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皆我注脚”

龙井似碗钉

“六经皆我注脚”

欧阳君山

真要“华山论剑”，问题只有一个：你自己的剑呢？
——题记

按：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谈学问已经离不开谈学派。前不久，有朋友问起我是哪个学派，已是第N次。我再一次旧调重弹：真正的学问，返本归源，正本清源，元气淋漓，没有派。严格地说，有派的学问皆是鹦鹉学舌。

此文写于2007年10月，原题为《学问乃大丈夫事》，重发各方过目批评，略有调整。


外国人能思想到的东西，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思想到呢？古代人能思想到的东西，现代为什么就不能思想到呢？如果某一种思想的确是我们根本就不能思想到的，必须进行人格依附，那该一种思想对我们有何意义？更重要的是，该一种思想的提出者或创始人是否也属于人呢？如果是人，为什么他能思想到而我们就思想不到呢？如果不是人，他是谁？请给个答案！我的回答是：学问乃大丈夫事，人格依附是靠不住的！

我们很少把做学问与个人气象甚至大丈夫气概联系在一起，但实质上，一个人内在的学问与外在的气象是紧密相连的。中华哲学讲“内圣外王”之道，意思是说，一个思想上彻底成熟的人会自动地表现出王者气象，或者说大丈夫气概。从这一意义上讲，学问与思想不只是大丈夫的事，而且更是造就大丈夫的事——让人格依附见鬼去吧！

目
录

1.唯大英雄能本色
2.思想界的悲哀
3.贴牌的固有障碍
4.人格依附是靠不住的
5.有学术无思想
6.“教由魔主，佛由自做”
7.耶稣基督好榜样
8.“六经皆我注脚”

唯大英雄能本色

拙作《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封底勒口有一段自我介绍：“欧阳君山，湖南人，大学退学分子，有好奇，爱思索，喜交游，性格和乐，自认为一推销员。”其中“大学退学分子”后被中国文联出版社校为“大学退学一族”。

这属于实话实说，因为本人的确什么也不是，没有任何名分，尽管以我在京城几年的悠游，完全可以弄到一些名分，比如特邀研究员或其他什么的，但我脑子里似乎没有这根筋，心里想：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呢？咱们不是一直在讲“唯大英雄能本色”吗？咱虽不是大英雄，也还是应该追求本色吧？

但后来有朋友批评说：君山，你这个自我介绍问题太大，人家没看到，还有可能买这本书；人家看到这个，肯定不买这本书。你看哪个作者不都顶着一大堆头衔呢？你这太“素”，缺乏“包装”，还把“大学退学”都亮了底，这不找死吗？

朋友的批语还比较辩证：什么实事求是！如果你已经名满天下，别人会认为这样的自我介绍实事求是，本色英雄，可现在你什么都不是，别人也都不知道你，这不就傻冒了吗？人性势利，别人首先冲你头上顶的帽子，如果一个个都能够实事求是，毛主席还把“实事求是”几个字写那么大刻在进门口的大石头上干啥！

不能不说朋友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后来深刻检讨：尽管自认为一推销员，但推销手法不成熟，推销艺术有欠缺，只想着自己的意气风发，没想到消费者是需要引导和启发的，是必须拾级而上的，是必须循序渐进的，绝大多数消费者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大学退学分子推出的新思想产品呢？必须讲包装弄贴牌搞投靠，从广大消费者已接受的人事物去切入。既然人性势利是客观事实，那就把它当好事吧，趁势而入，乘之飞扬！

思想界的悲哀

讲包装弄贴牌搞投靠，实际上是市场营销的基本法则，能够大大降低一个新产品的上市和销售成本。营销界有句顺口溜：“三流企业卖产品，二流企业卖服务，一流企业卖品牌。”这应该是有道理的，特别是产品过剩的当今，品牌更显得弥足珍贵。这恐怕也正是贴牌销售在全世界大行其道的原因吧。

有趣的是，思想界也存在讲包装弄贴牌搞投靠的现象，不独中国，也包括外国，但中国思想界似乎更严重些。海归派“言必称希腊”，还不是称希腊全部，而是希腊局部，如果自己是伊曼努尔·沃伦斯坦的学生，动不动就中心与外围，甚至拿沃伦斯坦压人；如果自己偏好于米尔顿·弗里德曼，动不动就自由与市场，甚至拿弗里德曼压人。百年来，中国思想界主要是依附外国输送思想，尤其是欧美，无论右派和左派，都没有超越“依附人格”。

