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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入世的吗?答曰是的,但孔子同时也是出世的,他以自己的方式出世。
孔子生活在一个立谈可至卿相的时代。多少国士、游士、策士、辩士,布衣杖策,贸贸然去扣朝堂的门。然后升殿接膝,纵谈天下大事。一言称意,则怀金曳紫,位重公侯。
孔子有声望,鲁、陈、卫诸国的君主,纷纷慕名延请,待如上宾。有手段,可以利用手中短暂的威权,立诛他所认为的奸邪。有担当,曾经面折廷争,使国力微弱的鲁国在外交上不落下风。有志向,“天生德于予”,常以命世之才自诩。也有狡猾的世故,懂得在主人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不愿见的阳虎。子张问到“干禄”,他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做官与行世,孔子显然都有一套。这样的人在这样一个国君可以举一国之力任其施展的时代,一展抱负正如探囊取物了吧。
但孔子却高悬标格,不肯稍稍假借。现实与自己的政治理想略有扞格,立刻抽身远引,绝不回头。最终,他留下了一个空白的事业。而这空白的事业,便是孔子最大的事业。子赞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用其道则出身行道,一往无前;不用其道则退身守道,传之后世。孔孟所佩服的圣人,如尧与伊尹,是入世的榜样。如吴太伯,如夷齐,如柳下惠,如孔孟自己,是守道的楷模。有入世的精神,行出世的作为,一入一出之间,不变的是一个道字。这种秉一身节操,而矫矫不群的豪杰之气,正是中国读书人的根骨。有这根骨在,那么一时功业成败,竟变了鸡虫之争的小事,出世入世,又何必计较呢。
释迦是佛。佛自然是出世的,但若不入世,何以言出?
世人每云佛家是植根于痛苦辛酸的土壤而开出的超脱飘逸的奇葩,是看破红尘后的无奈的微笑。如此实际只是小乘。盖印度佛教,先有小乘,后有大乘,中国亦不逾斯轨。但小乘之行于中国,时期甚短,势力亦弱,非如印度西域之以小乘为正统、而大乘为闰位。八世纪之后,印度婆罗门教中兴,佛教渐至陵夷衰微,而中国自罗什西来,大乘靡然成风,故谈佛则不得不语大乘。若一生持戒只知回向自己,即使修到极至,玄虚寂灭,枯木死灰,不过一自了汉,早为五代时禅林豪杰所笑。大乘菩萨道欲对世界和人生追根究底,并引人去把握其底蕴。这就是所谓终极关切。佛家的话讲慈悲,“同体之慈,无缘之悲”,虽然解释不同,总含有两重意思,与一切乐与拔一切苦。
菩萨的华译,叫做觉有情。一切有情众生均具佛性,却不能自觉,菩萨有大智,能自觉,有大悲,能觉一切有情,故菩萨实在是最多情的人。修佛总要有缘起,《大智度论》讲五菩提,起首是发心菩提。凡夫于生死之中,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大愿,如是方能证菩萨摩诃萨。己未度而欲度人,称菩萨愿,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是菩萨的大悲心行。这已将单纯的戒定慧化为积极入世的精神,不但要证道,更加要度人,不但要度化善人,而且要度化恶魔,不但赞叹笃信佛道的善信,同时也赞叹实践着同一原则的外道。这种以无争的出世心情,毫无条件而入世救众生的自愿,已远非“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理想所能望见,较墨家的“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也勇猛得多。弟子有问佛者曰:谁当下地狱?佛曰:“佛当下地狱。不惟下地狱也,且常住地狱。不惟常住也,且常乐地狱。不惟常乐也,且庄严地狱。”
也因如此,释迦时时现相说经,指示方便道。释迦有时发光动地,有时平等如如,使众生知道寻常处即有万法,自己与三世诸佛其实并无不同,出世入世,也非方枘圆凿。出世间法是不离世间法的,出世间的般若妙慧是与世间的日常生活分不开的。奔走尘劳的生活中,有多少利他的事,或大或小,到处自然地充满了大乘菩萨的精神。凡夫不必发大愿心,也不必信解受持,只要见本性爱人,则何处不是道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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