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我是怎样找到森田疗法的

长风

我是怎样找到森田疗法的（长篇连载）

  我是七十年代中后期发的病。我父母是医生，根据我的症状翻了医书，找到了诊断：患的是强迫观念。但是，他们毕竟不是心理医生，为了确诊便带着我到西安第四军医大学，找心理医生专家确诊。据说该医生是大学的后起之秀，已名声在外。根据诊断我患的是强迫神经症，他一看我说话的那个自负的神态，就直皱眉头，说我这是强迫神经症的个性特征。随后，他告诉我有的患者患此病30年，言外之意在于暗示我要做好长期打算，并让我吃药，药名泰尔登，前后诊断不到15分钟他就走了。
  按照医嘱，每晚睡觉之前服药。这药真凶，睡了一晚上觉，第二天早上起床几乎要摔倒，面色苍白，有几次竟然昏迷。但是，为了治病我还是坚持服药。当时还有其它的几种药，现在不记得了。吃了一年没有一点效果，最后不得不把药停了。
  药虽停了，但随时随地的症状干扰，我还是拼命地排除症状。后来，医生说此病靠毅力是完全可以战胜的。并告诉我按苏联心理学家巴甫洛夫的观点：用一个兴奋灶去取代另一个兴奋灶。既把注意力转移到一个更强的事情上去。
  按照医生的要求，我用一个新兴奋灶去压强迫观念，并磨练顽强的毅力。（在这种情况下，我父母亲起了推波助澜的误导作用。我父亲多次说，强迫神经症在以前不被认为是病。语气中表现出对次病的轻视和不消一顾，并反复告诫我用毅力是完全可以战胜的。我母亲则表现出对我反复讲自身的病情感到不耐烦，说医生说了，此病不影响当兵不影响上大学。这足以说明家人对此病不理解，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对强迫观念，我首先时刻用正面的观念代替。：如当“XX领导人耍流氓强奸妇女”观念一出现，马上就用正面的一句话取代“XX领导是英明领导”。看到路边的电线干或石头，就想着用这些东西去狠狠地砸头脑中的这句强迫观念。在北方某市院校读书时，冬天，一个人跑到农田用拳头猛击冻土，以皮肉之苦转移强迫观念之苦，磨练毅力。检起地下的树皮放在嘴里嚼，以此树立这样的观念：我连这样的东西都感嚼还有什么能吓倒我？晚上睡觉前穿单衣到冰天雪地的户外跑步，磨练毅力。再采取这样的方法的同时，再就是回避引起强迫症的外因：回避报纸，因为报纸上有XX领导的名字，会诱发强迫观念；不能接触尖锐的物体，上机械制图要使用圆规，一拿到圆规就出现用圆规扎别人眼睛、戳女生肛门或阴道的强迫观念，我不到教室上这门课；我学的是发动机理论，书中多处有“柴油机狂转”这句话，看见这个“狂”字我就有不舒服的感觉，于是，用绘图铅笔把“狂”字抹住。凡此等等。这样坚持读了第一学期。第二学期，学习课程增加压力加大，加之对强迫症的压制负担更重。结果在一两个月后一天晚上，上完晚自习回宿舍途中，因强迫症的反复干扰，想到怎么强迫观念总好不了，又用意念去抑制一下，此时突然心脏狂跳，完全没有正常的心律，我赶紧到室外猛跑，以此与心脏保持平衡，防止得心脏病。
  不久就平静下来。但又碰到一件我无法接受的事情：我们老师的老婆是精神病人，每天中午到学生食堂去闹。在上个学期也多次遇见过她，好象没怎么注意，可这次遇到后，突然间意识到我要象她这样怎么办？当时非常恐怖，至此恐怖症全面爆发。
  我已无法继续坚持学业，（坚持不下去了）为了换个环境，只有离校，不得不退学。
  难道我们毅力不顽强吗？可是，用顽强的毅力去战胜强迫症就好比是螳臂挡车。用所谓的一个兴奋灶取代强迫观念更是徒劳的，若在按那条路走下去会垮掉。

