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一个新世界-作者骆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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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我们全市肢残人协会的部分主席坐着大巴去南京无锡进行了三天的学习、交流。

        之后，我们游览了中山陵、明孝陵和无锡的三国水浒城。

        说句实在话，我不怎么喜欢风景点，而且对于三国水浒城去年我们学校已组织员工仔细游玩过。因此，这次我们只是匆匆走马观花似地游了一遍。

        但对于残疾人出去搞活动，我很有兴趣。我个人觉得，对目前绍兴的残疾人，尤其是肢残人而言，存在着三种现状：第一种是一直待在家里，甚至几十年没有走出家门，他们在长期的平静安逸中已失去了对生活的憧憬和对于希望的模糊，他们的思想和意识已渐渐趋于僵化和保守。或许当他们看到外面蓬勃的社会发展和成功残疾人所取得的成就时，会对他们有一种真正的触动，一种灵魂深处的深深触动，尽管这种触动可能会带有一种撕裂般地疼痛，但同时也会成为一种清醒剂和催化剂，使他们清醒而不再继续沉睡。因此对于这些人，我们经常把他们带出来，借助一些志愿者推着他们、抬着他们游览发展中的城市新貌，与成功残疾人面对面的对话。

        这是我们肢残人工作的一方面：通过游玩来改变他们的精神面貌。一个残疾人，只有首先改变了精神面貌，他们才会想到如何站起来，如何去自食其力，如何一步步走出自己狭隘的生活空间和心灵寞落，因人而宜地走出一条适合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我一直对那些庭园深深的台门充满恐惧感，记得有一年，母亲让我去周先生家学中医，他们的家在鲤鱼桥旁，是一个老式的台门，很大很深。由于来回不方便，让我住在他们家。那段时间，我整天闷在那方小小的天井里，除了上面变幻的云彩和四季递嬗的冷暖，看不出一丁点生活的生气。可以说那年我离开周家并不因为我真的不喜欢医学这门知识，而是被那一方天井的压抑所逼着逃出来的，那庭院让我压抑、沉闷、孤寂，我感到自己本来不是很强壮的生命在不断地萎靡、脆化和枯竭，我怕有一天我真的会被吞噬，跨不出这座庭院。

        于是，我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周家，离开了让我沉闷而逼仄的地方。尽管回到家里后我同样感到一种迷茫，一种无助，但至少门口那流动的行人和来往的车辆显示着这个社会是活着的，生命在嬗变着。

        直到现在，每次看到台门，我总有种深深的恐惧感，那洞开的漆黑大门如一方黑洞，里面是一望无际灭寂而死沉的渊薮，我怕被吸进去。

        曾经有段时间，我常常坐在家门口，石槛上搁着一条小凳子，身子倚在凳子上静静地看着外面的一切，一看就是一整天。我对外界充满了一种好奇，一种想走出去的欲望紧裹着我，因此，当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拥有了这个条件，我就毫不顾虑地走向了外面。

        在我的身子骨里，始终有种躁热在蠕动着，有时甚至很强烈。

        我想，当那些长期蜇伏在家里的残疾人在看到外界那一幕幕蓬勃的景色时，他们的内心将会产生一种怎样的变化？外界的活力一旦注入这些羸弱的躯体，将会变得如何地红润而鲜艳，枯瘪的生命也会变得强健和鲜活起来。

        因此，我们一直在组织这些活动，不但我们这些成功的残疾人，而且对于那些长期蜇伏在家里的残疾人我们也在组织。

        2000年，我们特意包了几辆三轮车，组织了一些志愿者，带着他们游览了城市广场和稽山公园；2003年，让他们游览了鲁迅故居；2005年，我们又和绍兴武警一起，把他们抬到了府山公园望海亭；2006年，去了兰亭进行曲水流觞吟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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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年，当我第一次见到那位走遍全国的尹小星时，我忽然感到一种震撼，一种让我为之深深敬佩的震撼。那天，他摇着手摇车来到了我的学校，然而从车子上“跳”了下来，右手撑着地面，二只脚拖耷着一步步挪到我的身边。这一幕深深地震惊了我，他送给我一本他的诗集《跪拜人生》。是的，他是在跪拜人生，如果按照他走路的方式，但我总觉得他是在笑傲人生，从他那富有生命张扬力的炯炯目光中（要知道一个被重残折磨的人是很少能看到这种目光的），从他那谈笑中。在前几年，我也曾想走出家门，去走遍全国，但最终由于缺乏一种毅力和自信而放弃。现在，看到了他，我忽然感觉到在他身上有我的影子、我的希冀、我那种躁动的热血。

