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美惠子

[url=][/url]

10.每逢邓小平诞辰纪念日，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都会赶赴邓小平故里敬献鲜花、深情鞠躬，缅怀伟人，寄托哀思之情。习近平主席在日前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为中华民族独立、繁荣、振兴和中国人民解放、自由、幸福奋斗的辉煌人生和伟大贡献，将永远书写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之上。邓小平同志始终在人民中间，也始终在人民心间。

美惠子

80年代邓小平第一个接见的香港同胞为何是金庸？

2014年08月22日 07:59
来源：两岸关系 作者：吴跃农

1252人参与 15评论

高清图集

外交家周南是香港回归全过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书中讲述了香港回归谈[详细]

核心提示：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单独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是查良镛——金庸。　

本文摘自：《两岸关系》2004年08期，作者：吴跃农，原题为：《邓小平与金庸共议祖国统一》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单独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是查良镛——金庸。

那是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会见香港《明报》社的创办人和社长查良镛。当时，历时十载的《金庸武侠小说全集》(15种36册)修订工作将近完成，金庸宣布从此“挂印封刀”，不再写武侠小说。

7月的北京，天气已经非常炎热了，要见心仪已久的邓小平，金庸当然十分兴奋。他郑重其事，早早起床，梳洗一番，穿着西装，打好领带，带着妻子林乐怡和一对子女，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驱车向天安门方向驶去。

邓小平穿着短袖衬衫，已站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门口迎接。一见到金庸，邓小平立即走上前去握着他的手，满面笑容地说：“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继而又热情地说：“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是历经磨难才终成大事，这是人生的规律。”

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后，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他很喜欢读。金庸的《明报》社评他也是知道的。查良镛满面春风，对邓小平微微躬身行礼，握着邓小平的手说：“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够见到您，感到荣幸。”一番寒暄之后，金庸将家人一一介绍给邓小平，邓小平连说“欢迎！欢迎！”并问孩子们多大了，叫什么名字，在哪里读书等。两个孩子分别做了回答。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邓小平和金庸全家先在迎客松的巨幅画下合影留念，然后两人走进福建厅，坐下会谈。邓小平见他穿着西装，就说：“今年北京天气很热，你除了外衣吧。我是粗人，就这样的衣服见客。咱们不用拘礼。”

一个是饱经忧患、三落三起的中共领导人，一个是20多年来几乎每天执笔写社评，有世界声望的政论家，两人的交谈是坦诚的，用的不是外交辞令和客套，没有什么转弯抹角的地方，有些问题甚至谈得尖锐。

“文革”期间，金庸在《明报》执笔写社评，邓小平被打倒，流放到江西农村，金庸曾在《明报》社评中为邓小平打抱不平，强烈抨击“文革”的种种不合理之处。他反对林彪、江青之流的倒行逆施，成了林彪、“四人帮”眼中香港最大号的“反动文人”。他还在社论中不断地赞扬和支持彭德怀、邓小平他们，赞扬周恩来大力倡导的经济建设“四个现代化”。1976年春天，“四人帮”刮起“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再次被逐出政坛，他在社评中不仅表示坚决支持邓小平，而且预言邓小平不久就会东山再起，重返权力舞台中心。这一预测一年后即得到证实。对此，他曾对记者说：“可以说，我的想象就是实际上代表中国多数人民的愿望，既然是众望，大概事情就可以做到。”在金庸看来，邓小平是郭靖般的英雄人物。批邓批得最激烈的时候，金庸就听说，邓小平的反应是“聋子不怕天雷打，死猪不怕滚水淋”。意思是说，任由你们批判，我也不理睬。他还听说，“四人帮”在政治局会议上围攻邓小平，邓小平不动声色，不予置理，使“四人帮”一次又一次气急败坏，一次又一次无可奈何。“邓小平如此刚强不屈，又有着如此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斗争驾驭能力，真令人敬佩！”

美惠子

20世纪70年代后期，邓小平再次复出后，大力主张搞经济建设。这一主张得到了金庸的全力响应，金庸在《明报》热烈支持邓小平主张的改革开放政策。他认为“邓小平有魄力、有远见，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路线，推翻了以前不合理的制度，令人佩服。真正的英雄，并不取决于他打下多少江山，要看他能不能为人民百姓带来幸福”。金庸对中国未来充满必胜信心，多少个夜晚，他激动难眠，有邓小平领航，他相信中国这艘巨轮一定能够驶向辉煌的明天。因此，在中共领导人中，他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他不无感慨地说，几十年啦，我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我一直很钦佩他的风骨。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真像是我武侠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人物。

1981年的夏天，在阔别大陆数十年后，金庸终于再次踏上了这片魂牵梦萦的土地。昔日离开大陆时，他是热血青年，现在，则是年入花甲，沧桑看云，但赤子情怀依旧。

中共最高领导人会见什么人，什么时候会见，在什么地点会见，当然都是有丰富的含义的。这次会见，就很有历史意义。金庸提出要见邓小平，邓小平也要借与金庸见面机会，向海内外释放信息，最主要的目的是向外界传递中共新的对台工作信息。因为在此前不久的6月27日闭幕的中国：）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中心工作已经调整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了。用和平的方式统一祖国，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议题了。

邓小平抽着烟，笑着对金庸说，中国：）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还有三件大事：一是要在国际上继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三是搞好经济建设，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三件大事中，邓小平着重向金庸讲的是台湾问题。为什么要通过金庸来讲台湾问题？邓小平觉得他是两岸的一个极好的传话人、沟通者，因为他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和华人世界的号召力，台湾方面对他有好感；又由于他多年来与林彪、“四人帮”的笔斗，使他在海外有了忠厚正直的好名，他对台湾方面能够传递有效信息。在1973年春，金庸应国民党之邀去了台湾，尽管病重的蒋介石没有会见他，但他还是与蒋经国作了深谈。蒋经国也是“金庸迷”，但他与金庸所谈的，并非武侠小说，而是时政国事。

这时的国民党当局，也在考虑两岸的走向问题。以蒋介石为首的在台湾的国民党人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他们没有响应国际上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也就是因为这点，金庸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在台湾的国民党保持了一定的好感。应蒋经国的安排，金庸走访了金门“前线”。在金门，他看到地底的坑道纵横全岛，大卡车和坦克车通行无阻，一片肃杀之气，地上、地下，到处都是炮位和机关枪阵地。兄弟阋于墙，相煎何太急，他小说中的人物，都是爱国反分裂的民族英雄，他感到悲戚。面对海峡对岸大陆雄伟的海岸线，他发自肺腑地说：“我这一生如能亲眼见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他在台湾表达了“我有生之年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祖国统一”的愿望。他发出的爱国之音，当然得到了回应。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中共向他发出信息：邀请他回大陆访问。他提出一个要求：想见邓小平。报告很快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看到报告后，在报告上写下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

