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精神分析学派

宛小童的十二月

新精神分析学派（Neopsychoanalytic School）从精神分析运动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心理学流派，又称精神分析文化学派或社会学派。G。科里认为，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七位：C。荣格、A。阿德勒、H。S。沙利文、K。霍妮、E。弗罗姆、E。埃里克森和W。赖克。他们均受到过S。弗洛伊德的影响，但反对弗洛伊德学说中的本能论，抛弃了里比多概念和人格结构说，发展了弗洛伊德学说中的某些基本概念，创导了有关人格理论和心理治疗方面的一些新概念，从而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弗洛伊德。在这七位心理学家中间，前五位提出了与弗洛伊德正统精神分析观点直接相违的理论。虽然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早期的童年经历对一个人现时的心理活动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他们都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人格是对早先经历的固恋，并由早先经历所决定。虽然他们也承认无意识因素的存在，但并不过分强调无意识因素与人格的关系，但认为文化、社会条件和人际关系在形成人格方面具有决定性意义。由于这五位心理学家在与正统的精神分析发生基本分歧，背离了正统的精神分析路线，因此经过普遍的同意，被逐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体系。而另外两位心理学家E。埃里克森和W。赖克，虽然也被史家列为新精神分析学派的成员，但他们基本上仍被认为是正统精神分析学派中的“圈内”人物。下面简要介绍前五位心理学家的观点。

      荣格对弗洛伊德发生兴趣是在他读了被誉为名著的《梦的解释》之后，为此他根据实践体会写成《早发性痴呆心理学》一书。他与弗洛伊德的挚友关系保持了7年之久，后来因为对里比多能量的解释不同，遂发生分歧，以致决裂。弗洛伊德认为里比多主要是由性和攻击性能量构成的。他把由被压抑的性欲和攻击性的奋争所产生的能量看作为人格的内驱力，而荣格觉得这种观点太狭隘，相反，他认为里比多是问题产生时就被集中运用到这些问题上的普遍的生物的生命能量，它从本质上讲不是性欲和攻击，而是一种能用于延续个人心理生长的创造性生命力。在体现文化学派或社会学派的观点方面，荣格强调意图和目标的作用。在他看来，人们不仅受到他们对未来所要追求的东西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他们对未来所要追求的东西的影响，这可以从他划分的发展阶段上看出：（1）童年期，即从出生到青春期。这一阶段为早期，里比多能量用于学习行走，交谈和其他各种生存所必需的技能上。5岁以后，里比多越来越多地指向性活动，在青春期达到预峰。（2）成人早期。即从青春期到40岁左右。在这一阶段中，里比多能量指向职业、结婚、抚养孩子、社交等方面。这阶段的个体具有开朗、精力充沛、感情易冲动和激昂豪放的特点。（3）中年期，即大约40岁到晚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发展阶段，是从一个精力充沛的、外倾的和注重生物功能的人转变到具有更成熟的文化、哲理和高尚价值观的个体。这阶段应当满足的需要不再囿于职业、配偶等，而是寻求继续生活的根本意义。上述三个发展阶段围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个体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追求着生活目标。荣格认为，生活目标是精神的和谐。个体一旦了解自己精神的不同部分，把各个组成部分提示出来，那就会萌发一种对它们进行整合的趋向。这种趋向称作“超越功能”，它是一种对人格的统一、完善和整合的永恒追求。换句话说，个体只有熟知自己的全部精神结构，并用超越功能进行完美的协调，才能达到自身展现。由此可见，荣格关注人性的乐观和创造的一面，把注意力集中在为完善而奋斗，为目的和意义而生活的作用上。

