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农历龙年，这一年发生了许多事情，神州飞船上天，蛟龙号入海；日本右翼势力购买钓鱼岛的闹剧，在中国引发轩然大波；巴以冲突日益升级，无辜百姓生灵涂炭；美国举行了大选，奥巴马成功连任；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病逝，年轻的金正恩成为朝鲜新的领袖；伦敦奥运会在各种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如期举办；中国：）召开了备受瞩目的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也有预言家预言2012年是世界末日，一部美国大片《2012》将灾难夸张地展示在世人眼前。
同样在2012年，我的第三个本命年，发生了许多改变我生活和命运的事情，回想上一个本命年也同样发生了影响我一生命运的大事，如结婚。转眼十二年，在我迈入有一个本命年的时候，婚姻也如期结束了，也在这一年我去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我要将它告诉给我的朋友、家人和许许多多曾经关心过我的人们。
2012年是中国龙年，也是我的本命年，都说本命年难渡，在我的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验证。自春节过后家庭矛盾不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实在我婚姻的十二年里，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已是常事，在我的记忆里最长时间不拌嘴的纪录是十五天。
时间就这样进入了八月，又迎来了这个城市最炎热的季节，在那个月份里感觉工作压力异常的大，加上孩子放假、钢琴考级、妻儿要外出旅游，以及家庭各种琐事，心中倍感苦闷。早在几年前就以确诊为抑郁症，加之那段时间的各种压力，病情日益加重。在妻儿旅游前，我独自一人离家出走，每日住高档酒店、粒米不进、借酒浇愁，整日烂醉如泥，父母则整日到处寻找、以泪洗面。就这样经历了16天，妻回来后当日提出与我离婚，并与其父到我家逼要户口本，这让我心中更为苦闷，当日约一挚友酗酒，晚上被亲人找到，并于第二天将我送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X X市安宁医院。
所谓安宁医院，其实就是老百姓常说的精神病院，或者叫疯人院，在我的记忆中曾在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大碗》中看到过疯人院的场景，当时李成儒扮演的精神病患者，以其一段搞笑的对白——“只买贵的，不选对的”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心境障碍，可由各种原因引起，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且心境低落与其处境不相称，严重者可出现自杀念头和行为。多数病例有反复发作的倾向，每次发作大多数可以缓解，部分可有残留症状或转为慢性。抑郁症至少有 10 %的患者可出现躁狂发作，此时应诊断为双相障碍。另外我们常说的抑郁症，其实是指临床上的重症抑郁症（major depression），人群中有16%的人在一生的某个时期会受其影响。患抑郁症除了付出严重的感情和社会代价之外，经济代价也是巨大的。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抑郁症已成为世界第4大疾患,预计到2020年,可能成为仅次于冠心病的第二大疾病。 处于抑郁状态的人承受着精神甚至躯体的极大痛苦，影响生活工作，影响患者的家庭或者职业功能，并且抑郁症自杀风险很高。需要特别指出的抑郁症一经识别最好接受及时、充分彻底的治疗（即急性期治疗获得临床痊愈，并有充分的巩固治疗和维持治疗），否则会导致疾病的慢性化、难治化。