邓小平与他讲到了两岸的统一问题，金庸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我觉得，在国家统一这件事上，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最基本的因素。”邓小平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三件大事中，国家的经济建设最重要，我们的经济建设发展得好，其他两件事就有基础，经济建设是根本关键，目前的经济需要调整。”


邓小平进一步与金庸细谈：半个月前结束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就党内工作而言，主要办了两件大事，一是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是对人事作了新的安排，这是为了保证我国政策的连续性。见邓小平谈起六中全会的人事变动，金庸说：“邓副主席本来可以当主席，但你坚持自己不做，这样不重视个人的名位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以及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有的。这令人十分敬佩。”邓小平听后微微地笑了一下，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远些，看近了不好。我身体还不错，没有什么病，但毕竟年纪大了，现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时，再长了就会疲倦。”“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一当国家主席，恐怕要缩短寿命。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120多个，每年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到中国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许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

美惠子

邓小平还说，六中全会比原定的时间推迟了一段时间才召开，这是因为《决议》没有写好。在写《决议》的过程中，我们反复进行了讨论，最大的一次讨论会有四千人参加。我们写这样一个《决议》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他指出：写《决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向前看，对历史问题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总结，然后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这时想到的是怎么搞经济建设，一定要摆脱极“左”的所谓的“兴无灭资”的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教条束缚。邓小平抽出一根熊猫牌香烟递给金庸，自己也用火柴点了一根，然后问金庸：“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金庸说：“我想自从法国傅立叶、圣西门，英国的欧文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的理论以来，世界上已有许许多多种不同的社会主义。邓副主席，请你指教。”邓小平笑了：“你说不上不要紧，哈哈，我也说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总有一百多种吧。来，再抽一根烟。”他又给了金庸一根熊猫牌香烟。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没有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要开创新的历史，就要对历史问题有一个清楚的交待，只有这样，才能放下包袱，轻装上阵，齐心合力地去干事业。金庸知道此点。他顺着话题对邓小平说，六中全会开得比大家想象中的好，国内外对会议的反应都很好。全会通过的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地、坦白公正地从政治上解决了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这个决议很好。会谈中邓小平主动谈起金庸父亲当年因为在斯大林极端的“镇反”做法下被杀之事，说：“团结起来向前看。”金庸点点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他表示父亲的命运只是改朝换代之际发生的悲剧，自己已淡然不记“前仇”。

中共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标志着中国：）在指导思想上胜利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这项工作是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邓小平对《决议》的起草发表过多次重要的指导性讲话(这些讲话后来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当时，邓小平通过与金庸的会见，让港澳、台湾和海外同胞对这个《决议》的背景知道得更详细些，有助于更广泛的大团结，有助于焕发广大海外同胞对建设祖国“四个现代化”的热情。在这次会谈中，邓小平着重谈到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再加上对《决议》公布的肯定，已经宣告中国：）要在新的形势下面临一系列新的历史课题了，而香港的回归，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会谈持续了一小时。金庸起身告辞，邓小平站起来，亲自送他离开。两人边走边谈，到了大厅外，还站着谈了一会。邓小平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查先生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去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

金庸是新时期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单独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中央电视台在当晚的新闻节目中播放了邓小平和金庸两人会谈的消息，港澳及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都纷纷报道这件事，轰动一时。当年9月，《明报月刊》同时发表金庸和邓小平谈话的记录及《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出版三天就全部卖完，赶紧加印，没几天又售罄，于是只好第三次加印。

此次访问，廖承志还专门宴请金庸。廖承志说：“查先生的社评写得不错，时常有一些独特的见解，不过有些观点，我们并不认同。”“是的，大家的看法并不尽相同。”金庸回应道。随后，金庸到他笔下的实景地新疆天池踏访，惊喜地发现几个维吾尔族的小伙子手里捧着天山雪莲——就是《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采来送给香香公主的那种雪莲。他兴奋莫名，要了两朵，带在身边，带回香港……和邓小平见面以后，金庸的书在大陆也发了“准生证”——在内地正式出版。

雪莲，洁白的情愫，赤子的情怀。金庸的心愿和精力，全部投入到祖国统一的伟业之中。


就在邓小平接见他的前几个月，1981年2月26日，金庸做出了他对香港前途的“预测”。他在《明报》社评中说：中国政府会决定收回香港，正式宣布这一消息的时间将在“收回日期之前15年左右”，同时将宣布“香港现状今后不变”。最令金庸高兴的是，就在邓小平接见他的第二年，他的“香港预测”也得到了证实。“中国政府的确于1982年宣布，定于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恰好是相隔15年。”

香港回归提上议事日程之后，金庸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中的重要成员。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其时金庸正在北京。对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他认为是“天才的设想”，随即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谈及“一国两制”，评价为“一言可为天下法，一语而为百世师”。1985年7月1日，金庸到北京出席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4日，他在全体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金庸发言毕，会场掌声雷动，雷洁琼走上前去，用英语赞许道：“你的发言好极了！”

美惠子

1986年4月18日至22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成立了起草基本法的五个专题小组，金庸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专题小组负责人，还同时担任经济专题小组的成员。1988年，他和查济民联名提出的香港政制过渡应实行循序渐进的民主选举的“主流方案”即“双查方案”，是对港英当局试图搞乱香港的回击。当年，怎样设计未来香港的政制模式，各方各派意见不一，政制方案花样百出。群雄并起，不分上下，于是促成“武林大会”举行。金庸主持“武林大会”，然而得不到积极的成果。“武林大会”决不出胜负输赢，金庸于是亲自为未来香港政制设计蓝图——草拟新政制协调方案。第一稿出来，遭到强烈反对。与中共官员“密谋”一番后，金庸又连夜赶改方案。“新协调方案”略作修改，便成为政制小组的“主流方案”。反对金庸和“主流方案”的声音却铺天盖地而来。为了平息风波，金庸在《明报》撰写社评，论述自己的政制观点。谁知，社评起风云，引发更大的风波。香港有几十名学生游行示威，火烧《明报》和经影印放大的社评，指责金庸“歪曲事实，断章取义”。这年的12月6日，草委主任扩大会议在广州举行，会议通过了金庸起草的“主流方案”，决定把它原封不动提交给草委会通过。然而，歪曲宣传之下的香港依然是群情汹涌，抗议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金庸为息众怒，抛出洋洋洒洒的万言文章，在《明报》连载12天，以示真相，以平风波。