当然也有本士派，但不幸的是，本土派也不能超越依附人格，区别只在于：海归派是一个个“言必称希腊”，本土派则一个个“言必称春秋”。汲汲于儒家思想就称“新儒家”，偏好于道家哲学的就称“新道家”，喜欢法家体系的就称“新法家”，喜欢墨家理念的就称“新墨家”，甚至还有新马克思主义和新毛泽东思想。

从推销上讲，讲包装弄贴牌搞投靠，来点人格依附，是可以理解的，它至少存在这样两大功能：一是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我的思想倾向，我是什么样的想法，我主张什么，我的个性特征在哪里，牌子一贴，一目了然；二是别人更容易切入和理解我的思想理念，举凡思想上的品牌，思想界皆有一定的了解和群众基础，贴牌销售，能够迅速发现自己的顾客群。

事实上，贴牌销售古已有之。据考证，作为中医之圣典的《黄帝内经》原本诞生于春秋战国时代，并非黄帝所作，但为什么假托黄帝之口乃至直接称《黄帝内经》呢？原因可能正如《淮南子》所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践今，故为道者必托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贴牌的固有障碍

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但不幸的是，不像物质产品上的贴牌存在硬指标，可查可验可证，如果不符合该品牌要求的甲乙丙丁，就不予贴牌或加盟连锁，思想产品上的贴牌存在一个固有障碍：死无对证！

比方说，某自认为新儒家，写儒家的文章，注儒家的经典，撰儒家的著作，甚至提出一整套救世治国的儒家方案，乃至日常生活也儒服儒袍，全力弘扬儒家的思想与理念。可谁来认定某这一切就是儒家的东西或者说符合儒家的理念呢？原则上讲，只有孔夫子可以认定，因为夫子是儒家思想的开先河并集大成者，算是儒家加盟连锁的总舵主，可老人家已经离世两千多年，死无对证。

即便是孔夫子仍然活着，思想上的贴牌也会存在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是一个成功进行了思想推销的大思想家，在他住世时，马克思主义就已经蔚成风气，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成为时髦。正热气腾腾时，马克思本人却意味深长地泼出冷水说：“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把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加盟连锁掀翻于地。

这里面涉及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咱们要贴牌，可要贴的牌究竟是什么呢？品牌创始人死无对证，谁具有真正的解释权呢？贴新儒家的牌，可儒家的孔夫子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呢？贴新道家的牌，可道家的老子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呢？贴新法家的牌，可法家的韩非子的理念究竟是什么呢？贴新自由主义的牌，可自由主义的亚当·斯密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呢？诸如此类。

也就是说：在思想上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的时候，思想贴牌却带来一个思想史上的严重问题：该大牌究竟是一个什么意思？该大牌创始人的思想究竟是什么？这等于是节外生枝，把问题复杂化，不但要考据的文献一大堆，而且即便是考据了，可能也无济于事，还可能爆发新的难题，更何况考据几乎是没有尽头的，争议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更要命的是：我们为什么要贴牌呢？我们的自己在哪儿？思想上的人格依附难道真的不可避免吗？外国人能思想到的东西，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思想到呢？古人能思想到的东西，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思想到呢？如果某一种思想的确是我们根本就不能思想到的，必须进行人格依附，那该一种思想对我们有何意义？更重要的是，该一种思想的提出者或创始人是否也属于人呢？如果是人，为什么他能思想到而我们就思想不到呢？如果不是人，他是谁？请给个答案！

人格依附是靠不住的

从现实情况来看，思想贴牌常常是流于以大牌的名义兜售自家的私货！就我个人的观察，某些新儒家就是在以儒家的名义兜售自家的私货，虽然他们自认为是儒，甚至也的确能够高谈阔论儒家的思想，但充其量也只是子夏所提到的“小人儒”，无论是胸襟格局，还是气象举止，都离儒好一段距离。

在人类的思想史上，包括宗教史在内，最典型的以大牌的名义兜售自家私货的案例，可能要算耶稣基督所面对的法利赛人、文士和祭司。他们不仅是正统的贴上牌的加盟连锁者，而且形式上也做得一丝不苟，无论是读经，还是祷告，抑或是守戒。但他们其实都偏离上帝的道，用耶稣基督的话讲就是：用嘴唇尊敬，心却远离。

