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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儒认同好色，大儒何妨狎妓（旧文为文怀沙［好色］一辨）
------为理学辨诬之四
一、原儒的态度
东海声言要为理学辨诬，为儒家卫道，有人置疑我重树圣贤标准，是强调克己功夫、主张禁欲主义了。
强调克己功夫固然，主张禁欲主义则非。尊儒学圣，当重大节，树大德，立大本，不宜小处着眼纠缠琐屑。而且，儒家在色欲问题上是非常通情达理的，理学“发展”了孔孟之道，并未发展到禁欲主义的地步。以为理学禁欲戒色，是世俗普遍性的误解。
孔子删《诗》并将其作为教科书。《诗经》歌咏两性关系的作品所占比倒最大，开篇《关睢》就是歌咏男女之情的；《将仲子》（郑风）表现男女私情，《诗经·召南·草虫》对性愉悦进行了直截了当地描述，《诗经·郑风·溱洧》描绘的简直就是一幅野合的全景画。可见孔子对“人欲”的透彻理解和充分肯定。《论语》曰乐而不淫,即孔子称赞关雎内容合於人情，不过度。
《礼运篇》中孔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意思是说，喝好吃好男女玩好是人生最根本的欲望。他叹息“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可见他并不反对好色，只是希望人们能够象好色一样好德。据说孔子自己就是其父叔梁纥和母颜氏野合而生的呢。
陈寅恪说过：“马克思和弗洛依德两派学说，其实《孟子》中‘食色性也’四字已足概括了。”“食色性也”常被误认为孟子的话，其实这句话虽出自《孟子》，却不是孟子而是告子说的。告子与孟子的“人性善”观点有异，认为人性非善非恶，与孟子辩论过程中告子说了这句名言，意谓食欲和性欲都属于人性。孟子在下面的辩论中并未批判食色二字，对告子的这句话并未反对，可以视为孟子对此言的认同。据后人考证，告子也属于儒家。
孟子并且对“好色”持鼓励态度。《孟子-万章章句》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
孟子认为男女性交是“人之大伦”，天经地义的事，如果告诉了父母而父母反对，婚结不成，阴阳不能交合，生命不能繁衍，就废了人伦。这是最大的不孝。孟子因此赞成舜不经过父母同意就与娥皇女英同居一室。
《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翻成白话就是：齐宣王说，我有一个毛病，好色。孟子说，好色好呀，以往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甫就很好色，十分宠爱其后妃。但那个时候，内无大龄未嫁的怨女，外无大龄未婚的旷夫，男女都能适时婚配。您如果能够考虑让老百姓的色欲也得到满足，好色又有什么关系呢？
二、儒者的实践
历代名士乃至大儒，蓄女伎为乐或与娼妓有染者，何可胜计。前汉的大儒张禹，常把他的学生带入后堂宴饮，“妇女相对，优人筦弦锵锵，昏夜乃罢”；后汉的马融，为世通儒，“居宇乐器，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降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东晋谢安栖隐东山时，放情山水，以声色自娱，每出游必携妓同行。
大诗人杜甫也未能免俗，常陪公子哥儿喝酒狎妓,作有《陪诸公子携妓纳凉》，《秋猎孟诸夜归置酒单父东楼观妓》等。唐人尚文好狎”，许多高官大儒，或蓄养家妓，或纳妾成群，或与艺妓的交往酬答。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出仕之前是个风流主儿，贪享受，好伎乐；明末很多英雄人物如陈子龙纵酒狎妓习以为常；堂堂大清官海瑞还玩过雏妓呢。
欧阳修，唐宋八大家之一，当过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兵部尚书等高官。谥文忠。宋钱偭《钱氏私志》有一则关于他的佳话：
钱维演为西京留守时，“欧阳文忠任河南推官，亲一妓。一日宴于后园，客集而欧与妓俱不至移时方来，在坐相视以目。(钱)公 责妓云：‘末至何也？’妓云：‘中暑往凉堂睡著，觉而失金钗，犹 未见。’公曰：‘若得欧阳推官一词，为为偿汝。’欧即席云：‘柳外轻雷池上雨……’，坐皆称善，遂命妓满酌赏欧。”