就这样每天吃药休息，大概过了十多天，身体有了一些恢复，每天可以吃些流食，晚上靠药物终归可以睡上几个小时。情绪趋于稳定，心情也好了许多。觉得可以回家休养，并办理了出院手续，不曾想回家以后睹物思情，想起许多伤心之事，情绪又有了很大变化，心情烦躁，坐立不安。父母无奈决定第二天再送我住院，回医院途中我情绪更加激动，无法自控，到医院后见前妻，话不投机，这是我住院以来她第一次来看我，在我曾经住的病房中，由于行为激动、语言过激，损坏了房间的家具，主治医生见这等情景，决定把我送入大病区接受治疗，并由大病区当班医生带领几个“正常人”把我带到四疗区，从此我真正来到了一个前所未闻的、不为人知的世界。
所谓四疗区、大病区，就是集体病房，一般八个人一个房间，与其他医院所不同的是，进入病区要经过一道铁门，每次进出，值班医生和护士需要用钥匙从里面或者外边打开，每间病房除了八张床，在没有其他任何物品，病房的窗户安装有不锈钢铁栏杆，护士站在病区入口，在病区护士实行四班倒，出于安全起见，每个班有三名护士，其中一人为男性。病区里有一间多功能活动室，所为多功能是指这里既是吃饭的食堂，也是病人日常活动的场所。
以前在楼下单间住院的时候，偶尔上楼取过药，但是是隔着铁门由护士递过来，从来没有踏入过铁门，从跟护士的聊天中，我只知道这里住着的病人是不折不扣的精神病患者，而且绝大部分人是精神分裂症。那些患者的眼神、走路的姿态，使我每次取药下楼心中都有一丝丝的恐惧。
这天我终于被送入了铁门，严格地说是我自己把自己送了铁门，与这些精神病患者为伍，心中难免沮丧，后悔自己当初对情绪的把控。住进大病区时已是傍晚，当天值班的护士与我比较熟悉，是我刚刚入院时当天值班护士——高姐，在这个医院的护理岗位上已经度过了25个春秋，住单间住院时，每当她的班，她都会亲自给我送药，并会座下来与我聊天，很是投缘。来到大病区想想自己会落到与精神病患者为伍的地步，情绪又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那晚高姐和另一位男护士老孙与我谈了很多，可是那时的我精神几乎接近崩溃，什么语言都听不进去，将关入大病区的根源归罪于父母，觉得是他们将我送到了这个恐怖的世界，现在想想当时的情景绝对是歇斯底里、丧心病狂，与那里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已无区别。倚仗我与高姐的熟悉，借来她的手机四处求援，把我能联系的、值得信任的人的电话都打遍了，期盼第二天能离开这个恐怖的世界，高姐实在无奈当晚给我注射了一针安定剂，我才慢慢平静、慢慢睡去。
由于镇静剂的作用，第二天醒来，情绪基本上算是比较稳定了，但离开大病区的愿望依然没有消退，尽管昨天晚上和早上起来都没有吃饭，但依旧没有一定饿意，那时我想用绝食来抗拒父母和医生将我送到铁门铁窗之中。七点多，我正在护士站抽烟，猛然抬头看见老姨夫站在铁门之外，并与值班护士沟通，准备进来和我谈谈，昨晚他也是我求援的一位。随着一声清脆的开锁声，他走进铁门，来到护士站与我相对而坐。
老姨夫是我人生难得崇拜几位偶像中的一位，记得他刚刚与老姨结婚的时候，我刚刚上小学，那时他一身戎装，从骨子里透着军人的刚毅和正直。后来我14岁参军，就一直称他为“老指导员”，在我的成长历程中他给了我许多帮助，特别是在我遇到困难时候他都会及时出现，常常用最简短、精炼的语言给予我勇气和力量。在我住院前的那段灰色日子里，我每天借酒浇愁，甚至出现自杀的行为，记得我住院前最后一个电话就是打给老姨夫的，说自己想离开这个世界，死后恳请他为我准备一身军装，我爱军装，我要穿着军装离开这个让我迷茫的世界。在电话里他第一次对我发吼，严厉地对我说：“喜欢军装，就要拿出军人的样子，不能娓娓诺诺，要像军人一样挺直腰杆子，勇敢面对困难。”在那段日子里，由于酒精的麻醉，许多事情到现在已经忘记，唯有这次对话让我至今不能忘怀。
我的确喜欢军装，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是军人，老舅是军人，老姨夫是军人，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在部队幼儿园度过了我短暂的童年，在小学身边同学中大部分都是部队家属。14岁我参军入伍，在部队度过了我的青春期，现在想来，尽管部队生活很艰苦，但是部队的环境使我熟悉的，那草绿色的军装是我自童年记事开始就熟悉并向往的。
