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末 边 事 春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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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朝往事不可追

历史是一团锦，即使不添花儿，也自眩目多姿，惹人神往。这当然是指盛世。君不见历朝历代，文成武德，翰苑华章，俊秀人物，总在升平盛世里次第登场，风光无限。只可惜任何盛世，在一场注定了的风雨袭来后，很不情愿地登上历史大船，在烟雨中，缓缓地驶入昨天，成为过去。于是，历史便成了一团絮，而且是一团乱絮。此时便是乱世末世了。这团絮，原本就纷乱杂陈，再兼之以各种尘埃与重浊之物渗入，使历史的本来面目变得无比的模糊和黯淡，联想起其早先盛世时花团锦簇般的姿容，洞若观火者无不心为之沉，心为之痛。

话说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以降，朱明王朝统治的276年里，战事频仍不断，无时无地不在用兵。明末以前，明王朝在军事上一直呈现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强势姿态。从明太祖时期的八次远征塞外，明成祖五次亲征漠北，到万历三大征，明王朝取得了大多数重要战役的胜利。虽然其间也有劳师远征未建寸功之举，但威慑漠北，稳固边防的战略作用不可低估；其间也有土木之变等耻辱败绩，但由于于谦等一干能臣武将，总能在紧要关头力挽狂澜，使明王朝的内政边事迅速得到恢复，国之根本并未因此而受到损害和动摇。

后金兴起以前的大约两百年的时间里，明朝在战场上先后有过许许多多来自不同国家、种族和地域的对手，这些对手中，有故元残存势力，有瓦喇、鞑靼等后来兴起的蒙古诸部落，还有南方苗彝瑶壮等部落、安南越族、沿海倭寇、侵朝日军、农民军、后金兴起以前的女真部落，等等。这些对手，无论文明程度较为开化还是较为滞后，无论国力雄厚还是民风顽强，无论是军队善攻还是善守，往往最终都无法抵挡明朝的强大攻击，于是，内乱总是被迅速剿灭平息，外敌则退守本国，不敢再犯。

在长达两百多年的历史里，明朝涌现出一批军事家和名将。明初有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沐英等名将，到了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则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同期还有名将沐晟、张辅，后来则相继涌现了王守仁、戚继光、俞大猷、李成梁等杰出军事人才。明末以前的名将，或开拓疆土、或平叛有力、或守边有功，他们的战绩，功在当时，留名青史。纵便是那些准一流名将，在不同的时期也各擅其扬，领一时之风骚。即使到了明末，熊廷弼、孙承宗和袁崇焕等辈虽略输前人，但也都是万人之选，国之栋梁。

明末以前，明军在不同的战役中使用了不同的战略战术，这些战略战术在大部分情况下都取得了胜利。如明太祖时期历次远征蒙古故元势力时的战略奔袭，明成祖远征漠北时为避免战役展开而采取的战略推进，为抗击瓦喇于谦组织的声势浩大同仇敌忾的京师保卫战，嘉靖年间的台州之役中戚继光对倭寇采用的水路合击，七年抗日元朝战争中对日军的攻坚与合围，中朝联合歼灭日军的露梁海战等等。阵法、兵制和武器装备层面，车骑混营，戚继光的鸳鸯阵，各种火器的运用，都是领先于那个时代的。可以这么说，明末以前，明朝的军事总体来讲是相当成功的，明朝积累的各种战争经验应该是相当丰富的。

然而，到了努尔哈赤的后金兴起之时，胜负之势易边。万历三大征之后的短短二十年内，文恬武嬉，明朝军事实力迅速衰落，其衰落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与后金的逐次战役中，明军屡战屡败，损兵折将。到了崇祯末年，明朝甚至在三个月的时间里组织不起一支象样的军队来与李自成的农民军抗衡，使得李自成的大顺军一路打到北京，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象样的抵抗就结束了大明王祚。

如此大的帝国，如此好的家业，说亡就亡，实在是令人痛惜不已。从各个方面讲，早期明军战力是较为强大的。可是到了后期，明朝怎么说亡就亡了呢？

明朝灭亡的原因，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钱穆在《国史大纲》里提到，“清以明为鉴，认为明亡于党争、宦祸……清初即在各府县设立卧碑，明示规章。‘不得妄立社名，投刺往来，亦不许用同社、同盟字样。’雍正撰《朋党论》以告诫士子，并强调士人的一切舆论，‘应以朝廷之赏罚为是非’，‘人臣尤当以君心之好恶为好恶’。”清朝倒是基本避免了党争和宦祸，但也避免不了自己在衰败的道路上越走越快的脚步。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明代之覆亡由于财政之破产。迄至1644年明军欠饷达白银数百万两，很多士兵已经年累月领不到饷。”这种说法给人以言犹未尽之感。到底是政治、军事上的高消耗拖跨了财政，还是财政弊端导致了战事失利？如果能足食足饷，是否就一定能解决明军战斗力疲弱的问题，黄先生并没有指明。

梁启超说，倘使袁崇焕不死，满情不敢犯大明。袁督师以一介书生之力，施以经略之道，为明朝再造辽东军力气象，功不可没。然袁崇焕虽取得宁远和宁锦两大胜仗，但当时胜负之势并未逆转，满情仍有能力突破辽东防线，长驱直入进犯北京。可见，将举国存亡之厚望重任寄于一人，似有不妥。

更有人认为明末的皇室运气太差，之所以衰败完全是因为摊上了万历帝这种会睡觉不会干活的皇帝，以及崇祯帝这种能杀人不能容人的皇帝，才导致明朝的灭亡。这种说法似乎有点道理，但实际上也是不得要领、瞽目而谈。历史上的好皇帝，十不能取其一，出现好皇帝的几率就好比天上掉馅饼，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况且，超级庞大的统治系统出现了运转不灵和腐朽没落的情形时，绝非一人之过，皇帝有责任，皇帝又很无辜，把责任推于皇帝一人，也是不公平的。

呜呼！濒临末日的明末，在各个领域里都是失败的，百事俱废，毫无活力。帝国早年生机勃勃的上升气象到了此时已完全一蹶不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动力终至丧失殆尽。明朝的灭亡，是政治腐败、军事失利、财政崩溃的综合结果，是一系列社会矛盾激化后的总爆发。从长远的历史来看，这似乎是中国任何一个专制极权帝国的必由之路。黄仁宇说过，大历史不会萎缩。但纵观中国上下数千年，任何一个帝国在新旧王朝兴替时的阶段性小历史中却经常表现出一种内卷式的萎缩，这种萎缩总要持续到帝国的最终消亡为止。这里之所以说这段历史是一种内卷式的萎缩，是因为，自古以来任何一个帝国的消亡总是从自身开始，任何外部威胁，诸如异族入侵或农民暴动，只不过是一种加快这种消亡进程的力量。

一个老大帝国的覆亡，总是有着相当复杂的原因。时人甚至后人，总抱有“中兴”的期望或设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个处于崩溃颓势中的帝国，绝非一人之力、一时之策所能挽救。当时的人们不可谓不聪明，当时的人们不可谓不努力，然而大明中兴的迹象，在明末期间从来没有出现过，甚至没有短暂出现过。

显然，这是一个过于博大的论题，大路才疏学浅，力所不逮。所以，大路只好把着眼点缩小到明末的军事领域中的北部边事部分。纵观明朝军史，南倭北夷、内寇外虏不断，明朝无时无地不在用兵。明朝的兴衰与军事制度、军事力量的兴衰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及至明朝末年，军将无能，军力削弱，军纪松弛，军制败坏，使得边事一溃如堤，终于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而于军事中，北部边事总是首当其冲的一环。

那么，就有请各位，与大路一起，沉重地踏着前人的足迹，在明末数十年的历史中去体会边事之兴亡春秋，在帝国的溃败中感受一下悲苦，在历史的乱局中梳理一下希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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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俺答封贡到边事晏然

论及晚明边事兴亡之沿革，须从明中叶形成的北部战略防御体系谈起。明朝的国防重心一直是北部边疆。明朝的北部边疆基本以绵延数千里的长城为界，到明中叶，长城沿线的重要边镇已经形成边境九个固定的防御重镇，称为九边。所谓九边，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太原诸镇。九边中，设立在辽东、蓟州、延绥和宁夏的边镇战略地位最为重要，监督长城的固定的区段，而其他几个边镇则行使它们的地区的都指挥使司职能。事实上，明朝在北部边疆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这个防御体系以北京为国家级战略中心，以九边为区域军防中心，以卫和所为军防点，以长城做为巨大的工事和屏障，组成了由点及面的一个防御网络。这种防御体系的缺点也是明显的，由于战线过长，兵力过于分散，长城某些局部区段易被异族突破。如瓦喇、俺答都曾从古北口突破长城防线而大举进犯北京。

尽管如此，明中期的北部边防在战略上总体处于防御和进攻相结合的势态，这方面主要表现在修筑长城，稳固边防重镇为主，又间或辅之以远征、进剿。明朝中叶期间，北部以鞑靼和瓦喇为主的外敌进犯主要以掳掠、骚扰为主，但并未形成致命的威胁。到了是隆庆年间和万历前期，明朝在战略上从消极防守转变为对不同的敌人采取安抚与进剿等不同的方式，边事总体上趋于稳定。这个时期之所以边事安定，是与张居正、王崇古、戚继光、李成梁等人的文治武功分不开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隆庆年间明王朝与北部最大得威胁――蒙古俺答治下的土特默部之间，发生了一件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就是俺答封贡。

俺答所统领的土默特部是蒙古鞑靼部的分支，实际上是明朝中叶自鞑靼小王子以后北部最大的威胁。俺答是土默特部的首领，盘据河套一带，是当时蒙古各部最强的一支。早在嘉靖年间俺答曾多次向明朝提出“朝贡”、“互市”，均被拒绝。由于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俺答遂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率领蒙古骑兵（大路按：兵力待考，号称10万）从河套出发，绕过山西大同，从长城古北口，进犯北京。在北京周边地区大肆掳掠了一个月，在十万明军面前，又一次从容的越过古北口扬长而去。（大路按：这个古北口真是明王朝的命门，但明朝就是不长记性，瓦喇突破过，俺答突破过，80年后，皇太极的八旗军绕过袁崇焕的辽东防线，也是从古北口进入，兵临北京城下。）

俺答进逼北京的事件发生在庚戌年，所以史称庚戌之变。这是一场异常荒唐的战争，明军几乎没有抵抗，蒙军也不进攻，只是大摇大摆的骚扰掳掠。因此双方之间没有发生什么具备一定规模的战斗，双方的主力都没有受到损失。《明史》记载当时的“战绩”为：大同游击王禄战怀来，斩17级，获马12 匹。山西游击柴缙战昌平，夺还被掳男女242人。都督仇聚战海店，生擒4人。正应了那句歇后语，“搭戏台，卖螃蟹，买卖不大，动静不小”，令人徒为明朝饱受羞辱而不平，又为战况荒唐而啼笑皆非。

当时的首辅严嵩在蒙古铁骑兵临城下时，命令兵部“戒勿轻战”。不少文章曾指出严嵩说过这样的话，“地近丧师难掩,当令诸将勿轻战,寇自去。”意思是京畿作战，与塞上不同，如果战败，则难于向皇帝隐藏真相，所以，应当明令诸将，不可轻易出战，待俺答抢掠兴尽之后，他自然就会退兵了。根据这种说法，严嵩命令不出战的目的是蒙哄皇帝。这种说法不见正史，不足为信。现在推想严嵩的策略，应该是坚壁清野，拒不出战，与蒙古军消耗，日久蒙古军后勤补给自然会成问题，最终会不战自退。说起这严嵩，也真是个妙人儿，诗文冠绝当时，边事则一味消极防御和安抚为主，只是父子大量铲除异己，又成了国家巨贪，坏了一生名节。《明史》把严嵩说的很坏，称他 “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这更象是一个道德上的判决。今人当然知道，历史上少有十全十美的英才，同理，就是所谓的大奸巨恶之辈，也并非全无可取之处。

不可轻战是严嵩在边事问题上的一贯主张。严嵩曾上书嘉靖皇帝说“臣以为虏寇不足患，惟中国久安，武备久弛，将领非人，兵力单弱，粮饷缺乏，边围空虚而民不见征，法令不严而将帅不肯用命，功过不明而上下相为欺蔽，使虏得以窥我虚实，此深可患者也。”似乎也是有识之论。诚然，严嵩所论及的这些前提条件不满足，战则必败。虽然严嵩对择大将、募壮勇、足粮饷、严法令、信赏罚有精辟论述，但他毕竟不具雄才大略，无力贯彻实施这些规划。这个重任，只能由后来的张居正完成了。

隆庆四年（1570）时，俺答部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件。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率众投降明朝大同巡抚方逢时。史载此事与俺答三娘子有关。《明史》称俺答三娘子原名克兔哈屯（蒙名钟金哈敦），是俺答的外孙女，容貌清丽，资性聪颖，后被俺答纳为姬妾。俺答对她十分宠爱，“事无巨细，咸听取裁”。把汉那吉，因与俺答及俺答三娘子之间的三角纠纷而与祖父生隙，愤然投奔了明朝。

关于这个事件，历史记载有诸多矛盾之处。《明史·卷二百二十二·列传第一百十》中记载，“把汉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铁背台吉子也……把汉自聘我儿都司女，号三娘子，即俺答外孙女也。俺答见其美，夺之。把汉恚，又闻崇古方纳降，是年十月，率妻子十余人来归。”根据这个说法，把汉那吉是由于原许配自己的俺答三娘子被自己的祖父抢走而一怒之下投降明朝的。但实际上，把汉那吉投奔明朝是隆庆四年（1570）发生的事情，那时俺答三娘子已经与俺答结婚十一年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柏杨的《中国人史纲》则认为，俺答娶了俺答三娘子后，为安抚三娘子原来的未婚夫鄂尔多斯，将自己孙子把汉那吉的的未婚妻又许配给鄂尔多斯。由此引起把汉那吉的强烈不满。（大路按：近人有人著文证明《明史》有误，称俺答三娘子并非俺答外孙女，而是另一部落酋长的女儿，云云……）

当时任宣大总督的王崇古与方逢时共同上书建议，收留并款待把汉那吉，若俺答进兵索取其孙，则借机讲和，并允许求通贡市，以此获得边境的和平。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采王崇古议，授予把汉那吉指挥使一职。后来俺答见自己的孙子在明朝还受到了优待，大为欣慰。由于明朝处理把汉那吉降汉事件十分得当，再加上双方在互市问题上取得了一致，隆庆五年(1571年)双方达成协议，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在山西、甘肃、宁夏等地开放11处互市，史称“俺答封贡”。自此，东起永平府，西到嘉峪关七镇数千里的边境，“军民乐业，不用兵革”（《明史·王崇古传》），明廷每年可省大约70％的军费。俺答封贡后四十余年里，北部边境“无用兵之患，沿边旷土皆得耕牧”。

当时王崇古精辟的指出，“朝廷若允俺答封贡，诸边有数年之安，可乘时修备。设敌背盟，吾以数年蓄养之财力，从事战守，愈于终岁奔命，自救不暇者矣。” 这个主张只是朝廷在边事方面的少数派意见。当然，这个少数派意见得力于首辅高拱、次辅张居正的大力支持而最终被采纳。关于北部边疆的互市问题，明朝内部的争论由来已久。用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其实互利通市是一件大好事，既可以带来边境和平，又可以促进贸易，可谓一举数得。然而这方面的阻力是可以想见的。早在嘉靖二十九年时，俺答朝贡通市的要求就被当时朝中一干腐儒以“虏情多诈”和“其请贡不可信”为由，强烈反对接受俺答朝贡和互通贸易，从而导致了边境连年兵祸。

实际上这种观点和儒家 “华夷之辩”和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思维模式是相关联的。加之自诩中央大国，以为闭关自守便会四海升平。于是一有议和互市的建议，反对声浪便甚为浩大，“朝议纷纷”。因而隆庆之前，拒绝封贡互市的意见完全占了上风。俺答封贡时王崇古在上疏中就曾提到早年的朝议：“先帝既诛仇鸾，制复言开市者斩。边臣何敢故违禁旨，自陷重辟。 ”（《明史》卷 222）。可见嘉靖年间的朝廷舆论环境完全在主战和反对封贡互市这一方。把汉那吉降明后，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等朝臣主张对蒙古采取强硬军事手段。朝中反对意见当时甚嚣尘上。“封贡之初，廷议纷呶，有为危言撼帝者。阁臣力持之，乃得成功。”这里的阁臣，就指高拱和张居正。主战派的领袖是大学士赵梦吉，此时已经“致仕”，卸官回家。这样，以高拱、张居正、王崇古为首的一方已经渐占上风，但不具明显优势。最后所有大臣在一起廷议，兀自争论不休，后提交皇帝裁夺，隆庆帝最终投了赞成票。

俺答封贡过程中明朝还取得了另一个鼓舞人心的胜利，就是使一些依附鞑靼的汉奸大头目最终伏诛。当时俺答的势力范围内有不少汉人。这些汉人聚集在一起形成农耕群落，后来建造城廓，被称为板升。在这些板升产生了大大小小的汉族豪强。这些豪强中大的统治数万汉人，小的也统治数千人。他们大力支持鞑靼骚扰边境，因为每次骚扰后鞑靼军都会俘获大量汉人，这些俘获后的汉人都统归板升充作农奴。每次鞑靼掳边，这些人或收集情报，或为军前向导，或在边境内应。明朝自上而下对这些人恨之入骨。俺答封贡中明朝提出的一个交换条件是，俺答必须把那些以赵全、李自馨为首的罪大恶极的板升首领交付明朝处置。俺答封贡后，俺答向明朝交付了赵全等十几个汉人板升首领。（大路按：《明史》卷二二二《王崇古传》为十余人，卷三二七《鞑靼传》为数人。《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作九人）在隆庆5年十二月的寒风中，这一干要犯被押解进京。隆庆帝在午门楼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受俘，祭天，告太庙，然后以磔刑在法场把他们全部处死。赵全、李自馨等汉奸经过如此隆重的仪式受死，最后传首九边，也算死有余辜了！

明与俺答之间，从战争到和平，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历经两帝，其间有无数份的上疏，无数次的廷议，大政方略也多次反复，边臣廷臣为此而分化为两个阵营，数十年争斗不休。经此俺答封贡，内政边事渐趋稳定，边防武备渐趋恢复，大量军费得到节约，此后国家基本没有什么大的战事，为张居正主政的繁荣期创造了一个必要的外部条件。

在整个俺答封贡过程中，张居正起的作用或许比高拱的作用更大。隆庆年间张居正虽已重为阁臣，但还未成为首辅，尚屈居高拱之下。做为内阁次辅，兵部归张居正负责，因而张居正在与边事相关的重大决策方面有着相当的影响力。

张居正的亲自制定的一些边事大政方略已经带来一种新的气象。然而张居正并非一味采取安抚的政策。对西部和北部的俺答，他采取了封贡互市的策略，但对辽东鞑靼，则采取了进剿的手段。万历年间，辽东鞑靼部因垂涎王号，屡犯边境，以武力要挟受封。而张居正坚决不准东部鞑靼款贡，命大将李成梁进剿，取得了很大战果。这一手软一手硬的策略，保证了大明疆域从西部宁夏到辽东，数十年内边事晏然无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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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君庙策居正，我治军居奇

宏观与微观，战略与战术，庙策与细务，只有完美的交互在一起，契合在一起，国家机器、政治体制和军事系统才能表现出良好的稳态、活力和刚性。国家制度，以及相应的军事系统，如果要表现出这种稳态和刚性，须在宏观上有能洞察全局、高屋建瓴的善为庙策之士建立战略决策，而在具体实施时，则必须要深入细致，要保证系统的任何一个环节和部件都能完好运行，这样才能确保整体上的实力。进而言之，如果这个超级庞大的系统出现了衰退老化问题，往往不是一两个环节运转不良，而有可能是从宏观结构到微观细节各个枝节都出现了问题。明朝末期就是从宏观到微观的方方面面都出了“疲弱”综合症。

每当我们分析明朝末期历史时，会发现明朝末年在政治上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用时髦的话讲就是制度性腐败。什么是制度性腐败？制度性腐败的体现是腐败无孔不入，已经潜入到帝国上上下下各个组织和细胞里。从金字塔塔顶的皇族、文官、宦官集团，到中层官僚，再至直接面向底层的行政办事人员，无官不腐，无吏不贪。这不是高层喊几句口号、写几次上疏能解决的了的，用套话讲，这是“专制制度的痼疾”。再比如明亡时明军的战斗力低下、野战能力薄弱等问题，单从人的角度来看，固然与身为军队高级长官的督师、总兵领导力有关，也与都司、参将、游击、千总、把总、百总等大大小小的中下级军官组织和指挥素质有关，更与每名兵卒的习性、精神面貌、战术素养有关。

所以，如果要挽救明王朝这个超级庞大的系统，不仅要从庙策上下功夫，而且要从微观环节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来加强和补救。否则，任何战略决策在具体实施时遇到阻力，不能在细节上产生效力，必然会造成战略决策本身的反复。明亡时，各种方略是并不缺少的。清朝《四库全书》里收集了海量的明朝的上疏建议，卷帙浩繁，从中看出各种方略当时朝令夕改、反复无常，其实并非当时的方略本身有重大失误，而是方略根本执行不下去，所以才临时抱佛脚，不断修改。

明末的边事就是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细节都出现了问题，才使得明朝在军事上成了扶不起的阿斗。就难度而言，治理微观环节远比提出宏观决策要艰巨。而在明末以前的张居正主政、戚继光驻守蓟镇期间，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环节都出现了复苏和重振的迹象。我们假设以张居正和戚继光等人做为明末文官武将的先师，应该不会有人反对。那么，我们就让后来这些无为无计的庙堂之臣和屡战屡败的败军之将们看看张居正和戚继光这些老师们是怎么做的。