        从生命力的张扬和强健上讲，我是个嬴弱者。

        现在，网上关于他的传闻很多，他的人品是有问题。这里我仅仅从他生命力的造型来看，我总感到在他身上有一种激情，一种巨大的生命力量在支撑着他， 他内心深处那份不安的躁动迫使他克服了一步步的障碍。

        生命力的强健，这个字用在他身上应该不成问题吧。

        对于一个身躯有着残缺的人，真的很需要这股力量。

        记得去年我们肢协也组织过各市县的肢残人去苏州进行交流，在一家饭店里，我对那里的服务员这样说：别看他们都是残疾人，他们可都是重量级的太湖石。那些服务员楞楞地看着我，听不懂我的话意。

        听不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残疾人的笑声，他们的自信和他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那股力量和生命的强健。

        之后，我又见过几位浪迹天涯的残疾人。

        走出家门，说说简单其实真的不容易，小星在《跪拜人生》里这样写到：第一次走出家门，当晚来到了南京，天下着朦朦细雨，又冷又饿的他想找个安身之处，但身边一文钱也没有，于是他只好挪到人行道上，前面铺上一张纸，写些什么我想大家都能猜得到，无非是说自己来自江西农村，为了传播自强想走遍全国，现在到了南京没有饭吃没有地方睡，望好心人能帮助之类。这些文字如果写在那些官方的报纸上或许能博得一点别人的钦佩，但问题是现在写在地上，而且与乞讨连在一起，那情况就大大不同了，留给别人的不是你自强的精神，而是你行乞的一种手段，甚至可能是你不择的手段。

        是的，你传播自强是你的事，你要走遍全国也是你自己的事，关我们什么事。你没饭吃你干吗还要走出来？如果每个残疾人只要在人行道上一坐，也写个什么自强之类的文字就能博得别人的关爱，把大沓大沓的钞票扔给他，那这些街上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景姿，而那些写在纸上的诉苦文章也将是千姿缤纷，说不定还可以成为一册精美散文集。

        当然没有这么简单，那些行人在匆匆路过小星面前时，意识里连停下来瞥一眼的想法都没有施舍给他，当然更不会扔钱给他。

        上帝给了他一个冷面孔，也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如果说，此时的小星因为这种下马威和人们的冷漠而放弃了信心，那么，现在的媒体将会失去一个充满光环的明星，我们也不可能知道有一位手摇轮椅穿越大沙漠的残疾英雄。

        还好，有位小女孩被他的精神和创举所感动，把自己的一点零花钱给了他，一位妇女也从家里拿了二十元钱帮助了他，这点可怜的零花钱终于支撑了他走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这里，我并不宣扬每个残疾人都象他那样去周游全国，而且这样的人一多，又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我只是强调一个残疾人，只有产生了走出家门的想法，才会有更深层次的思想，也就会产生一种信心。

        事实上，残疾人走向社会，走向外界，并不仅仅为了游览，它是一种采集生命活力，增强面对生活勇气和培养自信心的手段和方法。一个残疾人如果连走出家门的勇气都没有，那么让他去自强自立只能是一种奢望。

        同时，外面所发生的一切也会给自己一种启迪，一种借鉴，一种掌握如何因人而宜的方法，按照流行的说法叫“互相交流，互相借鉴。

        我曾对一位家住八字桥仓弄的残疾朋友说：你的门口就是汽车东站，流动人口多，你可以去那边摆个小摊，总比整天躺在床上好，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变自己的精神面貌。他说正常人都找不到工作，自己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希望，只好这样靠低保过日子。