今天，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老指导员”再次出现在我面前，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想住进来，医院能不能收”，我摇头，“那你为什么住进来”，我回答“我有病”。此时我顿时明白了他来的用意，是啊！我为什么要与精神病患者为伍？我为什么被医生“押到”大病区？我真的病了，我的精神真的感冒了！
“既来之，则安之”静下心来，稳定情绪，配合治疗，在日离开这个地方才是我当时唯一的选择。
终于静下心来在大病区开始“铁窗生活”，每天朝夕相处的就是病区的中的精神病患者，在这些人中不乏一些“正常人”。在这里住院的病人大致分为三种：一种是确实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已经到了没有治愈的可能，每天需要靠药物来稳定，随时有病发的可能，所以每个值班班组中需要一名男性护士；第二种就是所谓的“正常人”，他们在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病情基本稳定，可以正常生活，但是家人不愿接他们回家，这其中原因种种，有怕出去后喝酒滋事再次发病的的、有家庭破碎无家可归的、有家人干脆就不管的、有房产被其他亲属霸占的，总之就是没有办法离开医院；第三种就是根本没病，仅仅因为家庭关系不和、夫妻矛盾、遭人陷害，按照精神病人被强行送入医院的。总归一句话，在这里住院的病人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要么丧失意识，成了一个人们所说的傻子或疯子；要么就是无家可归，被送入不是监狱酷似监狱的“流浪汉”，服着法律以外的无期徒刑，终老而死，无依而归。
虽然在大病区我只住了五宿六天，通过与这些病人的交谈、通过观察医生护士的日常工作，让我深深地体会了在这样一个特殊世界中的人间冷暖，世态炎凉。有一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心术》，讲的是现在医患关系及医生良好职业道德修炼的文艺作品，尽管剧中许多情节诙谐幽默，但许多经典道白还是展现了作为一名医者良好的道德情操。大病区的病人绝大部分，是没有主观意识的，属于“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的疯子，有的甚至生活都不能自理，在这里做医生护士每天工作全凭良心，没有患者评价护理工作好与坏。在我住院的那段日子里，我亲眼见到不同班组对病人的护理，高姐的班组可以说对病患的护理是无微不至，那段时间恰逢上级部门检查，医院从上到下为了迎接检查，忙得不亦乐乎，绝对是中国特色的迎检，写汇报材料、补病例、打扫卫生等等。检查的其中一项就是病区环境卫生，根据统一安排，每个班组负责不同病区环境和患者的卫生，高姐值班那天是卫生清扫最彻底的一次，虽然她是当班组长，但她身先士卒，从四点接班一直忙到深夜，晚饭后还组织那些“正常人”给患者剪指甲、刮胡须、换衣服，用她的话讲这些活可干可不干，全凭良心了。在病区的护士中也不乏有一些道德败坏、品质恶劣的败类，他们以戏弄那些“傻子”患者为乐，对他们指手画脚、吆来喝去，更有甚者居然在值班时间聚众喝酒，实在是难以入目。
我在的病区属于男病区，少不了许多烟民。我也是一个吸烟者，以前在外面觉得抽一天一包、两包烟就算是烟鬼了，殊不知在这里每天抽上三四盒、四五盒烟的烟鬼大有人在。每天早饭后，护士长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发烟，在这里有一条不成文规定，烟不能放在患者手中，一来是为了限制吸烟、有利于治疗；二来这里的患者来自不同阶层，人多手杂，丢烟的事情时有发生。发烟伊始，众烟鬼们聚在食堂，护士长抱着一个大大的箱子，里面是患者统一存放的香烟，按照每人每天两盒发放，景象可观。
患者即便领到烟也不是想抽就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为了安全起见患者手中是没有火的，每天早饭后、上午10点、午饭后、下午两点、晚饭后、吃药后是抽烟的时间，值班的男护士给一位患者点燃烟后，这名患者就会到卫生间，给其他同伴对火，所谓对火就是烟对烟，逐一点燃。煞那间小小的卫生间里汇聚上二三十烟鬼，一同喷云吐雾，往往一个人会在抽完第一根烟后，点燃第二根、第三根、第四根，直到过足烟瘾。如果想在其他时间抽烟就要征得值班护士的同意了，并且被要求只许自己抽，不能跟同伴对火，如果被发现，那下次这种特权就会被取消。