长风

我只有放弃一切努力，随它去吧！
  离开学校后，我压力减轻许多。对强迫观念采取不管，但又无可奈何不得不管的被动态度。没有象以往那样非要战胜、坚决排除强迫观念不可。
  几年过去了，我并没有转化成精神病，心脏更没有出什么问题。第四年的一天，我试着大胆去主动接触强迫观念的内容，这并没有使我出现什么不得了的麻烦，没有带来什么严重的不好的后果。只觉得好象拼命封闭着的房间被打开一扇窗户，使我感到一阵轻松、舒爽。。。。。此后，我开始反省自己这几年走过的路，与强迫观念斗争的路是失败的路。我试探性地、逐渐地、大胆地想在我头脑中出现的强迫神经症的内容。每当我主动想时，就有轻松感，症状也有所缓解。这也许是脱敏的作用，也许是初步在承认症状、接受事实。是森田疗法的萌芽在我身上的初步体现。后来我干脆用笔记下症状的感觉，大胆地去体验这种感觉，并用文字来描述症状。有时间了就拿出来看看。还买了一本介绍神经介质的书，试着搞清楚大脑的结构，希望找到强迫神经症的根源。
实践证明， 用毅力去排斥、压制强迫观念不会有好效果，但是应看到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不能完全否定毅力在患者身上的作用。每个患者都会感到强迫症的干扰是非常顽固的，给患者带来的痛苦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以顽强的毅力带着症状和痛苦去工作，做自己该做的事。从一次次的失望甚至绝望中走出来，（陷进去，走出来；又陷进去，又走出来）面对这这反反复复的折腾，就需要顽强的不屈不挠的毅力来对待。
  离开学校后我并没有消沉，努力地学习和工作。自学了美术，画素描、写生、水粉画，在工作单位办黑板报，为同事家里画装饰画等等。有的画拿到市场去买，居然有人买。自学数理化，补习初高中文化课知识，考取函授大专。在企业从一名工人干起，历任统计员、助理统计师、统计师，团委青年干事、组干科干事、组干科副科长、劳动人事科副科长、科长。在企业最辉煌时有职工2700多人。我虽然知道神经症与精神病有本质的不同，但总怀疑自己最起码有轻度精神病。也怀疑其他人认为我有轻度精神病。但我有时又反问自己：让一个有精神病的人去当劳资科长，还专管人事，这不把职工都带出病来了？这真是一个戏剧性的问题。精明强干的领导真能做这样的糊涂事吗？
  在这期间，我虽然不知道森田疗法，却在有意无意地在实践森田疗法，既忍受痛苦去做该做的事。但只实践了一半，因为我没有与症状共存的思想，仍然有无法排除的痛苦，真遭罪。
  因为我当时不知道有森田疗法，所以只实践了森田疗法的一半。在带着症状工作的同时，也在时刻关注症状，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排除。往后的几年里一直是这样的。当时，强迫观念已经不再反复出现，却转移到恐怖症上来，主要表现在与人谈话时的无法控制的、很深很重的恐怖，我感到我的恐怖是从大脑的左边发出的，非常痛苦。
  听说练气功有奇效，就去练气功。先学当时很有名气的气功师庞鹤鸣的《捧气灌顶》，每次功练完以后觉得全身确实舒服，但对症状毫无作用。我用意念把宇宙中的气不停的捧起往大脑不适的位置灌，希望以此来抚摸这遭受创伤的部位，通过练功使症状得到抑制。一年过去症状依然如故。
  经人推荐，又拜师学习《禅密功》。每天坚持不懈地练习，还经常听气功报告。练习得比捧气灌顶认真的多。练习了好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我的身体、饮食习惯发生了变化，饭量下降，喜欢吃素，夏天吃西瓜时，不爱吃瓜瓤，爱吃瓜皮。我把这异常的变化当作是练功的进步，是好现象。但后来，出现了大便特别干燥的情况，这引起我的疑虑。尽管练到这样的程度，可是嵌在脑中的症状并没有消除的迹象，特别是在练功练的入静时，更深感症状仍然顽固不化。我认这是我功力不到家，所以仍继续认真刻苦练习。又练了一段时间，感到不能在练下去了，因为我预感再这样练的话，我性格要出现大变化，变的孤僻、不合群。若如此，势必不能适应在人群中的工作。我感到这样下去的危险，因为这些年我也多多少少地看了一些心理学知识，懂得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可千万不要因为练气功，造成老的毛病没去再染上新的障碍的情况。果真如此，那不是太糟糕了吗。
   至此，我放弃了用气功治病的想法，并逐渐地放弃了气功。
   幻想用气功来治疗强迫症的观点放弃后，我仍然受着恐怖症的牵制：怀疑别人认为我有点神经不正常，怀疑我的档案里有精神不正常方面的文字记载，因为我自己明白从院校退学就是因为精神问题，（至于其他人怎样认为的，我并不知道）在〈退学原因说明〉里会不会留下记载？尽管我退学回到原单位，后来调离这一单位时，领导已把档案中退学原因的记载给我看过，并没有一句说到是因为精神问题退的学，只是说我缺课，学习上表现不好，并当着面把记载烧毁了，但我还是怀疑有记载。后来当了组干科分管档案的副科长，利用手中的权力，让档案管理员把我的档案调出来看，并没发现有这方面的记载，但私自调看自己的档案是犯错误的事，所以看的仓促。过后又认为自己没有看清楚，仍然心存疑虑。当然我也认为我的观点在道理上站不住脚：再糊涂的领导也不可能让一个档案里有记载的精神上有毛病的人担当重要职务，但我的疑虑总是不能消除。
   这只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我跟别人谈话时总觉得思路是清晰的，但表情是不正常的，我感到是一种精神被强迫观念刺激后，长期存在的一种自认为、同时也判断别人与我一样认为的，一种不正常的表情。
    因为毛病总也不好，不得不到当地的精神病医院的心理咨询科去咨询，我最不愿意把自己和精神病相提并论，特别是到那种地方去，更怕别人看见。但是为了排除症状带来的痛苦，硬着头皮也要去。
   医生问了病情，根本没有说什么就开了药让我吃，这药属于慢慢起作用的那一种。吃了好一段时间，我由一个开朗活泼的人，逐渐变得寡言少语，没精打采的，对工作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可症状仍然存在。最终又把药停了。至此，我坚信药物治疗对强迫神经症没用。
  我把希望寄托在心理治疗上，陆陆续续看了一些精神分析和治疗心理障碍方面的书籍，还在省图书馆办了借书证，专门借这类书。读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入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等书，还看了〈强迫症的治疗〉、〈恐怖症的治疗〉等杂牌书。后来有一本书对我促及最深，是南京医科大学脑科医院教授鲁龙光先生编辑的〈心理疏导疗法〉。看到了这本书，我似乎感到强迫症不被治愈的神话被打破了。