1990年2月27日，邓小平、杨尚昆、李鹏、万里接见参加最后一次《基本法》草委会全体会议的成员。当天，《基本法》通过，几年的政制方案纷争终于尘埃落定。金庸说：“我觉得自己问心无愧！”

从那一天起，至1990年初，金庸先生和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一起，为起草《基本法》，风雨同舟，历时艰辛。在《基本法》起草的过程中，邓小平共三次接见起草委员会全体委员。1993年，金庸将苦心经营了30多年的《明报》转给他人，名义上是“退休”了，但他对有关香港回归祖国的事务全身心投入。他多次在报刊上发表政论文章，对香港回归祖国持积极乐观态度。

1993年3月，金庸再次访问大陆，受到了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接见。江泽民对金庸说：“查先生久仰了，今日初次见面，我们十分欢迎。你的小说在内地有许多读者，许多领导人也很爱看。我没有仔细读过，但翻阅过，知道你的小说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中国文化传统、人情风俗等等。”1995年，我国政府宣布金庸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金庸与1996年12月11日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推委会选举产生、经国务院任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是好朋友，在1996年下半年关于首任行政长官人选问题上，金庸就对董建华十分推崇。他说：“我认识他很久，也认识他的父亲董浩云。他人很稳重，有才能，应付困难是他的长处。他不喜欢张扬，不宣传个人。”这里，可见金庸在政治思想上的成熟。


金庸的家乡是浙江嘉兴市。他爱家乡的举动是颇有名的。他向家乡中小学赠款，向浙江大学捐赠100万港币设立金庸奖学金，1994年至1995年间出资分别在家乡嘉兴兴建金庸图书馆，在西湖风景区营造具有民族风格的“云松书舍”，并将它赠送给杭州市人民政府，还出资在家乡建造一家化工厂，在很短的时间内，这家化工厂成为全国性的大化工集团，另外还投资家乡合资兴办“中华热电开发有限公司”……所有这些，家乡人都铭记在心。

人们可以经常看到金庸在祖国奔波的身影，他出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他上华山论剑，为宏扬中国传统文化尽心竭力，这是因为，邓小平与他的会见对他影响太大了，他自己曾经说，“访问大陆回来，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

美惠子

邓小平眼界开阔，不教条，正是当年中国最需要的领导人，将来也是领袖的典范！

美惠子

揭秘邓小平女儿邓楠在陕西农村插队的日子

2011年06月21日 09:08
来源：陕西日报         作者：陈圣强等

字号:T|T50690人参与77条评论打印转发

核心提示：1970年3月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团支部书记邓楠与同校学生张宏（后成为邓楠的丈夫）、李茂营、苑世男到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高寨子公社（现高寨子镇）下乡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本文来源：《陕西日报》2011年2月23日第11版，作者：陈圣强等，原题：《邓小平女儿邓楠在宁强的日子》

近日，宁强县档案局在整理本县高寨子镇档案时，发现邓小平女儿邓楠的户口迁移证。与邓楠同时签发户口迁移证的，还有张宏、李茂营、苑世男3名男生，也都出生在1945年，均系大学分配。在张宏迁移证的背面，写着“请高寨子公社给入户（4人）”，并加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宁强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的印章。

根据宁强县档案局、县史志办的一些资料，还有高寨子镇群众的记忆，宁强县政协主编的文史书籍《汉源风云》、高寨子镇丁家湾老年人的深情回忆，以及洪全德的后人精彩讲述，串起了邓楠在宁强的全部故事。

高寨子镇，位于宁强县城以东10余公里的河谷地带，汉江源头玉带河穿境而过，皇帽山巍立于北，马面山横亘于南。居民散居在玉带河两岸，多以农耕为生。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此后，在全国各地立即掀起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整个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1600多万人。

1970年3月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团支部书记邓楠与同校学生张宏（后成为邓楠的丈夫）、李茂营、苑世男到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高寨子公社（现高寨子镇）下乡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邓楠初来时，被安排在高寨子公社院内许清河家，随后转往马面山腰的薛家坝村丁家湾（当时称民生大队）大队支书蒋映昌家，将张宏安排在距蒋家200米外的丁正苏家。

丁家湾风光秀丽，山水可人。向南缘山而上可达宝塔寺。宝塔寺是一座古老的石窟寺，寺名宝塔却并没有宝塔，只是那一带高耸的山体层层叠叠宛如宝塔而得名。向北顺坡而下二三里便到达川道中依山傍水的城黄公路（县城至宁勉交界的黄土岭）。在郁郁葱葱的绿树丛中，隐约可见座座农家瓦屋茅舍，邓楠当年的住处蒋支书家即在其中。蒋家的房屋布局呈“7”字形，主体为正房，桓房则为厨房和圈舍。正房中间是堂屋，进门一侧就是当年邓楠下榻之处。她的床上一年四季总挂着一床蚊帐，冬天保暖，夏天驱蚊，平时放下也可隔个里外，起着屏风的作用。简陋是简陋了一些，但她经常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

据当地人们介绍说，邓楠个头不高，体态丰满，操四川口音，酷似其父，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团支部书记。由于她说的四川话，很容易和当地社员沟通。其男友张宏，中等身材，结实，干练，会武功，尤长于挥刀舞剑之术，在北京大学与邓楠同班。他家住江苏农村，其父是一个憨厚朴实的农民，还会做砖烧瓦的手艺。

他们来到高寨子丁家湾后，除出工参加集体劳动外，几乎是形影不离，相互关爱，相互体贴，感情甚好。两人在张宏所住的丁正苏家单独开灶做饭。当地人还清楚记得，邓楠用她那浓郁的四川口音提高嗓门叫喊张宏回来吃饭的情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还得翻山越岭去山南10多里外拾柴禾做饭、取暖。张宏不仅嗓门高，且力气大，每次拾柴禾都带了邓楠同行。邓楠开始只能背小小的一捆，且斜挂在背上，当地人风趣地说，那简直就像斜扛了一支长枪。但后来，她逐渐适应走山路，也能背三四十斤柴禾。张宏也学当地人背东西用“丁”字形的搭拄子撑着歇气。邓楠见用一根独棒支撑着那么沉重的东西，非常担心，就蹲下身子双手帮张宏扶住搭拄子，当地老乡见此情状一个个忍俊不禁。他们很爱他们的宠物——大黄狗，经常为它洗澡。大黄狗也很忠实，为主人壮胆、焐脚，出门时跟随搭伴，奔前跑后，颇能尽职。

