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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人的性格问题。当我们说神经症表达了生活的真理,我们就是再次强调:对于一种不受本能制约的动物,生活是一个压倒一切的难题。个体必须面对世界保护自己,但他最多也只能像其他动物一样,把世界狭隘化,关闭经验,发展对于世界之恐怖以及自身之焦虑的忘却状态,否则他就不敢大胆自由地行动。我们不能过多地重复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伟大教导:压抑是正常的自我保护和创造性的自我抑制--在一种现实的意义上,是人之本能的天然替代物。对于这种天然的人类能力,兰克有一个完美的、关键的术语,那就是他所谓?quot;部分化"(Partialization)。兰克极为正确地看到,没有这种“部分化”,生活本不可能。所谓善于适应的人,刚好具有这种能力,善于把世界部分化为舒适的行动。我曾使用过物恋化(fetishizition) 这一术语,它表达了完全相同的思想:“正常”人从生活撕下他所能咀嚼和消化的东西,仅此而已。换句话说,人并非生而为神,并不能生来拥有整个世界,人生而如其他的被造物,目光短浅,力量单薄,只能摄取世界的片断。神可以拥有完全的创造性,因为神自己就能赋予世界以意义,了解其一切。然而对于人来说,当他们从地上抬起鼻子,开始接触生与死这样的难题,以及一朵玫瑰或一个星座的意义时,立即就陷入了烦恼。大多数人都把思想局限在生活中的小问题上,社会向他们提出这些问题,引起他们的烦恼,于是他们就以这些烦恼消磨自己。这也就是克尔恺郭尔所谓的“急功近利者”和“实到主义者”。他们“用琐碎之物来平息自己”--这样他们就能过正常的生活。我们立即就能看到,在我们关于精神健全和“正常”行为的所有思想中,展开了极为宽阔的地平线。为了正常地行动,人不得不从世界和他自己的严重局限中发轫并争取进展。我们可以说,精神正常的本质,是对现实的拒绝。一些人的谎言比另一些人的诺言遇到更多的麻烦,正是这一点引出了我们关于神经症的讨论。对于第一种人来说,世界过于大而不当;为了与世界保持距离,为了分割并把握世界,他们发展了某些技巧,这些技巧现在反过来又使他们窒息。简单地说,神经症就是关于现实的过多谎言的流产。
但是我们立即也能明白:精神正常与神经症之间并不存在着分界--我们都在说谎,都以某些方式为谎言所束缚。因而,神经症为我们大家分而有之,普遍存在。或者换句话说:正常就是神经症,反之亦然。当一个人的谎言开始对自己或旁人显示出破坏性的效果,他开始(或别人为他)寻求治疗时,我们就把他称为神经病。反之,我们之所以把对现实的拒绝称为“正常”,是因为它没有引起任何明显的难题。事情就是如此简单。如果一个独居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要起身审视门是否真的关了,或者有人每次洗手、擦手都恰好是三遍,或一次大便用半卷手纸--那么其中的确还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人学问题;毋宁说,这些人正在自身被造性的现实面前,以相对无害和不会引起麻烦的方式去获取他们的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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