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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20 15:26
我曾经在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下午被辅导员送进了精神卫生中心，那个下午从此对我充满了重大意义。
我不善于纪念某件事情发生的日期，但我万万想到这次离开学校的过程，不是短短的几个小时，而是十八天；也许这以后还要更长，长得甚至无从计算日期。
那个荒唐的下午，隔断了我与曾经的所以联系。在那里我度过了大学，甚至是整个人生中最有趣最漫长的时光；在那里我见到了一群和我一样既懦弱又有受虐倾向的情感白痴。
在长期的观察中，我终于发现了这个世界上的聪明人和愚蠢人的区别：聪明人懂得如何装疯卖傻，然后获得乐趣；而愚蠢的人则把自己逼成了真正的疯子。
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既然你已经别人送进了这家医院，这说明你就是一个十足的笨蛋。
医院里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她曾是武汉某知名单位的桥梁工程师，80年代末留学美国，为武汉的城市规划设计出一张又一张美好的蓝图。
现在她也是本院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原因有三：第一，她分四季始终如一地穿着一条红底白色碎花的长裙；第二，她每天不知疲惫地在医院走廊里来回行走，从东头走到西头，再从西头走回来，嘴里喃喃自语着一些只有她自己才能弄懂的话，；第三，她偶尔用手举着一只裹白毛巾的不明物，遮住头顶。有一次，医生前来巡房的时候问她举着什么，她含糊不清地答了一句。于是医生又问她举着这个有什么用，这一回她的回答清楚极了：用来防紫外线。
首先需要申明的是，这间医院的设计本来就欠合理，既照不进阳光，就更不用说这个活动范围仅限于夹在两侧病房巨大阴影之间的走廊上的老人家了。
她一定是把自己当成新造的大桥了。
但，也许不是，谁知道呢？她本来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也许，她的后半生却只能在这家既无日光又无新空气的医院里度过了。
记得以前我读格非的小说时，就产生了一个和他一样的疑问，人的神经系统究竟是怎样慢慢变得不正常的。
但那一天我忽然感到自己很可笑，因为那些穿着白大褂在精神病院晃来晃去的大夫们，以及等他们年老退休后，又有新的大夫会来到医院，在同样的病房外晃来晃去。他们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研究的都是这个问题，并且至今也没得出一个通俗准确的答案公布于众。
如果你想体验一回极限人生，可以找一个偏执狂谈恋爱；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痴心妄想，可以去彩票中心，乱填一串阿拉伯数字；如果你想体验快感，那么除了手淫，还可以下一番功夫来精神病院作护士。
因为，在这里每天都会有新的挑战出现，和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现。这就要求在精神病院供职的护士，除了要有充足的耐心，和无懈可击的应辨能力以外，还要具有良好的防范意识。
不过，这一点医院本身就做得相当不错。正如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精神病院也有三条钢铁制度。
为了防止病人自杀，医院四围都被铁窗铁门包得严严实实；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进出医院禁止携带一切器械类包括雨伞，（记得那天我老老实实摘下耳环交给辅导员，幸运地是十八天后那两个洞竟然一个都没堵上；）
为了防止病人逃跑，大铁门牢牢锁上，钥匙别在护士长身上，亲属进出的开门时间严格限制在三十秒以内。
这一切都让新来的病人更加绝望，虽然在此之前，他们就多半就已经陷入了全面的绝望中。于是，听那些新来者大哭大闹成了这医院里唯一的消遣娱乐方式。如果那位病人还不幸精通方言学，那么看上去整齐利落的姑娘，甚至还能说出些不堪入耳的粗话来。如此巨大的落差，往往把人惊得目瞪口呆。
曾见过一个有多次住院经历的小女孩，大概是觉得这样的泄愤方式不够高明，很灵活地从她妈妈钱包里偷出一枚硬币，放进嘴里，不知是不是打算一死了之。
总之，这种在外人看来束手无策的事时常发生，对医院里的护士却是家常便饭。他们自有处乱不惊的态度，和坚决冷静的勇气，所以大部分新来的病人命运一样，便是被几道白色的绷带缠住，绑在椅子上，打上一针两针镇定剂，送去病房让她睡下。病人不吃不喝地呼呼大睡，睡上两三天后，就会自动地乖乖从床上爬起来，刷牙、洗澡、换衣服，规规矩矩听从白大褂的安排，加入我们的行列，成为我们亲切的病友。
