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婚姻

龙井似碗钉

吾人常把婚姻与爱情关联起来，但实际上婚姻与爱情没有必然的联系。即婚姻不必内在地包含爱情，爱情亦不必必然地发展至婚姻。亦即是，爱情与婚姻不是分析的关系而是综和的关系。爱情是一种纯私人的情感，而婚姻则是一种社会伦理关系。爱情作为一种纯私人的情感，他（或她）爱就爱了，不必在乎亦不必强求别人的回应与报答，甚至可以不必有实在的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说，爱情无所谓悲剧不悲剧。因为爱情就是那“春蚕到死丝方尽，蜡柱成灰泪始干”般的不容已，是那“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般的心甘情愿。个中当然有伤感、落寞与忧愁，但决无婚姻中的咎则、煎熬与无奈。“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是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闺中女儿惜春莫，愁绪满怀无诉处。”这固是杜丽娘与林黛玉的伤感和落寞，但这伤感和落寞中却有美丽与自信。所以，当柳三变唱——“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时；当李易安唱——“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时，别以为这里只有泪水与忧愁，其内在的期盼与甜蜜是不可言语的。有期盼就有希望与幸福，它不是在婚姻之咎则中的四顾茫然的无奈与煎熬。总之，杜丽娘、林黛玉、柳三变与李易安皆有不可名状的幸福感。这幸福感是来自爱情自身的，它与婚姻无关。所以，爱情是内在而自足的，它不在关系当中。因此，一个人若能拥有爱情，哪怕只有辗转反侧的相思，都是一种幸福。因为世界上毕竟有他（她）爱恋的人在，至少他（她）还有爱恋的心态，那就有希望。怕只怕“谢他酒朋诗侣”，于“帘儿底下，听人笑语”，人已去，心已死，于爱情上彻底沦为旁观者，则诚为可悲可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吾人以为一个人无论其婚姻状况如何，至少要有一次爱情，或至少要体会到由爱情自身所带来的幸福与愉悦之情，不然，枉活一世。
但是，有情人不能成眷属，亦非仁者所能忍。所以，吾人总希冀由爱情自然地发展至婚姻，亦是仁心之不容已。这里面就有悲剧可言，吾人说爱情悲剧或婚姻悲剧皆是从这里讲的。本来，婚姻是一种社会伦理关系，只要程序合法就是婚姻，其内在地不必包含爱情。但人总不忍将其类存在打落到动物的境地，因为动物虽然也找伴侣，但其中不必有爱情，而人却希望婚姻后面有一种精神的灌注，既而赋予生活以灵性与德性之光。从价值立场上讲，最高最真实的婚姻必须有精神的灌注，这精神的灌注显然是以爱情为基础的。正因为如此，黑格尔才以为婚姻就其本身而言应视为不能离异的，因为它体现了精神的伦理目的。但黑格尔说婚姻不能离异是就其最高精神存在而言，而就其现实的存在而言，离异是被许可的，因为现实的婚姻未必体现精神。所以，现实的婚姻总有悲剧性，但悲剧是就其背后之精神而言，不是就其关系而言，关系只有存在或不存在，无所谓悲剧不悲剧。而精神总是人自身的问题，生命的问题。然一说到生命，真可谓是汪洋大海、峻岭崇山，其个中的问题是不容易解决的。时常以为爱情或婚姻悲剧乃社会制度所致，此肤浅之论也。试问此种悲剧何种社会无有之，以往之宗法伦理社会固有之，然当今开放自由之社会亦何其多也。故爱情或婚姻悲剧与社会无必然之关系，至少关系不大。即使是共产主义实现之日，贫穷、落后、野蛮与战争可能皆消失，然爱情或婚姻悲剧依然会有。此正是人类之波澜壮阔与可歌可泣也。昔人云：“若无花月美人，不愿生此世界。”吾人似亦可曰：若无爱情悲剧，乾坤亦是空转。
那么，为什么总有爱情悲剧（爱情悲剧只有在与婚姻关联起来才有，就其自身而言，无所谓悲剧）发生呢？或者说，吾人之婚姻为何总在咎则、煎熬与无奈中度过呢？吾人前面说过，爱情与婚姻是一种综和关系而不是一种分析关系，即爱情自身不必内在地包含有走向婚姻的可能。所以，吾人时常看到原本相亲相爱的人一旦走入婚姻即感觉到“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尽的凌乱烦闷真有似“朝来寒雨晚来风”。但吾人亦说，有情人终成眷属，亦是仁心之不容已。可见吾人总要求爱情走向婚姻，然而这“走向”如何可能呢？即如何由这种“走向”去化解婚姻中无穷无尽的咎则、煎熬与无奈呢？亦即是开启这种“走向”的桥梁在哪里呢？
