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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长江大桥上的自杀拯救者
“午夜凶铃”响起
然而,陈思把事情想得太过简单了。
三年里,这位憨厚的汉子被人赞美过,也被人骂过;曾经满怀希望和憧憬,也曾苦恼地要剃度为僧;他是英雄,也是平凡的普通百姓;他帮人疏解忧愁,却难医自己的心病;他尝试过放弃,却忍受不了良心的自谴……
“我的心理是在电话和手机短信中成熟起来的。”陈思苦笑。2003年10月,在他成功救助后,媒体蜂拥而至。“我只是在双休日,在南京长江大桥上救助自杀者,但记者的报道,却让我的电话和手机成了全国热线。 ”
家里不时响起的电话让陈思无法安静。一些在大桥上捡破烂的人发现了自杀可疑者,首先想到的不是报警,而是打电话给陈思:“你快来救一把!”
甚至经常出现“午夜凶铃”:一家人熟睡,电话铃声大作,有人告诉他:“我在某某地方要自杀啦,你快来救我吧!”这其中的电话,有的是从大连的海边打过来,有的是从另一个城市的大桥上打过来的。
除了电话,手机短信数量直线上升。短信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有借钱的,有寻求心理咨询的……陈思粗略估算了一下,“每天至少有两百条”。接连不断的短信造成的结果是手机频频“死机”。“看上10条,还没有来得及回复,手机就自动关机。”为此,他用坏了四部手机。“发短信的人不知道,有人还特意打来电话骂我,说:你现在出名了,牛了,发了那么多短信都不回。
曾经有位脑科医院的主任接连给他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也足足训了一个多小时,“他责问我有什么资格可以搞心理咨询,并扬言要告到工商局,取缔我在大桥上的救助点。”陈思给训得莫明其妙,“他当我是在大桥摆摊设点的小贩了。”
陈思原以为,自己救人总归是做好事,不求人全力支持,也能落个“理解”。“但很多人以为我每周上桥,肯定是有好处拿的。怎么解释,别人就是不信。”陈思最初的时候是乘公共汽车往返大桥,来回一趟将近两个小时,爱人担心他长时间徒步巡逻吃不消。于是在2004年5月,花了一年的薪水6000元给他买了辆摩托车。
“结果就有人指指点点,说我名义上做义工,实际上不知道捞了多少好处。原来是走路的,现在开上了摩托车,肯定是政府奖励的。”陈思说他后来也懒得解释了,别人问车是不是政府奖励的,他既不否定也不肯定,“这样一来,这些人反而满意了,最后还送我一句话,‘我说你不会那么二百五嘛!’”
仅仅是些看客说说闲话也就罢了,陈思苦恼的是一些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反感”,因为他的救助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加大了他们的工作,为此,陈思几次被人指着鼻子骂“吃饱了撑的”。
烟花过后
陈思失望过,但这种失望很快被不断被激发的责任感以及膨胀的自信心所替代。媒体密集的报道,从纸媒体、电视到网络上普遍呈现的赞赏之声,不断促使他超越底线。
双休日不够用,他开始占用其他的时间;大桥的舞台不够大,他办起了网站。在2004年元旦之前,他甚至开列了一系列庞大的计划:3月1日正式开通网站,“心灵热线”由义工轮值24小时;5月1日前完成“救助工作室”、“救助基金”,有纪律的“义工站”;7月1日前努力配备救助用品、大桥高危段的安全设施;9月20日前创办一场大型“预防自杀,珍爱生命”歌舞晚会……
事实上,直到今天为止,他所列的大部分计划,都没有实现。即便是那个在网友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个人心理咨询网站——“心灵港湾”,也因为自己无力承担每年一万元的服务器占用费,早早夭折。
就像一束绚丽的烟花,瞬间灿烂之后,将是长久的沉寂。
“很多时候,大多数人都会显现出热情,遗憾的是,这样的热情持续不了多久。”陈思有个记录,上面登记着所有报名参加大桥救助的志愿者,“报名的人很多,但真正上桥的没有几个。”
声援者数量直线递减,需要救助者数量飞速上升,陈思的压力越来越大,花费越来越多。
救下来的自杀者中有许多是因为经济困难、生活绝望才走上绝路的。救下来,陈思就不能撒手不管,或是给点路费,或是找个旅店安顿一下……陈思一直试图成立一个基金会,吸纳社会的帮助。但很快发现,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按照国家规定,他要成立基金会,首先得掏出一笔钱来放在账上。但问题是,没有基金会做保证,没人愿意捐款给他——至少,他曾因此错过了一笔巨额的捐助。
2004年元月,凤凰卫视“鲁豫有约”采访陈思的报道在香港播放后,“富商霍英东的秘书给我来了电话,说霍先生看了报道很感动,有意捐款用于大桥救助。”但因为陈思没有合法接收的手续,这笔捐款最终转给了其他的慈善机构。
2006年初,南京市团委为陈思申报参评“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时,陈思算了一笔账:2006年元旦之前,他花在救助上的费用是6.9万元。对于一个月收入不超过2000元的家庭而言,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那时候被大家捧得太高,总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做好一切。”等到陈思意识到,再如此支撑下去,将会将自己的家庭拖入困窘时,他不得不重新评估自己的行为。
陈思开始考虑放弃。
“垃圾桶”的困惑
费用难以为继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当他接触的自杀者越多,就对自己的力量越没有信心。
陈思发现,自杀者也分很多类型。有的是一时想不开,有的却是因为走投无路。对于后者,尽管陈思挽救了他们的生命,但他们依然要面对原先的困难和苦恼。“很多困难和苦恼,我根本解决不了。”
几年前,安徽滁州的李大姐的丈夫遭遇了一场车祸,儿子因目睹父亲的死亡从此染病。抢救不及时即有可能死去。李大姐带着儿子跑遍了全国各大医院,花完了丈夫的死亡赔偿金,但最终没有任何效果。
陈思是在大桥上救下了这对母子。死亡擦肩而过,但生活的困厄并未就此消除。
“为了给儿子治病,她在一家服装厂每天工作14个小时。早先的时候,她打电话给我,想让我帮忙卖掉她的肾脏。我说这个忙我无法帮。前几天,我打电话给她,发现情况更糟,不仅生活更加困顿,因为连续劳累,她自己的肾脏也出现了问题。”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陈思陆陆续续给她寄了七八百元,“现在除了安慰,我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帮她。”
“我就像个骗子,说些好听的话,骗他们活下去,能活一天是一天。”陈思说,“我有时候常常想,我这样骗他们,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是不是像一个自杀者讲的,我救了他们,让他们多活一天,等于是让他们多受罪一天,多丢脸一天!”
