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国际”发布我国清廉指数 政策落后致腐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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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国际”发布我国清廉指数 政策落后致腐败(图)http://www.qianlong.com/2007-02-15 14:57:49来源：中国网
　　[提要] 国际透明组织发布我国清廉指数(CPI)。反腐败专家对其进行分析后表示，1995年我国CPI指数仅为2.16，1996年为2.43，均为极端腐败阶段。从2001年以后，CPI指数出现下降趋势，但我国依旧处于比较腐败阶段。专家分析表示，“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使我国的腐败进入了高发期、频发期。 清廉指数 　　方式由个人转向集体　官商相互勾结　越来越智能化　专家分析中国腐败新特点　当前反腐应狠揪“地产腐败” 　　解读“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　中国廉洁度呈总体上升趋势　反腐出现了四个新特征 　　2006年，上海发生了社保基金腐败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反腐败研究专家邵道生对上海社保基金腐败案做出了定义：“这个案件无情揭示出地方上的腐败利益集团形成的腐败新模式：即不法奸商+神秘的关系资源+难以撼动的权力背景。” 　　从当年毛泽东处决刘青山、张子善到现在中共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和正部级领导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的先后落马，中国的反腐之路经历了怎么样的历程，本报根据国际性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提供的数据请反腐败专家做出了分析。 　　反腐轨迹 　　腐败由个人转向集体 　　“上世纪解放初期5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反腐败是与单个的腐败分子斗争，他们是以个体方式出现的，不成系统。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以‘权力资本腐败’为主要腐败形式而形成的‘腐败利益集团’，逐渐成为反腐败斗争的主要危险和现实危险。”邵道生对中国50年来的腐败轨迹做了描述。 　　官商勾结催生腐败 　　“2006年上海‘社保基金腐败案’从本质来说就是一个‘腐败利益集团’的腐败案。”邵道生分析，案件中最高层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做后台，周围有一大帮掌握着地区实权、能影响当地政治生态走向的陈良宇的亲信（包括其子女、亲戚、贴身秘书），还有几个神秘的有钱的不法奸商。 　　“不法奸商＋神秘的关系资源＋难以撼动的权力背景之间的黑金交易是地方性腐败利益集团形成的基本公式，也是自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权力资本腐败的核心内容。”邵道生总结说。 　　反腐狠揪“地产腐败” 　　中国问题学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总结，现阶段国家反腐败也出现了四个新的特征：反腐败由软手腕变成了硬手腕；由低级别、打小老虎上升为高级别、打大老虎，查处了包括政治局委员、军队中将在内的腐败；由中央力推、高端行动改变为重视群众举报、发挥低端基层的作用；由运动式反腐改变为强调制度建设、权力监督。 　　邵道生则认为，2006年以“反地产腐败风暴”为龙头的反腐败行动声势浩大，将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这一年中，一批因“地产腐败”的贪官和不法奸商被查处。 　　邵道生说：“房地产业是资金密集、权力密集、制度缺陷密集、暴利密集、含金量最大、群众意见最大的领域。而且参与‘地产腐败’者都是在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树大根深，关系错综复杂，只要揪出一个，就有一批、一团、一窝、一串的腐败官员和不法奸商被查出来，能在当地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反腐败风暴。”(来源：法制晚报）
反腐力度逐年加大
　　邵道生认为，目前，纪检系统已逐渐形成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制、巡视制和中央提名地方纪委书记制“三位一体”的监督模式。 　　省部委纪委书记的“提名权”由中央掌控，这无疑解除了省部委纪委书记的“后顾之忧”，当然会提高纪委监察的工作效能。 　　“尽管腐败有时会上升，但反腐力量因为有政府的决心和群众的支持，所以必然会更加强大，2007年中国的清廉度还会有所上升。”胡星斗对中国政府反腐败充满了信心。 　　同时，他建议，政府应该做三件事：立法保护举报人、鼓励老百姓举报贪官；建立公民财政诉讼制度或者纳税人公益诉讼制度，鼓励任何公民只要有证据，就可起诉浪费公款及腐败行为；加大媒体监督的力度。 　　专家读表 　　中国廉洁度总体上升 　　从“透明国际”的表中可以看出，从1995年到2006年间,反映中国廉洁度的CPI指数有升有降，总体趋势是上升的。“除了测算技术的因素，数据也反映了我国现实的状况，即腐败的范围更广了，级别更高了；但国家反腐败的力度也更大了，而且我国正在构筑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的反腐败体系。”胡星斗分析。 　　胡星斗介绍，所谓的全方位是指一些法律法规的出台，人大监督法、行政许可法等，规范了集体领导的体制；教育、制度、监督多管齐下，加强对配偶、子女的管束和个人私生活的约束，这是多渠道；打击商业贿赂、揭露福利腐败、垄断企业的软腐败、公车腐败、学术腐败等，这是宽领域。正是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对腐败分子有所震慑，所以，腐败有所收敛。 　　法制政策“落伍”滋生腐败 　　在“透明国际”CPI指数图表中，1995年我国CPI指数仅为2.16，1996年CPI指数为2.43，均为极端腐败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CPI指数在3.5到3.2之间徘徊，从2001年以后，CPI指数还出现了下降趋势。图表说明我国依旧处于比较腐败阶段。 　　