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不要恐惧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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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恐惧抑郁症
德 乌尔苏拉.努贝尔(Ursula Nuber)著
王泰智 沈惠珠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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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时尚的话题：抑郁症为什么有增无减

患抑郁症的人自古有之。从历史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得到验证。早在3000年前，埃及的祭司们就曾经治疗过一种疾病，当时它虽然没有被赋予确切的名称，但从其描述看来，却和抑郁症相符：祭司们观察到，人们经历失败之后，就会陷入一种沮丧的情绪之中，而且持续的时间长，并有阶段性复发的特点。

《圣经旧约》中讲述了扫罗王的故事，说他一直遭受“恶魔”的折磨，失去了生活的兴趣，只有大卫的琴声可以使他摆脱这种情绪的困扰。这个“恶魔”被认为是上帝所派遣，就象当时的一切精神上的不适，都被看成是上帝的惩罚。后来，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才把精神疾病定性为大脑的异常，首次把这一现象描写为“躁狂”和“伤感”--这一描写时至今日仍然没有过时。

也就是说，抑郁症并不是一种新的发现。自古以来就有人被阴郁的情绪所困扰，从而极力地企图需求帮助和解释。

象扫罗王那样找到那简单而有效的办法，是很少有人能够做到的。很多人在同抑郁症的搏斗中遭到了失败。公众很少能听到抑郁症患者所遭受的痛苦。他们只是在名人患有抑郁症，或结束自己的生命时，才有察觉。例如著名作家海明威在长期病患之后饮弹自尽；库尔特.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无法忍受生活之苦而超量服用佛罗纳身亡。还有，玛琳.梦露（Marilyn Monroe）服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丈夫阿图尔.米勒（Arthur Miller）写道，他开始时还以为，“她是一个受到所有男人所钟爱的幸福的姑娘”，但很快就发现，“恰恰相反，她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不论她想何方寻找出路，最终都以更大的绝望而告终。”

除了自杀看不到摆脱抑郁症其他出路的，还有女作家希尔维亚.普拉特（Silvia Plath）。她年方30岁，就用玻璃片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充满艰辛和成就的一生，也是竭力把抑郁症隐藏在成就后面的一生。

和希尔维亚.普拉特，玛琳.梦露或者海明威一样，还有很多名人和艺术家在同抑郁症搏斗：不论是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olf）还是古斯塔夫.马勒（Gustev Mahler），温斯顿.丘吉尔,亚伯拉汉.林肯（Abraham Lincoln），凡.高，列夫。托尔斯泰，他们都曾遇到生活的困惑。还有荷兰女王贝亚特丽克斯（Beatrix）的丈夫克劳斯.封.阿姆斯贝格（Claus von Amsberg）亲王也患有这一疾病。在新闻界长期猜测以后——当时曾谈道一种“难言”的病症——王室终于决定向公众澄清此事，正式承认是抑郁症。两名意大利作者乔万尼.卡萨诺（Giovanni Cassano）和塞雷娜.索利（Serena Zoli）在他们关于克劳斯.封.阿姆斯贝格的书中透露，这位“忧伤的亲王”曾在一个电视节目中，描绘了他所经受的痛苦：“那是——怎么说呢？——一种精神上的痛苦。直到痊愈之后，我才知道，我们社会中有很多人都曾经患有或者正患有这种疾病。我很同情现在仍遭受折磨的人，因为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那真是可怕……我敢断言，那是在生活中所能经历的最可怕的事情。对于我来说，那是我一生中最不幸的时期。”

患抑郁症是不分阶级，名誉和财富多寡的——从外表来看——一个富足的生活，并不能充实患者内心的空虚。

患抑郁症也是不分年龄的——在任何一个年龄段或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患上此症。甚至幼童也不能幸免。美国曾在全国范围内对8至10年级的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是一幅令人震惊的画面：百分之六十一的少年男女患有抑郁性情绪低落和失望感；百分之四十五的人表示，他们承受不了学校和家庭的重负；百分之三十四的人认为，生活中根本就没有是他们高兴的事情；另有百分之三十四的人曾经考虑过自杀的问题。