推行极左路线的那个年月，按照政策的规定，知识青年必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参加集体劳动。时任公社书记的洪全德和大队支书蒋映昌都尽可能给他们安排简单轻巧的活，只怕他们吃不消，苦了他们。当地群众反映，张宏、邓楠有知识，对身边发生的一切都能坦然处之，每天有说有笑，劳动积极性还真的挺高，下定决心要把自己锻炼成和贫下中农一样能吃苦耐劳的普通劳动者，且能与贫下中农的感情好恶息息相通。张宏每天起得很早，在集体未上工之前，总是去田间屋后拾人屎畜粪为集体广积肥。劳动中，他非常卖力，上工总是一个小跑，坡上路上的小石子被踩得乱翻，从没听见他叫声苦，叫声累。邓楠干活也积极主动，卖力肯干，绝无迟到早退、挑三拣四、拈轻怕重的现象。当年，邓楠被选为宁强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邓楠爱穿件大花格子布衣服在农村妇女行列中参加集体劳动，如搞梯田建设或晒粮食等，你根本觉察不出那是一位来自北京高干的女儿。

邓楠在收工闲暇时，总爱坐在床上看书、打毛衣。在当地人看来，邓楠与张宏有知识、有水平、有文化，也很有修养。他们来丁家湾时，只带来两只极普通的木箱子，里面除常用衣服外就是书了，当时人们也不知道是些什么样的书。在社员心目中，单从他们能熟练地背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老三篇》、《新五篇》和很多毛主席语录就知道他们学问渊博，非同一般。

邓楠的母亲卓琳经常写信给邓楠，对她的生活、学习、劳动等方面都给予指导，要他们必须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入乡随俗，要尊老爱幼，且不可给当地父老添麻烦。由于张宏爱和年轻人一起劳动，肯吃苦，肯吃力，当地干部和群众都喜欢和他接近。他也经常模仿宁强口音学说宁强话，与人开开玩笑。休闲时间，人们少不了要他表演一段拳术或剑术，且每求必应，他的表演总能赢得阵阵喝彩。他还曾在县城礼堂表演他的武艺，博得观众阵阵掌声。

蒋支书家大儿媳妇白秀芬总是尽量帮助邓楠。邓楠还亲手为白秀芬织了件毛衣，白秀芬至今仍穿在身上。每每提及邓楠，她总是掀开外衣亮出毛衣，激动地说：“虽然短了，旧了，但我仍在穿，因为我们丁家湾人非常想念她呀！”有一次邓楠回家探亲返宁后，一见到白秀芬就高兴地说：“哎，我们结婚啦。”白问：“在张宏家，还是你们家？”邓楠爽快地回答：“当然是张宏家。”随后就一古脑地道出了在张宏家的所见所闻，如她是怎样跟张宏父亲学做瓦坯活的等等，有说有笑，既有生动的语言，又有形象的比画。可见当时她的心态是比较达观的。

邓楠还非常喜欢跟小朋友们玩耍，讲故事，做游戏。她经常领着公社书记洪全德的小儿子玩耍，还留下了一张朴实无华的合影照片。

一年后，邓楠、张宏返京，给宁强丁家湾人留下的是一把铜勺、一件白秀芬依然穿在身上的毛衣和几张合影照片，还有就是丁家湾人对这段非常时期往事的追述了。

1997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去世时，中央电视台将北京的追悼会向全国直播。丁家湾人围坐在电视机前，看到了当年在这山村插队的邓楠，都叹道：“邓楠老了，她应该到她曾经生活、劳动过的地方来走一走、看一看，看看她当时走过的羊肠小路已变成通车大道……”

美惠子

邓小平堂弟文革时被逼喝尿 大跃进时擅自解散食堂

2011年12月29日 08:19
来源：晚霞报         作者：彭兆琪

字号:T|T10263人参与17条评论打印转发

核心提示：现在已从省人大副主任离休的90高龄的邓老回忆说：“我是邓小平的堂弟，当时，要在四川找彭德怀式的人物，找到我最有震动效应。”后来，泸州并入宜宾后，在“文革”期间邓自力又遭致刘结挺、张西挺再一次迫害，批斗时，还让他喝尿。谈起这些往事，邓老话语却很平淡。

文章摘自《晚霞报》2010年1月19日 作者：彭兆琪 原题为《记邓自力二三事》

认识邓自力是从1978年秋我调入四川省文化局工作时开始的。邓自力是局长，机关的人都叫他邓局长。

邓局长为人厚道，衣着简朴，在我的印象中他一般都穿布鞋，身上总是披件洗白了的蓝布衫。

1981年元旦后，我和几位同事要和他一块出差，出差前几天我就提醒他说：“邓局长，马上要出差到西昌，你还是换双新鞋穿，最好买一双皮鞋吧。”他说：“我从不穿皮鞋，皮鞋夹脚。”我说：“不买皮鞋，布鞋还是要买双新的，你脚上那双鞋都破了，脚趾头都看到了，多不好。”

经过一番劝说，他终于买了一双新布鞋。新布鞋倒是穿上了，可坐火车的事他又出招。他是可以坐软卧的干部，可他提出大家都坐硬座，原因是坐在一起沟通方便，并可以和车中百姓聊天，了解民情。

第二天上午是听凉山州文化局的工作汇报，到了12时会议结束，我们省里来的同志都先回寝室去放笔记本、钢笔，并梳洗一下再去餐厅，可邓局长却直奔餐厅，原因是他饿了。待我们一群人到食堂后，只见他一人正端着一个碗往嘴里送饭。他说，你们没来，我就只吃饭，没有动菜，8个人一桌嘛，等你们来了才好吃菜。我连忙说，你赶快吃点菜，于是他夹了两筷子菜，把碗里饭吃完后，就站起来急忙说，我吃饱了，你们慢吃，于是迅即离开餐厅。同桌的人都感到不解：怎么邓局长如此像农民？我说他在泸州当地委书记的时候，当地人都叫他“草鞋书记”。

1959年起，四川开始遭受3年自然灾害，泸州是重灾区。1960年元旦后便到了连老鼠也难捉到的地步。那时，邓自力在泸州解散食堂，划自留地给社员，允许私人养猪，划小生产队，包产到组、包工到户。结果遭到猛烈批判，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已从省人大副主任离休的90高龄的邓老回忆说：“我是邓小平的堂弟，当时，要在四川找彭德怀式的人物，找到我最有震动效应。”后来，泸州并入宜宾后，在“文革”期间邓自力又遭致刘结挺、张西挺再一次迫害，批斗时，还让他喝尿。谈起这些往事，邓老话语却很平淡。