胡星斗解释说：“1995年时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全国一哄而上，加上当时法律、制度、政策跟不上，必然滋生严重的腐败。” 　　胡星斗分析，2001年以后，中国的腐败出现了四个新的特征：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资腐败”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的“外资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这说明中国的腐败在一些领域越来越严重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反腐败研究专家邵道生表示：“上世纪90年代，腐败从商品流量领域的腐败转变为资本存量领域的腐败，权力资本腐败成为各地的主要形式，如国企改制中的腐败、大型建筑工程中的腐败和金融领域中的腐败、股市中黑金操作中的腐败等成为各省市共同的腐败形式。 　　“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一下子使我国的腐败进入了高发期、频发期。(来源：法制晚报)
数字反腐
　　腐败势头得到遏制 　　“统计数字表明，2003年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工作力度不减的情况下，每年查处的违反党纪和政纪的案件在总量上是逐年下降的。 　　2006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严重违纪并且受到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同比下降了10.9%，这充分说明腐败滋生蔓延的势头正在得到遏制。”这是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秘书长干以胜2月13日上午，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列出的数字。 　　特别鸣谢 　　法晚年度反腐报告“智囊团” 　　《法制晚报》在进行年度反腐报告的调查撰写过程中，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点拨和支持，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他们是： 　　邵道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专攻“国民心态·反腐败研究”。 　　他长期致力于反腐败理论研究,曾就腐败的成因、腐败的领导责任、监督难等问题发表过许多独到的见解。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共发表论文70余篇，其他文章100余篇。 　　他致力于学术创新，是“现代反腐败制度”等理论和活动的倡导者。 　　其对制度反腐败的理论、维护农民权益的言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任建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中心主任、廉政研究室副主任、副教授。 　　王杰：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中管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对中国古代官场文化颇有研究。 　　蔡霞：我国著名的党建专家，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 　　黄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另外，本次采访还得到了“透明国际”组织的支持与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结束语 　　至今天，“2007年版《法制晚报》年度反腐报告”全部结束。本报用了3天6个版面，详细介绍了我国的反腐工作。 　　就像干以胜在2月1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那样：“我们并不否认，中国……要在短期内根治腐败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坚信，在中国：）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下……反腐败一定会不断取得新成效、新进展，把腐败问题降到最低限度。” 　　《法制晚报》将继续关注中国的反腐进程，继续以量化统计、专家解读的方式见证中国的反腐工作走向成熟。 　　“透明国际”公布的中国CPI指数 　　线性趋势能比较直观地表现出一段时间内数据变化的趋势，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趋势是上升的 　　国际透明组织和清廉指数 　　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TI)又称“透明国际”,是国际上一个有名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专门致力于抑制贪污腐败。“透明国际”总部位于德国，成立于1993年。该组织从1995年开始，每年定期发布全球各国家、地区的清廉指数。目前该组织已经在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建立了分会。 　　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Index简称CPI）的数据来源是由一些专家学者从国际上重要、著名的调查报告中（如号称世界“权威”的“盖洛普”、“政治与经济风险组织”、“世界经济论坛”等机构和组织所作的调查报告）提取有关人士对各个国家腐败程度的感觉和评判数据，加以综合评估，给出分数。 　　CPI采用10分制，10分为最高分，表示最廉洁；0分表示最腐败；8.0～10.0之间表示比较廉洁；5.0～8.0之间为轻微腐败；2.5～5.0之间腐败比较严重；0～2.5之间则为极端腐败。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腐败特征 　　面大、范围广量大，十几万、几十万只是小数目，动辄百万、千万的屡见不鲜“权力垄断”+“市场垄断”形成的黑箱操作非常严重腐败者的“层次高”，腐败越来越显示智能化特点以利益均沾为主要特色的“窝案”、串案（腐败团伙）非常严重腐败分子携款外逃的现象触目惊心。(来源：法制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