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汉末士魂

龙井似碗钉

汉末年，中国士大夫经受了炼狱的煎熬。公元166年与公元169年至176年，在中国的东汉末年，曾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士人与官僚、外戚相结合，反对祸国殃民的宦官最后遭致残酷迫害的事件，史称“党锢之祸”。读《后汉书·党锢列传》与《世说新语》等史籍，迄今仍能感受到东汉士大夫在那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岁月中凸现出来的凄美士魂。追寻往昔，令人叹扼。

登车揽辔

　　春秋战国以来，社会处于剧烈变革之中，原先的政治格局被打破，许多上层贵族骄奢淫逸，昏聩无能，不能应付日益变动的社会关系，处于下层的士一跃成为政坛的活跃人物。当时的士与君主的关系不仅是君臣关系，还有师友关系等，其人格是相对独立的。到了汉代社会，天下一统，君臣之序分明，士不能再像战国时代那样游说于各国之间，也不可能再聚徒讲学，说东道西了。西汉著名文人东方朔在其赋作《答客难》中，对当时士人地位的转折作过精辟的分析。在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中，士一度又恢复了先秦时代的地位。随着东汉时代士人的日益强盛，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具备的忧患意识也日渐成熟，它们以自觉的道德追求为己任，积极参与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去。

　　东汉王朝与西汉相比，由于一开始就倚靠的是世家大族，不像西汉开国君臣靠的是一些下层官吏与屠沽负贩、吹箫引车之徒。光武帝加强专制统治中另一个措施就是加强皇帝个人的权力，这样势必依靠宦官与皇族的力量，最后导致这两批人的内讧。在宦官与外戚的车轮大战般的内讧中，东汉王朝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灭亡。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不少同情外戚的官僚士族与当时太学生也被卷了进去。鲁迅先生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对于士大夫来说，当然是极度鄙视这些宦官的。东汉末年士大夫与宦官的斗争，不仅是政治上的斗争，而且具有了人性中善与恶、文化与反文化较量的意义。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两汉风俗条》中论及后汉的“党锢之祸”时说得很透彻：

　　西汉时自从汉武帝表彰六经，倡导儒学以来，虽然经师很多，学的人也不少，但儒学的真谛并未被弘扬，许多人只是将儒学作为功名利禄的工具，所以汉末王莽篡权时，许多人竞相上书祝贺，颂扬王莽的功德。光武帝建立东汉后，鉴于这种状况，于是加强了教化，尊崇节义，考察名实，所任用的人，都是以经明行修著称的人，风气为之一变。等到东汉末年时，朝政昏黑，国事日非，而那些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正如诗经中所说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自夏商周三代以来，风俗之美，还没有超过这一时期的。(据原文今译)

　　顾炎武认为东汉末年那些敢于和宦官的邪恶势力作斗争受到禁锢与迫害的党人(即官僚士大夫与京中的太学生)，他们在斗争中体现出来的英勇无畏、舍生取义的行为是受到儒学教化作用的结果，这一点与西汉的官僚士大夫只会背诵经义、洁言污行的举动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现在读《世说新语》、《后汉书》等典籍中，发现那些最能打动人的便是士大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不避时难的气概，虽是古籍中三言两语的记载，也可以见出中古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豪气与精神。《世说新语》卷一《德行》篇载：“陈仲举(蕃)言为士则，行当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后汉纪》卷二十二载：“汝南人范滂……后为太尉黄琼所辟，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陈蕃、李膺、范滂都是当时士林中的领袖人物，中国士大夫阶层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与人格追求，在他们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已经呈现出一种群体的自觉意识，“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寥寥数语，将这些仁人志士的高风亮节传神写照，它较之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萎顿，有天壤之别。


　　《世说新语》本是魏晋风度的写照，编写者是刘宋时的刘义庆，注释者是齐梁时的刘孝标，当时是一个所谓风教陵夷、崇尚虚无的时代，但即使在这种年代，汉末士大夫的高风亮节依然为南朝人所景仰，其道德感召力是无法抗拒的。《世说新语》的第一篇就是《德行篇》，记载的是汉末士大夫的精神风采。胡适有一篇文章叫《领袖人才的来源》，其中就十分推崇汉魏士大夫的风度气概。他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范型式的领袖人物。他们的高下优劣，总都逃不出他们所受的教育训练的势力。某种范型的训育自然产生某种范型的领袖。”他认为东汉士大夫的气概风范，源于汉代实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贵族教育。