类似文人、官人的风流韵事，古人文集中俯拾即是。古时候狎妓蓄妓携妓等已成为文人官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的品格学问道德文章基本无关。对官员，宋、清初期还有禁嫖令，对包括各级各类学生在内的士人，历代王朝对他们基本没有这方面的约束。士大夫嫖娼狎妓，历朝历代蔚为风尚。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好色，好之有道，要乐而不淫（《论语》，快乐而有节制，不过分），要“发乎情，止乎礼义” (《诗大序》。义者，宜也；礼者，国家法律法规和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也。礼是因时而异与时俱进的，不同时代或不同国度有不同地标准尺度。“发乎情”，是不期然而然的自然之人性；“止乎礼义”，没有违反礼的规范。这是儒家诗教传统，也可以说是原儒关于色欲问题的基本态度。
三、理学的观点
儒学发展到理学，自由度和宽容度已大为缩减，但并不禁欲。对此张邦炜先生在其论文《两宋时期的性问题》中有过中肯论述：
至于理学家，大都遵循孔孟之道，既不赞成纵欲，也不主张禁欲。程颐确实曾经慨叹：“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之为不善，欲诱之也。”朱熹进而强调：“去人欲，存天理。”然而从前学人将此作为程、朱宣扬禁欲主义的铁证，则是出于对“人欲”一词的误读。程、朱此处所说“人欲”，专指私欲，并非泛指包括食欲、性欲在内的一切欲望。在他们的著述中，不乏肯定物欲的言论。如二程说：“利者，众人之所同欲也”；“圣人所欲，不逾矩。”程颐明确主张：“为君当与民同欲”。朱熹甚至认为：“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他将“欲”区分为“合不当如此者”与“合当如此者”，其界线在于是否“逾矩”。并举例予以说明：“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但亦是合当如此者。”在他看来，“天理人欲，几微之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者，人欲也。”可见，理学家的思想虽然较保守，并有反对追求美好生活之嫌，可是他们的主张毕竟不是禁欲论，而是节欲说。
南宋初著名理学家、人称五峰先生的胡宏认为“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如夫妇之道,圣人行之有道而安,便是天理;庸人溺之无节,便是人欲,这就是同体异用,同行异情”。
人欲亦是天理，欲的正当合理的满足，便是天理，欲的放荡无制便是人欲。他指出：夫妇之道,人丑之者,以淫欲为事也.圣人安之者,以保合为义也.接而知有礼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为能守而不失也.《语》曰:乐而不淫,则得性命之正矣.谓之淫欲者,非陋庸人而何（《胡宏集》）。
胡宏认为，夫妇之间性关系并非“淫欲”的丑事，那是庸人之见，但两性之间的关系有其应当遵行的一定规则。理欲之辨，在宋明理学家那里是一大中心议题，或以理为人的本质，主张屏绝欲，或以欲为人生命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以理调节之。对天理人欲概念的理解也往往因人而异。但在色和性问题上，大多主张节而不禁。
冯梦龙《古今笑史》中有一则名为“不近妓”的笑话：“两程夫子（即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赴一士大夫宴，有妓侑觞。伊川（程颐）拂衣起，明道（程颢）尽欢而罢。次日，伊川过明道斋中，愠尤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却无妓；今日斋中无妓，汝心中却有妓。’”
面对妓女，兄弟俩的表现截然不同，弟弟避之惟恐不及，哥哥则入乡随俗，谈笑应酬。我比较欣赏程颢的态度。“尽欢而罢”理所当然，以心中无妓自我标榜，还不够洒脱。
四、为朱熹说句公道话
宋理学家中朱熹名声最大也最臭。除与一个叫严蕊的女伎纠缠不清外，曾娶两个尼姑作妾，出去做官时都带着她们；他的大儿媳在丈夫死后却怀了孕等等，被监察御史沈继祖揭露后，成为当时一大丑闻。老朱在大量事实面前不得不上表承认纳尼作妾等事，表示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老朱因而受到此时人及后人斥骂和嘲笑，连累理学也蒙上“伪学”之名。
但我认为，如果大儿媳怀孕与老朱本人无关，恋上女伎，纳尼为妾，纵然不妥，也属小节，无损大儒之名。何况士人及官员狎妓嫖娼纳妾乃当时社会常情。据张邦炜《两宋时期的性问题》中介绍：
