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人(2) 最大公约数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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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二）
丁宁
《中日市民联合倡议》的发起人、“共创日中未来之会”的共同代表。34岁。来自中国沈阳。毕业东北育才学校。1998年到日本留学，在东京大学就读本科和硕士后，在日本官方机构国际交流基金就职，从事8年中日交流活动。现在在港资金融公司工作。
星期五的晚上，在东京中心的某所，有六位中日有志人士集合而讨论了“敏感”话题「中日关系」。有在日中国留学生、也有贸易、金融、媒体等各界出身的在日中国人以及日本人。虽然大家的背景不同，可是他们都为了同一个目的“实现中日和解”而来的。
中日两国在历史和领土的问题上相互冲突，2012年9月终于闹到难以收拾的阶段。两国政府不停指责对方，两国媒体火上烧油，令不少人担心，如果持续这样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局部性的武力冲突。当时，丁宁通过facebook呼吁周围理性的中日朋友站起来而发出一个声音，以便让大家冷静下来。他的朋友马上响应他，一起编写了《中日市民联合倡议》而在中日邦交40周年的2012年9月29日的纪念日在facebook上公布于众。
此声明如此开始：“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纪念日。40年来，中日双方的相互合作为两国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对当年为恢复邦交交付出艰辛努力的先贤们充满敬意和感谢”。然后，呼吁中日市民一同反对暴力行为、深化互相理解、构筑多层次的沟通渠道、促进民间交流，并且强烈要求两国媒体做全面和客观的报道。他们的行动马上就受到日本媒体的关注，在日本报纸和电视新闻报道后，也获得了不少人的赞同。到现在为止，丁宁每个月组织一次会议，邀请专家讲中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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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要点，然后大家一起讨论交换意见。除了通过facebook取得信息的学生之外，有不同背景的人士参加。有时候，五十多个人会参加，一起讨论如何才能够改善中日关系。
今年，在发出声明后快一年半了，丁宁开始考虑如何进行第二个阶段而实现他们的目标。我对他们活动感兴趣，上周五首次参加，了解一下他的看法。
丁宁说，「我们不是右派，亦不是左派，而是追求“中间”的位置。现在，两国市民之间的鸿沟越来愈大，我们要通过对话，把此鸿沟缩短。当然，双方的意见不会完全一致，可是把双方拉近到一个可避免武力冲突的距离是可能的，这就我们的目标。」
我笔者从来一直觉得，在此问题上，被人要求表达自己的立场，难以追求“中不偏，庸不易”的道理。我自己在过去二十几年所经过的一些事情，比如，在北京的大学教室里被同学责问日本为何再要侵略中国，在香港的反日示威上被当地记者包围而追问为何日本人再要军国主义复辟等等。每次我要反论或说自己意见，担心我被认定为“某派人”。实际上，曾被人骂成不懂历史的“典型日本学生”，亦被骂成“右翼分子”，也被同胞骂成“马鹿左翼”。把在表面上所看到的“现象”分成某分派而相互对嘴，较容易让人明白怎么回事。可是，难得和解。丁宁所组织的活动，就是要超越曾阻碍中日双方理解的分派隔阂。不过，要走中间，也容易遭到左右两边“挨打”，可是他相信会有办法。
丁宁说，「我们所需要的是最大公约数的和解。什么样的状态才算和解。有些财经界的人也许会说，只要经济交流顺利就没有问题。可是，在中国的大部分人是没有跟日本直接经济关系的人，他们不一定认为经济关系好，中日关系就好转。我们所需要的是两国市民自己寻找的和解。比如，我们在网上公开和解方案，来寻求两国人民都会否赞同。如果双方赞同的人多，就可成为我们达成和解。」
那么，第二个阶段从哪里开始好？
「中国人对日本有些误解。中国媒体经常报道，日本倾向于右翼思想。不得不承认日本政党的右翼势力在抬头，可是，一般的日本人并不是那样。相反地，一般的日本人对历史认识没有中国人那么深，很多人没有接受过近代史教育，更没法谈历史认识了。我们先要探讨问题的所在。首先，我个人认为，抛开政府不提，现在的一般日本人并没有责任向中国人谢罪，因为他们并不是战争的当事人。可是现在的日本人有责任了解近代史，了解过去发生在中日之间的惨剧，以史为鉴才能避免悲剧的重演。同时，中国人也应该对战后的现代日本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加深对日本的了解，对战后日本对世界和平作出的贡献给于积极的评价。这样做才能够让我们一起客观地审视历史事实和本质，以便去解决现在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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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少岁月才能够实现真的和解？ 丁宁说，也许要花长时间，可是，他已把这个活动当作毕生事业，继续努力下去。
佐保畅子 简历
东京人。绰号为“沙河粉”。曾在北京、香港生活过。十多年在日港媒体界飘泊，现为负责编制电视节目及杂志的“自由媒体人”。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观点。