抑郁症看起来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经历。可惜的是，这种经历进入了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之中。近年来，它已在疾病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重度抑郁症现在的发病率，要比50年前高出10倍。越来越多的人患上了抑郁症——而且大多数出现在其生命的中兴期。这一发展使抑郁症上升到了常见心理疾病的首位。有人甚至说，它已成为了心理障碍中的“伤风感冒”。比较严肃的说法，出自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P.Seligman）的结论，他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一场抑郁症传染期当中。”

患者数量的增加，是否可以看成是对抑郁症的认识今日已经好于过去呢？今天人们对这一疾病的了解更多，因而也能够更好的判断，肯定有其中的重要因素，但这还远不能算是对此的充分解释。瑞典的科学家30多年来一直对斯德哥尔摩的一个郊区进行了定期调查，结果不仅发现，被医生诊断为抑郁症的患者人数在几十年来有所上升，而且也证明，整个居民中抑郁障碍也呈上升趋势。

根据北欧,英国和纽约的调查，所有成年人中有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三十都曾在他们的生活中患过一次重度的抑郁症。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世界范围内大约有一亿人患有抑郁症。在德国，居民中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人口患有抑郁症。谨慎估计，至少有400万人。另有百分之十五的人患有轻度抑郁障碍。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不仅使患者的数目发生了变化，而且年龄段也发生了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患上了此病。过去，人们认为50岁左右为高发群体，而现在却主要是年轻认为患病对象。

这种消极的发展趋势应该如何解释呢？纵观专家的观点和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推测，主要有三个社会因素决定了抑郁症增加的趋势：

1。生活条件的改变，给每个人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人们日益增长的对自己的思考——猪题词：“个性化”；

3。后物质社会给人带来的负担使越来越多的人难以承受。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对个体的人来说，生活条件变得日益艰难了：每三个婚姻终究又一个去找离婚法官；单亲家庭的主人，必须承担教育和抚养的双重任务；相当数量的人群面临失业的威胁或者已经失业；独身者在近20年中增加了一倍；在工作岗位上和在马路上一样，其行为准则是：每个人都视对方为对手。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们实际上特别需要别人的支持——然而这个“别人”却常常是不存在的。如果说，过去还能从家庭，宗教，村镇集体获得的话，那么今天很多人就只能依靠自己。抑郁症专家，如巴塞尔的心理学家保罗.基尔霍茨（Paul Kielholz）也认为，“家庭的衰落使抑郁症的主要原因，宗教联系的丧失也是如此。当前起主导作用的‘唯物观念’，实际意味着斗争——这又反过来——导致人于人之间接触的消减。人群中出现的孤独化，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而苏黎世的医生犹尔格.温得利（Jurg Wunderli）则坚信：“单个人在集体中的根系一旦开始消失，那里的个性就会得以增长，在‘我’代替了‘我们’的地方，人也就会特殊的感到自己的脆弱和不安。”

近几年来，这样一些人的数量急剧增加了，这些人真正完全依靠自己，他们可以百分白的信赖的人非常之少。

在他们的生活中，能够获取力量的“逃逸”场所越来越少。一旦在职业上碰壁，他们应该向何处求援呢？一旦身体不适，谁又会照顾他们呢？一旦生了病，谁又会把茶端到他们床上呢？在他们想说话的时候，谁又会去听呢？象电话心理服务中心一类的设施，每天都会听到有多少人感到自己被周围的世界所抛弃。在德国，每一分钟就会又一个人拨通心理服务中心的电话，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和他们说话。打电话的人多使感到孤独，正象西柏林电话心理服务中心的干事讲述的那样：“每一个人看起来都能实现自我，也都能满足自己的兴趣，但聚集在一起，则会产生另一种质量。相互的关系是肤浅和不稳定的。所以，我们实际是生活在一个特别促发孤独的时代。”