边事方面，张居正在战略层面采取了非常务实灵活的手段。我们知道，俺答封贡中，张居正属于“主和”派的核心人物之一，曾被御史言官们指责为，与“敌虏”封贡互市，“有损我大明天威”。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非常坚定，始终积极推动朝廷达成俺答封贡。北部边陲四十多年的的和平便由此而来，其间再也没有发生土木之变和庚戌之变这样的事件。而在东虏问题上，他始终拒绝和土蛮部议和，屡次命李成梁严阵以待，如有土蛮犯境，坚决出击予以歼灭。后来李成梁屡立战功，成就了一代名将的功业。在蓟镇方面，由于蓟镇是北京的大门，京畿防卫要冲，所以他令戚继光以防御为主，这使得戚继光镇蓟十六年战功不显。所以，不能简单的说张居正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只能说他是一个务实派，一个灵活的实用主义者。反观明末时，朝臣朋党纷争，处于党系利益，主战派从不言和，主攻派从不言守。而袁崇焕既战守，又言和，灵活处置不同情势，反而成了他后来千古冤案的罪状之一。这不能不令人叹息。

张居正当朝时军队系统中贪污、冒饷、虚员等十分普遍。张居正认为边事中“足边足食”至为关键。足边即兵力完备，兵源充足，杜绝虚员抵充。当军队中有大量虚员时，军队的兵力数量只是纸上的，而实际可能只有一半甚至更少。这种虚耗的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足食”即保证军饷兵粮充裕，不被冒领。他认为“足食乃足兵之本”，为此，张居正积极的推动清查虚饷和恢复屯政。做为当朝阁臣，张居正关心细节甚至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诸如叛乱部落首领的个性，修建长城空心敌台的详细尺寸规格，军队的训练成绩，每名边兵每日粮食的消耗，及单兵粮食运输的成本，等等。张居正为边事付出了很大心血，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仆十余年来经营蓟事，心力俱竭。”

张居正在选用守边的将才方面也慧眼独具。他力排朝中腐儒清流的议论，积极支持镇守蓟辽的总督谭伦、总兵戚继光，和镇守辽东的李成梁。特别是戚继光，在治军、训练、谋划方面，更是一位从宏观大局到精微细节，悉心到极致的帅才。

隆庆三年（1569），戚继光以总理衔节制蓟州、永平、山海关三镇，督率十二路兵马。后转为蓟州总兵（大路按：明朝更重视蓟镇防守，特地调继光专守蓟镇，从总理三镇到一镇总兵，似乎级别降了些，继光怏怏不乐了好大一阵子）。其时蓟州驻守兵卒大都来自河北本地，军纪涣散，士气低下，虽有慷慨古风之表，实为外强中干。这些兵卒被戚继光戏称为“木强”。谭纶、戚继光等多次建议只以燕赵本地兵做为守军，而进攻外敌时以招募的南军为主。戚继光根据兵源的不同提出了“以南兵为先锋，入卫兵主策应，本镇兵专戍守”的重要战略思想。这些南军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斗志旺盛，在与南方倭寇的多年战役中培养出了相当强的战斗力。戚继光抗击倭寇时主要依靠山东、浙江、福建等地招募的士兵。所以明朝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以募兵为主的南兵军纪最好，战斗力最强，而来自卫所和边镇的北兵由于积习难除，战斗力反而最低。

由于各种原因，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朝廷只允许戚继光募来的三千浙兵参与蓟镇防务。一日，戚继光的三千浙兵在城外待命，适逢天降大雨，但这三千士兵“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令边军大为惊骇。可见一支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在于军纪和训练，而不取决于兵源所在地的民风是否强悍。而明末时袁崇焕在家乡招募的三千广东兵勇，虽后来大都在辽东战死，但其战斗力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可惜这种做法并没有在明末得到推广。纵观明朝以来的中国军史，最强的几支军队无不是从建军治军开始发韧，以无比严明的纪律和无比高昂的士气，不断壮大，后来形成了无坚不摧的战力。例如戚继光的戚家军，努尔哈赤的后金军，曾国藩的湘军，毛泽东的红军，莫不如此。向使没有戚继光招募南勇，何以屡败倭寇？没有毛泽东的三湾改编，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讲，红军将与“旧军阀的部队”没有区别。

戚继光的治军之严，谋划之精，很多史书里都有介绍，大路这里无需多言。戚继光通过良好的组织和战术训练保证军队整体的战斗力。而这种整体战斗力是必须要在军队的微观环节，即每一位兵卒身上体现出来。

我们今天看来，戚继光是一位颇具近代化特征的军事将领，完全超越了他身处的那个时代。戚继光主导建立了强大的车、骑、步合成部队。特别是车营，以火器为主，初步具备近现代军队中装甲兵部队的某些特点。戚继光指出：“虏之长技在冲突”，即蒙古军的特长在于高速灵活的机动力，他采用的御敌办法是“大都车步骑三者具备，而相与为用”，意思是把车兵，步兵，骑兵，并相互配合使用。以车营作为营壁，可以充分发挥中国火器的长处。 戚继光创建的这种军队建制和作战方式后来在明末时被孙承宗继承，孙承宗曾利用车营在与清军的作战中获得一些战果，并有不少这方面的军事著述。

隆庆六年（1572年）冬，戚继光在汤泉（今属河北遵化），指挥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参与的军力为十六万，历时二十余天。这次演习的主要目的是演练车、骑、步三军协同配合作战的大规模作战能力，演习规模之大、军容之盛、历时之长，为历代之冠，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所罕见。这次演习相当成功，戚继光本人也大为振奋，他说：“职援枹二十余年，亦未见十万之众，近得共集连营，始知十万作用；又似稍有豁悟，乃信边事真有可为。”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戚继光不仅仅是一位注重细节的职业军人，而且，他已经从早期的抗倭名将成长为一位具备大规模战役指挥能力的帅才。根据明末诸次主要战役的失败教训，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就是指挥失当，也就是说，明朝后期始终缺乏一位象戚继光一样具备指挥战略决战能力的指挥官。比如三路丧师的萨尔浒战役和后来的松山战役，明军虽然兵力上超过清军，但指挥官的素质却与兵力和战役的规模成反比。这容易令人联想到四十年代的国共相争时期，解放军将领里有林彪和粟裕这样的指挥大规模战略决战的杰出人才，而国民党却始终缺乏一位优秀的战区指挥官。当然，明末较大战役中表现出的主帅无能，虽与个人能力素质有关，但根源在于制度的缺陷，那样制度不可能培养出杰出的军事家。

戚继光在蓟镇期间，另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在长城沿线建造大量空心敌台。戚继光修建空心敌台的策略有相当的创意。这种空心敌台外观类似于民间的看家楼，高五丈，四面广十二丈，虚中为三层，顶部可用来远眺敌情，下部可容纳百余名劲卒，空心敌台之间通过火炮狼烟等互为通信。远敌来犯时，短时间内整个沿长城的防线可做出迅速反应，“突者受敌而战，曲者退步而守，所谓以守而无不固者也。” 史称“自嘉靖以来，边墙虽修，墩台未建。继光巡行塞上，议建敌台”。从此以后，“蓟自是称雄镇，而东西虏相戒不敢犯矣”。只可惜到了明末，戚继光苦心经营的防卫系统形同虚设，没有被当时的守军发挥作用，被满情屡屡突破防线，直迫京畿，令人拒腕慨叹。

做为一名军人，戚继光非常渴望与敌虏进行一次大决战，以为“必以堂堂平野短刃相接，虏于是不支而后心服胆裂”。但由于张居正的主要策略以防御为主，戚继光的这一愿望始终没有得到实现。戚继光治边的贡献是巨大的，“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

正如张居正诗中所言，“将军超距称雄略，制胜从来在庙谟。” 不错，从隆庆时期到万历早期，北部边事的稳定，与前方兵将的奋力守边，及朝堂庙算的精心筹划都息息相关。可惜这种将相同心的局面，在明王朝的后期历史中基本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张居正虽然长期倚重戚继光，却没有制定一种方法向其他军镇扩大戚继光的招募办法、训练和战术。这是那个年代里的唯一遗憾。

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死后受到万历帝的清算。而戚继光，则在万历十五年的冬日里郁郁而终。张居正和戚继光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宝贵遗产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下来。明亡时明朝饱偿丧师辱国之耻，其根源之一即在这里。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世界局势如是，而这阳历1588年1月17日清晨，将星西殒之际，我们一个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30年后，本朝的官兵和努尔哈赤的部队交锋，缺乏戚南塘将军苦心孤诣拟订的战术和强调的组织纪律，结果是众不敌寡。兹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迟早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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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梁镇辽的是非功过

一次，首辅张居正在收到明军在辽东获得大捷的通报后，大喜过望，写下了“将军超距称雄略，制胜从来在庙谟”的诗句。诗里所说的将军就是指明朝驻守辽东的大将李成梁。从隆庆到万历前期，明朝在北部和辽东的边事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北部的安定主要得益于俺答封贡和戚继光镇蓟，北部边陲在数十年里基本上没有战事发生。而辽东则几乎年年有战事，岁岁动刀兵。虽然战事频仍，但明朝在辽东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取得这些胜利的最大功臣就是辽东总兵李成梁。

李成梁前后两次任辽东总兵，第一次是二十二年，第二次是八年，一共三十年时间。《明史·李成梁传》里说李成梁“英毅骁健，有大将才”，李成梁镇辽期间，特别是万历十六年以前，屡获战功，“师出必捷，威振绝域”。

根据《明史》记载，李成梁的高祖（即祖父的祖父）李英是朝鲜人，后归附明朝，任职铁岭卫指挥佥事。明朝的武官都是世袭的，所以这个指挥佥事的官职一直传到李成梁的父亲，到了李成梁这一代，由于家境破败，李成梁甚至没有路费到北京去承袭这个官职。所有直到四十岁，李成梁还是一个“诸生”，只是秀才身份。嘉靖四十五年，当时的辽东巡抚御史非常器重他，特意资助他进京，才获得祖辈传下来的职位。

由于在作战中立下很多战功，李成梁不断升职。不久升任辽东险山参将。隆庆元年（1567年），又升为副总兵，协守辽阳。隆庆四年（1570年），辽东鞑靼辛爱部入侵，辽东总兵王治道战死，李成梁被任命为代理总兵官，署理都督佥事。自隆庆四年（1570年）任总兵至万历十九年（1591年）由于御史弹劾而解任，前后共二十二年时间。

根据《明史·李成梁传》的记载，在这二十二年中，李成梁屡立战功，规模较大的战功简述如下：

·隆庆五年，成梁大败土蛮于卓山。乘胜抵巢，斩土蛮部长二人，斩首五百八十余级。
·万历二年，攻破建州女真王杲，先后斩首千一百余级，毁其营垒而还。后王杲被海西女真王台擒获献于明军，被斩。
·万历三年，败土蛮于长勇堡。其冬，败土蛮各部联军二万余骑于平虏堡。斩首千余。
·万历六年正月，破土蛮速把亥部，出塞二百里，捣破土蛮劈山大营，获首级四百三十。
·万历六年十二月，直捣圜山破土蛮速把亥联军。斩首八百四十，获马千二百匹。李成梁封宁远伯，岁禄八百石。
·万历七年十月，土蛮速把亥率四万骑再次犯边。戚继光率军北援，敌退。李成梁出塞二百余里，直抵红土城，大败土蛮，斩首四百七十。
·万历八年三月，土蛮一千余骑入境掳掠，被李成梁大败，斩首七百五十。
·万历九年正月，土蛮联军十万进攻广宁。李成梁帅轻骑从大宁堡出塞四百余里，至袄郎兔双方决战，击败土蛮。明军退时，土蛮军来追。明军反击将其击溃。前后共斩首三百四十。
·万历十年三月，土蛮速把亥入犯义州。李成梁率军设伏镇夷堡，击杀为害辽东二十年的土蛮首领速把亥。
·万历十一年初，李成梁出塞，败建州女真阿台（王杲之子）于曹子谷，斩首一千有奇，获马五百。后攻破古勒塞，射死阿台，献首二千三百。至此，建州女真王杲部被灭。（大路按：此役中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在阿台寨中，据说本是明军内线，后为明军误杀）。
·万历十三年二月，速把亥之子把兔儿，率数万土蛮联军入掠沈阳被李成梁军大败，斩首八百余。
·万历十四年，李成梁率军与三万土蛮联军在可可毋林展开激战，斩首九百余。
·万历十六年五月，李成梁率师攻打海西女真卜寨部，斩首五百余级。卜寨等请降，发誓不复叛。

李成梁指挥的各次战斗中，明军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有长途奔袭，有据险设伏，有直击对方大本营的“捣巢”行动，也有在退军中掩杀而取得的胜利。明军的骑射能力不如土蛮和女真，但明军的火器在战斗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攻破海西女真卜寨的坚固城池时，采用了大炮和鸟统，攻破了两重外城。

从李成梁的历次大捷来看，当时明军在辽东的主要敌人是鞑靼土蛮各部和部分女真部落。虽有多次土蛮联军号称数万，甚至有时号称十万，但每次战斗的规模并不大，大都为歼敌一千以内。歼敌一千以上的基本都是“捣巢”行动，即攻破城堡、山寨后取得的战果。这样就容易令人生疑，因为攻破对方大本营后，斩首的数目未必都是对方的兵将，也许包括不少非战斗人员。另外，土蛮部和早期的女真部落实际上由大大小小数十个部落构成，这些部落组成的联军，有时人数虽众，但战力却并不强。与后来的努尔哈赤的后金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关于李成梁的战绩，《明史》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其战功率在塞外，易为缘饰。若敌入内地，则以坚壁清野为词，拥兵观望；甚或掩败为功，杀良民冒级。”这就是说，他取得的一些战绩中可能有所欺瞒，胜仗有可能有所夸大，败绩则有时会“掩败为功”，甚至杀平民以冒充军功。

万历十六年（1588年）以后，李成梁在战场上基本上没有取得什么大的胜利，而且还屡遭败绩。如万历十七年三月，女真部落进犯义州，攻入太平堡，自把总硃永寿以下一军尽没。同年九月，鞑靼东西二部侵犯辽东，李成梁率兵抵御，明军大败，备御李有年、把总冯文升皆战死，被歼八百人。万历十九年二月，鞑靼五万余骑再次入侵辽东，李成梁派兵出塞，遇伏死者千人。后来李成梁虚报军功，称斩首二百八十，获得了朝廷的赏赐。再后来土蛮十万骑深入海州。李成梁不敢出击，土蛮军掳掠数日而去。万历十九年（1591年）三月，李成梁派副将李宁等出镇夷堡潜袭板升，杀二百八十人。大军回师时遇敌，大败，阵亡者达数千人。万历十九年十一月，在御史的弹劾下，李成梁卸任辽东总兵，“以宁远伯回朝”。

从所谓的百战百胜到渐尝败绩，李成梁这个辽东大帅是有责任的。关于这个转折过程，《明史·李成梁传》里说李成梁“其始锐意封拜，师出必捷，威振绝域。已而位望益隆，子弟尽列崇阶，仆隶无不荣显。贵极而骄，奢侈无度。”这就是说，李成梁在前期为了“封拜”之功，奋扬蹈厉，锐意进取。而在“位望日隆”后，耽于富贵，就“贵极而骄”了。而且，“军赀、马价、盐课、市赏，岁干没不赀，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以是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 如若督抚、监司都官员不合他的意，就会被排挤调走。此时，李成梁已经完全从一代名将转变为称霸辽东的“军阀”了。无怪乎吕思勉在《吕著中国通史》中说：“如明末李成梁的兵力，亦是不堪一击的，侥幸他未与满洲兵相遇罢了。然而军事的败坏，其机实隐伏于成梁之时，这又是其一例。军队的腐败，其表现于外的，在精神方面，为士气的衰颓；在物质方面，则为积弊的深痼；虽有良将，亦无从整顿，非解散之而另造不可。”

万历二十九年（1601）三月，在大学士沈一贯的建议下，李成梁老树开花，以75岁高龄，再次出任辽东总兵一职，在辽东又镇守了8年。此时，李成梁已经不复当年“英毅骁健”之勇，又治军乏术，已无力重振军威。这一期间，李成梁在边事上以安抚为主，尽量避免与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发生冲突，所以，边事一直较为“平稳”。而这一个时期，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建州女真，正一步步蚕食海西女真，力量不断壮大起来。所以，李成梁的抚绥策略也被称为“养寇”。

由于努尔哈赤的势力越来越大，李成梁决定放弃毗邻建州女真的宽甸六堡所辖区域，使得六堡成为孤城。早在万历元年，由于建州女真不断侵犯，明朝为了加强对建州女真的控制和防御，除继续修筑辽东边墙外，并采纳李成梁、汪道昆的建议，开始修筑宽甸六堡。六堡位于鸭绿江以西，毗连建州女真，是防御女真的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放弃六堡区域是一个严重的决策失误，明朝三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废于一旦。由于边民留恋家室，不肯内迁，李成梁动用武力驱赶边民。后来熊廷弼在上疏中称“自是，割张其哈喇佃子，自是割横江 (婆猪江，今浑江)一带，自是烧人房屋，剽掠人财物生畜，自是驱逼人民，渡江潜避，而溺死者千余人，饥冻死者万余人，余皆流离殍死，不知处所”。后期的李成梁随着贪污腐化、贿赂朝臣，及二次任上驱民弃地等问题的被揭露，昔日的威望大为减损。

李成梁是个名将，也是个福将。从战功上讲，李成梁威震辽东，戚继光荡平倭寇，二人各有千秋。但是，历史上对戚继光的评价远远高于李成梁。李成梁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将领，身先士卒，作战勇猛，而戚继光则不仅仅是一位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而且还是一位从军制、装备、战术、士气等各个方面既能治标又能治本的军事家。假设明末在军事上能出现一位救世之才的话，那么也只有戚继光这样的人物，才能力挽狂澜于既倒。李成梁的个人功业的起落，倒象是明末边事兴衰的一面镜子，曾经勇武，曾经进取，最后却不得不疲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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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边事春秋5 长城有多长？大明有多大？
秦大路

自古以来，万里长城延伸到哪里，中原文化就会被传播到哪里。长城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长的防御工事，但长城并不是领土分界线。虽非国境线，由于在除防范外敌之外还起到了隔离和壁垒的作用，长城最终变成了中原王朝与塞外民族之间的心理分界线和文化分界线。塞外民族同化于中原文化的的程度，与长城的地理取位和延伸远近有着非常大的关系。不得不承认，长城的修建对古代中国民族心理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长城这边的中原王朝，以泱泱中央大国自居，把长城之外的民族，视为野蛮异类，誓不与之为伍。而那些坐在马背上的民族，物资极为匮乏，面对中原这个“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有机会他们便南下骚扰和掳掠，以获取粮食、布匹和铁器等必需品。

长城内外之间的长期敌对和冷战存在了两千多年。某种意义上说，长城有点类似于古代的“柏林墙”。用长城把异族彻底隔绝于边荒，成为历代中原王朝的重要国策。

一朝接一朝、一代接一代的长城建造者们当然希望这条防线无比坚固。自秦以后，历史上从未有一个朝代象明朝这样重视长城的修建。建筑史上有“汉冢唐塔朱打圈”的说法，可见明朝人是修筑各种防御工事的行家里手。明初洪武年间主要在长城沿线修建各种屯兵卫所，而长城的大规模修建，基本始自永乐年间，陆陆续续共修建了两百多年。到明末，长城已经绵延万里，东段至辽东腹地，濒临鸭绿江，西至天下雄关嘉峪关。沿线有数不清的了望台、烽燧点，大大小小的屯兵卫所星罗棋布。

明初长城以北有不少屯兵卫所，后来却悉数迁至长城沿线，使得长城成为明朝北部最后一道防线。从明初到明中叶，虽然明朝在北部边事争端中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但在建置以长城为核心的防御体系时有过两次重要的失误。这两次失误直接影响了疆域的拓展和防御体系的完善。第一次失误是放弃敦煌的错误决策。洪武五年春（1372年）。明朝出动十五万大军分三路进击漠北，大将军徐达为中路，出雁门关趋和林；左副将军李文忠为东路，出居庸关至应昌；征西将军冯胜出金兰取甘肃。这次出击，中路徐达部被蒙古军大败。东路李文忠部，孤军深入漠北，与蒙古军发生遭遇战，后无功而返。仅西路冯胜从金兰（今兰州）西进，打通了河西走廊，设置了甘州、庄浪诸卫，本可继续西进，但明朝弃敦煌以嘉峪关为界，从此明朝万的里长城延伸至嘉峪关后划上了一个不完满的句号。

第二次失误是建文、永乐、宣德三朝对三卫的放弃。洪武年间，明朝曾在长城以北设大宁卫（今内蒙宁城）、开平卫（今内蒙多伦）和东胜卫（今内蒙托克托）等。此三卫使得西北、华北诸镇与东北诸镇之间互为犄角，声势相联，在辽东镇和华北宣府、大同等镇之间形成了一个通畅的战略走廊。更重要的是，这个战略走廊在北京和蓟镇以北，产生了一个战略缓冲和战略纵深地带。这个战略走廊若能保留始终，有重兵防守要冲，断不会有蒙古和满清铁骑屡屡突破北部长城而长驱直入威胁京畿。建文、永乐、宣宗三朝，陆陆续续三卫或放弃或内迁，最终使北部防线完全收缩。起初为了消弱藩王势力，明朝把驻守北部边陲的藩王调往内地，随后大宁卫驻军全部内迁至保定，使得东胜卫孤悬在外，遂调东胜左卫于永平，东胜右卫于遵化，原有的东胜卫从此不复存在。后明宣宗又放弃开平，南迁三百里，移守独石，成为开平前屯卫。至此，防线南移，北部屏障退至长城，边防变的较为空虚， “自是，辽东与宣、大声援阻绝”（《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明中叶时长城沿线的重要边镇群中已经形成边境九个固定的防御核心重镇，称为九边。所谓九边，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太原诸镇。这些重镇往往屯有重兵，攻击时集结，守御时互有策应。例如万历年间辽东鞑靼土蛮部四万骑兵大举进攻辽东，戚继光率数万蓟镇重兵，李成梁率领辽东镇重兵，几成合围之势，后土蛮部畏怯，初战之后即退军远去。然而，这只是明后期极少数的例子。明后期防御体系中的“硬件”虽固，“软件”效能却十分低下，诸如军队战力、组织力和指挥系统的运转效率等均弱于对手，明朝只好过分依赖长城工事，在万里长城沿线行“困守”之计。

