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Katti Gray
在第一个孩子不幸流产之后,悲伤的Kelli Montgomery没有接受医生的建议服用抗抑郁药物和安眠药,而是选择了高强度的运动,瑜珈和冥想。“‘你必须服这个药那个药。’药物是治疗的第一选择,这让我很震惊。”42岁,来自德克萨斯的Montgomery说。她是奥斯汀MISS悲伤家庭基金会的会长,“不管是去医院,还是本地诊所,医生们都是同样的说法。”
她的选择一部分源自对长期服用处方药的厌恶,同时她也听到越来越多的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和临床社会工作者认为抑郁症以及其他应对生活中困难挑战的正常反应常常会被视为不正常。这种前提下,贸然服用药物可能会产生有害的副作用。
像Montgomery这样的异议者认为,随着《精神疾病诊断统计手册》中精神类疾病清单的膨胀,重大心理和精神疾病的病例数据也随之大量飙升。这一手册被视为精神类疾病治疗的圣经,专业人士根据它所列出的精神健康标准进行临床诊断。
过度诊断的问题从儿童双相障碍症的临床诊断率可见一斑。据前Duke大学的精神病学系主席Bernard Carroll博士介绍,过去二十年中,儿童双相障碍症的诊断率增长了四十倍。“你看到周边很多孩子被附以这一诊断,然而他们中很多人从来就没有过一次狂躁的症状(双相障碍症的主要症状特点)。”现任太平洋行为研究基金会科学主任的Carroll谈到。
“很多孩子,除了敏感易怒之外,从来没有任何其他的症状表现。”他继续说,“然而他们不得不服用抗惊厥剂,抗精神药物。这些都会导致严重的长期副作用,导致肥胖,代谢综合症,糖尿病和行动障碍……会严重损害一个人的生理机能。”
国际DSM-5应对委员会(以即将问世的第五版诊断手册命名)酝酿在下个月组织一次运动,目的是阻止这本手册在5月20日的发行。不仅如此,批评家们计划率先制造舆论,DSM-5应该经过批评界的检验,而非被医生或是病患毫无条件的接受。“在我们看来,大量证据显示DSM-5并不科学,也不具统计意义的可靠性,“利物浦大学心理健康社会学院主任,临床心理学家Peter Kinderman认为。他也参与了组织本次在美国,英国以及法国进行的国际请愿行动。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手册首次发行于1952年。自此,健康保险公司,制药公司,医生以及其他临床专业人士都以此作为诊断标准。这一手册中对DSM-5反对者的意见不置一词。”很不幸,所有成功的流行病学研究都证实了,五分之一的人群有心理障碍……这很普遍,很常见。这个事实让有些人感到困扰。“来自芝加哥的精神病学家Carl Bell博士说。作为DSM-5委员会的15位委员之一,Bell代表精神病学协会的发言中认为,”如果你深入研究了DSM-5,你会发现它是一份极其复杂的材料。“
批评家们则认为,这份手册的缺陷在于部分在列的诊断标准并没有经过科学方式的检测;不考虑病患过往服用抗精神病类药物的背景来孤立诊断当前的状态;将不同程度的一系列疾病归于同一类,譬如,即使是系列抑郁症也分轻度抑郁到重度虚弱。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人们总是说抗抑郁药物根本没用,“ Carroll说。 ”如果你只着眼于一大类,甚至很难明白为什么这些药没用。“
”这个问题受到了太多关注,所以大众很难听到我们的声音,“Allen Frances博士如此认为。他是Duke大学荣誉教授及前精神病学系主席,著有《拯救正常——一个局内人的反抗: 失控的精神疾病诊断,DSM-5,制药巨人和医疗化时代》一书,被视为反抗DMS-5的先锋人物。”五十多家协会署名的请愿书已经提交给精神病学协会,我们要求独立地科学性审查DSM-5。精神病学协会没有给出任何回应。”
精神病学协会认为,DSM-5已经经过了长达18个月的检测审阅,不过结果不会公开。同时,在手册公开发行之前,精神病学协会不会透露审阅者的身份及资质。“DSM-5的撰写过程是史无前例的。首先在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支持下对相关研究进行评估,包括一系列的论文以及13次科学会议。”DSM-5撰写监督员,来自Pittsburgh大学医学院的David Kupfer博士在e-mail中写到。
"这一过程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四百多名科学家,产生了一系列的专著和审评期刊文章。DSM-5的诞生经过了最深入的讨论和辩论,也是最透明公开的过程。“
Frances则认为,尽管这个过程有志愿者参与,但始终神神秘秘,而且没有充分考虑到可能有的反对意见。他本人曾经领导了2000年DSM第四版的撰写。”让我决定站出来的原因是,我有过这样的经验,无意中增加的因素常常导致轻率诊断和过度治疗,“Frances说, ”尽管我们相对新版的撰写者而言更谨慎,这样的情况在第四版中还是出现过。而这一版很多新增的改变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有的甚至相当草率。“
Frances谈到一个例子,DSM-5可能会将部分人群错贴上”躯体综合障碍症“这一新标签,而这一人群的四分之一可能只是有长期慢性疼痛和肠道过敏症。这一新疾病的诊断定义是个体对自身的病史长期处于焦虑状态,且至少持续六个月。
Frances以及他的同好认为,许多相关因素的聚集导致了精神类疾病的”过度医疗化“和过度诊断。最主要的因素则是越来越多的基层医疗机构和非精神科医生都有权开出抗精神类药物,而他们实际上从未接受这个领域内的训练。制药公司霸道的市场销售策略可能也助长了这股浪潮。
Montgomery同意这个说法,”我没有精神病。我从没吃过精神药物。我甚至不认为我感觉压抑。“她说,”我一直在问的是,是否有人认识治疗师,我可以跟他/她谈谈我这段伤痕。“
在Montgomery拒绝处方精神药物的同时,甚至DSM-5的反对者们也接受了这样一个概念: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需要密集的干预治疗,而这个过程可能是一生。
不过,批评家们始终认为即将出版的DSM-5转向了错误的方向。”从很多方面来看,DSM-5反映出的是当代精神病学政治。“《精神处方:当代精神病学批评》的作者Joel Paris博士谈到,”每个人都在不同的疾病领域中有所投入。研究某类疾病的人往往会说,‘这个病症比你想象的常见得多!流行性非常高!‘因为过度诊断,我们面临着失去权威性的风险。而事实是,大多数人都会度过生命中的难关,然后康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