，「我们不是右派，亦不是左派，而是追求“中间”的位置。现在，两国市民之间的鸿沟越来愈大，我们要通过对话，把此鸿沟缩短。当然，双方的意见不会完全一致，可是把双方拉近到一个可避免武力冲突的距离是可能的，这就我们的目标。」
我个人认为，抛开政府不提，现在的一般日本人并没有责任向中国人谢罪，因为他们并不是战争的当事人。可是现在的日本人有责任了解近代史，了解过去发生在中日之间的惨剧，以史为鉴才能避免悲剧的重演。同时，中国人也应该对战后的现代日本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加深对日本的了解，对战后日本对世界和平作出的贡献给于积极的评价。这样做才能够让我们一起客观地审视历史事实和本质，以便去解决现在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演播室by明子(3)酷爱中国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青树明子： 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到春节后，就将举行“春节特别节目竞赛”。如果在竞赛中获奖，在春节期间，获奖作品将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各个频道播出。
我们日语广播节目组每年也参加竞赛，并曾多次获奖。让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酷爱中国”系列节目。与“酷日本”相反，该节目通过“酷中国”的形式向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人广泛介绍“中国这个地方很酷”等信息。
说到长期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人将哪些东西理解为“酷中国”，结果的确显得五花八门。
“中式快餐、快捷、好吃、便宜”、“喜欢吃四川火锅”、“一辆自行车带了好几个人”、“各个国家的汽车都能见到”、“重视家人团聚家、爱传统”、“读书”……，不一而足。
其中，我极为赞同的是，一位女性列举的“酷中国”——“中国男性不让女性付账”。
在中国生活的十多年里，我也一直受到中国男性的款待，每次都能深深体会到“作为女人的幸福”。
有一天，我与三位朋友一起就餐。其中包括一位中国男性和中国女性、以及我和另外一位日本女性。在吃完之后，我们两个日本人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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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哗啦拿出包，打算从中取出钱包。
“分开付吧”
“AA制吧”
这在日本是司空见惯的情景。
但这里是中国。中国的男子汉们的字典里有没“AA制”等单词。结完账的那位男性朋友开玩笑说。
“日本人总是要表示一下，说我要付钱。看看（中国人）她，一点儿动作也没有。一副认为男人付钱理所当然的样子。”
在中国女性的字典里，似乎也没有AA制这个词语。
在另外的一天，我的家人要从东京来北京，朋友夫妻开车帮我去机场迎接。由于到的太早，于是决定在机场的星巴克等着。作为日本人的我认为，这是帮我来迎接我的家人，咖啡钱当然应该由我来支付。在我说“咖啡钱我来付啊！”之后，那位妻子抓住我的胳膊，“为什么？”带着难以理解的样子问我。“当然是他付账。他是男人。”
原来如此，男性付账居然是天经地义的！
在那之后我就一身轻松了。好吧，那就由男人们来请客吧。
后来我就逐渐习以为常了，这很可怕。如今，我也变得一点儿动作也没有，带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看着男性们为我付账。消费之后不用碰钱包，真是太爽了！
谢谢，中国的男人们！
最大的酷中国当然就是男性不让女性付账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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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树明子 简历
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亚太研究科硕士。1998年至2001年，担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语节目主持人。2005年至2013年，先后担任广东电台《东京流行音乐》、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京音乐广场》《日语加油站》节目制作人、负责人及主持人。出版著作《小皇帝时代的中国》、《在北京开启新一轮的学生生活》、《请帮我起个日本名字》、《日中商务贸易摩擦》等。译著《蜗居》等。
东京眼(1)因为传统2014/02/13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健吾: 二月，是中国人的新年，也是日本人的节分。
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对日本传统文化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都会问一下老师、朋友还有同学。比方说，为什么在节分那天，会吃惠方卷呢？有什么原因，会令整个日本的便利店，都要卖一条像婴孩手臂那么长、那么粗的寿司饭卷呢？为什么每年都会向着一个方向（2014年是东北东），之后把整条饭卷都送进口中，噎得像一个笨蛋，才会得到祝福呢？