对于长城的作用，后来清朝的康熙和乾隆皇帝曾有过精彩之论。康熙八年（1690年），由于古北口一带的长城“倾塌甚多”，总兵蔡元上书“请行修筑”。康熙没有批准，他在上谕里说：“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康熙是满人，当然不会抱有“华夷大防”之见，故而把对蒙古等民族的安抚，看作是“安民”。清朝在北部一直采取“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屏藩”的策略。康熙解释说“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乾隆也认为，“自秦人北筑长城，畏其南下，防之愈严，则隔绝愈盛，不如来之乃所以安之”。事实证明清朝在北部边事方面以安抚为主的策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当中原王朝与塞外民族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后，互市贸易、朝廷封赏给塞外民族带来的好处要远远大于他们掳掠所得。与其说这是清朝防御战略的成功，不如说是外交政策的胜利。明隆庆年间促成的俺答封贡，保证了北部边疆四十多年无战事，也是另一个明证。这是外交政策与军事战略紧密结合所带来的成果。

然而在明朝，基于传统意识和现实舆论的压力，以天朝正统自居的明廷轻易是不肯与塞外民族讲和的。所以他们不停的修筑长城，使得长城越来越长。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到底有多长？传统的说法是长城东起山海关老龙头，西至嘉峪关，全长六千七百公里。根据这个说法，山海关以东，长达两千里的辽东长城被明以后的史家们完全排除在外了。这些史家里，有以扬清抑明为目的的清朝御用史家，也有为伪满洲国的建立而伪造历史依据的日本史家，当然也有说不出什么动机的当代史家。

实际上，长城在辽东延伸之远，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根据刘谦的《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辽东镇明长城，始建于正统二年（1437年）到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前后经过六十余年的修筑，最终建成了西从山海关起东到鸭绿江止，全长约1050公里的明代辽东长城。从当时明王朝的防御战略来看，以蓟镇为中心，拱卫京畿的长城环线最受重视，修造时也最下功夫。例如八达岭、慕田峪、古北口（金山岭）等区段，依据山险形胜而建，气势恢弘，至今游人如织，蔚为一大世界级景观，成为中国的象征之一。而辽东长城，与传统长城有所不同，当年建造时以辽人建辽长城，朝廷投入并不是很大，修造的目的是防御辽东蒙古鞑靼部和女真部落的骚扰。直到如今，辽东长城仍以一种离散式的链状，横亘于东北的平原和山区。虽不如八达岭、慕田峪长城那样雄姿巍峨，无以成为旅游景观，但辽东长城本身，和她所见证过的百年战火，成为历史上无法抹去的印迹。

清朝很多史籍都说“长城东尽处曰大龙头（山海关），西尽处曰大龙尾（嘉峪关）”，把辽东长城一笔勾销。诸如当代的一些史籍提到辽东边墙，则必提柳条边，不提辽东长城。当年清朝政府为了“保存祖龙发祥之地”，实行了封禁政策，限制汉人、蒙人进入盛京（沈阳）以东地域，故而修筑了柳条边。日本稻田岩吉的《满洲发达史》载，柳条边“边壕深八尺，底宽五尺，口宽八尺。边柳一步三棵，粗应四寸，高应六尺，涂土埋二尺，降剩四尺。边外大路二丈六尺宽，区内马道一丈一尺宽。”，可见柳条边是一条超大号的篱笆墙。如果说，长城是古代的“柏林墙”，那么柳条边就是清朝的种族隔离带，是民族矛盾、等级制度的产物。正如电视剧《篱笆墙的影子》里唱的那样，“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只有那篱笆墙，影子咋这么长？”篱笆墙毕竟是篱笆墙，柳条边只能在历史上拖下条影子，而长城永远是长城，千年百年风雨如晦，其在历史中的作用和山川上的印记，会长久的留存下来。

辽东长城蜿蜒所至，大大小小的卫所镇堡与长城星罗相伴，使得东北大部分区域，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都在明朝的管辖范围之内。明朝极盛时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达乌第河，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区域，均为明朝领土，曾有明朝卫所驻军，至今仍有碑刻铭文为证。明朝统治的两百多年里，辽东区域的汉人无论是居住范围还是人口数量均远超女真和蒙古部落，中原文化也从此在辽东扎下根来。只是在后金兴起至满情夺取政权以前的二十余年里，辽东辽西才做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形态存在过较短一段时期。（大路按：清朝建立后，东北属于清朝治下的中国，不复以独立形态存在）。三十年代日本扶植建立“伪满洲国”时，诬称东北三省自古以来是满情故国，实属强奸历史。甚至今人也多误解东北大部是满清故国，犹为可叹。至于登辉李炮制过的七国论，特以东北为七国之首，妄言东北自古就是独立国家，实属历史笑话，不值一洒。这里且按下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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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边事春秋之六  鏖战三千里江山 ――万历朝鲜之役
秦大路 编写

与许多人的感觉一样，每读《明史》，特别是读到晚明部分，总会令人感到寒气逼人，脊背上的凉意，胸腑中的悲意，一时不易排遣。孙武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明朝便在这生死存亡的夹缝中度过一个个多事之秋。仅明末军事领域，战事频繁，令人感到畅快淋漓的时候不多。然而万历三大征，特别是三大征之一的万历朝鲜之役，勉强算的上是晚明历史中少有的亮色之一，曲折处惨烈处屡屡让人动容不已。

万历朝鲜之役是四百年前发生在朝鲜半岛的一场国际战争。日本史书把万历朝鲜之役分为两次战争，分别叫作文禄之役和庆长之役。朝鲜史书则称之为壬辰卫国战争。整个战争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开始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结束，历时七年。这场战争，明朝“几举海内之全力”，前后用兵数十万，费银近八百万两，历经战与和的反复，最终异常艰苦的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战争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日军战略进攻阶段，在短短的时间日军迅速占领朝鲜全境。第二阶段是明军的反攻阶段，明军通过一系列战役，最终收复了平壤、开城等地。第三阶段是相持和议和阶段。第四阶段是日军再次入侵，明军和朝鲜展开战略总反攻，最终日本军队被全部赶出了朝鲜。

万历朝鲜之役对当时东亚的政治军事格局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此役，明朝一方在二十年内无力进剿后金力量，使得女真部落日益强大，最后对明朝形成了致命的威胁。由于此役，朝鲜从亡国到复国，付出了数十万军民伤亡的沉重代价。由于此役，日本元气大伤，丰臣秀吉集团的势力彻底垮台，日本从此进入德川幕府时代。因此，从长远来看，万历朝鲜之役实际上起到了重新整合东亚各国政治军事力量的作用。

万历朝鲜之役是明朝战史上较为精彩、较为曲折的战例之一，史称“其军威之盛，战胜之速，委前史所未有”。这是一场公平的较量，在战场上，明军和日军均有过良好表现，当然，双方也都在不同时期犯过错误，遭受过败绩。而在停战议和期间，中日双方政治和外交手段的角逐，一波三折。同时，战争期间也有极富戏剧化的人物和荒谬的事件参差其中，颇具野史和演义色彩。战与和期间无休止的纷争，使整个战争的进程诡谲多变。当后人透视这场战争的全过程时，必会被其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场面和情节所吸引。

1．风雨欲来

丰臣秀吉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代枭雄。十六世纪末，丰臣秀吉结束了日本长期割据的战国时代，统一了全日本。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日本天皇任命丰臣秀吉为“关白”（摄政）。正如历史上所有完成统一大业的枭雄一样，丰臣秀吉也有一个很大的梦想，那就是野心勃勃的向亚洲扩张。《剑桥史》为丰臣秀吉的入侵动机做了辩护，认为日本当时只是企图占领朝鲜，并无侵略中国的意图。但根据日本方面的史料，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丰臣秀吉的目标是中国，例如丰臣秀吉为侵略中国制订了战略计划。日本侵朝前一年，即万历十九年（1591年）六月，日本特使宗义智曾通告朝鲜国王李昖：“有意在明年春天假贵国道路进攻明国，届时还请多多包涵与协助!”

日本在数年内储备了大量的军粮、战船和火器，矛头直指邻国朝鲜，试图把朝鲜的三千里富饶江山变为日本的一个行省，使之成为日本向亚洲大陆扩张的桥头堡。这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企图在亚洲实施它的大陆政策。

此时的朝鲜几乎是明朝的一个缩微翻版。朝鲜当时为李氏王廷统治，党争激烈，政局不稳。和明朝的体制几乎一样，朝鲜也重文轻武。但与明朝不同的是，朝鲜半岛在元末以后一直没有大的战事，武备松弛，“人不知兵二百余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没有城防。君臣上下对日本的虎视耽耽和精心战备一无所知，或者说是毫无反应。还是明朝获得了日本将要入侵朝鲜的情报，特意派使臣去质问朝鲜国王李昖：“听说日本欲假道朝鲜侵略明朝，有这样的事么？”朝鲜国王连连否认。

此时的明朝内政边事相对比较平稳。明神宗一边在紫禁城内悠闲的做着皇帝，一边一步步地毁掉张居正当年的施政成果。以申时行、王家屏等人为首的大学士们吸取张居正生前权倾朝野、死后受到清算的教训，不断弱化和放弃内阁权力，原先的一些重要职权渐渐下放到六部。西部、北部边事一直比较安定。辽东虽不平静，但前方捷报不断传来。可户部做了调查之后，声称“假称捷报，冒功授官者甚多，在蓟镇一边分为四镇，一镇又分三路，设官比原额几二十倍。” （《神宗实录》卷二三四）然而军队系统的这种欺瞒和膨胀，还没有到恶化的地步，当时的明朝还能承受，所以这也没有引起朝廷的警觉。虽然几年内接连发生了太湖农民起义、永昌卫士兵暴动、广东白莲教起义等事件，但很快被平息下去了。这么大的国家，怎么能不出一点事呢？于是神宗皇帝继续过着“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大睡”的逍遥日子。还好，太仓还有粮食，库银还没有耗尽，军饷、火器的供应还算及时。在所有人看来，帝国还远没有到忧心忡忡的时刻。

朝鲜没有觉察到任何危险，明朝虽然看出了丰臣秀吉的野心和举动，但也没有对事态的严重程度做出进一步判断。所以，这一对友邦兄弟，继续在大战前的平静日子里享受着那一份舒坦。

2．一泻千里

日本人做事的认真程度一向令人敬佩。万历十九年（1591年），千余艘战舰已建造完毕，名古屋屯积了足够使用数年的粮草，三十万的军队在动员后已是整装待发。丰臣秀吉看来，一切已是箭在弦上，积蓄了数年的力量终于到了该要爆发的时刻。

万历二十年（1592 年），丰臣秀吉正式发布命令，以9个军共15万兵力（按：不同史料给出的兵力数不一，根据《日本战史》的说法，用于作战的陆军兵力共为9万多人），大小舰艇七百余艘，出征朝鲜。先头部队是小西行长率领的第一军，共1.8万人，分乘350艘舰船。四月十二日，渡过对马海峡后，翌日凌晨抢摊登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釜山朝鲜守军，迅速攻下了釜山。四日之内，朝鲜海防重镇釜山、东莱、梁山等地相继陷落。其余沿海守军闻风而逃，朝鲜的海防线迅速崩溃。四月十八日，加藤清正率第二军2.2万人、黑田长政率第三军1.1万人也相继在南部海岸登陆。前三军登陆后，日军后续主力(8万人)和其余舰队相继入朝。日本倾举国之军力，目的是速战速决，以强大兵力在短时间内控制朝鲜。

日本大军兵分三路向北部快速挺进。惊惶失措的朝鲜王廷，仓猝组织了8千人的朝鲜精锐在乌岭天险据守。朝鲜军队的布防尚未在乌岭山口展开，就被小西行长迅速突破。朝鲜将军申昱受命仓促集结了1万多人，在忠州背江与日军3 万人激战，全军覆没。随后，日军如入无人之境，沿途各道守军望风而逃。不几日日军已经到达王京汉城城下，朝鲜备边使李谥看到日军军容强盛，竟然慨叹说：“今日之敌，似如神兵！”此时汉城守城主将李阳元，竟把兵器沉入汉江，落荒而逃。五月二日，登陆仅十七日，日军便兵不血刃地进入朝鲜国都汉城。

日军稍事整顿，继续北进。守临津江之朝鲜军队，暂时使日军进攻受阻。日军佯装后撤，诱朝军走出工事，然后迅速反击将之击败。守大同江之朝鲜军队，竟坐视日军徒步安然过江，不敢发一矢。随后开城、平壤相继失陷。仅两个月零两天，朝鲜“浃旬之间，三都失守，八方瓦解”，三都（王京汉城、开城、平壤）十八道全部陷落，两个朝鲜王子被俘，朝鲜国王李昖逃到义州。处在绝望中的李昖忙派使臣向明朝求救。（按：朝鲜关于这段叙述时，用了这样的话，“因朝鲜人民奋起抵抗，日军进攻暂告停止。”三都十八道都给占了，当然没什么地方可进攻的了。）

在攻占朝鲜全境的过程中，日军的表现可圈可点。不得不承认，经过了战国时代的日军战斗力很强，战略战术运用的较为成功，武器装备也优于对手。首先，日军往往以偷袭、强攻等闪电式战术打的朝鲜军猝不及防、晕头转向。其次，日军与朝鲜军相遇时尽量打歼灭战，而非击溃战，这样可以起到彻底歼灭朝鲜正规军的作用，也能达到迅速瓦解朝鲜军队斗志的目的。第三，日军配备了一定数量的火器。这些火器主要以火绳枪为主，射程在八十到一百米左右。战时采用三排轮射方式，排与排的射击间隔很短（有资料说是7、8秒左右），这样，临阵时就会给对手带来很大的杀伤力。相对于以冷兵器为主的朝鲜军而言，日军的优势是明显的。

丰臣秀吉看到侵朝战争进行得如此顺利，欣喜若狂。五月二十六日，丰臣秀吉制定了征服朝鲜及明朝的计划二十五条，其中几条为：“高丽都城已于（五月）二日攻克，所以，近期内需迅速渡海……此次如能席卷大明，当以大唐（明朝）关白之职授汝（指丰臣秀吉的侄子丰臣秀次）。宜准备奉圣驾于大唐之京城，可于后年行幸，届时将以京城附近十国，作为圣上之领地。诸公卿之俸禄亦将增加，其中下位者将增加十倍，上位者将视其人物地位而增。……任汝（指秀次）为大唐关白，以京城百国之地封汝。日本关白一职，将视大和中纳言与备前丞相二人情况，择任之。”六月三日，丰臣秀吉下达了进攻明朝的命令。他煽动说：“如处女之大明国，可知山之压卵者也，况如天竺、南蛮乎？”丰臣秀吉把明朝比作任“猛汉”日本宰割的“处女”，可谓狂妄到了极点。侵朝日军将领也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日将锅岛直茂请求丰臣秀吉把明朝大片领土赏封给他，战国名将伊达政宗写下了这样的狂言：“何知今岁棹沧海，高丽大明属掌中。”

当朝鲜举国上下在陆地上溃散而逃的时候，有一个将军和他的军队在海上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胜仗。这个人就是朝鲜名将李舜臣。李舜臣的舰队在整个战争期间给日本海军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噩梦。在日本陆军拿下王京后向北部乘胜挺进时，李舜臣率领他的海军于五月七日偷袭了停留在玉浦港的日本第二运输舰队的主力。此战焚毁日舰二十六艘，击沉五艘。第二日再战，又击沉日军大中战舰十三艘，李舜臣的舰队无一船被击沉！从五月初到八月，在玉浦、合浦、泗川、闲山岛、釜山等地多次进行海战中，共击毁击沉日军舰船300余艘，杀伤无数。这是一个惊人的胜利。

李舜臣在海战中的王牌武器是“龟甲船”。龟甲船船身的防护板由装有硬木制成，形似龟壳，故叫龟甲船。船身长34米，宽4米多，甲板之上有厚木制成的外壳，并且裹上鳞状铁叶，可以抵御敌人弓箭和火器的投射，顶盖上和甲板旁，装着许多尖锐的铁锥和尖刀，使敌人不易攀登。船头呈龙头形，内有两个或四个大炮眼，头尾都装有大型铁锥，可用来撞击敌船。这种龟甲船被现今朝鲜人称为当时世界最强的战船，在世界古代海军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日军的作战主力舰船为安宅船，分为箭船和炮船两种。炮船一般配有四十门大筒（日式火炮），另外可以配备一定数量的火绳枪。日本主力战船安宅船的火力比龟甲船弱，而且没有防护铁甲，所以在海战中一直落于下风。日本在出兵朝鲜之前没有预料到将与朝鲜海军发生如此激烈的海战。准备不足再加上武器装备相对落后，打败仗也是难免的。

由于朝鲜海军的优势明显，日军连战连败，日军已渐渐不能掌握全部制海权。但海战的初步胜利根本无法扭转朝鲜半岛的总体战局。日军已经占据了朝鲜半岛绝大部分城池。王子被俘，国王逃到中国边境，李氏王廷的政权体系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日军在各地大量屠杀抵抗力量和无辜百姓。同时，占领军已经着手在朝鲜半岛展开“日本化”运动。朝鲜人被强迫按照日本的方式改姓名、剃发。日本人开办的学校已经开始为朝鲜儿童教授日语了。毫无疑问，朝鲜已经处于事实上的亡国状态。尽管各地不断有小股义军以游击战术给日军以有限打击，但国王李昖非常清楚，这些义军毕竟力量薄弱，骚扰尚可，退敌无力，终究是无法扭转乾坤的。

幸好，还有一位友邦大哥，他们总不能坐视不管吧？李昖深知，没有明朝的介入，光复朝鲜，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已经有好几批使节去北京求救了，除了正式向皇帝陛下递交国书，他们还分头去游说众多的阁臣，尚书，侍郎，御史，甚至宦官，力图促成大明尽快出兵朝鲜的决定。
　　
3．收复失地

日本对朝鲜的大举入侵，大大地震动了明朝。两个多月以来，明廷上上下下就是否应出兵援助朝鲜，争论不休。由于当年沿海长达百年的倭患，几乎所有的人都很痛恨日本。当年倭寇的凶狠顽强，明朝君臣也是了解的。而现在十数万侵朝日军全都是正规军，战力远非当年倭寇可比。况且明朝在庚子之变之后的几十年里，从未面临过大规模的战争。能否战胜侵朝日本大军，明朝君臣实在没有把握。

这时丰臣秀吉要求琉球、菲律宾臣服朝贡的消息传来，更是激怒了明朝君臣。明朝上下已经实实在在感受到了这个东洋强人的野心。明朝君臣早已习惯了自己的天朝地位，古语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从明神宗的角度来看，自然绝不能容忍丰臣秀吉的野心。当时的兵部侍郎宋应昌在上疏中说，“关白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我救朝鲜，非止为属国也。朝鲜固，则东保辽东，京师巩于泰山矣。”，“而我兵之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这种观点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明廷上下，基本达成了“迎敌于外，毋使入境”的共识。

由于不了解敌情，明初最初只派了一支偏师前往朝鲜。万历二十年（1592年）七月，明朝派辽东游击史儒率骑兵2千出征，副总兵祖承训（即明亡时总兵祖大寿之父）率骑兵3千继后。史儒进到平壤附近，因道路不熟，误中埋伏，适逢大雨，火器也无法发挥作用，后全军覆没，史儒力战牺牲。后祖承训率领3000骑兵乘敌不备，攻入平壤，随即陷入巷战，被七百名日军火绳枪手连番伏击，骑兵和火统的威力无法发挥出来，结果全大多数阵亡，只有祖承训等寥寥几人逃回。

消息传来，明廷象炸开了锅一样，群情激昂。此时主战派也罢，主和派也罢，纷纷要求明朝出动大军远征朝鲜。明神宗命宋应昌为经略，总领抗倭事宜；急调陕西总兵李如松（名将李成梁之子）入辽，为东征提督，总体负责军事。

明朝从全国范围调集了4万精锐。这支军队的主要构成如下：辽东精骑1万；宣府、大同各选精骑8千；蓟镇、保定各选精锐步兵5千；江浙步兵3千。四川副总兵刘綎率川军5千，做为后续部队，向朝鲜进发。辽东、宣府和大同共2万多轻骑兵主要是用来突击，备有轻甲、马刀和长矛，同时也备有火统。蓟镇、保定的步兵则来自明军的神机营，以火统、鸟枪和火炮为主要武器。江浙兵拥有丰富的抗倭经验，熟悉戚继光传下的鸳鸯阵。刘綎的川军多年来一直与西南夷族作战，山地作战经验丰富。这4万军队在宋应昌和李如松的率领下，浩浩荡荡的跨过了鸭绿江，开进了朝鲜。

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一月五日，大军进抵平壤城下。平壤城易守难攻。东有大同、长庆二门，南有芦门、含毯二门，西有普通、七星二门，北有密台门，有牡丹峰高耸，地形险要。当时日本守军为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共1万5千人，配备了火绳枪等火器。李如松的部署如下：蓟镇游击吴惟忠率领步兵当先，辽东副总兵查大受率领骑兵居后，攻击北部要塞牡丹峰；中军杨元、右军张世爵领兵进攻城西七星门；左军李如柏（李成梁另一子）、参将李芳春领兵进攻城西普通门；祖承训率领明军乔装为朝鲜军麻痹日军，力攻城南芦门；主帅李如松督阵。李如松同时部署明军的王牌武器――虎蹲炮、大将军炮、佛郎机炮，据说威力最大的大将军炮就超过了一百门，届时全力轰击日军阵地。明军主力将进攻平壤的南、西、北三个方向，东面给日军留出退军路线。

