终身从未动摇，并且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章程，可谓一丝不苟。但是，他从不因为对自己高标准便责难和苛求普通干部和人民群众。一次，他视察工作到江西省，省委领导请他吃饭，他也吃，吃完，把大师傅请出来报告开销，他掏出十块钱往桌上一放：这是我的饭钱，你们怎么付，按你们的规定办。省委领导脸红了，纷纷说：身上没带钱，待会一定缴来。周恩来的专机经常在全国各地起落，他有话在先，不允许身边工作人员带回任何礼品或特产。有回海南好客，悄悄送上十只椰子；浙江好心，悄悄装上一小筐绿油油青菜，想捎给北京寒冬中的邓大姐尝尝鲜。椰子收下，青菜也收下，周恩来嘱咐卫士长：给海南、浙江寄上十倍于物价的钱。没有一句批评，可钱烫手哟！谁还能再送礼？！
“文革”中，党政瘫痪，周恩来只能召开一揽子会议解决党政军民、各行各业混乱复杂的具体事情。会议长，到开饭时间，服务员上饭，发言的继续讲，其他人边吃边听。大厨房的菜总不甚合口味，北京卫戍区一位副司令只在面前菜盘里挑着爱吃的菜吃了两口，便搁下筷子。他一抬眼，坐在他斜对面的周总理，吃完了盘里所有的菜，又用茶水涮了涮盘子，倒进碗里一饮而尽。果盘内的两片西瓜皮上看不见一点红瓤……副司令脸上一阵发烫，他立即又拿起筷子……
一年轻女工骑快车穿胡同，拐弯不摁铃，见汽车，慌，冷不丁扑倒在大红旗轿车的挡风玻璃前，幸亏司机技术娴熟反应迅速，轿车猛地刹住。车里下来一个军人把姑娘扶起，红旗车离去了，姑娘等着挨训，却被军人请进后面一辆车送进医院：她除了身上的衬衣脏了、胳膊擦破块皮，一切安然无恙。军人留下了她的地址，不两天，又找到她单位：总理让我来看看你，这是他赔你的衬衣，让我选的花样不知你合不合意？
姑娘惊呆了：谁？总理？真是周总理？！她接过玻璃纸包裹精致的最新式衬衣，喉头发紧连谢谢都说不出口，这时她心底竟有点懊恼：为什么当时没留神看看车里，都在传总理生病久不见报，我近在咫尺却没细看……
总理办公室有了外线电话，号码几十年没变。“文革”期间，一天二十四小时，铃声不断。电话总机提出改号，总理不准：改了号码，群众到哪找我？！总理嘛，应该总管理嘛！
秘书忙，未来及接电话，周恩来拿起话筒：“要哪里？不对，您要错了，再见！”放下电话还没转身，电话又响了：“要哪里？不对，您要错了，您要的号码是多少？噢，您拨错了一个数，请你重拨一下，再见！”可惜，那会周恩来特点的江苏普通话没像现在这样为普通老百姓熟悉，那些拨错电话，有幸与周恩来对过话的人，未必想到，那位与自己对话时态度礼貌，说话和气、耐心的人，会是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
……
从某种意义上说，为周恩来逝世抛洒热泪的亿万群众并非都认识和信仰周恩来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是真理。但他们是把周恩来看成追求国家安定、富强，人民生活美满、幸福的希望。“四人帮”对周恩来攻击污蔑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日渐猖獗，终于使为失去希望而痛不欲生的亿万人民揭竿而起，愤怒反抗！天安门广场如山的花圈、如海的人群，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民主意识在悲痛中觉醒。民心向背，鼓励了党内正义领导果断行动。中国：）终于没有分裂，并依靠自身的力量切除溃疡，走出迷宫，带领全国人民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前进。
那些不愿、不想、不肯当中国人，不尊重历史，不承认现实，不愿为民族的兴盛、社会主义建设做扎扎实实艰苦努力，只顾为权为名为利，只图个人安乐，不惜出卖国家利益的人，最终连中国公民的资格都谈不上！
周恩来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世界公民的骄傲与人类的文明史共存。他的风度，他的微笑，他的朴素，他的谦逊，他的任劳，他的献身，他的才智，他的感情，构成了世间真正的伟大、美与智慧。我将努力探寻，在未来出版的文学传记中，写好我心中的周恩来。
若想深访周恩来，涉及面之宽，人之广，像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清。大凡周恩来去过的地方，只要与人有过接触，人们总能讲出一串让人听了眼眶发热的话。朋友们时常笑我像蓝天上的浮云，总是从故乡向远处飘荡。其实飘荡时常给我带来意外的收获！无论是受款待住进散发着幽香的高层宾馆，还是钻进地壳住在必须闻什锦气味的地下室，原本目的只有一个：每晚放平身体歇歇气。应邀坐进高级餐厅雅座包间，还是挤进路边小餐馆吃碗面条喝碗稀饭，本来也只为填饱肚子免得心慌手颤。然而只要提起周恩来，总能遇上几个本人见过，或听人说过，再或向我推荐几个值得采访的人，总是又多几个知音，多几个朋友。老朋友们有时埋怨我喜新厌旧，见一个爱一个，若是个男人肯定总犯生活错误。其实，我是个很重感情很怕寂寞的女人，我真从心底感激周恩来，这几年是他帮我结识了那么多那么多的好朋友，那么多那么多值得信赖的朋友，使我不大会孤独寂寞。否则一年中半年多听不到丈夫特有的声音，看不到女儿甜甜的笑容，独自一人，浪迹四方，而四方之中又多是夫妻相伴儿女绕膝令人眼馋的人间欢情，假若除了工作没有朋友，我如何能战胜浓得化不开的思乡情？！只是有一点我至今感到困惑，周恩来无处不在，什么时候才能算基本完成采访？
当然，了解周恩来相对多些、系统些、深刻些的，总是属于在历史上、在社会中有些名气的，譬如党政军领导人、著名科学家、教授、大画师、名演员，各党派领袖和现在是公民而当年有资格上战犯名单的人。
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岁月不作美也不饶人！七八年前，老一辈的健康且能畅谈时，我太嫩，即便见过一批，还有许多该问的、该探讨的问题自己没有水平问。如今步入不惑之年，熟悉几分，成熟几分，一些非常熟悉周恩来的、能倾心长谈的领导人，已经只能在磁带里听到他们朗朗的笑声。有些有幸见了面，九十岁以上的包尔汉、屈武、梁漱溟等老人，只是耄耋之年，半世纪前的往事连年月日都清楚，越靠近眼前的事倒是空白的。再有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有的忙，有的病，有的在跟衰老做斗争，已无法拜见。当然好在他们已陆续撰写过回忆文章可以弥补缺憾。只是无法探讨。
我的一位同行又是大姐，又是老师，有回跟我通过一个长长的电话。她说最近看过一则报道：有位能工巧匠，在一克拉钻石上雕出了八个面。我没有钻石，甚至无知到不晓得一克拉钻石到底是多大的颗粒，多大的体积，大约总是很小吧！她说，我看周恩来称得上一颗钻石，经过历史这把刀的精心雕刻，恐怕有数十个、甚至一百个面！我心里陡然一震，顿有所悟！
是的，我不可能掌握周恩来的方方面面。邓颖超大姐与他相伴半个多世纪。周恩来临终前，夫妇对话，尚且你心里有话没告诉我，我心里有话没告诉你嘛！况且周恩来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同志还给我讲过那个向叶帅交了空白的本子的往事……
周恩来的病情愈渐沉重，叶剑英的心像被粗盐粒不断地揉啊搓啊，压抑、沉闷、撕裂般悲痛。限制探视周恩来的严酷规定，阻拦了各部委省市领导、各军兵种政委司令。总理十分想见的亲侄女，近在咫尺，也只能在电话里听听声音。叶剑英是政治局委员，规定无法限制他的行动，他几乎天天去三○五医院看望。只是又像四年前陈毅元帅病重时那样，常常在总理病房外面的走廊里，面色凝重，迈着沉重的脚步，踱到一头，又走回另一头。他经常整夜辗转在自己的卧榻上，心事重重无法入睡。实在放心不下时，拨动床头电话，问问医生，问问时刻守坐在总理病床前的卫士长，这样的电话是几乎天天有。
是啊，叶帅太清楚了，他不能总出现在病人床前，能和总理谈什么？问病情吗？天下像周恩来这样的病人实在是极少极少。他对自己的病情变化了如指掌。为啥？专家、医生绝对相信他的科学态度和超人毅力，从不隐瞒他的病情发展和手术方案，往往周恩来听完医生对自己的病情分析和手术计划，他自己提笔向中央打报告×月×日需要手术。他每次被推进手术室前，都郑重地与每位在场的政治局委员握手告别，叶剑英每回握住总理的手时鼻尖总是发酸，他以诗人的敏感已明白了这无言的握别：总理这是作好了一去不回头的永别表示啊，当然不是怀疑专家的手术水平，总理知道自己的心脏病严重，医生治得了病，若自己心脏撑不住，意外的事情发生也不为怪嘛！总理在医院接见最后一批外宾——罗马尼亚朋友时，不是早已坦然告知关切他身体状况的朋友：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对待这样一位病人，叶剑英无法以海市蜃楼般虚幻的美景去宽慰他的心。
与思维清晰的周恩来谈工作吗？有什么能让他舒心展眉的话题？！报纸他看得见，广播他听得见，哪天不在批判投降派，不在批林批孔批周公呢？！叶剑英总不能用这样的民间演义给周恩来解闷：
周恩来、江青一道接见外国记者。一位金头发蓝眼睛的西方记者伸过长话筒：能否允许我对贵国的一句口号“批林批孔批周公”提个问题？什么叫批林批孔批周公？批林，这个好理解，当然是批判贵党前副主席林彪，批孔也能理解，是批孔老二，据介绍这位孔先生是贵国一千多年前的一位学者圣人。只是我仍弄不清楚，批周公，这位周公是何人？有人说周公指周恩来总理，不知是否确实？
“这个问题我无法解答。”周恩来微微一笑，抬起受过伤的右臂，向落座自己左侧的江青作了个优雅的邀请动作，不卑不亢地说：“请江青同志给你指教。”
江青扶扶眼镜，扬扬脖子，扯扯黑色坠地长裙的下摆，“这个周公嘛，”她打了个嗑吧，清清嗓子接着说：“这个周公也是中国古代一个人物，对，是古代一个维护孔老二的人物！”
听完翻译的话，金发碧眼耸耸肩，撇撇嘴：“如此说来，这场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是从古到古，从死人到死人，从零到零画了个大圆圈，大零蛋，大句号？！”
不等翻译翻完中文，周恩来宏亮地笑出声，同时用流畅的英语重复着：“从零到零，大零蛋，大句号！……”
这样的演义是老百姓爱憎心态的自然流露，是中华民族聪明机智的表现，但绝不会是政治家，尤其周恩来这样政治家的言行。与总理谈这个，只可能是雪上加霜，不仅不能使他沉重的心境得以宽慰，相反更增添他心中的担忧和愁苦，更揪他的心！况且叶剑英也非仅仅是位感情丰富的诗人，名字前面的“政治局委员”，名字后面“元帅”二字，正是他政治斗争经验深刻丰富的注释，他绝不敢传播这种万一泄露立即会被当成挑拨、攻击、影射，阴谋治罪的政治笑话。
这真是不见想见，见面无言相对，更难！
那天为国事与总理见过面后，正要起身告辞，周恩来又轻轻唤住他，总理的声音细微吃力，难以分辨。叶剑英凑近总理唇边，听清了：小平又被批判，权不能落到“四人帮”手里，要注意策略。寥寥数语犹如惊雷，叶剑英心头一震，眼圈热了，他明白病入膏肓的周恩来总理，虽然不能看文件，不了解政治局发生的所有情况，但对目前的险峻形势是十分清楚，万分担忧的！
建国以后，周恩来虽然不能像在延安，在重庆，在黄河边转战途中，在西柏坡农家小院，随时敲开领袖的房门，直言自己详尽占有的材料后，作出自己的推断和结论，以供领袖最后下决心拍板。可是在党内，他是与毛泽东风雨同舟，相伴而行，接触最多，配合最默契的一位，也是对毛泽东个性脾气了解最深，关切最甚的一个。毛泽东与他单独说话是很多的，尽管“文革”以来，他每次在政治局会上传达后，即便照章执行，几个月后他又错了！为此“四人帮”总攻击他假传“圣旨”，责令他拿出文字原件。可以猜想，他心里的话还有很多很多没讲。人到离世，总要求得精神放松一下，该出气的要出，该述苦的要述，该叮嘱的要叮嘱，不能重负一生一世，临离开人间还要压抑自己。或许，人离世之前，尤其是半昏迷状态，意志再坚强，党性再强，也可能会像酒醉之人，感情突破理智，把积压心底的话一吐为快？！……