我在大病区的那段日子里，抽烟可以说是我的一项“特权”，由于我的病和其他病人不同，加之时间长了和各个班组的男护士混的都比较熟，我可以随时抽烟，甚至可以在护士站里面抽烟。以前，差不多两天一包烟，住院以后特别在大病区要每天一包烟，甚至更多。每天除了看书、写写东西，似乎抽烟成了我一天中最大的乐趣。由于我的这一“特权”也结交了不少有着同样嗜好的难兄难弟，每当他们想抽烟时，就会鼓动我去找护士点烟，带着我的“火种”一同到卫生间喷云吐雾，时间长了隔着长长的走廊他们一个眼神、一个手势我就明白，他们烟瘾又犯了！
在我知道的病患中，很多人是因为常年酗酒而入院的，属于酒精中毒性精神障碍，且酗酒程度之极，让我瞠目结舌，属于真正的“酒人”。在我所住的病房中就有一位酒精中毒的患者，他从头到脚呈紫黑色，已经无法下地，加之脑血栓头脑已经完全不清醒了。现在想想酒真是万恶之源，害人害己。有人曾说：“李白斗酒诗百篇”，李白的诗篇中大多蕴含着愁余，用现代医学角度讲，或许李白是饮酒过多患上了酒精性抑郁症。在中国的酒文化中，对酒赋予了许多文化的内涵，诸如“无酒不成席”、“酒是粮食精”等等，但是在这里所见所闻就会让你对酒产生厌恶，甚至痛觉。据一位患者跟我讲，他喝酒时就会产生幻听，总觉得邻桌的人在骂他，也因此多次与人发生冲突，甚至引来110。
在大病区每天早上六点、晚上七点是集体吃药的时间，随之值班护士一声“吃药啦！”各病房的患者蜂拥而至护士站门前或食堂准备领药、吃药，每个人手中拿着不同的“水杯”，有大有小、有玻璃的、有塑料的，还有各式矿泉水、饮料瓶子。护士手中的推车上有事先分好药品的圆形塑料盒，盒子上面有标签，注明患者的名字和药品的种类、数量，患者依次排队等候护士分发药品，并且要在护士的监督下当即服下，甚至有的患者还要在服药后伸出舌头，以证明药已经吞咽下去。长长的队伍，依次排队吃药，或许这种景象也只能在这种医院才能看到。
在大病区的患者绝大部分属于精神病人，也就是疯子或傻子，但也不凡有几位“正常人”，老朱就是其中的一位。入院前他是市直某局的处长，今年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与我同一属性—属龙，整整大我两轮。据他讲，入院前他也是身居显赫，属于实权派，除了做官还经商，经营一家砖厂，效益很好，几年下来给儿子买了婚房和出租车，只因为家庭琐事，被强行送入到这里，接收所谓的“治疗”。在大病区锁上铁门就是一个小小的世界，是一个小小社会的缩影，各色人等尽在其中。在我所认识的几位“正常人”中，许多都是因为家庭不和、家庭矛盾、家庭纠纷，产生过激行为，而被送入医院的。
家庭是由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所组成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家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是指一夫一妻制构成的单元；广义的则泛指人类进化的不同阶段上的各种家庭利益集团即家族。从社会设置来说，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设置之一，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制度和群体形式。（社会设置，即组织起来满足一个社会基本需要的社会结构丛）从功能来说，家庭是儿童社会化，供养老人，性满足，经济合作，普遍意义上人类亲密关系的基本单位。从关系来说，家庭是由具有婚姻、血缘和收养关系的人们长期居住的共同群体。
