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美惠子

华国锋与四人帮彻底闹僵：谁处理毛主席后事

2012年03月27日 09:27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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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左起: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资料图）

　　毛泽东逝世。左至右: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资料图）

接上两篇：

·1975年毛泽东问毛远新：否定“文革”的风来自哪里？

1976年4月，毛远新接连向毛泽东写出两份报告

邓小平处于赋闲状态后，便不再露面了，这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关于邓小平被批判的消息很快就在全国干部、群众中传开了。而且，大家心里都清楚，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是针对邓小平的，邓小平就是被“四人帮”摘掉的。在公开场合，人们虽然嘴上不说什么，但心中积压着的对“四人帮”的愤怒和不满与日俱增。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正在酝酿，而其导火索，是周恩来逝世后广大群众的悼念活动被“四人帮”干扰、破坏和镇压。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因病逝世，广大人民群众沉浸在悲痛之中。人们以各种形式，自发地悼念周恩来。但是，“四人帮”对人们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恨之入骨。不仅如此，他们还采取种种手段，影射、攻击周恩来，这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1976年3月，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这场群众运动很快就波及了全国。

然而，此时躺在病床上的毛泽东，对事情的起因、性质、具体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他全靠听毛远新的汇报来了解情况，依据毛远新的汇报来判断是非曲直。

1976年4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已经出现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时，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讨论局势。叶剑英、李先念等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开会时，其他许多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不表态。华国锋虽然主持会议，但也没有说什么话。只有“四人帮”在那里叫喊，但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定性的意见。然而，毛远新却在4月2日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使用了“敌人”、“国内外敌人”、“借故闹事”、“钻空子”等词汇，来称呼这场群众运动。毛远新的报告全文如下：

主席：

四月一日晚，政治局讨论了几件事：

一、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四月四日)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的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

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发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

二、今年五一节活动，有的同志提出不搞游园活动了，应改革一下，还有见报也不好安排等。

讨论结果，五一节的活动今后可以改革，一年搞一次(国庆节)即可。但今年改变不利，当前国内外敌人都说我们乱了套，要钻空子，历年有活动，今年不搞影响太大。要利用这个机会体现安定、团结，庆祝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初步胜利，鼓舞全国人民，今年五一节活动还是按去年的办法不变。

至于中央同志登报排列，可分三个公园分别报道，不搞通栏，只登政治局同志、副委员长、副总理，不搞过去上千人的大名单。

建议邓小平同志不出席，其他政治局同志尽量都出席。

三、三月初主席指示，《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暂时就传达到县团级，暂不扩大传达。目前干部已学习了近一个月，党员、基层干部普遍要求传达，是否可以考虑下一步再扩大传达到支部书记和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

上述意见当否，请主席指示。

如同意，国锋同志准备正式向主席写报告。

毛远新 四月二日

当时的宣传画（资料图）

毛远新这个报告的突出特点有三：一是在字里行间他已经把这场群众运动定性为“敌人”的“闹事”；二是他可以单独向毛泽东说事情、提建议，例如“建议邓小平同志不出席”等；三是他写给毛泽东的报告，基本上就是为中央政治局定调子的报告，只有毛泽东同意了他的报告后，华国锋才能代表中央政治局正式向毛泽东写报告。

4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当天，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天安门广场出现的问题。老干部叶剑英、李先念等仍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邓小平已经被排除在政治局会议之外，自然也没有参加。其他参加会议的，多数人也不表态，只有“四人帮”在那里叫嚷。江青又哭又闹，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在那里比划着；王洪文上蹿下跳，坐立不安；张春桥阴沉着脸；姚文元不时走到窗前向外张望。他们提出这是反革命事件，要镇压，但多数政治局成员只是讨论具体情况和事情过程，并不讲定性的话。“四人帮”见此情况，就一个接一个发言。他们有的说“这是坏人又跳了出来”，有的说“这是直接攻击主席”，有的说天安门上的群众是在“造谣”，“是反动的”，还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张春桥和江青共同的意见是：“邓小平从1974年到1975年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准备形成的”，“是党内走资派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席的”，“是反革命搞的事件”。

“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的这些议论，并不能代表政治局全体成员的共同意见，更不是政治局作出的决定。然而，毛远新却妙笔生花，把“四人帮”的言论当作政治局全体成员一致的意见，把他们的个别话语，当作政治局已经定性的结论意见。他在4月5日早晨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四月二日起，有不少人当场致悼词，读诗词，有的贴小字报、标语、传单。其中不少内容是以悼念总理为名，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上去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要求再读一遍。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去干涉就挨打。四月四日晚有人公开读一个传单，说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某某人反总理，某某人想夺权等等，大群人围着听(还有外国人)，有人帮助照明，他连读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

……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这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

毛远新在这份报告中夹带了许多“私货”，其中最要害的，是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认为“天安门事件”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并且把事件的责任直接推到邓小平身上。

