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干预的理想与困境 现状

美惠子

　　9月9日，一名30多岁的男子在广州地铁一号线跳下轨道，迎头撞上运行中的列车当场死亡。


　　9月11日，广州某学院一名入学才6天的大一新生从7楼跳下，当场殒命。


　　9月12日，一名青年男子在珠江医院跳楼身亡。


　　9月13日，白云山顶，一位阿婆被发现吊死在一棵树上，尸体已经腐烂，怀疑为自杀……


　　在记者选取的几天时间段内，仅仅在广州市，被媒体报道出来的自杀事件就如此频密，自杀已经成为我们越来越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


　　有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有人却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杀者的选择，挽救别人的生命，他们是自杀干预志愿者。他们人数不多，力量单薄，但他们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


　　光有爱心是不够的


　　胡慎之，广州某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医生，自杀干预志愿者。


　　见到记者时，胡慎之用力地握住记者的手说:“很高兴你们媒体来关注这个问题。”


　　其实，早在一年以前，在另一个城市南京，陈思——一位义务守候`南京长江大桥劝说自杀者的志愿者——就吸引了许多媒体的目光。提起陈思，胡慎之很佩服他的热情和毅力，但是认为陈思“如果经过一些专业的培训就更好了”。


　　胡慎之的名气远没有陈思大。他创办自己的心理咨询中心不过一年多时间，外界知道他的人并不多。记者也是几经周折才找到他。


　　胡慎之的心理咨询中心在广州市珠江新城的名门大厦内，虽然不大，但色彩很明快。在这里，有7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从业。记者刚进门的时候，一位咨询师误以为记者是前来咨询的，脸上的热情和真诚不由让人感动。


　　提起自杀干预，胡慎之认为现在人们的认识还有很多局限。“比如一个人要跳楼，很多人以为把那个人从楼顶强行拉下来就行了。却不知道，自杀这个行为对自杀者本身来说就是很大的创伤。人被救下来后，别人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这时候如果不进行及时有效的心理干预，他很有可能重蹈覆辙。”


　　他举了一个例子，“很优秀的一个女孩，大学刚毕业，即将赴英留学。但是心理素质比较差，因为感情问题，半年内自杀了7次。”身心俱疲的家长找到了胡慎之，第一次见面，女孩就用不屑的眼光看着他说:“你真的能帮我？没人帮得了我。”


　　“很多自杀者都有这样的想法。”胡慎之说，自杀者往往处于一种自我的状态，而很多人一旦发现某人有自杀倾向或实施行动时，往往习惯性地讲大道理，“什么爸爸妈妈养你很辛苦，什么生命多么宝贵。实际上，他们并不是没有伦理道德，他们心里一直处于矛盾和冲突的状态，如果这时再用伦理和道德刺激他，很有可能强化他的自杀情绪。”


　　“光有爱心是不够的，更需要技巧。”胡慎之总结说。


　　成功干预救下跳楼女子


　　自杀干预，严格地来讲，分为自杀前干预、自杀中干预和自杀后干预三种。这其中，自杀中干预的情况比较少见，胡慎之迄今也只有过4次成功的自杀中干预。一次成功的干预等于一条人命，这当中，胡慎之印象最深的是对一个30多岁女子的成功劝救。


　　当天，正在上班的胡慎之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得知朋友所在的小区有一个女人要跳楼，公安消防都到了，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这个女的就是不肯下来。于是，有人提议找个心理医生。


　　接到消息，胡慎之打个车就跑过去了。


　　他赶到的时候，自杀女子正坐在17楼阳台的栏杆上，双腿挂在外边，口中还一直喃喃:“我该怎么办？天塌下来了。爸、妈，女儿我对不起你们。”胡慎之形容当时情况相当危急，“人已经僵了，只要她稍稍一挪，整个人就掉下去了。”


　　原来，她有一个烂赌的丈夫，还有一个3岁的女儿，家里靠她一人支撑。平时，她做点小生意赚钱，可是没想到被人骗了30多万元。这对她无疑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不堪重负之下，她爬上了17楼的阳台。


　　当时胡慎之手里正好有瓶水，他远远的隔着一段距离，递了过去。“你要知道，人紧张的时候就会口渴。她在上面，是很想喝水的。”胡慎之说他至今都清楚地记得那女子的眼神，一刹那间，散乱的眼神变得凌厉，紧接着无奈又浮现出来。


　　女子接过水喝了几口，说:“你帮不了我，你能给我30万吗？”


　　“30来万并不多。”胡慎之回答。


　　沉默。


　　过了一会，胡慎之提出聊一聊。女子迟疑了一下，答应了。


　　两人之间的对话很简单。胡慎之提了两个问题，一个关于收入，一个关于年龄，女子一一作答。这时，他看了看一直在旁边哭泣的女子3岁大的女儿，说:“你吓着女儿了。”


　　“这个女的情况很特殊，她10岁的时候，母亲自杀死了。”胡慎之告诉记者。根据美国SPAN(自杀预防行动网)的一份调查报告，家庭成员有自杀史，是自杀的一个重要致因。


　　胡慎之于是问她:“你这一辈子是不是过得很苦？”