所以说，思想贴牌表面上是投靠和依附思想大牌，实质上却是让思想大牌为自己背书。这或许也正是马克思当年所指出的“请亡灵效劳”吧，“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这也再一次反证了“唯大英雄能本色”，大英雄敢于本色，不遮遮掩掩，不仅是更真实，或许也更接近真理。

退一万步，站到贴牌者方面讲，他们当然自我感觉良好，不会认为自己是在以思想大牌的名义兜售私货，而是会良好地感觉自己与思想大牌强烈共鸣，是隔代知音，乃千年神交。首先应该肯定，贴牌者的良好感觉绝非空穴来风，思想上的加盟连锁还不比生活中那一些八杆子也打不着的攀亲粘故，其中的确存在一些理念上的相通和共鸣，甚至还可能是非常独特的。这原不是怪事，道理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外国人或古人能够思想到，中国人或现代人为什么就不能思想到呢？任何一个认真思考的人,都能够在古今中外的思想大牌那里找到某些相通或共鸣。

有学术无思想

但贴牌者妄称理解思想大牌可能就有点一厢情愿了，纯粹就思想而言，真正理解某思想往往意味着对某思想的超越，因为真正的理解意味着你能够发现某思想的不足，甚至是准确地知道某思想应该往哪里发展。简单地说就是，真正的理解不仅意味着你知道某思想的来龙，更应该预示着你知道某思想的去脉，你对这里面的思想全局和逻辑连环了然于胸。

经济学是当世显学，亚当·斯密被奉为“经济学之父”，搞经济学的应该无人不知其名，无人不读其书，尤其是大名鼎鼎的《国富论》。但可以负责任地表示，全部经济学界，真正读懂亚当·斯密的人可能没几个，根据在于：几乎没有后来人真正超越亚当·斯密；没有超越，谈何理解？

而尊敬的斯密先生是明明白白需要超越的！这还不是本人妄自揣测，而是斯密先生亲口表示的，“廉颇老矣”的时候曾对朋友说，他不只是有经济学与伦理学的思想，而且试图创建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从而系统地阐明人类活动这个大体系的整个过程、人类社会这架大机器的全部机制。可后来者谁做到了这一点呢？连回到古典经济学或人性重新思考的人都十分稀罕，更不要提创立更系统的思想了。

我们通常所谓对思想的理解远没有超越的高度，而只是停留在运用的层面。使用当然也是以一定的理解作为基础的，不理解怎么运用？但实际上还是够不上真正的理解，用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话来讲，这只是使用“范式”解题——最简单地说，照单抓药，如此而已。

曾有论者批判中国思想界“有学术无思想”，事实上，“有学术无思想”恐怕是思想界的通病，库恩就旗帜鲜明地提出，绝大部分专家学者的工作只是使用“范式”解题，都处在思想大牌的“范式”光照之下——换个角度一想也是：哪有那么多思想呢？

“教由魔主，佛由自做”

从这一意义上讲，思想上的人格依附确实有一定的必然性。那是不是思想上的人格依附真的就不可避免呢？有道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此情此势，正是分晓一种思想是不是真正高明的时候！

众所周知，自由民主被认为是普世价值和永恒追求，可究竟什么自由民主呢？简单地说就是人格依附的完全解除，人成为独立自主的人。自由民主当然应该包括思想上的自由民主，因为思想无疑构成人最重要的灵魂部分。那是不是真的存在主动斩断人格依附的思想呢？

岂只是存在，实际上，越是高明的思想，越难以认定，越难以贴牌，越难以依附，甚至于越依附越远——真正透彻高明的思想毫不犹豫地斩断人格依附！观古今，看中外，东方哲学，尤其是中华哲学的儒释道，都旗帜鲜明地斩断人格依附，尤其佛家的禅宗更是突出这一点，不但提出“学佛三天，佛在眼前；学佛三月，佛在殿前；学佛三年，佛在西天”的“奇谈怪论”，而且发展到“呵佛骂祖”。

这实际上就是把人还给人自己，呼唤每个人自己思想，实现思想上的自由民主，即佛家所谓“教由魔主，佛由自做”！真正高明的思想，其目的非在突显思想发现者的高明，而是要发掘每个人自己的高明，让人自我发现并实现。往深里说，这实质上也是一个逻辑问题，而且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逻辑问题——哥德尔定理所关于的自我解释，斩断人格依附意味着思想理论实现逻辑上的自我解释。关于这一点，《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有论述，在“注目礼争夺战”中，“我”最后笑退，主动斩断别人的注目致礼，不再以别人的注目礼为转移，就是这方面的论证。有兴趣者可参读。