叶剑英找到总理的卫士长，口吻严肃，象元帅给部属下达命令：“张树迎同志，你们准备一个空白的本子，一支笔，班班交接下去。从现在开始，总理说一个字，你记一个字，说一句话，你记一句话，不许有一次遗漏，明白吗？”
卫士长并不一定猜透元帅心底的活动，但是明白叶帅的心情，他热泪盈眶行礼答道：“是，叶帅，我一定照办。”
卫士和医生夜以继日地守护着周恩来，如果说医生还有出有进，卫士长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两人倒班，寸步不离。他们为周恩来做的事：擦洗身体，换单换褥（周恩来执意不愿麻烦女护士做这些事）。为避免总理擦下身时受凉，他们打着电筒钻进总理被筒里，那种精心，细微，他们对自己亲生父母也没有做到，确实是尽心尽力，无可挑剔。
周恩来去世后，卫士长见到叶剑英，神情沉重，满脸愧疚。他敬军礼，递上本子，泪水似断线的珠子，他泣不成声地说：“叶帅，我们没有完成任务，总理病危期间，一句话一个字也没有讲。”
叶剑英翻开洁净的空本子，老泪横流，仰天长叹：总理，我们到哪再找到您这样忍辱负重，不给人间提出半点个人奢望的总理！总理，您是累死的，气死的，委屈死的……
是啊，周恩来一生受过许许多多委屈，甚至是屈辱，连同许许多多的荣誉和赞美（他最反感做了好事挂在嘴边），还有担忧与无数美好设想无法再变为现实的遗憾，以及对人类推动历史车轮总是向前的坚定信念，他都带走了，他不向党不向人民要一点宽慰和公道。
然而，周恩来的一生是以永久的服役与有力的牺牲与真理接近，他经过地狱煎熬的生命如同巨钟，“四人帮”要砸碎它，它却发出震撼山岳的轰鸣：为什么最讲民主的人得不到民主？为什么最尊重客观规律的人反被批为右倾？为什么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的口号不许提？为什么给人民谋幸福的好人总是挨整？……民主意识在中华民族的悲痛中觉醒，“四·五”运动，民心所向，鼓舞正义的领导果断行动，中国：）终于没有分裂，并依靠自己的力量切除病毒，走出迷宫，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迅猛前进！
我经常心驰神往：周恩来既已化作洁白的晶体扑向祖国的江河湖海广阔大地，他是那么机敏，那么聪明，那么深入，那么细心，他恐怕能，不！一定能感觉到祖国巨大的变化，一定永远和我们一起担忧，一起欢庆。
我不奢望找准钻石的每一个面，也不回避钻石内也有斑点。因为我时刻牢记着邓颖超同志的当面嘱托：你们写吧，我不能写了，你们不要光写恩来的优点，也要写恩来的缺点。
确实，周恩来的缺点，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话错事，要寻找起来，不必用显微镜、放大镜，“文革”中出的书在，文件在，批示在，电影在，传单在，录音在，我也无法回避！也无须回避，不必回避！因为畏惧错误就是毁灭进步。周恩来一生中恐怕算得上：）内自我批评最多的一个，他在党内和人民心中从来没达到神的地位，而是个有血有肉有喜有怒有说有笑有愁有情的具体的普通的凡人，一个也会有缺点、错误但是可以绝对信赖和值得信赖的老师和朋友。
我采访过不少“文革”中被关押、挨批斗的老红军、老八路和民主人士、专家、教授、演员。有人埋怨周恩来签字抓了自己，我觉得这种情绪也正常，非要坐七、八年监狱的人说自己关着比在职挨斗受罪好，这也太不近人情。然而引我深思，更令我感兴趣的是：众多经过九死一生磨难的人，受过巨大委屈的人至今信赖周恩来，爱戴周恩来，能宽谅他的错误，能理解他的苦衷，至今为没有，也恐怕有生之年再不会看见周恩来这样的总理而感到惜惋和感叹。
我的一位老师，她是一个坚强的女性，“文革”前她便是人民日报很有名气的女记者。“文革”中她被以特务罪名关进了秦城监狱，一关六七年，弄得夫离子散。恶梦结束后，她曾亲眼看过抓她的批示，是周恩来亲笔签名。尽管周恩来三个字没有往日潇洒大方，显得局促苍白，但确实是周恩来亲笔签字。也怪，她竟一点不恨投她入狱的人，相反感慨地说：幸亏总理把我一下关进监狱，若要把我交给“造反派”，今生你我也无缘相见了。为啥？他们曾把所谓专政对象双手用绳索紧紧反扣在背后，你不是死硬嘛，你不是拒绝下跪嘛？好，他把窝头丢在地上，把稀饭扣在地上。你硬，能抗过肚子饿？你要吃，乖乖跪下去啃，去舔。我这种刚烈性格的人，怎么能忍受这般胯下之辱，我会宁愿饿死也不跪下去……
我去拜望过一位铁道部的老部长，这位老：）员也在自己党的监狱中苦熬过七、八年。他的逮捕令也是周恩来签发的。我曾冒然问道：伯伯，周恩来还不了解你吗？他签字抓你，你不气他？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恐怕最恨的不是明火执仗的敌人，而是落井下石的同类，道理也简单：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嘛！
伯伯瞪大了眼睛盯着我反问道：气他？！孩子，你知道在同一张纸上江青、康生他们是怎么批的？康生批：“十恶不赦，永远不能翻案。”江青记仇，因为五十年代有回我跟她打牌，她赖皮还骂人，我不客气顶了她，她这次也不客气，大笔一挥：“立即枪毙！”周总理最后批示：“收监审查。”孩子，若不是总理这个批示保护，十个我也魂魄归西了。伯伯最后几个字已带哭音了。
我还访问过黄维先生，这位黄埔一期的老人，性格耿直，说话直率，提起淮海大战自己的惨败还有点不服气：不是我们兵团不能打仗，我这边军队还没开拔，我的整个作战计划已全部到了邓小平的指挥桌上，能不吃败仗！嗨，蒋介石也蒙在鼓里，他身边一个管作战的要员就是：）嘛！说老实话，若要摆开阵势打，我们兵团可不那么好消化！但是，讲起两个人，他哽咽了，流泪了。一位是孙中山先生。他讲孙先生病重时听说黄埔军人东征屡建战功，曾宽慰地说：过去我不能死，现在可以死了。作为黄埔军校一期学生，受过大总统这般厚爱和期望，自然是终生不忘的荣幸！
还有一位是周恩来，他黄埔军校的老师。他作为战犯在功德林改造，由于思想顽固，直到“文革”开始后最后一批战犯释放时才轮上他。（他笑着自我嘲解道：第一批释放战犯时，周总理就提了我的名字，战犯管理所的干部个个摇头：若黄维要释放，就没人要关了！周总理就没坚持。也是因祸得福，那些先出去的仁兄，“文革”不又都关进去了？！而且还要挨打。若我轮上，脾气暴躁还不更吃苦？！）见了从上海赶来接我的老伴和六个孩子，我听他们讲讲这些年的情况，我流泪了：周总理特别交代新中国上海第一位市长陈毅关照我的一家，安排我老伴工作，政府包送我每一个孩子上学。六个孩子，除了老六高中毕业赶上“文化大革命”下乡插队，其余五个都读过大学！可惜我释放后，他已经病重住院了，我连向老师当面道谢的机会也没有了……
沈醉先生接受改造快，是释放最早的战犯，“文化大革命”又被关押折磨，他说支持他活下来的就是周恩来的一席话。周恩来接见释放的战犯，杜聿明立正握住总理的手惭愧内疚：“老师，我有罪。”周恩来诚恳地说：“我这个当老师的也有责任。”轮到沈醉与周恩来握手时，沈醉羞愧地道歉：“周总理，三七年您到上海时，我还盯过您的梢，我……”周恩来爽朗地笑了：“我知道，旅馆的茶房里有我们的同志……沈醉先生，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你现在已经改造成新人了，能够为人民做些工作。”“我还能为人民做工作？”沈醉有点受宠若惊了，他原本以为自己的后半生只有在忏悔中虚度。“怎么不能！”周恩来的语气很恳切：“你可以把中统的内幕写成书嘛，让后人了解历史的真相。”于是，“我还有用，我要写书”的信念支撑了沈醉的生命。如今，他已经出版好几部、几十万字的书，畅销国内外。他心脏不好，古稀之年仍不停笔。是啊，人为知己者死，虽死无憾！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位瑞典学者是第一百次访问中国，他向接见他的方毅同志说：他会见过许多国家元首，至今最敬佩的还是周恩来，当年他一出现，屋里的空气都变样了！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九十一岁高寿的冈琦嘉平太先生专程从日本来到天津，参加周恩来国际学术讨论会。他在大会上深情地说：“我从中学时代就开始想，假如现在世界上还有像释迦牟尼、耶稣、老子、孔子那样伟大人物，我不管他住在多远的地方，我都想跑去聆听他的教诲，哪怕是一句话也可以。在漫长的人生当中，我所追求的那位，也就是至高无上的难以碰到……一九六二年十月为了谈民间贸易，我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为周总理的诚恳待人所打动，从那以后，我从中国的书刊和朋友的谈话当中，了解了周恩来各种各样的卓越的行动，直至今日，我已确信，我从青年时代一直追求的人就是周恩来先生，我忠诚的希望业已达到，所以今天，我以极大的喜悦讲出这些感受，请大家分享我此刻愉快的心情。”
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还有一对美国夫妇，妻子花去十二年时间研究周恩来，丈夫理解支持，到中国讲学鼎力相助。都说美国人是世界上最会享受生活的人，对于他们的工作和研究热情似乎不好解释。当我向年过半百风韵犹存的妻子询问时，她眨眨眼带些顽皮的口吻反问：“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当然想听真话。”她笑了，点点头：“我的中学老师是个中国人，他给我们讲国中国古老悠久的文化，令人神往。后来听说周恩来先生到过美国（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撰写的年谱和《周恩来传》中都没有这个记载，尚待查核），留给美国人极大的好感！我热爱中国，周恩来一生都为中国做好事情，不做坏事，所以我愿意花时间，研究他！”
……
听到的越多，对“信任”这个词汇的印象越深刻。我相信人间存在真诚的信任，我也在努力追寻、不断思索，力图准确分辨“信任”和“迷信”的不同味道，寻找出两者产生的既相通又不尽相同的渠道。标尺一丝不苟的求实精神，能赢得人们的无限信任，那么人呢？有些人活着却早已死去，有些人死了却永远活着。为什么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一个有鲜明政治信仰的：）领袖，他的影响能超越国界、政见和时空？！为什么生前从不宣传自己，死后也不为自己树立纪念碑的周恩来，至今活在亿万中国人民和国际友人心中？！
铁竹伟：我心中的周恩来（下）
有位不曾见过面的同行，在得知我仍在四处采访，要写我心中的周恩来时在电话中惊呼：在这种时代，居然还有相信世间存在真诚、存在信任，真是天下奇闻！我想立即见到你！我谢绝了。我早尝过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滋味，又自知没有高深的哲学功底，还是用作品见面好些。我当时略觉遗憾的是，如果我的电话上有电视屏幕，我能看见对方无异于见到外星人般的惊诧模样，也是一种收获。
但是，当韩素音女士向我谈及这番话：“周恩来如果说，韩素音，我要你死，我就说：好的，您看什么时候执行？因为我信任他，周总理从来不害人，他总不顾到自己，总顾到别人。”笔者不仅没当其为现代迷信，而且十分欣赏，十分赞同。因为韩女士曾先后九次与周恩来长谈，是对历史、是对人格的充分了解凝成了这感人肺腑的信任。
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各界人士和外国人，包括绝对敌视共产主义的美国人，不少人在撰写的回忆录里、在与朋友的交谈中，都感慨万分：他们是从认识周恩来认识中国：），从相信周恩来相信中国：）的。
“文革”结束之后，在中国：）的领袖们诚挚地征求意见时，民主党派人士又曾直言不讳地说过：如果不是有周恩来，我们根本无法原谅中国：）在十年浩劫中所犯的错误。
难道这真是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中国人习惯有皇帝，习惯有神，历史无情地打碎了一个神坛，现在又要再筑一个神坛，再树一个神吗？！笔者不敢苟同。我正因为是中国：）党员，我由衷希望我们党的生命之树长绿，所以我希冀找出问题的症结：为什么人们如此信任周恩来，他特有的魅力究竟是什么，也希冀人们从中得到一些思索，一点启示，使我们的党，多一些周恩来式的领导，使我们艰难曲折的事业仍能不断向前发展！