        是的，现在很多正常人都找不到工作，何况残疾人。但他没有想到，很多普通人认为常规的道理，恰恰成了不常规。那年我说我想搞电脑培训，问会不会有生意，几乎所有人都说肯定搞不起来，不会有生意的，道理一箩筐。现在，当他们看到了我的一切，只能说是奇迹。

        是的，是奇迹，但这个奇迹并不仅仅出现在我身上，现在我们来看看那些同样产生奇迹的残疾人：
        陈伟强，无臂青年，如果走在街上，并不会引起什么注意，也没有什么不同之处，除了他脸上那付刚毅的线条和空洞的双袖。但如果说他只要在宣纸上画几个字就足以抵得上一个普通工人苦苦奋斗的一年收入，那就不同了，不但不同，简单让人不可思议。

        他现在不但是全国有名的书法家，光是他广告公司里一年的收入，足以养活一个小村的村民。
        鲁天青，这位坐在轮椅上，称之为建筑大王的截瘫残疾人，每年在他轮椅下矗立起来的高楼大厦又有多少，那一只只全国性“白玉兰”奖杯足以使他傲视江湖。

        陈宝堂，一位每年为国家产生一千多万元税收的纺织老板，每当他来我身边的时候，我总觉得他如一座灯塔，伟岸而高大。从他身上，我感觉到一种力量时时在他的生命中蓬勃积聚和炽发。

        丁京华，没有一个绍兴人不知道他，当鲁迅故里那些店铺里的书法爱好者在低价推销自己花了大半天时间书写的《兰亭序》扇面时，当那些游人路过这些店铺前连匆匆一瞥都舍不得施舍给他们的时候，鲁迅祖居深处的一间小小“禅墨书屋”门口却排起了长龙，争买丁京华书写的扇子。

        全国人大领导、日本友人，凡是到鲁迅故里，都一定要去他那里买把扇子。

        今年十月，我在黄山认识了一位叫程剑的截瘫朋友，他的事业，他的精神风采和他那组织全国首次残疾人黄山游的大气令政府官员都自感气虚。

        还有……
        这些残疾精英不用我讲，人们只要从媒体上稍稍留意一下就能找到一大堆。他们这些人，不也是产生奇迹的代表吗？

        残疾人，他们的性格造型和精神面貌总会或多或少带点残缺，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特殊的条件和环境所致。这些残缺只有在社会中不断接触，在交流中不断沟通，在借鉴中不断提炼，一句话，只有在不断走向社会，不断吸取蓬勃生活中的生命养料，才会逐渐矫正乃至饱满。因此，当我在看到尹小星、孟辉这些走遍全国的残疾精英们时，他们脸上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健康、朝气和自信令人陶醉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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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我们家的旁边有户邻居，丈夫是一个肢残人，每天摇着手摇车去胜利西路的一家煤饼店上班，据说他是做会计工作的（因此后来母亲也希望我能学点会计，将来可以坐着工作）。他的妻子是个盲人，生有三个女儿。有时，他的车上会带着三个小孩，一个坐在他身旁，一个由他那位盲人妻子抱着，而大的一位则站在车子后面的电机上，双手攀着车背。他在前面摇，妻在后面推，看不出到底是他在摇还是妻子在帮他推，场面甚是感动，由感动而心生羡慕，他们是那时我所见到的残疾人中最温馨的一对。

        之后，我又见过不少残疾人，但我总觉得他们的生活并不如意。九二年我认识一位上虞的聋哑女孩，那年她考取了卫校，已经在学校里读了三天的她，因为聋哑而被学校开除。三年后，她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也由于残缺而没有被录取，我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悲哀。其实我何尝不是这样，由于残疾不能继续上学，不能找工作。

        在他们心里，我们比别人低头三分，我们是有缺陷的人，以前他们不是叫我们残废人吗？既然叫残废人，说明残的人一定是废人，既然是废人，能求得一点剩菜残饭已经很不错了，还奢谈什么工作、理想。