　　女子点了点头。


　　胡慎之又紧接着说:“如果你今天跳了下去，那你女儿的命运就会跟你一样。”


　　女子终于哭了出来。


　　跟记者讲到这一段，胡慎之显出一种职业性的兴奋，他说，这就成功了一半。“过了一会，我伸出手对她说:‘希望你能够自己下来，我们一起找一个办法来解决问题。’她迟疑了大约15秒，终于接过了我的手。”


　　“其实，自杀干预成功的关键是‘共情’，去感受他的感受，而不要期望用自己的想法去影响他。”


　　自杀干预的无奈


　　许多人并不知道，胡慎之本人也曾经是一个自杀者。


　　高中的时候，因为受了一些挫折，十几岁的他决定要结束生命。“当时我已经长得很高了，觉得跳楼会死得很难看，于是花了足足半个月的时间到许多家药店买安眠药。”


　　这次行动当然没有成功。但是有了这样的经历，胡慎之对生命的理解就不一样了。于是经过几番周折，他终于选择了心理咨询师作为自己的职业。他说，很多人都因为受了挫折而选择放弃生命，“其实所有的这些挫折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心里面，可以通过心理干预来解决。”


　　胡慎之创办的心理咨询中心有一个“生命热线”(13798021247)，专门针对有自杀倾向或行为的人。“一个月大概会接到十几个电话，虽然不是很多，但我们24小时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值班。”采访中，胡慎之也多次强调。现在，中心的7位咨询师，都已经把自杀干预作为自己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心理咨询中心所进行的自杀干预是完全免费的，因此需要靠日常的心理咨询治疗的赢利来支撑。要维持整个中心的日常运作，胡慎之坦言压力不小。“我这还算好的。”胡慎之说，据他了解，广州目前从事自杀干预的很少，少数一两家私人诊所也都过得比较艰难。虽然如此，胡慎之还是坚持要把自杀干预做下去。他说，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因此希望能够跟政府以及媒体合作。


　　他告诉记者，做一名自杀干预志愿者，最大的困难并不是经济压力，而是社会的偏见。“有的人把自杀者当怪物看，有人去看心理医生好像就是神经病。”当然，问题还有很多，许多时候，胡慎之也觉得相当无奈。


　　胡慎之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知道他们的“生命热线”，绝望中的一个电话也许就能够改变一切。


　　反思


　　2005年9月10日，教师节。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一天还是第三个“世界预防自杀日”。


　　据专家推算，我国每年约有20多万人死于自杀，自杀率高于全世界的平均自杀率，自杀成为我国15岁到34岁人群中排在第一位的死亡原因。而比这些数字更让人痛心的则是我国自杀防范体系的缺乏和公众对自杀现象的冷漠。


　　让人痛心的漠视


　　广州某心理专家门诊的詹医生告诉记者，目前在广州，很少有组织或个人在做自杀干预的工作，自杀干预是在“用极为有限的人力物力去做人命关天的大事”。然而面对社会上的冷漠，这些为数不多的致力于挽救轻生者生命的人，却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詹医生向记者讲述了他的一次亲身经历。一家肿瘤医院的病人因为不堪精神压力，从医院的天台跳楼自杀。詹医生质问院方在发现这种情况之后，为什么不将上天台的门上锁，然而院方却说:“就算这里锁上之后，寻死的人肯定还会从其他地方跳下去。”


　　这句话听上去很有理，但对有自杀倾向的患者来说，如果一种方式寻死不成，那么在寻找另一个方法的过程中，他极有可能会放弃。一项数据表明，37％的自杀未遂者自杀前考虑自杀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60％考虑自杀的时间不超过2小时。一位心理专家告诉记者，自杀者情绪冲突最强烈的时间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如果在这个时间内进行干预，许多人就会放弃自杀的念头。


　　自杀干预的规模水平有限


　　记者费尽周折，寻找广州城的自杀干预机构。最终找到屈指可数的几家私人诊所，规模都很有限。


　　詹医生所在的诊所——一个被人称作是广州地区比较专业的自杀干预机构——坐落在广州天河城广场附近一个不起眼的住宅小区里，办公大厅里没有空调，工作人员开着窗户，顶着30多度的高温办公。詹医生说，自杀干预是公益性质的，完全免费，所有的经费都要从其他心理治疗的款项中抽调。


　　在寻找相关专家时，记者也感到困难。目前，对自杀的研究还大多停留在心理学层面上，将自杀作为社会问题研究对象的学者还很少。


　　记者走访了广州几所高校的社会学以及公共关系学方面的一些专家。大部分专家都表示，从来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听说周围学术圈中有谁涉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告诉记者，做这方面的研究不容易受到重视，专家们做课题选择时也就不会将其纳入考虑的范围。


　　目前，国内几乎找不到关于自杀的详尽的调查和分析数据，而在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比如香港、日本和美国，这样的工作是每年都做的。


