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困扰工商界

灯火

今天，每五个办公室职员中，就有一个可能会患上精神疾病。抑郁症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形式，患者中既有２０出头的，也有４０多岁的，都正值风华正茂之时。现在，美国工商界在这方面的医疗费用开销，每年就达到了７００亿美元，这还没算上因此降低的生产率以及其它成本。

　　尽管Ｐｒｏｚａｃ（抗抑郁药）早已成为家庭常备药品，但仍有很多公司没有意识到抑郁症对生意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因为许多随之而来的隐性后果——如工作效率的降低和酗酒成性—— 都不那么明显。而且和普通疾病患者不同，人们如果有了精神或者情感上的问题，会试图加以掩饰，以免事业受到影响。

　　公司老板们看得见的，只有雇员们不断上涨的医疗报销费用，仅从１９９０年以来，美国仅抗抑郁剂的销售额就上升了８００％，达到１２０亿美元。

　　７０％的大公司称，他们通过惠悦人力资源咨询公司（ＷａｔｓｏｎＷｙａｔｔ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的一份报告，注意到了自己的员工们正越来越多地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决定设法控制这方面的支出。

　　但是抑郁症并不容易控制，因为其症状基本上都是隐性的，并在很大程度上由主观因素决定——尽管它影响了一个人情绪、思想以及体能。患者通常会失去对工作、甚至对生活其它方面的兴趣，他们不愿意和社会接触，内心感到无能、负罪和无望。

　　有些情况下，某些事件的发生也会引发抑郁症，如亲友去世或者家人离异，因此，这类抑郁症同样是没有预兆的。对许多人来说，抑郁症并不严重，只是暂时的现象。但在另外一些人的身上，抑郁症会随着时间逐渐恶化，最后变得无可救药，甚至产生一些极端的念头，比如自杀倾向。

　　即使老板们知道了各自公司里员工的患病情况，想要加以控制仍不是易事。美国芝加哥的美一银行，在８０年代中期就用电脑分析了公司员工的健康状况，用以找出医疗报销费用居高不下的原因。他们惊奇地发现，１９９１年，仅用于治疗抑郁症一项，就花去了公司９３．１万美元的医疗保险金。

　　然而，抑郁症带来的低工作效率所造成的损失要远高于医疗费用本身。和别的病症相比，患抑郁症的员工病休的时间会更长，复发率也更高。

　　美一银行认为早期的介入能够降低抑郁症发作时的危害性，于是便雇了一名心理学专家，教会经理们如何发现抑郁症的征兆，鼓励员工们帮助身边患了抑郁症的同事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到了１９９９年，因患抑郁症而请假的人数猛增到了千分之七点二，这个比例是１９８９年的４倍。而去年，共约５００名员工因患抑郁症而请假。不过，美一银行依然认为花在治疗员工的抑郁症上的钱将会越来越少。从长远来看，由于病症刚出现苗头时就采取动作，能够尽量避免重病例的出现，也增加了员工的工作效率。

　　从抑郁中解脱出来

　　３４岁时，杰拉尔德·玛图希维茨简直是春风得意：刚拿到了冶金工程学博士学位，在ＩＢＭ的事业也正有了起色，而且还刚刚庆贺完新婚之喜。然而某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深陷在了过度的焦虑中无法自拔。

　　他在ＩＢＭ的同事都不知道他患上了精神分裂躁狂抑郁症。他试图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坚持照常上班。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和顶头上司大吵了一架。事后，他沮丧地告诉前来调停的经理，他的精神疾病又发作了。经理和气地建议他去公司的医务室看看。第二天，玛图希维茨照医生的处方服了药。

　　幸亏ＩＢＭ的其他经理用他们的同情和努力挽救了玛图希维茨的事业，也挽救了玛图希维茨本人。近２０年过去了，幸运的玛图希维茨作为ＩＢＭ的主要研究人员之一，参加了公司最重要的计算机芯片技术开发工作。

　　现在，越来越多的经理人发现，随着法律、医疗、社会的变化，患上了精神疾病的普通职员正在日益增多。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精神分裂症（症状如幻视、幻听、无法集中精神等）和躁狂抑郁症（症状即间歇性的躁狂加间歇性的抑郁）。因此，不幸者们要想挽救自己的事业，不能光指望大老板们大发善心。