周恩来与普通人的交往，回忆文章已经很多很多，有一些人早已不屑一顾，仿佛对领袖来说，芝麻绿豆大点的事何足挂齿？！现在已经不时兴引用名人语录，可我依然想提到这样一些符合客观历史的总结：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一个人，正如一只时钟，是以他的行动来定其价值的。零，只有和实数在一起才有意义；思想，只有和行动连在一块才有成绩。罗蒙诺索夫用十四个字作了更通俗因而又更深刻的概括：“不会做小事的人，也做不出大事来。”
国共谈判将破裂，周恩来要离开上海时，曾把夏衍等几个文化人请来，很动情地说：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再回来，夏衍，你有稿费，你请我们吃次大闸蟹吧！夏老回述这段四十多年前的往事，感触颇深地说：这就是周恩来。也就是在那次街边小餐馆里，在平等、融洽和谐的气氛中，周恩来剥着蟹腿，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讨厌做了好事又要去说，做就做了嘛，有什么好说的。”
是啊，他在世时从未说过的事很多很多，然而，这些事却深深印在当事人的脑海中，像一颗颗橄榄果、话梅皇，每每嚼一下，回味无穷。
都说周恩来跳交谊舞很棒，步履轻快，舞姿优雅，可惜，除了有幸亲眼目睹者，至今没有发现一张照片、一个镜头。噢，有一段新闻纪录片，那是傣族喜庆泼水节。周恩来身穿傣家白布衫，头缠傣家白帕，笑吟吟地与心花怒放的男女老少翩翩共舞，或许能帮你展开想象的翅膀！
周恩来跳交谊舞，常是邓颖超催促着去，要让他丢开繁忙的工作，活动活动筋骨。其实，在舞场，他也离不开工作。他经常去北京饭店、人大会堂和紫光阁等干部、群众较多的场合，和他共舞的女干部、女演员、女学生、女职工，总是抓住这三五分钟单独与总理相伴的时间，反映自己的问题和苦恼。遇到事情严重、关乎大局，周恩来干脆与她停下舞步，坐到舞池桌边细说慢谈。
舞会上的时间，两三小时象一眨眼，最后一支舞曲响了，往往还有五六个乃至七八个等候与总理共舞的姑娘轮不上。周恩来请起一位姑娘绕舞场跳一圈，送她到起步的位置，在带第二位上场，如此转一圈，换一位舞伴，使每一位姑娘脸上都扬着满足的笑容离开舞场。
“一人向隅，举座不欢。”这是周恩来以周到著称，作党内工作和统战工作时常提醒的一忌。然而，对普通群众，他也想到不让一人扫兴而归，不是人民的总理、平民的总理，他在舞场如何能出此良策，如此周到？
随着周恩来国内视察、国外出访的新闻摄影师们，辛苦也真辛苦，幸福也真幸福。
终于回到北京，已是午饭时间。机场领导请周恩来进休息室，服务员送上热茶，端来的饭菜喷香：总理，请吃饭吧！
哎，摄影师呢？周恩来四周环顾。
他们已经去上汽车了，总理，快一点钟了，您一定饿了，快用餐吧。
“我饿，他们也饿啊！”周恩来急了：“快请他们回来吃饭！”
饥肠辘辘的摄影师们落了座，端起碗，和着泪，吃下饭。
是啊，人民的总理，平民的总理，才会在自己饿时也记得下属的肠胃也在空磨。
周茂功活着，而且依然健康，依然工作，这是个奇迹！他在十七年前，仅仅穿着一套白帆布工作衣裤，用一把木柄铁锹，从地下铲起一块熠熠闪着火花的黑色物体，那不是燃着的煤，烧着的炭，是正在剧烈裂变中、并释放出大量射线的铀块！周茂功举着铁锹行走数步，扔进十几米的深水池里，以自己吃进超剂量放射线的个人代价，保护了当时中国唯一的核能反应堆。
于是，只是西北大戈壁核基地中成千上万无名勇士之一的周茂功的名字，走进了周恩来的记忆中。
“报告总理，今天机场有大风，不过请您放心，接工人回北京治病的飞机一定能强行起飞。”
“不要强行起飞。”周恩来严肃地下命令：“今天不能飞，明天再启程，一定要把受伤工人安全送到北京。”
幽静洁白的病房，空军飞行员的伙食标准。周茂功烧伤溃烂的右臂痊愈了。他又回到核反应堆坚持工作。
一年后，在一次接见英模代表时，周恩来攥着周茂功的手深情有力地一握：“周茂功，好同志！我应该好好感谢你！你保护的是国家的独养儿子啊！”不善言谈的周茂功脸孔火辣辣的，不知以何答对。他心怦怦乱跳，不停琢磨：千把号人，总理怎么能叫出我的名字？！我不就是铲那么一块东西嘛，总理这样重谢我，如何承受得起！可嘴巴不听使唤，像没锯口的葫芦，一个字也吐不出。
斗转星移，又是两年。周茂功读了大学又回到戈壁滩工作。那天下了夜班，他乘班车回到宿舍，刚脱下衣服钻进被筒，厂里一辆汽车飞驰而至。他穿衣、上车，重返厂区。
接待室里，粟裕同志迎面握住了周茂功的手，亲切地请周茂功坐下。他一边详尽地询问着周茂功的身体现状，一边仔细打量着周茂功的气色、精神。当他知道这些年来周茂功一直身体很好，厂里的工人也没有一个受辐射伤致残致命后，粟裕舒心地笑了。他握着周茂功的手抱歉地说：“周茂功同志，本来你上了一整夜班，应该不打扰你，只是这次我动身来基地前，到周总理那里告别，总理对我说：你到基地，我不能去了，托你替我办一件事，你无论如何要替我望一下周茂功同志，不是只问问他的情况，你一定要亲眼看见他，亲口替我向他问好，请他多保重身体。”
周茂功愣了，魂灵仿佛出窍一般发呆。他是孤儿，自小从家乡流浪到上海，捡垃圾，擦皮鞋，遭白眼、挨鞭子是家常事，从不知道被人关切地疼爱是啥滋味。老天！真没想到，被疼被爱的浓烈感受竟令人头晕目眩，使人渴望重回到童年，能像孩子一样痛痛快快哭一场！
周茂功一咬厚嘴唇，突然猛醒：周总理这么忙，还记得我，还托首长来看我，我怎么傻愣愣地不知道说话呢！快说！嘴唇蠕动了：“谢谢首长，谢谢总理！总理好吗？”他本来还有好多话想讲：早知道总理还记挂我，我在北京清华读两年大学时，一定去中南海让他老人家亲眼看看我……周茂功只恨自己嘴拙,与粟裕又是第一次见面,不熟,他一抿嘴唇,已经编成句的话又咽回肚里。
“总理他好,他好!”粟裕的声音陡然有些不自然，若细品味，有些发颤。总理早在一九七二年已身患癌症，带着病一样忙碌工作。这次他动身前，总理已经住进三○五医院，动过两三次手术。粟裕不是到西花厅看望，而是去医院辞行的。总理明显瘦了，憔悴了，精力不济了。他工作太繁忙了！江青、张春桥他们想尽办法增加他的工作负担，明显采取了疲劳轰炸的办法折磨总理，使他心情沉重，让他无法按时治疗，输着血还得起来接电话，专家、医生急得暗暗流泪，恨得一劲咬牙，可又有什么办法！
幸好，报上能时常看到周恩来接待外宾的照片。尽管照片底下的注释是在医院，但瞧总理腰背挺直，中山装笔挺，瘦削、遍布老人斑的脸上没有笑容，两道浓黑剑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依然富于魅力，给人信心，给人安慰，给人力量。善良的人们万万不会想到，每回接待外宾后，周恩来膀胱内排出的常常不是黄色液体，而是数百毫升的鲜血，保健大夫常常泪水滚落，一颗心高悬：一个人全身仅有几千毫升鲜血啊。总理的心脏也不好，他们最担心总理的血压细若游丝，在陡然之间滑落到零！……
好在粟裕将军身经百战，懂得纪律，更善于克制自己偶或流露的内心冲动。他镇静地、努力带笑地应承了周茂功的嘱托：一定给周总理带问好，并请总理在医院好好休息一段，他是太操劳了！是啊，光看周恩来的照片，谁会相信他已经恶病缠身？普通人总猜：中央领导人保健条件多好，一定是住在医院边休息，边体检嘛！
周恩来故世已十三年了，周茂功依然清晰地记着总理的亲情，依然按照七○年周恩来就提出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目标，辛勤工作在秦山核电站工地，争取如期让这座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座核电站并网发电。
当然也有人略知周恩来患病。
被尊为“核电站之父”的欧阳预同志，他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核能专家。二十五岁便当博士。五十年代去苏联留学前，他参加过一次周恩来接见，他看着周恩来快步走来，脸庞红润，目光炯炯有神，那么潇洒那么英俊，他兴奋地拼命鼓掌，为国家有这么帅的总理感到由衷自豪。
“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和同志们把中国的氢弹托上天，引起世界惊叹之后，便被“左派”们诅咒为“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罪人，挨批挨斗后，理所当然地去干校。他在插秧，他在割稻，他并不清楚闹翻天的中国大地上，钢铁不增产，煤炭不增产，独独人口像开了锅的水，咕嘟咕嘟往上冒！可是泱泱大国，国务院各部委办的头头都被打倒了，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全被冲垮了，国家机器全面瘫痪。最艰难时，周恩来既要当总理又兼各部部长，还要替代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书记、省市长。不仅要收拾已经替代了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捅出的一切纰漏、惹出的一切麻烦，派性、武斗、停工、停产、耸人听闻的外交事端，还要苦心撑着，率领仅有的九人组成的生产领导小组，维系，真是挂一漏万地苦苦维系中国的经济生产。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七、八亿张嘴的大家大国，容不下一张抓生产的办公桌！若不信，你去查查国民经济大全，中国在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整个国民经济无计划可言。一九六九年仅仅第一季度有计划，第一条是出版几百万册领袖文集。
各部委、省市、地县乃至一个企业一个矿山的电报、文件、会议纪要、学习计划、汇报、告急、告状、外交照会、动态清样乃至控诉批判、质问声讨等等等等，成堆成垛向周恩来办公室飞来。
周恩来往往夜半一两点才能回到西花厅，带着七旬老人疲惫的面容，真让人心疼。秘书精选在精选，只挑最燃眉最紧迫，不批不能过夜的文件送到周恩来桌上。就这样，还是厚厚的一叠。周恩来认真、一字一句细看，琢磨。他不认真行吗？这些国计民生的大事，他不把关，能和盘麻烦领袖去办？！
当然也有会工作的。有位工作人员站在近旁亲眼目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来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姚文元批文件。
散会。走出会场到上汽车，连台阶算上，不足百米。姚文元接过秘书桌上的厚厚一叠文件，看得出，有社论清样，有国际动态，还有好些份省市电报、几本红头文件。他掏出钢笔，连标题都不看，边走边在自己的名字上打勾，打一个，秘书抽一份，再打一个，秘书又抽一份，人到车前，一叠文件全部批完，不耽误走路，不耽误上车，至于耽不耽误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他根本不要操心：天下大乱，越乱越好，乱的是敌人嘛！越乱，越证明国务院是旧政权，该垮该烂，一个“二月逆流”，周恩来的左胳膊右手臂全都砍完，再釜底抽薪，让你这个总理步刘邓后尘一块完蛋。
这并非我想危言耸听。一身正气、快人快语的陈毅元帅，早在一九六六年盛夏便一针见血，一语道破。他对外交部的宦乡等同志愤愤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个就是周总理。”
周恩来还是夜夜认真地批，认真地看。毕竟古稀年纪，精力不饶人哟！手中的毛笔发抖发颤，明明想批个字，笔尖落下那一瞬间，眼皮打架，脑海里陡然一片空白，哎呀，文件上出现一个大墨团。明明想打个勾，大脑命令右手：要打勾啊！眼睛发粘，大脑重复命令：眨眼，眨眼，睁开，睁开！可是突然之间，大脑也累垮了，它安慰自己：睡吧，就千分之一秒！糟糕，笔下的勾，变成飞向纸端的长箭！