　　政府与民间要共同关注


　　对自杀问题缺少关注的不仅仅是学术界，还有我们的社会和政府。


　　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最新的研究指出，自杀者在遇到问题和困难时，找不到倾诉和解决问题的渠道，是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广东商学院社会工作系系主任谢泽宪认为，社会转型中，“断裂的社会”产生“很大的鸿沟”，自杀率高就是代价之一。但是，社会和政府对自杀者的关注少，自杀者心情压抑没有方便的管道倾诉，遇到不公平没有方便的渠道去申诉，则是自杀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自杀现象的减少有赖于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研究员李江涛指出，对于自杀干预，政府应该倡导，而民间社会共同来培育，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美惠子

『转贴』走进自杀干预工作者  
“人类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多的忧虑，也从来没有过因如此多的原因而忧虑。”——罗素

　　当今天我们对于心血管疾病、癌症甚至艾滋病的研究与治疗都有了办法的时候，自杀仍旧像梦魇一样侵袭着每一个不快乐的人。最为迫切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挽救这些生命？消除自杀，不仅是精神卫生的问题，更是一个公共卫生体系的问题。

　　2002年12月3日，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在回龙观医院成立。

　　费立鹏是一位在中国工作了19年的加拿大医生，他的妻子毕曼丽也在中国生活了15年，目前在“中心”做培训顾问。

　　“我们希望让每个人明白，生命是一个过程，总要经历风雨”，活动的组织者“中心”宣传科主任张晓丽对记者说，“我们春天还在这里组织种树，放风筝。让每个参与者体会生命的价值和乐趣。”春种秋收生生不息，这些都是最简单的道理，因为活着本身就不需要太多的理由。

　　“中国平均每两分钟就有1人死于自杀，8人自杀未遂。”

　　人们从媒体上已经读过一系列关于自杀的数字：自杀是中国人口中第五位的死因，而在15～34岁的人群中，自杀是首位死因。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肖水源对记者说，根据去年北京回龙观医院公布的自杀研究成果，“中国每年自杀死亡人数为28.7万。平均每两分钟就有1人死于自杀，8人自杀未遂。”

　　“媒体可能更注意那些‘大数’，比如每年的平均自杀人数，还有多少自杀未遂，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费立鹏说，“百分比有时并无价值，一个自杀者，对于他的家人还有亲戚朋友，就是全部，是百分之百。最重要的是关注他们，挽救他们。”

　　“中心”副主任张艳萍不管有多忙，都会参加类似采摘这样的活动。除了户外活动，这种聚会常会以座谈或上大课的形式展开。“每一位自杀死者或未遂者，都会给亲友留下巨大的创伤”，张艳萍对记者说，“而现实中，没有什么人愿意听他们的宣泄。我们提供一个场所，每个人都来倾诉自己的痛苦。事实证明，倾诉是至关重要的治疗手段。”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目标，是把中国的自杀率降低20%，相当于每年拯救5～6万人的生命。

　　“如果没有你的谈话和倾听，我是活不下来的”

　　去年成立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为北京市民提供了一条800免费电话，外省市用户则可按普通电话拨入。所有的电话会接入复杂的电脑系统，接线员首先会告之这是一部录音电话，并承诺会为每一位求助者严格保守秘密。
　　
　　 张艳萍告诉记者，高峰时一天会接到上千个电话；平时24小时热线分为三班，每班两人上岗，平均每班都能接到六七十个电话，“往往电话一扣下，就会再度响起。”这条纤细的电话线成为系住不少自杀者的最后一道缆绳，“大多数自杀者的心理都是矛盾的，打电话的一刹那，求生的本能已经开始起作用。这是一个信号——他希望得到帮助”，张艳萍说。

　　而他们该如何抓住这最后的机会？

　　“每个自杀者都对人世有留恋的地方”，南京危机干预中心副主任陈进说，“一旦发现这丝留恋，就应该把它转化为现实。”

美惠子

陈进跟记者谈起一个成功的案例。一位妇女哭泣着打进电话，说她的丈夫和他的秘书有了外遇，她动用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劝说都没起到作用；本来他们的夫妻关系很好，她无法面对这个现实，“她说她已经准备好安眠药了，自杀的日子也已经选好，给我们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有些不甘心——‘因为别人不知道我为什么死’。”救助人员首先设法稳住她的情绪，然后发现了一个敏感问题——她有一个未成年的女儿，她担心死后孩子会有一个不好的后妈。“我们抓住了这一点，问她‘你有没有想过死后小孩子怎么办？’我们把她的注意力集中到孩子身上，然后描述她的死对孩子的身心、个性、学业的各种不良影响”。陈进说，“最后，我们要求她留下电话，并且承诺，至少今天不要轻生，一切会有办法。”第二天一早陈进再度和这位妇女联系，帮她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赶到她家里，联络她的丈夫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从孩子的角度分析利弊，最终使丈夫放弃了婚外恋情。

