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神经症(17)

长风

　　最后，如果精神健全是一个理想幻想的问题，我们就面临着人格的大问题。如果我们眼下谈论的是最佳理想，那么我们就也应该谈论那些较低级的理想的代价。如果不能充分满足人孪生的两大存有动机之需要，那么为此要付出什么样的人格代价呢？我们又一次回到弗洛伊德终生面临的难题：拒绝绝对移情的代价是什么呢？企图编织自己私人宗教的代价是什么呢？当一个人不能从最高源泉为自己的生存汲取力量，那么他自己和旁人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我们一直尚未开始讨论这样一些人格学问题，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些基本和必要的问题，是关键的问题。离开这些问题，我们甚至不能理智地谈论精神健全的问题。兰克提出了基本的问题，他问道：个体是否完全“有能力自己肯定自己和自己接受自己”。但是，他很快认为这“无法谈论”而离开了这一问题。兰克推论说，只有创造型的人可以把通过自己的工作用作自身存在的证明，而在某种程度上作到这一点。
　　在不了解兰克工作的情况下，我自己已把这一问题作为人学的中心问题提出来了。我认为，这一问题可用兰克自己在别处提出的答案来加以回答－－我们在上一章已经看到：就理想的状态而言，甚至创造型的人都应该顺从更高级的力量而不是他自己。

　　荣格以自己的深刻的分析也看到了这一逻辑，即不同凡响者把自己的移情投射又带回了他自身。我们在上一章说过，这种人之创造性的一个原因是：他以自己的方式观察世界并且依赖于他自己。然而，这导致了一种危险的自大狂，因为个体被他自己的意义塞得太满了。而且，如果你没通过移情知觉把为成物恋的对象，全部的经验就会给自我加上巨大的重负，而有使自我遭到毁灭的危险。也就是说，创造型的个体被他自己和世界塞得太满。

　　同样，由于创造型个体具有与神经症患者一样的人格难题，并且一样地从经验整体上撕取自己的所需，因而他需要对一种新的、更大的依赖抱有某种决心－－就理想的情况而言，正如兰克所说，这是一种自由选择的依赖。我们曾经从弗洛伊德身上那么辛酸而深刻地认识到：甚至最强有力的人们，当他们不得不承受生命的全部意义，并用自己微薄的被造物的力量去支撑这种意义时，也会像孩子一样昏厥过去。我们在第六章结束时曾说，弗洛伊德没能从科学意义的被造性迈向宗教意义的被造性，因为，恰如荣格那么出色地看出，那将意味着弗洛伊德对自己作为天才所具有的非凡热情的放弃。荣格必然是从自身的经验理解了这一点，因为他自己也就没能完成他的罗马之行，因为－－正如他所承认－－罗马向他提出了那样一些问题，“它们为我的力量所不能把握。在晚年－－1949年－－我曾希望弥补这一未竟之事，但临到买票时却突然昏厥过去。罗马之行的计划从此被搁在一边。”在我们看来是那么简单的旅行，却使两位巨人都曾昏厥过去，那么，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弗洛伊德也同样未能去成罗马，直到晚年，他每次都在接近那座城市的当儿折了回去。我认为，在我们讨论了兰克对克尔恺郭尔思想的完成之后，特别是讨论了他的艺术家心理学之后，对于上述问题，我们已能作出充分的理解。弗洛伊德、荣格那样一些人面临的难题并非一般的旅游者所能体会。他们是发明者，他们试图把全新的意义注入创造和历史，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用自己的肩膀独自支撑和证明一切先前的意义和所有可能的选择。或许，罗马本身连同她的覆灭和她的历史，就是这些意义的缩影，并因而使他们双腿战栗。在罗马的土地中流进了多少人类之血？多少人间戏剧曾在那里上演？而从历史的眼光看来，那又带来了多么冷酷和吓人的毁弃？从罗马可以引出恐龙的问题，或婴儿毁容的问题，前者折磨过洛伊德，后者嘲弄过路德；只不过，如今这些问题在整个人类的层次上出现了。我们在第六章曾提及，当弗洛伊德分析自己对罗马的厌恶以及他在阿克罗波利斯上的奇怪经历时，他隐隐看到父亲的形象浮现在记忆之中，对他的成就作出判断。他说，他被一种“虔敬的”情感所折磨。我认为，如果把这一分析推到其基本之点，我们将不得不说，如果我们自己成为创造型的人格，那么，我们世俗的父亲就会谴责我们的无能。他们会提醒我们，我们生而为人并非生而为神。没有一个现世的人能够提供天才需要用来支撑世界意义的力量。然而，如果连始终仰赖于上帝的荣格都仍然会在生活的重荷下昏厥过去，那么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最后的分析或许只能得出这样的结果：所有的人都在这个世界上了结他们自己，而理想的幻想的问题并没有把任何一个人从中解放出来。它只不过转而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凭借着自信念和可依赖的力量，人所能达到的最好的工作质量和生活质量是什么？而这一问题，正如我们所说，是作为经验科学的心理学自身的讨论对象。我们只能推测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实现。在其基本点上，心理学科学再一次遇到了那个令人深思的人物克尔恺郭尔。那是什么样的世界观？那是些何等样的力量？又是为了怎样的一种英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