      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与弗洛伊德的学说在诸如性的因素、人格、无意识、梦、快乐与痛苦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存有分歧。个体心理学的核心是强调社会因素决定人格。在阿德勒看来，个人的精神生活总有一个不断追求的总目标，这个总目标就是追求优越。人对优越的渴望导源于人的自卑感。一切人在开始比自己强的人相比感到极其无能，从而产生自卑感。有些人患有器官疾病，或视力不济，事消化功能差，或天生心脏有毛病，或肢体残疾，这些生理缺陷由于环境给予的压力在个人生活中产生了不少问题，从而产生自卑感。这种自卑的情感激起个体追求补偿的力量，正是这种补偿成了个体追求优越的基本动力。由于人与人之间有着不同的背景和条件，因此个体在追求优越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那就是生活风格。这种生活风格的差异主要受家庭环境和家庭气氛的影响。家庭环境指影响每一家庭成员的社会事实，包括出生顺序，双亲还是单亲家庭等。家庭气氛指家庭成员之间的情绪关系的性质，如追求优越时的主动和被动，建设性和破坏性等。而且，个体在追求优越的过程中，开始是为个人目的去奋争的，后来由于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使个体与别人交往时产生情感和自居作用的潜能得以发挥，从而产生社会兴趣。这种社会兴趣不仅指个体对所爱者和朋友的直接一致的感情，而且包括了对现在和未来的全人类感情。社会兴趣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平时，甚至在困难时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平时，甚至在困难时与别人合作和帮助别人的准备状况；二是在对待别人时保持了多予少取的倾向，三是对别人的思想、感情和经验的一种设身处地的理解能力。当个体带着社会兴趣去追求优越时，完美社会的现实作为首要动机取代了个体的完美化。正如科里所概括的那样。在阿德勒看来，个体基本上是因社会刺激而被激发起来的，行为是有意图并指向目标的；个体为克服自卑感的需要所推动，并为追求优越所牵制。因此 ，个体试图通过补偿，也即通过发展一种目的在于寻求成功的独特的带有社会兴趣的生活风格，来克服这些基本的失助感。

      沙利文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亲眼目睹了经济危机席卷资本主义国家，深刻体验了战争的残酷和社会的动乱，面对由这些因素造成的精神病发病率的大大增高，作为一名精神病医生，他在医疗实践中体会到弗洛伊德本能论和泛性说的不切实际，转而注意社会和文化因素的作用，形成他的精神分析的人际关系说。沙利文认为，一个人的人格乃是一个人在人际关系的交互作用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日趋完善的相对持久的模型或完形。在这种模型或完形中，有两种基本的倾向或需要：一是对满足的追求，一是对安全的追求。前者为生物方面的，后者为心理方面的。人从幼年时，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便不断为满足这两种需要而努力，从而形成一种心理组织，称之为自我系统。在自我系统中包含着各种功能和次功能。动能是有自我意识的功能，他们可以在个体涉及自身生存的重要时刻，探究人际关系间的重要意义，执行防御机制的功能，缓解情绪上的困难，防止焦虑的发生。沙利文还特别重视人格发展中的认知因素，认为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具备在文化环境中应付各种符号化的能力，从而先后获得三种人际经验模式，未分化模式，不完善反应模式和综合模式。未分化模式是指个体在人际情境中不能区分自己追求的生理满足和心理安全与别人追求的生理满足和心理安全，往往认为别人的追求跟自己的追求不一样，或者相反，认为自己的追求跟别人的追求一样，这说明个体在人际情境中尚未形成自我系统。不完善反应模式是指个体在自我系统形成后，把自我系统作为对人际关系的知觉和概念的一个过滤器或参照系，使其带有一种明显的防御性质。当外界事物或评价与自相符合时，就会产生焦虑，对自我产生不正确的评价，陷自我于矛盾之中。这时自我系统就会出来干预，把这种不相符合的现象归咎于他人或事物，认为是别人不理解他或嫉妒他，或认为是外界事物妨碍了他，这就是不完善反应模式，综合模式是指自我系统中的各种动能和次动能综合发挥作用，这些作用有积极的如升华，也有消极的如分裂和情动性反应错乱，目的是为了获得安全感。例如，当个体经常遇到否定或谴责，就会因其生理需要和心理安全受到社会环境的压力而产生焦虑。为了减轻焦虑，他就会发挥动能的功能，或调节自己的自我系统去迎合他人的评价，或企图回避导致焦虑的人际情境，或对他人的评价作出歪曲的反应，等等。