卫士长心酸心疼也不敢劝，也不能劝，只好借此机会，送进一杯浓浓的咖啡，一条腾着热气的毛巾。
什么？劝总理丢开别管？怎么可能呢！卫士长说：总理办公室里那只向外公开号码的电话，那还能叫电话吗？改名电铃更合适：叮铃铃，叮铃铃，二十四小时不断声，尤其是一九六六、一九六七两年。秘书、卫士建议换号，摇头；办公厅来换号，不准。大伙再劝，老人家发大脾气了：你们怎么还不懂呢？！现在干部、群众有事没处报，我这的电话号码再改掉，他们要找政府到哪去找？！……劝总理丢开工作睡觉，除了让老人家生气发火还耽误功夫，这种事我们怎么忍心干呢！
没人注意，也不知从哪天开始，周恩来的批示不再用毛笔，换成了铅笔，从此文件上的墨团没有了，长箭头不见了，只是年复一年，清秀流畅的周体字迹再看不着了，一行行眉毛连着胡子的草字很难辨认，直至进手术室前，他用颤抖的手握住笔，执意在有关伍豪事件的文件上亲笔签名。为什么非要签名？有人非要把他打成投降派啊！这一点他绝不能容忍！周恩来自己曾说过：我这个人有软弱的一面，在党内总觉得不能硬顶，什么都要留有余地，甚至于也还不能唱反调，形成僵局。有时心里明白，也只好冷一冷，以便在取得发言权时，能够把局面挽回。他在一九六四年给《东方红》大型歌舞的演员们讲话时也专门说过：为了党不分裂，领袖犯错误也要等待！的确，翻开中国：）史册，在党内历次权力变更中，周恩来从未采取决裂行动。他总是“相忍为党”拼命工作，总是检讨自己，团结同志。王明批他右倾；李德批他右倾；五十年代他检讨自己不明白革命总是左比右好的错误；“文革”中他仍被批为一贯右倾，“资本主义复辟总后台的后台”。这一切他都海涵了，没有后悔，没有怨声。
但是，“四人帮”企图通过“伍豪事件”把周恩来打成叛徒，周恩来一反往常温和的性格，愤怒喊出：“我在对敌斗争中从来没有动摇过！我不是投降派！”他一定要在中央转发的调查核实文件上签字，以便存入档案，留清白在人间。
“周恩来”这三个字，他一生最常用、最常写，因而写得最洒脱、流畅、最富魅力的三个字，此刻颤抖的笔划、歪斜的结构，使人几乎无法辨认……
正是这只曾经跌坏过肘关节，因延安医生治疗不妥，关节长死，几乎残废的右臂；这只在莫斯科皇宫医院忍受再次手术的极度痛苦才解决了关节僵死，争取到上下四十度活动幅度的右臂，这只战争岁月草拟过成千上万份电报文稿的右手，这只和平时期签发过庄严的边界条约、贸易协定、中美中日建交的联合公报也在文件上点过墨团，划过长箭的右手，七○年在一份建设核电站的动议书上作了一段精采的批示：七机部不能只当爆炸部，要把原子能运用于和平建设中。
于是，欧阳预有幸从水稻田里拔出双脚，像做梦一般，继续干起被咒骂为“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老本行。
有“中央批示”保护，欧阳预翻阅了世界各国核电站的介绍，真惭愧哟，洞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我们这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依然千年如一日地呼呼地大量耗煤烧油发电，人家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等等国家的核电站像雨后春笋，一个接一个建成，为本国节省不计其数的宝贵资源！欧阳预心里憋足了劲，立足中国现状，综合均衡比较，集各国之长，避众人之短，终于搞出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理论设计方案。随后，又是千辛万苦跑遍江南，进行了反反复复的可行性试验。到一九七四年，一份中国人自己设计，并将自己建造的核电站的全套计划摆在周恩来面前。
人大会堂的一个会议室里，欧阳预又一次看着周恩来走来。他步子稳健但略显吃力，面颊像刀削一般瘦陷下去。可能是熬夜太多，眼睛发涩，不时有服务员送来热腾腾的手巾让总理擦脸。欧阳预猛然想起三十年前看到的总理，啊，岁月无情，总理为多灾多难的国家真是操碎了心！不过周恩来专注的神情没变，他听得很仔细，问得更多更详细。欧阳预注意到两个多小时的会议开下来，总理除了会间休息出去方便两次，其它时间里一直是全神贯注，精神饱满，仿佛现在全世界、全中国他唯一要做的事，唯一重要的事就是建立核电站。（这恐怕是周恩来贯穿一生的工作特点：善于做小事，才能够完成伟大的事业。）
会散了，周恩来请专家们留下吃便饭。欧阳预靠着周恩来坐，他见总理只招呼大家吃菜，自己却吃得很少，便关切地问了一句：“总理，您身体好吗？”
其实，不用周恩来开口，答案欧阳预也能猜出。一定是“还可以”“凑和”之类的应景话。为什么？一般首长对下属的问候不会，也不必认真，总是客气地、简单地应酬两句，更何况周恩来是总理，是国家领导人呢！他的健康状况，恐怕也像我们的核基地一样，列入国家的特等机密吧！
我的身体不大好。周恩来一开口，坦率和诚恳的态度就让欧阳预意外：我睡觉时手和脚都是凉的，常常半夜起来灌个热水袋暖着，才能睡得好些。完全是老朋友似的倾心交谈。
此刻，欧阳预绝没想到癌症在两年前已经开始折磨周恩来，更不可能想到，仅仅半年之前发生过的，比肉体痛苦伤害更大更重的精神折磨！那种犹如泰山压顶、天庭倾倒，差一点致周恩来于死地的无情摧残和残酷打击。
如若欧阳预不是专家，只是人大会堂的一名会议服务员，也可能目睹面前这位态度谦和、面容安详的总理，这位面对敌人枪口仍然坚定机敏，十数次大难不死化险为夷的中国：）领导人，在自己党内最高层会议上被恶毒中伤后铁青着脸，发颤的手，沉重的脚步和痛苦颤抖的心！是啊，周恩来也是凡人肉心，他面对营垒内的刃首能不痛苦？周恩来又是超人水晶！遭受明枪暗箭之后，他不倒下，他明白千千万万善良的中国百姓需要他！他要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头虽长低气不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病魔折磨、精神压抑中的周恩来依然在处理国际国内的各项重大事务。他受毛泽东支持解放一大批干部，组成政府领导班子，挫败了“四人帮”妄图夺取国家权力的阴谋。他挺立在四届人大讲台上，第七次号召全国人民要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当然有时不是凭权力，只凭良心，凭威望，凭毅力，依然在如牛负重，艰苦跋涉，以生命作代价，实践桌他多次重复过的誓言：我现在只有一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欧阳预不知道这一切，但他感受到朋友般信赖的暖流，也自然而然用忘年交的口吻叮嘱：总理，您是工作太忙了，太累了，要好好休息才行！
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
也好，欧阳预少知道一点，晚知道一点也好！能在希望中多一分快乐，多几分希望，能在单纯中少一点煎熬。是啊，若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从某种意义上说，并非地位越高越好！当领袖往往参与得多，知道得多，他们的心灵，他们的生活真够累人的！
我从小顶喜欢魔术，当我看着身穿燕尾服，头戴黑礼帽的魔术师，对着原本空荡荡的保险柜吹口仙气，再打开盖子，好家伙！立即拿出一包一包又一包的炒米花、甜饼干、水果糖，我直咽口水，恨不得自己也有这种神奇的本领！
说句不怕丢人的话，我上小学就有个极佳的习惯：爱吃。住在学校里，三顿饭后，舌头尝不到滋味就馋得难受。我顶喜欢校园后门边那片梧桐树林。天天眼巴巴地盼着它们结籽生娃娃。梧桐树的果荚像睡着胖宝宝的摇篮，又像威尼斯两头翘起的游艇，噢，秋风呼呼一吹，眼看着树梢上的它们，稳稳驮着梧桐籽飘然而下，我的心快乐得发颤！多数果荚一边结两颗梧桐籽，偶或拾到一个结三粒籽的果荚，女伴们（馋丫头当然不止我一个）便会兴奋得欢呼尖叫，当我们千苦万苦收满口袋（包括那些落在地下，已被雨水浸出芽的在内），点几根干柴，用搪瓷缸烘烤一下，那个香哟，似乎如今吃过的山珍海味也比不上。至于其他季节，白生生的甜草根、绿油油的辣根、红彤彤的吸蜜花，野吹时烧焦的地瓜，都是我和女伴们的美味佳肴。
时至今日，这个极佳的习惯未改。每回与爸爸妈妈短暂相聚，瞧我屋里的灯天天亮到半夜，老人心疼，餐餐为我加菜。可再瞧我书桌上成堆的瓜子皮、梅子核，又忍不住摇头：哎，怨不得你胖，手不停，舌头也总不闲着！
话扯开了，无非想说，我童年的梦便是有魔术师的神奇本领。
上初中、进高中后，我知道魔术是假的。那些曾令我垂涎欲滴的饼干糖果，都是魔术师从食品店里买来的道具。然而，我又迷上了另一种神奇：是谁托起了蘑菇云腾空？是谁让断下来的手指又灵巧活动？是谁把人类送上了坑坑洼洼的月球——尽管此举打碎了我心中嫦娥玉兔丹桂吴刚冰清玉洁的月宫的仙境，我仍然激动！又是谁设计出精密的仪器，巨大的翻斗，庞杂的流程，只要揿揿电钮，叫停就止，叫转就走？！是科学家！他们才是真正的魔术师，以大自然为道具，变化出惊天动地的奇迹，造福于人类。
那一天，我永远珍藏在记忆中。南京十中（现恢复老校名：金陵中学）大礼堂的舞台上，坐满白发教授、有成就的专家、艺术家和科技人员时，我目不暇接，心潮澎湃，恨不能又考哈军大，又考二医大，干出点神奇的事业，人生才算活得够劲！
我一时找不出周恩来对科学技术高度评价的精粹论述，手边有一句邓小平的话令人叫绝：“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老科学家钱学森和我提起周恩来时，很赞赏这句话！
钱老是我从小尊敬、多年来期望采访的科学家。面对面坐下，注视着他弯弯的眉毛，像动画片中老祖母一样慈祥的眼睛和微笑，听着他一板一眼娓娓动听但又有极强逻辑性，很真实又很坦率的叙述和分明是朗朗的，但又隐约夹带着叹息和泪珠的笑声，我总无法把面前的老人与那个让宇宙间也翱翔起炎黄子孙的火箭、卫星，在世界科坛上大名鼎鼎的钱学森教授合为一人。看来，成就显赫者往往谦恭自重，而无足轻重的角色则往往表现得不可一世，盛气凌人！
钱老讲述下面这段话时很动情：周恩来同志是我们老一代领导人里面，不多的一个能够跟我们这一些，叫知识分子吧，科技工作者说话的，能交朋友的。我们一方面对周恩来同志很尊重很爱戴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可以跟他什么都谈，这是领导人里头唯一的一个！
对陈老总的说话印象也很深。他讲得挺有意思，我一直记得。一次人代会，他讲他回到四川老家，他问：“老乡们，怎么样啊？”老乡们说：“很好啊！”他说：“那要感谢：）啊！”老乡奇怪：“你怎么也说这个话？你不是：）吗？你还说感谢：）！”他说：“是啊，但是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员，我以：）普通一员的心情感谢：），为什么不可以啊！”与陈老总接触不多，恐怕你问其他科技人员，对陈老总当然也是很尊重的，但是，没有跟总理这么一个感情！
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没有！现在没有！不是说不认得他们，有些过去一起工作，我们还比较熟的，自从他当了领导人，我见了他，我脑子里就是：你是领导，我什么也不给你说。为什么？没有共同话题了，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
周总理所以能够跟我们交朋友，他是总理当然管得面很广？！但是他见了我们说的话，就是用知识分子的话说了！
周恩来很注意学习科学，真学！我们向他汇报，他有的问题没听懂，总是穷追不舍的，一定要把它弄懂，这给我们印象很深的。有一回我刚回国不久，半夜接到一个电话，一问，是总理办公室来的，那位秘书说：“总理现在要批一个文件，让我向您请教一下，声速到底是多快？”我解释了半天：声速标准温度底下是多少，声速是随着温度变化的。这是一次。还有当面问的。总理真学的事很多啦！
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这个当知识分子的不怕说知识分子没地位，知识分子地位最牢固，因为你离不开！
