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的咨询者 （转自51gt.com沟通网）

美惠子

原作者：觉悟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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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志宏*

随着心理咨询事业在中国大地逐渐展开，对这一事物的观念、咨询师的劳动价值等问题将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政府、民众的心态和行为该如何调整才能使心理咨询真正为大众心理健康和社会精神文明发挥积极作用，本文试图通过一些个案与读者商榷。
一、市长的疑惑
那一年，我迁址到新兴旅游城市贺州市重设我的觉悟洲心理咨询中心。第一天我就去找市长。
因为过去在某个场合曾与范副市长有过一面之交，秘书不敢阻拦我这个“副市长的朋友”，客气地为我放行。进到副市长宽敞的办公室，端坐在办公桌后面的范副市长很不客气地盯着我：“什么事？”
我拉过椅子坐在他对面，并不急于告诉他我来的目的，而是提起那次见面的经过。终于，范副市长想起来了，他仰在椅背上，琅琅地笑起来：“啊！你是……。哈哈，看我这记性。” 接着，副市长俯身向前：“找我有什么事吗？”
简要介绍我的计划后，我希望能得到领导的支持。
沉默一会，副市长轻声问我：“心理咨询是做什么的？是不是和看相算命差不多？”
我一愣，随即定了定神，耐心地解释起来。我知道领导的时间宝贵，尽可能地捡容易理解的内容来讲，到最后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这样吧，政府不反对你做，但是也不表示支持，以后有什么问题再说。”范副市长在接一个电话前说，我顺势与副市长道别。
科学与迷信，截然对立的事物竟被人混为一谈，看来普及科学精神比普及科学知识更加任重而道远。这次会面让我有一种预感：贺州市的业务不顺利。
二、“不贵、不贵”的背后
来人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少妇梁君，一见面就急切地向我叙述她丈夫的“病情”：“半年前的一个深夜，他突然告诉我他的心跳很剧烈、心慌，不一会就见他牙关紧咬、双眼紧闭、四肢发颤、浑身冰凉。我赶紧和家里人把他急送到最近的医院抢救，半个小时后他才慢慢苏醒过来。就这样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
“等一下。”我打断她的话：“医院是当什么病治疗的？检查结果是什么？”说这话的目的是要减少她没必要的叙述。
“住院期间又发作了几次，医院一直当心脏病治疗，可是各种检查又没确诊是心脏病。”
我轻轻叹了一口气，心想临床医生不懂一点心理疾病的常识对患者是多么不公平！对患者会造成多大伤害啊！
“出院后几乎每天一接近深夜他就会紧张，要我看着他才能安心入睡。有时候紧张到出现第一次发作时那样的症状，不过每次都是他要求我陪他去医院，并且要亲自驾摩托车，说如果不是他亲自开车就会在路上晕倒。见到医生他就立即昏死过去，大多数情况下经过抢救他才苏醒，但有时不抢救躺一会他也会醒过来，醒来后他又好象没事一样。”
第二天，梁君陪患者廖兵来到我的诊室，我告诉他们这病叫惊恐发作，能治。并让他选择计时付费或协议付费，他们选择付费2000元治愈为止。他们很清楚这比以前误诊所支出的治疗费低多了。
廖兵的父亲曾是军官，廖兵从小在严肃紧张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由此造成他容易紧张的情绪；他的母亲是医生，廖兵在掌握许多医学常识的同时也出现过分关注自己身体健康的心态；一年多以前廖兵的姑姑在睡眠中因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廖兵曾是成功的商人，近年来因决策失误而陷入困境，急切地以图东山再起。惊恐障碍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廖兵接受了以上的精神分析结论，了解了自己问题的来龙去脉。接下来我重点使用放松疗法对其实施治疗，廖兵的进步很快，数次治疗就使他基本摆脱症状，不再需要前往医院抢救了。
我注意到，廖兵很久没有前来治疗了，我知道他不时紧张的毛病尚未彻底解决。于是打电话催他，可他每次都以工作忙为借口拒绝前来，催得多他甚至说：“我已经满足了，我就是不去你有什么办法。”似有与我赌气的味道。
