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的文章，我认为对我们都有启发——《史铁生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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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到史铁生手臂间隆起的动脉和静脉时，有一种震动的酥麻。
　　血液净化中心主任医生张凌把史铁生手臂间隆起的动脉和静脉形容为3条大蚯蚓。
　　透析的病人需要做手术，把肾部的动脉和静脉引到表层。透析时需要在三个点轮流针刺。长达9年，1000多次的针刺，就使史铁生的动脉和静脉点隆起成蚯蚓状。
　　透析室内史铁生拥被而卧，他的面色沉暗，目光却发亮。身旁的透析机在工作，轻微的鸣响中来回清洗史铁生体内的血液。两根充满流动的血液的塑胶管连接着他的手臂和透析机，体内渗毒的血液从隆起的动脉出来，经过透析器过滤掉毒素，再由隆起的静脉回到体内。一个星期3次，在每次4个半小时的透析过程中，把全身的血液过滤几十遍———这就是史铁生日常的生活。
　　史铁生把自己的身体比喻成一架飞机。“要是两条腿(起落架)和两个肾(发动机)一起失灵，这故障不能算不小，料必机长会走出来，请大家留些遗言。躺在透析室的病床上，看鲜红的血在透析器里汨汨地走，从我的身体里出来，再回到我的身体里去。那时，我仿佛听见飞机在天上挣扎的声音。”
　　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史铁生说：“生病通常猝不及防，生病是被迫的抵抗。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其实端坐的日子是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的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以再加一个‘更’字。”
　　医生张凌说：“史铁生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也是一个智慧和心质优异的人。”
　　在医院的血液净化中心，不光是医生护士们知道史铁生，很多病友也知道史铁生。医生护士们知道史铁生的名字，也看过他的书，女孩子们说起史铁生来一脸的自豪，笑称他为“透析模范”。就坚强和乐观而言，史铁生是病友的一个出色的榜样。“透析是救命的，不透不行。”史铁生说，“过去的尿毒症就是绝症，有了透析之后这种病才可以缓解。可以让我有一点精力做事情，没有这些，就完了。”
　　透析病人最大的苦恼就是渴，因为不能敞开喝水。每次去透析的时候史铁生要脱去3公斤水，透析完了会非常疲劳，因为在透走毒素的同时，体内的营养也被透走了。人在透析的时候会感觉饥饿，有时候会虚脱，抽筋。
　　他仍然在坚持写作，今年1月，32.5万字的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出版了。
　　长篇随笔《病隙碎笔》中的一句话，可以让人窥见史铁生的精神动力何在，那本书是他在初患尿毒症后写的。在《病隙碎笔》中，史铁生记录了自己在困厄之中精神的陷落和获救———那是不折不扣的自救：“有一天，我认识了神，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名字——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惟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

                                                                                站在人的疑难之处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中初中，1969年去延安地区插队落户。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厂工作。后因急性肾损伤，回家疗养。1979年后相继有《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命若琴弦》、《我与地坛》、《务虚笔记》等小说与散文发表。1998年罹患尿毒症，终至透析。病情稳定后，有随笔集《病隙碎笔》和散文集《记忆与印象》等出版。作品多次获奖。现为北京市合同制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曾璜／摄