一月八日晨，平壤之役打响了。随着主帅李如松一声令下，金鼓声大作，喊杀声四起，明军开始攻城。明军劲弩齐发，巨炮齐轰，一时火焰蔽空，震天动地。日军火绳枪虽然略优于明军火统，但日军却没有明军威力强大的火炮。明军火炮射出的铅弹不断落入敌阵，给日军造成很大杀伤。日军战斗力非常顽强，拼命死守，火器兵手执火绳枪雨点般射向近距离攻城的明军。明军略微受阻，后续攻击部队继续攻城。当时战况十分惨烈，神机营参将骆尚志冒险登城，腹部被滚石击中，仍然挺立不退。年近60的老将吴惟忠，胸部中弹，犹自大呼督战。李如松的坐骑被敌火绳枪手击毙，李如柏的头盔中弹，兄弟二人都置之不顾，愈战愈勇。主将如此奋勇，何况士卒？

祖承训率领的明军率先突破城南的芦门。日军一直以为芦门方向的是战力很弱的朝鲜军，因而没有重点部署兵力。近距离时日军才发现这是伪装为朝鲜军的明军，这时明军手中的火统已经开火，日军纷纷倒下，开始败退，芦门被明军攻破。接着含谈门、普通门、七星门、牡丹峰也相继被明军攻占。小西行长一看大势已去，率领残兵退守城北一隅风月楼。入夜，日军自东南方向突破，渡过大同江向王京退却。沿途早有李如松部署的李宁和查大受伏兵等候，一阵掩杀，击毙数百日军。

平壤的收复有着相当大的战略意义，整个朝鲜半岛的战争形势就此逆转。平壤之役是很典型的攻坚战，颇具近代化战争的特征。此役中明军有非常杰出的表现。首先明军以优势兵力和火力主攻城西，另以奇兵伪装成朝军强攻城南，这种部署完全出乎日军的意料之外。其次，城东给日军留出退路，使得日军无死守之志。第三，明军动用了当时在世界上比较先进的火炮，给日军以极大的杀伤和震撼。明军攻城时，曾有日将大友义统率领一支部队来增援小西行长，结果被明军震天动地的炮声所吓阻，不战而退。第四，在日军撤退路线上设有伏兵，使日军再受重创。李如松就凭此一战，威名大振，可以说平壤大捷超过其父李成梁在辽东任何一次战役。

有些日本史料极力淡化平壤之役。根据日本人的记述，日军此役似乎败的很体面。日军由于平壤和王京汉城距离太远，本就打算放弃。在明军攻城后，小西行长特意修书李如松，日军愿意退去，于是乎日军大摇大摆，安然退到了汉城。这种说法显然有“讳言”和“粉饰”败绩之嫌。在明军强大的炮火面前，日军之败是必然的，无论如何也体面不起来的。事实上，因援兵迟迟不来，平壤大部已被明军攻占，日军军粮、兵营悉数又被明军焚毁，小西行长眼看无法固守，遂与日军诸将商议，连夜撤回汉城。迫于明军的压力，孤军深入的日军第二军加藤清正部也撤回到汉城一带布防。根据《日本战史》，平壤之役后，小西行长部减员一万一千三百余名，只余六千六百人，减员近三分之二。

明军修整十天后，李如松乘胜进军，继而收复旧都开城和多座城池。朝鲜三都十八道，已收复平壤、开城二都及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咸境等五道。大军继续向南开进，直迫汉城。

正月二十四日，明军的先头部队查大受部共3千精骑在汉城郊区与日军加藤光泰部发生激战，日军败退。后日军主帅小早川隆景率军2万将明军查大受部包围在碧蹄馆。在碧蹄馆一战中，明军3千骑兵，抗击了数倍于己的日军，一者依靠明军死战，二来明军骑兵部队配备了佛郎机火炮战车，明军依赖火炮优势，同时以战车做为工事，向敌阵不断施射火药助推的箭，使得日军始终无法逼近。后李如松率领的1千精骑也杀入战团，战斗非常激烈。《明史-李成梁传》载，当时有一武艺高强的金甲倭将拍马直取李如松，李如松力战不支，裨将李有升上前护主，被打下马来，一拥而上的日军武士将其砍作数段。紧要关头金甲倭将被李如松的兄弟李如梅一箭射于马下。之后明将杨元率领1千明军精骑连夜前来救援，日军以为大部明军赶到，率军退回王京。碧蹄馆之战历时一天一夜，明军精骑死伤过半，日军也付出了数千伤亡代价。

关于碧蹄馆之战，中朝日三国的史料记述差异很大。根据日军史料，大都宣称日军4万包围了2万明军，给明军了毁灭性沉重打击。并且日方史料引用明朝的记述为证。根据《中日关系史》介绍，实际上明代记述该战役的文献，多半立足于弹劾李如松的上疏，对于失败的情况有所夸大。我们知道，明朝的言官们，弹劾似乎是他们唯一的使命，夸大事实是他们的强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根据朝鲜方面的史料，如柳成龙的《惩毖录》，真正被日军合围的是查大受部和李如松率领的侦察轻骑，共4千余人，这是比较可信的。当时在朝明军总计才4万人，先头部队大都为骑兵，并有炮营，如果真有2万人，4万日军是没有能力完成合围的。所以，最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明军数千骑兵被2万日军合围，苦战一天一夜，后日军与明军大部队发生遭遇战，双方便各自退去。

碧蹄馆之战后李如松不敢轻进，再加上当时日军在汉城及周边地区集结了5万多人，兵力上日军有绝对的优势，明军遂退回开城修整。

后来明军得到错误情报，加藤清正率领的日军第二军将从咸镜道进攻平壤，李如松便率领明军二月十六日离开开城回到了平壤。李成梁的撤军是个错误的决定，撤军导致了盟军朝鲜军队刚刚收复的幸州得而复失。李如松得到幸州失守消息后，深悔自己退兵太急。而日本方面的记述是，李如松被日军大败后退回到平壤。事实上，李如松在碧蹄馆之战后败退到开城，完全可以继续修整一段。后来在京的朝鲜使者和明朝言官们都批评了李成梁的此次主动撤退，这也成为李如松日后被弹劾的罪状之一。可见明军并非被日军“击退”，而是主动退却，明军的主力部队却并未因碧蹄馆之败受到很大损失。日本史料说，李如松部由于元气大伤而无力南进。事实上李如松不能南进的主要原因是兵力不足，此时明军只有3万多人，几乎没有可能拿下为5万多日军据守的汉城。

后来探知日军的军粮大都存放在龙山大仓后，李如松密令查大受和李如梅率领一支敢死队深夜奇袭了龙山大仓。龙山大仓本为朝鲜国仓，积贮了朝鲜数十年的粮食，汉城被日军占领后，龙山大仓就成为汉城数万日军的军粮库，后来日军运来的粮食都存于此地。明军敢死队到达龙山后，把火箭射向粮仓，十三座大仓，数十万石粮食，一夜间被烧的干干净净。李如松夜袭龙山一计，精彩处堪与官渡之战中曹操的夜袭乌巢相比。军粮一失，朝鲜半岛的日军全线被动，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4．议和闹剧

至此，中朝军队与日军进入相持阶段。根据《日本战史》的介绍，初入朝鲜时日军数量为9万6千余人，当各队重新集结于汉城时，只有不到5万3千人，减员4万3千余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关于减员原因，日本史料的说法是由于水土不服，病死占大部分。朝鲜和日本同处东亚，气候环境较为相似，水土不服一说，难以令人置信，况且也没有任何关于瘟疫流行的记录。总之本人相信大多数死亡日军应该都死于战事。

日军减员很严重，再加上粮仓被焚，军心越来越不稳。而明军在碧蹄馆之战后锐气受挫，而且兵力少于日军，并不具备再次决战的条件。既然双方都不想打，那么就有了和谈的可能。

明朝方面的和谈代表是浙江人沈惟敬。沈惟敬是一个很奇怪的角色，他既非明朝官员，又不具有外交谈判才能。只是由于他长期从事与日本的贸易，并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而被兵部尚书石星赏识，临时被封为神机营游击将军军衔，负责议和事宜。正史在介绍沈惟敬时多采用野史笔法，称其为不法商人，无赖子。例如《明史－硃国祚传》提到，硃国祚曾对当时的兵部尚书石星谈到沈惟敬：“此我乡曲无赖，因缘为奸利耳，公独不计辱国乎？”

早在万历二十年秋，也就是平壤之役前，沈惟敬做为兵部的全权代表就曾与小西行长谈判议和。小西行长也是商人出身。两位商人相遇，自然十分对路，谈起军机大事就象谈生意一样讨价还价一番。当时的谈判内容没有任何记录，大致是以大同江为界，江东归日本，江西归朝鲜，明朝对日本进行封贡，等等。这个协议并没有通报到高层。恰好当时朝中主战派占了上风，李如松遂率领大军一路开向朝鲜。沈惟敬当时被一心主战的李如松扣留在军中。

却说此时明军和日军陷入僵局后，以石星为首的主和派又卷土重来，沈惟敬再次受到重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三月十五日，经略宋应昌派沈惟敬至汉城与小西行长达成了四点协议：1、明派使节去名护屋会见丰臣秀吉。2、明军撤出朝鲜。3、日军从汉城撤军。4、交还二王子及其被俘官吏。为了监督日军南撤，宋应昌派参将谢用锌、游击徐一贯等带百余随从，同沈惟敬组成明朝使团与日军一道南撤。日方有此使团通行，自然也再不担心明军和朝鲜军的追击。

四月十八日，日军全部撤离汉城，李如松于十九日率明军及朝鲜军进入汉城，五月十五日渡汉江进至庆州。李如松在庆州对明军、朝鲜军和朝鲜义兵作了部署之后，便返回京城。至此，除全罗和庆尚二道部分沿海地区为日军占领外，其余各地全部收复。

五月八日丰臣秀吉在名护屋会见了明朝使团到达日本。由于语言不通，双方的会谈仍就在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之间进行。丰臣秀吉提出了“大明、日本和平条件”七条：1、迎明帝公主为日本天皇后；2、发展勘合贸易；3、明日两国武官永誓盟好；4、京城及四道归还朝鲜，另外四道割让于日本；5、朝鲜送一王子至日作为人质；6、交还所俘虏的朝鲜国二王子及其他朝鲜官吏；7、朝鲜大臣永誓不叛日本。沈惟敬一口答应了这丧权辱国的七条建议，但对同行的谢用锌、徐一贯等人却诈称丰臣秀吉已同意向明朝称臣，请求封贡，并退出侵朝日军。而小西行长则对丰臣秀吉汇报说，明朝使者已经同意了丰臣秀吉的七条建议，只需派日使与明使一道去北京请大明皇帝最后批准。

就这样，在两位奸商欺上瞒下的斡旋后，双方几乎要达成外交史上最为荒唐的“鸡同鸭讲”协议。于是日本派谈判代表小西如安与明朝使团一道去北京。小西如安早已与小西行长达成了攻守同盟。小西如安到了北京后，与石星进行了谈判，一口答应了石星提出的三项条款：1、日军在受封后迅速撤离朝鲜和对马； 2、只册封而不准求贡；3、与朝鲜修好不得侵犯。当时兵部还和小西如安进行了详细的对谈，小西如安欺明朝人不懂日语信口答应。这时沈惟敬也递交了伪造的日本降表。明朝君臣大为满意。明神宗立即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并按小西提供的名单册封了日本国大臣。

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九月三日，丰臣秀吉穿戴明朝使者送去的册封衣冠，出殿接受册封。沈惟敬等人呈上明帝诏书和赠与的金印，丰臣秀吉欣然接受，并设宴款待明使。后丰臣秀吉召承兑等懂汉语的僧人为其用日语宣读明朝的册封诏书。诏书内容如下：“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圣仁广运，凡天覆地载，莫不尊亲帝命。溥将暨海隅日出，罔不率俾。昔我皇祖，诞育多方 。龟纽龙章，远赐扶桑之域；贞珉大篆，荣施镇国之山。 嗣以海波之扬，偶致风占之隔。当茲盛际，宜讃彜章，咨尔丰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国。西驰一介之使，欣慕來同。北叩萬里之关，肯求内附。情既坚于恭順，恩可靳于柔怀。兹特封尔为日本国王，赐之诰命。于戏龙贲芝函，袭冠裳于海表，风行卉服，固藩卫于天朝，尔其念臣职之当修。恪循要束，感皇恩之已渥。无替款诚，祗服纶言，永尊声教。钦哉！”这封诏书现存于大阪博物馆，为惯用的御笔文体写就，俨然一副中央大国皇帝对蕞尔小邦降恩封赏的口气。

丰臣秀吉听到“兹特封尔为日本国王”一句时，暴跳如雷，摔诏书于地说：“不是明帝乞和封我为大明皇帝吗？日本国，我欲王则王，何待明虏之封？”接着丰臣秀吉便要将小西行长治罪，并立即把中朝使团驱逐出境。就这样，历时两年的议和闹剧，彻底破裂了。

沈惟敬归国途中，滞留朝鲜，不敢回京。他假造了一道丰臣秀吉的谢恩表由另一使臣递交朝廷。这道假冒的谢恩表被明廷识破，再加上朝鲜方面传来日本再度备战的消息，明神宗方知上当受骗，大怒，当即下令把兵部尚书石星下狱问罪，并命驻朝明军捉拿沈惟敬，就地正法。沈惟敬以一小小使臣身份，在两国间开出了这样大的国际玩笑，惹来杀身之祸完全是咎由自取。

明朝和日本都开始了战争准备。朝鲜半岛的战火，不得不再一次燃起。而且，这一次战火，将比第一次的战火，来得更为猛烈。

5．风云再起

基于上次壬辰之役中败给海军惨败的教训，这一次日本采取了两个办法。首先，日军利用反间计，使朝鲜王廷解除了大将李舜臣的职务。反间计似乎总是很好用，自古以来中国不知多少名臣名将蒙冤于此计，朝鲜国王也从中国昏庸的君王那里学会如何在敌人的反间计里中招。其次，日本在战术上采用不告而战、突然袭击的办法，先打掉一直给自己带来巨大麻烦的朝鲜海军。

万历二十五年（1595年）七月十五日，被日本人称为“海贼大名”的九鬼嘉隆，率领庞大的日本舰队，偷袭了停泊在漆川岛（世济岛北端西）的朝鲜海军。由于在壬辰之役中日本的安宅船不是朝鲜龟甲船的对手，此次日本海军大量动用了巨型铁甲船，并专门针对朝鲜海军的龟甲船做了改进。当时是停战期间，朝鲜海军原以为日本的舰队是运输舰队，没有料到日本人会突然发起进攻。几百年后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偷袭珍珠港等事件里，日本人总是乘对方猝不及防发起闪电攻击，可见这是他们的一贯伎俩。由于朝鲜海军没有丝毫戒备，结果战船几乎全被日本海军击沉击毁，海军统帅“三道水军都统制”元均被火炮击中身亡，朝鲜海军全军覆没，逃到岸上的也大都被日本陆军狙击歼灭。有的史料说，此战失利的主要原因是李舜臣被解职，而主帅元均又过于无能。说句公道话，除非李舜臣能预见日本海军的偷袭而提前有所准备，否则仓猝迎战数倍于己、装备得到改进的敌人，即使孙武子再世，又能如何？漆川岛之战后，漆川岛、闲山岛等军港和要塞悉数被日军占领。

朝鲜海军覆灭后，丰臣秀吉才于七月末正式下达进军朝鲜的命令。日军共14万人。其中海军约3万余人，陆军分为左路军和右路军。登陆后采取的是钳形攻势。左路军以宇喜多秀家为主将，小西行长为先锋，率军4万9千，沿宜宁、晋州一线，向全罗道挺进，意图攻取南原。右路军以毛利辉元为主将，以加藤清正为先锋，率军6万4千，沿密阳、大丘一线，向全罗道挺进，意图攻取全州。根据原计划，这两路军应在王京汉城会师，一举拿下汉城。

此时明军已经参战，开赴至朝鲜的第一批明军共约3万余人。总兵麻贵率1万7千人驻守汉城；杨元率辽东骑兵3千人，驻守南原；陈愚忠率骑兵3千人，屯兵全州；吴惟忠率4千人进至忠州，与南原军互相呼应；茅国器率兵3千人屯星州，控制岛岭、秋风岭。明军的战略部署是，上述各军据守本部要塞，待总督邢玠率领的4万大军一到，明军和朝鲜军即转入战略反攻，由南原、忠州发动钳形攻势，直捣釜山之敌。

明朝原本继续委派李如松任备倭总兵。但李如松此时正与辽东鞑靼作战，战事一直很紧。后来李如松一次捣巢作战中中了土蛮人的伏击战死，这是那个年代里最不幸的事件之一。明朝此次出兵的兵力一直有争议。日本史料认为明军数量和日军相近，为14万左右。但《剑桥史》认为，“这似乎是太不可能了”，它认为，“明在战役高峰期间的陆军和水师加起来的兵力估量为7万5千人。”《中国全史》也认为明军总计7万多人。

八月初日军展开进攻，日军的攻势起初还是比较顺利的。左路军连克泗川、南海、光州，最后进攻南原。明军副总兵杨元率领3千明军和3千余朝鲜军镇守南原，坚守数日后被日军攻破，守城将士绝大部分阵亡。攻破南原后，付出很大伤亡代价的日军屠城一日。这时驻全州的明将陈愚忠因南原失陷立即撤退，这样加藤清正的右路军便兵不血刃的拿下了全州。之后日军又分别攻陷黄石山、金州、公州等地，汉城的屏障尽失，再一次濒临险境，朝鲜局势再度危若累卵。

九月六日，麻贵命副总兵解生等率军2千，奔赴稷山北部，巩固汉城的前沿阵地。七日于稷山北与日本战国名将黑田长政和伊达政宗率领的日军第三军团一部发生遭遇战。明军的后续部队杨登山率军赶到，大败黑田长政，黑田长政退守稷山闭门不出。此时攻打青山的日军也被参将彭友德率领的中朝联军重兵包围，死伤惨重。这时从海上也传来捷报，重新复职的李舜臣，于九月十六日率领朝鲜海军残余战船十二艘，在鸣梁附近与日海军一支由一百三十三只战船组成的舰队发生激战，击沉日军指挥舰及其他三十一只战船，击毙日军主将来岛通总。日本海军遭受严重打击，又一次败于李舜臣手下。

稷山之役、青山之役和鸣梁海战的胜利，彻底动摇了日军继续北进的信心。慑于明朝大军的压力，以及各地朝鲜义军又不断攻击日军的补给线，日军的左右两路大军，即所谓的两记重拳，此时已成强弩之末。日军经过商议后决定两路军全部南撤至沿海一带，小西行长退守顺天，加藤清正退往蔚山，黑田长政退往梁山，岛津义弘退守泅川，建筑营垒工事，待机反扑。战争局势一时进入胶着状态。

胶着状态对明军不利，明军计划下一阶段实施蔚山战役。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十一月，明军分兵三路：左路由杨镐、李如梅率明军1万2千人，朝鲜军4千人，右路由麻贵、李芳春率明军1万1千人，朝鲜军3千人。左右路大军围攻据守蔚山的加藤清正。中路高策率明军1万1千人，一方面向南挺进，一方面采用打援战术，阻止小西行长部支援加藤清正。不难看出，这是个颇为周密的进攻计划。进攻蔚山的中朝军队总计三万余人，日本加藤清正率部6千人（按：一说1万6千人）于蔚山城和蔚山南部的岛山据险扎营，严阵以待。

十二月二十三日，联军总攻开始。黎明前由游击摆寨为先锋，率步兵1千人，参将杨登山为后援，率精骑3千人，突袭蔚山城。城内日军大半被歼，摆寨佯退，诱敌深入，大败敌援军。日军逃回岛山，坚守待援。第二天联军开始围攻岛山外围，游击茅国器率领河南步兵，连破日军新筑的外围三寨。这三道防线一破，日军坚壁据守，不敢复出。时至中午，明军攻抵岛山寨下，裨将陈寅率领浙兵，在枪林弹雨中奋勇攻坚，连破岛山寨二重栅门，就在明军将要攻击最后一重栅门时，眼看平壤大捷再次重演，明军的攻势戏剧性的停下来了。关于这个停顿，不同资料有不同的说法。《中国全史》里说，杨镐命令游击茅国器割敌首级报功，致使阵脚稍乱，攻击受阻。又称茅国器不愿居功，自行退兵，丧失了这个宝贵机会。《明史－李如梅传》则称杨镐为了把军功留给后来的李如梅而鸣金收兵。无论如何，这次鸣金都与杨镐有关。

随后几日，明军久攻不下，战况没有任何进展。明军减员非常大，弹药供应也渐渐捉襟见肘。虽然固守蔚山城和岛山的加藤清正依旧困兽犹斗，但已是弹尽粮绝，濒临绝境。十天后传来有利于日军的消息，小西行长、黑田长政、岛津义弘率领援军五万陆续赶到。战场形势立刻发生变化，明军由攻势转为守势。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明军统帅部决定撤军。然而，在日本援军的追击下，明军撤军失控，阵营大乱。《明史－李如梅》载，李如梅的辽东骑兵部队，率先逃奔，致使各营溃散，兵败如山倒。《明史－杨镐传》、《明史记事本末》、《中国全史》等书载，明军溃败是由于主帅杨镐策马先逃引起，这种说法最不可信。事实上，3万人大军的撤退，不可能是主帅一人率先逃奔引起全军溃败。关于杨镐的历史记述都是后来撰写，由于杨镐对明与后金萨尔浒之战的惨败负有主要责任，因而使得他在史书里也对朝鲜之役承担了过多的责任。最符合逻辑、最接近事实的是，明军撤退过程中组织调度失控，致使全军溃败。据说此次溃败，明军、朝鲜军一路死伤无数，血流成河。

