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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绵阳,听到了太多凄惨的故事,特别是那些如花的孩子们的故事。汶川地震,震裂了我们民族的一条血管,血管里流失的,都是最新鲜的血液。
对于天灾,我们无能为力,只能承受并敬畏大地。但是每一次的天灾所伴随的人祸,却让人“到底意难平”!数千所校舍瞬间垮塌,这哪里是天灾可以遮掩的?这里面存在着种种问题,腐败、管理混乱、教育经费投入不足……这些都需要更为细致的调查与追究。每一次灾难的正面效应,就在于这种调查追究对社会进步的推动,而不是救灾工作的“伟大胜利”。
面对灾难,我们不能只有一种语法,一种叙事,在这种语法中,灾难没有居于前台,而是作为虚构出来的“英勇的战士”、“英雄的教师”、“英明的政府”、“万众一心的人民”的陪衬出来的。对灾难的重新叙述,只是为了表现被抽象架空的“史诗般的”宏大叙事。在这种语法叙事中,灾难本来带来的悲伤、愤怒,特别是反思,便被暗暗地消解掉了。这是一种潜意识的过滤,过滤掉灾难本身的复杂性,将其变得单纯而明朗,只留下黑白两色,让人们失去了对灾难更真切的感受,使灾难本身成为抽象的灾难。灾难一次次地重演,英雄便一次次地涌现,成为一个民族“伟大”“团结”的证明。
哀悼日也好,总理站在废墟上也好,只是掠过灾难的一丝希望,旋即被吞没。于是,对媒体的控制又重新加强,而控制媒体的唯一目的是防止媒体干扰英雄叙事,防止媒体妨碍政府对灾难的重新书写――正在发生的历史,其实就是这样被篡改的。
与英雄叙事相比,我们更需要人的叙事,需要用人的语法来说话。什么叫人的语法人的叙事?它不是或不仅仅是一组组抽象的数字,它不是或者不仅仅是镜头前的“感谢政府,感谢子弟兵”,它更不是抗灾晚会上的载歌载舞。
它是孩子们的鲜血,血肉模糊的尸体,恐惧的眼神,无休无止的梦魇;它是家长们的哭干眼泪后空洞的眼神,是浸透每一个细胞的哀伤,是一次次的上访,是永恒的愤怒;它是灾民们的流离失所,是帐篷里难熬的漫漫长夜,是每一次余震的惊惶失措,是深入骨髓的恐惧与无助。
它既是数百亿捐款所体现出来的一个民族瞬间爆发出来的伟大力量,是天安门广场那一声“中国挺住”,也是数千间垮塌的校舍,是在捐款中沉默的中国房地产商;它即是政府在地震初期所表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效率与开放,是哀悼日所体现出的对人的尊重,也是随即而来的媒体控制,是官僚惯性所体现出来的冷漠与遮掩。它即是谭千秋等一群老师以身掩护学生的灵魂雕塑,是整个教师群体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来的整体人性,也是范美忠等在千钧一发之际的飞身逃跑,是逃跑之后一个群体为自己所作的令人深思的辩护。
灾难是活生生的,有无数毛细血管通向社会这个肌体的方方面面。它拷问政府,拷问红十字会,也拷问民间机构,拷问志愿者;它拷问那些黑心的建筑商,也拷问那些腐败的政府官员;它拷问我们整个社会的救援机制,也拷问国民特别是学生的自救能力;它拷问媒体,也拷问那些公众人物……它拷问你,拷问我,拷问我们每一个人!
因此,人的语法,人的叙事必然意味着,站在前台的不是英雄,更不是政府,而是灾难本身,是灾难中死去的数万人民。并且,不是抽象的数字,是数万个有名有姓,有经历有故事,在五一二之前还或高兴或沉默或忧伤的行走在这个国度里的人,是一个加另一个,再加另一个!而面对灾难,我们要怀着敬畏、怀着悲伤甚至怀着愤怒呈现它,呈现无数无辜的瞬间遇难的生命。我们不但要呈现,我们还要发愿,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减轻人间的苦痛。
假如我们是政府官员,我们要守住自己人性的底线,不要漠视逝者的尸体以及活着的哀伤,哪怕要付出一点代价?假如我们是记者,我们能不能守住自己人性的底线,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客观地将灾难(无论是天然的还是人为的)展示给人民?假如我们是建筑商,我们必须追问,自己造的房子究竟有没有达到质量要求?那些钞票是被鲜血漂起来的?假如我们只是没有多少力量的普通人,我们也要问自己,我能不能为灾难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比如捐款?假如我们自己也生活困难,我们能不能在哀悼日里收起笑容,能不能花几分钟时间为他们祈祷默哀?
……
只有人的叙事,才能够唤起人的情感,只有人的叙事,才能够推动整个体制进一步人性化,推动整个社会围绕灾难进行一系列的全方位的反思。这种反思不仅仅是政府的,也是民间的。至少这一次,我希望有更多的律师,为那些孤苦无告的家长们提供法律援助,将黑心的建筑商和腐败的官吏送上法庭。我希望有更多的民间组织深入灾区,将阳光送到政府没有照耀到的地方。我希望有更多的教育机构以及普通教师,参与到灾区的教育重建工作中来。不是以崇高的名义,而是以人的名义,以中国人的名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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