毛泽东听工作人员读了毛远新的报告后，听信了毛远新的话。他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4月7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天安门事件”情况汇报时的谈话，引自毛远新的笔记)毛泽东还根据毛远新报告中作出的判断，建议政治局作出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毛远新引火烧身，被“保护审查”

1976年4月5日晚，当天安门广场群众运动受到镇压时，毛远新躲在人民大会堂东边的玻璃窗前用望远镜观看，同时参与指挥。当天安门广场群众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他又参与了追查所谓“反革命”的活动。他住在中南海，每天都和“四人帮”联系，在一起商量事情，帮助“四人帮”出主意。晚间，他还要去江青在中南海的住处，筹划新的阴谋。他没有想到，他此时已经站到了群众的对立面，已经成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真正的“反动派”，火很快就烧到了他自己的身上。

火之所以能烧到毛远新的身上，基本原因当然是他追随“四人帮”干了不少坏事，但也与他在毛泽东逝世后干了一件蠢事有直接关系。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因病逝世，“四人帮”随即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这样，他们必然与已经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发生尖锐的对立和斗争。在此情况下，毛远新仍然站在“四人帮”一边，成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爪牙，这引起了华国锋对毛远新的注意和不满。

本来，毛泽东逝世后，毛远新作为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联络员的任务已经完结，但是，他个人的野心以及他与江青的特殊关系，使他头脑发热。他竟然找到江青，请江青在华国锋面前提出要求，要把他留在中央工作。

9月19日，江青给正在人民大会堂处理事情的华国锋打电话，要求开紧急常委扩大会议。江青还要求，让毛远新也参加常委扩大会议。华国锋不同意开会，江青就一再打电话，非要开不可。最后，江青亲自跑到人民大会堂来，逼着华国锋开会。华国锋和在人民大会堂处理事情的几个政治局委员只好坐下来，听江青说什么。江青提出，要把毛泽东的书籍、文件，交给她与毛远新保管，“因为我是毛泽东的妻子和秘书，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华国锋不同意。张春桥提出，可交给张玉风保管，由毛远新帮助张玉凤登记、整理。江青同意这个意见，但华国锋仍然不同意。于是，江青就与华国锋争吵起来，一直吵了5个多小时，华国锋也没有让步。后来，华国锋说，这次会议，叶帅、先念没有参加，不是常委会，不算数。江青也只好回去了。之后，江青每天都去找张玉风，纠缠着要由她和毛远新保管毛泽东的文件，还从张玉凤那里骗走了两份。张玉凤赶紧向汪东兴和华国锋汇报。华国锋和汪东兴一致意见：必须追回这两份文件。江青只好交回这两份文件，但文件已经被她改得乱七八糟。华、汪二人对此很生气。此后，华国锋下令，封存毛泽东的文件。这样，江青让毛远新留在中央整理毛泽东文件的图谋，没有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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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体党员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资料图）

9月28日，毛远新与江青、张春桥在中南海201号密谋，让毛远新直接给华国锋写一封信，提出他自己怎么办，是留下还是回辽宁的问题，然后他们在第二天的政治局会议上先后发言，逼华国锋把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9月29日，政治局开会，华国锋主持会议。华国锋首先讲，江青提出要工作的问题，毛主席生前已经说了，她还是研究国内外动态，不变了。接着，华国锋当着与会全体人员的面，念了毛远新写给他的信。念完信后，华国锋率先表态说：我同意毛远新回辽宁工作。“四人帮”一听，气得火冒三丈，急忙围攻华国锋。江青恶狠狠地说：“毛远新应该留下，必须留下!只有他熟悉毛主席临终前说的话。”张春桥、姚文元立即响应说：“毛远新应该留下。”江青又说：“毛远新留下，是要处理毛主席后事的。”华国锋说：“你不是说过，毛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毛远新也不参加吗?”汪东兴立即出面证明说：“是的，江青同志说这个话时，我在场。”王洪文、张春桥也听江青说过这个话，便不作声了。江青一听，索性撒起泼来，又哭又闹。这时，张春桥提议：“让毛远新暂时留下来，他熟悉情况，主席写的东西，只有他能看得懂。”江青立即止住哭闹，响应说：“对，毛主席的文件交给毛远新，我放心。”这时，叶剑英表态说：“我同意华国锋同志的意见，毛远新回辽宁，文件仍由办公厅负责保管。”李先念立即附议说：“我同意华国锋和叶帅的意见。”这样，政治局会议形成了僵局。这时，江青又哭闹起来，并赶叶剑英和李先念等人走。她指着叶剑英和李先念说：“你们无关的人都走。”她的意图是，只留下华国锋一个人，他们好逼迫华国锋把毛远新留在中央。

