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神经症(15)

长风

　　为了消除误会，让我立即声明：我并非在为传统宗教辩解，而是在描述现代神经症患者的贫困，以及其中的某些原由。我希望给出某种背景来帮助读者理解：在 帕斯卡、克尔恺郭尔和切斯特顿关于信仰问题或幻想和创造游戏的思想路线中，兰克具有怎样的重要性。赫伊津哈（H.uizinga）以及更晚近的一些作者如皮珀（ J.pieper）和考克斯（H.Cox）告诉我们：人们拥有的唯一有把握的真理是他们自 己创造和编演的真理；活着就是游戏人生之意义。
　　整个这一思想路线的结果在于， 它最终告诉我们：儿童式的愚蠢是对成熟的人们的呼唤。兰克正是用这一方式将神 经症的治疗描述为“对合理合法的愚蠢的需要”。宗教联盟，精神病学，以及社会 科学等各种难题都包含在这一表述之中。我们在前面说过，人生的问题是：人到底生活于何种程度的幻想之中？这一问题又向有关精神健全的科学提出了一个崭新的 问题，即人可以生活于其中的“最好的”幻想是什么？或者说，最合理合法的愚蠢是什么？只有作好准备谈论生命之升华的幻想，那么你才能真正回答哪种幻想“最 好”的问题。要界定这个“最好”，你必须使用对人来说具有直接意义的术语，使 用与人之基本处境及其需要直接相联系的术语。我认为，整个问题要能得到回答， 可以首先确定：某种给定的幻想提供了多少自由、尊严和希望。这三者包含了自然 的神经症问题，并且把它转变成了创造性的生活。我们不得不在最缺乏自由的地方 寻找自由问题的答案：在移情中，在人命中注定的毁灭性的奴役地位中。移情使神 秘、恐怖、以及权力成为物恋的对象，它束缚着自我。宗教，它通过把敬畏和恐惧 扩张到它们隶属其中的宇宙，而直接回答了移情问题。宗教也着手解决了自我证明问题，并使这一证明摆脱了就近的对象。我们不必再去愉悦旁人，而只需考虑创造 的源泉，考虑那创造我们的力量。我们不必考虑那样一些人：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我们会防不胜防地失败。这样，我们的生活不再是一种反射式的对话－－遵循着妻 子、丈夫、朋友和上司的标准；相反地，我们开始接受最高英雄主义和理想标准的 检验，这些理想真正能够引导我们前进并超越我们自己。这样，我们就能用独立的价值充实自己，就能作出自由的决定，而且最重要的是，就能依靠那些真正支撑我们而不是反对我们的力量。只有这样，人要才能真正融入宗教，因为上帝作为一种抽象不像他人一样与个体对立，相反却向个体提供独立的自我证明所必须的全部力量。还有什么比信赖上帝、信赖创造的源泉、信赖那最令人生畏的力量更使人安全呢？如果上帝隐而不显，那就太好了，因为人就可以依靠自己去扩张和发展。

　　因而，像所有的人本之物一样，移情的问题就部分地是一个价值问题，一个理想问题。弗洛伊德试图通过表明关于现实的移情知觉是如何夸大不实和错误，来使移情问题成为一个完全的科学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当然正确。但是，“正确”的知觉规范是什么？弗洛伊德正是在这里遇到了麻烦。一位堕入情网的常人正是被自我膨胀带入了存在的扩张和狂喜，还有什么东西比他自己的知觉更不真实呢？范德莱乌(Vander Leeuw)这位伟大的宗教心理学家，用比弗洛伊德更宽阔的眼界来理解移情的心力内投（introjection）问题。他引用了一篇古埃及文字，其中记载了一位叫帕赫里的人对其内在意识－－上帝寄予人内心的声音－－的讨论；范德莱乌接着说道：今天有可能－－这是肯定的－－跟尼采和弗洛伊德一道，把那警告我
们回避的“奇怪”声音归于幼稚主义；“并非上帝的声音在人之心中，而是人之心中有其他人的声音”〔尼采说〕。

　　然而范德莱乌以惊人的调子作出了概括：“不管怎样，我们也许总是倾向于埃及人的描述，在这一点上，现象学无所事事。”换句话说，由于埃及人的描述代表了更具有扩张性的存在，我们也许会倾向于埃及人一边，因为那种描述以较为可以想象的方式，把人与更高的神秘力量联系起来。上帝意识不仅仅是退化的移情，也是创造性的可能性。但是与范德莱乌不同，我们要针对这一问题提出，心理学并非无所事事：它可以讨论移情的较少限制的形式。


　　当然，宗教最为出色地解决了死的难题，而这是任何现世的个体所不能解决的难题，无论这些个体是如何支撑着我们的生活。因而，宗教给出了争取自由的英雄主义胜利之可能性，并在最高层次上解决了人的尊严问题。在这里，我们同时遇到了关于人之处境的两个存有动机，即两种需要：
　　（1）使自己完全顺应身边的自然，通过向某种更高意义放弃自身的全部生存，而成为自然之一部分；
　　（2）作为一个个体的英雄人格扩张自己。最后，宗教独立地给出了希望，因为它拥有那未知和不可知的世界，拥有那人之精神甚至不能迈步的幻想的创造之神秘，拥有那存在境界之多维性的可能性，那使尘世的逻辑失去意义的天国的可能性和各种可能之显现的可能性－－据此，宗教拯救了尘世生活的荒谬性，解脱了生物所有可能的限制和
挫折。在宗教的词汇中，“见上帝”就是死，因为被造物过于渺小而局限，而不能承受创造之更高的意义。宗教从人的这一被造性、人的无意义性着手，将其作为希望的条件。对人之处境的完全超越，意味着我们无法想象的无限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