可惜，问了很多日本同学，他们都说：「不知道。大概是传统是这样做吧。」
在日本，还有什么「传统」呢？二月十四日，是女孩子送巧克力给男孩子的日子。而巧克力也要分「本命」的和「义理」的。真正想跟她交往的男生就要送「本命」的，而基于人情关係而送的巧克力，就是「义理」的。听说日本的巧克力公司，都会在二月时候，做完他们一整年要做的生意。而「本命」的巧克力，听说要是「手造」的巧克力，方为「正常」。而手造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由巧克的原材料可可豆开始做吗？
不。原来，只是在各大超级市场，买来各种品牌的巧克力的原块，融掉，再加入忌廉，或是兰姆酒，之后再把巧克力放回冰箱。然而，当我问我的朋友，为什么二月十四日，男生总是惶惶不可终日，生怕自己巧克力数目不够多；而女生总需要花很多很多时间去准备，把那些煮溶后又冰回来的巧克力包装好送给男生？他们都说，因为「传统」。更不要说，为什么三月十四日，男生就要回礼，买一些不是巧克力，但是女生喜欢的小礼物。如：曲奇饼乾、马卡龙、手帕，甚至是听说最近很流行的卫浴用品及马卡龙形状的小蜡烛……林林总总，新奇有趣。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呢？
「因为回礼，都是传统。」
要说更多的「传统」，我当然可以列更多出来：如为什么夏天的时候，日本人会找一天一起吃鳗鱼呢？为什么韩国人会在四月十四日的时候找一些告白被打枪和独身的人一起吃黑色担担面呢？为什么香港人农历年的时候要在各大快餐厅订购「盆菜」呢？
根据英国左派史学家霍布邦（Eric Hobsbawm）与蓝杰（Terence Ranger）在1992年写的《被发明的传统》（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一书说，一些看似或自称古老的「传统」，其实源出近世（如二三百年前），并于短时间（如三、五十年间）急速形成，当中有不少，是人为刻意地创造的。「创制传统」的方法，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叫人不断重覆的「实践」一些仪式，试图灌输大众特定的价值观及行为规范，以达致各种不同的目标：如要大家吃寿司饭卷、巧克力和鳗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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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每次在新闻报道中，听到有人说「因为传统，所以我们要做ＸＸＸ」，我都不能理解。正如，在香港，每逢过年，都有一位叫刘皇发的立法会议员，自称「根据传统」，代香港「求签」，去检测香港的一年的运势。这几年求出的签，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么「触霉头」的事，为什么他也要做呢？有谁给他「民意授权」去代表香港的呢？
没有，因为传统，所以我们就没话好说了。
健吾 简历
80年生，香港专栏作家、香港商业电台节目《光明顶》、《903国民教育》主持，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学系及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讲师。著书超过二十七本，主力研究日本东亚流行文化软实力及多元性别关係等议题
莫邦富的日本管窺 (1) 管窺日本见全豹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莫邦富： 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不论是我回中国时，还是在日本接待来访的中国朋友，都会被问及：“你是怎么看日本的？”
从1985年来日本留学算起，我在日本生活的年数居然快要突破30年大关了。日本47个都道府县早已走遍，不讲深度光议广度的话，说得自负点，也许一般的日本人都没有我走得多看得广。我这个人贪玩，学得又不精，对许多事物的认识往往浅尝辄止。但是，正如老话所言：见多识广。走得地方多看的事物广，再笨也会作比较。于是，就会产生一些想法，形成一些认识。所以，当日经中文网来约我写专栏时，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把我管窥到的日本真实地传告给中国读者。
管窥，自然不能看得很全面；文短，亦难以议得很透彻。但我希望我的这个新的中文专栏能够产生“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
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论及日本经济所面临的严峻局面。有位刚好不久前来过日本旅游的中国网民在网络上留言反驳我：危言耸听。我刚去日本旅游回来，在东京银座看到灯红酒绿、游客成群，一点也感受不到不景气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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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网民所表达的他的感受应该说是真实的，因为他确实是这么看到也这么认为的。但作为一个长期居住在日本、以观察日本为己任的人来说，通过同样的街景，我所看到的就是另一个银座，所感受到的也是另一种银座的气氛了。
逛银座时，许多来自中国的游客会很自然地走进优衣库银座店。可是，人们不知道这座商场大楼以前全是“华盛顿鞋店”的天下。记得泡沫经济时代，我的一位九州朋友到东京来，指名要我陪她去银座的华盛顿鞋店买鞋。进店一看，光是一楼靠门口处摆放着的鞋都要好几万日元一双，1楼最贵的皮鞋，价格高达21万日元，把我吓得不敢跑到上面楼层去看鞋了。