这种价值上自我否定的困惑一直纠缠着陈思,在2004年的上半年,他的心理也近乎崩溃。尽管他照样在双休日奔波在大桥上,照样巡逻、救人。
陈思说他记得,他当时还在网上的一个佛教论坛里,写了一首诗,“大概的意思是,救人是救不成了,我只有到寺庙里做个超度亡灵的和尚了。”陈思说,他当时失望到已萌生出家的念头。
事实上,早在此前很长时间,就有一位教授曾经善意地提醒他注意自己的情绪。
“他说,当我成为社会不良情绪的垃圾桶时,一定要学会定期清理。”教授告诫他,作为“垃圾桶”,他个人的“容积”也是有限的,“否则不仅垃圾桶会崩溃,里面的垃圾照样会溢出来。”教授还给陈思举了个例子,一个美国人在救助了很多人之后,自己的心理也随之恶化,最终选择了自杀,“他说他不希望看到我也落得这般下场。”
老方丈的禅语
有一天,在和妻子大吵一架后,陈思决定放弃自己的“大桥救助”。
那个双休日,他没有上桥。然而,待在家里,他也坐卧不宁。“我总担心,我不在桥上的这段时间,会不会有人跳桥。”此后的连续几天,陈思天天买来报纸,查看是否有人跳桥的新闻。长时间救助使他形成的使命感,不断折磨着他,“一旦想到一个家庭可能永远失去一位亲人,我就发疯似的难受。”
每个人都有其脆弱的一面。陈思的“软肋”是他对缺失的亲情的依恋。陈思的母亲是在他7岁那年离家出走的。自此以后,这一直是他的心病。
陈思说他一直以来,只要看到电视里关于亲人死亡的情节,他都会流泪。上桥会痛苦,不上桥仍然痛苦。休息了一个星期后,陈思还是重新上了大桥。
驱除了不上桥的负疚感,但陈思依然无法清空自己的“垃圾桶”。
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老方丈。
2004年的下半年,一位朋友去栖霞寺为死去的家人做法事,邀请陈思相伴。
法事的主持,是栖霞寺的老方丈,77岁的能艺和尚。法事完毕,朋友让陈思和老方丈聊聊天。陈思从头开始说起了自己的故事。“我说了很多,甚至把很多自杀者的经历也告诉了老和尚。”陈思说着,老方丈就静静地听着。
“孩子,没有什么可苦恼的!救了那么多人,你已经是菩萨啦,够了。后来的事自有后来人去做,你救下他们,责任就尽到了!”老方丈的话不多,但却令陈思原先犹如重甲般的种种烦恼,全然落地。
陈思如释重负。再度上桥,心态轻松了很多。
守望者的新底线
2004年8月初,“陈思救助工作室”。
陈思将自己的一个房间,作为专门接待的工作室。他刚刚从外地归来,一家公司有意捐款给他,并寄来飞机票。尽管没有谈成功,但陈思的情绪不错,“没关系,这些事情急不得。以后还会有机会。”
心态变了,人的状态也变了。
“救助是整个社会的事情,仅仅靠一个人的能力,担负不了。我以前压力大,是因为我总是想挑起整个的担子,如果硬扛下去,我自己也会垮掉。”陈思说,正如老方丈说的,每个人的能力有限,关键是“尽力了就行”。
“到了哪一步,你会放弃上桥?”
“如果哪一天我连买汽油的钱都没有了,我会放弃的。”陈思想了想,“但是,只是暂时停止,只要条件允许,我还是会上大桥。”
“就像挑担子走远路,累了就歇一歇,歇好了继续上路。”陈思说,“不过,对我而言,救助不是负担,而是一件我喜欢做的事情。”
当生活归于平静,陈思似乎又做回了刚上桥那会儿的陈思。
200 万
我国每年自杀未遂人数为200万。
28.7 万
我国每年自杀人数为28.7万,其中一次成功的为21万。
2 分钟
我国每2分钟有1人死于自杀,8人自杀未遂。
第5 位
自杀在中国人死亡原因中居第5位,15岁至34岁年龄段的青壮年中,自杀是死因首位。
51 %
我国自杀人群比例构成:女性占51%,男性49%;老年人自杀现象值得重视,虽然数字不多,但比例高;小于20岁的占26%,20至29岁的占38%;大学生占50%,未婚的占60%;有收入的占45%,学生其次;未就医占70%。
(数据来源:北京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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