邓局长在文化局工作了5年，1983年夏起任省人大副主任。我和邓局长相处仅4年，这4年里邓局长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个“草鞋书记”的形象。

美惠子

邓小平在“大跃进”前后：从积极贯彻到逐步反思

2010年07月22日 09:17 党的文献 【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13条

核心提示：作为当时在一线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对 “大跃进”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渐进的认识过程。他积极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同时也在实践中不断思考和探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具体做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如强调社会主义要发展商品生产；农村发展要靠多种经营才能富裕起来；办人民公社要经常考虑显示优越性，不能搞得太死板；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要建立在生产大发展的基础上，等等。随着实践的深入，邓小平和毛泽东等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逐步发现并主张纠正人民公社化过程中一些“左”的错误做法。虽然这些纠“左”的努力仍是在肯定人民公社化的前提下作出的，是初步和有限度的，有的也未完全落实，但在当时条件下还是难能可贵的。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邓小平对经济建设问题的思考趋于冷静。

毛泽东与邓小平 资料图

本文摘自《党的文献》杂志2010年第4期 作者：戚义明 原题为：邓小平在“大跃进”前后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是我们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对于“大跃进”，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曾有过两次重要的讲话。一次是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说：“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页。)一次是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6页。)

以上两段话，是邓小平在事隔20多年之后对“大跃进”的总结和反思。那么在“大跃进”前后，作为在一线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是如何看待“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呢？最近出版的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邓小平年谱（1904—1974）》（以下简称《年谱》——作者注），披露了很多邓小平在“大跃进”期间的活动线索。本文试图以此为依据，理清邓小平对“大跃进”的理解和认识的大致脉络。

一、逐步领会毛泽东的“大跃进”思想

“大跃进”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从反对“反冒进”开始的。从《年谱》披露的内容来看，邓小平对“大跃进”显然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渐进的认识过程。

早在1957年9月2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发表讲话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来了一个右倾。进入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批评“反冒进”，并上升到领导方法、建设方针的高度。1958年1月3日和4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发表讲话，主要谈领导经济建设的工作方法问题。在随后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是泄了六亿人民的劲，是方针性错误。2月13日，邓小平在四川省、地、县、社四级干部会上，谈到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的理解。他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有两种方法的斗争。一种是搞得快一些，一种是搞得慢一些。毛主席和：）的方法，就是根据客观可能的条件，加快建设。搞建设也要有革命家的态度，要积极创造条件搞快点。只要是可能的，只要不是主观主义的就应该快。这是我们的正确态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5页。)

在1958年3月9日至26日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讲话批评“反冒进”，甚至上升到路线错误的高度，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在25日的会议上发言说：反冒进是不好的，挫伤了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我对于这场斗争，在一个短期之内是有过模糊认识的，没有意识到党内有什么两条路线的不同，在某些问题上和一些同志有共同的看法，也曾设想过基本建设和某些事情是不是慢一点好，是不是谨慎一点好。(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21页。)从《年谱》披露的内容看，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对“反冒进”问题明确表态。从邓小平的这一表态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对毛泽东关于经济建设的领导方法问题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

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从此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8月17日至30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通过《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等文件。会后，全国很快形成了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浪潮。

美惠子

二、积极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探索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具体搞法为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时指导各地经济建设，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议后，比较密集地到各地调研和视察。1958年9月中下旬，他到东北视察；10月上旬到11月初，他又先后到河北、天津、广西、云南、四川等地视察工作，调查了解工业生产、人民公社及人民生活等情况。东北、华北、西南的这三次视察，既是一种调研，同时也是在一线对各地“大跃进”工作进行指导。在调研视察过程中，他沿途发表讲话，对经济建设方针和领导方法发表看法。

从《年谱》披露的这三次视察的内容看，在“大跃进”的指导思想上，邓小平是明确的，即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干。比如9月24日，邓小平在视察鞍山钢铁厂时指出：社会主义大家都在搞，但是怎样搞，还有个方法问题，是多快好省呢，还是少慢差费。搞什么都要有个攻击目标，应该定出哪一项东西能赶上哪一国，哪一项东西哪国好就超过哪一国。要选择尖端作为攻击目标。别人没有的，我们可以有；别人不好的，我们可以好；别人办不到的，我们要能办到；别人的目标，我们可以超过。要把这一点作为主导思想，作为各级领导人的主导思想。(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55页。)在谈到挖掘潜力增加生产时，邓小平指出：鞍钢应大搞技术革命，大企业、现代化企业要自力更生，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但是，技术革命不容易，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首先得敢想，来个思想上的革命。没有思想革命就不可能有技术革命。(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55页。)10月10日晚，他在听取石家庄地委和专署负责人汇报工作时指出：农业生产要采取不断革命的精神，要敢想敢做。要善于揭示自然秘密，揭示物质的秘密。只要人的思想解放了，就能更多地掌握科学技术，充分发挥和挖掘物质的力量。(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60—1461页。)可见，在邓小平以及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看来，搞“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和哲学依据，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但是具体到手段和方法上，“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底如何搞？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央领导同志实际上都在不断探索，各地也都在不断探索。9月27日下午，邓小平在辽宁省和沈阳军区中共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上谈到人民公社时就曾说：农村的人民公社，辽宁的架子搭得比较早，全国最先成立人民公社的就是辽宁和河南。但是搭起架子，不等于事情就了结了，还要很好地做工作。公社一定要在一个充分的物质基础上才能搞得很好。(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56页。)

在这种不断调研和探索的过程中，邓小平发表了许多闪光的思想观点。比如在发展农村经济上，他多次强调农村发展要靠多种经营，要发展商品生产，这样才能富裕起来。9月22日，他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和长春市委负责人工作汇报时指出：农村只靠粮食摆脱不了贫困。要发展多种经营，坚决搞一批相信这个道理的人去试验。(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54页。)10月25日，他在同云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在农业上一定要多种经营，搞多样性。不搞多种经营，还是不会富裕的。每个县都要有规划，都要有自己的重点。要千方百计地使农村交换的东西增多，这样人们收入就会增加，就会富起来。(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64页。)10月29日下午，他在听取四川省温江专署所属几个县的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指出：每个县都要给自己出题目，千方百计地提高农业产值。生产的安排必须适应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需要有两方面：一是满足自身的需要，一是同他人交换。因此要发展多种经营，多生产一些有交换价值的农产品，这样才能不断地增加财富。竹子、果木、麻、药材等产品，交换价值大，既可以增加财富，又可以使农村园林化，大有可为。农村不搞多种经营要富裕起来是困难的。(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65—1466页。)

