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一本能让你思维兴奋的书

Eztabello

安德鲁.所罗门(著)

Eztabello

prego!

宛小童的十二月

——我患病的前后

深陷忧郁症时，你会深刻地认识到，那些安慰你、保证你会没事的医生都错了，你正在遭逢生命中真正的严酷打击。

　　现在有一个问题仍然困惑着人们：忧郁症何时引发了生活中的意外，相反，生活中的意外何时引发了忧郁。




　　面对过去的欢乐比面对过去的痛苦还困难。太多的欢乐和太多的痛苦，都容易造成忧郁。最沉重的忧郁来自于当下无法忘怀的、经过美化的令人遗憾的过去。

　　1991年，我母亲过世，我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那段时间，我的生活逐渐上了轨道——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说；和家人和睦相处；摆脱了一段维持两年的情感关系；买了一幢漂亮的新房子：同时开始为《纽约客》写稿。那时候的我没有任何绝望的借口，然而忧郁症却匍匐潜入，把整个生活搞得一团糟，无论如何，我实在无法为它找出任何理由。当你经历重创或正当你的人生屡受挫折时，感到忧郁不足为怪；但当你总算从创伤中走出，生活也开始有条不紊时，却仍感到忧郁，那更会让人觉得疑虑和不安。当然，你可以察觉到一些潜在的原因：比如长期以来内心深处存在的危机感；已经遗忘的童年时期的忧伤；对那些已经离开人世的人造成的轻微伤害；因为自己粗心而失去了的友谊。事实是，你不是托尔斯泰，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爱和完满的人生，而贪婪和苛刻的欲望又常挥之不去……不过现在，回首这一切，我相信我的忧郁症有迹可寻，而且无药可救。

　　以物质生活而论，我过得并不算艰苦。生活中有顺境，也有逆境，但以我自己的标准看来，这些起伏并不足以导致我后来的严重问题。如果日子过得苦些，或许我的忧郁还好理解一些。事实上，我的童年愉快，父母很疼爱我和弟弟，我们兄弟俩也相处融洽。从小我就没想过父母离婚或争吵这回事，因为他们彼此深爱对方，虽然有时也会为小事情发生口角，但从未怀疑过对彼此的爱和对孩子的全心付出。我们家境小康，生活没有太大的负担。读小学和中学时，我并不很出风头，不过高中毕业时，也结交了一些朋友，参加这个圈子的聚会和活动非常开心。我在学校成绩也一直不错。

　　小时候，我很害羞，总担心在公开场合被人拒绝——但谁不是这样呢? 中学时，我已经察觉到自己常常会感到不安，但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少年来说，也不算什么太反常的事情。高中时，有一阵子我老觉得上课的那栋教学楼（它在那儿已经快一百年了）会倒塌，那时我必须勉强鼓足勇气，以对抗那种怪异的焦虑，日复一日。我知道这很奇怪，但大概一个月之后，这种感觉消失了，人也就轻松了。

　　大学真是人生一段快乐无比的时光，那时认识的许多人，直到今天都还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我尽情学习，尽情玩乐，开启了生活和思想上新的窗户。有时候，我独自一人，会突然感到彻骨的孤独，那种感受不是那种淡淡的忧伤，而是一种恐惧，一种害怕孤立无援的恐惧。我会去找其中一个朋友，这样通常就能忘却那种感觉。这种情况不常发生，也没有很困扰我的生活。后来我到英国修硕士学位，毕业之后，又很顺利地找到工作，成为作家。我在伦敦待了好几年，交了很多朋友，也经历了一些感情纠葛——和同龄人的生活基本上大同小异。到此时为止，我生活得很好，很快活。

　　当你开始陷入重度忧郁，便开始回头找它的根源。你会百思不得其解：它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它一直在那里，只是以前没有显露出来?还是像食物中毒一样突然就发作了?自从经历了第一次崩溃之后，我连续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总结出一些早期的问题，虽然那些算不上什么严重的问题。我是臀式分娩出生（出生时臀部或脚先从母体出来），有些学者将臀式分娩和早期的创伤连结在一起。小时候，我患有阅读困难症，母亲从我两岁起就开始教我一些方法，以弥补这个缺憾，但严格说来，这个缺陷并没有造成我以后生活的障碍。小时候，我善于言辞但缺乏协调。我问过母亲关于很小时候的一些经历，她说我学说话很容易，而学走路对我来说似乎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的平衡能力不好，总是摔倒，而且要在大人反复的鼓励下，我才肯尝试站起来。后来，因为不爱运动，我在小学时不受欢迎。不被同学喜欢当然很伤我的心，但我还是有一群自己的朋友，而且我喜欢大人，大人也喜欢我。

　　关于孩提时代，我有许多奇特而零星的记忆，绝大多数都是快乐的。但有一次，一位精神分析师告诉我，我的一些早期记忆之间的模糊关联，让她怀疑我在少年时期曾遭受性侵害，不过我对此不太认同。这当然有可能，不过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也无法举出其他的证据。就算发生过这种事，也相当轻微吧，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很细心的孩子，任何创伤或伤害，我都会有所察觉。还记得六岁时发生在夏令营里的一幕，那时我突然毫无来由地感到恐惧。至今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们坐在离餐厅大概五十英尺外的一棵大橡树底下听故事，突然间，一种大难临头的预感席卷了我，我无法动弹。仿佛只要我一动，那可怕的事情就会马上发生，无法逃脱。在那一刻之前，生命仿佛有个坚硬的外壳，而我站在上面，突然间它变得很柔软很脆弱，我开始向中心滑落。如果我保持不动，也许还没事，但只要稍一动，就会陷入危险。我向左、向右，或是向前走，似乎变成了异常重要的抉择，但当时，我不知道哪个方向才能拯救我。幸好，一位指导老师走了过来，要我快一点，否则就赶不上游泳课了，那种恐惧感才被化解，但有好久一段时间，我都无法忘记这种感觉，而且希望它别再回来。

可能对于小孩子来说，都会经历这样的事情。而成人对存在感的忧虑，尽管也许痛苦，但至少还可以用意志来对抗痛苦。对于儿童而言，第一次感受到人性的脆弱，第一次知道了生命终将结束，都是震惊又残酷的。那次事件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脆弱，而且发现自己眼中强大的父母并不是无所不能的，这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不可掌握的。从那之后，我总是害怕自己拥有的东西随着时光流逝，晚上躺在床上总要拼命把白天的事情全部记住，这样我就能留住它们——那是一种无形的拥有。我特别珍惜父母临睡前给我的亲吻，甚至睡


觉时还在头底下垫着手帕，我想，万一那些亲吻从脸上滑落时，手帕就能接住它们，就能将它们永远保留、收藏。

　　从中学开始，我就对性感到迷惑，在我生命中，那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它会挑战我的理智。我尽量做一个随和的人，和谐的人际关系掩盖了我的“问题”，我自己也有意不去面对它，这种基本的防卫方式，一直持续到我大学毕业。我总是缺乏安全感，以致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对同性和异性都保持距离，甚至在我和母亲之间也埋下了矛盾的种子。有时候，我会没来由地突然陷入一种极大的不安感中，这种不安来自无名之处，混合着悲伤和恐惧。小时候坐在学校校车上，这种感觉常常会莫名地向我袭来。大学时星期五的晚上，当狂欢的噪音刺破黑暗时，不安感便向我内心深处袭来——有时是在我读书时，有时是在做爱时——当我离开家时，这种感受从出发开始就一直跟着我。尽管我只是离开一个周末，当我锁上门转过身的刹那，就已经“中招”了。回到家后，通常也还会笼罩在这种情绪之中。母亲、女友，甚至是家里的小狗都迎接我，然而我却感到悲伤难禁，害怕不已。我面对的方式，就是强迫自己和人们交往，这样做可以转移我的注意力。我必须不断地用口哨吹着愉快的旋律，好让自己不会陷入糟糕的情绪中。

　　大学毕业后的那个夏天，我的精神曾一度轻微崩溃，不过当时我并不自知。自由自在地到欧洲旅行是我心中长久以来的愿望，这也算是父母送给我的毕业礼物。我在意大利度过美好的一个月，然后前往法国和摩洛哥拜访朋友。摩洛哥令我大吃一惊——就好像从惯性的压抑中突然解放，成了一匹脱疆野马，却时时刻刻感到紧张，那种感觉就像以前在学校里演话剧时准备上场前在后台的那一刻。我在巴黎和几个朋友见面，度过了愉快的时光，之后去了一直梦寐以求的城市——维也纳。然而，在那里我却开始严重失眠。我住进一家公寓式小旅馆，和当地的几个老朋友见面。我们计划一起前往布达佩斯。当晚，我为自己犯的“错误”感到惊恐不已——虽然我并不知道犯了什么错。隔天，在一间满是陌生人的屋子里，我焦虑得吃不下早餐，但到了外面就感觉好多了，我打算去美术馆看看，我觉得之前自己也许太小题大做了。朋友晚上另有约会，当他们把这件事告诉我时，我的心头猛然一震，好像给人打了一拳似的，虽然他们答应我晚上一起去喝一杯，但我仍然有强烈的受骗感。我没吃晚餐，我不愿意走进一家陌生的餐厅独自点东西吃（虽然我以前经常这么做），我也不想和任何一个人攀谈。当我终于见到朋友时，我竟然全身颤抖起来。我们出去喝酒，喝得比以往都多，这才让我的情绪暂时舒缓下来。那天晚上，我又整夜无法入眠，头痛欲裂，而且胃绞痛也发作了，我莫名其妙地担心我们搭船前往布达佩斯的行程。熬过了第二天，到了第三个失眠的晚上，我整夜害怕，无法起来上厕所。最后，我打电话给父母，“我要回家，”我说。他们很惊讶，因为出发前我还想尽办法争取多玩一天，为了想多去一个地方而讨价还价。“出了什么问题?”他们问，我只能说我觉得不舒服，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我预期中的有趣。母亲很体谅我，“一个人旅行的确不太容易，”她说：“我想你在那儿跟朋友见面会好一些，但即使这样，还是有可能身心疲惫。”父亲说：“如果想回家，就刷我的卡买张机票回来吧。”