蔚山战役，明朝和朝鲜联军惨败，日军惨胜。联军阵亡人数约为2万人，日军也付出了约1万人的代价。此战后半年内双方都无力再战。


6．战略总攻

日军虽解蔚山之围，但却无力恢复早期的进攻态势，而日军内部主张撤退的声浪却逐渐高涨起来。小西行长认为，日军虽取得了蔚山之战的胜利，但长期来看，日军无法守住这些沿海要塞。

明军虽惨遭蔚山之败，其恢复能力却令人刮目相看。杨镐由于对蔚山之败负有第一责任，已被拿回北京下狱。这时明军的军事指挥大权完全落到了兵部侍郎邢玠手中。邢玠计划对日军发起第二次攻击。这时距蔚山之败仅仅八个月时间。

万历二十六年九月，邢玠的第二次攻击计划分为水陆齐头并进，对沿海日军各处要塞同时形成压力，促使敌各处守军以及海路不能互相支援，从而避免蔚山之败的教训。陆上明军同上一次一样仍然是三路：东路军麻贵，率联军3万，攻打据守蔚山的加藤清正部；西路军刘綎，率联军2万余人，进攻顺天和釜山的小西行长部；中路军李如梅，后替换为董一元，率军1万5千人，进攻盘踞泗州的岛津义弘部。水路则有陈璘会同李舜臣的朝中联合舰队。此次联军总兵力也大大加强，约为8万人左右。

中路董一元部起初进展顺利，九月底先攻取晋州，再拿下泗州。逼的岛津义弘背海临时筑起工事防守。日军临海设防，又没有海军支援，犯了兵家大忌。置之死地的日军十分顽强，明军数攻不下。董一元调来大将军炮、红尊炮，对日军阵地开炮，日军临时搭建起来的工事崩塌了好几处。眼看这个日本战国奇人、外号为“鬼石曼子” 的岛津义弘要毙命于朝鲜，此时发生了一件双方都没有想到的事情，真是天意。明军的大炮突然炸膛，并引起大营火药库连番爆炸，全军登时乱成一片。这时岛津义弘一看明军大营发生爆炸，随即命令日军出击，混乱中的明军大败，泗州又被日军夺回。

东陆军麻贵吸取了上一次失败的教训，再加上加藤清正部兵员得到补充，因而作战相对比较谨慎，双方互有胜负，处于拉锯状态。西路军刘綎进展也不是很大，日军小西行长部把守的顺天，易守难攻。这时刘綎以谈判为诱饵试图捕捉小西行长，后未能奏效。小西行长率军来攻打，明军不支败退。翌日刘綎率军死战，大破日军于顺天城外。小西行长遂闭门不出，坚壁死守。

此时的战争形势对日军大大不利。日军盘踞在几处孤立的据点，互相不能支援。面对联军八万以上的兵力毫无对策，只好苦守度日。海上的军事力量对比也开始倾向于联军，李舜臣的舰队实力已经恢复了不少。大明水师出动了数百搜战船，1万3千余水军，在陈璘的率领下进入对马海峡。日本海军 “及见璘舟师，惧不敢往来海中”（《明史－陈璘传》）。在联军水师的压力下，日军的后勤补给也成了问题。而明军的粮食、军火、后续兵员不断开往前线。双方军事实力的差距渐渐开始拉大。

勿庸置疑，前方战事不利，给远在日本的丰臣秀吉以很大打击。内外交困的丰臣秀吉于万历二十七年八月十八日郁郁死去，给他那波澜壮阔的一生，划上了一个悲剧的句号。他留下一首辞世歌：“随露珠凋零，随露珠消逝，此即吾身。大阪的往事，宛如梦中之梦”，毫无不可一世之态。丰臣秀吉一死，大臣们决定：密不发丧、自朝鲜撤军。九月五日，五大老以丰臣秀吉名义，指示在朝各军，“争取最体面的议和”。

丰臣秀吉的死，给日本撤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实际上日军当时已经完全无力再次占领朝鲜，自保都成了问题。日军确定于十一月十五日（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全线撤军。日军撤退过程中，明军乘势追击。东路军麻贵攻入岛山、西浦，追击加藤清正，在日军溃退中斩敌2千余。西路军刘綎攻夺栗林、曳桥，斩获甚多。

日军驻顺天之小西行长部第二军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十一月十一日起开始撤退。然后驻泗川、南海、固城之日军，依次到巨济岛集结，候船回国。当时联军封锁了出海路，日军第二军无法撤走。此时，驻泗川、新城之日军第五军主力，在岛津义弘率领下，与从南海开来之宗智义部船队会合。两支船队会合后，共有兵力1万余人，舰船五百余艘，于午夜开始通过露梁海峡。陈璘、李舜臣获悉日援军西进的情报后，立即命老将邓子龙驾三艘巨舰为前锋，埋伏于露梁海北侧。陈磷率明朝水师主力为左军，泊昆阳之竹岛与水门洞港湾内正面阻击日军，待机出击；以李舜臣率朝鲜水师为右军，进泊南海之观音浦，待机与明军夹击日军。十一月十二日午夜战斗打响，联军三面合围，在露梁海域与日军展开东亚近古时代规模最大的海战。及至天亮，日军死亡人数以万计，第五军主力几乎全部被歼，舰船也几乎全部被击毁击沉。岛津义弘后率只50余艘战船突围而去。这一战中，联军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李舜臣、邓子龙皆战死。

露梁海战后，日军退回日本，朝鲜半岛残余日军也基本都被消灭。不久，明军全部撤回朝鲜。

。。。。。。

《明史》称万里朝鲜之役的胜利为“东洋之捷，万世大功”。无法否认这场战役的意义，如果日本在这个时期彻底占领了朝鲜，恐怕侵华战争也不会拖延到二十世纪了。

虽然在战役期间，日军间或有一些战术胜利，但从总体趋势来看，日军在明军参战以后处于被动防守地位。日本自封的所谓战国猛将们，英豪们，与明军交战往往“举阵惊骇奔散”，虽然取得过一些胜利，大都是在防守时取得的，有些胜利甚至是对方送来的。日本的战国时代实际上是城邦、领主割据时代，其战力与中国的战国七雄动辄拥兵数十万，相差何止里许计也。现有不少资料，甚至游戏，把他们描绘成顶天立地的英雄，其实不过尔尔。

在朝鲜史书里，这场战争被大书特书（按：至于当今朝鲜和韩国如何用轻重笔墨来书写明朝和朝鲜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大家可以根据朝鲜人对待50年代朝鲜战争中的中方作用的态度来想象一下）。抗倭援朝之役在中国的的史书里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原因不外有三。第一，明朝虽取得了抗倭援朝之战的胜利，但在二十年后，明朝深陷于明与后金战争的泥潭。即使当初明朝取得过一些令人称道的胜利，这些胜利最终也会被湮没在明亡的巨大阴影里。第二，传统史家认为抗倭援朝之战对明王廷来讲得不偿失，是明朝末期财政危机的主要诱因之一。第三，抗倭援朝之战中立下功勋的战将，如李如松、刘綎、李如柏等人，后来或战死沙场，或因畏敌获罪，名节无法保持始终，使后人对他们在抗倭援朝之战中的作用不能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军一样，丰臣秀吉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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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边事春秋之八  甲胄十三副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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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上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追随者们往往会精心编出各种各样的传说来证明领袖人物生来就不同凡响。比如刘邦力斩白蛇而从此拥有王气，吴广假扮狐狸唱出“大楚兴，陈涉王”的夜歌，刘备家中有一“童童如车盖”的大桑树，等等。总之这些近似神话的故事，无非是向天下宣示一个道理：故事的主人公是受命于天的。现代社会的政治领导人如果还被这些子虚乌有的故事包围，会令世人笑掉大牙。假使美国大选中的民主党候选人凯瑞先生登高一呼：吾乃神授君权的下一代总统，选吾就是顺应天命。那么，他的脸上恐怕会立时粘上些番茄、蛋清等物。然而在古代，情形却不是这样。如果你讲出这样的神话故事，听故事的人不但不会质疑，反而长久回味在方才的神话里，眼睛定定的望着你，目光里充满了对领袖人物的崇拜和神往。

努尔哈赤是满族人的大英雄，他周身上下都被神话光环围绕着。据说前前后后共有一百多个以努尔哈赤为主角的神话传说。流传最广的传说有努尔哈赤脚踩七颗红痣，号称脚踏北斗七星，生具帝王之象。当然这是不好考证的。除了妻妾子女等私生活范围内的人，恐怕无人知道他的脚掌到底长得什么模样。这些传说里还有乌鸦、义犬救主等故事，乌鸦和狗后来也就成为满族备受尊崇和保护的动物。

我们这里讨论的不是神话传说，而是一个近似传说的传奇，即关于努尔哈赤甲胄十三副的传奇。《清史稿－本纪一》里第一句这样尊称爱新觉罗氏努尔哈赤：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清史稿－本纪一》说努尔哈赤“仪表雄伟，志意阔大，沈几内蕴，发声若钟，睹记不忘，延揽大度。”这种描述与历史上其他开国帝王的描述文字其实并无太大区别，二十四史的开篇本纪的内容里大抵都有这样的描述。

努尔哈赤出身于建州女真贵族世家，祖上数代担任明朝敕封的官职。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任明朝建州左卫都指挥；父亲塔克世（又称他失）任建州左卫指挥。努尔哈赤祖上数代对明王朝“忠心耿耿，实心任事”，屡受朝廷嘉奖。用皇太极的话讲就是，其祖上一向为大明“忠顺守边”。

当时的女真部落大致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三大部，这三大部实际上由大大小小几百个小部落组成。这些部落散居于现吉林、黑龙江、甚至俄罗斯等地的一些江河流域，这些区域生产方式落后，文明程度也较底。从明初到明末，明朝在东北先后建立了数百个卫所，明朝拥有东北绝大部分地区的主权，当时东北并无一个其他的国家形态存在。

关于女真部落的划分，主要来自明朝对东北少数民族的泛称及后世史家的著述，这种划分方式曾经受到史学家的质疑。因为各部之间的服饰、习俗甚至语言，都有一定的区别。例如海西女真最强大的哈达部，既拥有自己的国号，又接受明朝的封赏，在努尔哈赤统一之前也并不承认与建州女真同族。再如远在黑龙江领域，库页岛领域的野人女真部落，实际上他们的种族成分里有不少是鄂仑春族、锡伯族。

明万历二年（1574年），明朝大将李成梁攻破建州女真部，斩杀了建州女真酋长王杲。万历十一年（1583 年）初，李成梁率军攻打王杲之子阿台盘踞的古勒城。当时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为明军做向导而被阿台软禁在古勒城中，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随明军前往，先于明军进入城中搭救其父。后明军攻破古勒城，射杀了阿台。此役中觉昌安和塔克世都为明军误杀。战后努尔哈赤和兄弟混迹于乱军，归附了李成梁。《清史稿－本纪一》中说，“成梁妻奇其貌，阴纵之归。”由此看来，努尔哈赤年轻时一定生得仪表堂堂，令人瞩目。后李成梁送回觉昌安、塔克世尸体，并赐银给努尔哈赤厚葬其父祖。接着明朝赐予努尔哈赤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允其承袭父、祖之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明朝这次的封赏对努尔哈赤的兴起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此时努尔哈赤并非一无所有，有了天朝的封赏在身，后面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把这种封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政治和军事实力。

当时建州图仑城主尼堪外兰，效忠于明朝，曾为李成梁攻取古勒城立了功。努尔哈赤把祖、父二人的遇害，归罪于尼堪外兰。万历十一年五月，努尔哈赤以祖父和父亲遗下的甲胄十三副和部众三十人，联合嘉木湖城主噶哈善、沾河城主常书、扬书，偷袭了图仑城，逼得尼堪外兰仓皇逃跑。此次战斗规模很小，努尔哈赤联军的兵力据说只有一百多人，图仑城实际上是一个屯寨，守军估计也很少，已无法考证。这次战斗被看作是建立大清的第一仗，史称“图仑兴兵”。几乎所有的史料称努尔哈赤此役的主要目的是为报家仇。从另一个角度看来，这是一场争夺建州女真部落联盟领导权的战斗。明军取得古勒城大捷后，朝廷对功臣大大嘉奖了一番，仅李成梁的岁禄就增加了一百石，并被授予世荫指挥佥事。而同属明军盟友的尼堪外兰和努尔哈赤父祖也属于功臣之列。觉昌安和塔克世被误杀，努尔哈赤顺理成章地获得了世袭职位。但努尔哈赤只有二十五岁，不足以服众，受到明朝支持的尼堪外兰就成为努尔哈赤唯一的竞争者。努尔哈赤虽世袭了都指挥使职位，但此时族人，包括努尔哈赤家族成员，以及建州其他部落，大多都支持尼堪外兰。图仑兴兵之后，这一场争夺领导权的战斗最终以努尔哈赤的胜利而告终。

打败了尼堪外兰，并不意味努尔哈赤就获得了建州女真的最高领导权。万历初年建州女真分为苏克素护河、浑河、完颜、栋鄂、哲陈、鸭绿江、纳殷、朱舍里等部，每部又下属诸多小部，大小屯寨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力。努尔哈赤自图仑兴兵起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统一征程，一个屯寨接着一个屯寨的去征服。他采用了 “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策略。换句话说就是，若各屯寨主动归附，就施之以德。若不肯归附，就攻杀剿灭。例如建州纳殷部七村拒绝投降，据城死守，被努尔哈赤攻破，“得后皆杀之”。额赫库仑部女真拒不降服，努尔哈赤遣兵攻克， “获俘一万”，斩杀无数，灭其国，“地成废墟”。万历十九年（1591 年），努尔哈赤攻占了建州鸭绿江部，统一了建州女真全部。从图仑兴兵到统一建州女真，努尔哈赤整整用了八年时间。至此西起抚顺，东至鸭绿江，北接开原，南连清河的区域都属于努尔哈赤统辖范围。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女真的过程中，战事虽然频繁，但每次战斗规模都不大，参战兵力大都在几百至一两千不等。尽管如此，努尔哈赤仍然培养了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

万历二十一年（1592年），明朝万历朝鲜之役爆发，努尔哈赤则在辽东继续他的统一征程。万历二十一年六月，海西女真叶赫、哈达、乌拉、辉发四部，联合蒙古科尔沁、锡伯、卦勒察三部，以及长白山珠舍里、讷殷二部，九部联军共三万余人，分三路大举进攻建州。当时联军驻扎于浑河北岸，向扎喀关(当今辽宁新宾境)、古勒山一带推进。联军进攻扎喀关城和赫济格城不克，双方进入僵持阶段。后努尔哈赤命一支骑兵诱使联军进入预先设下的古勒山埋伏圈，双方展开激战。联军统帅卜寨在乱阵中被建州军斩杀，主将一失，全军大乱，数万大军拥挤在沼泽和山路慌不择路。建州军乘胜追击，获得全胜。此役“斩级四千，获马三千，铠胄千”，建州女真从此军威大震。古勒山之战，彻底改变了女真各部的战略均势，女真的统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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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讲，当时明朝战略重点的转移，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提供了天赐良机。万历三大征就发生于这一期间。万历十七年（1589 年），西南播州之役爆发，前前后后打了十几年的仗。万历二十年（1592 年），宁夏之役爆发；同年援朝之役爆发，持续了七年之久。在此期间，明朝根本无暇东顾。此后二十多年，努尔哈赤采用逐步蚕食的办法，灭了海西女真四部和野人女真。这一期间，基本没有爆发类似于古勒山之战规模的战役，虽然有不少部落坚决抵抗努尔哈赤的进攻，但战场形势基本是一边倒。实力最为强大的海西女真哈达部和乌拉部都因发生了内乱而被努尔哈赤征服。在统一野人女真的过程中，努尔哈赤的远征军行军至黑龙江领域，甚至进军到现俄罗斯库页岛、纳赫塔河的库仑城附近。有些部落人数很少，努尔哈赤也派人攻打，“岛居负险不服者，乘小舟尽取之”。

当时努尔哈赤的军队征战南北，主要目的是统一女真各部，拓展自己的管辖区域。另一方面是掳掠人口。女真部落尚处于奴隶社会形态，自从其生产方式由渔猎转化为耕种以后，劳动力大为匮乏。因此主要通过战争来俘获人口，使之充当奴隶从事耕种。早年明朝与王杲、阿台等女真首领发生冲突，主要就是由于建州女真掳掠汉人充当奴隶而引起。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十一月，努尔哈赤发兵二千，远征野人女真窝集部东额黑库仑、至顾纳喀库仑（今苏联纳赫塔河附近），招之不服。后攻克其城，阵斩八百人，俘获一万人，强迁至建州女真活动的区域。这一万人也大都成了耕种奴隶，运气好的，可以成为女真贵族的包衣奴才。至于后来明与后金的战争爆发后，后金掳掠的汉人奴隶更是不计其数，动辄数万、数十万的人口被掳走。建州女真另一个具有奴隶社会特征的习俗就是殉葬，例如努尔哈赤的大福晋（夫人）死去时，“四婢殉之，宰牛马各一百”。努尔哈赤去世时，皇后和两妃均被逼殉葬，奴婢随葬的就更多了。直到康熙十二年（1673 年），康熙才下旨禁止八旗包衣佐领下的奴婢随主殉葬。

努尔哈赤得以统一女真，除了自己的“天锡智勇，神武绝仑”外，还得益于他早期所采取的依附明朝的策略。万历十七年，努尔哈赤将屡犯明边的女真首领克五十的首级，献送明朝。他还给万历皇帝写奏章言称祖父和父亲参与了剿灭王杲、阿台的战斗，并殉国尽忠，自己现在率领三十二酋为大明保卫塞边，管束建州、毛怜等卫，验马起贡，请万历封赏“长东夷”。当时的蓟辽总督张国彦、辽东巡抚顾养谦等官的上疏中称努尔哈赤原系都指挥，祖父向导有功，本人忠于朝廷，且“势最强，能制东夷”，应批准他的奏请，以便“制东夷”。于是万历帝授努尔哈赤为都督佥事，并表彰他“忠顺好学，看边效力”。这只不过是“殊恩之始”，这个封赏使他成了合法的建州首领，而凌驾于其他部落首领之上，从此建州女真内部再也无人能挑战他的地位。

努尔哈赤并不满足于这个官职，万历二十年统一建州女真后他进呈奏文：“乞讨金顶大帽服色及龙虎将军职衔”。万历二十三年，努尔哈赤在李成梁等明朝官员的帮助下，终于得到了“龙虎将军”这个最高封赏。龙虎将军是明朝最高勋级的武官，正二品大员，与兵部尚书品级相同。用今天的话讲，龙虎将军与当时的国防部长同级。龙虎将军的一身行头自是荣耀至级，威风八面。六梁金冠，犀牛带，四色云凤绶，象牙笏，狮子绣大绯袍，这身装扮已是皇帝之下最为显贵的服饰了。有明一代，辽东只有横霸数千里的哈达部巨酋王台和努尔哈赤得到过这个封赏。一旦获得这个官职，地位将远远高于其他女真都督。明人茅瑞征在《东夷考略》中说“奴儿哈赤既窃名号，夸耀东夷，则势愈强”。凭借这个职衔，努尔哈赤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地位，每次出兵都师出有名，而且归附者越来越多，从而加速了女真统一的进程。

根据白彝寿主编的《中国通史》，努尔哈赤对明朝采取了五项策略。“一为保塞安民，不掠不盗；二系送还蒙古及其他女真酋长掠夺的人口，邀功讨赏；三是奏请出兵‘征剿倭贼’，助明抗倭援朝；四系频繁入京，叩拜明帝，于万历十八年至二十六年的九年之内，他竟五次亲自入京朝贡；五为笼络明朝官将，对一个小小的明游击，他也尊称其为‘游府老爷’，再三恭维奉承。”当时建州女真偶有越过朝鲜边境掳掠，明朝游击胡大受曾写信令努尔哈赤不可轻举妄动。其《宣谕文》如下：“尔鞑子若不自量而妄动，则所欲如缘木求鱼，所为如以肉投虎。况皇灵震叠，敌国议后，一举足间而他日之大祸判焉。到此狼狈，虽悔无及。（尔）当敬恭承命，体领至意，传谕各众头目，自此以后，务要各守封疆，永遵禁约，毋得仍前紊乱，越境起衅。”一个游击敢对努尔哈赤用如此的口气写信，可见在明朝人的眼里，努尔哈赤当时的地位并不高。

努尔哈赤与明朝大将李成梁建立了长期的私人关系。他曾把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嫁与李成梁之子李如柏为妾。当时李成梁已经受封宁远伯，号称“辽东太师”，威振绝域。努尔哈赤对李成梁自称“奴儿”，毕恭毕敬，百般讨好。因而努尔哈赤受到了李成梁的长年关照，时人称“建酋与成梁谊同父子”，“助成声势者李成梁也”。李成梁镇辽二十二年，正是建州女真发展壮大的黄金时期。李成梁的“养寇”一说便由此而来。现已无法考证李成梁给努尔哈赤是否提供过军事援助。从图仑兴兵至建立后金，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努尔哈赤与明朝没有发生过一次直接的军事冲突。很显然，双方这种长期的蜜月关系对女真的壮大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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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十多年征战下来，努尔哈赤已非昔年的吴下阿蒙了。随着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努尔哈赤对明朝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率军攻打海西女真叶赫部，叶赫部向明朝告急，明朝遂派使调解，努尔哈赤下书给明抚顺游击李永芳，大不喇喇地说：“与明无嫌也。” 努尔哈赤八子皇太极娶蒙古科尔沁部公主，明使来庆贺，自称都督，努尔哈赤毫不客气地说：“吾识尔，尔辽阳无赖萧子玉也。吾非不能杀尔，恐贻大国羞。语尔巡抚，勿复相诈。”万历四十三年，明总兵张承胤派使来索求被女真侵占的一些土地，被努尔哈赤毫不客气的驱逐回去。