长风

鲁龙光教授的〈心理疏导疗法〉一书是我父亲买的，近二十年的强迫神经症一直未愈的事实，告诉了我也告诉了我的父母，强迫神经症不那么容易治愈，要以科学的态度认真对待。所以他们也经常买这方面的书看，边琢磨、边研究。
  这本书对我最大的吸引力在于，书中讲了一些患者的症状和我非常相似，而且都治好了，其中也反对用药物治疗。指出这种病主要是过头的性格造成的，有些好的品德、优点，如果过了头就成为缺陷，这性格缺陷是此病的温床。过头的性格时间长了，遇到刺激就会爆发强迫神经症。书中把此病比作是一棵树：树叶是症状，树根是性格，土壤是环境。因此，光摘树叶（去消除症状）是只治标而不治本，摘掉一片树叶，还长出新的树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树根才是根本，（即性格）但是树根能不能拔掉和铲除呢？〈水浒传〉中的英雄鲁智深有那样大的力气，也只拔掉一棵碗口粗的垂杨柳，而强迫神经症这棵树可不是一棵小树，从出土、成幼苗，长了几年十几年的树和根，（又有那特殊的土壤）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拔掉这个根不是那么容易的。怎么办？只有从树干上想办法，只要把树干砍断，树叶就自然会枯死。树干是什么？树干是“怕”字！怕症状、怕发病。书中叫患者不要怕，要与怕字作斗争，并介绍了一些患者是怎样不怕的，是怎样去掉怕字的，还介绍了用脱敏法适应强迫观念，用脱敏法去掉怕字。
  看了这本书我感到强迫神经症无法战胜的神话将被打破，随后立刻开始实践，按照书中所说的去做，按照患者介绍的方法去脱敏，去不怕。
我开始对我的成长过程我的过去进行冷静的深深的思考。。。。。。。
我的性格是怎样形成的？
我为什么会患这种病？
那一条强迫观念使我最过敏？
我最怕什么？。。。。。。。。。。
  在这段时间，我还接触到一本森田疗法的书〈强迫观念的根治〉看了这本书我觉得有道理，但感到书中的观点和方法比较消极，而鲁教授的书从各方面都比较积极，因此，森田疗法这本书没有引起我的重视。
   我出身在军人家庭。父亲祖祖辈辈是农民，十四岁到部队，当时是抗战的最后一年。我母亲家是穷知识分子家庭，五零年参加抗美援朝。我生在北方，有一个姐姐。我们虽在父母身边，但主要由祖母带着，后又跟随父母到南方，六十年代初，因战备的需用，军队疏散家属，祖母带着我们回到农村老家，这是三、四岁之前的事。在这段时间里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一次父亲乘闷罐火车出发前，我以所有的力量用脚往火山上够，当时在感情上无法于父亲分开，但还是分开了。
农村的环境是穷乡僻壤，愚昧落后，不到三年就搬到附近的镇上。

长风

我出身在军人家庭，父亲祖祖辈辈是农民，十四岁到部队，当时抗战还没有结束。我母亲的家庭是穷知识分子，她五零年参加抗美援朝。我出生在东北，有一个姐姐。我们虽跟着父母，但主要是祖母带。后来随父母到南方，因备战疏散家属，又随祖母回到老家农村。老家地处偏远，穷乡僻壤，愚昧落后。两年后搬到附近集镇生活，上小学。在学生中表现一般，虽有点顽皮但是本分老实，除此之外老人评价我有一个特点：好一个人想心思，按当地的俗语叫“盘心思”，有时还一个人叹气。九岁时到大城市与父母共同生活，
  到大城市住在大院，院里高级人士多，因父亲是中下级军官，所以生活层次是中档偏下。受文革初期极左思潮的影响，人群中对地位较高、生活条件优越的人有不服气的抵制心态，加之干部子弟中也的确有些不争气的。
因我从农村来带来了乡村的质朴，且大人认为的城里小孩的流里流气的习气在我身上没有。1967年，一夜之间我被大院树为少年儿童中的榜样。
从此成了先进人物成了典型。当时还不到12岁。
尽管无法适应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也不愿意当这个莫名其妙的先进，但这已经由不得自己了，也就是说身不由己，只得硬着头皮去当这个榜样，每天要去带头做好事，当学生干部。别人休息我不能休息，再累也不能说累，怕哪件事没做好被别人说，今天征求这个人的意见，明天挨哪个人的批评，对自己的标准非常高，要求非常严。干什么都要十全十美。还做什么报告，参加什么讲用会。每天在这高压下生活，少年儿童的天性被压抑，人变得非常死板，例如，在文革极左的年代，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我一天都不拉下，有时因为什么事做的令家长不满意，挨了打，一边哭还要一边自己主动跑去做晚汇报，感到不做就不舒服。做事要完美无缺，比如擦自行车，要么不擦，要擦就擦的干干净净，每一根幅条、每一根链条都要擦到。
  祖母非常喜欢我，父亲对我又特别厉害，我很怕父亲。
  当时只十一二岁，强迫性格已在逐渐成形。
  1970年底，林彪搞了一个一号通令，说中国马上就要跟苏联打仗，大城市的许多部队都往偏远的西部山区疏散，当时叫支援三线。我小学刚毕业就随父母离开了大城市。
  到三线后从初中到高中还是这样红的发紫，一直当学生干部，天性受到长期压抑。特别是在性放面受到压抑。在中学和女生相互有爱慕之情，这本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在极“左”年代，学校没有性知识教育，把这很正常的事看着是思想不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去挖根去批判。于是我拼命的压制这种感觉，甚至向别人说，给予自己深深的自责，硬是把这种感觉压下去。（我爆发的强迫观念与性有直接关系）
上高中更加幸苦，参加了宣传队。白天上课，晚上排练到深更半夜，还经常外出演出，生活习惯搞颠倒了：白天上课打磕睡，晚上夜间来精神。在这之前睡眠就不好，有一点声响就难入睡，后来就更不能正常休息，陆陆续续出现一些怪念头（强迫观念萌芽），有一次看书看累了，上厕所打开门，脑中出现“厕所中有吊死鬼”的观念，知道不对劲，一出厕所门，看到对面山上，又出现“山上有吊死鬼”的观念马上转移注意力，不敢想了。有一次看演出突然出现说不出来的异样感觉。这些感觉常常一星期出现几次，但一忙就没有了，有时又出现，不过没有对自己带来很大干扰。
  高中毕业前夕，出现健忘，医生给我开了药，一次到好水杯子放在桌子上，转身拿药把水杯忘记了，出现失眠，精力、思维不能集中。
  这是从67、68年我被树成典型到年74、75当先进的顶峰时期，也是成为边缘人物后长期处在这样的压力下过了7年，神经症的爆发离我不远了。
  这里有必要说说我的生活环境，在家庭父亲是绝对权威，更是我的绝对权威，一个非常左的人。重女轻男思想严重。他非常厉害，我非常怕他。我母亲性格不合群，睡眠长期不好。我祖母对我很好，但在家中没有地位。父母对我也是极“左”式的教育，（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直接关系）一次我借了一本文革前的《短篇小说集》被她发现没收，告诉老师并写检查。一次穿新运到服跑步，被父亲讥讽，骂作“烧包”。一次当我觉得不对劲，向父亲说出这些不好的感觉时，遭到狠狠的训斥。