　　《我的丁一之旅》是史铁生用三年时间的所有上午写出来的

　　□本报记者　夏榆
　　
　　“在我们几十年的生命里，最不可能枯竭的就是疑难，而不是幸福。如果你老是写幸福，可能会枯竭。”
　　———史铁生
　　
　　《我的丁一之旅》是史铁生对自己的又一次眺望。这部长篇被他称为“心魂自传”，他把自己的内心、精神以至肉体再次放到浩瀚的时间之流，生死轮转，灵肉纠缠，性与爱排演，理性与激情的上升与坠落，孤独与慰藉的给予和失去，它和史铁生在几年之前完成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长篇思想随笔《病隙碎笔》一起，构成史铁生重要的精神性的书写。
　　
　　从死中看生
　　南方周末：在你的散文集《记忆与印象》里你说，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地等我。
　　史铁生：这是我在肾坏了、刚刚透析之后写的。确实，那时你觉得离死亡很近，尤其你天天透析。在透析室里跟你在一起的那些人，可能哪天哪一个人就没能再来，常有的事情。医院里边的困苦，外边的人很难想象，所以我建议人们旅游不要光去风景区看，也可以去医院看看，去墓地看看。
　　南方周末：你写“史铁生的墓”，给自己设计墓志铭，你说死，说活。但是对很多人来说，死是一个禁忌。疾患使你看透生死了吗？
　　史铁生：透吗？不敢说是透。死意味着什么，死之后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无法在活着的时候去证实它，也很难证伪。哲学的问题，据说是从死开始的。佛家讲人生老病死。实际上最触动人的还是死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说，死是不能谈的。人们不说死，一说到死就很害怕。好像死是不在的，永远都不在。忌讳谈死的，如果他是病人，我就觉得他的病白得了；如果他是一个写作的人，他的损失就更大。我觉得人对死的想法很苍白时，对生的想法也会很不清晰。古人说：“不知生，焉知死”。但还有一种看法，是“不知死，焉知生”。死是生的一部分，在你生的时候，死一直在温柔地看着你，或者虎视眈眈地看着你。不说的人，也分明意识到它在那里，而且深怀恐惧。
　　南方周末：残疾和磨难使你比常人更容易体察到人的根本处境吗？
　　史铁生：未必，未必。佛祖也并没有残疾呀。而磨难又差不多是人人都逃不开的，也很难比较磨难的轻重、大小。苦难既可以使人把生命看得更深入、更宽广，也可能让人变得狭隘。我说过，关键的不是深入生活，而是深入思考生活。比如说陀斯妥耶夫斯基，我看他最不寻常的品质是诚实和善问，问人生的一切善恶原由与疑难。我觉得这才是写作者应该有的立场。
　　有人说我的写作太过思辨。没办法，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大概我总是坐在四壁之间的缘故，惟一的窗口执意把我推向“形而上”。想，或者说思考，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我不想纠正，因为并没有什么纠正的标准。总去想应该怎样，倒不如干脆去由它怎样。
　　南方周末：看到你描述透析室的情景，你写过病人和家属因为拿不出治病的钱悲伤痛苦，在医院你更真切地看到生命的困苦和患难吗？
　　史铁生：透析费用一年数万元，且年年如此，这个负担靠一般人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承受的。不光是透析，很多病都有这样的问题———决定你活命的是钱，不是医疗技术，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不只是医学问题，还是伦理问题。人的生命，人的生存在你走进医院看病的时候出现问题———不平等。我见过一个靠借钱给儿子透析的母亲，她站在透析室门外，空望着对面墙壁，大夫跟她说什么她都好像听不懂，那种绝望让人难过。我还听说过一对曾经有点钱的父母，一天一天卖尽了家产，还是没能救活他们未成年的孩子。我听护士说过：看着那些没钱透析的人，觉得真不如压根就没发明这透析呢，干脆要死都死，反正人早晚得死。这话不让我害怕，反让我感动，是啊，走进透析室你才发现，最可怕的是：人类走到今天，连生的平等权利都有了疑问。有钱和没钱，怎么竟成了生与死的界限？说实在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要死都死大概也不是个办法。
　　
　　残疾与爱情