华国锋考虑叶剑英、李先念年岁大了，会议已经开了好几个小时了，就劝他们先回去休息。叶、李二人只好走了。汪东兴则坚持不走，保护华国锋。

会议继续开时，“四人帮”轮番攻击华国锋，让他表态把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华国锋、汪东兴要讲话，他们也不让讲，一直由他们吵嚷。华国锋和汪东兴干脆不讲话了，任由他们说。等“四人帮”吵嚷累了，说话声音都小了一些时，华国锋问江青：“你究竟想干什么?”江青说：“开三中全会，毛远新留下起草政治报告，确定人事问题。”这句话暴露了他们的野心。华国锋明白了他们的用意，是要让他交权。对此，华国锋是绝不让步的。他斩钉截铁地说：会就开到这里，毛远新回辽宁。叶剑英、李先念不在场，开三中全会问题不讨论，开也要由我作报告，由我准备。：）的人事安排，应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他起身就走。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与“四人帮”彻底闹僵了。他也认识到了“四人帮”的野心，决心粉碎“四人帮”，办法是团结政治局多数同志，把“四人帮”抓起来。

1976年10月初，华国锋和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作出抓捕“四人帮”的决策，并定于10月6日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实施。6日晚，华国锋和叶剑英在怀仁堂亲自坐镇，抓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又派人去中南海江青的住处抓了江青。

他们没有忘记毛远新。

此前，他们就决定，把毛远新也一同抓起来。汪东兴安排中央警卫团负责人之一张耀祠执行抓毛远新的任务，还让李连庆(毛泽东生前的卫士)与张耀祠一起去执行这项任务。后来，张耀祠向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讲述了他们抓捕毛远新的全过程：

当时，毛远新住在中南海颐年堂后院。颐年堂本是毛泽东生前接待客人和开会的地方，一般人是不能去那里住的。但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亲侄子， 自然可以例外。毛远新住的这个地方，离江青所住的中南海万字廊201号很近，以便于及时联系。毛远新还从沈阳军区带来两个身手不凡的警卫。这两个警卫日夜跟随着毛远新，也与毛远新一起住在颐年堂的后院。毛远新带着一支手枪，他的两个警卫，每人也都带着手枪。10月6日晚8时半，穿便衣的张耀祠和李连庆带着几名警卫，前往颐年堂抓捕毛远新。他们虽然知道毛远新他们有手枪，却都没有带手枪，张耀祠心中有数：在颐年堂四周站岗的警卫员，都是他的部下，毛远新如果闹起来，这些带枪的警卫很快就会把他制服的。由于李连庆与毛远新很熟悉，张耀祠让李连庆先进屋。

1980年，华国锋、叶剑英与胡耀邦在北京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会议（资料图）

当天晚上，毛远新吃过晚饭，给自己在沈阳的妻子全秀风打了一个长途电话，便在他的房间里看电视。突然，李连庆走了进来。毛远新见李连庆来了，一愣，但仍然不知就里，急忙打招呼：“老李，有什么事?来，一起看电视。”李连庆对毛远新说：“想给你换个地方。”毛远新还不明白，说：“换到哪里?我得收拾一下。”李连庆说：“不用了，现在就走。”话说到这里，毛远新才听出李连庆话中的意思，双眼盯着李连庆，问道：“你来抓我?”这时，张耀祠率领警卫员走进屋来。张耀祠向毛远新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要对你实行“保护审查”(当时中央警卫团为了把毛远新与“四人帮”区分开，特意用了这个名词)，你要交出手枪。毛远新大怒，高声叫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一声令下，警卫员上前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毛远新没有反抗，被警卫员押走了。

上海的“李实”工程师

毛远新被“保护审查”后，先在中南海一处地下室关着，很快即被送到秦城监狱。这是毛远新“一进宫”。

由于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亲侄子，与“四人帮”也不完全一样，因此，在监狱里，他还是受到了很好的照顾。关押他的监房较为干净、整洁，一日三餐吃得也算好，每天有自由活动的时间。他能读到报纸，可以看书、听收音机，后来还可以在固定的时间里看电视，身体若有不适，监狱方面就会从城里找来医生为他诊治。上世纪80年代，初，王震亲自到秦城监狱，找毛远新谈话。王震在谈话中提出，对于毛主席晚年犯的一些错误，是否写材料回忆一下，你毛远新是否承担一些责任？他还流露出，这也是邓小平的意思。毛远新提出：在监狱中没法写。于是，在王震的关照下，秦城监狱方面以毛远新治病需要好一点的条件为名，让毛远新“出狱治病”，在秦城监狱外边不远的一处房子里，给毛远新单独辟了一个房间，让他在那里吃、住，写材料。但毛远新住进这个房间后，经过几天的反复考虑，感到对毛主席晚年所犯的一些错误，自己承担不了责任。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所写的材料，自然不能使上级满意。隔了一段时间，毛远新又被收回秦城监狱。这是毛远新“二进宫”。