长风

高中毕业前夕，虽然没有爆发强迫神经症，但出现了爆发前的一切症状。首先是工作中的最佳状态没有了，感到烦恼加重，再就是前面所说的健忘、失眠、精力无法集中等。这时候如果有人对我进行心理疏导，是否可以避免后来的强迫观念的爆发呢？如今回过头来想一想，应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思维品质已形成，非常自信、自负。我不可能去接受别人的疏导，我会站在我这套思想体系的最高点去审视对方的疏导，要么接受皮毛，要么否定，甚至用自认为正确的观点去教育对方。我肯定会按照当时的路走下去，最终去遭受强迫神经症的巨大创击，只有这种让我生不如死力量，才能强行逼迫我回头，才能从性格偏态回到常态。这真是物极必反哪。
当时的社会形势是，高中毕业后，都要到农村插队落户， 因为我是学生中的标兵，所以在这方面表现的十分偏激。高中毕业时我不到十七岁，我要求远离父母，到祖国的边疆去下放。当时知识青年中红的发紫的人物（按现在的说法叫明星）是天津的知青邢燕子，南京的知青钟志民（高干子弟），上海的知青朱克家。我觉得我与他们没有很大的思想距离，虽没有他们的名气大，但在学校、在我生活的周围，我是过的硬的铁杆标兵，我应该象他们一样。所以我向父母提出要象朱克家那样，到他下放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去插队落户。当我提出这样的要求后，父母坚决反对，耐心劝导，因我的态度坚定，父亲只好缓冲一步，答应我下放三年后二十岁时再到边疆去。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父母是明智的，方法是得体的，体现出工作的水平。
  我没有在三线下放，而是回到南方老家，下放的地点是县级市的郊区，条件比较优越。这与我的理想相差甚远，整日苦闷，把自己关在自我思想圈子内，还是那样的自信、自负。认为我是最先进的，我的思想总是站在别人的前列。可自己的才华又施展不开，就这样在苦闷中循环。
在我们这一批下放知青中，有不少是市里领导的子女，家长有特权。所以下放没有几个月就被安排回城，到工厂做小工，这使我的苦恼又加重了一些。做小工一个多月，强迫观念出现了。
有一天上厕所小便，刚拿出阴茎，就出现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后来反复出现。我从小就受极左教育，国家领导人在我脑中是无比神圣的，从刚刚懂事起就无限崇拜，怎么和阴茎联在了一起？我惊恐万状，精神、感情受到极大刺激。后来几天我感到已无法排除，领导人和阴茎成了一体。
我这样一个老先进怎么会有这样的坏念头？真是大逆不道。
  这次强迫观念的出现与以往有很大不同，以往是零星出现一些怪念头，再是有一些健忘、注意力不能集中等现象，若转移注意力或注意调整休息就过去了。而这次则反复出现，排除不掉。以往出现一些怪念头只觉得荒唐，但没有什么感情色彩。而这次则是我心中最神圣、最热爱的，感情最深厚的领导人和我当时认为最下贱的东西连在了一起。这对我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强烈刺激，是巨大的精神创伤（当时是那种感受）。我感到不对劲，要坏事了。受本能的驱使，我尽快离开工厂回到了农村。