我在美国呆这么久了，大老板也看过了，大老板对我们毕恭毕敬的。他懂得屁啊，也懂得科学技术？！一点不懂，他就懂得钱，他就知道离开科学技术他赚不了钱！我说这个是个道理吧！小平同志一语点破，第一生产力嘛！
我们的领导人，至少领导科学技术的，或者领导文化工作的，要是跟知识分子不能够交朋友的话，我看是不行的！因为我们不是靠资本主义那种关系，资本家完全是拿钱买你的。我们最后靠的是政治，是领导关系。
党和国家领导人要能够和知识分子交朋友，这个恐怕是外国做得也并不好，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像周恩来这样的人，这样来教育团结调动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看这是个重要的问题，这不管是当前还是将来，都是这样。
去年（一九八八年）撒切尔夫人在皇家协会一次演讲，开首第一句话便是：我个人体会是，首相必须是知道、懂得科学技术。她当然有发言权，因为她原来就是学化学的。第二句话是英国式的拔高。英国人拔高嘛只好引用大哲学家的话：一个没智慧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为什么我们党里只有一个周恩来这样的领导人？我不由自主地发问。
呵呵呵，老人爽朗地笑了：这个是你们研究的吧！你们的中心就是研究这个吧。姜，真是老的辣！科学和政治、艺术的职权范围他经纬分明。
其实，老科学家的亲身经历，本身就是一个解答。当然，答案到底是什么，这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八日，丢弃了在美国一切优厚待遇的钱学森夫妇，带着属于他们自己的一双儿女和报效中华的知识、智慧和一腔热血，走过深圳罗湖桥，眼含热泪步入了久违的祖国怀抱。
十月底，周恩来接见了钱学森，亲切自然，侃侃而谈，象久别重逢的朋友，象周到细心的兄长。周恩来向他细细请教国内能否搞原子弹？安排他去东北参观讲学，不久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独挡一面。
国家是厚待钱学森的。选他当人民代表，参与商议国事，研究国防尖端科学。
科学院院长是郭沫若，他对大家很亲切。每当知道大家对党和国家的某些政策有些糊涂认识，心里头有点不舒服，他就在院里召开个会。郭老不愧是诗人、大文学家，他在台上又作诗又讲故事，讲完就散会，大家的糊涂思想就解决了，心情也很舒畅。
张劲夫副院长做党的工作，他也跟大家很亲近。他常召集院里所长一级的干部、十来个人吧，开会。就是现在的时髦语言：开展对话吧。常常他先讲十来分钟，接着让大家随便讲，你一言我一语畅所欲言。到中午十一点半了，他再讲半小时左右，大家听了，哎，很有道理，有些不清楚的问题也清楚了。
那时候还有个现在很难想象的关系。钱学森这些所长也到院长、副院长家里去。不是去商量什么大问题，就是去串门去的！那会张劲夫住在师范旁边的大院里，钱学森等都住在中关村。他也没有什么打电话，秘书联系，都没有，车来了、敲上门，噢，来了？来了！好啊，坐会。一杯清茶，闲聊一会，很自然，也很亲切。
可是，钱学森常常感到空气沉闷，心里不痛快。
为什么呢？在所里，他这个所长要说个什么问题，所里上上下下再不会有第二个声音。他不习惯，也不能忍受。他注意了一下，几乎都是上一级说句什么，下面一级便只能随着上级的思路发挥，不再会提出不同意见，更不会提出针锋相对的反面意见。
钱学森焦急万分，研究单位，学术不民主怎么行呢？！他渴望在所里形成一种能够自由充分讨论的学术空气。有一次，他便“使坏”了，在所里学术讨论会上，他存心故意说了一个明显错话，他再三向大家征询意见。会场里鸦雀无声。钱学森脸色阴沉，心里异常失望：学术离开争论探讨还会有鲜活的生命力吗？！
过了好一阵，一个刚刚分到所里不久的年轻大学生站起身，口吻谦和、略显拘谨地说：“钱所长，你刚刚讲的那个话是不是我听错了？”
好极了！钱学森满脸阳光、满脸笑容，他大声称赞：“我真要为你鼓掌，你提问题了。”他详细向大家介绍在美国开学术讨论会的情况，最后强调再三：我们是搞科学研究的，这样的学术空气是不行的，是不科学的！
但是，论资排辈、等级观念、行政命令比比皆是，自由民主的学术讨论很难形成。钱学森感慨之余，总会不由自主地怀念起在美国学习和研究生活。
在美国是靠本事吃饭，你有本事到哪都行！美国这点倒是不封建。不管你是外国人还是本国人，只要你有本事，就重视你。钱学森是个外国人嘛，可是照样提拔，提拔得非常快。
钱学森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评的教授，那年他刚满三十六岁。学院每年八月举行毕业典礼。教授、副教授都穿上那件袍子，然后按年龄排队，年龄越大的教授越往前排，钱学森是教授中年龄最轻的，理所当然排在教授队列的最后一名。紧接着教授后面的是副教授，也是按照年龄排队，副教授在第一个的是美国人，他已经五十多岁，曾经是钱学森的老师。他看见自己的学生排列到教授队伍里，大概心里不大好受，半开玩笑地招呼钱学森：哎呀，我看你没地方再上去了，你到头了吧!许多年过去了，那位副教授一直没升到教授。
中央决定，为了击退来自西方世界的核讹诈，中国要研制自己的导弹和原子弹。周恩来担任了“两弹”专委会主任。他在会上感情激动地说：没有军事工业的国家是软骨动物，我们一定要集中力量，集中智慧，尽快研制出我们的核武器。
一次会议间休息。周恩来和钱学森肩并肩，沿着静静的走廊边走边聊。周恩来向钱学森请教：“组织尖端科研你有经验，你看什么是关键?”
“学术充分民主!”钱学森冲口而出，这是他回国后感触最多的问题，对朋友不讲，对谁去讲？!他感慨万端讲起在美国的情况。
学术讨论会在大学系里每周开一次，一般下午两点半开始到五点。两个半小时内。一位教授，或者副教授，或者讲师，或者研究生，用五十分钟至多一小时讲一个课题，一般讲自己做的工作或别人做的课题。大家静静坐在那里专心致志地听。随后的一小时是讨论时间，会场里谁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讨论时，教授、研究生是平等的，都有发言权。
那时，钱学森是研究生，他的教授斯威德洛·冯·卡门（音）是系主任，一位匈牙利人，在八十年代就已是世界名人、大权威。他也跟大家坐在一起，也是即席发言。他也并不是说他讲的就准对，有时讲着讲着，他会摇着手说：“哎呀，我刚才说的那个不对了，我收回。”
大家讨论时是很自由的，什么意见都可以讲。老师是主持会的，尽管是名教授，他也只有一个任务。
每次大概用最后一刻钟时间，他来总结一下。这次用一小时讨论了什么题目，什么问题已经搞清楚了，结论是什么，还有什么没有搞清楚，现在还不能够下结论，那么以后再研究。就这样实事求是，绝无以势压人。
教授是权威，可他对学生是完全诚恳的。那时候钱学森每个礼拜向老师汇报一次工作，是上老师家里汇报自己一周做了些什么。老师终生未娶，一直由他的妹妹帮他料理家事。
有一回，钱学森刚讲完自己这周工作，教授大发脾气，怒气冲冲地骂道：你这个工作不对!完全错了!说着，把钱学森刚才递到他手中的汇报提纲也扔在地上：干嘛这样做!你错了，完全错了!
钱学森毕竟是中国人，有尊师的习惯。老师发脾气了嘛，他就不说了。但也没想通自己错在哪里，想等老师平静后再找机会谈。又过了一会，老师气消了一点，钱学森便告辞了。
第二天，三层楼顶角落头那间小屋的门笃笃笃被敲响。钱学森正趴在桌上看书，只应了一声：请进，也没去开门。他当时是研究生，小萝卜头一个。他想，没电梯乘，爬三层来找他的大约也都是小萝卜头吧。谁知一回头，哟，是老师!钱学森赶紧站起来。
没等他开口，老师摘下帽子，恭恭敬敬向钱学森深施一礼。口吻恳切地说：“钱学森，昨天下午你是正确的，我错了，特来道歉!”
钱学森受宠若惊先红了脸，他赶紧请老师坐下。
是啊，注重礼教的中国传统，从来就是老师教学生，训学生，师道尊严嘛，哪里听说过老师向学生道歉?!孔子号称弟子三千，也算个知名学者吧，他被尊为至贤至尊至圣，只听说他讽刺、耻笑学生，从没听说他向学生检讨。
第二天，钱学森忍不住告诉其他同学，因为这种事在他看来真是奇迹。大伙都打趣他少见多怪：系主任对谁都是这样子，虽然是大权威，错就是错，错了就承认，错了就道歉，不管对谁。
慢慢的，钱学森也明白了习惯了这个道理：一个问题还没搞清楚的时候，知道谁是对了，谁就是错了？只有尊重科学，充分讨论，最后才能搞清楚，形成一个正确的意见。但是，这一个正确的意见怎么得来的？没有错误不可能有正确!所以说错了话的人，对最后的正确的意见也是有贡献的!所以，压制民主是最傻最笨的办法。钱学森自己当教授，也这样对待他的学生……
钱学森担心自己讲得太多了，繁忙的周恩来无暇听这么多这么细，有点犹豫。
周恩来一直微微歪着头，炯炯有神的眼睛一直注视着钱学森，听得很专心。此时他感觉到这一瞬间的停顿，微笑着催促：“讲得好，请您讲下去。”
钱学森放心了，直言不讳地说开了。
在这方面，日本人不行。五十年代初，钱学森还在美国时，见到一个日本的教授，这位教授的论文早巳在刊物上登出，很不错。他来看钱学森时，钱学森问，“你到美国来干什么啊?玩来了?你工作做得不错嘛，你不需要到美国来啊!”
“哎，你不了解!”那位教授深深叹口气说：
“我到美国来是呼吸新鲜空气来了。怎么说呢，在日本，我是教授，我教授就是火山，我下面的人从来不给我提一个不同的意见的!什么都是我说了，他就会：是是是，照着办。所以我觉得闷气得很!我到美国来，这儿是自由的，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钱学森点头赞成：“你这话倒不错，但是教授与教授之间总是平等的啦!”
他说：“哎，不行，每个教授是一个山头，这个山头不和那个山头通信的!”（按钱老对笔者的介绍，八十年代的日本还是这样。日本人拉外国的人才到那去工作，待遇非常好。但是这些人不愿意在那呆。英国科学经费困难，有些英国人也跑到日本去，他去以后顶多呆一年，别人问他为什么呆一年就走，回答说：日本不是生活上头的环境不好，而是学术的环境不好，不愿意呆!）
苏联怎么样？！苏联的院士对钱学森说：“苏联学术民主不好。”这个钱学森一九五六年到苏联去就发现了。他因刚从美国回中国不久，满脑袋装的是民主的，到苏联去别扭：假如这个场合有个院士在，就听院士，通讯院士就不吭声，不会讲话；在通讯院士下头的博士，更是什么都不说了。就叫院士一个人讲。
钱学森不理解：学术工作这样还行吗？翻译告诉他，这儿就是这样，等级森严。
我们中国人不笨，不仅不笨，中国人肯动脑子，肯拼命，很聪明。钱学森激动起来：我刚到美国时，中国还是国民党的中国，外国同学常拿男人梳辫子，女人缠小脚等为话题，取笑中国愚昧、穷困、落后。
我对他们说：“我们不行，国与国比。我不能跟你比。人跟人，我对你，看谁胜利!”
后来与我分手时，他们认输了：“看来你说的话对，你确实胜利了!”
“总理，我想说的不知说清楚没有，我是想说……”喉头哽咽，钱学森说不下去了。
周恩来握住钱学森的手，深情有力地一握，看得出他很激动：“学森同志，我都明白了，谢谢，谢谢你!”
像下达作战命令，在最短的时间里，在中央专委会统一指挥下，组织起中国科学界的精兵强将。部队、工人从祖国各地集结开赴戈壁滩腹地；各项研究工作、基建工作和配合工程都迅速上马。
隔段时间，周恩来便要找钱学森来汇报。了解工作进程，电话里他总特别要交代一句：“凡是有不同意见的都要来!”
开始钱学森为难：“总理啊，这样人太多了啊。”
周恩来答得干脆：“多就多一点．多一点没关系!”
汇报开始，听完主讲的，周恩来就要问：“刚才一位是主要汇报的，你们其他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他点着名，请一个一个人都讲，听到一个不同意见，总是鼓励说：“很好嘛，你讲下去，讲下去!”从不打断哪一个意见。
有一回，一个本来研究定的问题又重新议，周恩来让大家有啥不同看法的和盘托出。这时，一位秘书走到总理跟前，俯在他耳边讲了几句话，坐在近旁的钱学森从秘书口型的变化猜出，大概是提醒总理：这个问题你已经批过了。
“我批过算什么呢？！”周恩来大声说：“大家发言，如果不同意过去的意见，只要大家意见对，我可以改嘛!”