又如在人民公社问题上，邓小平也思考和发表了很多至今对我们搞经济建设仍有重要借鉴意义的思想。

第一，邓小平强调，办人民公社要体现出公社和集体化的优越性，要不断积累经验，不能搞得太死板。10月25日晚，他在同云南省委负责人谈到人民公社问题时指出：办人民公社，现在还在积累经验。现在不能肯定徐水是成功的，但也可能是好东西。总之，要多种试验。在任何情况下，不是一个办法可以解决问题的，把人们搞得那么死板不行。这里有个人、集体、全民的关系问题。不能由省或县搞一个办法，一律实行。(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64页。)10月26日下午，他在四川成都视察时指出：公社的食堂要办得好一些，使农民感到比过去在自己家里还吃得好，这样才能显示出公社和集体化的优越性。显示优越性，这应该是我们经常考虑的问题。(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65页。)强调要经常考虑显示优越性，强调要多种试验，邓小平提出的这个指导人民公社发展的出发点和根本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邓小平认为，公社的巩固和发展要建立在生产大发展的基础之上。9月25日，他在辽宁盖平县视察太阳升人民公社时谈到：农村要大大增加生猪饲养数量，只有把农林牧副渔统统发展起来，才能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才能使人民公社巩固发展。公社是建立在生产大发展和人民政治觉悟提高的基础上的。公社应制定长远计划，逐步把农村居民点建成一座座漂亮的城市，有电影院、剧院、运动场，房屋都要改建，城中普遍种花果，要绿化、园林化，工农商学兵全面发展。大城市所有的一切，你们都可以有。将来无所谓农村和城市。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城乡差别，都要消灭。(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55页。)从这段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邓小平将办人民公社看成是缩小城乡差别的一个重要抓手。

美惠子

当然，在视察调研中，邓小平也初步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在9月中下旬的东北视察中，邓小平就发现各地人民公社都在搞公共食堂、搞供给制，但是群众到食堂吃饭的却很少。他在10月6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这很值得注意。(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59页。)在西南考察中，邓小平也一直在注意并不断思考这个问题。10月25日晚，他在同云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说：鞋袜都穿一样的，食堂做什么就吃什么，行不行？恐怕有问题。不然，为什么叫“各取所需”呢？(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64页。)11月4日，他在贵州遵义县大风暴公社视察，谈到社员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时还指出：各人有各人的喜好，要允许人们有选择的自由。要有点自由主义，大集体，小自由。(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67页。)

总体上来说，从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到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之前，邓小平主要是在一线积极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同时也在不断思考和探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具体做法。

三、主持起草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和邓小平在上述三次调查研究中初步发现存在一些问题一样，1958年秋冬之际，：）的其他领导人首先是毛泽东本人也开始发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了不少问题。这年11月，毛泽东提议并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

邓小平是11月6日从西南视察结束后，直接赶赴郑州参加会议的。这次会议开始纠正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出现的错误，规定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邓小平接受毛泽东的提议，主持《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起草工作。

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邓小平又在武昌先后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武昌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是以《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为基础起草的，依然由邓小平主持。11月21日下午，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委员会会议时讲话指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它的性质是要给人民公社立一个宪法、一个共同遵守的章程。(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71页。)

12月9日下午，邓小平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作《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在谈到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问题时指出：社会主义是高标准的，共产主义的标准更高。我们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必须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目前的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不能说就是全民所有制，只是含有全民所有制的若干成分。我们的任务是建成社会主义，逐步增加共产主义的因素，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我们必须根据这个质的规定性来制定方针和政策。在谈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时指出：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必需的。目前我国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应当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形式来促进生产的发展。在谈到分配问题时指出：按劳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具有积极的作用，不能加以否定。在谈到集体生活中的个人自由问题时指出：凡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事情，应当和群众商量，不能凭主观愿望办事。公共福利事业，如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等，应当用把它办好的方法，吸引群众参加，绝不能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在兴办公共福利时，个人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这一点要公开向群众宣布。总之，在集体生活中的个人选择自由，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72—1473页。)

邓小平所作的说明，具体阐述了有关人民公社的若干理论和现实问题。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以邓小平的这个说明为主要内容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是指导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践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显然，当时这些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一系列正确思想，是在中央领导层对各地视察调研中逐步形成的许多正确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当然也包括邓小平本人9月至11月的三次调研的重要成果。比如，《决议》强调的“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形式来促进生产的发展”问题和“集体生活中的个人自由”问题等，都是邓小平在三地视察过程中特别注意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出台，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初步纠正“大跃进”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努力的集中体现。当然，在当时的认识条件下，这种纠“左”的努力还是初步的和有限度的，是在肯定“人民公社”前提下的纠“左”。但其中包含的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即使在今天还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

四、逐步认识和主张纠正高指标错误，力争主动权

1958年11月下旬召开的武昌会议围绕人民公社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除了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外，还讨论通过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

进入1959年，由高指标导致的国民经济紧张的局面日益严重。1959年1月6日上午，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基本建设和1959年计划问题。在谈到建设材料严重不足时指出：这是个大问题，各方面都出现了。工业出乱子，可能把整个国家计划搞垮。在谈到1959年计划问题时他指出：今年任务是量力而行，重点是把生产秩序调整好。(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78—1479页。)

美惠子

经过第一季度的经济实践，邓小平在计划指标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更清醒了。4月5日，他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就经济工作作说明时说：经过第一季度的实践，看来我们原来规定的某些生产指标搞大了一点，基建项目多了一点，而原材料的生产是有限度的，不可能保证这样大的生产指标和基建规模。现在看得明白，如果不根据客观的可能来制定计划，就难免在执行的过程中作一些不适当的安排，造成一些人为的困难。其结果不是搞得更多，很可能是搞得更少。他指出：我们都想多搞一点，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热情是宝贵的。但是，如果我们过分夸大人的能动性，制定一个人们难于实现的计划，那我们也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同样不利于事业的发展。(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502页。)4月29日、30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就计划指标问题又指出：现在还是议论多，方法值得研究，由下而上算。不要再议计划了，解决具体问题，方法是按实际可能来办。根据下面能包多少就包多少，能生产多少就是多少，不要从上面来规定。最后，完成多少，宣布多少。主要抓措施。我完全赞成退够，站稳了，再前进。(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507页。)