长风

回到农村后，马上参加劳动，参加生产队的工作。心理得到调整，强迫症状没有了，爆发强迫观念这件事不知不觉被忘却。
在生产队，我按学校受到的教育和舆论所宣传的那一套去劳动，并开展工作。参加宣传队，办墙报，组织社员田间地头学习。工作很热情，表现十分活跃，在知青中有了名气，逐渐受到大队领导和知青点负责人的重视，也受到社员的信任。没几个月就被选为生产队政治队长、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大队科技队副队长。
  但是没过多久，我的缺陷暴露出来，首先是工作脱离实际。比如我对社员学习抓的很刻板，不是根据实际的需要去学习，而是把这当作一件非做不可的事去做，不做就觉得当天象少了点什么，过的没有意义。做了这件事就觉得象卸了心理上的包袱，感到轻松、充实、有意义（一种典型的强迫性格在工作中的体现）。有时社员收工较晚，已到了吃午饭的时间，还一定要他们学习完了以后才收工回去。这类似表现引起社员反感，与我共同组织学习的知青也很有意见，后来大家越来越反感。其实当时的那套学习也是脱离实际的，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
从学校到农村，环境变了，没有谁象在学校那样主动树我当标兵，在学校那一套先进模范的做法在农村行不通。随着缺陷的不断暴露，自己也感到不被大家接受，感到孤独，感到现实与理想距离太远，工作难以开展，自我价值难以实现。我又慢慢开始苦闷了。
当时大队社教工作组对我仍然比较信任，在我下放快一年的时候，派我到地区五七干校学习。到了干校没几天，不正常的情况开始出现，有一天上厕所解大手，拿起纸擦大便时，又隐隐约约把国家领导人与大便连在一起。后来反复出现这一奇怪的感觉。
  这次爆发与在工厂爆发相差一年的时间，基本是相同的月份。从此后就没有恢复，一直折磨了我近三十年。我恨当时做到小工的工厂，也后悔不该去干校学习。我经常想，若我不去工厂做小工，不到干校去学习，就不会得这样的病。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按我当时的发展，即使不在上述这两个地方，在其他地方也同样会爆发。工厂和干校这两个地点与强迫神经症的爆发没有因果关系。
从干校学习一个月回到生产队，我没有带回来所学的知识，而是带回了病。
  当时，我不能看登有国家领导人照片的报纸，特别是在厕所地下看到报纸就会出现XXX是大便的观念，我的强迫观念开始扩散，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会出现我不愿意想的但又排除不掉的念头。有一天知青带队队长跟我说，近期出现一起强奸案，一个女知青被强奸，阴道中被插进一根玻璃管。因为平时我听到的正面的东西、高尚的东西太多，对这卑鄙、无耻、下流的事情感情上无法适应。也就在这时候突然出现“XXX耍流氓强奸妇女”这一句强迫观念，并长期固定下来。
  后来还出现强迫观念的一些扩散，如在插秧季节女青年弯腰插秧时，就出现用钢钎捅女青年的肛门和阴道的强迫观念。
至此强迫观念一发而不可收。我仿佛掉进了生不如死的深渊。
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我发病的内容都与政治和性有直接关系。而有很多从极“左”年代过来的人，为什么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呢？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强迫性格，而我有，他们是在均衡的心态下工作和生活，而我长期在偏激的状态下工作和生活。假如说我强迫观念的内容是婚姻方面，或是学习效率方面的，那一定是在这两方面有偏激状态或长期的过头行为。
  由于客观的造就，我时时事事追求完美，紧跟形势，对自己要求太高。但在不少方面仍能凭自己的人性去判断和解决问题。在关键的问题上并没有失去自己。例如74年，学校老师经常挨整，要么平白无故地被学生顶撞，要么被贴大字报。当时的形势就是鼓励学生去造老师的反，好象谁敢这样做谁就有本事，就勇敢。而我作为学生中的尖子，却没有赶时髦去做那样的事，我觉得老师是教我们的，是长辈，因此自己从心灵深处发出的是对老师的尊重。再就是下放农村第一年，强迫观念还没有爆发的那段时间里，自己和几个民兵押着几个农民到公社的各个生产大队去批斗。这几个农民因搞副业与大队书记发生矛盾，把书记打伤，被认为是“犯上作乱”，被关押。几天后的夜晚，从其他大队调来的民兵，对他们毒打，被打的便体鳞伤，待伤势好转一点就用步枪押着批斗。（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遭此厄运，那是毫无法制的年代）游斗的第二天，天要下雨，我象征性地跟他们说几句大道理，便悄悄地把他们放了。另外经过近一年的下放实践，对知青在农村作出多少成绩的报道，感到有很大的虚假成分。还有就是感到当时的形势造成群众的思想僵化，社会僵化，若再向前迈出一步思想就会崩溃，社会也会崩溃。
  但即使有这样的优点，终因强迫性格和“英雄观”思想，而未能使自己逃出强迫神经症的惩罚。
我父亲从农村到部队，由一个农民成长为一名军官。这本是时事的造就，是机遇，但是他认为这是国家领袖给了他一切，他以朴素的感情发展成为对领袖的无限忠诚，简直到了愚昧的地步。“文革”的第三年，我才十一、二岁，有一回无意中说错一句对领袖不忠的话，他听见以后，对我进行咆哮如雷般的训斥，搞的我莫名其妙，一头雾水，吓的要死。我妈妈受他的影响也是“左”的出奇，有一次我说：“叶群是林彪的爱人”（当时林彪还没有倒台，是中央的二号人物）我妈听后问我：”什么叫爱人？以后不要提爱人两个字“，从那次给我的印象是，凡是有关男女生活方面的事都是见不得人的。很小的时候这种观念就埋入了我的潜意识当中。我父亲虽是做业务工作的，但对政治有浓厚兴趣，他经常跟我们讲，不管是谁都要有基本的政治观点，在家里一开口就是政治内容，几十年都是这样。我曾戏称我家是家庭政治局。