当时的银座寸土寸金，像优衣库这样的大众品牌服装店是很难获得立足之地的。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属白富美喜爱的华盛顿鞋店因为竞争激烈，让出了大多数楼面给受草根百姓喜欢的优衣库开店。最近，优衣库银座店迁往附近一幢更气派的大楼，俨然一副大牌模样，而华盛顿鞋店则依然萎缩在小小的楼层里，没有恢复当年的霸气。使人认识到不创新，就抓不住市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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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发展。
所以，我想通过种种具体事例和实际体验来叙述日本，管窥日本，希望能够让读者朋友们获得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同时也期待专栏能够获得读者喜爱。
莫邦富 简历
上海出生。曾下乡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上海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毕业后，曾在该校任教。1985年留学日本，在日本读完硕士、博士课程。现在是旅居日本的华人作家、评论家。
著有《新华侨》、《蛇头》、《解读中国全省事典》、《获得世界市场第一的顾客战略》等50多部日文著作。
演播室by明子(2) 首次体验被抛向空中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青树明子：CCTV解说委员章弘曾于1987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他最强悍的地方是，利用日语、同时以和日本学生相同的条件考入了当时被称为私立大学最难考学校的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部研究生院。
据称，章弘拿着为期仅90天的签证来到日本，然后开始办理考试手续，很多人对章弘的举动感到吃惊，并给予了忠告。
“你要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考研究生院吗？最好第一年当个研修生或者旁听生，然后再去考研究生院。”
这是外国留学生一般选择的过程。
由于经常得到这样的建议，章弘终于也明白了面临的情况。
但章弘表示，“我也知道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是私立文科，偏差值（日本人对于学生智能，学力的一项计算公式值）要求最高，属于超级难考的学校。但事到如今已经无法改变。我再次下决心参加三周后的考试。”
考试科目包括政治史、现代政治和英语。在三周时间里，章弘从每天早上8点到深夜2点都在拼命学习。章弘当时认为，与日本拥有很高水平的学生一起参加研究生院考试，结果“肯定会失败。”
在发表录取名单的当天，章弘无论如何都无法从床上爬起来。心在不断下沉。心里都是哪些人为自己举行了壮行会，单位同事也热情地欢送自己，事到如今居然考试落榜，对这些人怎么交待呢？
思绪愈加朝着黑暗的方向飞奔，于是就蒙着棉被深陷苦恼之中。最后终于下定了决心。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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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去查看录取名单，“好啦，下面收拾行李，准备回中国。”
看到章弘这样做，章弘寄宿处的房东、同时也是章弘身份担保人的大学教授的夫人非常生气， “坚强点儿，没想到你这么懦弱,不像个男子汉!。失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明年再考就行了，总之一定要去认真看看结果！”
驰名世界的“大和抚子”（日本女性）即使平时温文尔雅，发起火来也很吓人。
在遭到房东夫人斥责之后，章弘很不情愿地去看了录取名单，一看到告示板，哎？有我！竟然有自己的考号！章弘带着不敢相信的心情，茫然若失呆呆站在那里，这时有陌生学生问道，“考上了吗？”，章弘再一次确认了准考证，接着答道，
“是的，考上了”
“恭喜啊！恭喜你考上！”
突然几位学生迅快跑过来，抬起章弘的身体抛向了天空。二次，三次……，这时，章弘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得知这就是所谓的“把人抛向空中”，是在那之后。
日本现在正值考试季节。肯定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参加了日本的大学入学考试。我衷心希望尽可能多的考生能够被抛向樱花飞舞的日本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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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树明子 简历
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亚太研究科硕士。1998年至2001年，担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语节目主持人。2005年至2013年，先后担任广东电台《东京流行音乐》、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京音乐广场》《日语加油站》节目制作人、负责人及主持人。出版著作《小皇帝时代的中国》、《在北京开启新一轮的学生生活》、《请帮我起个日本名字》、《日中商务贸易摩擦》等。译著《蜗居》等。