从苦抓计划，到“不要再议计划了，解决具体问题”、“主要抓措施”，《年谱》披露的这些内容表明，邓小平在经济计划问题上有了更为切实、更加深入的思考。5月23日上午，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今年人心紧张，我们也累。工业生产计划大致已定，主要问题是督促检查，计划已放宽，取得了自由，现在解放出来了。精神解放了，免得天天紧张得很，取得主动。(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513页。)看来，邓小平对计划问题认识的改变，主要是为了取得经济工作的主动权，避免陷入抓住高指标不放的“死胡同”。他认为眼睛不能死盯着少数几个指标，而要看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这个大局。基于这一点，他在5月28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思想上应从1800万吨钢中解放出来，注意力放在全局上，要注意整个国民经济。中央下了决心，退到可靠的阵地。钢、煤、粮、棉四大指标都要下调。在落实的基础上，积极增产。原来那种做法，只会上不去，最后还得下来。现在的问题是，究竟1800万吨钢完不成事情大，还是国计民生和市场问题大？眼睛只看到1800万吨钢，就会把全局丢掉，包括丢掉人心。(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515—1516页。)

从过于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到赞成“退够，站稳了，再前进”，邓小平对计划指标问题的上述认识，也大体反映了当时中央领导集体对这个问题的渐进认识过程。1959年五六月间，中央连续发出紧急指示，降低钢产量，强调要搞好综合平衡，国民经济形势开始朝好的方面有所转变。但由于对“大跃进”的错误的严重性仍缺乏清醒的认识，在庐山会议之后，形势又发生逆转，“左”倾错误又继续发展。

五、对1958年工作和“大跃进”进行初步反思和评价

（一）对1958年工作的评价

随着经济工作中一些问题的逐步暴露，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个对1958年工作的评价问题。从《年谱》披露的内容看，邓小平在1959年上半年对1958年的工作有一系列的评价，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邓小平认为，1958年的工作成绩很大。1959年2月1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作总结讲话时说：对去年成绩的估计，大家是一致的，成绩是很大的。(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86页。)2月20日，他在上海市委工业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时又进一步指出：去年是全面大跃进，各方面发展很快。(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90页。)

其次，邓小平认为，1958年工作中的最大问题是浮夸风，其造成的损失也比较大。1959年1月26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谈到宣传问题时指出：宣传要鼓干劲，但要实事求是，力戒浮夸。去年在宣传方面确实有不实事求是的浮夸现象。(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86页。)2月20日，他在上海市委工业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我们对成绩要有足够的估计，但是同时也不能言过其实，迷惑自己。去年下半年宣传工作有点浮夸，有不少是言过其实的。有一些事情本来做得不错，但是擦上了一层厚厚的粉，不光外国人，连我们本国人也不相信。这样的例子在报纸、刊物、电影中都有。公开宣传要谨慎，宁可做的多说的少，不要说的多做的少。(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90页。)他在6月4日、5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更为明确地指出，这一时期党内最大的损失是浮夸风。(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517页。)

再次，邓小平认为，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没有经验，要虚心谨慎、实事求是，不断总结经验。随着国民经济中一系列问题的逐步暴露，邓小平先前对经济建设的乐观估计变得谨慎起来。1958年12月3日，他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出席周恩来召集的讨论工业问题的会议时就曾发言指出：党对抓工业的经验不足，要形成比较完全的经验还需要若干年。总之，要实事求是！(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73页。)到了1959年，邓小平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明确，体会更加深切，强调得也更多了。比如1959年2月1日，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作总结讲话谈到1958年的工作时说：缺点有两种，一种是不可避免的，另一种是对一些问题没有引起注意。不要忽略这方面，要好好把这方面的经验总结一下。(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86页。)6月4日、5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又指出：在建设方面，还是要承认自己没有经验，虚心一些好。这一时期党内最大的损失是浮夸风，我们领导上有责任，这也是经验问题。归根结底是要虚心，实实在在研究问题。(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517页。)针对经济建设中的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邓小平2月20日在上海市委工业会议开幕式上还引用毛泽东的话强调指出：毛主席在八大会议上讲，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教导。(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90页。)

（二）对“大跃进”的初步反思和认识

随着实践的发展，邓小平对“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也进行了初步的反思并逐步形成了一些较为深入的看法。

1959年5月5日上午，他在会见匈牙利青年代表团，谈到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时指出：总路线的提出，首先是根据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总路线本身没有错。多一点，快一点，好一点，省一点，这不会错。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也不会错。问题在于怎样解决经常出现的矛盾。对于贯彻总路线的具体方法，邓小平认为：我们还在实验，使它完备，还要经过若干年。我们的做法是，一年总结几次，好的就发展，错的就纠正。(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509页。)6月1日下午，他在会见蒙古驻中国大使鲁布桑时指出：我们的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些具体办法还正在试验。总结过几次，每次都发现不少问题，修修补补，再过几年才能证明它的生命力如何。(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516页。)

从积极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到逐步反思、认识“大跃进”中的一些“左”的做法和错误，到强调“要承认自己没有经验”，再到“我们的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些具体办法还正在试验”，《年谱》反映的相关内容清晰地表明，邓小平在“大跃进”问题上的看法，随着实践的发展在不断深化，也在不断地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当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还未充分暴露以前，邓小平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一样，当时还坚持“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三面红旗”本身没有错，成绩还是很大的，只是在具体执行上、在一些具体办法和措施上还存在一些毛病，还没有找到一条成熟的路子和途径。但不管怎样，从《年谱》披露的内容来看，从1958年底特别是1959年第二季度之后，邓小平对经济建设问题的思考愈益趋于冷静和实际了。〔作者戚义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17〕

美惠子

邓小平堂弟谈三年自然灾害时四川的吃人肉情况

2011年12月27日 08:28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邓自力

字号:T|T73931人参与103条评论打印转发

核心提示：但饥荒越来越严重，后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谣传吃人肉能治肿病，于是有肿病的人就从死人身上取下些肉煮食之，全国缺粮状况普遍存在，但都不敢正视。

作者简介：邓自力（1920—2010）邓自力，四川广安人，生于1920年10月，1939年5月加入中国：）并参加革命工作。革命战争年代，历任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教员，延安大学体育指导队指导员、社会科学院研究室干事，湖南平（江）浏（阳）长（沙）指挥部工委书记，三五九旅民运股股长，二野民运科科长，河南鲁南县县委委员，西平县委副书记，湖北通城县县长。新中国建立后，历任川南行署合江县委书记，泸州地委宣传部长，四川省总工会副主席，泸州地委副书记、书记，宜宾地委副书记，省体委副主任，省文化局局长、党组书记，四川省第五届政协副主席，四川省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1994年12月离职休养。2010年10月31日凌晨3时在成都逝世，享年91岁。