不过，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我是一个很没意思的人，但我依然相信长年在这里居住的人，绝不会感到生活乏善可陈。
有一天凌晨两点钟，我被一阵撕心裂肺的哭闹声吵醒。打开病房门，亮得直晃眼的灯光下，我看见一个歇斯底里的姑娘，蹲在地上，被人分别拖住两只胳臂，一个是身强力壮的男护士，另一个也是身强力壮的男护士。在这里看到男护士并不希奇，希奇的是他们为什么要把她拖出去，对于这样一个完全失控的病人来说，我想不出还有比这儿更适合她的地方。姑娘当然赖在后面决不肯离开，又哭又喊不知说了些什么，只可惜她没吃过大力丸，也就自然敌不过那两个强健的男护士，她终于还是被拖了出去，铁门砰地一声关上，震得连地板都在摇晃。
护士长从值班室威严地踱出来：“看什么，快回去睡觉！”
直到一年后的今天，我在电话里絮絮叨叨地向妹妹抱怨那些挥之不去的噩梦时，才忽然醒悟，妹妹在电话的那一端，漫不经心地说：“我看，你也应该让他们给你电一下，做一个电休克。”那个小女孩的身影又鬼影子一般在我眼前恍惚起来，拖出去，咔，一下，就什么都忘记了。我放下电话，全身一阵哆嗦。
第二天，从隔壁病房，我打听到了零星半点的消息。
“你知道她要干什么吗？”隔壁的病友瞅着我，一脸的神秘的怪笑。
“什么？”
“她说已经准备好了，总共有一二十个人的样子，要拯救被关在这里的大学生。”
“啊？”
“我差一点没欢呼起来，一晚上都在心里默想人民万岁！”
从以上一段对话可见，我隔壁病友的病龄不浅，善良的基本愿望和热忱的出发点，正好证实了她病情的严重程度。
不错，她是本院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二，其地位仅次于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她也一样，有着骄人的学历和甜美的嗓音，凭着一流成绩考如武汉大学，在校期间担任广播员。
她最大的乐趣就是一刻不停地说话，都是些听起来句法完整、语句通顺，却支离破碎、毫无逻辑性可言的长篇大论；还有，抱着一只普普通通的纸袋，上面印着刘XX的照片，她走到每个新来的病友面前，指着那个明星的照片问：“知道他是谁吗？”回答都是知道并正确无误。因为那个明星实在是太有名了。她听到答案后十分满意，推一推鼻梁上的眼镜，非常认真地说“我要嫁给他！”我也被她像这样问过，问完以后自然觉得莫名其妙，愣在那儿暗自揣测着刘XX是不是与上帝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据说她是在两个姐夫的“暴力”手段下强制入院的。因为那个月刘XX在广州开演唱会，她便拿了家中的几千块钱坐飞机去了广州，她说她原本打算在演唱会结束后，跟着亲爱的刘XX一块儿回家，谁知中途“受了骗。”因为同学给她买的机票，方向不是香港而是武汉。结果她一下飞机就来到这儿，从夏秋交替的季节一直要住到北风将至。
她的父亲是重点大学的教授，母亲是前农行行长。而她，如今却成了一只伤痕累累的宝器，让人硬硬地心疼。
虽然每个人都渴望康复，但我们中间没一个人愿意吃药，它会使女人不停发胖，又无端地引起内分泌失调。诚实地说，我讨厌那些东西，虽然不知道那都是些什么，但它使我无理由地亢奋，掌控我的神经中枢，让我想发笑，想找人聊天，聊完以后，又全不觉得自己刚刚说了些什么。
我始终觉得在医院里呆着要比出来呆着舒服，因为被不幸关在里面的人都很诚实，用不着抠着几个心眼儿整天寻思，他为什么说这些？他只是为了说这些吗？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意思？他的话可信吗？
这个设想果真被人变成过现实，那是一个武汉本地人，她和老公离婚后，在里面一住就是十年。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因为这里面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不过，我还是衷心地希望她早日出来，哪怕找个墙角根晒晒太阳也好。
在值班室窗口排队吃药的时候人人平等，没人敢说不干，护士支楞着胳膊、瞪眼瞅着：“吃下去，不许作弊！”我从不会为自己的药物减量感到欣慰，因为在外人看来，只要进去过，就没什么不一样。
出院时，他们给我一张诊断书当作了断，上面写了红艳艳的四个大字：情感障碍。我认为他们说得不对，不过那也没用，因为我不是大夫，我不认为自己的情感有障碍，因为情感这玩意儿于我，并不存在。我只是天真幼稚期过得比平常人漫长了些：以为但凡人说出来的，都很可信；以为看起来极好的人决不会干出极坏的事来。
因此，我付出的代价就是，把能相信的和不能相信的都混淆在了一块儿，相信了很多并不存在的事实：例如，以为自己很聪明；例如，以为自己有能力创造未来，等等不一。
我时常远离人群一个人呆着，因为无法说服自己，相信那些千篇一律的约会、聚会、联欢会有任何趣味可言。
有人说男人之所以喜欢女人，是因为女人在她们眼中不仅陌生，而且极为神秘。但这句话用在我身上却行不通。因为男人和女人在我看来，都很陌生。