        但废人也是人，既然是人，那么就应该有人的思维，有人的喜怒哀乐。更何况这些“废”人当中往往也会出现几个不安于现状的精英胎坯，这些胎坯自出娘肚后，就有着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的精神，他们的脑子里同样充满着一种对理想对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他们看不惯世俗间的常规陋习，看不惯约定俗成的条条框框。既然看不惯，那就反抗吧。传说中有一年曾经有位成绩很优秀的学生因为残疾而屡屡被高校拒绝录取，绝望之中他投了河。我想他在投河之前一定发出过呐喊，可以想象这呐喊一定有着一种对世俗、对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所谓文明的控诉，反抗和绝望。我不禁感到一种颤栗，继而愤怒，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所谓文明而鄙视，而愤怒，也为那些冷漠的人们而愤懑。这件事的真实性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的出现应该是事实吧，事情是这样的：

        一位叫李勃玲的女孩在读完大学硕士后，因为残疾，应聘60余次仍被那众多单位拒之门外，原因是她是一位残疾人，影响企业的形象。我不知道那些领导们是不是真的对外部形象这么在乎，如果真的在乎，那么当一些领导有一天站在被告席上成为阶下囚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还在考虑自已的形象，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光辉形象，是不是还在考虑衣衫如何穿得整洁点，双脚如何并得规范点，甚至如何做到挺腰拨背的如松状态。

        可以想象李勃玲在一次次克服艰难攀登到硕士学位的过程中，在她的脑子里一定深知现在这个社会找工作的不易，因为不易，或许学历高些成功的把握会高一些。她也深知继续就读对于她现在的家庭来讲是一笔多么沉重的压力。父亲为了她，劳累过度早早离开了人世，只剩下那没钱结顶的房子和女儿那无助绝望的哭声。

        应该说，这时的国家已经有了残疾人保障法这个尚方宝剑，残联领导也多次出面干涉，但制订一个法规容易，要改变一个民族根深蒂固的陋习并不容易，那些领导虽然整天坐在现代化办公室里，但他们的骨髓里面还停留着那些迂腐的思想，这种思想可能包含着一种对弱势人群的鄙视，也可能怕影响自己所谓的形象，或者怕连累自己。正如我当年去绍兴一中报道，一位老师说怎么也不愿意收我，原因是“拉屎拉尿不方便”，会连累他。

        最后，我们这位精英人物张海迪出面干涉了，社会舆论干涉了，终于，一所学校的领导答应让她去讲课。

        事情到了这里，总算圆满完成。

        但我总高兴不起来。

        如果张海迪没有参与，如果媒体没有参与，那又会是怎样一种遭遇？要知道他们是不可能天天去忙这些事。

        我又想起了另一件事：

        很早以前，我在收音机里听到了浙江一位盲人找工作的坎坷经历，这是位很自强，而且有着一技之长的女孩，为了求得一份工作，她一次次求助于人，最后一次，一位局长竟当着她的面扔出了这么一句警世话语：

        “你们瞎子还找什么工作，你们不是会算命吗？你干吗不靠算命找吃饭呢？”

        2000年，我们肢协搞公益活动，通过推销贺年卡，把赚来的钱为老百姓义写春联。那天，我去一家电台推销，广告科的朋友告诉我需要与台长进行沟通。当我用二条凳子爬到二楼台长室的时候，这位姓柴的台长鄙视地看了我一下，扔过来一句话：你怎么进来了，谁让你来的？

        之后，他提起身边的电话打给门卫：你怎么搞的，怎么让这样的人放进来？

        那门卫吓了一跳，以后遇上了恐怖组织，匆匆奔到台长室，一看是我，也就没有说什么。他是认识我的，知道我的情况，在我挪下楼去的时候，他温温嘱咐我下楼注意点。

        这就是一位台长的整体素质，一位经常坐在主席台上告诫别人要有爱心，要关心弱势群众的所谓领导。

        然后，好心人还是很多的，我遇到过很多好心人，就是因为我一生中，遇到了很多爱心人，在他们无私的关爱下才使我走到了今天。现在有人对我搞爱心活动不理解，自己省吃俭用却经常去帮助他们。他们不知道被人关心被人爱的滋味，那种感觉很温暖很动容，我深有体会。因此，每当我去做善事的时候，我都是那么地投入，那么地专注，用心去做，用心去帮助他们。