　　在东汉末年大厦将倾、风雨欲来之际，士大夫与官僚阶层勇敢地肩荷起“澄清天下”的责任。比如李膺在第一次党锢之祸受迫害遇赦后，再度被起用为司隶校尉，虽屡经挫折，但刚直之性不改。依然执法严明，公然不避权宦。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令时作恶多端，一听到李膺复起为司隶校尉，知道大势不好，于是躲到兄长的家中，李膺得知后，亲自率领吏卒抓住张朔，立即处斩。张让到皇帝面前告御状，桓帝责问李膺为什么先斩后奏？李膺理直气壮地说：“过去春秋时晋文公抓卫成公回到京师，《春秋》上不以为非。《礼记》上说，公族有罪，虽然天子宽宥，办案的官员可以依法不从，孔子为鲁国司寇时，七日就杀了少正卯，现在我到任已经一旬有余，即使陛下要杀了我，也望宽限五日，等我杀了那些元凶，再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桓帝听后也说不出什么，只好对张让说，这是你弟弟罪有应得，不能专怪司隶。后来那些宦官，即使遇到休假也不敢外出，桓帝奇怪地问其原因，众宦官叩头流泪说道：“畏李校尉。”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中曾比较唐代与明代士大夫与宦官作斗争时，其勇气远远不能与东汉的官僚士大夫相提并论。

　　令人感动的是,汉末士大夫往往以“同志”为荣。如《后汉书·刘陶传》云：“陶为人居简，不修小节，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贵不求合；情趣苟同，贫贱不易意。”这是说刘陶所交的都是志同道合之士，不以富贵势利推行为交易的准则。《后汉书·贾彪传》载：“延熹元年党事起，太尉陈蕃争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复言，彪谓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祸不解。”于是贾彪奋然去游说外戚窦武，冒死上书皇帝，使第一次党锢之祸始得平息。当时还有一种会葬的仪式，最能将名士召集到一起。它在悲愤的气氛中将同志之心相沟通，而与朝廷的黑暗相抗争。前太尉黄琼，虽然因病家居两年，但他始终没有忘怀国是，临死之前，给桓帝上书，要求皇帝从宦官专政中醒悟过来，无奈皇帝执迷不悟，黄琼最后饮恨而亡。死后，四方名士争往会葬。在低沉悲愤的挽歌之中，人们素衣白冠，会聚一起，多至六千人。这种会葬，无疑是对朝廷的抗争。名士郭泰在第二次党锢之祸起来后，不久郁郁死去。年仅四十二。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有人曾问范滂，郭泰是什么人，范滂这样回答道：“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此外非我所能知呢！”范滂对郭泰的评价，其实正可以说汉末士大夫已有春秋战国时代士的独立人格精神，也下启人们所赞美的魏晋风度之先河。


　　值得一提的是，后汉那些士人决没有宋代之后中国读书人那种迂腐的头巾气，而是犹存古代燕赵慷慨悲歌之士遗风。比如李膺亲率士兵，逮捕恶棍，就地正法时的豪气，还有黄浮杀宦官子弟、暴尸街头时的刚烈性格。再如衮州刺史第五种上书弹劾宦官单超之弟单匡贪污受贿，反受单超报复，将他流放到朔方，原来朔方太守董援，乃是单超的外孙，第五种到了朔方，哪里还会有活路？幸亏这宦官的阴毒心计为第五种原来在高密为官时的下属孙斌所侦知，于是孙斌率侠客数人，星夜追到第五种一行，当即杀死押送的吏卒，将第五种藏于孙斌友人之家，免去了宦官的毒手。

　　其实中国古代最早的士与侠是不可分的。汪涌豪教授的《中国游侠史》考证了中国西周时代的士大都是指武士。他们平常为卿大夫的家臣，统御百姓，战时则执干戈保卫家园，并无严格的文武区别。顾颉刚先生认为后世武士所以转化为文士，主要是在春秋之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日渐以道德之教为本，甚至羞言军旅之事。于是战国时期，出现了儒侠分流，“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不过儒侠并没有那么严格的畛域，儒侠从内在精神来说，应该是相通的，这就是追求正义、公平，舍身忘死，孔子所倡导的那些士的人格追求，其实也是侠所遵守的，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杀身成仁，可以说是儒侠都追求的道德境界。据说孔子弟子中就有所谓漆雕氏之儒，有侠义之气，在当时诸侯中很有影响。故近代国学家章太炎作《儒侠》一文，认为侠出于儒，他说：“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徒以感慨奋厉，矜一节以自雄，其称名有民于儒焉耳。”章太炎认为像孔子弟子漆雕氏这样的儒，神色坚毅，不避权门，以气为重，正是侠义精神的表现。