　　自杀是人们面临困境的一种选择，“但我们要让自杀者知道，这是最糟糕的选择，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令陈进记忆犹新的还有另外一个电话，“一位50多岁的妇女，她的态度非常坚决，说‘你们不要想知道我是谁，过两天看报纸吧。’她应该是机关干部，很多年来一直在向上举报领导的问题，但多次受到打压，现在得了癌症，她要和她的领导同归于尽。她问我们，‘我为国家为人民服务，为什么会落得这种下场？只有造成轰动，别人才会理解我’。我们说，你错了，这种违背道德和法律的行为是不会得到同情的，也是和你以往长期坚持的信念不符的。我们帮她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她一共打了三次电话，最终选择了生存。”

　　费立鹏的妻子毕曼丽在中心的工作就是告诉接线员如何与自杀者交谈。“我们首先会给对方5～10分钟的时间，让他诉说自己的情况，倾听他的不幸，争取信任”，毕曼丽说，“然后我们用一个标准对他进行评估，一共有九个项目，比如对‘日常活动兴趣索然’、‘内疚、无价值或无助感’、‘是不是睡不好吃不好’等，如果其中有5个项目的症状维持了两周，那么我们就倾向于判断他患有抑郁症。我们会直接问，有没有想过自杀？想过几次？用什么方式？不要怕这些问题会刺激到求助者。恰恰相反，他会感到你在关心他，这样会把问题谈开。如果发现对方有抑郁症，我们会直接告诉他来治疗。”

　　和大多数人的想象相反，接线员并不会告诉求助者应该怎么办，所有的方法都是求助者自己说出的。“我们会问他，除了自杀之外你还有什么办法？哪种方法更好？如果他说除了死之外没有办法，我就会问他，你想过找朋友找大夫去诉说吗？你不想听听他们的意见吗？最后我们会说，挂了电话后你愿不愿意按刚才说的方法试一下呢？放下电话后你先做什么呢？”毕曼丽说，他们强调的是每个人对生命的责任。

　　“我们调查发现，每一个自杀者最强的感受是，别人不理解他的苦闷”，协和医科大学慢性病与危险因素研究中心主任杨功焕说。因此，倾听是所有危机干预者的首要职责。

　　马弘是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的副主任医师，她曾多次参加灾难后的心理干预工作，其中包括1993年的新疆克拉玛依大火。“44个小孩烧死了43人，只有一个小女孩是幸存者，而且烧成了重伤，躺在医院里。她也不想活了，她完全失去了她的生活环境，没有了同学和老师，我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马弘回忆说，“很多时候你不知道怎么说，那就闭嘴，听着！倾听更重要。”

美惠子

马弘说，作为一个心理干预的精神医生，她也时常会怀疑自己的作用，“人家都死人了，我就这么说说听听，有用吗？”直到多年以后，马弘收到了那个小女孩的来信 “谢谢阿姨，如果没有你的谈话，我是活不下来的。”

　　“你能找的人，可能不超过200个”

　　全国每年有28万人自杀身亡，自杀未遂数量则是这个数字的8到10倍，也就是说至少每年有200万人有过自杀行为。如果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中国至少有1600万的抑郁症患者。

　　对于这样一个数量的人群，社会应该建立一个完整的自杀干预体系，这个干预体系，与日常人们印象中的精神病医生的工作是不同的。

　　精神病医院的工作重点是重视精神病人的住院治疗；而预防和处理自杀则是一种新的、以社区为基础的体系：它包括——媒体应该清楚地传播有自杀倾向者的症状，让更多的人对此敏感；社区卫生组织要有受过培训的医务人员，对于自杀者的症状和危险程度有初步判断和处理；专门的危机干预中心能够提供专业的自杀干预服务，包括对轻生者的精神疾病，进行倾听、谈话及重症者需要服药和住院治疗；专家顾问机构，提供专业的危机干预培训和现场指导。

　　但中国目前的精神医疗资源，远远无法满足救助的需要，能够提供自杀干预的机构和专业人员严重不足。

　　据记者了解，目前只有北京、南京、上海、武汉、大连等几个城市有专门针对自杀者的危机干预中心。其中，隶属于南京脑科医院的南京危机干预中心于1991年成立，是最早的援助机构。中心副主任陈进告诉记者，目前中心只有4名员工，和两位不固定的老专家，而他们的救助热线也只能在上班时间开通。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目前有40多名员工，其中医生10名。张艳萍告诉记者，中心目前承担着北京市科委的自杀流行病调研课题，“这一年来感觉最强烈的就是人才匮乏，尤其是专门的儿童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以及高级研究人员。”

　　能够从事自杀及危机干预的人才，不仅应有精神医学、心理学背景，还要经过严格而专业的训练。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曾对北京70%以上医院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发现能够提供某种心理服务的医院超过了一半，但大多数情况下，服务者只是一两个受过3个月左右的精神卫生培训的兼职医务人员。