长风

我患病以后不但给自己带来巨大痛苦，也给家庭带来痛苦，带来压力。我祖母得知我患病以后，专门到农村来照顾我的生活，当时她已接近70岁。她总是要我树立信心，鼓励我病一定会好，经常跟我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但强迫观念是那样顽固，气的她有一天跺脚大骂强迫观念，最后还是流下了无可奈何的泪水。她想了很多办法，后来听说可能是妖魔附体，要找神汉为我除妖。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也吓的要死，我在信中告诉他，说我可能是得了精神分裂症，椐我父亲的同事讲，他看了这封信后吓的脸色苍白。（但后来他看了医书，得知我患的是强迫神经症，从此也就无所畏了）我妈妈那段时间因为我的病，出现了尿频的情况。我当时发病很急，且扩散的快，所以一封接一封的往家写信，讲我当时的情况。我妈妈一听说我来信了，就要上厕所。1979年我从部队考上院校，我妈妈接到这个消息后，兴奋异常，她没想到我仍然以顽强的毅力考上院校，她激动的从办公楼三楼跑下来，一边跑一边喊：“我的儿子考上大学了”。然而一年后我从院校退学，给我妈妈很大打击，好几天是以泪洗面。
  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我是最不幸的，17岁就得这样的病，饱受折磨，总是遗憾的问自己，为什么偏偏是我得这样的怪病。然而现在我了解到，患者中还有比我更小的，有的在读高中，甚至读初中，他们还不到17岁，相比之下我还不能说是最不幸的。不过还有患病年龄更小的，比如心理学大师弗洛依德，1859年举家移住来比锡，在迁居的路上，因火车上的瓦斯灯光联想起人的灵魂，致心理症，（即强迫神经症）当时只有三岁。各位患者朋友当我们了解这些情况以后，应得到一丝安慰。
  我在97年有了鲁龙光教授的《心理疏导疗法》一书。一边看书，一边象前面那样分析强迫性格的形成、发病的原因。按书中的提示，又从南京脑科医院买了一套鲁教授做集体治疗时讲课和患者谈体会的录音磁带。很生动、很风趣。其中一位患者的强迫观念的内容与我较为接近。录音中讲到一位女性，每天起床穿衣服之前，要把衣服抖三百下才穿上，若中间有人打岔，又要重头再抖，她女儿才几岁，也学她的样子抖衣服。这看似荒唐可笑的事情，对于患者来说是很残酷的。有一位男青年，每天要做鞠躬的动作，不但自己做，还强迫他妈妈跟他一起做。有的患者怕剪刀、怕死人、怕尿、怕自己失控将金属丝和电插座连在一起，点死自己或其他人等等。我觉得书中所讲症状各不相同，但实质是一样的。其所阐述的观点很有道理。我每天午休是都要把磁带放着听，边听边入睡，越听大脑越清晰、越轻松，效果很好。恐怖症和不舒服的感觉不知不觉消失了。我把强迫恐怖和各种各样不好的感觉形容成混合在沙子中的铁屑，鲁教授的书和磁带就象吸铁石，把混合在沙中的无法清理的铁屑逐渐吸光。我心情非常激动，给鲁教授去了一封信，称他为我的再生父母，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鲁教授的同事回了一封信，说我的性格已达到了“最优化”。
我反复看，反复听，状态一直比较好。这期间调到政府机关工作，到新单位后勤奋工作、谦虚谨慎、团结同志，得到上上下下一致好评。上级拟安排我作党组秘书。
也就在这时候，我的症状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往外顶（症状已稳定了有半年），无法压住，主要反应是对领导恐怖。在症状的干扰下，我觉得自己行为变得幼稚，一阵症状过后，又觉得大脑非常清晰。就这样翻来复去的折磨，真痛苦。
我与人交往当中的障碍表现的非常明显，最终党组秘书也没干成。
我失望、绝望，感到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大脑中的某根神经出了问题，在这一块化学分泌不均衡。（其实我对大脑结构根本不懂）
但又不甘心就此罢休，还要去寻求新的办法。
我以往只是看书、听磁带，决心今后努力实践鲁教授所介绍的方法：脱敏！与怕字作斗争！
我到底对什么最过敏？对什么最怕？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之后我怀疑自己症状的好坏可能与季节有关系，冬天好一些，春天不好。对春季有了预期恐怖，在春季到来之前就有恐怖感。
《心理疏导疗法》书中讲到一位在“文革”极“左”年代患病的患者，只要是开大会，会场呼口号“XXXW万岁”，他马上出现呼“打倒XXX”的反动口号观念，在当时，谁要是喊出这样的口号，要被逮捕、判刑。他非常恐怖，生怕喊出来，但强迫观念又排除不掉。后发展到怕跟别人讲话，担心讲出这句话来。痛苦十几年，80年代后期到鲁教授那里做集体治疗，鲁教授当着众人把他叫到台上，让他把反动口号（强迫观念）写在黑板上，他不敢，鲁教授就代他写，他劝鲁教授这样会被抓起来的，鲁教授说：“若XXX知道你有这样的障碍，即使当着他的面这样喊出来，他也不会怪你，而且会理解你”。后来鲁教授抓着他的手，硬是把这句强迫观念写到黑板上，并要他当天下午重复写半张信纸。下午，他只重复写了两三便，下不了笔，可到了第二天写了满满的一张信纸，据说他去掉了怕字，痊愈了。