      霍妮从更广泛的社会联系中来探讨人格的形成和精神神经病的病因问题。她认为，弗洛伊德论及文化与神经症之间的关系仅为一种量的关系，这是错误的。两者之间应该是一种质的关系，是文化倾向的性质与个人冲突的性质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出生以后，就面临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如果家庭环境不顺遂，父母对待儿童不公平，或由于父母本人的身心不健康，都会使儿童的情绪受到压抑，形成基本焦虑，结果导致病态人格。与基本焦虑相对立的是基本安全，只有个人寻求安全的需要才是人格发展的动力。个体为了克服焦虑，就会在行为中采取种种防御策略。这些策略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人格的固定部分，也即精神神经病需要。霍妮列举了十种精神神经病需要：（1）爱和称赞的需要；（2）同伴的需要；（3）限制自己生活于狭窄范围内的需要；（4）权力的需要；（5）剥削别人的需要；（6）社会承认和特权的需要；（7）个人羡慕的需要；（8）个人野心的需要；（9）自足和独立的需要；（10）完善的需要。这十种需要又被归为三类：即趋向接近人的类型，对人们采取屈从态度（“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伤害我”）；趋向反对人的类型，对人们采取攻击态度（“如果我有权力，我就不会受到伤害”）；趋向脱离人的类型，对人们采取退避态度（“如果我避开，什么都伤害不了我”）。霍妮认为，这三种类型，在正常人身上也有表现，但他们根据客观情况灵活应用。然而，在有严重焦虑的个体身上，三种类型同时发生， 只能使他陷入冲突之中，加深了已有的焦虑。这就是所谓的基本冲突。为了解决这种基本冲突，个体可以不自觉地把以上三种类型中的两种压抑入无意识， 只让剩下的一种占支配地位。但是，这种压抑并未真正解决问题，于是个体便在无意识中创造了一个理想化的意象或自我，以求获得一种综合性的解决瞎种理想 化的自我意象包括着想象的成分，以一种色彩美化一切，使一切矛盾化为和谐。实际上，这是一个人把本误码发挥金如土自已潜能力量的自我变为专门追求理想化实现，使理想的自我与真正的自我之间产生矛盾。这便是导致精神神经病的主因。

      弗罗姆反对弗洛伊德的本能说和泛性论，强调束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对人的精神的决定性作用。弗罗姆的《逃避自由》一书，可以看作是背离正统精神分析路线的代表作，其中心思想是：人因为与自然界和其他人逐渐隔离，所以产生寂寞和孤独之感。人从早期的进化过程中，通过本身的特殊化即个性化过程，向着与动物不同的方向发展，逐渐获得了自我知觉、推理和想象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要比动物有着更多的自由。但是，同时也意味着人与大自然的其余部分日益。人们获得的自由越多，随之而来的不安全也就越大。在弗罗姆看来，从社会发展的过程来考察现代人的性格形成也是如此。人类从原始社会，经过中世纪封建社会，直到资本主义社会，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由于面临现代社会中剥削与竞争的冷酷现实和病态的社会现象，湮没了人们彼此合作与互相翔的爱的本性，反而产生孤独、恐惧和迷惘之感，逃避自由。现代人面临的最根本的矛盾是：生与死的矛盾；人的长远想象与人的短暂生命的矛盾；人虽超越了自由，但深藏着“孤独感”和“分离感”。为了克服这些矛盾，人渴望获得下述几种心理需要：（１）关属性需要，包括与别人的关联和自恋。健康的人通过广泛的爱，包括亲子之爱，男女的爱恋之之情，对自己的爱，以及与他人的团结友爱，以满足心理上关属性的需要；不健康的人则顺从别人或以强力支配别人，将安全依赖于别人的不同表现形式，结果产生非理性的自恋。（２）超越性需要，包括创造性和破坏性。健康的人在超越动物、摆脱被动性和偶然性的过程中，进入了有目的的和自由的领域，变成自己生命的创造者，包括活动和关怀，对自己的创制口怀有深切的爱；不健康的人不仅不能创造生命，而且破坏生命，把毁灭生命也看作是一种超越。（３）根植性需要，包括母爱和亲缘关系。健康的人渴望不与自然分离，不与母亲、血亲和大地分离，因为这是省略的源泉，扎根的所在；不健康的人只爱少数人，只对少数人产生友谊，他们尽力保持和延长亲子关系以致大力依附于家庭等，歪曲了根植性的本来含义。（４）同一感需要，包括独立性和顺从性。健康的人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是干什么的，是与别人有所区别的，从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同时为了与集体取得一致甚至不惜放弃所爱，以致甘冒生命危险；不健康的人对一切都采取遵奉态度，盲目顺从，在集体中湮没了自己的个性，因而达不到自我的充分实现。（５）倾向性构架需要，包括理性和非理性。健康的人通过自己的理性与客观现实相接触，全面地解释生活，客观地把握世界；不健康的人则用不健康的方法建造构架，不管它是真是假，以主观代替客观，把幻想当作现实，结果失去了与客观世界的接触，生活于想象之中。由此可见，弗罗姆把解决矛盾的期望寄托于人本主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