　　“你能找的人，可能不超过200个”，马弘对记者说。

　　即使马弘这样较早介入灾难心理危机干预的专家，也认为自己“专业”得太晚了。“1993年克拉玛依大火时，国内还没有相当的专业培训，我也没有能够将自己隔离保护起来”，马弘说，“事隔多年，我还会在提及往事时大哭一场。我总想起那些死去的孩子，如果活着的话，他们该上大学了吧。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来培训时，认为我也受到了那次事件的创伤。”

thail08

倾听，诱导对方说出苦闷、诱导对方说出更好的渲泄办法。但理解了，还是要劝说。

但“共情”，就容易受到对方的感染了，这个比较麻烦。

可能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自己正常的感受、认知。

如果从ＢＢＳ聊天就能确认对方是抑郁症，或者其它三种类型的精神疾病，没有正规的［心理治疗师］的水平，

是难以达到的。

而且相信网络的人并不多，不过现在在增长中。

天涯浪子

想要自杀的时候往往是心烦却找不到人倾诉的时刻，一时冲动干出了让家人悲痛的傻事。

美惠子

牵住我的手，请你不要走！

  文章来源：中华自杀救援网转载     

　　“一个”和“六个”


　　在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值班记录里，随便翻了最后几页，记者看到了以下文字：

　　“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３日，凌晨零点２０分，一名３８岁的陈姓女子因夫妻吵架，服硫糖铝自杀，被发现送医院抢救……

　　同时，家住瑶海新村的一名４３岁的女子喝下了大量安定导致中毒，发现后送往医院……

　　上午１０点５５分，合肥站塘村一位２６岁的童姓女子一气之下吞下了１００粒安定，经抢救为其洗胃，终于挽回了生命……

　　８月１４日早晨７点３０分，合肥大通路一居民家中。一个２４岁的年轻女孩不知何原因选择了服药自杀，危在旦夕……

　　晚上１１点，一名３９岁的男子因自杀导致药物中毒被送往医院……

　　８月１５日上午１０点多，肥东县一位１９岁的花季少女因服用药丸造成呼吸心跳停止，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冰冷冷的文字后面隐藏着的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据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宣传科科长钱迎迎介绍，由于该院处于城郊接合部，这些被送来的患者多是附近的居民和肥东等周围农村的农民，他们往往都是因为一些家庭琐事选择了轻生，虽经医院全力抢救最终挽回了大多数患者的生命，可还有相当一部分被“死神”无情地夺走了。

　　８月１５日，在医院的走廊里记者看到了仍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女青年小陆，２５岁的小陆家住合肥市大兴镇某村，几天前因与家人发生激烈争吵，一气之下便把家中用剩的约５００毫升杀虫双全部喝了下去。当日下午４点钟，当家人看见小陆时，她已人事不省，奄奄一息了。小陆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已经停止了呼吸，在二院的紧急施救下，勉强用呼吸机维持呼吸，直到８月２３日记者打电话再次询问时，她仍然没有脱离危险。

　　“一个自杀病人的影响力最少是６个人。”肾内科孙本贵主任介绍说。在小陆的身旁，她的亲人们都在哭天抢地，以泪洗面，他们甚至仍互相埋怨，而小陆似乎已不清楚这发生的一切。“这样的自杀患者最危险，即便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把她从死亡边缘抢救过来，心结不解，谁能保证她不再做同样的傻事呢？”

　　孙主任说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救治过多少这样的自杀患者了，“有时隔几天一例，有时一天就好几例。”在急诊室，钱科长认真地数了数，“从今年６月２８日到８月１５日，短短一个半月时间，我们医院就一共接待了３８例服药自杀的患者，这还不包括跳楼、跳河、割腕等特殊方式自杀的人。”据该院统计科数据显示，２００３年，他们共收治自杀住院病人１１６人，２００４年收治１１４人，那些经过抢救脱离危险没有住院的病人并不在此列。幸运的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因为抢救及时，都从“死神”手里逃回来了。

　　并非危言耸听


　　三毛走了，她最终选择了用一只丝袜离开了这个美丽的世界；

　　张国荣离去了，他看似“轻松”的一跳给酷爱他艺术的人们带来无尽的悲伤……

　　如果说这些名人的自杀离我们很遥远的话，此后由于纷纷效仿引发的“自杀热”则给这个悲剧添加了更多的眼泪。据北京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提供的数据表明，中国每两分钟有１人自杀死亡，８人自杀未遂，每年有２８．７万人死于自杀、２００万人自杀未遂。自杀在中国死亡原因中已经排序第五，在１５岁至３４岁年龄段的青壮年中，自杀被列为是首位的死因，而它也一直是人们尽量避开的敏感话题。

　　“合肥城郊接合部有个２０岁出头的小女孩，因感情问题吞服了大量的安定片，第一次抢救过来了，可也许因为没有人真正了解她的内心，此后她又多次选择了自杀，男朋友不要她了，就连家里人也觉得丢人和寒心，冷冰冰地丢下一句‘下次再喝没哪个再救你了’。其实这样的人往往有难以打开的心结需要解决。”

　　孙主任介绍说，我们身边的自杀人群多体现“两头多、中间少”的特点，即３５岁以下的年轻人多，５５岁以上的老年人多，中间年龄段相对少；此外，女性多，男性少；农村人多，城市人少。