长风

我的情况跟他相似，经分析，“XXX耍流氓强奸妇女”是强迫神经症的核心，是最敏感问题，对我刺激最重，我恐怖核心是对精神病恐惧。抓住这两个核心，去脱敏，去不怕。每天中午我写上几十便“XXX耍流氓强奸妇女”越是不愿意让这句话出现，我越主动去想它（脱敏），再写上几十便“我就是精神病患者”，锻炼自己的胆量，我不怕精神病，我就是精神病又怎样！
这样坚持了好长时间，起了一点作用，不怎么过敏了，也不怎么怕精神病了，但是，“固结”仍然存在，仍是那样顽固不化。写的时候“固结”没有了，不写时又出现，我不能一天到晚写阿。不去掉“固结”这种治疗方法有什么用呢？我体会到，脱敏和去掉怕字不能去掉“固结”，也许对没有“固结”的人，这种方法有效，但是没有“固结”就不是强迫神经症了。再说我怎么可能去掉怕字？恐怖症（即怕字）本来就是强迫的，若能去掉就不会有二十多年的死循环了！
看来鲁教授不是患者，他与所有不是患者的人一样去说服我们应该怎样，这就是他同森田的根本差别。他核心的方法不会取得理想效果。对书中介绍的那些被治好的患者，我产生质疑。
无可奈何，再次走进精神卫生中心心理治疗科去寻求新的方法！
  去心理卫生中心那天是星期天，正好该中心组织森田疗法学习讨论会，有许多患者和他们的家属参加。举办了六个星期天。这学习讨论会较全面地介绍了森田疗法，知道了该疗法的核心是“事实为真”，“忍受痛苦，为所当为”。随后买了《神经衰弱和强迫观念的根治》、《森田心理疗法实践——顺应自然的人生哲学》、《行动转变性格》等五本森田疗法方面的书。自己认真学习，理解含义。但是，这段时间效果不好，原因是只停留在认知上，没有注重实践。没有人要求我努力实践，有时实践一下遇到反复就又回到以症状为中心的状态，平时占据大脑的主要还是疏导疗法，还在努力寻求排除症状的办法。自己力求接触更多的病人，做到见多不怪（仍是脱敏）。由于这么多年来“久病成良医”，看了不少心理学的书并接触了一些患者，略懂心理咨询的知识，被应聘到一家私人心理咨询中心当“心理医生”，使用的仍是疏导疗法那一套理论和方法。别人没有被治愈，我的症状仍然挥之不去，痛苦难当。有时总在想，什么法子都用了总不见效，看来是好不了，感到自己命真苦，恨不得到医院去做电疗。痛苦驱使着我继续去寻找新的办法。也就在这时，我进了这个网站。我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态进来的？为什么要进这个网站？在这过程中经历了哪些变化？
  在进这个网站之前一直想开办咨询电话，专门对有心理障碍的人咨询，同时获得更多的心理学知识。但此事只停留在愿望上，没有实现。后来家中电脑连网，留揽众多心理学网站，对本站较有兴趣。因为太看重“脱敏”了，所以我想只要每晚上网两小时，第二天的症状可能就会减轻，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态进站的。以前没有注重森田疗法的实践，治疗效果不好，造成对森田疗法将信将疑。最开始跟贴时气呼呼的，上来就提出质疑，认为该疗法有缺陷，要求森田疗法在对大脑结构的方面多研究，搞准是大脑哪部分细胞网络出了问题，以便在治疗上更有针对性。我认为该疗法缺少科学性，只凭感受和体会去认识问题，建议不能对森田疗法的作用过于夸大，希望更多的患者参加讨论，使该疗法更加完善。想法发出后，得到的回应是要求注重实践，这给我起到导向作用。于是比较系统地读了晓松先生解释森田疗法的文章，文章中有一句话对我至关重要：“森田疗法不是认知疗法，而是实践疗法”，说的通俗一些就是，光是停留在道理是是没用的，必须要实践。刚开始不能完全接受这个观点，但是这么多年了，什么法子都用过了效果都不好，这回何不试试？于是按照晓松说的去做，经体会果然凑效，把症状放在一边，做自己该做的事，不舒服的感觉过后，久违的正常感觉出现了。至此我的观念发生了转化。
  我边实践边反思，强迫神经症患者的最大特点是内在的无比痛苦，外在的表现则是于人交往的障碍，但是我们的行动是正常的，我们大脑的功能虽有问题，但没有紊乱，这是我们于精神病的分水岭，这就决定我们可象正常人一样去工作。我们最大的担心是怕别人认为我们精神有病，实际上这带有很大的主观片面性，95年我在企业当统计师，一次最痛苦时，把症状跟最信得过的师傅讲了，他听后完全没有想到我精神有问题，只是说我的个性有时有点偏，但他觉得这是正常的，他不可能往病上想，因为个性偏的又不是我一个，93年把症状跟我妻子讲了，她似乎听不明白，还没讲完她却睡着了，结婚已五年了她竟未发现我的精神问题，80年退学之前，我父亲请当地驻军医院的医生到学校看我，当时是症状最严重的时候，但他们从外表上看不出我有精神问题，十几年以后我父亲才把这件事告诉我。这足以说明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有片面性的。强迫神经症患者总认为自己有病，但在旁人眼里看着是正常人（只是性格有点怪而已，但属正常人范畴），而精神病患者则认为自己没病，但在旁人眼里他是精神病，因为其行为完全背离了正常人状态。这也是判断神经症和精神病的分水岭，请各位务必记住。