捡垃圾，咱不跟日本比行不
钱江晚报 2014年08月12日
本报首席评论员 戎国强
昨天，许多网站转载这条消息：“效仿日本！恒大球迷赛后主动捡垃圾”。消息说：“在昨晚恒大与舜天比赛后，恒大球迷赛后主动打扫看台，捡走垃圾，值得点赞。巴西世界杯期间，日本球迷在巴西捡走赛场垃圾赢得了全世界的认可。”
恒大球迷赛后主动打扫看台，是不是仿效日本球迷的结果？报道中没有相关内容。这些媒体把中国球迷的行为与日本球迷联系了起来，说明他们很希望中国球迷的表现不输于日本球迷。日本球迷在巴西世界杯期间捡走赛场垃圾，中国媒体也有报道，中国球迷肯定也会看到，一些球迷由此而生赶超日本球迷之心，也是可能的。
不只是在球场，一些大型活动后，垃圾遍地的情景屡屡见诸报道。这跟日本球迷比起来，确实叫人汗颜。这样一来，捡垃圾就跟国民形象、国民素质这些宏大命题联系了起来。人会比较，比较之后有差别，差别刺激了羞耻心，羞耻心促使人改变，这是好事。
但事情还有另一面：如果没有日本球迷的刺激，没有这个比较，中国球迷还会不会赛后主动捡垃圾？或者说，还需要不需要、应该不应该在赛后主动捡垃圾？捡垃圾，是否只是为了形象？捡垃圾这个行为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在公共场所随地乱丢垃圾，一是污染了环境，影响乃至破坏了他人在公共场所的舒适感，二是对环卫工人的劳动的不尊重。对人的影响，才是评价一切人的一切公共行为的尺度，这既是最基本的尺度，也是最高的尺度。只有在内心建立了“人”的尺度，无论是在球场这样的大型公共场所，还是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你都不会乱丢垃圾，不影响他人，尊重人，不应分场合，分对象。
一个人，身处垃圾遍地而不觉得难受，表明他没有舒适的需求，他自然不会觉得垃圾会破坏别人的舒适感；这就是说，一个人，没有受尊重的需求，自然也不会尊重他人。这应该是评价“垃圾问题”的最初的起点。赛后会去捡垃圾的球迷，一般也是不会乱丢垃圾的人，是会被别人乱丢垃圾而破坏舒适感、被尊重感的人；捡垃圾，是为了改善环境而提升自己的舒适感和被尊重感——从自身需求出发而尊重他人的需求，去改变环境，这样的行为及支持这种行为的价值观才可能是持久的。
一个没有这种最基本的舒适需求和尊重需求的人，为了跟日本球迷比素质而加入了赛后捡垃圾的行动，他的素质究竟提高了多少？他的行动能坚持多久？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他是否会注意不要乱丢垃圾，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不知道日本球迷在巴西世界杯赛场上捡垃圾，是不是为了跟别的哪个国家比素质，比“形象”？
其实，随地乱丢垃圾这件事，现在已经没有“不被人注意的角落”了。因为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乱丢垃圾在一些国人当中已较常见，已经成为衡量一种叫做“素质”的事物的尺度。只有尊重人，尤其是尊重普通人（包括自我尊重），成为社会成员的普遍意识，成为每个人自觉的需求，成了衡量公共行为的普遍尺度，才能说，素质——平素的质地——真正提高了。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12 20:04 编辑
千古奇冤！汉字传到日本怎就变成了这模样？
徐静波
记得刚来日本的时候，只会说两句日语“すみません”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日语对于我来说，简直是“看得明白”（因为大多是汉字），“学得糊涂”（语法和判断词太复杂）。当时上的日语学校是在?玉?川口市，上课第一天，老师喊了一句“勉?しましょう”。我问老师“勉?”是什么意思？老师反问我“你来日本是干什么来的？”我说“我是学习来的”。老师把“勉?”两个字写在黑板上，慎重其事地告诉我“勉强就是学习的意思”。我听了老师的解释，忍不住大笑起来。在中文中，“勉强”是“被迫和不情愿”的意思，传到日本怎么就变成“学习”的意思了呢？
后来大学院，我攻读的是亚洲文明研究专业，有机会接触中日文化交流史。我的指导教授是学部长，相当于中国的系主任，出过好多的书，是一个文化名人。有一天上讲习课，我问速水教授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日本的和尚可以结婚喝酒吃肉？第二，“勉强”这两个字传到日本走了样？速水教授这样回答我：以前的日本寺院都属于朝廷或贵族所有。平安时代以后，政府允许民间建造寺院，于是全国出现了许多私人建造的寺院。为了让这些寺院能够代代相传，政府准许和尚们破戒娶妻，结婚生子。当然为了保持体力，也允许和尚们喝酒吃肉。所以，如今当了圣诞节，传教士们忙于教堂，和尚们闲着没事便去居酒屋喝酒吃生鱼片。至于“勉强”传到日本为什么变成了“学习”之意？教授开玩笑地说，也许那时派到中国去留学的和尚，感觉到攻读佛经有太多的困难，是一种抓头的感觉。回到日本后，老和尚问他：“你在中国学的怎么样？”小和尚在手心写了两个字“勉强”。不懂中文的老和尚一看，明白了：“好，你勉强的好，每天还要大大的勉强”。于是，“勉强”便成了“学习”的意思。我知道，前者是教授的学问，后者必是他的玩笑。但是，除了这一个玩笑，还真弄不懂“勉强”怎就变成了“学习”？千古奇冤！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12 20:07 编辑
2007年，日本进入大离婚时代！