　　南方周末：在你的写作中，残缺和爱情是两个重要的主题。对你来说，残缺和爱情是人的宿命和寓言吗？
　　史铁生：我没想写残疾人的爱情遭遇，那些东西被写滥了。我写的是人残缺的背景，使爱情成为可能和必要。每个人生来都是孤独的，这是人之个体化的残缺，所以我们需要与他者的沟通、亲和。而他者，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差别、隔离、恐惧甚至伤害，这是社会化的残缺。我们因残缺走向他者，因残缺走向爱情，但是我们通常会从他者那里发现自己是如此的残缺，残缺和爱情互为因果，我甚至认为它是人类的寓言。残疾或者说残缺与爱情，我觉得，在所有人的心理或处境中都有它们的影子。
　　南方周末：在你的书里你抒写了对情爱的渴望和幻想。《我的丁一之旅》、《务虚笔记》、《灵魂的事》都能看到同样的爱情事件，你对爱情的渴望和幻想没有因为疾病和磨难止息吗？
　　史铁生：是这样。人在把死给安置了以后就开始想生，生的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爱：爱情问题、性爱问题。
　　其实在《我的丁一之旅》中主要探讨的就是爱的问题。我说，丁一生来就是一个情种，为什么生来是一个情种？情种实际上就是渴望他人的，说到爱，爱的最根本是他者的问题。有人说母爱是最伟大的，我不这么看，母爱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它针对的是自己的一部分，它是针对自己的孩子。爱的意思是针对他者，爱是对他者的敞开，爱渴望寻找联接，而不是封闭。生而为情种的人有几个特点，比如他好色，好色这件事情不见得是坏事吧，他喜欢美好的东西。但这是不够的，更多是他肉身的性质，是一种自然的本能。那么爱，我说的敞开，可能是对他人的，也可能是对他物的，还可能是对整个世界的。他都取一个沟通和敞开的状态，而不是封闭的状态。
　　南方周末：你的爱情生活是怎样的？你的爱情有过曲折吗？
　　史铁生：我们俩，已经互为部分了吧。要没她，别说写作了，我什么也干不成，就那么点力气，生活的碎事就快把你磨没了。爱情，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机缘，这种机缘你无法说清楚，缘分真是因因果果，你不知道从哪儿就排布下来了，这个时候除了感恩也没有别的。包括也得感谢她的父母。包括还得感谢她父母的父母，她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爱情它有历险的一面，我也就是历险成功。怎么历险你也说不清楚。刚开始谈恋爱，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你也不能具体想象，除了抱着一个诚心之外，你还真的要靠机缘。你知道上天怎么排定你的命运？你知道你的人生的剧怎么演吗？不知道。如果你知道怎么演的话，那就是戏剧，不是生活。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恨？事实上，因为残缺和由残缺带来的他人的漠视甚至轻蔑，导致了残疾者的恨。
　　史铁生：恨是不好的，恨是一种自行封闭的心态，它既不期盼向外界的敞开，也不期盼与他人联结，就像一个孤立的音符，割断了一切意义自己也就毫无意义，所以我说过它是一个噪音。残疾情结不单是残疾人可以有，别的地方，人间的其他领域，也有。马丁·路德·金说：“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热望自由的干渴。”我想他也是指的这类情结。以往的压迫、歧视、屈辱所造成的最大危害，就是怨恨的蔓延，就是这残疾情结的蓄积，蓄积到湮灭理性，看异己者全是敌人。被压迫者、被歧视或被忽视的人，以及一切领域弱势的一方，都不妨警惕一下这“残疾情结”。
　　南方周末：你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这么多疾病的困苦，内心会有幸福感吗？
　　史铁生：我现在很有幸福感。大概是40多岁时，我忽然有了一种感恩的心情，心里自然而然地冒出了一句我以前想也不敢想的话：感谢命运，感谢它让我明白了很多事。但这个幸福也不是说我每天都是特别满意的。幸福是什么？幸福不见得是某个具体的满足。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也。但是我觉得对于写作者来说，对一种现实满意到非常流畅的状态并不是特别好的情况。对写作而言，有两个品质特别重要，一个是想象力，一个是荒诞感。想象力不用说，荒诞感实际上就是你在任何时候都能看到并不好的东西，看到并不能使我们的人性变得更好的东西，看到并不能使我们的梦想都能够符合心愿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对一个现实的世界永远存疑。对人而言，幸福总是有限的，而人的疑难是无限的。
