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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失败在于不愿意承认失败面对失败
2006-03-07 14: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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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此文,本为一报社记者采访,已经排出小样,却在印刷之前被总编辑枪毙。原文名《中国大学教育遭遇体制迷墙》,是由《体制迷墙》一书,引出的对我和陈丹青先生的专访。
近日看到两会之上,众教育界人士频频谈起教育问题:反思扩招、质疑收费、声讨腐败……好不热闹。这种情形,似曾相识,近年来的两会,委员代表,论及教育,总是这些问题。说实在的,就是普通老百姓们,经过多年的熏陶,也能说出委员代表们哪些“高见”来。斗胆预言:明年的两会,关于教育的议题,还是逃不出现在的局面。即便有一些新的事件,令人瞩目,也不过是病变细胞在躯体中的蔓延。
本文没有太多“高见”,却难以在平面媒体有栖身之地。只是辛苦了记者白白劳作,也辛苦了陈丹青先生那么“认真”地回答记者的问题。
突然想到,我有博客。可以把这段文字,贴出来。
扩招本身就是教育问题
近年来,大学不断出现各种问题,比如招生腐败、学生自杀、教授道德败坏,等等。谈论大学的问题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什么原因?
陈丹青:熊丙奇的两本书——《大学有问题》和《体制迷墙》——就是在深入探讨这些原因。
在分析大学问题时,人们往往把理由归为高校的大扩招,以及教育的产业化。认为产业化思维的高校大扩招,影响了今天大学培养人才的质量,造成了大学生就业困难,引发一系列教育问题。你们认为高校大扩招是影响大学发展的重要原因么?
陈丹青:扩招是问题之一。它与其他大学问题互为因果、彼此纠缠,造成大学问题更形恶化。根本原因是中国人口太多。这不完全是教育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任何政府都无法回避,任何措施都面临巨大的难度、考验,与无法预测的后果。
欧美先进国家二战以后也持续面对相似的问题:人口、就业、教育的平民化以及相随而来的教育贬值和种种尖锐矛盾。中国这么大国家,扩招本身无可厚非。可以议论的是,问题出现前后,整个社会与大学机制能否承受、应对、解决?中国的国情是,一旦政策出台,不是政策跟着现实走,而是丰富多变的现实必须服从死政策,以至问题更多,更复杂,甚至恶化——教育以“政策”为准而不顾及教育规律、教育现实,就是问题的症结之一。
熊丙奇:1999年当年扩招的真实目的,或者本意,并非出自教育,并不是我们大家所想象的增加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要,而是为了拉大内需。其逻辑是这样的,大众有消费高等教育的需求,而且有消费高等教育的实力(据说是根据当年的居民储蓄显示),因此,可以通过扩大高等教育招生,来拉动内需,以一个大学生1年花费1万元计,如果扩招100万,就是100亿元的消费。以上逻辑的高等教育扩招,显然顾不了其他许多,比如,社会发展需要哪些人才?那些层次的人才应该扩?不同的学校人才培养的重点是什么?扩招之后我们有能力和条件保证这些学生的培养么?我们只看见,所有学校,同一时间,竞相扩招,食堂、浴室、图书馆、教室顿时爆满。这两年,每年毕业的学生400万,人才市场成了集卖市场,很是壮观。由此可以看到,扩招其实不过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道“行政风景线”。因此,扩招问题并不是影响大学发展的重要原因,它本身就是当今大学问题的一个标志性景观。
教育更深层次的原因不能明说
那么,影响中国大学发展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我们的教育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陈丹青:目前能够指出,或者说,被准许指出的问题,是学术行政化、考试标准化、教育产业化。更深层的问题是不能明说的。
熊丙奇:行政思维办校,特权思维治校,学术没有民主,教授难以治校,学生被当作管教对象,等等,是今天大学之所以有如此多问题的原因。
陈丹青先生曾提出辞去清华大学教授,这成为2005年媒体关注的热门新闻,您的辞职行动有效果吗?
陈丹青:我的请辞毕竟是个人的、消极的选择。它引发议论,但不可能发生效果。对我个人的效果,就是学院同意我不再招收研究生,因我坚持不能接受现行考试政策。在带完工作室的六名学生后,我将于2007年夏离开。
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大学问题的存在,大家对大学问题的关注,与大学问题的解决似乎没有多大关系。那么你们为什么还这么执着于谈大学的问题?