1987年，毛远新的生母朱丹华给中央写信，提出让毛远新转到江西南昌服刑，以便于她能经常去看望毛远新。由于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亲侄子，朱丹华也是老革命，她的这个要求，得到了上级同意。于是，毛远新便被安排到南昌服刑。在南昌，毛远新仍然得到了好的照顾，他单独住一处房子，可以看书、读报、看电视，吃穿不愁，他母亲朱丹华也可以随时去看他，只是他不能与外界接触。这个待遇，使毛远新享受着实际上的狱外生活。毛远新也利用这一条件，读了很多书籍。可是，好景不长，1987年发生学潮，我国一些地方出现动乱的迹象，有关部门出于种种担心，决定仍将毛远新收回秦城监狱。这是毛远新“三进宫”。

1989年初，朱丹华再次给中央写信，提出让毛远新仍回南昌去。有关部门经研究，同意了朱丹华的要求。

1993年，毛远新刑满释放(毛远新被判17年徒刑，从1976年起，关押一日折抵一日)。他向组织提出要求：还要干一点工作。组织安排他到上海一个研究所当工程师。去上海工作，再用毛远新的名字就不方便了，于是，他化名“李实”，去上海某研究所工作了。

毛远新到研究所后，工作特别努力，每天起早贪黑地工作。他本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高材生，在业务上很快就成为研究所的骨干。许多年轻人遇到疑难问题，都向他求教，毛远新也很热情，认真帮助青年科技人员解决各种难题。每天，毛远新都是比较早地来到班上的人。一到班上，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他平时很少讲话，但为人热情、谦和，工作态度认真，因此，他多次被评为先进，在单位里威望很高。在人们心目中，“李实”工程师是一个好人。

一次，单位里开全体党员会议，研究所里的党员都进会议室里开会了，可“李实”工程师却仍然在办公室里忙着。有人就问：党员开会，你怎么不去?“李实”工程师回答：我不是党员。单位里的群众十分不解：像“李实”工程师这样的人，怎么还不是党员?大家不知道“李实”的真实身份，这对毛远新有一个好处，使他得以在上海过了几年平静而又忙碌的生活。

2001年，毛远新60岁，按规定，他退休了。退休后的毛远新，每月领着一份退休金，和家人一起在上海过着平静的生活。另外，他还是得到了关照。一次，某中央领导人到上海视察，向上海市委有关领导问了毛远新的情况，得知毛远新的退休金较少，在这位中央领导人的关照下，毛远新的退休金增加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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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我被华国锋扔进地下室，非法绑架六七个小时

2012年05月23日 11:25
来源：人民网         作者：张子剑,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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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马上反驳：“我是反革命？可笑！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才是反革命！他们要起诉我，我倒要起诉他们呢！他们在1976年10月6日，突然袭击，把我逮捕，把我扔进地下室，扔在地上六七个小时没人管我，这是非法绑架……”

法庭上的江青（资料图）

本文摘自《“四人帮”兴亡》，叶永烈 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江青被捕之后，关押在北京远郊的秦城监狱。

江青的地位特殊，所以在秦城监狱里的待遇也特殊。

江青关押在秦城监狱内一幢单独的两层小楼里。这幢楼只关押江青一人。江青住在底层的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屋里有卫生间，也有书桌、椅子、床。她可以看书，也可以看报。房门上设有观察洞，狱警通过观察洞监视着江青的一举一动。

从1978年2月起，汪东兴组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武警干部大队，从十三个省抽调了近三百名干部。这个干部大队专门负责秦城监狱要犯的看管。

干部大队分成三个中队：

一个中队看管“刘少奇线上”和“文革线上”的人。所谓“刘少奇线上”的人，是由于当时刘少奇冤案尚未平反，有关刘少奇案的重要人物便被称之为“刘少奇线上”的人。所谓“文革线上”的人，是指戚本禹、王力这些人。另一个中队看管“林彪线上”的人，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有一个中队则看管“‘四人帮’线上”的人，如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此外，还成立了“女子分队”，江青便属于这个分队看管。

江青在狱中住了一段时间，渐渐习惯。她焦躁的情绪慢慢安定下来，不再骂骂咧咧，不再咒骂“修正主义”。她喜欢看书。她的注意力渐渐被书所吸引。

在批判“四人帮”的高潮过去之后，江青在外界也渐渐被人们所淡忘。但是，到了1980年下半年，她在狱中的安静生活被打破了，她又一次成为万众关注的焦点。

1980年11月20日下午，北京正义路一号人头济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这里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主犯共十六名，即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谢富治、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内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已死，出庭受审的是十名主犯，人称“十恶不赦”。