长风

后来在实践中也出现过反复，也有过放松实践的教训；
应怎样对待症状与工作的关系？
怎样对待症状与事业的关系？
在人际交往等方面怎样处理完美和不完美的关系？
斗争了几十年怎么说好就好了，真的是天才吗？真的是奇迹吗？真的很神秘吗？
症状真的好了吗？
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在文革极“左”年代及其他各个年代，象我这样被树为典型的不止一个，为什么有人患了此症，而有人没有呢？因为患此症的人是这种病的易感素质。就象同样抽烟的人，有的患肺癌，有的没有，因为前者是肺癌的易感素质。但前者如果没有烟癖，也许就终身不会患癌症。
  具有神经症素质的就不是好素质吗？强迫神经症给你带来的难道都是厄运？有没有给你带来正面影响？能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在实践过程中把症状防在一边，久违的自然感觉出现了，这时有些盲目高兴，心想：若这样长期下去，恐怖症等一些痛苦的感觉就会逐渐消失。可事情并不那样简单，症状还经常一起一伏地出现。但我坚持把症状放在一边，所以没有带来很多烦恼。而且晓松先生说过，反复是正常的，是不可避免的。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我继续坚持实践，而不象以往那样一碰到反复就怀疑，表现一种浮躁心态（这要感谢网站的引导）。对于在实践中碰到的这些问题我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我认为反复有两个含义，一是症状的反复，二是实践过程中相信与怀疑、肯定与否定的矛盾。对于我来说近三十年经验与教训告诉我除了相信森田疗法，别无选择。对于症状的存在与否，是不能有所求的，有所求的心不放弃就是执着心没有放弃，就不是真正把症状放在一边，这就会产生交互作用，自然的心就会受到冲击。在前一段时间，久违的愉快刚出现，就高兴得不得了，就幻想着以后症状会慢慢彻底消失。这是执着心在作怪，是产生精神交互作用的前提，因此一定要彻底放弃这些想法。
  我的病是不是真好了？其实症状仍然一起一伏地出现，若我仍象从前那样以症状为中心，总想排除症状，那么我就没好。若我真正把症状放在一边，没了交互作用，没了持久的焦虑和苦恼，把症状当眼镜与其共存。我的观念转化了，在我心目中就不是病了，这不是好了吗？
  前一段时间有的网友问我仅一个星期病就好了，是不是有非常好的方法，还有的朋友说我是“天才”。其实事情并没有这么神秘。几十年来自己一直带着症状做应当做的事，已经在不知不觉走森田先生要求我们走的路，只因无人指点，没有与症状共存的思想。因此，在带着症状工作的同时，受痛苦的驱使，时时刻刻想方设法去排除症状医治精神障碍，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把病根拔掉了，痛苦才能彻底消失，愉快的感受才能早日回来。就这样不断地产生交互作用，所以走不出死循环。而来到该网站后，在网站的指导下，把症状放在一边，交互作用没有了，走出了死循环。有时，症状来了固然痛苦但别人又看不出来，波浪平息后，自然的感觉出现了，工作照样做，这还能认为有病吗？我把它看成是我精神的组成部分，与其共存，观念转变了，彻底放弃了要排除它的念头，我获得了轻松和自然，症状出现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波动时痛苦的感觉也越来越短。
我就象一个试验品，每种方法都不是肤浅试验，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最后全都失败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放弃那些方法的试验。只有森田疗法使我路越走越宽，让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事实告诉我除了相信森田疗法我还能相信什么呢？有了这样的信念，我才能一心一意去实践森田疗法，这也是我取得好的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症状肯定给工作和学习带来负面影响，这无可奈何，有什么办法呢？最明智的选择是在负面影响的轻重上做文章：越对抗，负面影响越重；越放在一边，负面影响越轻。多放下一分执着，就减少一份交互。何乐而不为呢。
症状影响了事业，但对事业也应抱着无而无不为的心态。有神经症的人工作成绩不一定就比没有神经症的人差。各位有症状的网友可冷静的与周围比一下，您是不是表现最差的？恐怕未必。因为神经症患者智商普遍较高，且行为正常，他们会竭尽全力去做好工作。只是不能要求太高，不要太追求完美。太完美了反而是不完美。
人际关系本就错综复杂，同事、朋友、上下级等关系，本单位和外单位的协调关系，家庭中的夫妻、父母、子女等关系，还有与配偶父母相处等等。对于强迫症患者还有在处理各种关系中与人交往的障碍。全面的看，“障碍”也不全是坏事，因为障碍对大脑的占据，反而对那些复杂的关系没时间顾及，无意中减少了复杂的人际关系带来的烦恼，这到省了心，也不会带来损失。任何人都不可能把方方面面的关系处理的十分顺当，我们也应该抱着这样的心态，把人际交往障碍当着不顺当的一个方面去接受吧。  
神经症性格也有它的优势，如：做事认真细腻、一丝不苟，喜爱独立思考、有钻研精神，工作有恒心、有毅力，不达目标决不罢休。要求自己严格，上进心强。为人本分、善良，遵纪守法等。完全可以发挥优势、扬长避短，作出成绩。
患了强迫神经症后，首先会促使自己去掉性格上的偏移部分，再就是更加珍惜愉快的心情、更加爱护通过与病症作斗争所得来的生活。症状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痛苦，但要看到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另外，强迫神经症不被别人理解是正常现象，不必因此而感到难过。其实，也没有必要向他们讲，不讲还好，否则弄不好还引起误会。可向知心朋友倾吐，最好向心理医生讲，向与自己有同样症状的网友讲，这样你可以受到启发，知道怎样对待症状。
在网上不要羞谈症状，有的可能自认为难以启齿，其实没什么关系，因为那正是荒唐的一面，相信大家会理解的。  
  我认为森田疗法是科学的，当然也不能说其他的方法就不科学，各种方法能在社会上存在并有人追随，就说明有一定程度的科学性，但我认为森田疗法的科学含量最高。头几个月一个网友介绍了一家外国网站，据说把强迫观念及其带来的痛苦用卡通漫画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要我说这有什么用呢？用西方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至今搞不清楚发病的原因，就象搞不清楚癌症的病理病因一样。而森田理论则得出了让人普遍接受的道理。在西方，强迫神经症是精神上的不不治之症，其科学再发达但至今也没听说有治愈的范例。而森田疗法的的确确治愈了不少患者，我就是其中一例，当然还有其他的网友。随着森田疗法的不断创新和发展，相信还会有更多的患者被治愈。中西方对强迫神经症治疗的方向是不同的，从森田疗法这边，说清了此症的本质，而从西方国家则是至今说不明的问题。我由于受症状的长期折磨，多次产生了要搞清大脑结构的愿望，弄清是“哪根筋”出了毛病，是哪部分的“内分泌”失去了平衡，以达到对症下药的目的。其实这是不现实的，首先我不是从事大脑研究的专业人员，没有这方面的专业基础知识，没有条件去搞清楚，连科学界都没有搞清的问题我一个门外汉怎能搞清呢？我的那些愿望也正是西方医学的研究方向，自己的判断也许是对的，也许又都不对，与其把精力放在那些搞不清楚的问题上，还不如实实在在地去实践森田疗法。
  因此今后的任务就是努力实践森田疗法，不一要被感觉的时好时坏所迷惑，不能因为好时就高兴不舒服时就遗憾或悲观，要看到事物的本质，接受大脑中的这个客观存在，与其共存，在工作中当症状干扰时，只要为所当为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就行了。
《长篇连载》结束了，这篇连载若能给其他患者带来启发，本人则不胜荣幸。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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