所以那个男生挥着拳头嘲我大吼，说我讨厌你，你很烦人，你应该离开我，去和更多的人打交道时，我简直目瞪口呆。
他粉碎的不仅是我一颗完全低于实际年龄的童心，还有我整个病态的生活方式。
每次想起由他来扮演这个把我推进精神病院的角色时，我就火冒三丈。他有什么资格？一个十足的无赖！但那些浑浑噩噩、善恶不明的婆娘，被送进来时，又有谁会拥有什么更高尚的理由呢？
我终于挨到了刑满释放，十八天过去了。
从那所暗无天日的医院里出来的两个月后，我中止了一切药物治疗，过了一段黑白颠倒的生活，并找到一个觊觎着我的身体，想要和我做爱的男人。我十分自得地想象着他的妻子，将谎言和信任写在云端，在漫长的等待以后看着它们被风一片片吹散。
我曾在月亮化石呆过一段时间，虽然沉默寡言，却并不妨碍我在里面混个脸熟。他们都认识我。一帮热忱于戏剧事业的爱好者，有些自嘲又无比自豪地称自己为“戏疯子。”他们告诉我，有一位演技娴熟又深得敬重的学长，曾经因为扮演彩票狂而着了魔，（当然，那时月亮化石还没有我，）据说他直到《恋爱的犀牛》饰马路一角才解了套。我时常想起他们，猜测他们会如何议论我、如何评价我，这个整天落落寡欢，又极不爱合群的女生。疯子——戏疯子——真正的疯子，却是我，并且只有我。
我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字：荒唐！
常常抱膝坐在墙根里思索：我为什么会在这儿？武汉！？XX大学！？我在这儿做什么？我来这儿的目的何在？
然后得出的结论还是那两个字：荒唐！
更荒唐的是，还没等念完大学，就跑到省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自费体验了一把生活。
“你究竟打算干什么？”这是妈妈的问题。
淡然，我没有回答她，别过脸去，一声不吭。
“我想做一个舞女，晚上陪客人跳舞，白天睡觉，偶尔写写文章，排遣寂寞。”
“哦！”他坐在我对面，握笔飞快地记录着。
他是我的心理医生，胖乎乎地穿一身黑夹克，显得十分可爱。我喜欢他，在他的咨询室里，我说过的每个字都很安全。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问我。
“因为他给我买衣服，带我去吃西餐。”
“仅仅因为这些？”
“不！”
“那又为什么回来？”
“因为我知道那么做是不对的。”
他微微一笑，轻声说了句深刻的话：还知道那么做是不对的。我感觉他的潜台词是说，你还不是完全无药可救。
我极愿意和这位心理医生打交道，因为他知道我的心眼儿有多坏，也知道应当如何尊重他的病人。
虽然还是有些不情愿，但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喜欢那些做人比我痛快的：要么做好人，要么使足心计做坏人。要是一辈子把脸埋在伪装的面具后面，那张脸肯定会因为长年不见日光，而变得青黄暗淡、发育不良。
但我还是选择亲自结束了那场无聊的游戏，前后加起来不过十天。十天以后，我像个傻瓜一样整天躺在床上，思度着如何去死。
想了一个礼拜也没想出好方法，最后只好用护士曾经对待过我的方式对待了自己：倒出一粒镇定剂和六颗安眠药，放在手心、吞进胃里，睡了两天两夜，到第三天醒过来，去校门外买豆皮的时候，差一点儿没昏倒在路上。
妈妈惊惶失措地打来电话问我，是不是又犯病了。我心中揣摩着她是担心我的病，还是担心她兜里的钱，（因为医院就像打劫的一样黑，住一个月相当于我们家一年的收入。）我说，没事。没事，你的女儿大概要去出家了。
谁知妈妈十分豁达地对我说：去吧，去吧，即使你去跳楼，我也不会拉你！
下一秒我就清醒了，其实，我是一个真正的傻瓜，一个既活不下去又死不了的胆小鬼。
为了证实我自己的想法，我跑去江边，挽起裤脚往水里走了几步，江面很宽阔，水浪拍打追逐着淹没我的脚背。我就又置身于精神病院那道厚厚的铁门之内了，四周全是难闻的药水味儿，窗外一道又一道冰冷的铁护拦。
我渴望自由，却在绝对得到的时候，彻底丧失了。
我不是一个坏人，但并不代表我不会愤怒。
我不会说谎，不代表我不会在这个伪善的世俗里成为谎言家。
我并不高尚，不代表我不会在谋生与生计中学着卑鄙。
有很多在这个世上活了大半辈子的人，至死都弄不清楚这样一个问题：我是谁？
很庆幸我才活了二十多个年头就完全弄明白了：我是一个人，一个女人，但首先我是一个精神病人。
你愿意相信吗？
你敢相信吗？
请别放在心上，如果你自认为不幸听了一个闲人的疯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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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10-7-7 16: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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