　　东汉桓帝死后，幼年的汉灵帝继位。这是一个更为昏聩的皇帝，他离不开宦官。当时由窦太后临朝，外戚窦武掌握政权，他同陈蕃合作，起用被禁锢的党人。窦武与陈蕃本打算消灭宦官的势力，但事机泄露，窦武兵败被杀，陈蕃等也被捕杀。在宦官的操纵下，汉灵帝大兴党狱，杀李膺、范滂等一百多人，禁锢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一千余人。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魂归何处

　　其实，这种惨烈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从深层的历史原因来说，有其必然性。在中国社会演变出现波折的时候，知识分子往往甘愿充当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殉道角色，这是一种性格悲剧。当两次党锢之祸的腥风血雨弥漫一时，士人的悲歌也就分外高厉激昂。

　　范滂第一次出狱时，南阳士大夫迎之者千人有车数百辆之多，当是时，天下皆美党人而秽浊朝廷。景毅让其弟子做李膺的门徒，当他发现党锢名单上没有自己时慨叹道，本来我就是让弟子以李膺为师的，岂可因漏名而侥幸？于是自己上书辞去官职，回归故里。党人张俭在被宦官追捕时，许多人受到牵累，为之招来杀身之祸，但这些人死而无怨。陈留人孔褒，是孔圣的后裔，与张俭是至交，张俭逃到他家，孔褒外出，弟弟孔融在家。张俭很沮丧，孔融见状就笑着说，兄虽不在，难道我就不能做主吗？于是留张俭住了几天。郡吏闻风前来追捕时，张俭已经离去，于是郡吏将孔融孔褒一起带走。孔融首先认罪，说是兄长不在时是我擅作主张，由我承当！孔褒则说，张俭来找的是我，弟本不知，我当坐罪！郡吏不能定案，又把孔母叫来讯问。孔母则说妾夫已殁，妾为一家之主。家事处分，应由家长承担。郡吏见他一门争死，案子难以定谳，于是申报朝廷，那些宦官仍不放过孔家后裔，竟让皇帝下诏处死孔褒。孔融经此大难而名声大振，后为建安七子之一。

　　鲁迅早年也曾慨叹中国少有敢于吊抚叛客的战士，但是在汉末年代，这种吊抚叛客的侠义风尚还是很浓的。在生死面前，人性的考验显得分外严峻，而唯有胸中有浩然之气的正义之士，才能将生死置之度外。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指出评论《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嵇康就义情景指出：“这是一班在文化衰堕时期替人类冒险争取真实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他们殉道时何等的勇敢，从容而美丽。”汉末党人在邪恶与强暴面前展现出来的凛然正气与不屈精神，应该说是嵇康的先导。范滂在第一次党锢之祸入狱时，狱吏对他说，犯官按规矩应祭皋陶。皋陶传说是大舜时的法官，以执法公正严明著称。然而，在权阉当道人妖颠倒之时，哪还有什么法度可言？范滂正义凛然地说，皋陶为古时直臣，如果知道我无罪，当代诉天帝，如果不能的话，祭了又有什么用？其他入狱的官僚听了范滂的话之后，一起罢祭。在审讯中，宦官头目王甫诘问范滂为何诽谤朝政，勾结党徒？范滂应声答道，孔子说，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士大夫在世当使善恶分明，扬善去恶。现在朝廷将正人君子说成朋党，难道善反为恶，恶反为善吗？说得王甫哑口无言，只好将案子上报皇帝。