钱学森和在座同志喜形于色，情不自禁鼓起掌来。周恩来是总理啊，他讲这个话，不是充分民主又是什么?!在搞“两弹”整个过程中确实比较民主，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整个科研队伍都比较团结。大家拼命干，苦一点，没关系．因为心情舒畅。
当然，周恩来领导下的专委会，对每项研究工作也并非总是议而不决。每项工作都有个带头人，叫总设计师，他有个班子：总体设计部。在充分民主征求了大家意见之后，总体设计部把意见汇总，有矛盾的也要分析出问题症结，都报给总设计师，总设计师有责任最后拍板。而且口说无凭，都必须亲笔签名。像将军指挥打仗下达总攻命令。
卫星放上去，总设计师立功；卫星掉下来，总设计师负责。
对于总设计师的最后决策，周恩来主持的专委会充分尊重，一点不干预。导弹实验时。聂荣臻给钱学森打电话：“导弹发射试验你全权负责，你到现场去指挥，定下什么时间发射，给我打个电话，我就做这个事情!”
周恩来、聂荣臻和专委会就做这样的事情，少吗?不，卫星上天，氢弹成功!
充分民主、高度集中，把“人民战争”的经验用在科学技术的组织方面来，这是“两弹”发展迅速的重要原因。外国人评价很高。八十年代，一位美国人写书，对中国原子弹成就作了探讨。他讲了五条成功的因素，特别提到，中国人设计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计划管理。
确实，中国人能吃苦，很聪明，能借鉴，更能创造，只可惜总有人妄自菲薄，仿佛自己掌嘴，越往死里打，越好，岂不知常常在重复着一个悲剧：捧着金碗要饭，结果依然改不掉乞丐的模样，哎，没法，真理与谬误常常一步之差，说说简单，真正潮流来了，总是随潮流走轻松，方便，反正横竖掏国家的腰包，无非交点学费，港币?美元?上亿上万?拿去!大爷不吝!
访问即将结束时，钱学森感慨万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时代，现在情况有了变化，当然不能完全照搬“两弹”的经验，但是。在管理科学技术上，充分民主又高度集中，这点从前周恩来同志都做到了。这难道不是周恩来同志对知识分子工作，对科学技术的贡献吗？
我真庆幸能有机会向科学家请教，真正是得益非浅。然而，我还有许许多多、各行各业的老师，他们人人给我展开一个侧面。翔实、生动、感人肺腑，是啊，周恩来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拥有科学知识的人才，想方设法发挥各人专长又不求全责备，也不掠人之美，还要千方百计保护的事，实实在在说不完也写不尽。
一位老编辑、老伯乐曾这样劝我：不要受命于谁，赶时间赶进度搞那种急就章的应景作品。周恩来算得上是中西文化的结晶，中国从封建文化向现代化过渡中最典型的代表，你拿一生的精力去研究周恩来也值!
一位在英国呆过多年，又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老翻译。老秘书则认为：周恩来基本上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产物，应该说对他最重要的影响是中国的传统。要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社会，你才能懂得总理的一些做法。因为：）也是从旧社会来的，带着很多，远比我们设想得多的旧社会痕迹，因此就不能不采取旧社会的一些做法，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能够白的就是白，黑的就是黑，历史上就不是这样!
什么是大局？为什么要顾全大局？周恩来不顾大局会有什么后果？写“文革”部分，你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说真的，那种时候，只有周恩来顾大局才能有效果。只有他这个地位，他这个威望，他的顾大局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可以把国家维系住，他处于的关键地位就在这!这个问题涉及面广啦，其他问题是次要问题……
有一位将军曾这样对我说过：周恩来一生都在走曲折的路，没有走过直路，但是，他确实象坚韧的古藤，他的生命活得很成功……
狂风怒号，天寒地冻，人们往往赞美松柏坚挺，看不大起落叶的古藤、干枝的垂柳、凋枯的小草，更不会赞美它们正以韧的坚持，等待来年春风吹又生!人们往往盛赞黄杨木的常青，殊不留意腊梅花是在干枯了枝条之后才绽出朵朵金花，给冰冷的世界送来春天的情。大自然中生命的延续靠坚，但是更离不开韧!大自然如此，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难道不同？!
我记得一处美景：从电影镜头中看过的汕头的古藤。当年南昌起义军撤至汕头时，它只是几弯小枝。
半个世纪以来，它经过台风袭击，暴雨浇淋，可谓风刀霜剑严相逼．它叶虽长落根不死。头虽长低气不屈，沿着曲折的路线向上攀登。如今，它凌空飞起，气势磅礴根深叶茂、花开千朵。
我爱杭州云溪的苍翠竹海，漫步林间曲径，我常常在绿色的陶醉中思绪飞腾，我想起西花厅门前花苑中的绿牡丹，它雍容华贵，国色天香，竟然是偌大中南海里，在“种花变修、养鸟丧志”的时代也没被瓜菜代的幸运儿。
我想起西花厅曾改名向阳厅，向阳厅里又住过被追捕的贺龙元帅和夫人；
我想起周恩来浮肿的双腿和每晚泡腿的铁桶；
我想起周恩来的一号办公室；
我想起周恩来病房里常响着的越剧唱段《黛玉葬花》、《宝玉哭灵》；
我想起枫叶把整个青春献给了太阳以后，它就具有太阳的色彩；
我想起……
天哪，我想起的怎么都是周恩来普普通通的小事，可是，亲爱的朋友们，是不是真正的美和真正的智慧一样，都是非常朴素？是不是一切真正和伟大的东西，都是纯朴而谦逊？
我的探求远未完成；
我的写作远未完成；
但现在我要搁笔了，因为我的理想，我的追求，我的思索，我的猛醒，本身就是未完成。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二稿于北京
周恩来八卦特刊之一：周恩来的手绢
关键词1：手绢
总理喜欢用手绢。
总理当然用手绢，因为当时没有餐巾纸……
想起了一个故事，当然可能是假的。某人与总理握手后，用手绢擦了手，总理也拿出手绢擦了手，然后把手绢丢进了垃圾筒。
有人说这事绝对是假的！
也有人说手绢的故事有可能是真的呢！
魏明伦有一篇写总理手绢的散文，写的挺不错的，名为《手绢赋》。
现在还有一条总理用过的白手绢在高振普那儿，另一条在纪东那儿，大概总理总共就这样两条手绢吧。
这两条手绢都是王铁成发现滴：
王铁成在西花厅拍《周恩来》时，找工作人员借了一身总理的中山装
他往裤子口袋里一掏居然发现了一块白手绢
高振普他们都没有想到衣服里面还有手绢
高振普当场就拿过来瞧了，证明这是总理用过的手绢
这是某篇文章中的记载：
《周恩来》剧组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能在中南海里拍电影的剧组。
总理去世后，西花厅里的陈设原封没动
中南海里的工作人员甚至帮忙找来了总理当年穿过的衣服
扮演周总理的演员王铁成虔诚地试着把衣服穿在身上
天哪！
简直就像量着他的身体剪裁的。
他学着总理生前的习惯动作，把手插进衣服口袋，居然掏出一块白手绢！
那是当年工作人员整理总理遗物的时候，按照总理的习惯放进去的，工作人员自己都忘了！
成元功在《周恩来和他的秘书》里说：总理两个裤兜，一个放手纸，一个放手绢。上衣的左下兜放一个笔记本，右下兜放一个眼镜盒，里面有两支圆珠笔。左上兜放别人给他的名片和裁好的小纸片，右上兜放速效救心丸。
总理的衣兜就像百宝囊。
有人说总理应该有个公文包。
我说其实总理有公文包的，我在军博看到过。但是公文包应该放文件用的，不方便放手绢、眼镜之类的吧。手绢最好还是放自己口袋里，用时方便啊，要不还要麻烦别人，不符合总理的性格。
我又说裤兜放东西不方便，有人响应，而且说究其根本原因只有就一个，那就是我们太肥了！我又说总理也有不太瘦的时候。
于是有强人说，以前的裤子比现在的裤子肥一点，最合体的大概比实际身材多出一寸也就是3厘米，这样既便于活动，也不影响形象。过去的裤兜就是为了装东西设计的，是两层布的口袋，叫暗兜，立体的。现在的裤子都是太合体了，只能站着，坐下都困难，裤兜也是平面的，一层布，叫明兜，装饰为主。
以上只是为了证明总理在裤兜放手绢不是特别不方便。
周恩来八卦特刊之二：周恩来的吻
关键词2：周恩来的吻
原题“震撼心灵的四个吻”，后来发现第五个、六个、七个……总理对吻不吝啬……
最近知道的也是最强的一个是纪东同志8的：邓颖超公开索吻。他在《难忘的八年》中这样写：胡志明逝世后，总理去吊唁，但当时美越战争仍在继续，安全的担忧一直存在。等到总理终于平安返回后，一直表现平静的邓大姐看到总理进门，急匆匆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边走边说：‘哎呀，老头子，你可回来了！你得亲我一下，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在越南亲吻了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同我拥抱，同我亲吻。’我这个年轻人在旁边目瞪口呆，总理听了，哈哈笑着，把大姐揽到怀里，在大姐脸上吻了一下。我们当时为大姐的这种迎接方式感到惊奇又兴高采烈。
第一次知道两人在公开场合亲吻，是韩素间同志8的，周恩来与邓颖超机场吻别。
后来的蔡畅说让大姐亲亲你也真让人断肠。
当然更令人断肠的是最后一吻。电影《周恩来》里，总理去世后，邓颖超在他额头的深情一吻，让无数观众热泪盈眶。其实拍电影的时候并不知道有这样一吻，是拍的时候护士（好象是）讲出来的，就拍进电影里面了。
这就是那四个吻，后来某人说还有，原来是总理出访时，有一位外国的小女孩吻了总理。
前几天看《情归周恩来》，发现总理接外宾，与外宾亲吻是很平常的事，这些外宾包括胡志明、西哈努克、金日成等等。
昨天看邓颖超诞辰100周年拍的纪录片，赵炜果然讲了另一个吻，是邓颖超要总理抱抱她，总理就抱了，然后又亲了亲，旁边的工作人员尤其是赵炜都觉得特别不好意思，但周邓二人觉得这挺平常的……
周恩来召开恋爱座谈会
抗战时期，重庆办事处年轻人多，未婚的小伙子也多，差不多都到了结婚的年龄，然而，由于国统区条件限制，不太好找对象，有的人不安心，有的想回延安。
年轻人内心深处的这点秘密很快被周恩来发现了，他由他们的婚事想到在国统区青年人的择偶条件、标准、方法……于是，他挤出时间，召集这些年轻人开恋爱座谈会。
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吴宗汉老人回忆说：周副主席笑容满面地坐在我们身旁。他环顾一下大家，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们差不多都到了结婚年龄，急着找对象了吧？”“不急！”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周副主席接着说：“这是终身大事，怎么能不急呢？但关键是找一个什么样的，怎样去找，今天座谈会就谈谈这个问题。”顿了顿，他又说：“我是过来人，就先发个言吧。你们都说我和小超是模范夫妻，那么我和小超是怎样走到一起来的呢？”“说实话，在认识小超以前，我有一个女朋友，长得很漂亮，可是接触一段时间后，发现她革命意志比较薄弱，只是革命的同情者，不是革命的战士。因此，我和她只能做朋友，不能做夫妻。然而，我和小超接触一段时间后则不同了，她有理想，有抱负，革命意志坚定，我们志同道合，有共同语言，这样逐步建立了感情，以后就走到一起了。”接着，周副主席又像老大哥似的语重情长地教育我们：“你们都到了结婚年龄，该处朋友找对象了，但是要注意，不要光看表面，要多了解人品，要多考虑，要慎重，首先要从思想上衡量她能不能做你的妻子。要相互了解，也要考验一段时间，起码也得半年一载，从好朋友发展到夫妻。”
周恩来不仅关心年轻人的婚事，还挤出时间去管那清官难断的家务事。
吴宗汉老人回忆说：为了帮助夫妻感情不太好的同志，在一次党员生活会上，周副主席竟抖落开自家之事。
周副主席幽默地说：“你们大家都说我和小超感情好，其实也有矛盾，只不过是家丑不外扬罢了，今天，当着你们大家的面，我也扬扬，我们也吵过架！”“一次我感冒发烧，冷得要命，可是小超竟故意气我，她起来后把窗户全打开了。我发起脾气，有气无力地吵：‘怎么，你要冻死我呀！’然而，小超一声不吱，关上门走了。我无可奈何地把被子紧紧裹在身上，加之刚才生气，出了一身透汗，似乎觉得浑身轻松些，迷迷糊糊地睡去。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小超回来了，把手伸进被窝摸摸，轻声说：‘怎么样，出汗了吧，出汗感冒就好啦！怎么，还生气呢？你知道吗，我刚才打开窗户就是故意气你的，你肯定生气，再把被子捂严，非出汗不可，这一出汗病就没啦！’我觉得小超的话有理，气也就消了，还有点儿感激她呢。”
周副主席讲完，语重情长地对大家说：“夫妻之间有矛盾是正常的，关键是要解决好，处理好，善意的矛盾有时候还能促进感情的加深呢！”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帮助下，闹矛盾的夫妻终于和好如初。南方局这个大家庭更加和和睦睦了。
大有大无周恩来 作者：梁衡
——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
作者：梁衡
今年是周恩来诞辰百年，他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二年。但是他的身影却时时在我们身边，至今，许多人仍是一提总理双泪流，一谈国事就念总理。陆放翁诗：“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是什么办法化作总理身千亿，人人面前有总理呢?难道世界上真的有什么灵魂的永恒?伟人之魂竟是可以这样地充盈天地、浸润万物吗?就像老僧悟禅，就如朱子格物，自从一九七六年一月国丧以来，我就常穷思默想这个费解的难题。二十多年了，终于有一天我悟出了一个理：总理这时时处处的“有”，原来是因为他那许许多多的“无”，那些最不该，最让人想不到、受不了的“无”啊。
总理的惊人之无有六。
一是死不留灰。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林彪集团被粉碎不久，“四人帮”集团正自鸣得意，中国上空乌云压城，百姓肚里愁肠千结。一九七六年新年刚过，一个寒冷的早晨突然广播里传出了哀乐。人们噙着泪水，对着电视一遍遍地看着那个简陋的遗体告别仪式，突然江青那副可憎的面孔出现了，她居然不脱帽鞠躬，许多电视机旁都发出了怒吼：江青脱掉帽子!过了几天，报上又公布了总理遗体到八宝山火化的消息，并且遵总理遗嘱不留骨灰。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个事实，一定是江青这个臭婆娘又在搞什么阴谋。直到多少年后，我们才清楚，这确实是总理遗愿。一月十五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但人们还是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多少年后还是有人提问，难道总理的骨灰就真的一点也没有留下吗?中国人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习惯修墓土葬，这对生者来说，可以寄托哀思，对死者来说则希望还能长留人间。多少年来，越有权的人就越下力气去做这件事。中国的十三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还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过。：）人是无神论者，又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当然不会为自己的身后事去费许多神。所以一解放，毛泽东就带头签名火葬，以节约耕地，但彻底如周恩来这样连骨灰都不留的却还是第一人。你看一座八宝山上，不就是存灰为记吗?历史上有多少名人，死后即使无尸，人们也要为他修一个衣冠冢。老舍先生的追悼会上，骨灰盒里放的是一副眼镜，一支钢笔。纪念死者总得有个念物，有个引子啊。
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欲哭无泪，欲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相思寄何处?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名篇都是碑文、墓志和在名人墓前的凭吊之作，有许多还发挥出炽热的情和永恒的理。如韩愈为柳宗元写的墓志痛呼：“士穷乃见节义”，如杜甫在诸葛亮祠中所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都成了千古名言。明代张溥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简直就是一篇正义对邪恶的宣言。就是空前伟大如马克思这样的人，死后也有一块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说也选入马恩文选，成了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马克思的形象也因这篇文章更加辉煌。为伟人修墓立碑已成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百姓的习惯，你看明山秀水间，市井乡村里，还有那些州县府志的字里行间，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古人墓、碑、庙、祠、铭、志，怎么偏偏轮到总理，这个前代所有的名人加起来都不足抵其人格伟大的人，就连一个我们可以为之扼腕、叹息、流泪的地方也没有呢?于是人们难免生出一丝丝的猜测，有的说是总理英明，见“四人帮”猖狂，政局反复，不愿身后有伍子胥鞭尸之事；有的说是总理节俭，不愿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费国家钱财。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个干净。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他是一个只讲奉献，献完转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香火的馈饷。也许隐隐还有另一层意思。以他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现什么“僭越”式的悼念，或因此又生出一些政治上的尴尬。果然，地球上第一个为周恩来修纪念碑的，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第一个纪念馆也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乡。日本的纪念碑是一块天然的石头，上面刻着他留学日本时的那首《雨中岚山》。一九九四年我去日本时曾专门到樱花丛中去寻找过这块诗碑。我双手抚石，西望长安，不觉泪水涟涟。回天无力，斯人长逝已是天大的遗憾，而在国内又无墓可寻，叫人又是一种怎样的惆怅?一个曾叫世界天翻地覆的英雄，一个为民族留下了一个共和国的总理，却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这强烈的反差，让人一想，心里就有如坠落千丈似地空茫。