各种关系往往被（不得已）看成是一种目的：“会给我带来什么？”不论职业还是个人生活：结果必须合算。如果在其他人身上投资了力量，时间和能量，那就必须值得。人们对自己的要求是很高的，因为他必须在生活斗争中经受考验，始终证明他的个性和独立——因而对别人的期望值也就相应的高。生活的意义就在于最大限度的实现自我，所以就永远也不能失去对自我的关注。由于外在的模式和传统不再是行动的准则，所以每个人就能够——至少在理论上——自由选择：他的生活伴侣，他的职业，他的业余爱好，他是否愿意生孩子，是否愿意一个人生活，还是愿意和别人一起生活，以及其他等等。

众多的选择可能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如果根据现有的模式，生活在传统中当中，那么他的生活方式既不需要在自己面前，也不需要在别人面前进行辩解。然而，如果是他选择了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就必须自己负责，并且认为有必要在别人面前加以解释。

漫画家克罗德维格.波特（Chlodwig Poth）在一套连环画里以幽默的形式描绘了这个问题。

在一个从伴侣那里寻求最大幸福的时代，如果一个人长期和同一个伴侣满意的生活，就会被人怀疑，他没有为个人的发展尽力。谁要是没有不断追求“更好的”（更好的关系，更好的职业，更好的汽车），他就是没有遵守游戏规则。这个规则的要求是：“你只要还有可能从生活中获取更多，就不能满足于平庸。”于是，每一个人就都以自己的方式施展才能，以便能从群体中脱颖而出，从自身摄取最高的分值。我们确信，我们的命运操纵在我们自己手中。如果在职业上没有更大的进展，只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如果我们和伴侣在一起不幸福，这仍然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因为，在一个看起来一切都是可行的都是可以达到的时代，是没有原谅和借口可言的。谁做不到最大限度的实现自我，他就是一个失败者。

和我们的前辈相反，我们不再相信上帝，不再相信偶然和命运——我们只相信我们自己。只有我们自己才是我们幸福的铸造者。由于我们对幸福的期望值很高，所以我们的任务也很重。

我们就是这样误以为我们完全控制了自己的生活。只要正确的去做一切，那么我们的世界就是媒体每日向我们传送的广告世界的复制品。

然而，我们头脑中的想象，不可避免的会在什么时候或多或少的和我们生活的现实发生碰撞。在这些碰撞中，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给于全部关注的“自我”是非常脆弱的。即使在困难时期，我们也只有我们自己——而这常常是不够的，正象社会心理学家马丁.塞里格曼所说的那样：“我们一再经历不可避免的个人失败。我们很少能够获得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失意，挫折和碰壁使我们的日常经历。我们个性化乐的文化，在我们自我之外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单个的人如果受到损失，在社会中只能得到很少的支持。‘比较原始’的社会，十分重视对受害者的帮助，防止受害者从无助变成无望。”

由于我们首先关注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就不再回去关照别人。一旦我们需要有任何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别人就出同样的理由不会这样做。

很多人看到这一点时，往往逃入一种傲慢的姿态。“我不需要任何人。我自己一个人完全可以很好的生活。其他人大多是多余的累赘和时间的浪费”——这是对孤独人痛苦的一种辩解。

这种把个性作为追求目标的社会，是的人于人之间共处日益困难，也促成了诱发抑郁环境的产生。这并不意味着，重视传统和固定准则的社会，必然有利于人的心理稳定和心理健康。而且也不是说，一切传统的东西必然好于新生事物，而时代的车轮应该倒转。传统的丧失，为我们留下一个真空，使我们不得不用尝试和谬误去加以填充。如果它没有达到我们所期望的结果，如果我们不得不看到我们在寻找自我的时候失去了别人，那么，我们就会坠入抑郁的黑洞。

除了西方社会的自我崇拜和于此相连的个人孤独之外，还有另一个社会发展趋势，对抑郁症的增加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那就是紧张。

“生活变得更为紧张和艰难了，”美国心理学家麦克尔.亚普克（Michael Yapko）这样说。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用简单的问题加以检查：“您今天的时间比10年前更多了吗？或者是更少了？您现在的业余活动还是和过去一样轻松而有助于您的休闲吗？还是您觉得在业余时间也仍然很紧张？和过去相比，您觉得更能驾驭自己的生活吗？还是相反？”

