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就是那些学贯中西、才富五车,人人望其项背而不及的人。近现代中国大师,悉数出在民国,当代却是鲜有了。我们了解的这些大师,往往以其学术和论著而闻名,实际上,真实的大师却也另有一番风骨——诙谐幽默。
梁启超,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梁大师授课时的开场白经常是:“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 稍微顿一顿之后,等大家的议论声小了点,眼睛往天花板上看着,又慢悠悠地补充一句:“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先抑后扬,一下子把学生们的注意力全都吸引过去。
刘文典,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庄子》研究专家。刘大师上课的开场白是:“《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抗战时期,刘大师跑防空洞,遇见作家沈从文,便大声喊道:“我跑防空洞,是为《庄子》跑,我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跑什么?” 沈从文好脾气,不与他计较。
平心而论,尽管沈从文小说写得好,可他的授课技巧却很一般。他也颇有自知之明,一开头就会说:“我的课讲得不精彩,你们要睡觉,我不反对,但请不要打呼噜,以免影响别人。” 他的学生汪曾祺曾评价说,沈先生的课“毫无系统 ”,“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听他的课,要会“举一隅而三隅反”才行。
闻一多上课时,要先抽上一口烟,然后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闻一多讲唐诗,常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引经据典信手拈来。闻一多大师的课总是人满为患,外校也有不少人来“蹭课”,有的人甚至跑上几十里路来听他上课。
辜鸿铭,学贯中西、名扬四海,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有句话流传甚广:“到北京可以不看故宫,不可不看辜鸿铭”。他在辛亥革命后拒剪辫子,拖着一根焦黄的小辫给学生上课,自然是笑声一片,他也习以为常。待大家笑得差不多了,他才慢吞吞地说:“我头上的小辫子,只要一剪刀就能解决问题;可要割掉你们心里的小辫子,那就难了。”顿时全场肃然,再听他讲课,如行云流水,似天花乱坠,名不虚传。
章太炎,国学大师,大学问家,谱儿也大。 他来上课,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等,俱是大师级人物。 章先生国语不好,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 老头也不客气,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幸亏有后一句铺垫,要光听前一句,那可真狂到天上去了,不过,老头的学问也真不是吹的,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他也有资格说这个话。
马衡,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北大讲“金石学”,带学生去故宫看商周青铜器。学生问他:“何以知道是真的?”马衡说:“若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先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学生又问:“那么,又何以知道什么是假的呢?”马衡说:“若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的!”
陈寅恪,国学大师,百年清华四大哲人之一。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是大师毕生追求。 陈寅恪执教于中山大学时,讲课时校内教授旁听者常多于学生,陈因此有“教授之教授”的称谓。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陈寅恪家里,汪钱和自己的老师陈寅恪作了一次长谈。陈寅恪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 陈寅恪说:“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还说: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陈寅恪每次讲课,开宗明义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黄侃,国学大师,语言文字学家。章太炎、刘师培、黄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学问。有一次,刘师培感叹自己生平没有资质优秀的弟子堪当传人,黄侃即朗声问道:“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刘师培以为黄侃只是开玩笑,便说:“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黄侃正色相告:“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第二天,黄侃果然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前往刘家磕头拜师。有人认为黄的学问更胜于刘,不必自轻身份,黄说:“《三礼》为刘氏家学,非如此不能继承绝学,此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季羡林,国学大师,通晓12国语言。一次,北大新生入学。有名新生拎着很大的包裹来报到,看见路边有一个老头,就把他叫过来,说:“老头,给我看一下包,我去报到。”老头等了一个小时,一直不动给他看包。后来,这个新生在开学典礼上看到,给大家演讲的正是给他看包的老头,他就是季羡林。
文/贾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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