　　于是我买了机票，将行李打包，当天下午就回家了。父母到机场接我，“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问，而我只能说我就是呆不下去了。他们的拥抱，让我几个星期以来第一次觉得有安全感，于是我如释重负般哭了起来。当我回到那栋从小长大的公寓时，我感到消沉，而且觉得自己真是愚蠢极了。我把自己夏天的旅行计划搞砸了，而回到除了家事杂务之外没任何事可做的纽约。打电话给几个朋友，他们很惊讶我怎么回来了，我甚至不想解释到底怎么回事。在家里度过了剩余的假期，尽管和家人、朋友相聚，度过了一些快乐的时光，我还是感到无聊、厌烦，而且更郁郁寡欢。

　　后来，我渐渐淡忘了这件事。那年夏天之后，我到英国去读硕士。在新的国家、新的大学开始新的生活。我并没有感到任何恐惧，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结交了许多朋友，学业也应付得很不错。我喜欢英国，似乎不再有什么让我惧怕的事情了。之前的焦虑，随着在美国的大学生活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坚强自信又随和的好友，和他们在一起我也变得轻松惬意。我办派对时，每个人都想来参加。我和那些最要好的朋友（现在还是我的好朋友）长夜秉烛，促膝谈心。在快速建立起来的亲密而深刻的友谊中，我感到愉悦无比。我每星期打一次电话回家，父母也察觉到我比以往都快乐。每当情绪不稳定时，我急需要有同伴在身边，而那时候我很轻易地找到了。在那两年里，我大多数时候都是快乐的，只有在天气恶劣、无法让每个人马上对我产生好感、睡眠不足、发现自己开始掉头发时，才会感到不快。但我心头一直萦绕着挥之不去的忧郁，那其实是种乡愁：就像伊迪丝·琵雅芙（Edith Piaf，法国已故传奇女歌手——译者注）唱的那样，我对每件事情都感到懊悔，只因为它们过去了，而且早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就因时光流逝感到惋惜。即使是心情好的时候，也总是想和时间角力，再怎么努力也无法让时间停留，因此而感到淡淡的忧伤。

我好像在二十岁出头时还算有勇气，梦想成为一个冒险家，并强迫自己有意忽略内心的不安，即使在某些感到害怕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十八个月后，我修完硕士，开始往返旅行于英国和莫斯科之间，和一群在那儿认识的艺术家暂居在偏僻的屋子里。一天晚上，在伊斯坦布尔遭到抢劫，我夺路而逃，抢匪没抢到任何东西。我纵容自己幻想着性方面的种种可能，把以往对情色的所有的压抑和恐惧抛到脑后。我留长发，又剪掉。和一个摇滚乐团一同表演，还去看歌剧。我想感受各种事物的欲望愈来愈强烈，在经济能力能够负担的范围内，尽可


能去所有想去的地方体验各种事物。我坠入情网，打算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

　　1989年8月，那年我二十五岁，母亲被诊断出患了卵巢癌，我完美无缺的世界开始破碎。如果她没有生病，我的人生将会完全不一样吧?我一直这样想。如果故事发展不那么戏剧化，也许我的一生虽伴随着忧郁的个性，但不至于崩溃；也许我会晚些年才崩溃，发展成为中年危机；也许，我还是一样会崩溃。如果我那生平第一次充满情绪化的阶段是前兆期，那接下来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触发期。大部分严重的忧郁症之前，都有轻微的忧郁前兆，而这前兆绝大多数都难以解释，也不会被注意到。当然，即使是许多从未罹患忧郁症的人，回顾他们的人生经验，也总能找到被定义为前兆的生活片断，这些前兆之所以被遗忘，只是因为后来的病症并没有成形。

　　我不想详述每件事情的发展，因为对那些已经了解这种消耗性病症的人来说，这已经很清楚了；而对不了解的人来说，怎样解释对他们来说也许都是费解，就像对二十五岁时的我一样。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事情糟透了。1991年，母亲去世，当时她五十八岁，我伤心欲绝。尽管我流泪，感到巨大的悲伤，尽管我长久以来一直倚赖的人离我而去，但其实母亲过世后那段时间，我的状况还算可以。我很伤心，但还没有到疯狂的程度。

　　那年夏天，我开始接受心理分析。在进行之前，一位女分析师向我保证，不论发生什么事，她都会继续为我分析，直到完成为止，除非她得了重病。那时她已经快七十岁。我同意了。她是位富有魅力和智慧的女士，偶尔让我想起母亲。与她每天的会面，让我能够克制自己的伤痛。1992年初，我和一位美丽而有魅力的女子相恋，我们在一起的时光非常美好，不过她又是个极度挑剔的人。我们之间尽管多半时间都相处融洽，但关系仍然不稳定。1992年秋她怀孕了，但后来她把小孩拿掉了，那让我有种突如其来的失落感。第二年，在我三十岁生日的前一个星期，我们协议分手，双方都很痛苦。我生命里的齿轮又少了一个。

　　1994年3月，我的分析师告诉我她要退休了，因为她要往返于普林斯顿的家和纽约之间，长距离奔波令她备感辛苦。虽然我也意识到这一点，也想过是否要结束心理分析，但当她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竟然无法抑制地痛哭出声，整整哭了一个小时。我并不是一个经常哭的人，自从母亲过世之后我几乎没有那样哭过。我觉得遭到了彻底的背叛，我感到孤单到了极点。在她正式退休之前，我们还是一起进行最后一年的分析工作。

　　那时，我向她抱怨自己对生活失去了感觉，对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感到麻木。我不在乎爱，不在乎工作，不在乎家庭，也不在乎朋友。我写作的速度开始下降，直至停顿。“我什么也不知道，”画家杰哈德·李希特有一次这么写道：“我什么也不会做。我一无所知，毫无办法，什么也不会。然而这个悲剧并没有让我感到特别不快乐。”我也一样，我发现所有的强烈情绪都没有了，除了纠缠不休的焦虑感。我以往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人，还因为这样，时常惹出一堆麻烦，但那种冲动似乎完全消散了。我不再渴望身体与心灵亲密的交流，街上的人们，哪怕是我认识、我爱的人，也都不再引起我的注意和兴趣；即使在声色场所里，我也常常神游天外，想着还有什么东西没买或者还有什么工作没完成。我只是把一项项娱乐列入我的日程表里而已。我每次参加派对，都试着让自己玩得高兴点，但结果都失败；我看到朋友，试着投入地和他们玩耍，也毫无所获；我买了梦寐已久的昂贵商品，但却没有任何满足感；我逼自己去做些从未做过的极端事情，好唤起我的本能冲动，但也没有效果。对于我自己反常的表现，我并不感到特别惊慌，但也没有任何乐趣可言。我的分析师和我讨论这种情况后得出结论：我得了忧郁症。就在我慢慢感觉到和外界愈来愈脱节的同时，我们试着找出问题的根源。我开始抱怨电话答录机里的留言叫我喘不过气来，我把那些朋友来的电话看成是很严重的负担。我还变得害怕开车。每当晚上开车时，我就看不见路，眼睛变得特别干涩，老是觉得自己偏离车道，就要开到路边上去了，或是即将撞上另一辆车。在高速公路上，常常突然发觉自己手脚突然失控，不知道怎么开车，在一阵错愕中将车子停靠到路边，吓得一身冷汗。周末的时候，为了避免开车，我只能呆在城里。分析师和我回顾焦虑产生的过程。原来，我和女友分手时，我正处于忧郁开始的阶段，而我也明白，那段关系的结束可能是后来患上忧郁症的导火线。
　我一直想找出症结，不断回想忧郁初期发生的种种事情：从失恋、从母亲开始卧病在床的那两年、从更早的一段失败的感情、从青春期，甚至从出生开始。就这样，我觉得自己无时无刻、每件经历都是忧郁症的前兆，其实我所患的只是精神官能型忧郁症（症状是焦虑和悲伤而非疯狂）。那时我的问题还在可以掌握的范围内，似乎是以往受到伤害的延续，某种程度上，对许多健康的人而言这也都偶有发生。忧郁症像一棵大树一样慢慢成长和浮现。




　　当我的第一本小说在英国出版，虽然佳评如潮，但我却觉得索然无味。我越来越厌倦身边的事物。我读到那些赞扬的文字，却全无喜悦可言。之后，我回到纽约家中，更加为社交应酬所苦，甚至连交谈也一样困难。一切都好像比以前更加吃力，连地铁都变得难以忍受。当时我的分析师还没有退休，她说我是轻度忧郁。我们在一起讨论很久，感觉很像在为一头野兽命名，以便能够驯服它。她说我认识的人太多，应酬过多，我想自己应该休息一下。