下午三时整，庭长江华宣布开庭。

三时十五分，江华宣布“传被告人江青到庭”。

已经四年多没有公开露面的江青，在两名女法警的押送下，走出法庭的候审室，站到了被告席上。

江青是梳洗打扮了一番才出庭的。她的目光是傲慢的。据云，在出庭前，她为自己下了三条“决心”：

一、永远保持英雄形象，保持革命者应有的志气；

二、绝不向修正主义者低头；

三、坚持真理，不认罪、不怕死。

据副庭长伍修全回忆：在开庭之前，“我们还到关押江青等人的秦城监狱，在不被他们知道的情况下，一一观察了这些即将受审的主犯。记得我那次看到江青时，她正坐在床铺上，用手不住地摩平自己裤子上的褶纹，看来她一方面是感到很无聊，一方面还是有点穷讲究，坐牢也不忘打扮。她每次出庭前都要梳梳头，衣服尽量穿得整齐些，时刻不失她的‘戏子’本色。”（注：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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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马上反驳：“我是反革命？可笑！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才是反革命！他们要起诉我，我倒要起诉他们呢！他们在1976年10月6日，突然袭击，把我逮捕，把我扔进地下室，扔在地上六七个小时没人管我，这是非法绑架……”

显出从未有过的“谦虚”，居然给两位律师鞠了一躬

据云，江青在关押期间，每日闻鸡起舞，锻炼身体，为的是上法庭“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她说：“造反有理，坐牢；革命无罪，受刑；杀头坐牢，无上光荣。”

开庭之前，江青收到起诉书的副本，便提出：“我身体越来越坏了，不知还能不能支撑到宣判？如果身体不行，能不能缺席判决？”

不言而喻，江青在试探能不能躲过公开审判这一关。

当她的要求被明确地否定之后，她又提出：“在戏曲里，审讯皇太后的时候，皇太后是坐在那里的。我在法庭上能不能也坐在那里？”

江青在囹圄之中，还要摆“皇太后”的架子呢！

她得到的答复是：“在法庭上，叫你站，你就得站。允许你坐的时候，你可以坐。”

最后，江青又提出要请个“顾问”。

江青说：“我身体不好，易忘，易激动；有时候感情一激动会说不出话来。因此想请个顾问，在法庭上好有人替我说话。我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同顾问商量。”

她得到的答复是：“无法替你请‘顾问’，但是你可以请律师。作为辩护律师，对于委托辩护的被告人提出的问题，只要与案子有关，都会作出答复，这也可以说是起了‘顾问’的作用。”于是，江青要求请律师。

请谁当她的律师呢？

江青自己提出了三个人：

第一个是史良。江青说，史良是大律师，又是女的，比较合适。

江青得到这样的答复：“史良现在不是律师，年事已高，她不可能出庭为你辩护。”

第二个是刘大坚。

江青说，过去毛主席接见他时，她见过他。

其实，江青把他的名字记错了，他叫刘大杰，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这时，刘大杰已经去世，无法担任江青的辩护律师。

第三个是周建人。

周建人，鲁迅之弟。江青在提出周建人之后，马上又自己加以否定：“哦，周建人年纪也大了，恐怕不行。”

江青无法自己指定律师，就要求特别法庭为她请律师。

特别法庭经过研究，决定为江青请两位律师：一位是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特别法庭辩护组组长张思之，另一位是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刑法专家朱华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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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1月13日，两位律师在司法部律师公证司司长王汝琪的陪同下，前往秦城监狱。到了秦城监狱，那里的贾政委向律师介绍了江青的近况，然后安排他们会见江青。

会见室就在秦城监狱江青所住的那幢小楼底层，在关押江青的房间的隔壁。

两位律师在会见室坐定后，政委从隔壁把江青带了进来。

江青穿了黑色棉大衣，戴了顶帽子。她见了两位律师，显出从未有过的“谦虚”，居然给两位律师鞠了一躬。

然而，江青一开口，就露出了她的“本色”：“两位律师的简介，我都看了。两位都是很有名的律师，这很好。不过，我知道你们很可能是邓小平、叶剑英派来的。虽说这样，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党内斗争嘛……”

张思之律师听到这里，不客气地打断了江青的话：“现在不是‘党内斗争’的问题，你是作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被起诉！”

江青马上反驳：“我是反革命？可笑！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才是反革命！他们要起诉我，我倒要起诉他们呢！他们在1976年10月6日，突然袭击，把我逮捕，把我扔进地下室，扔在地上六七个小时没人管我，这是非法绑架……”

这么一来，变成律师与江青进行“法庭辩论”了。

朱华荣律师一看，这样下去，双方会僵持，就转移了话题，问江青有什么不清楚的法律问题，需要他们帮助解答。

于是，江青向他们提出一连串问题：什么叫公诉？公诉她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朱华荣律师一一作了答复。