　　第二次“党锢之祸”兴起后，范滂首当其冲。当督邮吴导奉命前往逮捕范滂，经过范滂暂居的居羌县时，内心悲哀无奈，在驿舍中哭泣，恰好被范滂听到，他闻声而悟，这位官员一定是因为要抓我感到为难而哭，于是马上到县中自首。县令郭揖，见到这位名士后大惊，立即拿出印绶，要与范滂一起逃亡，对他说，天下之大，什么地方不可容身？为什么一定要去自首？范滂激昂地说，我死之后，才可以使更多的人免祸，岂可因罪而连累你？何况老母年岁已高，我如果逃亡，不是要连累老母吗？于是县令只好派人迎来范滂的老母，与之诀别。范滂哭着对老母说，弟弟素来孝敬，能奉养老母。愿母亲勿为我而伤悲，就当儿生病而死罢了。这位老夫人也是一位烈性妇女，她含泪对儿子说，你现在已与李膺杜密这些名士齐名，既已成名，就当舍身取义，若又想求长寿，天下事恐怕没有这样两全的呢！范滂长跪聆受老母的教诲。转身又对儿子悲愤地说，我欲叫你们为恶，恶不可为，我要让你们学善，这就是我的下场！路旁听者无不为之流下眼泪。于是范滂与家人诀别后，随督邮吴导入狱，不久被宦官在狱中拷打而死。范滂，以他的就义，为自己的人生信念写下了最后的一笔，这种求仁得仁的气度令人感慨，“他们殉道时何等的勇敢，从容而美丽。”(宗白华语)他以其生命的实践，控诉了在人妖颠倒的年代之中，正直的人无路可走的悲剧。自古以来，中国传统的人生教育都是福善祸淫，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两汉的天人感应论更是宣传这一套价值观念。然而党锢之祸中范滂揭示的人生悲剧却宣告这种学说的虚妄。正是有了“党锢之祸”，才逼使汉末的士人对社会人生展开了重新思考，血色士风，在汉末的人生迷途上写下了悲壮而无奈的一笔。林语堂《中国人》一书对此评论道：


　　汉末前后，中国的文人学士们并非对世事麻木不仁。事实上，政治批评在这个时期是最激烈的。当时文人学士的首要人物及太学生有三千多人，他们积极参与时政的议论，对国家政策或皇亲国戚们的行径作了坚韧无畏的抨击，甚至敢于对宦官太监乃至皇帝表示不满。然而没有宪法保障，这个运动被宦官镇压下去了。二三百个学士，有的是全家，都被处死，流放，或监禁。这是在公元前166年至169年发生的事，史称“党锢之祸”。这次镇压如此彻底，如此广泛，整个运动即刻夭折，它的影响也持续了一百多年。从此开始了对消极避世的崇拜和对女人、诗、道家神秘主义的狂热追求。


　　林语堂的分析，指出了汉魏之际士人道路变迁的原因。公元184年开始的黄巾农民起义发生后，汉灵帝害怕党人与黄巾军相勾连，于是下诏赦免党人。当时宦官由于作恶太多，害怕农民起义军对他们的打击，有些暗作内应，有些试图投降，倒是原先的党人如卢植等人还在替朝廷卖命。经常说“张常侍(张让)是我的父亲，赵常侍(赵忠)是我的母亲”的汉灵帝这才觉得那些阉竖是靠不住的，他斥责宦官说，你们总说党人想造反，该杀该禁锢，现在党人给国家出力，你们反倒和黄巾通情，该杀不该杀？汉灵帝转而想到士族，然而士族对皇权业已失去信心，他们既恨


　　宦官，更怕农民起义。纷纷组织自己的武装，等待割据时机的到来。公元189年，汉灵帝死去，皇子刘辩继位。何太后临朝，何进掌朝政。出身屠户的何进目光短浅，他企图依靠地方豪强董卓杀宦官，宦官们孤注一掷，先杀死何进，于是就像人们熟知的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开始描写的一样，早已恨透宦官的豪强士族的代表袁绍、袁术兄弟与曹操等人联合起来，杀死宦官两千多人，宦官势力至此全部被消灭。董卓进京后，逐走袁绍，废皇太子刘辩，杀何太后，立汉献帝，而豪强与世族的势力则在地方割据中日益发展起来，东汉王朝也就名存实亡了，从此，中国历史上开始了将近四百年的动荡。汉末士魂，融入魏晋风度之中，正如我在《魏晋风度与现代人生》一文中所说，这种新型人生观与精神观既是对于旧的道路的转变，也是对于新的人生观的追寻，魂归何处，这是中国士人永恒的人文追寻，也是士人不泯精神的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