　　
　　在疑难中写作
　　南方周末：终年的疾病缠绕中，你怎么能使写作成为可能？
　　史铁生：我的日常状态就是一个星期3天透析，只有4天可以工作，而且在这4天里也只有4个上午是可以工作的。或者读书，或者写作。总之工作时间比我肾坏之前缩了一半。因为你去掉3天，这4天还要被打折，所以我其他的事情全都不做了。所以我现在不参加活动，不接受媒体访问，有人说我吝啬，其实是因为我的有效时间太少了。写《我的丁一之旅》是我在3年的时间里利用了所有的上午，什么都不做，实际上是写了3年，3年先要去掉一半，透析的时间。再要去掉一半，3年的下午。所以3年的一半的上午就是用来工作。其他的事情我就都不管。
　　南方周末：在开始一次新的漫长的写作之旅前，你有信心走完它的全程吗？
　　史铁生：在我试图写一篇我感觉比较重要的作品前，我总要下决心，下什么样的决心呢？下一个失败的决心，而不是下一个成功的决心。因为既然是写疑难，那就一定是相当疑难的，我不能保证准能写好。成功又给你的压力太大了。所以这是一个私人的问题，写作是一个私人的事情，你只对你自己负责，只能对失败负责，不能老去想成功的事，否则那么大压力还怎么写？对我来说，我的每一次写作都是对自己的提问，你给自己回答了一个问题，你要在意别人承认你吗？我说写作更多的是私人的事件。有两个事件是特别私人化的。一个是写作，一个是爱情。你去爱一个人，你在乎别人怎么说你吗？别人怎么说你就放弃，别人怎么说你就会追求？这是一个没有主见的恋爱者。我觉得写作和恋爱特别相近。它们都是个人的疑难，你别跟人商量，它没有商量。
　　南方周末：你是在常人无法忍受的疾病困扰中写作的，我看过你说“写作的宿命”，写作是你不能离弃的吗？
　　史铁生：先插一句：大家都是常人。常言道：没有受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谁是神仙吗？没有的事。你刚才说写作的宿命，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注定了我要去靠写作为生，这可能也是一个方面。我说写作之所以宿命，是说我心里有很多疑问，它揪住我不放，我躲不开它。其实我觉得是在为自己写作，因为我内心有这么多的疑问，其他的也有，比如情感，我觉得更多的是疑问，我有这么多疑问，我要想它，这就是我的宿命。我不管写不写我都是在写作。不能说我动了纸、动了笔，就叫写作，是因为心里有了这么多疑问，一直在询问这些难点，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在写作，这就成了我的宿命。有人说枯竭的问题，我说如果写作是由于疑问的话，怎么会枯竭呢？难道人生的疑问还会没有了吗？你自身的疑问难道还会没有了吗？除非你没有了疑问，那你就会枯竭，如果这疑问永远有，枯竭就不会来。因为在这个世界，在我们几十年的生命里，最不可能枯竭的就是疑难，而不是幸福。如果你老是写幸福，可能会枯竭。
　　南方周末：“丁一之旅”在表达什么？你能说出它的关键词吗？
　　史铁生：疑难。我觉得我是写人的疑难。“丁一之旅”包含不止一个方面的疑难。我写了爱情的疑难。你别把爱情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爱情是生活的全部。如果仅仅是结婚生孩子，那它只是爱情的一部分。人始于它终于它。爱情包含着一切，我就写这种爱情的疑难，它几乎在人生中处处弥漫着。
　　南方周末：现在作家在强调写作的立场，你的写作立场在哪里？
　　史铁生：我其实并不太喜欢“立场”这个词，可能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吧，它有一种被捆绑的感觉。我们就说作家站在哪儿吧，那我说我就站在人的疑难处，人的一切疑难都应被关注和思考，那可比“理论”和“主义”要复杂多了。比如说贫困与弱势群体等等吧，那当然必须给予更多关心，但那也只是人的全部疑难的一部分。

西西

在学《我与地坛》时才知道了史铁生，还记得当时老师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流出几行泪，后来老师给我们印过他的其它一些文章，觉得他虽然残疾，但是真的很坚强，没有被困难吓倒，没有被病魔打垮，那种境界的确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Charlie Z. S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