总理的二无是生而无后。
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刘备明明是个编席卖履的小贩，却攀了个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诸葛亮和关、张、赵、马、黄等一批文臣武将，就捧着这块招牌，居然三分天下。一般人有后无后还是个人和家族的事，名人无后却成了国人的遗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纪念古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人们尊其后，说到底还是尊其本人。这是一种纪念，一种传扬。对越是功高德重为民族作出牺牲的逝者，人们就越尊重他们的后代，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赎回生者的遗憾。总理并不脱俗，也不寡情。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有二十一名牺牲在战争前线)。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著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一九七六年总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您!”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但是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他的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这在解放初党的中高级干部中不乏其人，并几乎成风。但总理没有。他以倾国之权而坚守平民之德。后来有一个厚脸皮的女人写过一本书，称她自己就是总理的私生女，这当然经不起档案资料的核验。举国一阵哗然之后，如风吹黄叶落，复又秋阳红。但人们在愤怒之余心里仍然隐隐存着一丝的惆怅。特别是眼见和总理同代人的子女，或又子女的子女，不少都官居高位名显于世，不禁又要黯然神伤。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求全求美的，如总理这样的伟人该是英雄美人、父英子雄、家运绵长的啊。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这怎么能不在国人心中凿下一个空洞呢?人们的习惯思维如列车疾驶，负着浓浓的希望，却一下子冲出轨道，跌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
总理的三无是官而不显。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在某些人看来，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甚至不够标准的平民。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缝洗。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时，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领子和袖口已换过几次，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级的宾馆，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员将这套行头收入箱内锁好，才许宾馆服务生进去整理房间。人家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最高机密的文件箱呢。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平民的灵魂。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那样子就像一个坐在包装台前的女工。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二十五年。这是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工作人员多次请示总理，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于是《周恩来年谱》便有了这一段记载：一九六○年三月六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就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帖，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见没带钱，就摇摇头走了。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一国总理啊，他理天下事，管天下财，住一室，食一蔬，用一物，办一事算得了什么?多少年来，在人们的脑子里，做官就是显耀。你看，封建社会的官帽，不是乌纱便是红顶，官员出行，或鸣锣开道，或静街回避，不就是要一个“显”字?这种显耀或为显示权力，或为显示财富，总之是要显出高人一等。古人一考上进士，就要鸣锣报喜，一考上状元就要骑马披红走街，一当上官就要回乡到父老面前转一圈。所谓衣锦还乡，为的就是显一显。刘邦做了皇帝后，曾痛痛快快地回乡显示过一回，元散曲名篇《高祖还乡》即挖苦此事。你看那排场：“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西晋时有个石崇官做到个荆州刺史，也就是地委书记吧，就敢于同皇帝司马昭的小舅子王恺斗富。他平时生活，“丝竹尽当时之精，庖膳穷水陆之珍”。招待客人，以锦围步幛五十里，以蜡烧柴做饭，王恺自叹不如。现在这种显弄之举更有新招，比座位，比上镜头，比好房，比好车，比架子。一次一位县级小官到我办公室，身披呢子大衣，刚握完手突然后面蹿上一小童，双手托举一张名片。原来这是他的跟班，连递名片也要秘书代劳，这个架子设计之精，我万没有想到。刚说几句话又抽出“大哥大”，向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报告他现已到京，正在某某办公室，连我也被他编入了显耀自己的广告词。我不知他在地方上有多大政绩，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看这架子心里只有说不出的苦和酸。想总理有权不私，有名不显，权倾一国，两袖清风，这种近似残酷的反差随着岁月的增加，倒叫人更加不安和不忍了。
总理的四无是党而不私。
列宁讲：人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毛泽东同志就提到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项羽、刘邦为楚汉两党，汉党胜，建刘汉王朝，三国演义就是曹、孙、刘三党演义。朱元璋结党扯旗，他的对立面除元政权这个执政党外，还有张士诚、陈友谅各在野党，结果朱党胜而建朱明王朝。只有：）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求。无数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都做到了入党无私，在党无私。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权握一国之财，而要私无一点，利无一分，却是最难最难的。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官难，做无私的大官更难。像总理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个人为党所用，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或可为党员，或可为党阀了。王明、张国焘不都成了党阀吗?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不私。
一九七四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他。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合，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这种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举不胜举。周总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三弟恩寿情同手足。恩寿解放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总理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我弟弟。后恩寿胃有病，不能正常上班，总理又指示要办退休，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曾山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文革”中总理尽全力保护救助干部。一次范长江的夫人沈谱(著名民主人士沈均儒之女)找到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希望能向总理转交一封信，救救长江。周秉德是沈均儒长孙儿媳，沈谱是她丈夫的亲姑姑。范长江是我党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又是沈老的女婿，总理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以这样深的背景，周秉德却不敢接这封信，因为总理有一条家规：任何家人不得参与公事。
如果说总理要借在党的力量谋大私，闹独立，闹分裂，篡权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磨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五十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这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成员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有枪就要权，不给权就翻脸，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红军总算统一，得以顺利北进，扎根陕北。第二次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一九五七年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说不是冒进，是跃进，并多次让周恩来检讨，甚至说到党的分裂。周恩来立即站出将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几乎逢会就检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党的团结，保住一批如陈云、刘少奇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为党渡危机。而在他修订规划时，又小心地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将“十五年赶上英国”，改为“十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加了九个字。将“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后，经济凋敝，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们留下三年余地。第三次是“文革”中，林彪骗取了毛主席信任。这时作为二把手的周恩来再次让出了自己的位置。他这个当年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毕恭毕敬地向他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副统帅请示汇报，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大会堂等公众场合为之领坐引路。林彪的威望，或者就以他当时的投机表现、身体状况，总理自然知道他是不配接这个班的，但主席同意了，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他只有服从。果然，九大之后只有两年多，林彪自我爆炸，总理连夜坐镇大会堂，弹指一挥，将其余党一网打尽，为国为党再定乾坤。让也总理，争也总理，一屈一伸又弥合了一次分裂。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后总理威信已到绝高之境，但“四人帮”的篡权阴谋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这时已经不是拯救党的分裂，而是拯救党的危亡了，总理自知身染绝症，一病难起，于是他在抓紧寻找接班人，寻找可以接替他与“四人帮”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邓小平。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他不顾危病在身飞到韶山与毛泽东商量邓小平的任职。小平一出山，双方就展开拉据战，这时总理躺在医院里，就像诸葛亮当年卧病军帐之中，仍侧耳静听着帐外的金戈铁马声。“四人帮”唯一忌惮的就是周恩来还在世。当时主席病重，全党的安危系于周恩来一身，他生命延缓一分钟，党的统一就能维持一分钟。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没有了弹药的战士，只能以重病之躯扑上去堵枪眼了。癌症折磨得他消瘦、发烧，常处在如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来连大剂量的镇痛、麻醉药都不起作用。但是他忍着，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党的希望就多一分。因为人民正在觉醒，叶帅他们正在组织反击。他已到弥留之际，当他清醒过来时，对身边的人员说：“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中央让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就这样一直撑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当时消息还未正式公布，但群众一看医院内外的动静就猜出大事不好。这天总理的保健医生外出办事，一个熟人拦住问：“是不是总理出事了，真的吗?”他不敢回答，稍一迟疑，对方转身就走，边走边哭，终于放声大哭起来。九个月后，百姓心中的这股怨气，一举掀翻了“四人帮”。总理在死后又一次救了党。
宋代欧阳修写过一篇著名的《朋党论》，指出有两种朋党，一种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禄利，所贪者财货”；一种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而只有君子之朋才能万众一心。“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以周公为首。这就是周灭商的道理。周恩来在重庆时就被人称周公，直到晚年，他立党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鲜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只不过是“一饭三吐哺”，而我们的总理在病榻上还心忧国事，“一次输液三拔针”啊。如此忧国，如此竭诚，怎么能不天下归心呢?