江青听罢，说道：“按照宪法、国法、党纪，我都没有罪！我请你们，是要你们替我跟邓小平、叶剑英辩，不是让你们代表他们跟我辩。你们要好好学习《五·一六通知》，好好学习《十六条》，好好学习《九大政治报告》……”

张思之律师明确向她指出：“律师要看什么文件，律师自会安排。现在的问题是，你要不要请律师？”

江青说要考虑一下。这样，她结束了与两位律师的谈话。

过了一会儿，江青告诉监管人员：“那个姓张的律师，我不要；我先要那个姓朱的律师吧。”后来，法庭加派了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傅志仁律师，和朱华荣律师一起，担任江青的辩护律师。

你们不敢做我的代言人，那就不能作我的律师！

1980年11月22日，朱华荣律师和傅志仁律师去秦城监狱与江青谈话。

这一回，江青见了两位律师，没有鞠躬，却亲自给两位律师沏了茶，表示敬意。

江青拿出起诉书，上面写满她的批语。江青说：“起诉书完全否定了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违背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江青指着那些批语说：“你们要根据我的意见，批驳起诉书，为我进行辩护，作为我的代言人。”

朱律师向江青指出：“律师只能按照事实和法律维护被告人的合法利益，但是不能做代言人。”

她恼怒了：“你们也是那边的人！你们不敢做我的代言人，那就不能作我的律师！”

这样，江青拒聘了律师。  

美惠子

文革结束谁第一个反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

2012年05月17日 09:01
来源：人民网         作者：凌志军 马立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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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原名苏铸，1921年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1936年冬，绥远百灵庙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交城师生发起的演剧运动，筹集资金捐助绥远抗日将士。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耳闻目睹日本军国主义…[详细]

核心提示：叶剑英的话说得也挺委婉。他要求华国锋在报告里面把对邓小平的说法改写一下，说得稍微好一些，以便能够更快地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而世人也不至于在心理上感到突然。他还说，“两个凡是”不行，“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应当予以平反。后来人们在谈论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多把邓小平作为反对“两个凡是”的第一人，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人民日报刊登的“两个凡是”版面 来源：人民网

本文摘自人民网  作者：凌志军 马立诚 原题为：邓小平并非公开反对华国锋“两个凡是”的第一人

在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运动如火如荼地推行的时候，拥邓的联盟也组成了。叶剑英显然已对华国锋失望。当华将他的意见弃置一旁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他身边的那些同事已经不能依靠，必须寻找其他的办法。他在玉泉山设立了新的大本营。玉泉山位居京城西北，出城上山，还要走上几十公里。山上高墙环绕，草深林密。密林深处的座座小楼，一向为军队高级将领所拥有。实际上这里是中央军委办公的地方，就算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文官们不可一世的时候，他们也很难涉足此山。

1977年早春时节，当邓小平再一次成为矛盾中心的时候，叶剑英把他从三〇一医院接到玉泉山上，住进了25号楼。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时局来说，这个行动的意义非同小可。因为，就从这时起，拥护邓小平的人不停地来到玉泉山。毫无疑问，报纸上所说的“紧密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周围”，全是说给老百姓听的。京城西郊高山密林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中心，与城中心的中南海遥遥相对。比如1977年2月18日这一天，春节，邓小平的25号楼就分外热闹。叶剑英、李先念、王震、胡耀邦、万里，他们都来了。邓小平笑着说，老帅也都来了。老帅却说，邓小平是老帅的领班。邓小平此时尽管还没有任何权力，但他心情舒畅，知道有了这些人的支持，他重返政治舞台大干一番的日子不会远了。

城里城外两个阵营遥遥相对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三个星期以后，大家就坐在一起了。1977年3月中旬，华国锋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争执不可避免地涌到表面。拥护邓小平的联盟蓄势已久，准备发起新的攻击。开始的时候，大家互相都不愿意撕破脸皮。叶剑英的话说得也挺委婉。他要求华国锋在报告里面把对邓小平的说法改写一下，说得稍微好一些，以便能够更快地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而世人也不至于在心理上感到突然。他还说，“两个凡是”不行，“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应当予以平反。后来人们在谈论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多把邓小平作为反对“两个凡是”的第一人，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简单，邓是反对“两个凡是”的，这不假，但是，从现有的记录来看，公开表明不能同意“两个凡是”的，以叶剑英此次讲话为最早，他比邓小平在5月份直接说出“‘两个凡是’不行”的话，要早大约两个月。

然而问题在于，党的主席华国锋不能同意叶的看法，他表面对叶点头称是，可是却不肯按照叶的意见修正报告。他不肯直接地论辩邓小平的是非，但却采用声东击西的策略，把“李冬民反革命案件”的材料印发给与会者。“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华耸人听闻地说，“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汪东兴副主席则拿出毛泽东的话来对付现在的对手：“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1975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做接班人。”