　　就在那时，我的肾结石突然病发，以前也曾发生过一次。我打电话给医生，他答应通知医院，好让我到急诊室后马上可以获得治疗。但是当我到了医院后，那里似乎没有任何准备。肾结石的疼痛是难以忍受的，我坐在那里等待的每一秒钟都是痛苦的煎熬，那种感觉就好像有人把我的中枢神经浸泡到硫酸液里去，一层一层最终腐蚀到那些神经的最里面。我几次向护士求助，但没有人理我。我站在纽约医院急诊室小隔间里，越来越难以忍受，他们在我手上注射了一剂吗啡，疼痛终于缓和。不过很快又再度复发：在医院里进进出出了五天，插了四次导尿管，吗啡的剂量也用到最大，每四个小时还注射盐酸配西汀（Perthidine，Demerol)，还加上了止痛药。后来医生说我的肾结石并不明显，无法施行快速又有效的碎石手术。动手术当然行得通，但是很痛，而且也许有危险。我原先不想告诉父亲，他正在缅因州度假，但当时我需要亲人的帮助，因为之前我母亲也在这家医院治疗，他对这里的一切都很熟，也许能帮我做些安排。不过他似乎并不担心，“肾结石，那会排出来的，你不会有事的，等我回家再去看你。”他说。那段时间，我每天睡眠不足三小时。我当时正在写一篇很长的文章，在不太清醒的精神状态下和编辑交流。我觉得就快要丧失最后的理智了，“我的疼痛再不停止的话，”我对一位朋友说：“我就要把自己给杀了。”我以前从没说过这种话。

　　出院时，我非常害怕。疼痛和止痛药，把我的心理状态搞得一塌糊涂。我觉得结石还在我体内，而且随时可能复发。我害怕一个人独处，回到公寓后，收拾些行李就搬了出去。那些日子我到处流浪，从一个朋友家搬到另一个朋友家。白天他们几乎都得上班，而我就留在他们的住处，不上街，小心翼翼地不敢离开电话太远。我服用预防性止痛药，但情绪却更加恶化，甚至有点疯狂。我对父亲感到愤怒，那是不理智、任性而且恶劣的愤怒。我斥责他对我漠不关心，他向我道歉，并试着解释他只是想安慰我，那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他还说，他觉得我在电话中听来颇为镇定。我变得歇斯底里，至今我都还觉得那时的情绪简直是莫名其妙。我拒绝跟他说话，也不告诉他我去了哪里。有时，我打电话给他，在他的答录机里留言，开头通常都是：“我恨你，真希望你死掉。”我靠安眠药度过每个夜晚。后来有一次轻微复发，又回到医院，其实并不严重，但是我却被吓得半死。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候真是疯了。

　　一个夏天的周末，我到佛蒙特州参加朋友的婚礼。我本来打算不去，但后来得知举行婚礼的地方附近有家医院，才决定还是去参加。星期五晚上，在晚餐之后的舞会上，我见到了一位十年前在大学里认识但不是很熟的朋友。我们开心地交谈着，当时我感觉到我的情绪竟是几年来最放松的时刻，我感觉自己克服了问题，一时间容光焕发，甚至陶醉得有些出神，也没有再去想以后会不会遭遇什么不好的事。那时我的情绪就是这样很荒谬地大起大落。

　　参加完婚礼，我的情绪又陷入了低谷，工作状况也愈来愈差。我取消了到英国参加另一场婚礼的计划，虽然之前一年我多次前往英国，也没产生什么严重的困扰，但总感觉这趟旅程会超出我能掌控的范围。我开始觉得没有人会爱我，也不可能再和谁谈恋爱了，完全丧失了性欲。饮食也开始变得不正常，因为很少感觉饥饿。分析师说那也是忧郁症的症状，我对这个词感到厌烦，对分析师感到厌烦。我说我还没有发疯，但是害怕自己很快会疯掉，还问她我是不是该用些抗郁剂来应付这种情况，她告诉我，避免用药是比较有勇气的做法，而她可以和我一起克服一切。这段对话是我们最后一次深入的交谈，也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鼓励我支撑下去的力量之一。

　　重度忧郁症有几个明确的特征——睡眠、胃口和精神体力都受到干扰，拒绝和外界事物接触，并且伴随着自信心和自尊心的丧失。这是因为人的精神同时倚赖大脑内部的功能（负责管理睡眠、胃口和精神体力）和大脑皮层的功能（负责将经验转译成人生观和世界观）。躁郁症（或称为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遗传的概率（约占百分之八十），远大于一般忧郁症遗传的概率（约百分之十到五十），尽管治疗通常可以发生效用，但却比较难以控制病情，尤其是抗郁剂有可能引起癫狂。躁郁症最大的危险在于它有时候会突发所谓的“综合症”，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会因为忧郁而癫狂：负面的情绪被无限夸大。那是自杀的首要条件。病人会因为使用抗郁剂的同时，却未使用精神镇定剂而产生这种情况，情绪稳定剂是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的必备药剂。忧郁可以使人虚弱或焦躁——若是前者，你做任何事都提不起劲；后者，使你想要自杀。崩溃是进入疯狂之前的最后一道界线。物理学中衍生出一个理论，即事物的非常态行为由隐藏的变数所决定。它同时也是累积的结果：无论你看不看得见它们，那些忧郁的因素长年累月累积下来，就会导致崩溃，而且走到这一步通常都耗费了大半生的时间。没有哪个人一生顺利，从未遇过绝望的事，但有些人逼近了那个临界点，而其他人则停留在能承受的范围内，离悬崖还有一段安全距离。一旦跨过了临界点，所有的规则都改变了。以前过得飞快的时间变得度日如年，睡眠本可以让头脑清醒，但失眠时脑子里却充满了一连串不连续、无意义的影像。在忧郁中，所有正常的感官知觉都弃你而去。“然而有那么一刹那，你可以感觉到某种化学作用在进行，”一位患忧郁症的朋友马克·韦斯有一次对我说：“我的呼吸发出恶臭；我的尿闻起来极恶心；镜子里，我的脸碎成一片一片。我知道，忧郁又来了。”
　　三岁时，我就已经决定要当一个小说家。从那之后，我开始期望能出版小说。到了三十岁，我的第一本小说终于出版，当时出版社为我安排了巡回讲座，但我恨透了这个计划，一个好友自愿在十月十一日那天帮忙办个新书庆祝派对。我喜欢书也喜欢派对，我本该欣喜若狂，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我消沉得懒得邀请大家，在派对上，几乎累得站不起来。掌管记忆和情绪的器官分布在脑中各处，而其中，前脑皮层和边缘系统是两个关键的器官，当大脑中控制情绪的边缘系统起作用时，它同时也影响到记忆的部分。我对那场派对的记忆，只有


朦胧的印象和毫无生气的色彩：灰色的食物、灰褐色的人影、屋子里暗淡的光线。我只记得整场派对中我满头大汗，只想赶快逃离。我把这一切全归咎于压力。不管怎么样，作为主角我必须适时亮相， 一股冲动支撑着我。我撑过去了，似乎没有人发现什么异样。我熬过了那个晚上。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开始觉得害怕。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抱着枕头希望自己能平安无事。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事情愈来愈糟。就在三十一岁生日前不久，我崩溃了，整个人都垮了，不再和任何人出门。父亲主动要替我办场生日庆祝会，但我就是无法接受这个建议，最后我们达成协议，只和我四个最要好的朋友一起上一家喜爱的馆子。生日前一天，我只出门买了些杂货。从杂货店回家的路上，我突然下腹绞痛无法控制，把自己都弄脏了。在我飞跑赶回家时，我感觉到那秽物在扩散。一进家门，放下杂货袋子就冲进浴室，脱了衣服，然后上床睡觉。那晚我睡得极差，第二天早上起不来。想打电话给朋友取消聚会，但又不行。我静静躺着，想着该说什么，该要怎么做。我张开嘴，但发不出声音。我已经忘记怎么说话了。我开始哭泣，却没有眼泪，只是断断续续地呜咽啜泣。我躺着，想要翻身，但也忘了该怎么做。我试着去回想，却又哭了起来。下午大约三点钟时，我总算能下床走到浴室去，然后慢慢地回到床上。幸亏父亲打电话来了，我接了电话。“你一定得取消今晚的聚会”，我用颤抖的声音说着。“怎么回事?”他不断地问，但我却不知道为什么。就像突然绊倒或滑倒的一刹那，手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地面朝脸上扑来时那种瞬间的恐惧感。我彻底陷入那种恐惧中。处于极度的不安是一种很诡异的感觉，一直觉得想做点什么事，却无从做起，身体感到某种无法承受的逼迫和不适，丝毫无法放松，就好像你的胃拼命想要呕吐，但却吐不出来。忧郁时，你的视野愈来愈窄，而且开始逐渐封闭，如同你看的电视节目一直受到电波干扰，你可以看到某种影像，但却很模糊，你根本看不见人的脸，除非有特写镜头，所有的影像都搅成一团。空气沉重窒碍，像一团黏稠的面糊。进入忧郁的状态后，你就像变成瞎子一样，被黑暗逐渐笼罩，最后黑暗将你整个包围；又好像变成了聋子，你能听见的声音愈来愈微弱，然后骇人的寂静将你吞噬，直到最后，连自己也无法发出任何声音来打破那无边的空寂；那种感觉又好像身上的衣服变成了木板，你的手肘、膝盖愈来愈僵硬，愈来愈重，而且“木板”把你死死地捆绑和隔离，直到你萎缩，最后将你整个人摧毁。

　　父亲和我的一个朋友一同来到我的住处，还带着我弟弟和他的未婚妻。我无法为他们开门，好在父亲有钥匙。那时，我已经两天没吃什么东西了，他们想办法让我喝了点汤。每个人都觉得我一定是感染了什么可怕的病毒。我吃了几口，却吐了自己一身。我不停地哭，我恨自己的住处，却没办法离开它。第二天，我想横竖都得去分析师那里一趟。“我想，我应该开始吃药了”，我沉重地说，一位精神科医生同意一小时后和我见面。我认识的一位精神分析师说他的教授告诉他，如果他要病人开始使用药物，就必须停止分析工作。也许是这种过时的观念使我的分析师一直不鼓励我用药?或者她认为我可以挣扎着维持现状?我不知道。

