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美国出版的指责精神类药物被滥用的书籍非常多。 《纽约书评》少见地于2011年6月23日号及7月14日号分两期连载了一篇长篇评论,题目分别为《精神疾病为何蔓延?》和《精神病治疗的幻象》,作者马西亚·安杰尔(Marcia Angell)是哈佛医学院的高级讲师,她之前写过一本《制药公司的真相:他们如何欺骗了我们以及该如何应对》。这回安杰尔抨击的对象仍与制药公司有关,她认为,目前以抗抑郁药为代表的精神类药物缺乏足够的临床疗效支持,它们的流行与制药公司的利益不无关联,而整套通过药物治疗精神疾病的医学体系都可能是成问题的。 近年来,在美国出版的指责精神类药物被滥用的书籍非常多,安杰尔选评的是以下三本:欧文·科尔什(Irving Kirsch)著《皇帝的新药:打破抗抑郁药神话》(The Emperor's New Drugs: Exploding the Antidepressant Myth)、罗伯特·惠特克(Robert Whitaker)著《一种流行病的解剖》(Anatomy of an Epidemic: Magic Bullets, Psychiatric Drugs, and the Astonishing Rise of Mental Illness in America)和丹尼尔·卡拉特(Daniel Carlat)著《神经错乱:精神病治疗的问题》(Unhinged: The Trouble With Psychiatry)。三位作者的学术背景各不相同,科尔什是英国赫尔大学的心理学家,惠特克是记者,卡拉特是在波士顿行医的精神病医师。在论证方面,科尔什最严谨,坚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惠特克的攻击最激烈,但逻辑往往不周延,记者那种把什么都简单化的作风在他身上也有体现。 安杰尔指出,精神疾病在美国似有蔓延之势:1987年至2007年期间,获官方认可的精神疾患数字增长了将近二点五倍,从每一百八十四个美国人中有一个增长到每七十六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而在美国儿童中,数字就更惊人,精神疾病已成为儿童致残的首要原因。美国精神健康学院2001年至2003年期间搞的一次大规模调查显示,按照美国精神病协会的分类标准,在随机挑选的成年受访者中居然有46%的人在一生中有过至少一种精神疾病,包括焦虑、情绪失调等。 既然有这么多精神疾病的患者,那么治疗的手段又有哪些呢?正像安杰尔讲的那样,目前在美国精神疾病的治疗完全依赖药物,以前精神分析的那一套则弃若敝屣。通行的医学观点认为,精神疾病的成因是大脑中化学物质的失衡,而新的药物能影响人脑中各种化学成分的比例,这些药物就被认为是对精神疾病有疗效的了。此类药物的先驱就是1987年开始流行的“百忧解”(Prozac),它被认为可以缓解大脑复合胺的缺乏。在过去十年间,被诊断为抑郁的人数增长了三倍,六岁以上的美国人,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在服用抗抑郁药。是近年来更多的人陷入抑郁,还是以前习焉不察的症状现在能够被明确诊断了,抑或真的存在过度诊治、滥用药物的现象呢?这个问题也许不好回答,但我们完全可以说,10%这个比例实在是太高了,至少它应该引起我们的关切。 在安杰尔看来,三本书的作者有如下共识:首先,生产精神类药物的医药公司通过各种合法的及非法的手段大大影响了精神疾病的定义、诊断和治疗;其次,认为精神疾病是由脑内化学物质失衡造成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安杰尔花了很大篇幅来指出这一理论在逻辑上的缺陷。一种药物能够降低脑内某种化学成分的含量,是否能推导出它所针对的那种疾病的成因是该化学成分含量太高呢?当然不能。正像安杰尔不无讽刺地说的那样,假如这种逻辑成立,那我们也可以说感冒的成因是血液里阿司匹林太少了。尤其重要的是,许多精神病患者在接受药物治疗前并不存在脑内化学物质失衡的现象,相反,是用了药物后才开始不平衡的。卡拉特斥此理论为“神话”,科尔什则干脆说它是个“错误”。 如果说这类药物的理论基础的确可疑,那它们是如何在临床上获得广泛应用的呢?科尔什通过对安慰剂的长期研究发现,没有药效的安慰剂能大大缓解病人的病情,这是常识,不必多论,关键是,抗抑郁药的表现仅比安慰剂好一点点!科尔什从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取得大批药厂研发新药时提供的临床实验数据,他发现药厂总是将有利于自己的案例提交给管理局,不予公布对他们不利的内容,因为原则上他们只要提供两组有效的证明就算过关了。这样一来,公开的医学文献上就充斥着对药厂有利的数据。科尔什调阅了六种最常见的抗抑郁药的四十二组对比实验记录,居然其中多数结论都是否定的,总体上,安慰剂的“疗效”相当于新药的82%,安杰尔称“这种差别在统计学上也许挺大,但在临床上是毫无意义的”。而且,这六种新药都效果平平,没有哪一种疗效突出,这就不能不让人对它们的机制大表怀疑。 科尔什提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这些新药都有些副作用,这些副作用往往使那些参与受验的患者意识到自己吃到了新药而非安慰剂,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可能增强了对抗疾病的决心,也可能较高地估计了自己好转的情形,毕竟,精神疾病的很多症状是主观判断的。这样一来,新药的疗效很可能就被高估了。当换用那些可以带来副作用但实则无害的药作为安慰剂时,安慰剂一组与新药一组的表现就没什么差别了,也就是说,受验的患者只不过是被副作用蒙住了而已。此外,新药的一个特征是,大剂量用药跟小剂量用药的效果一样,安杰尔说:“对于真正有效的药物而言,这是极端不可能的。” 科尔什还只是说这些精神类药物没用,惠特克则大胆地宣称,它们不但没用,而且有害。确有证据显示,患者会对这些药物产生依赖,因为药物干扰了大脑里化学物质的平衡,甚至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导致前额叶皮层的萎缩。不过,惠特克不免意气用事,有些说法并不能让人信服,这是要强调的。 我相信,安杰尔所评述的内容不全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我也明白,如此复杂的医疗争议肯定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道其是非的。美国精神病学领军人物之一里昂·埃森伯格(Leon Eisenberg)教授曾总结说,二十世纪后期美国的精神病治疗是从“无脑”(brainlessness)状态转到了“无心”(mindlessness)状态,也就是说,从以前完全不重视大脑的一个极端滑到了只重视大脑而不关心心灵的另一极端。我想,既然精神疾病的药物治疗已面临如此多质疑,我们是否也该考虑考虑让天平向“心灵”这边稍微倾斜倾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