70年代开始，日本出现一部十分走红的电影，片名叫《男人好辛苦》。这部系列电影描述了一位男人自立自娱的人生。如今，走红的演员已经故去，唯有这一片名，依然是许多男人的口头禅。 早早地出门，挤上如同沙丁鱼罐头一般的地铁赶到公司，除中午吃饭可休息一小时之外，其余的时间都得不停地拼命工作。规定17时半下班，免费加班到晚上19时，还得到上司面前鞠躬：“对不起，有些急事，请让我先走一步”。 太太一早送走丈夫和孩子后，花得2小时洗衣服和打扫卫生。到了上午10时，便开始躺在榻榻米上看电视??日本各大电视台往往选择这个时间段开始播放电视连续剧，讨一杯女人泪水。胡乱地吃一点午饭，便美美地午睡一番。到下午4时孩子放学，便去超市买菜忙乎晚饭。太太的晚饭往往是给孩子做的，因为好辛苦的爸爸往往要在21时以后才能到家，该吃剩饭。http://img1.pp.sohu.com/images/blog/2009/2012/7/29/23/40/1343576428906_s29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爸爸每一天的生活，规律得如同爬自家的楼梯。太太则一天天腰桶起来，大白天孤伶家中，等皱纹慢慢爬上眼角，终于发现青春不再来。早稻田大学的一份社会调查表明，有60%以上的中年夫妻患上了“性爱疲劳症”。是啊，好不容易搭上的一次床第之欢，也如同左手握右手??根本就没感觉。 “离婚”，这是许多日本女人而非男人在跨过40岁门槛之后常有的念头。但是，离婚后没有了丈夫的薪水袋怎么办？这也是许多想离婚又不敢走出这“围城”的女人们的心头恨。 单身贵族的小泉首相对女人们自然是伶香惜玉，在任时修改法律，规定夫妻离婚后，妻子可以获得丈夫一半的养老金。这一部新法从今年4月1日起开始实施。 “就等着这一天！”苦熬了许多年的女人们终于盼来了星星和月亮。日本法务省4月28日公布的消息说，最近半年间，到政府养老金机构前来咨询离婚后养老金分配细节的人数超过了3万，其中80%为女人。与此同时，“熟年女性约会俱乐部”如同春笋一般涌现，“50岁后再美丽”系列化妆品也推向市场。 “辛苦了一辈子，女人走了，养老金又被剥夺去一半，剩下的日子该怎么过呀！”一位卧轨自杀的退休男子在遗书上留下了这么一段泣血文字。男人真的好辛苦。
2007年，日本进入大离婚时代！
东京荞麦面与北京烤鸭的背后2007-08-04 20:55阅读(96)评论(0)
这几天忙于接待一批来自中国的地方官员。吃多了生鱼片，突然想起要吃荞麦面，于是带着大家来到东京一家著名的荞麦面店。店老板吉村先生是我的相识，接待自然是十分的热情，给足了我面子。末了，店老板给大家一张印着老照片的明信片，通过翻译很自豪地说：“我已经是这家店的第八代主人了”。原本以为大家会献上一阵掌声，或者说上几句赞美之声，但是，沉默了30秒，除了一位老兄开口说了一句：“可以走了吧？”，便没有再听到其他的声音。我脸红，冲着店老板傻笑。店老板还以为大家没有听懂，指着墙上挂着的一些名人题词，乐呵呵地说：“田中角荣当首相前也来过我们的店”。 走出荞麦面店，听到这位老兄嘟嚷了一句： “这家子可真是没出息，八代人就只会干这么一个搓面的活”。
http://img1.pp.sohu.com/images/blog/2009/2012/7/28/22/33/1343486029186_s290 从中国传入日本的荞麦面，却在中国几近失传
其实，店老板以前是日本一家跨国公司的秘书课长，官不大但是位置重要，天天伺候社长，也是见多识广。五年前，老父亲搓不动荞麦面时，作为吉村家长子的，他便辞去秘书科长的工作，离开了自己工作了30多年的公司，开始继承家业。从跨国公司的秘书科长，到荞麦店的小老板，中村没有感到角色转换的困难。因为在日本，子承父业是一个传统，尤其是继承祖传的家业，作为长子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所以，当我收到他的那一张“转职明信片”时，看到的只是他成为第八代掌门人的喜悦，而没有一份失去秘书科长这一社会地位的苦恼。 今年3月，我去北京采访“两会”时，刚好有几位日本朋友到北京出差。宴请他们吃饭，大家自然想到了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和天安门、万里长城一起，是“北京”的代名词。吃烤鸭自然要去全聚德。“全聚德”是中国餐饮界数一数二的百年老店，其实也只有143年的历史，比起东京的那一家荞麦店的历史还要短。看了“全聚德”的历史资料介绍，知道这一家烤鸭店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几经沧桑，现在的经营者已经不是创始人的后代，自然也谈不上是第几代。如果当年不是因为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喜欢到那里宴请宾客，全聚德不知道被拆迁到了哪里，如今还能不能找到它的影子否？
http://img1.pp.sohu.com/images/blog/2009/2012/7/28/22/33/1343486029425_s290 八代人经营了216年的荞麦面店，成为吉村家的最大的荣耀
我突然想到，日本人与中国人，对于“守望家业”的态度与价值观是那么的不同。日本人以守住旧有的家业为荣，哪怕是一家小小的荞麦面店。而中国人 “守望家业”是以超越先辈为荣，哪怕爸爸是农民，儿子当上了工人，全家人都因此会觉得光耀了祖宗。所以中国人最怕别人讲的一句话是“一代不如一代”。正因为如此，中国人绝对不会为家族的荣誉辞去一份体面的工作去守护一家面店，他觉得当官，或开了一家软件公司更对得起开拉面店的祖宗。所以，理解了中国人的这一心理，你也就可以理解中国没什么少有百年老店，而多了“革命”和“与时俱进”的时髦词汇。 上海的朋友最近问我，上海股市走低，为什么房价高启？我说原因很简单，我们中国人有太多的投机心理，手里有了几个钱就会乱打主意，最希望1元钱一晚变成100元。所以，当1元钱在股市里变不成100元的时候，他就会把它拿出来投到房地产市场中去赌一把。房地产市场没了花头的话，又会去炒普洱茶，甚至石头与花草。所以中国的经济就像七巧板，这一头不翘那一头翘，永远会是骚动不断。 佛教里有一句话，叫“静能生智”。没有一颗宁静的心，是不可能成就大事。我在想，什么时候我们的部分国人能够多一份安分守己和平常心，而少一份浮躁与虚荣？