我向梁君了解廖兵拒绝继续治疗的原因是否与费用有关，梁君予以否认。其实根据协议廖兵继续治疗是不需要付费的，我多次向他们强调这点，催他前来治疗仅仅出于我的责任心。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自称是梁君堂姐的小老板对我说：“你宰了我妹妹的猪。”为此这位小老板还被我批评：“没良心。”不过问题已经很明显，虽然患者清楚自己支付的费用并不高，咨询师并没有超出通行标准收取高额费用。但咨询师如此动动嘴皮子就挣数千元让他心理不平衡。
三、不愿露面的家长
我因公务出访梧州，突然接到贺州市打来的一个求诊电话：“终于找到你了！我差不多每天都到你的诊所找你，半个多月都没有见你上班，别人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我立即用手机和你联系。”
还好我刚回到寓所：“有什么要紧事情吗？”
“我女儿吵着要找心理医生，我和他爸爸也觉得应该带她看心理门诊。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告诉他可能要一个星期后才能处理完公务。
她着急地说：“我能带女儿到梧州找你看吗？”
我觉得能抽出时间做治疗，向她了解大致情况后，我对她说：“行，你来吧。”我把详细地址告诉了她。
这位叫谢芬的女士带着她十九岁的女儿黄敏当天下午赶到梧州。黄敏高挑身材，圆圆的脸蛋镶嵌着一双扑闪扑闪的大眼睛。一见面，黄敏向我微鞠一躬：“叔叔，您好。”那双会说话的眼睛给我深刻印象。
黄敏动作夸张，表情丰富：“我上高二，我喜欢一个初中时的男同学李云海，写过一张字条给他，想和他做朋友。可是他说我不知羞耻，我恨死他了，他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成绩好吗，我也是很有才华的。现在我心烦意乱，成绩越来越差，我的才华上大学是没有问题的，都是被他害的。
“你和同学们的关系怎样？”我问。
“同学们不愿和我玩，说我怪怪的。”黄敏斜眼看了我一下说。
“你为什么想和李云海交朋友？他哪些方面吸引你？”
黄敏面露喜色：“他来自农村，我最欣赏他自理能力强，和他做朋友他会照顾我。”
我向谢芬女士了解黄敏在家里生活的情况。谢女士介绍说：“黄敏是独生女，自小被我娇生惯养。家庭的经济情况很好，开了几家商店，请很多帮工，家里的事和店里的活从来不要她做。我对她的娇惯连她父亲和奶奶都看不惯，可她还不领情，整天唠唠叨叨、要这要那，我现在烦透了。”
我让黄敏做了一些练习和测量，结论是依赖型兼表演型人格障碍，但我当时没有说出来，接着我让黄敏做了一些治疗性练习。
我按计时收费标准收了谢女士300元，并向他们透露彻底解决问题估计费用是1000元，我的判断一向准确。
几天后我回到贺州，谢女士按我的安排间隔一星期带黄敏前来诊所两次。针对依赖型人格障碍，我设计使用认知疗法、冲击疗法和适度体罚进行治疗，效果显著。黄敏表示从此以后自理生活并接受母亲监督，说到李云海时情绪已经很平静了。因再次公差在即，两次治疗时间都很长，共收费400元。
再次公差后回到贺州，黄敏知悉立即赶来，说话中得知其母认为咨询师善良，不好意思向小孩子要钱，因此不陪同前来。
我无奈，但仍尽力帮助黄敏，使用认知疗法以讨论的方式使其逐渐暴露并认识自己的表演特征，再次治疗时黄敏终于领悟，痛哭流涕，完成了一场漂荡无根的心灵回归扎实大地家园的痛苦历程。
我将两次治疗的费用告知谢女士，要求其付费，虽然我知道她并不情愿。引用黄敏的话说：“我妈妈觉得一个打工仔辛苦一个月才几百块钱，心理医生工作几天就比人家收入高，太厉害了。”
谢女士并未如期付费。次日，一对青年男女随黄敏来到诊所，黄敏将打了一半折扣的200元放在我面前。那两人刚要开口，我立即客气地请他们离开。那男的开始声言付出的钱就不再收回，只想与我论理，但当听到我说如果不愿付钱尽可以不付时，抓起桌上的钱转身就走。
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也许读者觉得我收费的随意性太大，是的，我的诊所有公开的收费标准，除非咨询者自愿，我不会超过标准收费，生活困难者还可申请免费服务，我也乐意接受赞助，我还推出协议收费的方法，我的咨询热线0774—3853420是免费的。本来嘛心理咨询就难以确定价值标准，所有咨询者以同样标准收费未必公平合理。富裕者多付，贫穷者少付是否更可取呢？咨询师的责任心、技术水平等是咨询效率的决定性因素，咨询者的钱袋也为此而开合。
还应该指出，心理咨询收费既代表咨询师的劳动价值，同时也是咨询者生命价值的体现。再高明的咨询师也难以使一个不尊重自己生命价值的人的生命更有价值。
我的目标是让所有人都能从心理咨询服务中受益，同时我谴责不尊重和剥削咨询师智能劳动的行为。

本文刊登于《心理医生》杂志200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