在现代社会，对成人和孩子来说，家庭是情感陪伴的主要源泉。对儿童来说，缺少父母的关爱会导致智力、感情、行为等方面的成长都受到伤害。对成人来说，虽不会因缺爱而死，但也需要感情的关怀。从目前现状来说，家庭规模日趋小，新婚夫妇日趋单独居住，而人们又很少能从家庭以外获得友谊和支持，迫使家庭成员在情感和陪伴上彼此深深依赖，提供情感和陪伴已成为现代家庭的核心功能。 由此可见，家庭生活对精神疾病的作用不可小视，幸福和谐的家庭可以抑制或降低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发生，在大病区的这些“正常人”中，绝大部分都是婚姻破碎，没有了家的温暖，没有了亲人的关爱。 我也曾有一个家，我和前妻是小学同学，很多人都说我早恋，其实那时并没有什么联系，上学的时候虽然我们是同班，但平时很少说话。那时1997年，一次我与班级中的另一个男同学聚会，无意间提起了她，当时他们都是某单位的子弟，都住在单位的宿舍小区。那时她已经从师范毕业，在我们曾经的母校教书，或许是小学的时候印象比较好，我鬼使神差地给她写了一封很朦胧的信，那是我已经转业回到地方工作，每天天忙忙碌碌，就这样过了十多天等来了她的来信，大致的意思就是，“多年不见了，互相并不了解，希望我们的友谊之树常青”，就这样结束了我第一次懵懂的“恋爱”。转眼到了1999年，在这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尽管身边的亲戚朋友不断给我介绍女朋友，但是我都没有答应，实在推诿不过去也是见见面，草草结束。那年临近教师节，我又与曾经的那位男同学聚会，在席间他再次提到了她，并极力撮合，当晚我们三人一起吃了一顿饭，我记得那天喝了很多酒，想想当时说过些什么话已经都不记得了。后来我才知道，在这两年时间里她与学校的一个体育老师恋爱，由于家庭的极力反对才迫不得已分手，我们的第二次相遇正逢她刚刚失恋。
那时我似乎中了什么魔法，非要娶她，明明知道她爱的并不是我，可是还要坚持结婚，这也为今后婚姻的不行埋下了苦果。随后的日子里就是定亲、买房子、装修、照结婚照、登记、举行婚礼……。记得那时是在照完结婚照之后，我们才第一次牵手。
就这样结婚以后，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矛盾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点显现出来，尽管我们婚后独居，但婆媳间的纠纷也一天天的高涨起来，生孩子、养孩子、换房子、买车子这一连串的压力，时常让我喘不过气来，争吵、猜忌、怨恨、仇视伴随着我的12年婚姻生活。尽管我的职位一天天提升，工资一天天增长，可是家庭的矛盾还是不断的恶化，那可当年栽下的苦果终于发芽、生枝，结出了一颗足以让人窒息的毒果。
我在这段婚姻里并没有找到的我的幸福和快乐，并没有感受到的家庭的温暖，日子可以过好过坏、过穷过富，但总不能把自己过到精神病院吧！可悲！可叹！12年，一个生命的周期的轮回，有些事情可延续，而有些事情是一定要结束的，这就是命运！
老于在这里已经住了12年，从老楼搬到新楼，经历的医院的几次变迁，和妻子已经离婚，有一个儿子在北京一部队医院做军医。在这12年的时间里，老于为患者打了12年饭，剪了12年头，病区的大事小事护士都会喊他帮忙，他也是这个病区可以自由出入铁门的患者。当年他也是因为酗酒而被送入医院，这一住就是12年，从与他的交谈中我真的没有感觉到他与正常人有什么不同，而且思路清晰，语言很有条理性。那时“押解”我上大病区的人中就有老于。他跟我说“自己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家里的房子也没有了，在那里住都一样，无非是每天三顿饭，晚上一宿觉。每年儿子能刚回来看我几次，我知足了！”
除了每天为病患打饭、分饭之外，老于的另一项“副业”就是剪头，在大病区所有患者的头都由老于剪，前文说过，我在住院的这段时间正逢上级部门大检查，患者的个人卫生也在检查之列，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上午，老于开始给疗区里额患者剪头，一个接着一个，在这里剪头不需要什么发型，都是一样的板寸，老于剪头的工具也及其简单一把电推子和一把梳子，那天我也领教了老于的手艺，刚开始他并不想给我剪，他知道我用不了多久就会离开大病区，所以一直劝我出去以后再剪，其实我那时已经心态平和了许多，通过几天与病友的接触，我对这个特殊世界的恐惧感小了许多，尽管每天在走廊里散步又担心被袭击的恐慌，尽管晚上睡觉总有不踏实的感觉，但是我始终在鼓励自己要坚持，要配合治疗，只有这样才是实现早日离开这里的出路，在我的强烈要求下，老于终于同意为我剪头，给我剪头老于并没有像对其他患者那样匆匆忙忙，而是非常认真、仔细，并且反复问我哪里要长一点，哪里要短一点。