第一个回合就这样结束了。但是“拥邓联盟”早已成竹在胸，不肯退却。至于华国锋所说“上阶级敌人的当”，在这些政治老手看来，简直就是骗骗小孩子的把戏。小组会讨论华的报告的时候，轮到大家来说话了。3月17日，陈云说：“我认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是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王震举出毛主席的一些话来对抗汪东兴，话也说得更加难听了：“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是革命的，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胡耀邦原本准备一个长篇发言，事到临头却没有说。他也许觉得自己的地位和资历都还不能和陈云这些人并论，又是邓小平的“错误道路”上的人，眼下还需静观时变，等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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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意见未被采纳。陈云和王震虽然说了，但他们的发言却被华国锋搁在一边，连会议的简报也未予刊登。胡耀邦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出口。华批评这些人一味在“天安门事件”上纠缠不休，让大家不要再争论这些问题。不过，“拥邓联盟”的行动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在邓小平的问题上，有了明显的回旋余地。华国锋许诺，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让他出来工作，但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18个月的“批邓”全都白费了

看来，就连华国锋也已经意识到，邓小平的出山已经无法避免。不过，华仍然不愿操之过急，其实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阶级敌人正在等待着邓小平上台之后，一举为“四人帮”翻案之类的说法。他只是在担心，承认邓小平没有错误以及承认“天安门事件”中的几百万群众没有错误，也就等于承认毛泽东主席和整个党错了。

事情就这样僵持下来。现在轮到邓小平本人说话了。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再次写信，不过，这一回不是写给华国锋一人，是写给“华主席、叶副主席并转：）”。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他还要求中央把他的信印发给全党。邓小平已经看准了自己复出的障碍在于毛泽东认定的“天安门事件”，所以他打算绕开这些具体的问题，让自己的昭雪不至于影响毛泽东的伟大。邓小平的信在权力中枢流转了23天。这一次华国锋和汪东兴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但是，他们把邓小平在六个月前的那封信也找了出来，用：）的名义将邓小平的两封信一并下发了。在那一封信里面，邓小平不是为华国锋成为：）主席欢呼过么？有了这些，当然可以认定华国锋的核心地位仍然会牢不可破。

5月间，华国锋召见汪东兴和李鑫，要他们去找邓小平面谈，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既可以让邓小平出山，又能将邓小平老老实实地约束在自己麾下。于是这两个人就在5月24日前往邓小平家中。谈话持续了好半天，却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告诉邓小平可以出来工作了，但又要求邓在此前写个书面声明，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等于是要邓承认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乃是英明决策。他们也许以为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因为这在多年以前已有先例。

那一次是在1971年林彪垮台之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自称自己错误严重。华国锋和汪东兴现在也许认为，邓小平如果能够再次认错，一切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邓小平也就自然地成了他们这些人中的一员。原来，华国锋的两个使者说来说去，就是想把邓小平拉上这条快要沉没的“文化大革命”之船，这被邓小平一口拒绝。“我出来不出来没有关系，”邓小平说，“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他还坚决地告诉眼前这两个人：“‘两个凡是’不行。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汪东兴和李鑫不免面面相觑，他们终于明白，华国锋不是毛泽东，至于邓小平本人，不仅已经不再是1971年的样子，而且也不再是1976年10月给华国锋写第一封信时的样子了。

邓小平把这两个人打发走了之后，就坐在家里静观时变。如果他的眼光没有足够的敏锐，看不出大局已定，万事俱备，他完全不用再作任何妥协，那么他就不会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了。但是，在那个春夏之交的季节，他就正好具备这样的眼光。他并没有等太长的时间，到了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全体中央委员都同意恢复邓小平的职务，包括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以及总参谋长。邓把他18个月前被剥夺的一切全都拿了回来，既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这种方式的象征意义是不能小看的。这等于是宣布毛泽东在18个月前的那些指示全都错了，所谓凡是毛主席说过的就一律不能动的逻辑，也就不攻自破。

消息公布，举国为之震动。在北京，官员们也许要约束老百姓的喜悦之情，不肯像组织“双庆大会”那样鼓励大家上街游行，但有些城市还是出现了盛大的集会游行。7月30日晚上，邓小平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上。一时间，欢声雷动，这哪里还是一场球赛呢？分明是一场政治集会。为了这一天，他忍辱负重又呕心沥血，如索尔兹伯里所说：“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和激烈地争论。他再次掌了权。”他还是剪着平头，微笑着，样子和衣着全都没有什么变化。这个人在过去的18个月里承担着所有的罪名。党领导的所有报刊都宣布他是一个坏蛋。可是这才一转眼间，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就向他投以如此热烈的欢呼。看来，过去18个月的大批判全都白费了。