　　过去十年来，效力越来越强的安定药不断推出，服药后出现的肌肉僵硬、头晕腿重等副作用也大为减少。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许多心理健康医师催促他们的患者尽快回到工作岗位上去，然而这却和一贯的想法背道而驰，因为维持一份工作本身就会有很多压力。

　　雇员们也在努力。很多时候人们的抑郁和焦虑的情形并不严重，凭借Ｐｒｏｚａｃ等药，以及公司医务人员，他们在工作中很好地控制住——甚至掩饰了——自己的病情。然而，美国还有５００万至６００万的人的病情更严重，他们的工作已经受到了极大影响，不得不面对失业的威胁。

　　有的老板，恰恰想要雇用有过精神病史的员工，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员工意志特别坚强。但是，我们还得看到，更多的雇主在担心，患有精神疾病的员工是否可靠，他们是否具有攻击性。美国一些州规定，医生和律师在申请执照时必须说明自己的精神健康状况。然而，一般来说，普通雇员在应聘和上岗时并没有义务去明告雇主这些情况。而且，即使当雇主获知雇员患有精神疾病后，根据《伤残人法》，他也不能将此情况向外公布。此外，法律还要求雇主不得因此而歧视雇员。

　　但是，法律专家还是警告说，就算你说明了自己的精神疾病状况后能获得相应的权利，但仍会有人因此而对你改变看法，仍会有歧视出现。

　　虽然雇员在权利受到侵犯时可以采取法律措施，但美国平等就业委员会接受到的仲裁申请中，仍只有１４％的申请是由受害者本人提出来的，而这１４％的申请人，也都获得了法律的支持。

　　陷入精神漩涡的ＣＥＯ们

　　保罗·戈特利普才４０多岁就已是出版界的杰出人物，深受纽约大出版商们的青睐。但是，谁也想不到，在作者、同事、下属眼中极具大将气质的戈特利普，每天精疲力竭地忙完之后，总想从窗户跳出去。

　　如何处理员工的抑郁心理日益成为经理人案头上最重要的问题，但要是患上了精神疾病的人里面也有我们的老总呢？

　　有人认为高层管理人员患精神疾病的比例不会高，因为有问题的经理人在底层就被刷掉了。但是，只要记住，美国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患有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ＣＥＯ们也不会例外。由于他们位居高层，所以很少会站出来主动说明自己所遭受的精神困扰。《华盛顿邮报》的前总裁兼出版人菲利普·格雷厄姆就患有严重的躁狂抑郁症，最终于１９６３年开枪自杀。媒体大亨泰德·特纳也承认他曾经服用过锂，那是一种常用于治疗躁狂抑郁症的药物。

　　ＣＥＯ们的精神状态也会因经济形势低迷而变得不稳定。泰德·阿内森于１９４６年创立了专业仪器公司，其后逐渐发展成为一家加工技术设备的大型企业。但是６０年代末的经济衰退使公司陷入了困境，那时候的阿内森感到百事不顺，于是抑郁症在１９６９年第一次发作了，但后来，他一直坚持着没有爆发出来。“要是银行知道我没了理智，我的公司可能早就挺不到现在了。”阿内森回忆道。

　　公司内的事务由阿内森一手管理，从销售到人事再到财务，在坚持了两年之后，公司情况好转了，他也恢复了健康。今天，他还是公司主席，不过几年前就已经把日常的运营交给三个儿子去操作了。现在的他还兼任着美国抑郁症基金会的董事。

　　加入亚伯拉罕艺术图书出版公司一年后，戈特利普便被提升为总裁兼出版人。但是那个时候的他，却想到了自杀。后来，在亲人的建议下，他接受了一个精神药理学家的建议，通过混合服用几种药物，来治疗自己的心理问题。“奇迹般的１０天过去后，我脑子里那些四处乱飞的东西全部消失了。”戈特利普于是回到了公司，人们都以为他只是生了一场胃病。不久后，他被任命为公司ＣＥＯ，成功地拓展了公司的业务范围。现在，６６岁的戈特利普是亚伯拉罕的母公司— —法国马丁尼埃出版集团的副总裁，他已经辞去了亚伯拉罕的ＣＥＯ职务，但仍保留着董事席位。

　　自从那次治疗之后他再没感到过抑郁，就连离婚也没给他造成打击。不管有什么困难，也都 “比不上你活着。知道你自己活了下来是最有用的事情。”



　

明昉東

现代文明已是“山重水复疑无路”，呼唤新文明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