        我深知被人关心的温暖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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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邓朴方主席的故事，影响最深的是一位叫王凤梧的人，当年，邓主席致残后，由于特殊原因，没有人敢收治他，就是这位叫王凤梧的人，见了邓朴方的惨状后，顶着压力和风险用一辆平板三轮车拉着已不能动弹的邓朴方到处求医，在屡遭拒绝后，终于让积水潭医院的医生感动，答应替他会诊。

        邓主席到江西后，王凤梧又不断向上写信、申诉，从北大、到市委，四处奔走，呼吁为邓主席治病。

        后来，邓被安置到北京郊区的清河救济院。帮忙帮到这里应该可以结束了，安顿也安顿好了，治也治过了，这对当时的情况下，已经是无奈中的人情义尽了。你一个穷工人，整天为他奔走呼吁，在那个时期本身就带有一种风险性，那些革命者一翻脸够你受的了，说不定还会把你王凤梧弄得个家破人亡。“你算老几，竟敢与我们过不去，你竟敢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刘少奇、陈毅、贺龙，这些开国元老还不是被我们踩下去了吗？你一个小小的穷工人，还不象蚂蚁那样踩一脚就让你永无翻身之日了，你好自为之吧？

        但王凤梧并没有考虑到这些，他只是看到了一种做人最起码的道德和良心，或许在他心里还没有“人道”这个堂皇的词语，但却实实在在地体现了一种博爱和良知，一种人类最基本也最崇高的人文关怀。

        我不竟对这么工人师傅肃然起敬。

        应该说，邓朴方那时是怎么也想不到会去从事康复这个工作的，而且会成为他一生为之呕心沥血的事业。1980年，邓被送到加拿大，接受脊椎矫正手术，这次康复不仅阻止了他病情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使他大开眼界。国外先进的医疗康复设备使他惊叹不已，博大的爱心和责任感使我们的邓主席在回国之后，决心要在中国创建一个康复中心。

      1983年3月15日‘中国康复中心筹备工作小组’正式成立，1984年3月15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1988年3月11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盲、聋、哑人协会’及‘中国残障人协会’组成‘中国残疾人联合会’。1990年12月28日，中国‘残疾人保障法’正式颁布。

      邓主席的出国治疗，得到的却是残疾人的春天，也许这是冥冥中所注定。

      以邓主席这样一个瘫痪病人，整天奔波于全国各地区，其毅力是让人难以想象的，他必须在钢钉的支撑下能坐起来，血液循环不好，肾功能差，有一个肾已经萎缩，肝、肺功能都极差，而且，由于80%的皮肤已经失去排汗功能，在夏天，气温高，浑身就会发烧，因此，他必需大量喝水用于降温。

        这就是一位对残疾人事业极度投入的奉献者、开拓者，他用自己的生命和无私，换来了我们残疾人的辉煌，也为我们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

        尽管这样，尽管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残疾人保障法》这个尚方宝剑，但当我们审视着身边一些残疾人的遭遇时，我们仍然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这种悲哀是来自于我们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和对残疾人的冷漠。
        制订一个法规容易，要彻底改变这种传统陋习却并不容易，这就是邓主席为什么现在常常在谈的社会主义人道观的目的。我有理由担心，在将来没有邓主席参与的残疾人事业，会不会让残疾人重新回到以前的时代。

        也许我扯得远了点，残疾人的出路到底在哪里？残疾人怎么样才能真正地和健康人那样共参与共享受？当有一天，我们的国家也能像那些先进的西方国家那样把人道，把福利，把残疾人利益放在了真正的位置上，残疾人的春天才会真正的到来。

        但这是以后的事，目前对我们肢协和残疾朋友来说，迫切要做的是如何动员他们，走出家门，走出自己内心自卑狭隘的心灵空间，昂起头来，和陈规陋习作抗争，那怕是小小的抗争。

        在我们离开中山陵的时候，我们很高兴遇到了一批来自上海的肢残朋友，他们是来看无障碍设施的。


写于二OO六年十二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