　　那位精神科医生看起来像是从老式电影里走出来似的：他办公室里的壁纸是褪了色的芥末色，墙上挂着老式烛台并且堆满了诸如《痛苦上瘾》和《自杀行为：心理经济研究》之类的书。他年约七十来岁，操着中欧口音，穿着毛绒绒的拖鞋，抽雪茄，带着战前时代那种优雅的举止和亲切的微笑。他问了一连串的问题——你早上的感觉和下午的有何差别？对任何事情开心地笑有多么困难？知道自己在害怕什么吗？你的睡眠状况如何？对哪些事物还有欲望？我一五一十地透露了我的悲惨境况，而他只是平静地回答：“非常典型。不用担心，我会很快让你好起来。”他在处方上开了赞安诺这种药，又告诉我另一种药乐复得的试用剂量。他详细指示我如何开始服用。“明天再来。”他微笑着说：“乐复得不会这么快产生作用，赞安诺会马上减轻你的焦虑。别担心上瘾和其他问题，这不是你现在要考虑的问题。一旦你的不安减轻了，就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你的忧郁问题并解决它。别担心，你的症状是很正常的。”

　　服药的第一天，我搬到父亲家里和他同住。那时父亲快七十岁了，通常那个年纪的人无法忍受生活上的大转变。然而他不只是接纳了几近失常的我，而且在那段极度困难的时间里，表现出一个父亲仁慈的奉献和宽广的胸怀，这些成为我的精神支柱。他到医生的办公室来接我一同回家。我连一件换洗衣服也没带，其实也不需要，因为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几乎连床都下不了。在那段时间里，我唯一的感觉就是惶恐。服用足够剂量的赞安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服用得太多，又让我陷入沉重而浑浑噩噩的睡梦中。那些天我的生活是这样的：醒来，感觉自己正处在极大的惶恐中。我能做的就只有服用足够的药，让自己再睡着，直到自己觉得好些。几小时后再次醒来，不得不吃更多的镇静剂。自杀对我来说已经太过复杂，我甚至不愿花过多的时间去想如何完成这件事，只祈求“它能够赶紧停止”，我没办法很具体地说出“它”是什么，我几乎不能说话。文字，一向是我最亲近的友人，突然间变成了玄奥难懂的隐喻，要使用它，得花超出我力所能及的精力：“忧郁症的结局是意义的丧失……我变得沉默，我死亡。”茱莉亚·克莉丝蒂娃有一次写道：“对自己的母语来说，忧郁症者就像陌生人。他们丧失生命力的语言，预示了他们的自我毁灭。忧郁，就像爱情一样，都是陈词滥调。即使流行歌曲中那些甜腻的词藻，也实在很难描述；那些在别人口中听来难以置信的说法，亲身经历时格外刻骨铭心。”艾蜜莉·狄金生所描写的，恐怕是对崩溃的心境最动人的描述：

在脑中，我感到一场葬礼，

　　哀悼者来来去去

　　不停地走着……走着……直到




　　穿透了知觉……

　　他们坐定后，

　　葬礼仪式，像一只鼓……

　　不停地敲打……敲打……直到

　　我心麻木……

　　然后我听到他们举起一个箱子

　　再次地，以那些相同的铅鞋

　　倾轧过我的灵魂，

　　然后空幻中……响起丧钟，

　　天堂好似一个铃，

　　存在，是—只耳朵，

　　我与静默，是—种奇怪的族类

　　翻覆于此，穿过孤寂……

　　然后理性地支离，崩裂，

　　我掉落，掉落……

　　撞到一个世界，

　　然后终于肢解……

　　人类文字中对于崩溃阶段的忧郁症描述并不多，处于那个阶段的病人几乎全无理智，但他们却又需要尊严，一般人往往缺乏对他人痛苦的尊重。无论怎样，那都是真实存在的，尤其是当你陷入忧郁的时候。我还记得，那时我四肢僵硬地躺在床上哭泣，因为太害怕而无法起来洗澡，但同时，心里又知道洗澡其实没什么可害怕的。我在心里复述着一连串动作：起身然后把脚放到地上，站起来，走到浴室，打开浴室门，走到浴缸旁边，打开水笼头，站到水下，用肥皂抹身体，冲洗干净，站出来，擦干，走回床边。十二个步骤，对我来说就像经历耶稣的艰险历程一样困难，但是理智上我很清楚，洗澡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了，那么多年来，我天天洗澡，从不需要什么努力就可以做得又快又好。我知道那十二个步骤轻而易举，甚至也知道可以找人帮忙做其中几个步骤，我就能有几秒钟的喘息时间，不需要去想那么多。那个人至少可以帮忙打开浴室门。我想我自己可以处理两、三个步骤。我用全身的力气坐起来，转身，把脚放到地上，但是之后觉得万念俱灰，害怕得又转过身躺回床上，但脚却还在地上。然后我又开始哭泣，不仅因为我没办法完成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事，而且还因为这样让我觉得自己愚蠢无比。全世界的人都会洗澡，为什么我就不行? 然后，我又想到那些人也有家庭，有工作，有银行账号，有护照，有晚餐计划，也有自己的问题，而且是真正的问题——癌症、饥饿、孩子死亡、寂寞感和种种失败，而我的问题和他们比起来，少了很多，我除了无法再次翻过身以外，一直要等到几小时之后，父亲或是朋友走进来，帮我把脚举起来再放回床上。那个时候，洗澡的想法似乎已变得可笑而且不真实。当脚又回到床上，我稍稍松了口气，我继续躺在那唯一让我觉得安全的床上，同时心里感到荒唐。有时候，内心里一个静静的角落，有个微小的笑声嘲笑着那种荒唐感。我想，我能够看到自己发生了什么。在我心里的另一面总有个声音，冷静而且清醒，它总是在说，别这么爱哭，别再瞎闹了，脱下你的衣服，换上睡衣，上床睡觉；早上，起床，穿好衣服，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我不断地听见那个声音，有点像母亲的声音。当我想到自己失去的东西，我感到悲伤和可怕的寂寞。“有哪一个人——不只是那些为弱势群体代言的人，而是任何一个人，甚至是我的牙医——关心我是否已经从这场角逐中退败?”戴芙妮·墨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她自己的忧郁：“如果我就这么一去不回，不再回到我的岗位上，人们会哀悼我的离去吗?”

　　那个时候我的忧郁症是周期性的，白天有所好转，晚餐时，我虽然进食困难，但可以下床，起来和父亲一起坐在餐厅里，隔天早上情况又会变差。父亲取消所有的安排陪着我，当我可以开口说些话时，我试着解释是怎么一回事。父亲点点头，坚定地保证一切都会过去，然后为我切食物，试着让我吃点东西。我不要他喂我，我已经不是五岁小孩了，但当我就是无法将一块羊排好好地叉起来时，他会为我叉上。他一直记得，很小的时候他喂我吃饭，都会打趣地要我向他保证，将来他老到没有牙齿的时候，我会为他切羊排。他联系我的一些朋友，朋友们也都打电话给他询问我的情况，晚餐后，我有时还可以回复其中一些人的电话。有些时候，朋友会在晚餐后来看我。碰上症状减轻的时候，我甚至还能在上床前洗个澡，真是可笑！把自己的身体洗干净，就像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喝到一杯清水一样沁人心脾！上床前，赞安诺开始发挥作用，但还未入睡时，我会和父亲及朋友拿它开开玩笑，那种奇异的亲密感围绕着身患疾病的我，反而让疾病更加地突显出来，有时候，我会觉得难过而又哭了起来，而那时也正是该熄灯上床的时候了。有时候，亲密的朋友会陪在我身边直到我慢慢入睡。有一个朋友曾经握着我的手唱摇篮曲。有些晚上，父亲会为我念那些小时候常听的童话。我制止他：“两个礼拜前，我已经出版了自己的小说”，我说：“我曾经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一个晚上赶场参加四个宴会。这究竟是怎么了?” 父亲总是安慰我，他愉快地向我保证，很快我就能够回到以前的生活。但那就好像他也可以告诉我，很快我就能用面团捏出一架直升机，然后乘着它飞向海洋。很显然，对我而言，以前的生活已经不复存在了。也有些时候，恐慌感会稍稍减轻，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平静的绝望，毫无来由且难以言喻的绝望。当我的人生一切看来都很顺利时，要对人说：“我患了忧郁症。”真令我非常难堪。除了比较亲密的朋友之外，对其他亲友，我捏造了“去年夏天旅行时染上的不明热带病毒”的谎话。连羊肉都无法下咽，这成了我的典型症状。一位诗人朋友伊丽莎白·普林丝曾写道：
那晚

　　夜深了而且夜色茫茫：那是

　　七月的纽约




　　我在自己的房里，躲藏，

　　憎恨那吞咽的需求。

　　之后，我读了里奥纳多·伍尔芙的日记，他如此描述维吉尼亚·伍尔芙的忧郁症：“如果不管她，她什么也不吃，直到饿死。想让她吃饱以维持身体良好的状况，真是超乎寻常的困难。她心中总有某种罪恶感，它的来源我无法得知。那表现在某些特定的方面，尤其是进食。在忧郁初期严重的自杀阶段，她会一个人独自坐在那里几个小时，被毫无希望的忧郁症完全淹没，一言不发，任何人对她说话，她都毫无反应。用餐的时候，她对面前盘中的食物毫不注意。我竭力劝她多少吃一点，但那真是很痛苦的过程。每一餐饭得花一两个小时，我必须坐在她身边，将汤匙或叉子放到她手中，不断地轻声请求她吃东西，同时扶起她的手臂。大约每五分钟她才会自动地吃下一汤匙。”