北京“纸板箱包子”震撼日本社会2007-07-13 22:37阅读(69)评论(0)
日本人把“小笼包”看作是中国美食的代表，就像中国人把寿司看作是日本的一个象征一样。诞生于上海豫园的那一只“南翔小笼包”，日本一号店居然开在了寸土寸金的东京六本木城堡中。更有年老伯伯坐飞机追到上海，在豫园的包子店前排上半小时队伍，让滚烫的肉汁烫上一会儿嘴。这一只小小的传统点心，让不少日本人因此爱上中国。
http://img1.pp.sohu.com/images/blog/2009/2012/7/28/22/34/1343486062310_s290 日本著名的TBS电视台在早间新闻节目里就播出中国“纸板箱包子”事件
然而有一天，北京居然有人用剁烂的纸板箱当包子馅一天卖掉3000只，神圣的“小笼包”在日本人的眼里顿然失色。有些超市居然把从中国进口的冷冻小笼包给撤了柜。 7月13日上午，当我走进办公室时，我的那些日本员工就问我：“这件事不会是真的吧？”我说：“是真的”因为我看到了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也看到了日本各个大电视台在晚间黄金节目时间段里转播的相关镜头，和节目主持人的那一句“中国的包子还能吃吗？”的话。望着大家失望又哀伤的眼睛，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一个丑陋的奸商杀了。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食品的安全问题成为国际舆论最为关心的一大“中国问题”，甚至与中国是否有资格承办北京奥运联系起来。出口欧美和日本的鳗鱼中发现唑烷基酮(AOZ)、对虾中检出避孕药成分。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怀疑“中国制造”是否都是毒药？以前我总认为这是日本人在鸡蛋里面挑骨头。但是，在日本生活时间长了，才真正认识到，习惯于生吃的日本人对于食物的新鲜度和卫生程度的挑剔，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刻在骨子里的东西。 这几年，日本人敢于对美国人说“不”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美国牛肉。布什总统对日本首相施加了极大的外交压力，甚至拿日美同盟关系来敲诈，但是，布什在长达3年多的时间里都没有能够撬开日本人的嘴。 有着近一百年历史的日本最大的牛奶公司“雪印”，因为被发现使用过期奶粉生产牛奶，在短短的一个星期里面，公司宣告破产，因为没有一家超市再愿意销售“雪印”牛奶，也再也没有一家学校把它当作学生的午餐奶。相反的在中国，光明牛奶闹出这么大的丑闻，却能够在领导出面，媒体摆平之下，如今依然搁在超市的零售柜上热卖。
http://img1.pp.sohu.com/images/blog/2009/2012/7/28/22/34/1343486062558_s290 喜欢生吃的日本人对于食品卫生特别的讲究（东京上野的水产品店）
所以不要怪日本人，其实谁都希望中国的食品样样都是安心食品，毕竟是入口之物，事关宝贵生命。我只是感到愤怒的是，那一位良心给狗叼了去的混蛋，居然把“国丑”出到了海外，让中国食品的信誉在一夜之间扫地殆尽。 今天，一位去天津出差的日本朋友在东京成田机场给我发了一份短信，短信上写了这样一句话：我现在才真正理解，中国为什么有一种包子叫“狗不理”。 这一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12 20:24 编辑
信不信，日本买车的人是乡下人（徐静波）
遇到日本人，你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只是有一个问题不好问：“你有没有汽车？”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问日本人这一个问题，就好像问中国人：“你家里有没有自行车？”一样，多少有些傻冒的感觉。 日本的汽车时代比中国人早了整整40年。到日本旅游的中国人常常会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那就是开出租车的大多数是50，60岁的中老年人。你在东京街头站上一个小时拦车，很少有运气遇到30几岁的年轻司机。日本为什么有这么多老头司机呢？原因有二，一者是日本开出租车的，都要求有10年以上的驾龄，同时没有重大的交通事故纪录，因为载客开车不是闹着玩的事。二者是，日本从70年代开始进入汽车时代，那个时候学会开车的年轻人，到现在都已经60，70岁了。有几十年驾龄的人，开起出租车来那可真叫专家级。年轻人想干还没有这个资格呢。http://img1.pp.sohu.com/images/blog/2009/2012/7/28/22/34/1343486081377_s290 家门口要停两辆车，这日子可没法过了（摄于东京都涉谷）