邓小平官复原职。可是他还没有能够遏制我们庞大国家的历史惯性。这时候，掌握着中国方向的仍然是“英明领袖”华国锋，大政并未就绪，“文化大革命”“积重”尚未返还，阶级斗争仍然是“纲”。邓的威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华的程度。邓的理论体系也还没有最后形成，更不要说成为社会的主流了。他再三告诫中国人：“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但是这话让人听来还有些笼统和含混，距离彻底否定“两个凡是”和开创新的时代，还远着呢。那些政治老人们把他推上了前台，下面的事情就要看他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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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隐退内情：陈云提醒“要有自知之明”

2011年12月27日 15:25
来源：快乐老人报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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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减号是多少。加号指的正确的，减号指的错误的。我讲了一句，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就是说，不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一点贡献。”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0年3月25日第16版 作者：佚名 原题为：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内情：陈云建议让贤

华国锋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经历了从显要到逐步降职的“淡出”的过程……

对于华国锋来说，他的职务的最大变迁是在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在此之前，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全会总是由他主持。

然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公报上却这么写着：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同志主持了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了会议”这样的提法，是中共中央历届全会公报上所没有过的。这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排名顺序，也是从未有过的，胡耀邦排名第一，而本来排名第一的华国锋变成了倒数第一!

发生如此显著变化的原因，公报中是这么写的：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习仲勋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也就是说，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央军委主席。

政治局召开9次会议解决华国锋问题

华国锋职务的重大变化，虽然是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才正式作出决定，其实早在半年多以前，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9次会议，专门讨论华国锋问题。

11月11日下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陈云讲了三点意见：

第一点，揪出“四人帮”，是华国锋对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那时，华国锋“是负主要责任的”。但是，揪出“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没有能够实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的局面，使人“大失所望”。

第二点，“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减号是多少。加号指的正确的，减号指的错误的。我讲了一句，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就是说，不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一点贡献。”

第三点，“我认为这件事不能再拖。十二大谁作报告决定下来，哪个当主席哪个作报告。”

到会的29人都发了言。大家在发言中肯定了华国锋的功劳，但是认为，华国锋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

《通报》向全党打招呼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华国锋表示欢迎大家对他的批评。他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要求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

中央政治局同意了他不再主持中央工作的意见，但在六中全会作出相关的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政治局还表示，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他做中央副主席。

为了使党内军内高级干部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这次会议的内容通知省级常委以上的同志，并由他们向参加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四千名高级干部传达。并要求：“为了保证全党全国全军的安定团结，中央要求所有上述同志严格保密，绝对不得外泄。”

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这个《通报》向全党通报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还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也就是说，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早在半年多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已经决定，并已通报全党。（摘编自《楚天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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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粉碎四人帮媒体遇难题：如何转播华国锋
http://v.ifeng.com/history/lishi ... shtml?_from_ra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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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没搞“两个凡是”：抓四人帮非毛泽东意愿2011年09月21日 08:42
来源：文史参考         作者：李海文 字号:T|T66586人参与209条评论打印转发
核心提示：这点华国锋多次谈过。由此看来，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特别是敢于将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抓起来，这就证明他没有搞“两个凡是”，如果真按“两个凡是”办，不可能在毛泽东逝世一个月就粉碎了“四人帮”。



本文节选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15期 作者：李海文 原题为：华国锋：风雨人生路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讲话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华国锋在此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他的提法与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所讲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有很大区别。

后来批评“两个凡是”，华国锋承担了责任。

为什么华国锋提法与两报一刊不同？因为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就没有遵照毛泽东的决策。虽然粉碎“四人帮”后发的第一个文件16号文件引用了1974年2月以来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说马上解决“四人帮”。大家熟知的一段话：“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段话成为粉碎“四人帮”的根据。其实，每个人仔细读了，都会明白，首先毛泽东认为“四人帮”“问题不大”，他并没有列出解决的时间表，而认为“四人帮”的问题并不急于解决。这点华国锋多次谈过。由此看来，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特别是敢于将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抓起来，这就证明他没有搞“两个凡是”，如果真按“两个凡是”办，不可能在毛泽东逝世一个月就粉碎了“四人帮”。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务，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

1980年8月30至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任国务院总理。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九次会议。华国锋主动要求辞去：）主席、军委主席。这年华国锋59岁。主动辞去：）主席职位，这在党的历史上是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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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在毛泽东故乡任职 政绩卓著被提升
http://v.ifeng.com/his/200810/15 ... shtml?_from_ra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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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到中央工作 毛泽东亲自提名
http://v.ifeng.com/his/200810/dd ... -8168c21c8bea.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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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大会 华国锋举动出人意料
http://v.ifeng.com/his/200810/9d ... -2ce9ea802ac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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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三句话确立华国锋接班人身份
http://v.ifeng.com/his/200810/47 ... -10a92525451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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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帅之女：邓小平曾用一句话 准确评价华国锋
http://v.ifeng.com/his/200810/06 ... -cba8757203b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