　　“我救治的年纪最大的一位自杀患者是一个８４岁的老太太，因为长期患类风湿关节炎等慢性疾病产生了悲观厌世情绪，其实她的家庭条件还挺不错。可为了不给子女增加负担，她毅然选择了自杀。还好子女发现及时，很快将她送到了医院，经过医生和亲属的耐心劝解，在孝顺的孩子面前，老太太终于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最小的患者是一个１４岁的小女孩，家住合肥五里井，父母长年在外地做生意，她从小跟奶奶一起过。由于奶奶患有精神分裂症，对小女孩采取不正当的教育方法，导致她非常反感，于是小女孩一气之下吞下了１００片氯氮平，抢救了２次终于从死亡边缘把她拽了回来。直到这时父母才意识到由于平时缺乏对孩子的关爱，没有从心灵上跟她沟通才造成这样的悲剧。”

　　孙主任在诊治中发现，自杀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冲动自杀而并非真正想死，造成死亡的结果是因为所使用自杀工具的致命性很高（例如某些农药）、发现时间较晚等。面对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以及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竞争，人们内心的紧张和焦虑可想而知，再加上家庭琐事、邻里纠纷、感情矛盾等，人们往往把自杀当作一种以死抗争的手段。有数据表明，６３％的自杀者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但只有极少数人会想到找心理医生寻求帮助。自杀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危机干预，迫在眉睫


　　“遇到想自杀的人，要设法打消他的念头，这时，危机干预显得尤为重要。救下的可能只是数千万个生命中最平常的一个，但这最最平常的一个对于每个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全部。”为了有效地避免悲剧的发生，自杀危机干预很快被提上了议事日程。２００３年，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将每年的９月１０日定为“世界预防自杀日”。

　　“心理危机干预在国外已进行了三四十年，从国际经验看，自杀干预的有效性接近９０％，从心理危机到自杀意念的产生有一个过程。生命不仅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因此当心理危机严重持续两周左右，就应当及早干预。在中国，它还处于起步阶段。”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门诊负责人、拥有中级心理治疗师资质的夏海森主治医师告诉记者，早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现任该院院长的李泽爱就和其他人一起开展过危机干预的治疗，后来因各种原因中断了。南京、北京等一些城市也开展过类似的危机干预，但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危机爆发后，中国社会突然发现了心理危机进行干预的重要性，也就是从那时起，自杀干预在各地纷纷出现──

　　２００２年底，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在京郊回龙观医院宣告成立；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０日，山西省第一条自杀救助热线开通；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３日，南京市脑科医院挂牌成立了心理危机医疗救治中心；４月９日，我省首个心理危机干预门诊在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开诊，同月，重庆市开通首条２４小时生命救助热线，对有自杀倾向的来电者提供心理帮助；５月２５日，杭州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正式成立，心理援助热线同时开通。

　　“事实上，我们还是比别人晚了一步。”在平时的接诊中，夏主任遇到过一些服药自杀的病人，有自杀未遂的，有多次进行过自杀的，有的在住院期间自杀，还有刚刚出院表面很好却仍然走上不归路的。“自杀危机用以往的经验没有办法解决他们当前的困境，最坏的结果便是自杀，既然有需求，我们就义不容辞。”正因为此，该院试探性地开展了危机干预门诊。“自杀者９０％有抑郁症状存在，中间有个相当长的积累过程，这需要家人参与干预，社会支持，医生专业引导，我们所做的，就是希望避免很多悲剧的发生。”

美惠子

生命如此脆弱，自杀代价太高

   文章来源：中华自杀救援网转载   

　　在最近5年—10年的时间里，青少年冲动性自杀行为越来越多。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虽然身体已经是成年人，但心理还停留在不成熟的阶段，他们的内心并不像他们的外表那样成熟。在面临委屈和挫折的时候，他们选择的应对措施十分过激，往往采取伤害家人也伤害自己的行为。
每个人都要经历心理不成熟到成熟阶段，青少年在面对困难和委屈的时候，学会成熟理智面对。在面对压力和挫折的时候，要先缓和矛盾，再寻求解决的办法。如果你自己都不爱惜自己，别人是无法爱惜你的！

珍惜生命的教育十分重要，学校和社会应该教会他们珍惜生命。处于心理转型期的青少年，他们不知道活着也是一种责任。他们想用自杀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要知道自杀证明自己清白的代价太大了。证明清白的方式有许多种，但自杀的那种方式是最不可取的！因为你一个人的过激行为会给许多人带来伤害。在门诊中我们经常发现，自杀给家人带来的伤害非常大，家人常常因此而患上抑郁症。

一是挫折教育的缺失。从小到大，他们不缺少关爱，但缺少挫折的教育。在面临挫折的时候，哪怕是很小的挫折和委屈，自身也无法找到释放的方式，采取极端的行为来解决，这往往导致悲剧的发生。