　　患忧郁症时，判断力不断受到损害，而有时候你的认知能力也会减退。处于崩溃状态时，你的生活和精神都是一团糟。以往你一直成功地让自己逃避的事情，此刻又全都再度出现，而且虎视眈眈地盯着你。忧郁的一种反应就是：你会深刻地认识到，那些安慰你、保证你会没事的医生都错了。你正在遭逢生命中真正的严酷打击，之后，你的理智接受了它，服用药物之后，你有能力处理这些打击，然而却无法从中真正解脱出来。当你忧郁时，过去和未来全部被当下的困境吞噬，就好像一个三岁小孩面对世界。你记不起来什么时候曾开心过，至少记不清楚，当然也想象不到以后什么时候会感觉好一些。忧虑，就算是忧心忡忡，也都是短暂的，然而忧郁却是永久的。崩溃使你失去了理智思考的能力。

　　忧郁症经常不止一次发生，通常说来，病情会愈来愈重，而且发作次数愈来愈频繁。这种频繁发病的过程，正是发现病症的线索。忧郁一开始的症状，通常和引发它的事件或悲剧有关。心理学权威凯·杰米森，在他知名的论著中，已尝试彻底转变对人的情绪障碍的看法，他观察出，忧郁症患者的体质是先天的，“就像干燥又易碎的柴堆无法躲过生命中四处飞窜、无可避免的火花而被点燃。” 这种情况一再发生，到了某种地步，就会与外在环境失去关联。如果你每天刺激一只动物，使它产生癫痫，最后癫痫就会自动发作，即使不再给予刺激，它还是会每天发作一次。差不多同样的道理，如果脑部经历了多次的忧郁症，它就会一直周而复始地出现。因此可以看出，尽管它只是偶然被外在的不幸事件引发，最终仍会改变大脑的结构和其中生化物质的作用。因此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生物精神医学部的主任罗伯特·波斯特解释，“那不像我们所猜想的，是种温和的病症。”“它有周期性倾向，而且会每况愈下，因此一个经历了好几次发作的人，应该考虑长期的预防治疗，以避免所有可怕的结果，”凯·杰米森在发表这个论点时，铿锵有力地说：“忧郁症是有害的，你们知道，除了使人处于悲惨、恐怖和毫无建设性的状态下，大部分还会致命。不只是自杀行为，还因为较易发作的心脏疾病、免疫系统衰弱等。” 常常是这样：原本服药有作用的病人，若是间歇性地停用又服用，药物就会失去疗效，而且每一次发作，就增加百分之十转为慢性和不可避免性疾病的风险。“就像早期癌症，药物通常都有明显疗效，可是一旦癌细胞扩散转移，药就不再有用了。”博斯特解释。“如果忧郁症已经发作多次，它便可能改变脑部的化学反应，使之更糟，而且很可能是永久性的。从这个观点来看，许多治疗师显然完全搞错了方向。如果现在忧郁症是自动发作，那么去关心最初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又有何用？已经太迟了。”能改善的不过是冰山一角，却无法真正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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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小童的十二月

——安琪的故事




　　我们向前走去，怀着大勇气与大智慧，坚决地去发掘美丽。美丽，将解救全世界。

　　得以发觉人类拥有复原力、意志力和想象力，我们要感谢的不只是忧郁症的可怕，还有人类生命力的复杂。

　　幽默感是走向复原的最好方法，保持幽默感，就会有希望。




　　不看清恶，就不会懂得珍惜善；当你走过地狱，就能发现天堂。

　　安琪·斯塔基童年时饱受折磨。她是家里七个小孩中最小的一个，家人很少拥抱她，后来她被学校管理员性侵害，十三岁时遭到强暴。“我三岁起就开始忧郁了，”她说。童年时期，她常把自己锁在楼梯下的柜子里，很小时候就在墙上画墓碑。七岁时，她父亲死于胰脏癌。直到三十八岁，“我有时还听得到他的狂喊。我躺在床上或只是坐在房间里的时候，耳朵里又会响起那声音，把我吓死了。” 很小的时候，她最好的邻居和朋友上吊自杀了，安琪敲她家大门时才发现。自从十七年前高中毕业后，她就开始断断续续接受全程入院治疗，有一小段时间搬入有人监视的社区住宅。她有情感型精神分裂症，这表示说，除了根深蒂固的忧郁症，她还有幻觉和能让她自杀的幻听。恐慌阻碍了她与世界的正常沟通。没有人知道她到底自杀过几次——但自从进入耗去她大半人生的收容所，她一次又一次地在危险中获救，连冲上大街撞汽车都能捡回一条命。她的手臂满是无数次割腕留下的疤痕，医生最近对她说，她已经没有柔软的肌肉组织了，如果还继续割伤自己，伤口就没法愈合了。她的腹部皮肤是一块块补缀起来的，因为她有好几次置身烈火中。她试过上吊（用塑胶绳、鞋带、量血压的带子）——直到“我脸都发紫了”——脖子上的痕迹就是证明。她的眼皮被香烟烫伤的地方起了皱。她的头发稀疏，因为她扯掉了头发，她的部分牙齿因服药的副作用而蛀烂——长期的口干会造成牙龈炎。那时候，她所服的药物处方是一百毫克的Clozaril，一天五颗：二十五毫克的Clozaril，一天五颗；二十毫克的Prilosec，一天一颗；二百毫克的Seroquel，一天两颗；五毫克的Ditropan，一天四颗；二十毫克的Lescol，一天一颗；十毫克的盐酸丁螺环酮，一天六颗；二十毫克的百忧解，一天四颗；三百毫克的Neurontin，一天三颗；二十五毫克的Topamax，一天一颗；以及两毫克的Cogentin，一天两颗。

　　我在宾州拜访州立机构诺利斯镇医院时，第一次碰到安琪。她是那里的病人，我被她因药物而造成的臃肿身躯吓坏了。但在一群眼神涣散的病人中，她还算是比较专心的。“她非常贫苦，”一位护士告诉我：“但天性可爱。安琪是特别的人。”当然，每个人都有特别之处，但安琪有一种令人动容的无助感，以那样身世的人来说，她是其中非常特殊的。在苦难与其造成的后果背后，她是个热心、充满幻想又大方的人，可爱到会让你忘记残酷的表象。安琪的人格受到遮蔽，但尚未完全被疾病摧毁。

　　我逐渐摸清楚安琪和她自残的模式。她最喜欢的割腕工具是铁罐盖。她曾经细细地割伤手臂，严重到要缝四百针。她对我说：“割伤自己是唯一会让我有快感的事。”要是拿不到罐头，她就把牙膏管拆开，用来将肌肉割成一条条。连因为自残烧伤自己而经过清创术（以手术割除腐败的肌肉组织）后，她都还要割自己。在诺利斯镇州立精神病院的小世界里，“我曾经进入五十号楼——紧急处理中心，”她对我说：“我一割伤自己就会被送进去。我原来是去十六号楼，但现在是去五十号楼。目前我住在一号楼，一般住院病房。休息的时候，我偶尔会去三十三号楼参加卡拉OK之夜。这个时候我得回医院，因为身体的恐慌会不断袭击我。我的心一直跳跃，停不下来，把我吓坏了，你知道吗？我不得不冲进洗手间——我整个身体对小小焦虑产生的反应非常敏感！昨天我们到商业区，那里好可怕，连小店都很可怕。我得吃一大堆劳拉西泮（情绪稳定剂）——就算吃了我也不敢上街。我害怕自己会发疯。昨天我很快走进店里，再跑出来冲进洗手间，来回十多次。我实在受不了。当我离开医院到那里时，我会很害怕，但要走回来时，我又害怕回到医院。”

　　她一直不能没有身体的痛苦。“我告诉他们不要缝我的伤口，放着不用管，”她说：“让伤口烂掉就算了，那样会让我舒服一点。我宁愿承受身体的痛苦，也不愿再忍受精神折磨之苦。当我筋疲力尽、无法呼吸的时候，才能让我发泄一下。如果想扎自己的手臂，用订书机钉比用针缝好，因为那样比较痛，但痛得还不够久。当我割自己的时候，我真想死——等我把自己割成一片片再烧光以后，谁还会在乎我？看吧，我不是好人。”在最严重的三年里，安琪受到一对一的监视——连独自上洗手间都不行。她曾好几次被绑在床上，关在特别病房中，还曾被罩在网里—— 一种让有自毁倾向的病人动弹不得的大网子。她说那些恐怖的经验，无法用言语形容。她了解所有自己服用的药，是懂很多的病人。“你知道吗？要是再多吃一点Clozaril，我会全吐出来。”她还接受了多次电击治疗。

　　安琪对我说，最近在诺利斯镇医院度过的时间里，每天都打电话给母亲，每月还有几个周末可以回家陪母亲。“全世界我最爱妈妈，爱她甚于爱我自己。我让她很难过。虽然有时候我觉得，她有七个小孩，还不如只有六个。但这不代表我应该离开她，让她孤独一人。我已经让她受尽了折磨，不能再伤害她了。我带给她很重、很重的负担和困窘。我的忧郁症、她的忧郁症、我姐姐的忧郁症、我哥哥的忧郁症，你知道吗？苦难永远不会停止，我觉得永远不会停止，直到我们死了为止。我真希望能找份工作，赚钱养她。别人说我过度担心她了，但她已经七十三岁了。我到她家帮她清理打扫屋子。我发狂地清扫屋子的每个角落。我对这种事情很热衷，我喜欢清洗东西。我妈很感谢这一点。”