最后还是回到一个简单的常识：我们自己思想了没有？这并不是要把思想史的价值一笔抹杀，但思想史的确应该只是为思想服务，思想史并非思想，就像思想史家并非思想家。如果自己不思想，一头扎进思想史，一心钻进故纸堆，结果可能是一头雾水，既没有明白别人在说什么，也不能明白自己要说什么，人格依附是靠不住的。

耶稣基督好榜样

走笔至此，想起当今世界最大的宗教——基督教。与东方的主要宗教相比，基督教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没有主动而明确地斩断人格依附，从而导致一个明显的麻烦——信仰而不思想，进而导致正信缺失，迷信盛行，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横行。

耶稣基督当年所遭遇的麻烦正来源于此，法利赛人、文士和祭司明显偏离神的道，但形式上却一丝不苟，基督苦口婆心，反而被指斥为异端，最后以自己的薄血作出献祭。耶稣之所以被当时的权贵乃至大众所不容，就在于他自称“神的儿子”，甚至“自称是神”，但这实际上是正确的，是使基督教朝向斩断人格依附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在与基督徒朋友的交流中，我曾多次提示过，如果基督教真正要复兴，如果耶稣的薄血没有白流，就需要新的基督复出，进一步斩断人格依附，原本：人人都是神的儿子，一切众生悉有神性，就像“人人皆可为尧舜”或“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样。如果神是我们根本不能思想到的，更不可能达到，那我们跟随他干啥子呢？他究竟是谁呢？我们还讲不讲道理呢？甚至于我们要问一问：这里面是不是有人在依附弄权呢？

《圣经》是讲道理的，只是基督徒们自己没有参透，或者说没有彻底参透，《旧约·传道书》第3章第11节说得好：“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六经皆我注脚”

耶稣基督“自称是神”的信心和豪情，值得每一位基督徒认真思考，也值得每一位思想者认真学习，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我们一方面要博采众家，集思广益，但同时可能更需要独立而深入的思考，尽可能地防止人格依附，尽可能地摆脱人格依附。

我们很少把做学问与个人气象甚至大丈夫气概联系在一起，但实质上，一个人内在的学问与外在的气象是紧密相连的。中华哲学讲“内圣外王”之道，意思是说，一个思想上彻底成熟的人会自动地表现出王者气象，或者说大丈夫气概。从这一意义上讲，学问与思想不只是大丈夫的事，而且更是造就大丈夫的事——让人格依附见鬼去吧！

有朋友曾问我是哪家哪派，我笑着答：“我”家“我”派！这并非玩笑，因为我的确不属于任何一家任何一派，更重要的是，《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以下简称《天下事》）自始至终贯穿一个主人公——“我”，确确实实属“我”家“我”派。或许正因为这一个“我”，任何一家任何一派都能够在这里面找到一定的自己，合理部分都被包容其中。青年经济学家卢周来先生就曾从经济学的角度指出：“这部著几乎综合了所有现存的经济学体系或范式，无论是主流的，还是异端的，抑或是保守的或激进的。”在答疑中，我也曾经谈到《天下事》的巨大包容性：

13.《天下事》的最大优点是什么？

在自然科学上，新的理论往往并不是否定旧的理论，而是包容旧的理论。比方从牛顿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这是物理学一大进步，甚至可以说是一大飞跃，但“跃上葱笼”的相对论并不是把经典力学一脚踢开，而是把经典力学处理为一种特例；在经典力学的范畴内，经典力学仍然完全适用。

如果说《天下事》有什么优点的话，就正是它的巨大包容性，它包容了托马斯·霍布斯所提出的“利维坦”，也包容了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经济人”，它包容了F·A·哈耶克所提出的“人类合作的扩张秩序”，它甚至把我们通常所讲的为人处世智慧也包容进去，完全可以说，人类的全部智慧——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哲学、科技，乃至宗教——在《天下事》所提出的逻辑推演体系中都有自己的位子，而且都恰如其分。

最后，请允许我借用一代大儒陆象山先生一句豪言壮语与一切爱好思考、追求真理的志士共勉：

“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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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