此时努尔哈赤治下，“归徠日众，疆域益广”，各方面都具备了与明朝抗衡的条件。似乎“天意”也降临在这位雄心勃勃的女真首领头上。据西文记载，17 世纪10 和20 年代是北半球高纬度地区北极光频繁出现的时期，当时欧洲出现了观赏北极光的热潮（约翰·A·埃迪：《气候与太阳的作用》）。同期，从万历四十一年（1612年）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明朝辽东地区也多次出现北极光。这些自然现象引起了明朝君臣的惊恐，却使女真人兴奋不已，认为这是王气凝聚辽东的征兆。努尔哈赤的重臣额尔德尼（按：《洪业－清朝开国史》推测此人和五大臣之一的费英东一样，都是高度女真化的汉人）进言：这是天命将移的预兆。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正月，八旗贝勒大臣集会，尊称努尔哈赤为“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简称英明汗，定年号为天命，国号“后金”。

刚建国时的后金，管辖广袤数千里的土地，人丁众多，兵强马壮。纯正满族人约有6万人左右，但治下的汉人、蒙古人等各种民族加起来约有数十万之众，并非一些资料所说只有几万。此时后金已经不是当年众多离散部落的组合体了，而成为一个组织严密、运作高效、军事实力强大、具备完整国家形态的新兴政权了。

一年后，即万历四十七年（1616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祭天，起兵伐明。七大恨中第一恨为明军“无故生衅于边外”，杀其祖父觉昌安与父亲塔克世。第二恨是明朝违背誓言，“遣兵出边，护卫叶赫”。第三恨系明臣背誓，指责建州擅杀出边采参挖矿的汉民，逼令建州送献十人斩于边上。 第四恨，乃明朝“遣兵出边，为叶赫防御”，使叶赫将其许聘与努尔哈赤及其子代善之女“转嫁蒙古”。第五恨是，明廷遣兵，驱逐居住柴河、齐拉、法纳哈三路耕田种谷的女真，“不容收获”。第六恨为明帝听取叶赫谗言，遣人持函，“备书恶言”，侮辱建州。第七恨是明廷逼迫努尔哈赤退出已经并吞的哈达地区。

明朝君臣看到这七大恨自然爆发了雷霆之怒。在他们看来，当年“忠顺守边”的“奴儿”，在明朝几十年的恩德眷顾下不断壮大，今日羽翼丰满竟敢与天朝为敌。明朝君臣认为，第一恨中虽是明军误杀了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但努尔哈赤也因此得到明朝多年的恩待和扶植，明朝对建州“岁犒银币有差”；第二恨中，明军保护叶赫部是因为叶赫部一向效忠于明朝，明朝没有理由不对其进行保护；第三恨中，勒令建州杀献十人是对建州滥杀汉民的公正惩罚；第四恨中，悔婚的主角是叶赫而不是明朝，多年来叶赫部与建州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第五恨中，明廷认为明朝对这些地方拥有绝对的主权，当时柴河等地尚在明军控制之下，其广大农田自归明朝所有。第六恨是由于叶赫受到建州的攻击，因而明朝严令建州退兵。第七恨中明朝认为努尔哈赤侵略了哈达，因而强令建州退出。

在努尔哈赤看来，这“七大恨”，是可忍孰不可忍。从明朝的角度来看，这是后金政权毫无道理的悍然挑衅。到了天聪四年，皇太极木刻揭榜“七大恨”，做为满人观瞻的“神物”，进一步加深了满族人对明朝人的刻骨仇恨。

宣誓七大恨后，后金军闪电进攻猝不及防的明朝守军，一路势若破竹，接连攻下抚顺、东州、马根单等五百多个屯兵卫所，收降了李永芳，击杀了明总兵张承胤，掳掠人畜三十万之巨，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败报至京，朝野震惊。明廷决定调兵四方，大举征剿。明军八万余人，加上朝鲜、叶赫兵各二千，共约为九万余人，号称四十七万大军，在曾于万历援朝之役犯下重大错误的经略杨镐的指挥下，兵分四路，试图合围后金军队，结果被后金军各个击破。明军遭受了前所未遇的惨败，主将刘誔、杜松皆战死，明军阵亡四万五千余人，遗弃火器大小枪炮二万件。此役明军主要犯了指挥上的错误，否则，明军挟火器之利，士气之旺，即使不能取得胜利，也有可能进入相持战，即使打败也可以打成击溃战。但是由于主帅无能，此役变成了歼灭战，导致两路主力被后金军全歼，一路被击溃。（按：关于此役，本人另有文与大家讨论。）

努尔哈赤乘新胜之余威，攻陷开原、铁岭，吞并叶赫，完成了女真的真正统一。萨尔浒之役对于后金而言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从此役开始，明朝在这场长期战争中最终彻底丢掉了辽东。乾隆皇帝曾说，萨尔浒之役“一战而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辽阳，王基开，帝业定”。

此后努尔哈赤抓住战机，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相继攻陷辽阳和沈阳。辽东地区明军纷纷投降，大小七十余城尽入后金之手，努尔哈赤遂迁都辽阳。

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闻知抵挡他四年的孙承宗被替换，明朝大军撤入关内，大喜，率六万大军（一说十三万）进攻宁远孤城，试图以血肉之躯对抗明军强大的火炮。时任宁前兵备道的袁崇焕，与总兵祖大寿和满桂等人率领一万余守军凭城固守，激战三日，终于击退后金军的进攻，并使后金军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据说，此役中努尔哈赤被大炮击中。努尔哈赤征战一生，从未遭此败绩，正如他自己所言，“朕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独宁远一城不能下耶！”

八个月之后，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自25岁以甲胄十三副起兵以来，驰骋沙场，身经百战，建立了不世功勋的 “英明汗”努尔哈赤，疽发身亡，死于沈阳叆鸡堡，终年68岁。努尔哈赤死前并没有制定皇太极为继承人，而是留下了一个奇怪的遗嘱：“毋令恃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主，恐恃力自恣，获罪于天也。”他要求八贝勒实行集体统治。现已无法推知努尔哈赤这么做的真正动机。似乎他很支持集体领导制，他指出，“不得一二人集会，要众人会齐后入见，共议国政，处理国事。”当然这种遗愿缺乏付诸实施的现实可能性。这个极权政体必会诞生另一个极权领袖。不久，众贝勒与大臣拥立皇太极为后金汗王。


4

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甲胄起兵，最终在东北建立了一个与明朝分庭抗礼的后金国，他本人有着非常突出的才略。努尔哈赤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并非金庸先生在《袁崇焕评传》中所说的那样，“他的智略一部分是天生，一部分当是从这两部小说（即《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得来的。”努尔哈赤在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所具备的突出才略，固然也许与天份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在长期的政治纷争和军事生涯中逐步培养了这些超出常人的才能。早年他曾多次去北京述职，细致观察和研究了明朝的各种制度及其运作方式。因而后金建立时，除了八旗军制以外，其政治体制基本全盘照搬自明朝。

努尔哈赤具备了一个政治强人所必需的素质，如多谋善断，性格坚毅，手段灵活，铁面无情，等等。与历史上其他枭雄一样，努尔哈赤可以毫不容情的除掉任何对其权力可能构成威胁的人物，即使是这些威胁来自那些血亲或者功臣。早期创制的四个旗中，黄旗直属努尔哈赤，蓝旗属兄弟舒尔哈齐，白旗属长子褚英，红旗属次子代善。努尔哈赤分别剥夺了舒尔哈齐和褚英旗主的职位，将舒尔哈齐下狱，把褚英处死。虽然舒尔哈齐子阿敏继承了父亲的职位，但该旗已经完全控制在努尔哈赤之下了。

女真各部原本并没有文字，努尔哈赤充分认识到文字的重要性，曾命额尔德尼、噶盖于万历三十三年（1599年）借用蒙文字母，创制了没有标点的老满文，从此女真的文书、史籍都由老满文撰写。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等文臣大量翻译汉人的文典和兵书。他还经常令文臣用满语读给他听。但满文的创建，对满族的崛起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值得商榷，文臣里掌握满文的也不多，各贝勒、武将里，当时似乎只有皇太极识字。所以到了皇太极时代，即使达海创制了增加了标点的新满文，这种文字只是用来记录史事。文化基础较为薄弱的满族不可避免的开始全盘吸收汉族语言和文字，到了清朝建立后，八旗贵族人人以操一口京片儿为荣也就不奇怪了。

毫无疑问，努尔哈赤是古代非常优秀的军事人才。但金庸的《袁崇焕评传》中称“自成吉思汗以来，四百多年中全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军事天才努尔哈赤”，却是过分夸大了。由努尔哈赤直接指挥的、具备一定规模并可载入战史的战役为古勒山之役，灭乌拉部之役和萨尔浒之役，其他数百次战斗大都是以多胜寡、以强凌弱。其中古勒山之役和萨尔浒之役最为出色，表现出努尔哈赤高超的指挥才能。至于四人击败八百人的浑河之战，并非信史，不可以此为据。晚年的努尔哈赤也打过一些败仗，如曾被明朝孙承宗收复了不少后金占领的城池，后来又在宁远被袁崇焕大败。

努尔哈赤所创立的组织完善的军事制度是后金获得一次次胜利的重要保证。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创建了八旗制度。这项制度对后金的崛起，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早年建州女真只有四旗，即黄、白、红、蓝。万历四十三年，“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八旗）”，即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八旗的最基层军事组织是牛录，由三百人组成。五个牛录组成一个甲喇，五个甲喇组成一旗（固山），分别设牛录额真、甲喇额真、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管辖所属人员。当时约有二百多个牛录，后金所有人员皆须编入旗下牛录。因而在早期阶段，一个旗有七千五百人左右。接近一个古代马其顿兵团或罗马兵团的人数。在冷兵器时代，这种编制是可能是最佳编制。作战时，每一旗有旗主指挥，可以独立完成军事行动。大规模做战时八旗军队可以在主帅努尔哈赤的率领下迅速集结，虽然八旗军队全部集结时，兵力只有六万人左右，但这六万人均是高速机动、勇猛善战的骑兵部队，从而形成了强大的战力。

八旗部队类似于国共相争时的解放军的纵队编制，这种编制如果在一位优秀将帅（按：如努尔哈赤，如林彪，如粟裕，呵呵）的指挥下，可以在大规模战役中取得胜机。例如，萨尔浒之役中努尔哈赤先动用了两个旗一万多兵力与杜松所率的明军展开激战，后另投入四个旗的生力军，共四万多人，终于全歼了杜松部三万多人。明军虽然有先进的武器，有较为完善的车营编制，但一直解决不了自身的机动性问题，更对八旗军的“铁骑冲突，如风如火”的进攻一筹莫展。明军不善野战一说，概由此而来。后来清兵入关，明朝失去不少火器制造基地如天津卫，明军基本上失去了火器和弹药的供应后，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战事又返回到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模式。这时，无论是农民军还是南明军都无法阻挡清军的铁蹄了。

努尔哈赤是一个杰出的领袖，他的缺点和优点同样突出。他的优点帮助他统一了女真各部，并建立了后金国。然而他的缺点，特别是他晚年犯下的错误，却有可能会使他无法问鼎中原，从而使他可能成为与后赵之石勒相似的一时枭雄。晚年努尔哈赤下令屠杀了大量汉人。如后金天命八年（1629年），努尔哈赤以复州汉民欲逃为由，派兵二万屠城，全城一万八千多人只剩下五百户及一些老弱妇幼。后金天命十年十月，以汉民叛逃不绝欲杀后金兵为由，命八旗贝勒率各旗精兵在后金辖区内，采取地毯式的扫荡，“分路而行，逢村堡，即下马而杀”，“不论贫富，均皆诛戮”。努尔哈赤认为，这些汉民都是在明朝秀才们的蛊惑下才造反叛逃。他说：“并非我等嘉善拔擢之官员，乃是昔为明国秀才、大臣而今无官者，听信奸细之言，煽动当地村民。凡此等人，皆检出诛之”。因而有“贤良之书生亦被杀绝”的说法。这一时期努尔哈赤推行的种族灭绝政策，使满汉关系陷入空前的紧张状态。表面上后金政权稳定了，实际上社会矛盾已经激化。若非不久登基的皇太极及时纠正了努尔哈赤的错误，后金政权能否继续维持强势姿态还是个未知数。

努尔哈赤继承了明朝的辽东疆域，如果不是明朝内外交困，如果不是明军两线作战，以满清的实力，原本只可能建立一个雄踞东北的国家从此便止步不前，就象他们的祖辈建立的金国一样。大清之所以能统一中国，倚靠的是几代人不懈的努力，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从多尔衮到康熙，无一不是人中之杰。当时的明朝内忧外患，摇摇欲坠，这也是历史给满族提供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及时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统一了整个中国，建立了一个具有巨大版图的东方帝国。

一个本民族的英雄，往往会成为另一个民族的恶魔。英雄也罢，恶魔也罢，当我们透过几百年的历史迷雾去透视他们的时候，却觉得无论是把他们捧为完美英雄，还是咒为巨奸大恶，都是偏狭无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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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边事春秋之九  关外辽东第一局――明金萨尔浒大战解析
秦大路

1

上策伐谋，中设险，垂关百二。
凭高望，烽连堠接，岂云难恃？
怪在帷中疏远略，军嚣帅债先披靡。
等闲间，送却旧江山，无坚垒。

嗟红粉，随胡骑，盻金缯，归胡地。
剩征夫残血，沙场犹渍。
泪落源闺飞怨雨，魂迷远道空成祟。
想当年方召亦何如，无人似。

――《满江红》(明)陆云支

这首《满江红》，写于明末万历年间。这首词非大家手笔，算不得词类精品，流传也不广，但其中悲怆愤郁之情令人感慨。据说此词的背景是公元1619年明朝大军与后金八旗军在辽东发生的一场大规模的战役――萨尔浒战役。“怪在帷中疏远略，军嚣帅债先披靡”两句，写的是萨尔浒战役中明军统帅的指挥失度。由于“疏远略”的明军主帅犯了轻敌、冒进等一系列主观错误，使明军遭受了一场百年未遇的惨败。

三百多年后的毛泽东曾经指出，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1] 事实上，当时明朝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是优于后金的，但由于指挥员缺乏出色的主观指导能力，最终导致了无法挽回的败局。相反，征战一生的努尔哈赤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战术，一战奠定了后金军事强国的地位。

这只是明军一系列失败的开端。一般地，历史上把萨尔浒战役看做为明与后金战争的揭幕战。对于明朝而言，萨尔浒战役虽不至一战而覆国，但帝国的噩梦真正开始了。此战后明朝在辽东的军事部署由进攻转入防御，辽东地区陷入数十年的争战中。在这场长期战争中，明军负多胜少，最终彻底丢掉了辽东，“等闲间，送却旧江山，无坚垒”。长期的战争彻底拖跨了明帝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成为明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辽东乃京师左臂，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由于张居正时代的俺答封贡彻底消除了北部蒙古各部落的威胁，辽东就成为明朝边事战略体系的重中之重。做为京师最重要的战略缓冲地，辽东若落入后金手中，明朝就只剩下山海关一处险关，京师便会岌岌可危。

辽东大地，沃野千里，物产丰富，是元末明初以来汉人、女真人、鞑靼人等各族共同的栖生之地。这片土地在明朝的主长城之外，属于明朝的边外辖区。整个辽东在疆域上具有相当的完整性，只允许有一个军事强权存在，而不可能为明朝与后金所共享。因此，随着后金的迅速崛起，当时辽东的历史发展趋势是，要么继续为明朝统治，要么为后金吞并。

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努尔哈赤比他那些落后的族人们在思想上更具前瞻性，在行动上更具侵略性。建立后金国后，努尔哈赤已按捺不住自己的万丈雄心，他野心勃勃地要为女真人争夺更广阔的生存空间，要带领女真人走出世居的蛮荒之地，与远远领先于女真的先进文明去碰撞、去交锋。这场交锋注定是你死我活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向大明宣战。

努尔哈赤的决定在当时相当冒险。因为他所面对的明朝，是一个有着巨大疆域的帝国。无论是政治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军事实力，明朝都远远超过刚刚摆脱部落生存模式的后金国。

自古以来，两国相争，师出无名者必会在战略上失掉先机。努尔哈赤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以祭天誓师的方式提出了七大恨。七大恨极力渲染爱新觉罗家族及女真部落所受的欺凌和压迫，将明朝斥之为不仁不义，试图在日益紧张的民族关系上占据主动。七大恨激发了满族对汉族的民族主义仇恨，这种仇恨对明末清初的满汉对立起到了至为关键的影响作用。直到皇太极时代，皇太极还曾与袁崇焕下书，痛切地陈词七大恨，后被袁崇焕回书委婉的一一驳斥。皇太极后来木刻揭榜“七大恨”，做为供满人世代观瞻的国宝级“神物”。

自七大恨起满族人对明朝充满了仇视，随着满清军事上的不断胜利，这种仇视渐渐转化为歧视，到满清统一中国后，这种歧视达到了一个顶峰。从轻视火器技术的运用到武力强制推行满服和辫发，这种歧视和仇视的痕迹可以说无处不在。

有主流史料把七大恨总结为女真人长期遭受明朝压迫的一次总爆发，有说“哪里有民族压迫，哪里就有民族反抗”[2] 的，也有说“有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的一面”[3] 的，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个正义的符号显然是后人强加的。七大恨中的一部分为私怨家仇，一部分为边事争端，很难厘清孰是孰非。现代人解读七大恨，自然会知悉这只不过是努尔哈赤为了争夺辽东控制权而寻找的一个宣战借口而已。

为了与明朝为敌，后金做了长期而充分的准备。明朝对此犹自茫然无知，帝国不堪重负的车轮，只是靠着“慵懒”的惯性缓慢地往前推动着。

宣誓七大恨后，努尔哈赤率领后金八旗军拉开了进攻的序幕，迅速攻占了抚顺和东州等地，斩杀明总兵张承胤，收降明游击李永芳，掳掠人畜三十万之巨，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败报至京，朝野震惊。明廷决定调兵四方，大举征剿。后金也厉兵秣马，严阵以待。辽东地区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即将爆发。

萨尔浒战役是明中叶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双方动用的作战总兵力近二十万，因而此役可以称得上是一次较大规模的会战。万历朝鲜之役中明朝前后用兵十数万，各次战役的规模也很大，但就单次战役而言，没有一次超过萨尔浒战役。此战后金大获全胜，明军惨败。此战虽未宣告明朝的衰亡，但明末一系列的军事失败肇始于此，同时此战一举奠定了后金军事强国的地位，其历史重要性勿庸置疑。


2

辽东丧师失地，明朝建立了两百多年的辽东防御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因此明朝决定在辽东打一次大规模的战役，彻底消灭后金军事实力。此时明朝驻守辽东的各地守军，总计约有两万余人。在后金八旗军压迫式战法的攻击下，军心靡溃，几成惊弓之鸟。辽东守军只能被动地分兵驻守各个卫所，无法完成反击和进剿后金的任务。因而明朝主要从全国各个防区抽调军队，试图组成一支在数量上、装备上压倒后金军的大军。这次明军的具体构成如下：

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各发精骑一万，共约三万人；
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处，各发兵精骑六千，共约两万五千人；
川广、山陕、两直，各发步骑兵五七千不等，共约两万人；
浙江发善战步兵四千；
永顺、保靖、石州各处土司兵，河东西土兵，数量二三千不等，共约七千人；

明军共计八万八千人左右。加上同盟军海西女真叶赫部兵一万人，朝鲜兵一万三千人，总计十一万多人，号称四十七万。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这次明军的构成简直就是万历朝鲜之役中明军的翻版。

明末时卫所制名存实亡，明军采用募兵制，军队调自四面八方，但作战主力中一般来自九边重镇、四川和浙江。来自九边重镇的军队，主要以骑兵为主。其中有一定数量的“跳荡铁骑”，一手持刀或矛，一手持火统。九边中除了辽东、延绥、宁夏等镇，其他边镇久无战事，军队战斗力不强。四川是第二重要的兵源。自播州之役起，西南大小战事不断，因而川军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作战经验，川军步兵尤其善于山地和攻坚作战。浙军实际上是一支由名将戚继光缔造的军队，嘉靖年间和天启年间在抗倭战事中立下大功。戚继光非常重视军事训练，这个传统保留了下来，因而浙军有良好的战术素养。万历朝鲜之役中浙军曾在攻克平壤的战斗中留下大名。

后金的兵源不如明朝那么充足，兵力略低于明军。后金的兵制是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其作战主力是历史上著名的八旗军。此次针对明朝的大举进攻，努尔哈赤做了全民总动员，女真族所有青壮男丁统统编入八旗军。此次参战八旗军的具体构成如下：

正黄、镶黄二旗，约一万五千人，由努尔哈赤统领；
正红、镶红二旗，约一万五千人，由努尔哈赤次子代善统领；
正白旗，约七千五百人，由努尔哈赤八子皇太极统领；
正蓝旗，约七千五百人，由努尔哈赤五子莽古尔泰统领；
镶蓝旗，约七千五百人，由努尔哈赤侄儿阿敏统领；
镶白旗，约七千五百人，由努尔哈赤长孙杜度统领；

萨尔浒战役中八旗军总计约为六万人。整个八旗军都由努尔哈赤与他的子侄们统领，如此庞大的一支军队看起来更象是努尔哈赤家族的亲兵，因而有超强的组织力和凝聚力。八旗军是一支由努尔哈赤一手创建的军队。后金建国后，一个旗完整建制为七千五百人左右，八旗共六万人。八旗军战术组织严密，每一旗可以在旗主的率领下独立完成较大的作战任务。八旗中全部参战时，可以完成会战规模的战役。八旗军无论单兵作战能力还是集团作战能力都很强，在努尔哈赤长达三十余年统一女真的征程中，八旗军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并一直保持着高昂的士气。类似八旗军这种规模的大骑兵兵团，我们常常可以在关于秦汉帝国军队、蒙古帝国军队的史料中看到。明末清初的八旗军可以称的上是世界冷兵器时代最后一支强大的军队。