现在比过去更在重负下生活的感觉，并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研究紧张问题的专家里夏得.拉赫（Richard Rahe）证实了这一点。他研究的成果表明：自从1960年以来，我们社会的紧张程度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四。这个数字的取得，是他向很多男人和女人问询的结果。他的问题是，他们在一定的时间里，有过多少积极和消极的经历。这些经历的多少核对情感的冲击程度，就要对生活的或多或少的修正，这就是拉赫对紧张程度的衡量。一个人对变化了的情况不得不适应的频率和速度决定了他的紧张程度，也就决定了患躯体疾病和心理疾病的危险程度。

在过去几十年中，生活变得更加复杂，更加难以捉摸了。“我们在很多社会中，经历了史料未及的，彻底而急速的变化。”马格德堡大学政治学教授彼得.弗里切（Peter Fritzsche）这样写道：“界限的拆除。取消和超越，使社会的剪影发生了变化。多极化，个性化和机动化的介入，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冷战的结束，国家社会主义专制的结束，导致了新的自由的出现，从而也导致了新的安全感。”然而，这些新的情况又给人们带来了困惑。新的自由并未被每个人当作积极因素所接受。“太多的压力和要求覆盖了太少的权限和资源”，弗里切教授这样认为，“这种不和谐制造了紧张——对过高要求的恐惧感。”对很多人来说，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是一个“紧张的社会”，福利且教授继续说，对变化了的条件的适应能力，今天在很多领域变成了受欢迎的品格。但只有具备突出坚强和稳定的心理素质的人士，才有可能在心理上面对急速的变革和新的挑战。只有具备“后现代性格”的人，才有可能经受住感情的矛盾和变幻莫测的环境，才能使现代化进程为己所用。

很多人在精神上无法适应社会变革的步伐，不仅可以从抑郁症这个全民疾病上得到证实。恐惧感也随之增加了。德国居民“从90年代初开始，恐惧感超过了二战结束后的40年。”这是《时代周刊》的报道（1998年12月4日）。根据埃姆尼特研究所的调查，1989年有百分之十七的被调查者承认“对未来有恐惧感。”到了1992年这个数字增加了一倍——西部违背分之三十四，东部为百分之三十五。

“恐惧是界限拆除的心理征兆”，柏林的女心理学家乌尔苏拉.普洛格（Ulsula Plog）如是说。彼得.弗里切的概念时，人们在传统方面如家庭，职业和宗教发生根本变化，即其被削弱后所经历的“分化”。多某些人来说，这种变化完全可以是“光明”的，弗里切说。他们看到了与此相连的机会和决策的自由。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却正好相反，这种变化主要是阴暗的一面：变化对他们意味着“孤立，寂寞，迷茫和无力。选择的可能性对他们意味着“孤立，寂寞，迷茫和无力。选择的可能性在这里仍然和茫然的增长相伴在一起……”

在个“紧张的社会”中，到底是什么东西使人感到茫然呢？这些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人们的生活里到底是什么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使他们做出恐惧或者抑郁的反应呢？心理学家麦克尔.亚普克列举了一些诱发抑郁的紧张现象，过去时代的人们都没有或很少受到过它们的困扰：

——紧张因素：生活的不稳定性

几乎没有人——官员出外——今天能说，他们的工作岗位是保险的。不仅如此：一个人越是年轻，他是越是要做好准备，在他一生中将多次更换职业。选择一个终生的职业，在老一代人那里还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现在却越来越成为例外了。所谓前程，社会学家里夏德.赛内特（Richard Sennett）认为，他原来的意思不过是“马车行走的道路”。还在几年以前，谁要是设计自己的职业前程，还可以预期，他的发展会象马车道路一样笔直向前。一个雇员在今天早就不能有这个指望了。一个魔术词叫做“灵活性”，长期计划和长期目标已经不再时髦了。“开放性和灵活性已经变成了生存的必要，因为，职业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人们可以一生从事的事情。”马尔堡大学的心理学家克丽斯蒂娜.沙赫特纳（Christina Schachtner）是这样解释的。