总理的五无是劳而无怨。
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受苦人。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三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文化革命”中上下周旋，这种在夹缝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他人生的最后一些年头，直到临终，身上一直佩着的一块徽章，是“为人民服务”。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周恩来是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住进医院的，据资料统计，一至五月共一百三十九天，他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有九天；十四至十八小时有七十四天；十九至二十三小时有三十八天；连续二十四小时有五天。只有十三天工作在十二小时之内。而从三月中旬到五月底，两个半月，日常工作外，他又参加中央会议二十一次，外事活动五十四次，其他会议和谈话五十七次。他像一头牛，只知道负重，没完没了地受苦，有时还要受气。一九三四年，因为王明的“左”倾路线和洋顾问李德的指挥之误，红军丢了苏区，血染湘江，长征北上。这时周恩来是军事三人团成员之一，他既要负失败之责，又要说服博古恢复毛泽东的指挥权，惶惶然，就如《打金枝》中的皇后，劝了金枝，回过头来又劝驸马。一九三八年，他右臂受伤，两次治疗不愈，只好远走苏联。医生说为了彻底好，治疗时间就要长一些。他却说时局危急，不能长离国内，只短住了六个月。最后还是落下个臂伸不直的残疾。而林彪也是治病，也是这个时局，却在苏联从一九三八年住到了一九四一年。“文化革命”中，周恩来成了救火队长，他像老母鸡以双翅护雏，防老鹰叼食一样尽其所能保护干部。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周恩来苦苦说服无效，最后震怒道：我就站在大会堂门口，看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这时国家已经瘫痪，全国除少数造反派许多人都成了逍遥派，而周恩来始终是一个苦撑派，一个苦命人。他像扛着城门的力士，放不下，走不开。每天无休止地接见，无休止地调解。饭都来不及吃，服务员只好在茶杯里调一点面糊。“文革”中干部一层层地被打倒。他周围的战友，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已被打倒一大片，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倒了，但偏偏留下了他一个。他连这种“休息”的机会也得不到啊。全国到处点火，留一个周恩来东奔西跑去救火，这真是命运的捉弄。他坦然一笑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大厦将倾，只留下一根大柱。这柱子已经被压得吱吱响，已经出现裂纹，但他还是咬牙苦撑。由于他的自我牺牲，他的厚道宽容，他的任劳任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每一次进退两难，都离不开他。许多时候他都左右逢源，稳定时局，但许多时候，他又只能被人们作为平衡的棋子，或者替罪的羔羊。历史上向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领导人换了多少，却人人要用周恩来。他的过人才干害了他，他的任劳任怨的品质害了他，多苦、多难、多累、多险的活，都由他去顶。
一九五七年年底，我国经济出现急功近利的苗头，周恩来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连续开会发脾气。一月初杭州会议，毛说：你脱离了各省、各部。一月中旬南宁会议，毛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时柯庆施写了一篇升虚火的文章，毛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吗?八月成都会议，周恩来检查，毛还不满意，表示仍然要作为一个犯错误的例子再议。从成都回京后，一个静静的夜晚，西花厅夜凉如水，周恩来把秘书叫来说，“我要给主席写份检查，我讲一句，你记一句。”但是他枯对孤灯，常常五六分钟说不出一个字。冒进造成的险情已经四处露头，在对下与对上、报国与“忠君”之间，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深深的痛苦。他对领袖的服从与忠诚绝不是封建式的愚忠。他是基于领袖是党的核心、是党统一的标志这一原则和毛主席的威信这一事实，从唯物史观和党性标准出发来严格要求自己的。为了大局，在前几次会上他已把反冒进的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现在还要怎样深挖呢?而这深探游走的笔刃又怎样才能做到既解剖自己又不伤实情，不伤国事大局呢?天亮时，秘书终于整理成一篇文字，其中加了这样一句：“我与主席多年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还是跟不上主席的思想。”恩来指着“风雨同舟，朝夕与共”八个字说，怎么能这样提呢?你太不懂党史。说时眼眶里已泪水盈盈了。秘书不知总理苦，为文犹用昨日辞。几天后，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完检讨，并委婉地请求辞职。结论是不许辞。哀莫大于心死，苦莫大于心苦，但痛苦更在于心虽苦极又没有死。周恩来对国对民对领袖都痴心不死啊，于是他只有负起那让常人看来无论如何也负不动的委屈。
总理的六无是去不留言。
一九七六年元旦前后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这时中央领导对总理病情已是一日一问，邓颖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可惜总理将去之时正是中央领导核心中鱼龙混杂、忠奸共处的混乱之际。奸佞之徒江青、王洪文常假惺惺地慰问却又暗藏杀机。这时忠节老臣中还没有被打倒的只有叶剑英了。叶帅与总理自黄埔时期起便患难与共，又共同经历过党史上许多是非曲直。眼见总理已是一日三厥，气若游丝，而“四人帮”又乘危乱国，叶帅心乱如麻，老泪纵横。一日，他取来一叠白纸，对病房值班人员说，总理一生顾全大局，严守机密，肚子里装着很多东西，死前肯定有话要说，你们要随时记下。但总理去世后，值班人员交到叶帅手里的仍然是一叠白纸。
当真是总理肚中无话吗?当然不是，在会场上，在向领袖汇报时，在对“四人帮”斗争时，在与同志谈心时，该说的都说过了，他觉得不该说的，平时不多说一字，现在并不因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负责任，随心所欲。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邓疑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总理工作上的事邓疑超自动回避，总理也不与她多讲一字。总理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一把，秘书一把，警卫一把，邓疑超没有，她要进办公室必须先敲门。周总理把自己一劈两半。一半是公家的人，党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两部分泾渭分明，绝不相混。周恩来与邓疑超的爱可谓至纯至诚，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们两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妻子，但决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反过来妻子对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关心，但决不能关心到公事里去。总理与邓大姐这对权高德重的伴侣堪称是正确处理家事国事的楷模。诗言志，为说心里话而写。总理年轻时还有诗作，现在东瀛岛的诗碑上就刻着他那首著名的《雨中岚山》。皖南事变骤起，他愤怒地以诗惩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但解放后，他除了公文报告，却很少有诗。当真他的内心情感之门关闭了吗?没有。工作人员回忆，总理工作之余也写诗，用毛笔写在信笺上，反复改。但写好后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纸篓，宛如一群梦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党的决定和纪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瞿秋白在临终前留下一篇《多余的话》将一个真实的我剖析得淋漓尽致，然后昂然就义，舍身成仁。坦白是一种崇高。周恩来在临终前只留下一叠白纸。“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就无我，我复何言哉?不必再说，又是一种崇高。
周恩来的六个“大无”，说到底是一个无私。公私之分古来有之，但真正的大公无私自：）始。一九九八年是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也是划时代的《：）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周年。是这个《宣言》公开提出要消灭私有制，要求每个党员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敢大胆说一句，一百五十年来，实践《宣言》精神，将公私关系处理得这样彻底、完美，达到如此绝妙之境者，周恩来是第一人。因为即使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没有他这样长期处于手握党权、政权的诱惑和身处各种矛盾的煎熬。总理在甩脱自我，真正实现“大无”的同时却得到了别人没有的“大有”。有大智、大勇、大才和大貌--那种倾城倾国，倾倒联合国的风貌，特别是他的大爱大德。
他爱心博大，覆盖国家、人民和整个世界。你看他大至处理国际关系，小至处理人际关系无不充满浓浓的、厚厚的爱心。美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中国：）曾是积怨如山的，但是战争结束后，一九五四年周恩来第一次与美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见面时就发出友好的表示，虽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了，或者是不敢接受，但周恩来还是满脸的宽厚与自信，就是这种宽厚与自信，终于吸引尼克松在我们立国二十一年后，横跨太平洋到中国来与周恩来握手。国共两党是曾有血海深仇的，蒋介石曾以巨额大洋悬赏要周恩来的头。当西安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已成阶下囚，国人皆曰可杀，连曾经向蒋介石右倾过的陈独秀都高兴地连呼打酒来，蒋介石必死无疑。但是周恩来却带了十个人，进到刀枪如林的西安城去与蒋介石握手。周恩来长期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在重庆，在南京，在北平。到最后，这些敌方代表竟为他的魅力所吸引，投向了中共。只有团长张治中说，别人可以留下，从手续上讲他应回去复命。周却坚决挽留，说西安事变已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张学良)，这次不能重演悲剧，并立即通过地下党将张的家属也接到了北平。他的爱心征服了多少人，温暖了多少人，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叹服。宋美龄连问蒋介石，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人。美方与他长期打交道后，甚至后悔当初不该去扶植蒋介石。至于他对人民的爱，革命队伍内同志的爱，更是如雨润田，如土载物般地浑厚深沉。曾任党的总书记、犯过“左”倾路线错误的博古，可以说是经周恩来亲手“颠覆”下台的，但后来他们相处得很好，在重庆，博古成了周的得力助手。甚至像陈独秀这样曾给党造成血的损失，当他对自己的错误已有认识，并有回党的表示时，周恩来立即着手接洽此事，可惜未能谈成。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这话移来评价周恩来最合适不过。当周恩来去世时，无论东方西方，同声悲泣，整个地球都载不动这许多遗憾，许多愁。
他的大德，再造了党，再党了共和国，并且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儒家传统的仁义忠信糅合成一种新的美德，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新的典范。如果说毛泽东是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周恩来则是党和国家的养护人。他硬是让各方面的压力，各种矛盾将自己压成了粉，挤成了油，润滑着党和共和国这架机器，维持着它的正常运行。五十年来他亲手托起党的两任领袖，又拯救过共和国的三次危机。遵义会议他扶起了毛泽东，“文革”后期他托出邓小平。作为两代领袖，毛邓之功炳彪史册，而周恩来却静静地化作了那六个“无”。建国后他首治战争创伤，国家复苏；二治“大跃进”灾难，国又中兴；三抗林彪江青集团，铲除妖孽。而他在举国狂庆的前夜却先悄悄地走了，走时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
周恩来为什么这样地感人至深，感人至久呢?正是这“六无”，“六有”，在人们心中撞击、翻搅和掀动着大起大落、大跌大荡的波浪。他的博爱与大德拯救、温暖和护佑了太多太多的人。自古以来，爱民之官受人爱。诸葛亮治蜀二十七年，而武侯祠香火不断一千五百年。陈毅游武侯祠道：“孔明反胜昭烈(刘备)其何故也，余意孔明治蜀留有遗爱。”遗爱愈厚，念之愈切。平日常人相处尚投桃报李，有恩必报，而一个伟人再造了国家，复兴了民族，润泽了百姓，后人又怎能轻易地淡忘了他呢?我们是唯物论者，但我心里总觉得大概有一天还是会有人来要为总理修一座庙。庙是神的殿堂，神是后人在所有的前人中筛选出来的模范，比若忠义如关公，爱民如诸葛亮。周总理无论在自身修养和治国理政方面，功德、才智、得民心等都很像诸葛亮。诸葛亮教子很严，他那篇有名的《诫子书》，教子“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勤俭持家，上书后主说，自己家有桑树八百棵，薄田十五顷，供给一家人的生活，馀再无积蓄。这两件事都常为史家称道。呜呼，总理何如?他没有后，当然也没有什么教子格言；他没有遗产，去世时，家属各分到几件补丁衣服作纪念；他没有祠，没有墓，连灰都不知落在何方。他不立言，没有一篇《出师表》可以传世。他越是这样地没有没有，后人就越感念他的遗爱；那一个个没有也就越像一条条鞭子抽在人们的心上。鲁迅说，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是命运从总理身上一条条地撕去许多本该属于他的东西，同时也在撕裂后人的心肺肝肠。那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这遗憾又加倍转化为深深的思念。渐渐二十二年过去了，思念又转化为人们更深的思考，于是总理的人格力量在浓缩，在定格，在突现。而人格的力量一旦形成便是超时空的。不独总理，所有历史上的伟人，中国的司马迁、文天祥，外国的马克思、列宁，我们又何曾见过呢?爱因斯坦生生将一座物理大山凿穿而得出一个哲学结论：当速度等于光速时，时间就停止；当质量足够大时它周围的空间就弯曲。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提出一个“人格相对论”呢?当人格的力量达到一定强度时，它就会迅如光速而追附万物，囊括空间而护佑生灵。我们与伟人当然就既无时间之差又无空间之别了。
这就是生命的哲学。
周恩来还会伴我们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