通过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明军共八万多人，再加上盟军两万多人，共十一万之众，但善战者不过两三万人而已。八旗军在人数上并没有太大劣势，而且六万八旗军基本上个个都作战勇猛。

我们再来看看双方的武器装备的对比。武器装备方面，明军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明军配有大量的火器。明军的车营由炮兵部队和骑兵部队构成。炮兵部队配有大将军炮、虎蹲炮、佛郎机炮等多种威力巨大的火炮，明军火炮射程远，威力大。以大将军炮为例，“射程十里，每发可毙敌千人”。隶属车营的骑兵部队备有火统。明军由于采取车骑合营的编制，并无独立的骑兵部队，因而其机动性远不如后金的骑兵部队。

明军的步营则配备大量鸟统和多管火枪。明军的鸟统仿制自西番和日式火绳枪，射程可达百余米。笔者无法查到萨尔浒战役中的明军火器配备的准确资料，但根据明军后来损失两万余件火器的情况推算，明军火器配备比例有可能高达50％。明军火器的配备比例在当时是世界上最高的。毫无疑问，火器的杀伤力、摧毁力、破坏力是冷兵器无可比拟的。战场上士兵中弹后，由于当时没有外科手术，随军郎中只能用刀把铅弹挑出来，或者用灌水银的办法治疗。

除了火器外，明军也配备了一定数量的冷兵器，如弓箭、刀枪等。由于过于依赖火器的中远距离打击，明军不够重视贴身近战及盔甲防护。万历朝鲜之役中朝鲜军曾很惊讶不少明军不着盔甲依然战斗力很强，叹为“天兵”。世人有种误解，以为明末时明朝无力配备士兵的防护盔甲。其实并非如此，而是过于依赖火器的战术指导思想使然。

八旗军以弓矢刀剑为主要武器，长于骑射，利于突袭决胜。后金八旗军绝大部分为骑兵，主要武器为典型的冷兵器，如长刀、矛、槊、弓箭等，防护器具以铁甲、皮甲为主。与明军相比，后金的武器装备明显落后。

八旗军后来一直拒绝从屡屡败给自己的明军那里学习先进的武器技术。他们对冷兵器的执着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这种“以骑射为本”、“强干弱枝”的冷兵器思维，后来长期统治了清朝的军事指导思想。两百多年后，努尔哈赤的子孙们终于为这种守旧落后的军事指导思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由于清朝在整个十七、十八世纪隔绝于世界之外，从未遇到过真正强大的敌人。在这一阶段以内战为主的战事中，清军比较轻松的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却被金庸等人称为“十七、十八世纪世界无敌”，其实不过是侥天之幸而已。

然而在当时，由于明军并未采用良好的战术来强化自己的武器优势，这就为努尔哈赤提供了取得胜利的机会。明军装备了大量枪炮，利远攻，不便于近战、野战。而近战、野战，偏偏是机动性超强的八旗军的优势。

《世界全史》中写道：“在冷热兵器并存的时代，人们只得面对现实，交替使用各有所长的冷热兵器。16 世纪，一支军队倘若没有火枪装备的士兵，那么它决不与装备火枪的军队交火。这说明，无论如何，火枪已成为战场上不可或缺的兵器了，火枪兵在不久的未来成为主角，已是历史发展之必然。”[4] 萨尔浒战役却恰恰提供了一个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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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后人谈起萨尔浒战役中明军失败的原因，往往会首先想到经略杨镐的指挥无能。对萨尔浒战役的失利，杨镐应该承担第一位的责任。从萨尔浒战役前的主帅选择问题上，可以看出出明朝最高军事指挥机制中的重大缺陷。

明洪武初年，明军设有元帅，朱元璋自己就曾担任过大元帅一职。明朝建立后，元帅府改为大都督府。大都督成为军队最高指挥首脑。由于大都督府的军权过于集中，胡惟庸案之后，大都督府被取消，被改制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五军都督府与兵部职责不同，相互制约，兵部掌管军事行政事务，五军府掌管统兵作战。兵部受皇帝之命，可以发令调兵，但统兵权在五军府，统兵将官如各路总兵由皇帝亲自指派。战事结束后，总兵交还兵印，总兵一职临时取消。因而有人称总兵一职为虚衔，总兵一职在明廷中的地位不断下降。

到了明朝后期，五军府的统兵权已经名存实亡。如果发生大的战事，往往由兵部发出命令，指派各地的总兵率兵从数千到一两万不等，各军集结后组成征讨大军。也就是说，每路总兵率领的本辖区军队一般不会超过一万人。各军在战术配合和军纪方面各不相同，而且各地的总兵大都为平行级别，往往互不服膺，一方总兵无法调御所有兵力，于是大军统帅一职就由兵部官员担任。明末的经略，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现的。经略的出现是明后期军队指挥系统的一个重大变化。

有明一代，经略一职始自万历援朝之役，经略一职一般是由兵部侍郎出外担任。在万历援朝之役第一阶段里，担任经略的宋应昌只是起到了总理各种军中大小事务的作用，在军事指挥方面并没有多大决定权。军事方面的总指挥实际上由备倭总兵李如松担任。李如松有很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第一阶段的军事胜利与李如松的出色表现是分不开的。万历朝鲜之役第二阶段中，从各地抽调的大部明军集结于朝鲜半岛，军中先后出现了三位备倭总兵――麻贵，李如梅和刘綎。这种多头指挥显然不利于展开统一的军事行动，因而明军指挥大权就完全落到了文人出身的经略杨镐身上。后来由于杨镐的指挥失误，导致明军在蔚山战役中惨败。但因为援朝之役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明朝并未及时改革这种军事领导机制，反而使得文官领导武将、外行指挥内行的现象成了循例。

根据明朝当时的体制，此次征剿后金的主帅必须由兵部大员出任方能压得住各个山头的总兵。而明朝的兵部尚书、兵部侍郎大都为文官出身，少有真正知悉兵事的。明朝的体制又不可能允许总兵这样的武将出任主帅。这样一来，明军主帅的选择范围就很有限了。当时可以担任主帅的人选大约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曾任抗倭经略的杨镐，一个是曾任辽东巡抚的熊廷弼。杨镐经历的战事在当时要比熊廷弼多，朝廷又能“容忍”他在蔚山之役中的错误，因而权衡再三，将其任命为经略。诺大的一个帝国，在选帅时捉襟见肘，仅有两三人可用，令人可叹。这不能不说帝国的军事体制此时存在着巨大的缺陷。

由文官来指挥大规模作战，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上也并不多见。针对当时这种奇怪的军事体制，《剑桥中国明代史》曾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文官按照惯例被任命为最高指挥官，但职业军事指挥官却不能指望高升到超过野战最高将领的地位。一个指挥一个军团的将官通常已经达到他的履历的顶点。这也是1619 年战役四个指挥官的情况。他们的服役经历和他们的声望大致相等，谁也不能被指望从属于任何别的人；谁也没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以调动大于上述四个纵队的作战编制。”[5]

明代文人极重声名，那些有机会率军打仗的文官，略有寸功，便以“边材自诩”。杨镐也一向很自负自己“知兵善战”。杨镐之自负不是没有原因。萨尔浒战役之前，杨镐大约有三次胜绩、一次大败。三次胜绩中的第一次是早年偕大帅董一元率领明军雪夜翻越墨山，夜袭蒙古酋长炒花大帐，大获全胜。第二次是朝鲜之役第二阶段的前期战役中，杨镐率领明军击退日军，获得若干次小胜，并把日军赶到蔚山等沿海要塞。第三次是万历三十八年，率明军偷袭蒙古酋长炒花于辽东镇安，大破敌军。杨镐的此前一次败仗是在朝鲜的蔚山战役中，退军中指挥失度，导致全军大败，此役明军损失高达两万人左右。杨镐的几次胜绩不是很突出，但那次惊人的败绩却没有引起朝廷足够的警觉。

另外杨镐在辽东巡抚任上曾有过一些政绩，他曾主导兵民垦荒田一百三十余顷，仅此一项，治下每年粮食增收一万八千余石。就这样，由于杨镐获得过数次不大不小的战功，且一度经营辽事政绩不凡，于是他被认为是朝廷中最熟谙辽事的少数几个高级官员之一。萨尔浒战役前，杨镐被提拔为兵部右侍郎，并被命为辽东经略，执尚方宝剑，全权负责进剿后金事宜。

如果说，杨镐是一个不合格的主帅，是晚明文官统领兵事、外行领导内行中最失败的例子。那么他的对手努尔哈赤则是一个军事奇才。努尔哈赤25岁起兵，三十多年统一全部女真部落，历经大小百余战，少有败绩。特别是古勒山一役，努尔哈赤率领的建州女真以少胜多，大败叶赫等九部联军，成为军史上的一个经典战例之一。遇到努尔哈赤这样的主帅，是杨镐此生最大的不幸。


4

从朝廷到辽东前线，明朝上上下下都洋溢着一种大战前的乐观情绪，当时没有几人会认为明军会败给后金。君臣皆以为明军“数路齐捣，旬日毕事耳”[6] 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数路大军的夹击下，十天左右就能结束战事。

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经略杨镐奏上“擒奴赏格”，兵部尚书黄嘉善复奏，万历帝批准，颁示天下。赏格规定，擒斩努尔哈赤、“八大贝勒”、“奴酋十二亲属伯叔弟侄”，及其中军、前锋、“领兵大头目”、“亲信领兵中外用事小头目”的，一律重赏，封授世职。叶赫金台石、布扬古贝勒能“擒斩奴酋”，“即给予建州敕书，以龙虎将军封殖其地”。这么高的赏格是前所未有的。由此可见，明朝不仅要打败后金，而且要灭掉努尔哈赤整个家族。如此一来，反而使努尔哈赤家族上上下下产生了同生同死的决心。

各地的军队会师辽阳后，明军很快成立了“前敌领导小组”，由辽东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等四人组成。总兵杜松、刘綎、马林、李如柏等人有列席议事资格，却对军事方略无决策权，只有执行权。经过商议，明军决定四路进兵，最后围攻努尔哈赤盘踞的老巢――赫图阿拉城。这四路分别如下：

西路军，即抚顺一路，以山海关总兵官杜松为主将，率保定总兵王宣。原任总兵赵梦鳞、都司刘遇节、参将龚念遂等以下宣、大、山、陕官兵三万余人，以分巡兵备副使张铨为监军，由沈阳出抚顺关，沿浑河右岸（北岸），入苏克素浒河谷，从西面进攻赫图阿拉城。

南路军，既清河一路，以辽东总兵官李如柏为主将，率辽阳副参将贺世贤，都司张应昌，义州副总兵李怀忠，游击尤世功等以下辽东和京营官兵二万余人，以分守兵备参议阎明泰为监军，推官郑之范为赞理，由靖河出鸦鹃关，从南面进攻赫图阿拉城。

北路军，即开原一路，以原任总兵官马林为主将，率开原游击麻岩、都司郑国良、游击丁碧、游击葛世凤等以下真定、保定、河北、山东等官兵二万余人，暨叶赫部盟军一万余人，以开原兵备道金事潘宗颜为监军，岫岩通判董尔利为赞理。开原一路由清安堡出，趋开原、铁岭，从北面进攻赫图阿拉城。

东路军，即宽甸一路，以总兵官刘綎为主将，率宽甸游击祖天定、南京六营都司姚国辅、山东管都司事周文、浙兵劳备御周翼明等川、湖、浙、福等南方官兵一万余人，暨朝鲜盟军一万三千人，以海盖兵备副使康应乾为监军，同知黄宗周为赞理。宽甸路由涼马佃出，会合朝鲜军，从东面进攻赫图阿拉城。

明军企图以东路的刘綎部吸引努尔哈赤的主力，而以西路的杜松部担任主攻任务，再以南路军和北路军完成合围之势。明军这个方案，采用的是声东击西、分进合击的策略。这种分进合击的策略曾经在播州之役和万历援朝之役中使用过，其中在播州之役中取得了胜利，但在援朝之役中直接导致了蔚山战役的惨败。

这个方案犯了分兵大忌。前面已经说过，就总体兵力来说，明军相对于六万八旗兵并不占多大优势。明军战术、战斗经验、士气等方面都弱于后金军，只是武器装备领先于对手。这么一分兵，明军很容易被各个击破。

明军计划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各路大军从辽阳演武场出发，三月初二在二道关会合，然而集中进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

已往战绩不显的马林说了句大实话，“王师当出万全，宜并兵一路，鼓行而前，执取罪人，倾其巢穴。”[7]。经验丰富的刘綎提出“地形未谙”，应推后进军的日期，同时也对这支由各地兵马组成的联合军的战力提出了疑问：“给俺两三万川军，俺可以独挡奴酋。”但川军当时只有不到五千兵力，刘綎只能象其他总兵一样，率领各地临时调集的军队匆匆上阵。杜松对于这次出兵也持有异议，他认为朝廷兵饷不足，士卒又久未经过训练，各营彼此又不熟悉，将领之间的关系也不协调，根本就不满足大规模兴兵的条件。众将的质疑，均被杨镐置之不理。

却说明军各路官兵部署就绪，经略杨镐宣布军纪、军令如下： 若有迟误军期或逗留不进的，大将以下者论斩；官军有临战不前的，立即斩首；各军兵卒以冲锋陷阵、破敌立功为主； 不许临阵争割首级； 当敌人败走以后，准许割取敌人首级报功； 若是敌军未败，就先行争割首级的，无论官兵，立即处斩；等等。 共申明军令、军纪一十四项，官兵有违令者，立即斩首。

此次四方调兵十万，辽东军饷骤增三百万两，皇家虽有内帑积储数百万两，但神宗不肯拨发，于是循万历援朝御倭旧例，天下除贵州外每亩加派三厘五毫，共增赋银二百多万两。[8] 这对当时财政状况不佳的明朝，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基于这个原因，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廷臣唯恐师老饷匮，不断发出兵部红色令旗，督促杨镐尽快出兵。

明军指挥部在兵部的催促下，将发兵日期提前了半个月，即二月底。十分兴奋的杨镐，为表现“天兵讨逆”之军威，竟派遣使臣去后金下战书。战书中宣称明朝出动大军四十七万，将于三月十五日，分四路挺进后金都城，以迅雷之势剿灭后金政权。虽然日期是假的，但杨镐公然将进军方案通知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智计多端，不似杨镐那般有“君子”之风，他并没有象演义小说里常见的那样，批复一个“来日决战”的答书。

面对明朝大军的多点进攻，努尔哈赤采取了“重点御敌”的应对措施。关于如何对敌，后金内部曾经有过争论。不少人认为，明军四路进攻，兵力强大，后金应在各处据险而守，坚壁清野，时间一久，明军后勤补给必然会出问题，那时明军自然会退军。这时，前明朝游击、降将李永芳力排众议，提出了“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9]的建议，即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决策。努尔哈赤最终采纳了李永芳的建议。

努尔哈赤还进一步判断出明军的主力来自北线明军，即西路明军和北路明军。“明兵由南来者，诱我南也。其北必有重兵，宜先破之。”。[10] 由于准确地判断出明军的主攻方向，努尔哈赤只分兵五百人阻击东路明军刘綎部。然后命次子代善为前敌总指挥，率八旗大军主力，开赴北线迎击西路明军杜松部。自己亲率精锐巴牙喇（近卫军）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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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东路军主将杜松，少时由舍人身份从军，后累积军功升为宁夏守备。这在当时一直采用世袭军爵体制的明朝，是很少见的升迁。杜松早年驻守宁夏、延绥等镇，多次率军进行捣巢作战，以勇猛著称，立下不少军功。有一次杜松与河套蒙古卜失兔部发生遭遇战，部下两千多人战死过半，自己也中箭不少，身负重伤，后麻贵军赶到，杜松草草包扎了伤口，再次杀入敌阵，斩敌将数员，一时威名远播。

杜松后来接替李成梁镇守辽东。由于在一次捣巢作战中与同僚发生龃龉，曾贻误战机，受到当时朝议的指责。杜松一怒之下，率军独自出塞捣巢，欲一雪前耻，结果只斩得五个首级。这一次更是受到他人的嘲笑。杜松气的几乎要自杀，气忿难平之余，一把火把自己的铠胄器仗烧了个干净，然后日日大睡，对边事来个不闻不问。兵部得知后，勒令其解甲归田。后河套蒙古大举入侵，杜松再次得到启用。率轻骑奔袭敌捣火落赤大营，大获全胜，斩首数百。之后杜松不断立下军功，萨尔浒战役前被提升为山海关总兵。

《明史》里说杜松“有胆智，勇健绝伦”。《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松，榆林人，守陕西与胡骑大小百余战，无不克捷，敌畏之，呼为杜太师而不名。”[11] 杜松为将清廉，从不贪财惜命，但量狭尚气，好冲动，不能容物。由于一生征战无数，全身伤痕累累。这也成了杜松炫耀的资本，据说他经常脱掉铠甲外衣，向众人展示。从杜松的经历和特点可以看出，杜松虽是一员虎将，很有古猛将遗风，但好勇少谋，并不具备高级军事指挥员的素质。

辽阳演武场誓师后，杜松率大军于二月十一日离开辽阳，几天后进驻沈阳。二月二十八日杜松率大军从沈阳出发，第二天便到了抚顺。稍事休息，大军继续向赫图阿拉城进发。三月一日明军大部轻装部队渡过浑河，而参将龚念遂率军在后运送辎重，其中有大量的火炮。

这时，明军探报探得后金正在铁背山上的界凡城上修筑防御工事，企图阻挡明军前进。界凡城 “形势险要，扼锁阳之咽喉”，是后金都城赫图阿拉的咽喉要塞，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界凡城北，临浑河东岸的吉林崖，为界凡第一险要之处，界凡城南为扎喀关，为界凡另一处险要之地，扎喀关旁苏子河对岸是萨尔浒山。这里距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只有一百余里。过了界凡，地势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因此界凡就成为两军必争之地。

当时明朝的军情系统出了问题。明军只得到后金军在界凡城上防御的情报，却没有得到此时后金方面向界凡方向大规模调动八旗军的情报。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误。杜松根据现有的情报，迅速做出了如下规划：大军兵分两处，两万人在萨尔浒山麓扎营；自己率轻装一万人渡过浑河，先进攻界凡城下的吉林崖，进而试图一举拿下界凡城。大型会战，最忌被敌军分割包围。杜松的这个决策，把三万明军分为两部，等于主动为后金军分割包围明军而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况且一旦战斗打响，这两部明军虽都在浑河南岸，但两军之间尚有苏子河相隔，会合极为不易。

渡河后，明军攻取了后金两个小的堡寨，并未遇到后金主力，只是抓到十四个女真人。到达吉林崖山下，杜松一声令下，明军开始进攻。轻装渡河的明军并没有携带火炮，因而其攻坚能力大大下降。吉林崖易守难攻，虽然崖上只有几百名后金士兵，明军的进攻并不顺利。战场陷入胶着状态。

三月一日午后，后金八旗军主力陆续到达界凡城南的扎喀关，代善下令继续进军至毗邻界凡的铁背山。此时吉林崖明军也看到大批的八旗军陆续到达，但杜松已无法改变作战计划。无论自己率领的一万明军渡河到萨尔浒大营会合，还是对岸的二万明军渡河到吉林崖山下，明军在渡河过程中势必会受到八旗军的猛烈阻击。于是杜松下令继续强攻界凡城外的吉林崖。当时吉林崖守军只有几百人，后金方面眼看要抵挡不住，后金前线总指挥、大贝勒代善命一千精兵火速增援吉林崖。再加上这一千生力军，明军虽有火器之利，却也一时攻取不下。

代善原本打算分兵两路，以右翼四旗迅速打击正在进攻吉林崖的杜松部一万人。然后再以左翼四旗对峙浑河对岸萨尔浒山上的两万明军，伺机而动。努尔哈赤赶到后，对这个安排做出了调整。努尔哈赤认为，“现已申时，天色已晚，命左翼四旗兵先击萨尔浒山上之兵，此兵败走后，其界凡之兵自必动摇。”[12] 后努尔哈赤又觉得合四旗的兵力也可能解决不了萨尔浒山的两万明军，于是又追加了一旗。这样，后金五旗共三万七千骑兵，突然向萨尔浒山方向发动猛攻。[13]

明军的萨尔浒大营由总兵王宣，赵梦璘等主持，他们用战车环营四周，做为防御工事，并在营外挖壕立栅，布列各类铳炮，用旗鼓壮威，准备严守，与后金展开一次大战。 开始，努尔哈赤命令先锋军冲杀。明军立即施放火铳、燃放大炮。眨眼之间，炸弹爆发，血肉横飞，突前的八旗兵顿时倒下一片，战马也受到惊吓，开始乱奔。但八旗兵人数众多，后续部队依旧排山倒海一般向明军冲来。

八旗军志在必得，他们不计伤亡代价，仍然往前冲杀，同时无数的箭矢不断射向明军。这时八旗军的第二冲击波终于冲到了明军营垒里。短刃相接，明军哪里是八旗军的对手。一者明军过于依赖火器，对于贴身近战准备不足；二者明军士兵的防护也不好。于是，这场战斗就变成了一边倒的屠杀。营垒被攻破后，明军兵败如山倒，一时血流成河，死伤无数。明军开始纷纷渡河逃命，有不少明军在河中被淹死。最后一部分明军最终在得力阿哈一带被八旗军追上，尽数被杀。这两万余明军，自总兵王宣，赵梦璘以下，全部阵亡。