第一次和我见面时，安琪非常紧张，她因长期接受电击治疗（已三十次）和服用高剂量的药物而造成的失忆，使她无法好好和人沟通，句子讲到一半会忘记。谈到令她稍稍有点宽慰的小事，“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我这么好，”她说：“我时常痛恨自己，我恨自己做的所有事情。上帝应该帮我想想办法，我被车撞过两次，我割伤自己想把血放光，而我还活着。我很丑，我很胖。我不能思考——我的心混乱到偶尔想想事情都不行。医院就是我的人生，你知道吗？那些症状，忧郁和孤寂的感觉，不可能消失。”




　　她敏感地注意到我们沟通不畅，于是在数周后写信来“讲清楚”。她在信中写道：“我做了太多残害自己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变得令人厌烦。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大脑。有时候我怕一哭起来就停不住，永无止境地失落再失落。我希望能帮助很多的人，就算只是一个拥抱也好，仅仅如此也会令我快乐。有时候我会写诗，诗让我知道自己病得有多严重，但是诗中有希望。爱你的安琪敬上。”

　　接下来的一年，安琪搬出诺利斯镇医院，先住在一个有专人照料的地方，再转到宾州波城。她有十四个多月没再割伤自己的手臂。她服的药似乎有了作用，不再听到恐惧的声音。离开诺利斯镇医院前，她告诉我：“最让我害怕的是，我不能好好面对这些事情，像买东西、走三段楼梯，还有面对人群等等。”但是，她轻松地改变了。“现在”，离开后约一个月，她告诉我，“我表面上前所未有的正常。”而且之后愈来愈好，得到她以往从未有过的自信。她仍一直幻听到有人唤她名字，但不再是以往邪恶、痛苦的声音。“大部分时候，我不再有任何想伤害自己的冲动。完全不像以前那样，只要有人打喷嚏，我就会想割腕。现在我满怀希望，能好好走完人生！”她对我说。

　　我很讶异地发现，安琪不像其他许多有自残倾向的病人那样会伤害别人——她从不伤害别人。在医院的那段时间，她从不打别人。她谈到有一次用火烧自己的睡衣，然后突然想到，自己烧起来可能会让整个建筑物起火，于是很慌张。“想到我可能会烧到别人，我很快就冲到户外。”她参加了诺利斯镇医院的“消费者保障小组”——院内鼓吹病人权利的团体。虽然心里害怕，但她会和医生一起到院外的学校谈医院里的生活情况。当我到她住的监护住宅与她碰面时，发现她会教其他人做事：她以无穷的耐心教别人如何烹饪（制作花生酱香蕉三明治）。“我要好好过日子”，她对我说，“我就是很喜欢帮助别人。我觉得，或许我终究也会为自己做点事。现在和我同房间的女士是个好心人。她有很多问题，连做饭和清理都不会。她不太做事，但是她很可爱，偶尔可以和你聊天，你不能对她太粗鲁。我已经花了差不多两个月教她削该死的小黄瓜，但她就是学不会。”

　　安琪写诗，她的诗的确能细致地表达出她的经历：

　　我希望我可以哭得

　　像天空那般地随意。现在眼泪不会

　　那么容易流下来。眼泪

　　卡在我的灵魂里。

　　生命好空虚，我好害怕

　　你感觉得到空虚吗？我想

　　那是来自内心的恐惧。我该

　　振作起来，对抗恐惧

　　但这场战争

　　是多么地漫长啊。我好累。

　　小孩在长大，我的泪

　　在眼底流着。错过了

　　他们的成长就像错过了四季

　　的变换，错过春天的

　　玫瑰花开也错过了冬天的

　　雪花飘散。我还有多少年

　　可以错过？

　　岁月不曾为我停留

　　也不愿停留，岁月为何

　　不停留？花儿不断

　　开了又谢

　　开了又谢，而我的人生依然

　　寂静如死水。

　　安琪搬到监视相对宽松的住宅时，我去拜访她。她为我做了个礼物—— 一个天蓝色的鸟屋，背后钉着小纸条，写着：“租约到期。”我们一同到波城一家购物中心里的中国餐馆吃午餐。我们聊到她有一次去纽约看到的表演，聊到她找了份兼职工作，在小餐馆中帮忙做三明治。她曾遭到拒绝，心情沮丧；她曾为可以工作的想法而兴奋，虽然她害怕做收银员和要算钱找零的工作。“我的数学程度只有小学三年级，”她偷偷地说：“太可怕了。而且我能专心的时间很短，像三岁小孩。我想那应该是服药的缘故。”我们聊到她最喜欢的书——《麦田守望者》。我们聊到她曾有过的梦，“我一直梦到大海，”她说：“就像这个房间一样，有面墙。墙的背面是一片海洋。我总是无法跨过海滩，走进水中。我一直拼命走向水中，但就是走不到。有时候我在梦中感到热。太阳晒伤了我，我的头发烧了起来。我怕被太阳晒。你知道，即使是在真实生活里，在太阳下山变得火红时，我会试着找个没窗子的地方躲起来。我怕落日的光芒。”我们聊到一点她残破的记忆。“我是我一个侄女的教母，”她说：“我忘了是哪一个，又不好意思问。”

　　后来的六个月我们断断续续地有联络，再度碰面时，安琪问到我的近况。我告诉她说我曾有过轻微的复发。那时我刚经过肩膀脱臼和第三次崩溃。我们又回到那家中国餐馆。安琪拨了拨盘中枯黄的白菜，“你知道吗，”一分钟后她接着说：“我真的很担心你。我的意思是，我觉得你好像会自杀或发生其他什么事。”
我试着安抚她，“哦，安琪，不是那回事。当时情况很可怕，但还不至于那么危险。至少后来就变得没那么危险了。你知道吧，我服过金菩萨还有其他一大堆药，作用很明显。”我笑着摊开双臂：“你看，我可不是好好的吗？”

　　安琪抬起头，笑着说：“那太好了，我好担心。”我们低头吃饭，然后她断然地说：“我永远不会好起来。”我对她说，要慢慢来，她将来一定会非常好。我告诉她，她已经比我


们两年前第一次碰面的时候好上一千倍。我说，看，一年前你还无法想象会出院，住到你将要搬去的地方。“也对，”她回答，一时间，她不好意思地自豪起来：“有时候我很痛恨那些药，但它们对我有帮助。”

　　吃完冰淇淋后，我们逛了餐厅隔壁的儿童商店。安琪买了些咖啡和需要的东西，然后我们准备上车回到她住的地方。“真高兴你来看我，”她对我说：“我没想到你今天会来。希望你不会觉得是我把你拖过来的。”我说她的转变令我非常兴奋，看到她我也很高兴。“你知道，”她说：“如果我的状况好到能做点事情，我想做大型表演，可能像‘奥普拉’（由美国著名黑人女主持OprahWinfreey主持的脱口秀节目）那样。那是我的梦想。”

　　我问她为什么想上脱口秀节目。“我只是想把讯息传达给人们，”上车时，她对我说：“我想告诉所有人：不要割伤自己，不要残害自己，也不要恨自己。你知道吗？这真的很重要。我希望将来能很快懂得更多。我想告诉所有人。”我们在车上沉默了一阵子。“你会在书里跟大家讲这些吗？……”她问道，有点紧张地笑起来。

　　“我会把你说的告诉大家，”我回答。

　　“你保证会吗？很重要哦。”

　　“我保证。”

　　后来我们抵达了她的新居—— 一所监视宽松的住宅，在里面参观了一会儿，看看窗外景色，我走上户外的楼梯，想看看大楼背后的院子里的景色。那里和她之前住处的荒芜景象大不相同。这栋大楼最近翻修过，外观像是间旅馆：每个双人间都有整片地毯、大电视机、一张扶手椅和沙发、一间小厨房。我说：“安琪，这里实在太棒了。”她回答：“对啊，真的很漂亮。这里比以前好太多了。”

　　我们开车回到她即将要搬出的地方。下了车，我给了安琪一个拥抱。我祝她好运，她又一次感谢我来看她，还说我的造访对她有深远的意义。我感谢她送我的小鸟屋。“老天，好冷，”她说。我回到车上，看着她在雪中一步步慢慢从停车场走到大门。我启动车子，说：“安琪，再见。”她回头向我招手：“别忘了你的承诺。”我离去时，她这么对我喊着。

　　这幅看起来无比快乐的景象，一直刻在我心里，但不到六个月，安琪割破了她的手腕和腹部，再度回到医院里，并接受严格的精神治疗。我开车到诺利斯镇医院看她时，她的手臂起了火山丘似的血脓包，因为她把沸腾的咖啡泼在伤口上，好缓解满溢的焦虑。我们谈话时，她坐在椅子上前后摇晃，反复说着：“我不想活了。”我努力想着这本书中有帮助的短语，“事情不会永远都是这样，”我这么对她说，虽然连我自己都怀疑，对她来说，情况似乎永远不会变。所谓的决心和意志对忧郁症来说都是不够的。我离开之前，一位接待员说：“你觉得乐观吗？”我摇摇头。“我也是”，他说，“我曾经很乐观，因为她的行为不像大多数人那么疯狂。我错了，她有时候与现实世界接触时表现很不错，但她依然病得厉害。”

　　安琪对我说：“他们曾让我脱离最糟的状况，我猜他们会再度让我恢复。”不到半年，这阵风暴过去，她重获自由，回到美丽的小公寓里。她充满喜悦，后来得到一个工作——包装杂货——也非常自豪。中国餐馆里的人看到我们似乎很高兴。我们聊天时避免用到“永远”和“决不”这类的字眼。

宛小童的十二月

我被安棋的故事震撼了。

      真的也许，我们之所以自怜，是因为我们没有见到或者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很多，比我们更痛苦，更悲惨的人。却如此的可爱，善良。

       原来我是如此的幸福。

宛小童的十二月

——《忧郁》曾荣获2001年美国国家图书奖、亚马逊网上书店最佳书籍奖，被译为21种语言、获11项国际性奖项，全球畅销250000册。
　　它是一本与众不同的关于忧郁症的著作，作者不仅是一位富有盛名的畅销书作家和忧郁症研究者，更特殊的是，他本人就是一位三度饱受重度忧郁症折磨的患者，这使得书中既有大量采访、调查和研究得来的翔实材料，也记载了作者刻骨铭心的“忧郁”历程：面对过去的欢乐比面对过去的痛苦还困难，最沉重的忧郁来自于无法忘怀的、经过美化的令人遗憾的过去。他这段独特的人生经历鼓励作者和每位读者--怀着大勇气与大智慧，去发掘生活的美丽。

阿夹.