陈丹青:人们谈论疾病,疾病不会因此缓解,但人还是会持续谈论。人是语言动物,最有用,最无用的,都是语言。
熊丙奇:我相信,大学管理者比我更清楚地了解大学的问题。有人对我说,你书中说的问题,政府官员、大学领导、教授,私底下说起来,比你更清楚,更具体,更有见解。记得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曾在《看陈丹青愤怒拷问中国研究生招生体制》一文中说,陈丹青痛切指出的弊病并不是要有多高明的洞察力才能发现,要有多大的胆量才能说出的,他的同事在私下里同意他的意见,不过,每当他在会议上发言完毕,周围便一片沉默,或者话题随即转换。没有一位领导对他的直言予以制止和批评,个别领导还会鼓励他把想法讲出来。但显而易见,可能不会有领导和他站在一起,为改变现存的不合理状况而斗争。
因此,保持“说”。如果“说”都没有了,那问题的存在与问题的解决,可能就更没关系了。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学者一起来关注教育问题。
失败在我们不愿意承认失败、面对失败
最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是否成功的话题,十分令社会各界关注。教育改革成功的标准是什么?你们认为,中国教育改革,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如果是失败,失败在何处?
陈丹青:我不关心中国教育的成败。这么大的事业,这么大的问题,不是“成败”两字能够概括。所有国家的教育都有问题、有成败。如果非要说中国教育改革的失败,我以为失败在我们不愿意承认失败、面对失败。没有一种败局是无法收拾的,但前提是你得承认失败。
熊先生的新书《体制迷墙》指出大学问题的根源在于教育体制。陈先生在序中说道,书中的议论者虽然提呈了大学教育的症状与处方,可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却是无解的、被悬置的——谁造成这一切?谁愿意出面辩护?谁承担责任?最后,谁能够改变局面——然而问题可能真是无解的,只能被悬置:在议论者口口声声的教育“体制”中,确实看不见“人”,即便当议论的内容几乎对准具体的“人”,焦距便会自动模糊、闪开,回向那作为全景观式的教育“体制”。那么,解决中国教育问题、大学问题,有现实可行的途径么?抑或这些问题将长久无解、长久悬置?作为每一位体制中人,他们该怎么办?
陈丹青:体制中人,分好多种。厌恶现状者,一是混,为饭碗,为生存;一是恪尽己能,凭良心做事,尽可能做到、做好;再一种是闹腾,但注定失败,于事无补。我似乎属于第三种,所以请辞,在正式辞职之前,退回“混”与“恪尽己能”之间这么一种状态。
凡认同体制的人——至少在口头上场面上——要么是老实人,照章办事、执行政策,而且相当努力;要么是滑头,充分利用体制自利,也努力,而且相当聪明;再一种,我不便、不愿、也不可能说得太露骨,好在众人有眼,看得清。
另有那么一种体制中的“稀有动物”,他不骂不赞,不混不贪,他想办法实实在在做成一件件事,不夸张,不气馁,有智慧,有韧性。这类人可能是精英,可能是院长校长,他们在茫茫体制中保持有限的净土,虽不可能改变大局,但我敬佩他们。他们是谁?在哪里?我相信一定有!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会有这种人。以我亲见,我供职的学院的老教授袁运甫先生正是这样的人。
我所关切的体制中人主要是学生。学生还有个青春期问题。校园问题多数是青春期问题,现在与教育问题大学问题相纠缠,尤为可悲。我很难告诉今日学生应该怎么办。我辈的经历与经验,一句话,就是咬紧牙关个人奋斗,但文革青年的经验是社会经验,不是大学经验,不适合今天。
兼具智慧、韧性与勇气,同时有运气的个体,毕竟稀少。叫年轻人去适应体制,对抗体制,都是两难。去适应,人格逐渐萎缩变形;去对抗,几个人付得起对抗的代价?
我们注意到一些大学近年来推出一些改革措施,比如复旦大学副教授破格担任博导、吉林大学让不合格博导下岗、上海财经大学取消研究生学位与发表论文挂钩,这些措施有没有可能推动大学问题的解决?
熊丙奇:复旦大学副教授破格担任博导,吉林大学让不合格博导下岗,是好现象吗?我并不这么看。博导这一头衔本来就不应该存在,它只表明处于一种工作状态,即在带领博士生做博士论文,这个活儿教授能干、副教授能干,讲师也能干,只要他能指导学生写出好的论文、做好的科研,而我们却把其作为一级职务、一种头衔、一种待遇。在这样的改革中,博导的“头衔地位”更加坚挺、更加强化了。真正的改革,应该是取消博导。而取消研究生学位与发表论文挂钩,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这本就是无端强加到研究生身上的可笑指标。但是,研究生的培养问题,远非取消论文发表指标那般简单,研究生培养的定位问题、研究生招生中的国家统一考试问题(包括总分和单科分数线问题)、导师缺少招生自主权培养自主权问题等等,才是关键问题。
陈丹青:个别院校、局部措施,以及教学个体,都在持续寻求教育状况的改善与改变。但整体状况不会因此改变。只要国家垄断教育资源、教育决策与大学权力结构不发生根本改变,一切都不可为,这是显而易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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