“大象”本人姓乔，由于身材魁梧，所以在并区里护士医生和患者都称他为“大象”。“大象”在安宁医院前前后后已经住了30年，尽管他身材魁梧，可是先都做过胆摘除、开颅等三次大手术，眼睛也不大好，每天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后带着一副深黑色墨镜，很少摘下。我从单间被“押解”到大病区，大象也去了，那是我并不知道他是患者，以为是医院的保卫人员，据“大象”后来和我说，他们那天去“请”我是带了绳子去的，如果有反抗的举动，将被强制捆绑24小时，甚至可能接收电击治疗。
在大病区的那段日子里，尽管时间很短暂，可是每天除了看书、写些东西，最多的时间就是和“大象”在一起，他知道我刚来的时候情绪很激动，于是就每天来到我的病房和我聊天、约我下棋，据护士跟我讲“大象”很少和谁聊天，平时绝大多数时间“大象”都会在自己的床上摆扑克、摆“12月”。算来“大象”今年已经50多数了，他一辈子没结过婚，住院以前在某大型企业，后来工厂改制破产，每月靠最低生活保障维持生活，再后来就是整日酗酒打架，前面所说的因为喝酒而时常产生幻听的病例就是“大象”，后来家里没办法就将其送到了这里，在这期间他也曾获准出院，可每次出院没几天就有因为酗酒滋事而被送回，前前后后、来来往往整整快30年了。
“大象”是个及其聪明的人，尽管有时说话云山雾罩，可是对数字却有着惊人的把控，那段时间他时常在病房里给我演示他摆扑克的技巧，并且能在把牌完全打乱的情况下，说出每张扑克牌的顺序。其次就是他对彩票颇有研究，有一套自己的选号理论，并且绘制了无数张矩阵图表，每次闲暇都会拉着我到他的病房，拿出他精心绘制的图表，通篇大论、口若悬河，似乎下一个千万大奖非他莫属。我曾听说过很多玩彩票的人没因为过于沉溺而走火入魔，我不知道“大象”是不是也因为沉溺于彩票而入院。
“大象”很健谈，知道我有抽烟的特权，每次他烟瘾发作都找我对火，又怕护士看见，尽快回到自己在病区最里面的病房对着窗户连吸三、四支。随后便拉着我天南海北的狂侃，将他从前在外面的“壮举”，以及他诸如“司令”、“大秘镜”、“团长”、“活户口”等绰号的由来和曾经混迹于社会的“事迹”。“大象”属于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一类人，年轻时靠出苦力为生，结交了社会上一些闲杂人等，每天打打杀杀，加之常年酗酒，身体已经到了透支的地步，大脑神经系受到了很大的损伤，才在这里度过了几十年的时光，当时“大象”跟我讲家里人已经大半年没有来看过他了。
据老于讲，住在这个病区的患者大多数是离异和没结过婚的光棍，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中有老有少，年龄最大已经85岁，年龄最小的20多岁。在老于住院的12年时间里，他亲手抬走了40个病逝的患者。
入住大病区的第二天，为了安静，在征得护士长的同意后，我搬入了“大宝”的病房，他的病房是病区里唯一一个四人间，在这个病房里只住着他和“老学究”。据“大宝”讲他是邓小平同志逝世那年住进来的，现在算来已经15年了，他只记得那天晚上刚刚在电视上看完邓小平同志追悼会，第二天醒来就已经被绑到医院来了，至于什么原因，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了。他和老于一样每天给患者打饭、分饭，也是可以自由出入铁门的那类人。与“大宝”同病房的就是我前面所的那位85岁高龄的患者，据护士讲他是同济大学毕业的，很有学问，老人骨瘦如柴，走路摇摇晃晃、颤颤巍巍，每天早上起得很早，差不多两三点钟就起床了，然后就去洗漱、做体操、换衣服，本来我睡得就比较晚，加上“老学究”起得又很早，所以那一夜我几乎没睡觉，等醒来，前一天晚上刚刚洗好的袜子，已经穿在“老学究”的脚上了。平日里他有一部“手机”，只是一个手机模型而已，每天他都会对着电话自言自语，话语里夹杂着浓郁的南方口音，动情时声泪俱下。
老宋今年50多岁，因为酗酒与人打架而受伤住进了医院，只在我的临床，老宋象棋下得很好，时常与与“大象”切磋，几所也曾背过棋谱，他和这里的病人都不一样，其中也包括我，属于压根就没有病而住院的。目的是想通过住院治疗，得到大人放的赔偿。老宋尽管有时说话很糙，但人是个实在人，那段时间我吃东西很少，每次打饭我都会将多打的菜和馒头分给他一些，时间久了我们之间自然相处的很好，闲暇之余他也会跟我聊天，讲起他入院的原因。老宋在社会上、商场上混迹多年，养过渔船、开过台球社、搞过建筑，可以说家底殷实。