很不错,给了我有力的帮助.

宛小童的十二月

——走过地狱，发现天堂






　　忧郁症最可怕的是那种恐怖的孤寂感，我从中学到了亲密的重要性。母亲与癌症搏斗时说过：“大家为我做的事都很令我感动，但是孤零零活在这个跟我作对的身躯里，真是太可怕了。” 孤零零地面对心灵也一样可怕。看到别人被自己的心灵所困时，你会作何感想？你无法用爱让忧郁症者走出愁云惨雾，但偶尔可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有时候，你可以尝试到他的住处陪伴他。与沉郁的人相处不是件愉悦的事，但在一旁看着他衰弱下去更令人难过。你可以远远地站在一旁担忧，也可走近一点，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有时候，接近他们的方


式是保持沉默，甚至是保持距离。不是当事人的你无法决定，但是你可以观察。忧郁症的孤寂感大于其他情感，但它也造就与之相反的情感。由于得过忧郁症，我更爱别人，别人也更爱我，我可以说，许多这本书里提到的人也有一样的看法。所以，许多人问我如何对待身患忧郁症的朋友与家人，我的回答其实很简单：减少他们的孤立感。帮忙泡杯茶，促膝长谈，或是相邻同坐，保持沉默，或是其他适合当时状况的方法。但你一定要做些什么，而且要发自内心地乐意去做。

　　曾与躁郁症搏斗的梅姬·罗宾斯说：“我时常变得非常紧张，会拼命说、说、说。后来我开始加入艾滋病之家的义工组织。我的工作是为病人准备茶、蛋糕和果汁，坐下来和他们聊天，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没有亲友探访，十分孤寂。记得有天早上，我坐下来，用七月四日国庆日他们做了什么作为话题。他们跟我说了，但完全不想把话讲完。我那时觉得这对他们不太友善或没有帮助。后来突然想到：这些人不想聊天。事实上，在一开始几次简短的谈话时，他们根本不愿说话。但是他们不希望我离开。所以我决定坐在那和他们一起。就是这样的聚会：我没有艾滋病、看起来很健康、不是等死的人，但却是可以容忍他们的人。所以我只要陪他们坐一个下午，不用讲话，就会令他们感受到一种温情，只要你愿意无条件地付出关爱。如果你觉得坐在那里很痛苦，他们也会很痛苦。你的状况就是如此：不要像疯了一样拼命想解决。我已经学会怎么做了。”

　　康复的人持续服药、等待。有些人采用精神动力疗法，有些人接受电击治疗或手术。你无法决定自己要不要得忧郁症，也不能选择何时或如何好转，但可以选择用什么方法对付忧郁症，尤其是康复的时候更要好好想想。有些人复原了一阵子，又会陷落回去。但当他们康复时，会尝试用忧郁症的经验让人生更美好、更多姿多彩。对某些人来说，忧郁症是场灾难。忧郁症患者走出忧郁后，更懂得找到智慧的路。乔治·艾略特在《丹尼尔·德龙达》中，描述了忧郁症好转时那种神奇的感觉。蜜拉企图自杀，但被丹尼尔救回来。她说：“不过后来——昨天我想喝眼前那杯水的时候——我想到死亡是慈悲的最佳形象——温馨的感觉猛烈地向我袭来，我相信那种猛烈的感受。”温馨不会猛烈地袭击生活波澜不惊的人。

　　我第三次崩溃是次轻微的崩溃，当时正写到这本书的最后阶段。由于那时候我无法进行任何形式的沟通，所以在电子邮件系统中设了自动回复，说我暂时无法回信，电话答录机也做了类似的设定。曾得过忧郁症的熟人知道这种留言是怎么回事，他们的反应很快。几十个朋友留言给我，尽其所能地提供帮助，十分热心。“若需要我陪你的话，打电话给我，”罗拉·安德森写信来，还送了一大把兰花：“只要你愿意，我会陪你，直到好一点为止，也欢迎你到我这来。如果想搬到我这里住一年，随时欢迎。我希望你知道，我永远支持你。” 克劳蒂亚·薇佛在信中问我：“找个人每天去看看你，情况会不会好一点？还是信太多，让你觉得有压力？要是觉得有压力，就不用回这封信，不过，只要有需要，不论白天黑夜，我随时等你的电话。”安琪·斯塔基从医院用公用电话打给我，询问我的状况。“我不知道可以帮什么忙，”她说：“但是我一直很关心你。请多保重。要是心情真的很糟，随时可以来找我。若需要什么，我会帮你想办法。答应我，不要伤害自己哦！”弗兰克·鲁沙可夫写给我一封感人的信，提醒我希望的可贵。他写道：“我期待得到你康复的消息，去开始另一趟奇遇。”最后署名：“你的朋友，弗兰克。”我和这些朋友在各方面都算有交情，但他们的真情流露还是令我大吃一惊。汀娜·索那哥说，若我需要帮忙，她愿意请病假过来——或者，她也可以帮我买票到某个地方散心。她对我说：“我很会做菜。”珍妮·班雪芙带了把黄水仙顺道过来看我，还从她喜欢的诗中，以优美的笔迹抄了几句乐观的句子，并且带来睡袋，好睡在我家的沙发上，让我不感到寂寞。这样的关怀令我惊讶和感动。

　　忧郁者即使是喊出最绝望的请求——“为什么？”或“为什么让我碰到？”——也都种下了自省的种子，这个过程通常使人获益良多。艾蜜莉·狄金生谈到“苍白的滋补品——绝望”，说忧郁的确可以帮你看清人生，有益于人生。忧郁的人绝不会不知反省。或许，这就是我所得到的最大启示：忧郁症不是值得欣赏的事，但经历过忧郁症的人可能因它而受人欣赏。我希望这个基本的事实可以提供给深受忧郁之苦的人，并启发读者以耐心与爱对待身边受苦的人。那些没得过忧郁症的人，通常很自信，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和这种病发生关系，我希望他们除了希望之外，或许还可以从书中的故事学到一点爱的方法。
某些困境可带来好处，但没有人愿意用经历困境的方式来学习。我渴求安逸的生活，我愿意，也已经为此做出相当的妥协。但我发现，至少是在不被困境纠缠的时候，困境让我在追求过程中学到许多事，找到有价值的东西。

　　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谈到，不看清恶，就不会懂得珍惜善。“因此，善良不过就是邪恶凝视的幼儿，若不明察罪恶对善良追随者的诱惑，并排拒罪恶，那么这种善良不过就


是空白的美德，而不是纯粹的善良。这种善良的天真，也不过就是污浊的天真。”所以，彻底了解悲痛就成了彻底懂得珍惜欢乐的基础：所以，悲痛本身就会加强欢乐。三十年之后，变得更有智慧的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写到，得到智慧的亚当与夏娃在被赶出天堂后，他们懂得了完整的人性：

　　……自从我们的眼睛

　　睁开以后，我们可以清楚看见，我们看到

　　善与恶，失去了善，得到了恶——

　　知识的恶果。

　　在学到之后，有些知识还不如不懂。忧郁教你了解了什么是喜悦，同时也令你失去感受喜悦的能力。这就是知识的恶果，一种我宁可永远不懂的知识。不过，一旦得到了知识，就可以得到救赎。亚当与夏娃发现：

　　喜悦是上天赐予的更大力量，

　　从绝望中跃出的新希望。

　　有了新希望，其他喜悦的人类开始过着他们短暂、甜美的生活：

　　他们回首，从东边望着

　　伊甸园，快乐已经远去。

　　……

　　他们流下天性的眼泪，但又很快拭去。

　　世界就在眼前，他们选择

　　休息的地方，也是上帝指引他们的地方：

　　他们手牵手在黑暗中慢慢走着

　　离开伊甸园走向孤独的路。

　　所以，我们孤独地朝着眼前的世界走去，我们这些幸存者必定会学到无价的知识，这知识是费尽力气换来的。我们向前走去，怀着大勇气与大智慧，坚决地去发掘美。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美，将解救全世界。”走出绝望之域时，永远是神奇的一刻，美得不可思议。这种美几乎让你走这一遭的代价变得值得。忧郁的人格不是我们在天堂的摸彩箱里选择的，而是由上天所赐，幸存的人可以从中学到些什么。也就是了解自己是谁。海德格尔（二十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相信极度的痛苦是思想的来源；谢林（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认为，痛苦是人类自由的本质。克莉丝蒂娃向痛苦致意：“忧郁赐我至高、深奥的洞察力……从悲伤或哀愁精炼出来的是人格深刻的印记，那当然不是耀眼的特质，而是敏锐、随时可以起身而战、富于创造力的个性。”

　　我常能感受到精神的温度，我改变了睡眠习惯，懂得毫不迟疑地放弃自己的所有，更能容忍别人，更能把握所有的快乐时光。有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已不会像以往那样给我重大的打击，而且无路可逃，但也有一些转变像蛋壳一样地纤细、脆弱。现在，要是否定我的忧郁症，就好像要否定最重要的一部分自我。我太容易发脾气，也太常发脾气，别人不得不接受我这项弱点，但我觉得，我对别人已经比以前更大方了。