爱情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美学的形态，一种是心性学的形态。一般人对爱情之理解与体会多限于前者，殊不知，此种形态的爱情是不宜走向婚姻的。因为这种形态的爱情常内在而自足，并无走向婚姻的桥梁。实际上，这是爱情的本然形态，常为人所企慕与期盼。这种爱情不在社会关系中，它只是爱心之流露，蜜意之缠绵。在这里人常提挈不住自己，故有海誓山盟之言，生死相依之许，以为这些自然开启了走向婚姻的桥梁。实则这只是生命沉迷爱乡中一时跃起时之软化的承诺，并没有刚性之义理骨架以撑开生命，这时还处在爱情自身中而未向婚姻走近一步。所以，吾人常说唯情主义者往往是不适宜结婚的，因为他（或她）始终只停留在爱情自身中而没有向婚姻开显一步。同样，一见钟情与所谓的“闪婚”皆是危险的。这些人都是把爱情与婚姻的综和关系误以为成了分析关系，或者说直接把爱情等同于婚姻了。实际上，即使吾人承认“无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爱情也只是婚姻的一个“因”，婚姻之可能尚须“缘”之助。若无“缘”之助，“因”亦常枯萎而死。如是，吾人常看到，一对十分相爱的人一旦结婚，即陷入天崩地裂之中。而看上去似乎不太相爱的夫妻却举案齐眉、相濡以沫。
那么，爱情因有“缘”之助方可走向婚姻，则“缘”是不是一些物质性的条件呢？世人常如此视之，也因为如此，吾人才常把爱情视为上帝的作品而把婚姻视为俗世之物。吾人虽不鄙视物质性的条件，但须知物质性的条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即物质性的条件于人没有普遍必然的一致性。若如此，则似乎具备一定物质条件的人方可结婚，而余者则被排除在婚姻之外，这当然是违反人性的。就婚姻而言，它与爱情虽不是分析的关系，但与人却是分析的关系。即人必然内在地含有婚姻这种义务，这以中国文化的词语说之就是“尽伦”。所以，从庄严性上讲，一个人可以不必有爱情，但必须有婚姻。因为人与婚姻是分析的关系，但与爱情却不是分析的关系。吾人前面说人若无爱情枉活一世，此是就其审美愉悦于生命之价值而言，而这种审美愉悦并不能予人以伦理的庄严，但婚姻却能之。（当然，不求回报地爱一个人而付出其真情，自有其道德之庄严，但这不是从“尽伦”上讲的）。这就是中国儒家伦理常忽视爱情而重视婚姻的原因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婚姻中无论是否有爱情，都不应该被随意地破坏或离散。因此，婚姻于人生具特别的意义，它是人完成其为人的必然义务，故吾人不应该把任何人排除在婚姻之外。但吾人总欲避免无爱情的婚姻这种悲剧性，而欲在婚姻中延续爱情，共度一世，而爱情本身是无视于物质条件的。因此，吾人开启一个精神性的“缘”，这个精神性的“缘”既保证了婚姻在人类中的普遍性，又救住了爱情。由这个“缘”的开启，即进入了爱情的另一形态，即心性学的形态。爱情之心性学的形态即走向了爱情自身的否定，即它已不是爱情自身而是婚姻了。所以，由爱情走向婚姻，其桥梁就是儒家的心性之学。吾人常误以为，美满的婚姻就是二人性情相合，兴趣相投，实则这仍是就爱情自身言，而不是就婚姻而言。爱情是二人自然天资灵秀之相遇，它无须身心修养即可发生，但婚姻决不如此，一种体现精神与伦理庄严的婚姻与人之学问涵养关系甚大，此自不可小视。故《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然现代人以为身心修养似乎总是空洞无物，实则不然。夫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可谓为仁之方也。”此是切实的下手处。不要总是责怪外在的物质条件使自己的婚姻处在无尽的咎则、煎熬与无奈中。君不见，物质条件丰裕之人，其婚姻状况不可收拾者不可胜数。何以如此？吾人不妨再引夫子之言：“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婚姻亦如是焉。《中庸》又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若能如此，必能尽吾在《说爱情》一文中所云“三义”，由此不但救住了爱情，亦使爱情发展至婚姻，有情人终成眷属，有情人亦必成眷属。而仁者于此必莫逆于心，相视而笑也。若不能如此，则婚姻必在无尽的咎则、煎熬与无奈中，不但爱情枯萎而死，且声色之于婚姻必不可免。夫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吾人亦可曰：声色之于婚姻，末也。又，《诗》曰：“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若能于婚姻生活中自觉地开启心性修养，必至“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声色于我何有耶？！此乃婚姻生活之化境，如此，“岂曰小补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