（宋朝）官员与娼妓往还、爱恋乃至发生性行为，均肆无忌惮。历任各地地方长官的苏轼晚年坦陈：“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为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留名字。”宣和年间，某两府官出任江南东路安抚使，公然宣称：“为爱金陵佳丽，乃分符来此。”在宋代，岂止声名狼籍的巨贪权臣、风流倜傥的骚人墨客，多数官员通常都与娼妓打得火热。直爽者如寇准，他与歌姬过从甚密，并如是说：“人生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清正者如范仲淹，他在知饶州（治今江西波阳）时，爱恋一官妓。离任后仍恋恋不舍，捎去胭脂并题诗：“江南一美人，别后长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色。”豪放者如辛弃疾，不仅有田田、钱钱两名能文会诗的姬妾，而且在丹徒（今属江苏）“每燕必命侍妓歌其作”，在上饶（今属江西）有“吹笛婢名整整者侍侧”。
宋初律法有职官不得狎妓之例，但落实不易又贯彻不严，收效极小，几成虚文。体制内外大小儒士十之七八有纳妾狎妓之癖，苏轼、寇准、范仲淹几位都属儒门和官场重量级人物，不照样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地狎妓纳妾，何独苛责老朱乎？老朱的行为，从当时的“官场惯例”和道德规范而言，“亦是合当如此者”，社会上对这类现象并不认为不道德，而是视为高雅风流的表现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五、好色非耻，狎妓有道
理学理论上并非禁欲主义，但在实践中却有一定的禁欲倾向。朱熹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者，人欲也。”很明显违背了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教诲。理学家讲天理人欲，讲严辨理欲，节欲无欲，但哪些属天理的范畴,哪些属人欲的范畴,往往各说各话，如朱熹所说，“天理人欲，无硬定底界”。
理学家将“欲”理解为过分的私欲，反理学者则将“欲”理解为人的一切欲望，往往“反”不到点子上。但什么欲是“私”，什么欲又是“公”，亦无明确客观的界定。所以理学的灭人欲，往往灭之逾度，以致流弊无穷。在“灭”不正当的过分私欲时，很容易把正常合理的欲也灭掉了。
后世一些理学家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伪人，有伪也是咎由自取。清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载：一大儒每逢交媾，必高声曰：“来，吾为国家造人才，为祖宗留后嗣。”第二日，必大书笔记曰：“与妻伦敦一次。”
这让我想起荣教授。嫖了也就嫖了，该教授却“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来一篇“声明”，强调“当时对方无工作，不读书，生活困难。我犯错是出于同情帮助”云云，装模作样到这种地步，就没劲透了。好色就好色，嫖了就嫖了，老老实实承认，不失男儿本色。
自古英雄皆好色，何必遮遮掩掩？陈独秀热爱嫖妓，蔡锷迷恋妓女小凤仙，拜伦狎妓嫖娼成瘾，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喜欢召妓。赵毅衡君有篇文章介绍，贝多芬的头发中曾测出微量汞，而汞剂是二十世纪之前治梅毒的通用药，可见贝多芬失聪可能是梅毒所致。美国伟人林肯被追认为梅毒患者，孙中山说他生平的第一兴趣是“革命”，第二兴趣是“女人”，第三兴趣是“书”…。好色英雄，古今中外，举不胜举。好色之于英雄，乃锦上添花的韵事也。
只要狎之有道，大儒也何妨好色？何妨狎妓？所谓有道，就是不违反国家法律和一定的社会规范。有人说，在中国，嫖娼即不道德、又违反法律。答曰：法是恶法，德属小德。文明社会对嫖娼已很宽容，多已“嫖娼非罪化”，即使视为道德问题，也只看作无伤大雅的私德和小节。
可恶的是，古代一些王朝禁嫖是禁官员，现在却只禁百姓。而将道德尺度外化为法律形式以打击娼妓和嫖妓行为，恰恰是一种不道德的政治行为。所以，在当今中国狎妓，只要双方有意互有好感，只要没有侵犯伤害到他人，只要不动用公款，就可以算狎之有道了。此文写毕，看到原江苏农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任前系江苏海安县委书记）某某利用公款在香港嫖娼新闻，居然嫖一夜就化掉300万港币。比较而言，陆德明之流自掏腰包开展“扶贫性嫖娼活动”，简直是圣人了。
200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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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09-3-8 22: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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