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社会学

啄木鸟

自杀社会学

南方周末

　　《圣经》记载的耶稣诞生地圣凯瑟琳教堂里，一个代表着初生耶稣的玩具娃娃安然躺在铺满干草的马厩里，普遭受自杀性炸弹袭击的市民希望藉此安度圣诞。 图片／imaginechina

　　□李多钰

    据说在古代的玛西里亚和科斯岛，那些为弃世而提出了正当理由的人，当地行政官便会赐给他一杯毒汁，并让他当众自杀。

　　对自杀行为的宗教式认可也许是岛国居民的特有文化。他们生而被局限于一个有限的发展空间里，目光及处便是他们的生存空间，没有足够的未知空间令他们对生命的可能性存有更多幻想。人自杀的原因也许有多种，失去幻想恐怕是其中最绝望的一种。

　　玛西里亚和科斯岛人是不是因为失去幻想空间而认可自杀并由官方亲自主持仪式？历史久远已不可得而知。他们自杀的所谓正当理由到底是什么？历史也没有留下更为详细的解释。对于自杀的态度，现代人政治正确的说法是“人不可以那么自私”，所以任何自杀的正当理由都已经被“自私”二字全盘否定。基于对自成一体的乡村文明的抛弃以及对人人互相依存的城市文明的不断推进，现代文明社会的行政长官们不再掌管那些昂贵得令人向往的毒汁，当众自杀已经被归属于一种野蛮的风俗，没有一个对政治前途怀有野心的人会向一个自杀者递上他需要的枪管；而与此同时，摩天大楼却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崛起，对于那些有着各自弃世的“不正当理由”的人们来说，那不啻是一个个巨大的吸引，以至于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城市的高处向地下飞身而去，他们在死后将被归入“心理疾患者”的行列，在人们同情的目光中化为灰烬。

　　去年底，由于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成立以及中国自杀报告发表，自杀救助问题一度受到国人的重视。最近，由于张国荣先生在香港弃世，自杀的危机干预问题再次被媒体热烈提及。然而，现有的自杀救助体系由高校或医院等研究机构倡导建立，显然是建立在心理学而非社会学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自杀报告，中国每年的自杀人数近30万，且自杀者集中在弱势人群，中国是惟一女性比男性自杀率高的国家，而农村年轻女性的自杀率更是高得惊人，另外，民工进城后，由于失去原有社会依托，也存在高自杀率的现象。从报告看来，自杀在中国应属典型的社会转型期的救助问题，而非后现代化的心理问题。

　　有关数据称，我国每年有约200万人自杀未遂，而每一人有自杀行为，就会对周围至少5人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据此，我国每年受自杀困扰的人群数约1000万人。如此巨大的群体，恐怕不是心理干预所能解决的。现代人不能够像古代的玛西里亚和科斯岛人那样，将他们不能够为自杀者解决的问题视为自杀的正当理由，建立一个更加强有力的社会性防预系统就成为当务之急。

　　叔本华在他的《论自杀》中说道，“世界上即使是最健康和愉快的人也可能自杀，只要他对外在的困难和不可避免的厄运的恐惧超过了他对死亡的恐惧，就自然会走上自杀的路”，“生活就是一个恶梦，当那极度恐惧瞬间迫使我们惊醒时，世界上的暗影便不复存在了”。社会正越来越脱离小国寡民的状态，人们的联系范围在不断扩大，他们对自身的把握却在不断减弱。或许，对自杀者来说，如何令他们确信他们依然可以把握自己的生活，才是救赎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