话说回来，为什么问日本人“有没有汽车”是一个傻冒的问题？因为日本人已经把私家车视同电冰箱一样，看作是日常家庭用品，没有什么觉得好奇或者值得炫耀的事。而在中国不一样，有车没车，是“有钱没钱”的象征。开什么车是属于什么档次的身份代表。所以，从这个概念上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人还处在一个“你有肉吃我没肉吃”的初级阶段。 日本人均拥有车最多的地区不是首都东京，也不是大阪，而是远离日本本土的冲绳岛，冲绳人均汽车拥有量是1．3辆。我去冲绳的时候向冲绳的朋友刨根问底，冲绳的朋友告诉我：冲绳人居住的比较分散，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有很多的路，没有车不行。另外冲绳人大多是以山区农业为生，种出来的蔬菜和水果必须运到城里去，所以小卡车又特多。我到冲绳名护市的朋友比嘉家里去，他家四个人有六辆车，除每人上班需要一辆轿车外，还有一辆吉普车和一辆运货的小卡车。 所以，在日本是城市人没车，乡下人有车。象东京这么一个大城市，每天有400多万人从周边城市涌到东京市内上班，如果大家都开汽车的话，那么东京的立交桥造到四层也难以对付滚滚车流。所以，整个东京与郊区卫星城市用了36条轻轨和地铁线来连接，便利而发达的公共交通网可以把400万上班族一早从郊区搬运到市中心，晚上再把他们搬送回家。也就是说，住在苏州到上海上班，或者住在天津到北京上班，坐一个小时的列车上班在日本是属于很正常的事。 这样一来，上班族开车的机会少了，买车变成了一个累赘。所以东京人现在流行租车，休息天要带家人去郊游的话，去租车公司租一辆车，一天最多也只要6000日元（约370元人民币）。而自己养一辆车的话，停车费加上汽油费等，一个月至少要5万日元（约3200元人民币）。“消灭浪费”是当今日本城市人的流行语。 日本汽车协会7月2日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今年1-5月份，日本汽车销售量创下了22年来最低的纪录。汽车制造商们开始担心：日本是否已经进入告别汽车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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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想到中国人赌博会玩命
（徐静波）
最近有两条中国新闻让日本人目瞪口呆。一条是上海一家国有企业老总在澳门赌掉公司几千万元人民币，导致公司破产倒闭的消息。一条是云南省一个下乡的财政所长在挪用公款耗尽赌资的情况下居然写信向省长借钱。日本人弄不明白：“没有想到中国人赌博会玩命”。 一位上海日资企业总经理总是对上海小弄堂里三五成群玩几元小钱打麻将感到困惑不解，“这到底是娱乐还是赌博？如果是父子亲戚一起玩，那不就要伤和气吗？”也许是杞人忧天，确实是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在“麻将问题”上一直是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有时候当作赌博，有时候睁一眼开一眼说是正常的文化娱乐活动。所以，中国在如何界定“赌博”这一个问题上，概念始终是模糊的。 早稻田大学从事大众文化研究的中村隆一教授认为，中国太缺乏大众化的娱乐市场，卡拉OK太贵，一般人玩不起。麻将需要伴，而中国人喜欢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玩，一般人还参与不了。所以，中国政府应该开放赌马和赌赛车，甚至应该引进类似于日本的老虎机那样可以供一个人小赌的设备，把国民的赌博欲望与文化娱乐有机地结合起来，让他们找到合法合理的娱乐与宣泄的场所。这样，既丰富了国民的娱乐生活，也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一举两得。中村教授认为，赌博是人的一种本能的欲望，一味地封杀，效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日本人把赌博当成是一种娱乐和减压活动，中国人则把赌博看作是一种发财投机的良机。正是由于这两种不同的心态，导致“赌博”在两个不同的国度里演绎出不同的悲喜故事。在这一个问题上，中国是否应该向日本学习点什么？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12 20:30 编辑
日本小媳妇的私房钱
日本30几岁结了婚的女性，平均每人的私房钱是多少？ 这一个有趣的社会调查，最近由日本的金融杂志《不是有嘛》 完成，并进行了公布。 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30几岁少妇的平均每人的私房钱是137万9000日元（约8万5000元人民币）。这些私房钱的来源，46%是自己结婚之前的积蓄，30%是自己结婚后打临工挣的钱。只有15%来自于平时从家庭开支中节省下来的。不过还有一个12%的资金来源令人吃惊，它们是来自于网络拍卖的收入，也就意味着有不少的家庭主妇们在利用家里的电脑在网上买卖商品挣钱。不过调查也显示，至少有2%的资金来源有些不干不净，它们来自于这些援助交际，当临时陪酒女郎，或出卖色相获利。 那么，这些日本少妇藏了这么多的零花钱，派什么用呢？至少有44%的女人们表示，只是可以随时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或和朋友一起去喝茶或聚餐时，不至于囊中羞涩。有23%的女性则用于自己的兴趣开销，譬如学习插花?茶道?夏威夷舞蹈等。还有15%的人，则准备把私房钱全部用在孩子的教育上。虽然还只是进入“三十路”的年龄，但是，也有20%的女人表示存私房钱只是为了养老之用。当然，调查也显示，至少有15%的女人是将私房钱作为自己的“战备资金”，一旦离婚，不会变得一无所有。
女人藏有零花钱，这在日本也是不稀奇的事。问题是至少有70%的老公们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的太太还瞒着自己私存钱款，却又时时为自己挣钱不多难以给太太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而愧疚。可怜日本男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