我在的病房里有八张床位只住着6个患者，我来的第四天那位酒精中毒并且脑血栓的患者转院了；住在老宋旁边的的那个老人，整理自言自语、叨叨咕咕，时不时喊出两句“中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白天还好，每天晚上我要等他喊完口号才能入睡，倒也很有规律；再就是我对床的两个患者，一个是彻底疯了，整天嬉皮笑脸，默默叨叨；另一个是个哑巴，什么也听不见，整天除了睡觉，就是各病房乱串，干点鸡鸣狗盗、随手牵羊的事情，每次回来都会拿一两根烟，然后藏在被子里，我在大病区的日子里就没见他打开被子睡过觉，可能是里面的东西太多了吧！
就这样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在这期间父母每天都会来看我，老姨也会每隔一天来看我一次，每次来都会带来一些食品，诸如肯德基、方便面、火腿肠、香烟等等，其实我在大病区并没有吃几次患者食堂的饭菜，与其说那是跟人吃的饭菜，倒不如说是猪食。在那里没有人挑剔饭菜的好坏，也不明白饭菜的好坏，只要能吃饱就已经是最高奢望了。我在那里除了家人带来的食品，每次中午遇到比较熟悉的护士都会给我打一些医院员工食堂的饭菜，现在回想起来整的很感谢！
就在我入住大病区的第六天上午，那天是星期一，老姨和表哥来看我，上个星期五，老姨就曾说星期一一定接我下楼，单间病房接受治疗。其实那是的我心态已经完全平和，对于在哪里治疗，和什么人为伍已经无关紧要，一心就是想静下心来接受治疗，其实每次家人来看我我并不好受，每当他们走出铁门离我而去，而我只能在铁门里眼睁睁地望着他们的背影，心里真的很难受。表哥和老姨来的时候，我刚刚吃过早饭，躺在床上休息，我的病房离铁门只有一步之遥，病房与走廊隔着一面大大的玻璃墙，每天护士医生进进出出我看的一清二楚，外面无论来什么人都会经过我的病房。说是休息其实是闭目养神，前一晚又做了一场恶梦，没有睡好，隔着铁门老姨轻轻地喊了我一声，我睁开眼慢慢朝铁门望去，当时走廊很黑只看见老姨站在那里，并没有看见她身后的表哥，等我站起来走出病房来到铁门时，清楚地看见表哥站在门外，我顿时感到很慌张，甚至手足无措，那是我好长时间没有的感觉，似乎看到了一种希望、一道曙光。
表哥大我八岁，从小带我长大，我俩长的很像，在外人眼里都觉的他是我的亲哥哥，是一奶同胞。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交往也越来越少，我当兵复员以后、特别是结婚以后，交往甚至见面的时间更是可怜。那时姥姥、姥爷都还在世，逢年过节全家人都会集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但是没有太多的交往和了解，这几年表哥由于工作去了北京，联系的机会就更少了。后才在老姨那里我才知道，表哥是为了我的事情专程从北京赶回来的，在见面的交谈中表哥讲了很多道理，“要活着；要健康的活着；要健康自由地活着”，这句话直到现在也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是呀！人需要活着，这是一个人的权力和本能；要健康的活着，只有健康才会拥有一切，如果健康是1后面的0才有意义，如果健康是0那么一切都将失去意义；要健康自由地活着，人不能没有自由，在铁门、铁窗的几个日日夜夜，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没有自由、失去自由的痛苦。
就这样在老姨和表哥与医生的协调沟通下，我当天中午回到了单间病房，这意味着我可以早晚时间离开医院外出散步，可以在房间自由出入，从某种意义上讲又重新获得了自由！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的身体得到了恢复，心理得到了调整，一个多月以后我重新回到了单位，开始了新的生活，结束了那段曾给我带了极大伤害和痛苦的婚姻。
仅以此文献给曾经关心、支持、帮助过我的亲朋挚友！献给仍在大病区接受治疗的兄弟，祝愿你们早日康复，摆脱精神疾病对你们的折磨！ | 
雷达卡
发表于 12-11-29 06:4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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