却说围攻吉林崖的一万多明军，眼睁睁的看着远处萨尔浒方向的明军满山遍野的大溃败，早已慌了手脚。这时吉林崖上后金守军开始反攻，自上而下向明军冲杀。山下后金右翼三旗共两万多人，开始向明军冲锋。受到的前后夹击的明军阵型大乱，这一万多明军迅速被包围。同萨尔浒方向的战斗类似，虽然明军的火统使八旗军付出了一定的伤亡代价，但无法阻止八旗军冲到近身距离。不着铠甲的老将杜松勇猛异常，竭力死战，最后身中十八箭力战而死。总兵王宣、赵梦麟尽皆战死。剩余明军后来被追击到硕钦山，全部阵亡。监军张铨被俘，誓死不降，被杀。

至此，西路明军除了龚念遂一部率领的辎重部队仍据守斡珲鄂模外，整个建制被歼灭。

可以想见，当日的战况是何等惨烈。古往今来，最可怕的战争就是“盲战”。明军主将知己而不知彼，对敌人的部署一无所知，而自己的一切动向却尽在敌手的掌握之中。这种状况就好似“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地”一样凶险。杜松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原本西路明军兵力就只有三万余人，在兵力上大大少于六万八旗军，杜松却采取了分兵两路的策略。明军本应采取相对保守的策略，全部扎营于萨尔浒山，待机出击。西路明军的失败对整个战局的影响至为关键。西路军是明军的主力，来自宣、大、山、陕等边镇，以骑兵为主，装备十分精良，配备有全军最好的火器。然而明军威力巨大的各类火炮在战场上根本就没有有效的发挥作用。

一些野史说杜松在此战中不着盔甲，赤膊上阵，进而嘲笑他“谁教汝赤膊？” 事实上当日战场形势的发展，与他个人赤膊与否没有太大关系。他若不赤膊，无非是个人能多挺一些时间，却无关整个战局。尽管杜松犯了指挥上的错误，但战死沙场的军人是不应该受到嘲笑的。就连清人编纂的《明史》也说杜松“以将门子捐躯报国”，给了他应有的尊敬。

“一将功成万古枯”，望着满山遍野的敌军尸体的时候，不知胜利者努尔哈赤在想些什么？早在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三月，努尔哈赤最后一次前往北京“朝贡”。途径山海关时，努尔哈赤曾在杜松处盘桓过几日。二人意气投契，言谈甚欢。不想今日战场搏杀，杜松兵败身亡，努尔哈赤开始奠定一代基业。这究竟是天意，还是命运？

6

是给自己喘息的时间，还是给明军以喘息时间？努尔哈赤丝毫没有犹豫。消灭西路军后，努尔哈赤率八旗军北上迎击北路明军马林部。

这时总兵马林率北路明军已到了富勒哈山的尚间崖，在此安营扎寨，同时命令监军潘宗颜等率一支人马驻守斐芬山，这样潘宗颜部与因运送辎重退守斡珲鄂模的西路龚念遂部，互为犄角，彼此声援。龚念遂原本率西路明军的后军押送辎重，主要是明军的各类火炮，因而落后于杜松大部队。龚念遂统领步骑军在斡珲鄂模扎营，环营四周挖了壕沟，以炮车为工事，士兵持坚盾，列火器，以图据守。此时明军分作三处，分别为马林大营、斐芬山明军和斡珲鄂模明军。这是明军的又一次分兵。

三月三日清晨，努尔哈赤看到明军各营分散，决定继续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率领本旗骑兵向龚念遂的兵营发动冲锋，明军大发火器，但仍被皇太极率骑兵突破防线，随后大部八旗军骑兵攻入，双方激战后。龚念遂营仅有几千人，寡不敌众自参将龚念遂、李希泌以下全军皆阵亡。马林互为犄角的计划并没有得到实施，当龚念遂受到攻击的时候，潘宗颜部也被八旗军包围，根本无法出营救援。

这时后金方面的前锋部队为莽古泰的正蓝旗和阿敏的镶蓝旗，其余六旗刚返回主战场，军队尚未列阵。马林打算趁八旗军初临战场阵脚不稳而先发制人，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来瓦解后金的攻势。马林的中军大营大队人马迅速集结，由游击了碧、葛世凤打头阵，马林在后押阵，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后金的先头部队――莽古泰的正蓝旗和阿敏的镶蓝旗。

转眼间明军骑兵部队在游击丁碧、葛世凤等将的率领下已杀至阵前，正如我们熟悉那种战术，在一通火枪响过之后，若干突前的八旗军被射杀。但随着两军的交汇，明军火器的后续打击能力跟不上，这样后金方面的优势完全显现出来。两军激战多时，明军大败。同时，尚未参战的六旗兵，不待布列行阵，就发动了大反攻。万骑飞驰如电，直冲马林明军大营。营前督阵的马林明军一看明军抵挡不住，也无心回营，径自率数千残兵，向开原方向逃去。

尚间崖大营内的明军在副总兵麻岩的率领下誓死抵抗，后金军也一时死伤惨重。但明军寡不敌众，只守住了半日，最终被八旗军攻破大营。自副总兵麻岩以下，游击丁碧、葛世凤等将官悉数阵亡。萨尔浒大营的溃败，今日在尚间崖又一次重演。

全歼龚念遂部，击溃马林大营后，努尔哈赤的下一个目标是驻扎在斐芬山的明军潘宗颜部。潘宗颜将各类战车列阵于前，统炮布列左右，居高临下，全军以死守之志迎击八旗军。

由于这里山势险要，八旗军的大规模骑兵无法发挥作用，努尔哈赤命令大部着厚甲的骑兵下马组成重甲步兵队列，手执长矛、大刀在前，轻甲步兵在后跟进，轻骑兵则在远处以弓箭遥击山上的明军。此时尚间崖激战正酣，这里的八旗军也开始发动猛攻。文官出身的潘宗颜“奋呼冲击，胆气弥厉”，身先士卒，率军与八旗军展开对攻。一时统炮声大作，矢飞如雨，战斗十分激烈。由于八旗军的步兵相对于明军而言并没有多少优势，明军又拥有山险和火器的优势，使八旗军进攻不断受挫，山坡上抛了下八旗军士兵的尸体，一时“死者枕藉”。

这时后金方面已经结束了尚间崖的战斗，大部八旗军向斐芬山开来，将斐芬山围得铁桶一般。明军四面受敌，在数倍于己的后金军的反复攻击下，最终弹尽粮绝，支持不住，被八旗军攻破。潘宗颜精疲力竭，后背被一箭射穿，壮烈战死。全军自潘宗颜以下，无一生还。

斐芬山一战，明军虽全军覆没，但也给予后金八旗军以沉重打击。此战八旗军阵亡人数达数千之多，超过了守军。攻防战中明军充分发挥了火器的威力，另外，潘宗颜与所部明军，拼命死战、拒不投降的气概也在当时的数次战斗中较为少见。此战使萨尔浒战役中唯一一次破坏了八旗军速战速决策略的战斗，使战况发展为持久攻坚战，曾一度降低了八旗军的优势。只是由于兵力上的劣势，最终兵败。

根据明军的最初计划，海西女真叶赫部贝勒金台石、布扬古等率军一万与北路明军马林麾下的潘宗颜部会合。叶赫军在行军途中得知尚间崖明军大败，主力尽失，大为惊恐，遂回军撤至叶赫本部。因而这一路盟军不战而退，根本就没有参加战事。

北路明军主要来自河北、山东和辽东，其武器装备和战斗力仅次于西路明军。北路明军的覆亡，其实也是早在决战之前就注定了的。北线攻势中的北路明军和西路明军在距离上最为接近，两军行程也只差半天。如果两路大军步步为营，声讯互连，努尔哈赤无论把攻击重点放在哪一路，都得顾忌另一路的威胁。然而明军的计划中先分进，后会师，但在分进的过程中两军之间没有战略配合。努尔哈赤很好的利用了时间差，三月二日午后至入夜，先歼灭杜松部，接着，马不停蹄杀向北路军，进而第二天彻底瓦解了北路军的威胁。当日杜松率西路明军与八旗军大战时，北路明军根本就不了解战场形势的发展，直到第二天时才获知西路明军全军覆没，此时为时已晚。

北路军总兵马林，安徽宣城人。马林虽是武将，但是文官出身，平日好吟诗做赋，喜结交名士，注重虚名，每每以“儒将”自居，其实并无将才。我们也不应一味指责马林的指挥无能，事实上到了这个份上，即使马林、潘宗颜、龚念遂三部合兵，总兵力约为两万，面对五万多八旗军组成的大骑兵兵团，胜机很小。那个时代的人似乎总是被宿命包围着。暂时逃生的马林，却在几个月后没有得到命运的再次眷顾。万历四十七年（1619）六月，八旗军轻取被称为“古之黄龙府”、“元之上都”的开原重镇，斩杀总兵马林等官将。

八旗军在北线的大获全胜，彻底宣告了杨镐的分进合击战略的失败。令人悲哀的是，东路明军的主将刘綎对北线所发生的战事一无所知。所以，明军的悲剧将会一而再的重复下去。

7

明军的四路主将中，刘綎的声名和战绩最为显赫，“綎于诸将中最骁勇。平缅寇，平罗雄，平朝鲜倭，平播酋，平倮，大小数百战，威名震海内。”[14]《明史－刘綎传》

刘綎是将门之后，从少年时期起，刘誔几乎在他参加的所有战事中立下了战功，因而在明朝军队中享有盛名。刘綎参加了万历三大征中的播州之役和援朝之役，均立下大功。播州之役中军功在全军排第一，援朝之役中军功仅列于总兵陈璘之后，而排名在“东李西麻”中的西麻――总兵麻贵之前。刘誔由于战功卓著，进左都督，世廕指挥使。这个官衔在武职中当时仅次于名将李成梁。

刘誔虎背熊腰，力大无穷。《明史－刘綎传》称，“綎所用镔铁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飞，天下称‘刘大刀’”。虽然弓马娴熟，武艺高强，但刘綎并非只知力战不知智取的有勇无谋之辈。朝鲜之役中刘誔曾于阵前与日军小行西长以谈判为诱饵，差点活捉日军主将。播州之役中，刘誔曾巧设伏兵，大破杨应龙叛军，对战局的扭转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任青海临兆总兵官时，刘誔出奇兵，偷袭鞑靼火落赤部于敕川脑，斩首数百级，获牲畜两万多头。为此神宗到郊庙举行了祭祖仪式以贺大捷。

刘誔在四川任职多年，手下有川兵数万，十分骁勇，每战必胜，成绩辉煌。 刘誔尽管屡立战功，但其职业生涯却数起数落。几次降职都是因刘誔性格骄纵，目中无人，违反了朝律所致。有一次，刘誔以重拳殴打马湖知府詹淑，后詹淑被改调，而刘綎则罚禄半年。

此次由于辽东战事吃紧，神宗下旨命刘誔星夜赴京。即日启程赴辽东，与其他总兵会合。刘誔希望多调川军与他，他多次向兵部请求调川兵三万北上辽东，但兵部迟迟不肯批复，最终只批给他五千人。

在四位总兵中，刘誔的军事履历最为丰富，职衔也最高。应该说他最有资格成为此次大军的主帅，然而由于明朝的军事体制，主帅只能由文官来担任，所以他只能担任东路军总兵。刘誔曾在朝鲜之役中与杨镐结怨，杨镐为人气量狭窄，因而此次出征，东路明军在人员和武器配备方面在四路明军中最弱，这是杨镐的“主动安排”。刘綎率领的东路明军，“器械龃龉，又无大炮火器”[15]。

杨镐曾派亲信二人到刘誔军中“持红旗督阵”，并要求他们将刘誔的一举一动即使禀报经略。如果刘誔进军缓慢，他甚至策划由亲信临时夺取刘誔的兵权，“刘若逗留，则（杨镐亲信）当总领东路马军”[16]。所以，他对朝鲜元帅姜弘立说：“杨爷（即杨镐）与俺目前不相好，必要致死，俺亦受国恩，以死自许。”[17]

刘誔率领的明军为步兵，绝大多数为南兵，来自川、湖、浙、福等省，共计一万余人，外加朝鲜姜弘立率领的朝鲜盟军一万人三千余人。刘誔军由于承担佯攻的任务，因而比西路明军及北路明军要早两日出师。前面也曾说过，努尔哈赤判断东路不是主力，因而只派了五百精骑去足迹东路明军。刘誔军自宽甸出塞后，过晾马佃，连克牛寨毛、马家寨，深入到榛子头。大军行至董鄂路时，与阻击明军的五百八旗军骑兵发生遭遇战，八旗军死伤过半，两员裨将被阵斩，遂大败溃逃。刘誔军继续深入三百多里。此时西路军和北路军几乎全军覆没，刘誔并没有得到这个情报，继续孤军深入。

当时大雪初停，天气放晴，但仍然十分寒冷，大部分南兵不能适应辽东严酷的气候条件。再加上孤军深入，粮草也渐渐不能及时供给。因而东路军一直行军缓慢，直到三月二日才渡过深河。读过深河后，明军与努尔哈赤预先布防的托宝大营发生激战，南兵作战十分勇猛，击溃了托宝的防线。此战后金方面死伤两千余人。而此时努尔哈赤的八旗主力正与北路马林明军发生酣战。对此刘誔并不知悉。

三月三日，八旗军已经歼灭了西路明军和北路明军，全军回师都城赫图阿拉。当得知东路军的行踪后，三月四日凌晨努尔哈赤派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率领大军四万余人迅速前往东路迎敌。努尔哈赤自己则率领八旗大军回到赫图阿拉留守，以防南路李如柏军的进攻。

三月四日刘誔在阿布达里岗已经安下大营。刘誔构筑了很有效的防御工事，大营周围用鹿角枝绕成牢固的营城，八旗军骑兵不能突入。鹿角枝营外他又设立了火器，八旗军骑兵很难接近明军。明军则可以轮番出战，来去自如。八旗军倒也一时奈何刘誔不得。

八旗军一时不能得手，代善和皇太极商议之后决定由皇太极率右翼八旗军攀登至阿布达里岗山顶，自上而下冲杀，代善则率左翼军在山坡上由西向东发动攻势，对明军进行侧翼打击。

三月五日，皇太极率领八旗军占领制高点后，开始奋力向下冲杀，刘誔率军死战，苦苦守住。这时侧翼代善军杀到，明军腹背受敌，渐渐不支，开始败退。

败军退至在瓦尔喀什山前时，又遭到达尔汉、阿敏所率八旗军的伏击。而代善领兵由前向后冲击。尽管受到多次伏击，南兵甚是顽强。剩余明军退至瓦尔喀什之旷野后，与八旗军展开激战，结果寡不敌众，总兵刘綎战死。刘誔养子刘招孙甚为骁勇，身中数箭，仍能徒步格杀十数人，最后体力不支被杀。

刘誔军主力被歼灭后，尚有游击康应乾率领步兵数千与朝鲜元帅姜弘立率领的朝鲜盟军在富察扎营，把枪炮层叠布列。这时代善集中所有的八旗军，向富察发动进攻，首先攻打康应乾部，结果没有支持多久，明军“举皆覆没”。然后八旗军分开始向朝鲜军发动进攻，短时间内歼灭了两个前营，最后把姜弘立的大营彻底包围。姜弘立一看不支，于是率全军投降。

功勋卓著的老将刘誔的死，后来给明朝君臣的打击很大。“綎死，举朝大悚，边事日难为矣。”[18]

明朝南路军行程最晚。主帅李如柏率领两万明军，于三月一日出清河鸦鹘关。由于出师晚，行动慢，直到三月三日，会师的日期已过，仍然迟迟不进，逗留观望。 这时李如柏已通过探报得知西路杜松军全军覆没，北路马林军亦大败。李如柏听到北线两路尽没，大惊失色，不知该进还是该退。三月四日，副参将贺世贤向李如柏建议，应火速进军，与刘誔部会合，然后可以把刘誔部救出八旗军的包围圈。李如柏没有采纳这个建议。战后有人指责他说“偏师策应，杀入重围，刘綎当不至死，或夹击成功，未可知也”[19]。

李如柏逗留到三月六日，接到杨镐火速撤军的命令，于是南路明军惊惶撤退，沿途听到山上有小股后金兵的鸣螺号角，以为大军杀到，明军慌不择路，自相践踏，死伤达千余人。

8

至此，萨尔浒战役划上了一个句号。萨尔浒战役成就了一代军事奇才努尔哈赤。从三月一日到三月五日，努尔哈赤的八旗军五天七捷，歼灭或击溃了明朝三路大军。努尔哈赤对明军动向了如指掌，而且相当熟悉当地的地形和气候。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军充分发挥了大骑兵兵团勇猛快速、善于野战的特点。最重要的是，努尔哈赤采取了正确的战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明军。

萨尔浒战役不但制造了八旗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而且一举奠定了后金军事强国的基础。正如乾隆在《萨尔浒山之战书事》一文中所说，萨尔浒“一战而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辽阳，王基开，帝业定”。[21]

“覆军杀将，千古无此败衄”。明军不但损失了当时最出色的几位总兵刘誔、杜松、赵梦麟、王宣等人，而大量的军队骨干，如道臣、副总兵、参将、游击、都司、通判、守备、中军、千总、把总等，阵亡达三百一十余员之多。这些人有不少人都参加过万历三大征和其他战事，具备了一定的军事经验和军事才能，可以称得上是明朝军队的“国防精英”。萨尔浒战役中战死的士兵达四万五千八百余名，丢失马、骡、驼二万八千余匹，损失火器大小枪炮二万余件。

为了发动这次战争，明朝顷举国之力，结果却四路大军出师，三路败绩。到底是什么原因？笔者以为明军失败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制度层面，战略层面，战术层面和军情系统等几个方面。

首先，明朝的军事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了。特别是文官指挥武将，成为一种制度化的体制，堪称古今中外少有。明朝一直在限制武人的权力，就象戚继光这样天才的军事家只能不断通过贿赂来保住自己职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一般地，武人的最高职位就是总兵，总兵的权力却很有限。武将在晚明时期很少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机会。遇到大规模的战事，晚明的现有制度只能由朝廷官员来充当统领多个总兵经略或督师。萨尔浒战役是一场大规模的战役，明朝的制度却只允许文官出身的人来担当统帅一职。研究晚明军史，会发现这种制度性弊端无处不在。这种制度下不可能诞生真正的军事家。

其次，明军的战略存在着巨大的缺陷。杨镐采用这个战略的原因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明军统帅部认为后金方面的实力并不强大。事实上，当时努尔哈赤已非“控弦三万骑”，而是有着六万人的一支大军。其次，这种总是由文官提出的战略方案有先例可循。例如播州之役中的八道进兵和援朝之役中三路围攻蔚山，都是这种分进合击，然后对敌军完成合围之势的策略。然而前一次成功，后一次失败。明军采用这个战略，为后金军各个击破提供了天赐良机。另外，这个战略方案，很可能不是草率做出的决定。因为明朝从战备到各地军队在辽阳会师，共用了七个月时间。在这么长的准备时间里，内阁和兵部非常有可能参与了这个战略的制定。那么这就可能是一众文官“集体领导”的“结晶”。而这个“集体”里，是没有武人的位置的。

第三，明军战术层面也有巨大缺陷。众所周知，明军具有火器优势，但明军缺乏良好的战术来充分发挥火器的威力。在萨尔浒战役中的数次激战中，面对八旗军铁骑的冲锋，明军一阵火枪过后，虽能杀伤突前的八旗军。但明军火器的后续打击能力跟不上，这样，只能是“火未及发，刃而加颈。”

我们可以拿同期世界其他地方类似的军队来做一个简单比较。1618年至1648年之间，欧洲爆发了“三十年战争”。这个时期火器数量超过了冷兵器数量，火枪手成为战役的决胜因素。其中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对战术进行了改革。新的战术集中使用炮兵进行火力准备，继而用骑兵突击，最后由火枪步兵扩大战果击败敌军的三段式战法，成为滑膛枪时代的标准战法。对于火枪的攻击，欧洲人特别重视排枪与排枪的衔接，以此来保证火枪的持续打击能力。而明军却总是一阵枪响之后却带来一定时间的停顿，这时对方早已杀至阵前。

另外同期的日军早已采用了三段式射击法。三排轮射的时间差据说在几秒内。而且日军训练有素的火枪手在乱阵中依然可以从容装弹药、射击。而明军的阵营一旦被突破，往往举军大溃，无法组织起有效的进攻。我们从萨尔浒战役中的每个片断几乎都能看到类似的场景。

最后，明军非常不重视军情系统。努尔哈赤对明军的动向了如指掌，但明军对对手却了解甚少。甚至各路明军之间也缺乏必要的军情联系。一路大军正在酣战时，另一路毫不知情。因而明军的战法曾被后人称为“盲战”。

基于以上原因，尽管此役中绝大部分将士戮力死战，但败局可以说在出师前就注定了的。

《剑桥中国明代史》称：“1619 年战役中的所有指挥官可以用以下的说法来评述：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有资格叫做足智多谋的人，更不必说战略家，但是他们在战斗中的英勇是被完全认定了的。”[20]

此语甚为精当，也算是一个略微为明军挽回点面子的注脚。

冰冰

我不喜欢历史课。对于这些东西也享受不了。头晕眼花的，不好意思

绿罗裙

顶顶顶，看完这些帖子还很真辛苦，楼主辛苦了！但愿你能找到知音！

Charlie Z. Song

原帖由 冰冰 于 06-4-22 09:27 发表
我不喜欢历史课。对于这些东西也享受不了。头晕眼花的，不好意思

Israel

我喜欢历史，可是不喜欢明朝的那些事情。
感觉明朝从朱棣之后就堕落庸俗的很。
土木堡、萨尔浒和后期南明小朝廷令人极其失望。
虽有个别强人，张居正，袁崇焕，于谦等，但总体来说很君昏臣庸。

绝对的权利导致了绝对的腐败，明朝是中央集权的最高峰之一。
其绝对的集权体制也是导致了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政治决定了一切。
没有外戚专权，没有军阀分裂，没有权臣不轨，没有宗族内讧.............却在核心腐败了，最腐败慵懒的政治。没有牵制的力量，太监反而一只独秀。
哈哈～～！物极必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