左起邓小平、卓琳、邓自力（1978年邓小平在峨眉山调研途中） 资料图

本文摘自《坎坷人生》 作者：邓自力 出版：四川文艺出版社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自行开伙。公社建立后，大办食堂，粮食得不到计划开支。原先一家一户开伙知道粗细粮搭配，农活紧时吃细粮，农闲时吃粗粮或稀粥，一年内粮食基本够吃。如节省下来一些粮食可变卖成钱作其他开支。成立食堂后开始大吃大喝，到春节许多伙食团就无米下锅了，只好煮菜当饭吃。

后来总结经验，规定每人每天定量，原定每人每天半斤，粮食少的食堂定为三两。一天三两粮对于一个强劳动力来说是远不够的，因而农活无法干，田地荒芜不少。食堂管理混乱，多吃多拿现象普遍存在。流动人员如商贩、拉人力车的来食堂吃饭也无人过问。社员们每天三顿都得去食堂排队分饭菜，搞得老老少少一天就围着食堂转，好像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如遇雨天路滑，家里人帮老人或儿童代领，伙食团负责任说“代领不好记账，不允许代领。”也怕有人多吃多占。

食堂不仅使社员们吃不好，而且带来诸多不便，原来自家做饭可以利用余热烧水洗脸洗脚，北方还可以暖炕。办了食堂，自家屋里连热水都没有，更不用说喝开水了。食堂人多，做饭用毛草树叶没法煮熟，只好用炭和煤，可大多食堂无这么多钱，便砍国家植的树或拆庙宇、拆房子作燃料。大食堂办了半年多粮食耗尽，燃料难解决，有的食堂三两天才发一次菜饭，有的只好自行垮台。

人民公社严重打击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其结果是天地荒芜，收成锐减，公粮认购任务无法完成。公社化不久又遇连年自然灾害，农民肿病横行，死尸遍野，惨不忍睹。肿病全是营养不足所至，每人一天三两，又要劳动，入不敷出，长此下去当然生病。那时得这种肿病的人全身浮肿，手脚无力，用手一压就起一个窝，见什么东西都想吃。粮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菜根等都用来充饥，后来这些东西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需肚子发胀，不能排泄，几天后就被胀死。

美惠子

我了解到这种情况，想办法从外地运些粮食来救济，下令不准再去挖观音土来吃，并责成各级干部全权负责，不能负起责任的要记过处分，严重者撤职。这种现象制止后，人们想办法弄些野菜掺着粮食吃，但饥荒越来越严重，后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

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谣传吃人肉能治肿病，于是有肿病的人就从死人身上取下些肉煮食之，全国缺粮状况普遍存在，但都不敢正视。如果有人说是缺粮，人未吃饱引起肿病，那是诬蔑社会主义制度，对新社会不满。

相关阅读：《80岁老党员邓自力述怀：堂哥邓小平带我闹革命》 来源：天府早报 作者：李晓波

四川省人大离休老干部邓自力，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堂弟。今年已是80高龄的他，日前在党的80岁“生日”来临之际，写下了两本追忆党的丰功伟绩和自己的革命生涯的书，作为“礼物”献给党……

“我是在堂哥邓小平的带动下走进革命队伍中的……”27日下午，80岁的邓老翻看着那本刚出版不久的自传体回忆录《坎坷人生》，深有感触地说道。

1920年，邓老出生在四川广安协兴乡坪里牌坊村。读书时，在大堂哥邓小平、二堂哥邓垦的影响下开始读阅《：）宣言》等一些进步书籍。1938年，他加入了中国：），开始宣传马列主义，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50年，生经百战的邓老回到了四川。1980年，他被选为四川省政协副主席，1982年任四川省人大副主任，直至1992年离休。

离休后，邓老一直关心着四川的发展，目睹了我国国力的一天天强大。为了教育青年一代，他决定利用离休后的时间，写下自己的革命经历和党在建国前、建国后的丰功伟绩，以提醒后人：革命成功不易，美好生活更要珍惜。2000年4月，经过1年的艰辛写作，20万字的自传体书《坎坷人生》正式出版了。而邓老另一部30万字的《突围中原》，也拟于近期出版。

谈起邓老写书一事，白发苍苍的老伴谢湘既心疼又无奈：“他呀，都那么大年龄了，从早到晚都在忙，写书、看报、看电视，也不管自己精力够不够用……”对此，邓老笑着说：“谁让我是一个老：）员呢！”(李晓波)

美惠子

邓小平谈为何不能阻止毛泽东晚年错误：难于反对

2011年09月13日 16:00
来源：党史博采·理论版         作者：刘玉

字号:T|T279242人参与537条评论打印转发

核心提示：从大局着想，如不顺从他很可能造成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混乱甚至党的领导核心的分裂，从真实情况看是难以反对，正如邓小平所说：“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

本文摘自：《党史博采(理论)》 2009年09期，作者：刘玉，原题：《毛泽东晚年探索出现失误的个人因素探析》

关于毛泽东晚年探索出现的失误，有学术研究认为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应从他自身找原因。然而，客观地讲，这种观点带有机械的历史决定论的倾向。诚然，在毛泽东的探索中，某些客观事件和他所处的客观历史环境，曾经十分深刻地影响着他，对他的探索和某些重大问题的决策起了重要作用，但这些并不必然地成为他探索发生逆转的最终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客观因素只有通过主体的主观因素才起作用，不同的人可以从多个角度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对同一客观历史现象做出不同的评判和价值选择，形成不同的主观认识，这充分说明主观力量的强大。

毛泽东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思路，无疑同其自身因素息息相关，特定的知识结构、独特的性格气质、晚年难以逾越的骄傲情结对他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活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毛泽东的特定知识结构

在晚年的探索实践中，与他所担负的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责任要求相比，毛泽东的既成知识结构存在明显的缺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知识结构上的缺陷制约着他观察处理问题的视域，削弱了决策的科学性、准确性，导致他对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失误。

毛泽东酷爱读书，但他阅读的书籍以中国文化典籍为主，尤以史籍最多，对自然科学则兴趣不浓。虽然建国后他也曾读过一些科学技术书籍，但数量有限。这一特别嗜好影响了毛泽东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模式。

1自然科学知识结构逊色于社会科学知识

中国传统文化长于研究社会人生问题而短于研究自然科学，这在毛泽东身上有着鲜明的体现，并影响了他的认识与实践。在革命时期，传统文化对毛泽东领导革命发挥了强大的正面作用：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传统文化更多地显现出其负面影响，传统文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欠缺是不能很好地满足以工业化为代表的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