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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崔卫平老师的博客里读到的,转过来与大家共享
当我用精神注视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一个家伙以同样的心情注视着我的精神,这就是我的身体。它像一个卫兵一样,紧追着我精神的活动,同时像一个大夫似的,进行严格的探测、检查。一旦发现问题,马上发出警告,即将精神上的问题,转化为身体上的问题。完全可以说,每次当我的身体病了,肯定是我在精神上病了,或者在道德上病了。
不久前,我便去了一趟医院。挂的是神经内科,自报“睡眠不好”。大夫问是晚上难以入睡,还是早晨很早就会醒来。答曰:很早就会醒来,大夫马上接口道:我们以前将这个称之为“神经衰弱”,后来称“综合疲劳症”,现在就算作“忧郁症”了。这个名称不好,有人不愿意接受。我马上安慰大夫,不,我不在乎。
我宁愿生一场病来抵消某种东西,抵消心中的不安或者类似内疚的情感。比如,应该去做的事情没有去做,应该做好的事情没有做好,知道如何去做却没有能够那样去做。有几次是因为答应给朋友要出版的书写序,但最终发现无法完成这样的工作,只好再去跟朋友解释,这种事情也会让我病上好几天。
我所敬爱的一位老人于10月16日中午去世。得知消息是当天晚上十点多钟了,我与朋友在宋庄看完王兵的第二部纪录片《和凤鸣》出来。影片本身给我带来的震撼还没有结束,手机上短促的信息令我感到刺痛。当晚睡得模模糊糊,早晨醒来给附近的朋友邢小群家打电话,得知另外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情又发生了。他们家的一些书不见了,其中包括和凤鸣女士写的那本《经历——我的1957》。
这种时刻只有用“刺激”二字来形容。我是说那种无疑回避的直接性。直接打击你的那种力量。直接摧毁你的勇气。直接撞击你的生存。直接令你看到自己的脆弱和苍白。正好那段时间我一人在家,临睡前都要仔细拔掉电话和门铃,并且很晚、很晚才睡。比实际上的恐惧更可怕的,是面对我自己的恐惧。
迄今我无法写下关于那位老人的任何一个字。那样快地将自己的感情变成文字,这是我不喜欢的。有些东西属于我自己,我必须将它存活在我心里,任何人也不能勉强我。我只能按照我自己的节奏,自己习惯的方式去做,按照我自己认为合适的时机,去表达我的哀思与尊敬。在一种十分刺激的氛围之下,我不能写下一个字。
问题就在于有些事情不仅属于个人,就像这位老人不仅属于他的家人,而且属于我们民族一样。我或许应该越过自己的感受,将个人的感情抛在一边,写出一篇理直气壮的文章来?至少那样,会令身边的一些朋友满意。
但我还是选择了一声不吭。选择了这样一种内心极为不安的做法。事情就是这样变得晦涩起来:如果是忠实于自己内心的,那么为什么事后令我如此不安?而我自己的感受,是否仅仅是一种看起来精致的借口罢了?但是,谁又能否认,在一种过度关照的情况下工作,知道会有怎样鹰隼一样的眼光盯着,怎么会令人感到是发自内心的抒写?
到底什么是我们的自然和自由?我们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说自己是自然的和自由的?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够说是依据自己的内心而生活?什么东西能够成为衡量我们生活的尺度?衡量我们人性的获得和失去?
忧郁的日子真的不好受,面部沉重,不想见人,不想开口。女儿得知之后特地匆匆赶回来,说妈妈你不能吃那个“百优解”,“会把人吃傻的”。谢谢孩子,我有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不回避忧郁,我的办法是找一些更加忧郁的东西当作镜子,将自己体内的忧郁进一步调动出来,让它们得到释放。接受自己的倒霉处境,是我的拿手好戏。
想起了伯格曼的《假面》,其中的女演员突然不想说话了。很多年前只是看到别人文章中提到这部片子,自己居然还没有看。从架子上找出这部电影,深深为其吸引,觉得那简直就是为了我今天的这种状况拍摄的。像吞噬毒品一样,我几乎把这部片子吃了进去。那是一部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奇迹般的影片。那些阴郁的画面,如同耀眼的闪电一样,穿透了我阴郁窒息的头脑,让它们感到能够重新呼吸。
继而每天一部伯格曼——《羞耻》、《恶兆》、《豺狼时刻》,就像定时服药一样。用别人的痛苦来替换自己的痛苦,以别人的混乱来置换自己的混乱;借着他人的忧郁,我的忧郁渐渐地恢复了,我的精神和力气也慢慢恢复了。
我的“好了伤疤忘了疼”表现在:当我知道自己还能够忧郁时,我知道自己还有救。如果问我生活中还需要什么?我要说,让忧郁像湿疹一样,对我不离不弃,该来的时候就来吧,这是我必须付出的代价。
为《soho小报》年终一期所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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