　　“房子一团乱，”有位与忧郁症奋战一段时间的女士对我说：“我也无法阅读。忧郁何时会回来？何时再来打击我？小孩是我唯一活下去的理由。现在我比较稳定了，但是永远无法摆脱它。不管你在某些时刻有多快乐，你永远忘不了忧郁。”

　　“我已经接受了要一辈子服药的事实，”在一次对谈中，玛斯·曼宁突然以热情的口气说：

　　“我为此感到欣慰。有时候看着这些药片，心里疑惑着：隔开我与心灵折磨的就是这些东西吗？记得小时候，我不是快乐的孩子，但我会一直想着，我必须要活完一辈子，或许还有八十年。这感觉像是负担。最近我想再生一个小孩，但在两次流产后，我发现自己无法承受这种压力。我的社交生活太少了。你打不倒忧郁症，你要学会与它相处，与它妥协。你会一直试图摆脱它。你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在上头花费许多时间。你知道吗？如果重新找回自己的生活，最好努力把握。”

　　教人努力挽回人生，这就是忧郁不可或缺的价值。弗兰克·鲁沙可夫在他的大脑手术治疗之后的几个月告诉我：“如果可以重来一次，我就不会这么做。”我与他、他的父母、医生共处了一下午，他们聊到残酷的事实：他的扣带回切除术没有成功，必须再做一次手术。他以高贵的勇气，用六个月时间准备重新进行手术。“但是我从中学到很多，也成长很多。我与父母、兄弟和朋友变得更亲近。我和医生相处的经验非常好。”这种得来不易的理智如此真实，令人感动。“忧郁症真的有好的一面，当你陷于其中时是看不到的。”之后，第二次手术产生作用，他在信中说：“我曾说过，要是能重来，我就不会这么做。我想我应该不会这么做。但现在，最糟的时刻已经过去，我感谢眼前的一切。我进医院三十次并接受手术还是明智的，我因此而认识了许多朋友。”

　　“当我知道，这辈子我的心灵都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时，就觉悟了，”凯·杰米森耸耸肩说：“我无法告诉你，人格重建的过程有多令我厌烦，但我珍惜这样的我，爱我的人都喜欢我的这一面。”

“数年前，与我结缡的妻子没见过我忧郁的样子，”罗伯·布尔斯汀说：“她没见识过，对此我不想多说，而是叫别人去跟她解释那是什么情况。我尽可能让她有心理准备，因为，我将来必定会再度陷入忧郁。在未来的四十年里，我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趴在房间的地上。这令我非常恐慌。如果有人对我说：‘只要砍断你的一条腿，就能消除你的精神障碍’——我真不知该选哪样。但是在患忧郁症之前，我无法忍受任何不如意，自大得难以想象，也不了解人性的弱点。经过忧郁症之后，我性格变好了。”




　　“我工作最重要的主题是救赎。”比尔·史丹说：“我还是不知道自己在事件中的角色。我受圣徒与殉教者故事的吸引，觉得自己不可能承受他们经历的事。我还不打算到印度盖医院，但忧郁症让我走向正确的方向。在认识的人之中，我知道他们不曾有过我那样的经验。经过剧烈的病痛，显然改变了我内心的模样。我一直朝着信仰与善意前进，但要是没有经过崩溃，我就没有动力和精神的目标。”

　　“我们走过地狱，发现了天堂，”汀娜·索那哥说：“我得到的回报很简单。我现在可以了解以前不懂的事，而现在不懂的，只要是重要的事，我将来也会懂。忧郁症造就了现在的我。我们得到的东西微不足道，却又如此重要……”

　　梅姬·罗宾斯说：“我们的渴求就是我们最大的财产。”如果我们的渴求就是我们得以了解自己、对别人开放自己的方法，那么匮乏就可以促进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因为人群中有我渴求的东西，所以我才能与人相处。我想我已经懂得去散播渴求的东西了。”

　　“情绪是另一个未开拓的领域，就像深海或外太空，”克劳蒂亚·薇佛说，“多次情绪低落，会给你更多勇气，我觉得我比许多人都更能应付难熬的痛苦，因为我经历了太多伴随痛苦而来的感受。忧郁症不是人生道路上的绊脚石，而是人生中，伴随着我的一部分自我，而且我相信，它在许多时候对我是有好处的，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我的忧郁症，和救赎它的力量。我是个非常坚强的女人，这有一部分是拜忧郁症所赐。”

　　罗拉·安德森写道：“忧郁症给了我和善与宽容，这是别人不太懂得奉献出的东西——我愿意去接近因错误的举动、不当的批评，或显然无意义的判断而遭别人厌弃的人。今天晚上，我和别人争论死刑，我努力解释，如果没有太多自我指涉，我们就可以了解可怕的行为——了解情绪、工作、亲人与其他事物之间可怕的相互关系。我绝不希望忧郁症变成公开的借口或政治的推托，但我认为，一旦经历过忧郁症，就更能够直接了解为何有人会一时失去判断力而犯下大错——你可能甚至会学到如何原谅这个世界的罪恶。”

　　有朝一日，我们为失去忧郁感到无比欣喜，但也将失去它带来的一切。如果地球没有雨水，我们也能过活，就算我们可以征服天气，让世界永远晴空万里，我们难道不会想念阴天与夏日的暴风雨吗？在英国，经过十个月阴沉的天气，到了夏天，太阳突然罕见地出现，似乎变得比热带更明亮、更晴朗，那样的快乐会比我想象的任何事物更巨大。

　　有趣的是，我爱我的忧郁症。我不喜欢经历忧郁症，但喜欢忧郁症本身。我爱我经历过忧郁症的结果。叔本华说：“人的满足来自于他的愚钝和麻木”。田纳西·威廉斯被问到快乐的定义，他回答：“麻木。”我不同意他们的说法。很奇怪，我的自信心比以前所想象的更强。这几乎可说是（但不完全是）忧郁症最有价值的地方。我想，我将来绝不会再度试图自杀，如果我身处于战争，搭飞机失事落难于沙漠，也不会放弃生存的希望，我会尽全力求生。就好像，以前我的生命与我相互敌对，憎恨彼此，想要甩开对方，如今却永远紧紧相依相偎。

　　忧郁的反义词不是快乐，而是活力，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生命充满了活力，即使在悲伤的时候也一样。或许明年的某一天，我醒来时又失去理智，那状况也不会持续不变。但与此同时，我已经发现了我称之为灵魂的东西，直到七年前，痛苦突然降临的那天，我都不曾想象过有这部分的我存在。这是值得珍惜的大发现。几乎每天早上，我脑中都会闪过一阵绝望感，每次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又陷落了。有时候一个念头闪过，我想让车撞死，而我咬紧牙关好好站在马路边，直到绿灯亮起；有时候，我会想象着割腕有多么简单；有时候，我会渴望拿枪对准嘴巴；有时候，我会想象自己一觉睡去，永远醒不过来。我痛恨这些感觉，但我知道，这些感觉让我更深入生命，去发现和把握存在的理由。我从来不会慨叹已走过的人生。每一天，有时候坚决，有时候犹疑，我都选择活下去。这难道不是难得的喜悦吗？

　　在写这本书时，有太多的人毫无保留地对我讲述他们的经历，很高兴他们如此信任我，我也很珍惜与许多人建立的友谊。我这辈子没有其他的事业是如此令人痛苦，也没有其他任何的事让我相信人与人能很好的沟通，并让我相信这是个温馨的世界。最感谢的是他们愿意让我把他们的故事写进书里。对这些大方地叙述自己经历的人，我希望我已把他们的勇气充分地表达清楚。
因为这是本谈忧郁症的书，我还要感谢那些让我复原到足以写出我的故事的人。谢谢治疗我忧郁症的医生，我很幸运，他们能妙手回春。除了医生，还需辅以朋友的宽容，我无法在此列举，但他们知道，我的生命因他们而开启了一条道路。我的忧郁症处方中，最重要的是人们给我的爱，他们发自内心对我好，他们温馨的忠告与设身处地为我着想，以及理智的情绪，让我可以放心地发疯。我要谢谢Juan与Amalia Fernandez，他们在我写作期间的照顾与关怀，让我找回原来的自己。




　　在写这本书之前，我从来没有请过助理。非常幸运能够碰到有才干的艺术家Stephen Bitterolf，他离开画布，花了数百个小时和我一样努力地为这本书工作。要不是他的耐心，我不可能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而且我有许多点子是来自于他。若没有他的付出，这本书绝不会是现在的样子。另外，他也充分展现了他的个人特质、聪慧、温情与亲切，带给我源源不断的欢乐。

　　在我经历第一次忧郁症时，家父时值六十七岁，我要赞美的不只是他的爱与宽容，还有他的理智与心灵的调适力，使得他能够理解和扼止我六年多来的病情。我从没见过一个人可以像他一样，同时拥有年轻人那样充满想象的活力，以及年长者缜密的智慧。他以前是，也永远是我坚实的依靠和最大的灵感来源，我全心全意将此书献给他

帅得惊动党中央

好书！！！！！！
请版主把jsok888删档！完全把这里当成广告牌了

clausen

然后慢慢看--估计要一个小时

翠星石

文笔很好，行人那个的挺形象

ShellBabae

1# Eztabello

谢谢分享。

庆伟

小宛的文笔很不错!我的抑郁症复发了数次，从未服过药，在做精神分析，现在恢复的还不错!

后羿

辛苦了朋友，我现在的一些症状挺像抑郁的，晚上能睡着但是总醒，早上心情特不好晚上还行，哎不知不吃药能不能好啊，都好几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