二是责任感教育的缺失。家庭责任感、社会责任感教育的缺失，现在的年轻人责任心太低了，根源是极端个人主义，没有家庭责任心，没有社会责任心。诚然生命是自己的，但同时也是属于你的家庭和整个社会的。就拿那个博士生来说吧，他之所以能够走到博士这一步，是家人付出和社会培养的结果。他这样没有一点回报就自杀，显然是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做法。

三是珍爱生命教育的缺失。在传统的教育中，在珍惜生命教育这一环节上，还存在很多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青少年不珍惜生命。在我们调查中发现，那些自杀未遂的人，事后是非常后悔的，但往往在这个时候已经晚了。作为学校，开展珍爱生命教育是很有必要的。作为一名博士生，虽然在学历上他是高智商的，但承受挫折的能力却很低。

其实，这些自杀的青少年，他们中的许多并不是真的想死。他们自杀，实际上是一种威胁行为。当自己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们采取这种变相的行为，迫使别人满足自己的要求。目前，处于转型时期的青少年，明辨是非的能力非常有限，不清楚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青少年自杀也屡见报端，可见，我们的教育确实在挫折教育、责任感教育、珍爱生命教育方面，实在是太缺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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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敬：挽留不必逝去的生命

震撼于自杀者如此轻率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两年多来，高三学生肖敬通过网络和电话，对有自杀倾向的网友，进行义务心理辅导。他放弃学业，自垫资金，付出了常人难以想像的精力。这一切，只是为了——
挽留不必逝去的生命


本报记者 林天宏
    肖敬的OICQ（一种网络聊天软件），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繁忙的OICQ之一。
    当这个名为“关爱生命”的OICQ连上服务器那一刻，“嘀嘀嘀”的短消息声瞬间响成一片，数百个小头像此起彼伏地晃动着。在这个OICQ上，有464个好友、633个陌生人，且不断还有新人加入。有人惊叹道：“肖敬，你就是浑身是嘴，也聊不过来啊！”

    但与大多数同龄人的OICQ交友不同，打开肖敬的网友们发来的短消息，尽是些触目惊心的呼救：“我想死，救救我。”“我失恋了，我没有勇气活下去。”“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已经到了。”

    大多数人头一次直面这种呼救，都会受到不小的震惊。但对肖敬来说，这一切已司空见惯。今年20岁的肖敬，只是湖南醴陵市的一名高三学生，但他同时还是中国第一个以防治青少年自杀为主题的民间论坛——“茉莉花论坛”的创始人。两年来，他每天都通过OICQ、电话等方式，为一些有自杀倾向的网友提供义务心理咨询和帮助。

    也许，常人很难想像，在中国，每年竟有25万人死于自杀，平均每两分钟约有一人自杀身亡，8人自杀未遂。在15岁至34岁人群中，自杀是首位死因。尤其叫人不敢乐观的是，青少年自杀数仍呈增长趋势，且呈低龄化特征。但目前国内从事自杀心理咨询职业的人，每千万人中仅有3~5人。

    肖敬涉足自杀干预领域，并非心血来潮。7年前，他遭遇了一场火灾，全身重度烧伤，医生已下达病危通知书。当他头一次从抢救室苏醒后，看到父母的面庞一下像老了许多，于是暗自发誓：此生一定要用快乐回报父母。之后，肖敬竟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从此，备感生命的珍贵。

    2003年12月，肖敬在报纸上读到北京某高校一男生跳楼自杀的新闻，报纸配发的照片，是一张经过处理的血淋淋的相框。这张照片给了肖敬极大的震撼。从那时起，他便开始系统搜集相关的自杀案例，并着手在网络上尝试进行自杀干预。

    在“茉莉花论坛”首页，肖敬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我最开始做这一件事，是出于一种震撼，但现在做这件事，是出于一种良知。我希望能挽留住更多不必逝去的生命。”

    肖敬眼下正在辅导的一个有自杀倾向的网友，是一个河北高一的女孩。她父母靠赌博为生。女孩在心理最脆弱的时候，从网上发现了肖敬。她告诉肖敬，自己不堪忍受这个“痛苦的世界”，想在今年8月1日“结束”生命。

    肖敬深知，有自杀倾向的人，对外部世界总是缺乏信任感，必须小心翼翼寻找合适的共同话题。当他得知女孩心中的理想是去巴黎当一名时装设计师时，便不断通过心理暗示和激励机制，让女孩逐渐从灰暗的现实中找回自我。最终，女孩告诉肖敬：“我长大后一定会是一个名人的，不管是做什么，我有这个能力。”

    当然，整个过程并非三言两语这么简单。据肖敬回忆，他和这个女孩在网上足足交流了7个小时，整理后的聊天记录，多达4万多字。

    两年中，肖敬通过这样的自杀干预，已成功地使数十人放弃了自杀念头。这数十人中，多半是和这个女孩年龄相仿的青少年。他们自杀的念头，大多缘自家庭危机，学业欠佳，或感情挫折。

    有人问肖敬：“你做了这么久的自杀干预，有没有失败的时候？”