职业的机动性，不仅意味着工作岗位的变幻，也意味着与其相关的地理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地区的改变，使得人们建立和维持长期友谊和关系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谁要是一再重新开始，那他对新遇到的人来说，就是一个没有过去的人。也就是不存在可以建立温馨和信任的共同的经历。孤独，寂寞和缺少温馨感，就是这种情感脱离根基的后果。

“未来需要历史。”哲学家约阿西姆.里特尔（Joachim Ritter）如是说。谁丢失了自我，不再同期他的人有共同的历史，在社会变革时期，就会比那些还有几个可靠的有支柱的人的生活要困难的多。

此外，工作结构的改变，导致了劳动的密集——这就制造了更叫剧烈的紧张。新的方式，例如“简捷管理”就导致了现有的工作越发落到更少的人肩上。企业对它的职员和领导层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但它却忽视了在人们克服变革的过程中应该给于支持。卡尔斯鲁厄的科学家的诊断是：病症的原因为过度紧张。由此而带来的损失也是可以用数字来表明的：德国经济每年因紧张引起的疾病所造成的损失高达1000亿马克之巨。

——紧张因素：信息泛滥

自从1945年以来，我们所获得的知识和信息量等于以前所有世纪的总和。在极短的时间里，现有的知识出现了爆炸的趋势。专家认为，以每5年为以周期，现存的知识量就会在翻一番。知识积累的结果就是：人们负担过重，他们只能掌握表面的东西，出现一叶障目的现象。在他们必须表现解决问题能力的场合，往往不得不很快就放弃努力，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在信息的洪流中，找出对他们使用的东西来。于是就出现了无助，失败和无能的感觉。

——紧张因素：增速

新技术，象电脑，传真，电子邮件和抑郁症增加有什么关系吗？麦克尔.亚普克认为关系很大。因为，对数据传递和信息交流起积极作用的增速，在进入了生活的其他领域时，却可能带来有害的效应。不论是对躯体疾病的痊愈，还是对友谊的建立或亲密关系的形成——这些生活中挤出的进程——急于求成的期望，越来越普遍了。心理学家亚普克认为，在众多原因当中，人们对媒体的享用应承担责任：谁要是每天数小时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故事片即使重大问题也能在短时间里得以解决的表演，时间久了，他就会低估在现实生活解决问题时所需要的努力和耐心。如果他一旦发现其所追求的目标不能很快的实现，他就会感到自己是个失败者。自卑感，自我价值低落，以及对下一个挑战的恐惧，就是后果。

——紧张因素：“婴儿潮”的一代

“婴儿潮”（Baby Boomer）是在二战后出生，五六十年代长大的一代。“婴儿潮”一带，今天正是在40多岁到50多岁之间，他们没有经历过物质匮乏时期，职业上已经有所成就——尽管如此，他们仍然面对着特殊的紧张状况，遭受抑郁困扰的危险急剧增加，甚至把位居危机名单中第一位的老年人群排挤出列，取而代之。“婴儿潮”一代的亲属，实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富裕状态下成长起来的，因而对自己的生活有着很高的期望：不断向上发展的前途，富裕的生活，幸福的家庭。然而，富裕的极限已经达到，职业重的竞争日益激烈，离婚率的居高不下，表明个人的幸福是很脆弱的。如果一个人看到，高期望值和实际达到的情况之间的鸿沟是如此无法忍受的深渊，那他就很容易变得抑郁。

里夏德.赛内特还提出了其他造成重负的因素：谁要是是也或者看不到工作的意义，他就会在“谁还需要我”这个问题上，找不到满意答案。“制度本身包含着冷漠的内容，对人的处理原则是，人人都可以毫无问题的被取代，或者是多余的。这就降低了个人的价值感。”塞内特认为，“合乎逻辑的后果”必然是冷漠。

冷漠还可以扩大，如果单个人在社会的不断变革中，找不到可以应对生活中紧张的出路，如果他在充满紧张的大千世界里丧失自我，无法在这个日益迷茫的世界中掌握自己的生活全貌，那么，就有可能发展成抑郁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