    “真正决意自杀的人，是不会来找任何人的。”肖敬的回答透着些许狡猾。他说，大多数自杀者在逝去之前，其实都很留恋这个世界，只要周边的人稍微多一点关爱，也许一个生命就留住了。“而我，起的只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作用”。

    肖敬曾亲眼目睹过一出悲剧的发生：一个湘西女孩，来到醴陵见男朋友，但男朋友执意要和她分手。于是，女孩爬到醴陵江边的一座大桥栏杆外欲跳桥。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就在女孩犹豫不决之时，突然人群中有人大喊：“快跳啊，小妹妹！”女孩愣了一下，瞬间就跳了下去。

    肖敬遗憾地说，当时女孩在桥上已站了半个多小时，从心理学上说，超过10分钟，一个人的心理就开始稳定，如果在场的人及时劝说，也许这个女孩的生命就不会消失了。

    “为什么人可以冷漠到这种程度？”肖敬声音的分贝明显提高了，“他们不知道自杀者的心理是最脆弱最敏感的吗？这是一条活生生的命啊！”

    也正因此，每次接受采访，一旦说到具体案例，肖敬就变得格外小心翼翼。“这感觉好像是拿着他们的故事，在为自己歌功颂德。”在给媒体的一封公开信中，肖敬曾写道：“向媒体公开这些案例，我表示最痛心的抱歉……”而这些案例，都是肖敬反复征求了对方意见并得到同意后，才公开的。

    曾经有一家媒体记者电话采访肖敬，在两个多小时里，这名记者不厌其烦探问一些自杀案例中的细节，这让肖敬很“反感”。因为“自杀的情绪是可以传染的。媒体过多地渲染，会对有自杀倾向的人起某种暗示作用”。

    “国外媒体，自杀报道是具有专业心理知识和自杀干预技能的记者才能够撰写的，中国的媒体为什么不是这样？”他拿起一本《自杀干预手册》晃了晃，反问道。

    肖敬的家，是一座两层灰色水泥房。铁门一开，两只大狗钻出来，围着肖敬转圈。他父亲是一名货车运输司机，母亲开一家小店。从家中的摆设可以看出，这个家庭并不富裕，就连肖敬用来“救命”的电脑，都是买了5年的“旧货”：15英寸的显示屏，外壳已经发黑。

    据肖敬所在的醴陵一中校长汪理智估算，肖敬这两年为此花的钱足有三四万元。

    “三四万？”有人向肖敬求证时他一个劲地摇头，“不止这个数字”。

    肖敬父母说，这笔钱，原本是准备给儿子上大学用的。

    肖敬略数一下钱的去向：给各地专家学者和志愿者寄“茉莉花论坛”的宣传手册，每年就是数万封；活动拍的DV，连机器带刻盘，都是自己买的。在肖敬的床头，摞着厚厚一叠书，有《简快心理疗法》、《卫生学》、《精神病学》之类的大部头。这些专业心理教材，也都是肖敬自费购买的。

    “这些书，你一个20岁不到的小孩，能看得懂吗？”来人问。

    “看不懂就多看，有疑惑的地方就打电话请教专家。这些书看着枯燥，但总有用得上的时候。”他透露，自己一直希望成为一名大学心理学系的学生，“我想我的基础，总比那些刚毕业的高中生高出一截吧？”

    但他的这个愿望，恐怕永远只能是个愿望了。据肖敬的班主任周忠良说，肖敬如果一直能保持高一时的水准，考个好大学没问题。但他这两年因为搞活动落下太多的课，而高三这一年，基本就没来过学校。

    “我看着他很认真地在做一件事情，总是鼓不起勇气批评他……可惜了啊！”周忠良长叹一声。

    但肖敬似乎看得很开：“也许不能上大学，对我是一种遗憾，但我在活动中也学到不少新东西呀。”

    今年5月，国内许多知名教育专家和心理学家接受“茉莉花论坛”的邀请，齐聚醴陵。目前，该论坛已吸纳了5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并在全国10多个省、市设立了分站点。

    无论白天多忙，夜深人静时，肖敬总会坐到那台旧电脑前，打开OICQ。这样的习惯，他已保持了近两年。最早也要到凌晨1时30分才睡觉，而最长一次，他从夜里12时一直“劝”到了次日8时。

    有人曾问肖敬：“成天接触死亡话题，你就不担心自己出问题？”

    “其实我也有点害怕。”肖敬坦言，在自杀的高危人群中，心理医生占了很大比例，“他们还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更别说我了。”

    为消除干预自杀所带来的负面心理影响，肖敬平日一直坚持练太极拳、听音乐、下围棋和剪纸等爱好，以此磨炼自己的“耐心”。当然，他最大的爱好仍是睡觉。因为“有充分的休息，才有清醒的头脑来对话”。

    说话间，肖敬的OICQ“嘀嘀嘀”又响了起来。有人正向他道谢：“我现在一点都不想死了。肖敬，谢谢你！”

    但这人叫什么名字，肖敬已想不起来了。

    “不记得或许更好，能够远离死亡。对于他，对于我，都是件好事。”肖敬释然道。

讲理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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