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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08-12-21 21:5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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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儒（A）、道（A）
法（B）、墨（B）
－引言：
判断哲学家，不应根据他们本人所持的招牌。。。。。而应当根据他们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论问题，他们同什么人携手并进，他们过去和现在用什么教导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
──────－列宁
公元前770年，经过一场王室内乱，周平王继承了王位，此时，周王室衰微，周平王遂迁都于东方的洛邑。西周结束，东周开始。东周这段时期在历史上又称春秋战国。“春秋”因鲁史<<春秋>>一书而得名，时间大体指公元前222年－481年。战国的起始有几种说法，一般指三家分晋至秦统一这段时间，约公元前453年－221年。“战国”一名源于西汉刘向著<<战国策>>一书。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对诸侯失去约束力，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诸侯之间遂相互攻掠兼并，大国开始称霸。强者存，弱者亡。诸侯国都面临一种生存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治世或救世为目的的各种思想流派应运而生了。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第一个学术思想繁荣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计有儒、道、法、墨、黄老、名、阴阳、纵横、兵、农家等，但主要的还是儒、道、法、墨四家。
这向种思想的大致分野，费师逊先生在<<简论“内向文化”与中国文化史的三次大融合>>一文中有一个论述，不妨引录一下：
“墨子之学源于<<连山>>，老子之学本于<<归藏>>，孔子之学在于<<周易>>。<<连山>>为神农（炎帝又称神农氏）之学；<<归藏>>为黄帝之学；<<周易>>为周孔之学。周孔之学在于广明人德，用于治世，这是儒家的宗旨；<<归藏>>之学用于治身，而<<连山>>神农之学则与夏禹一脉相承，又为墨家所承继，颇偏重于治物。”
当然，这是概而言之。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相同的社会现实，为什么会产生各种不同的主张呢？
前面，我们讲过，“哲学的核心是人”，所以会有不同的主张，在于“人”的不同。
儒，道是A型人的思想，其着眼点在人。儒家关注的是其他人，道家关心的是自身，这是儒道的分野。更进一步，可以看到儒道思想的核心在于生命的欣赏，对人性的肯定和张扬，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
法、墨是B型人的思想，其着眼点在事功，相对而言，墨家偏重于治物，善于同自然界打交道，反映B型人动手能力强的特点。法家则偏重于治事，这是法、墨的大致分野。更进一步，可以看到，法墨思想的核心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生存意识。墨家言“利”，法家言“力”，都反映出了强者生存的原则。
现在，我们全面分析一下这几种思想。
1 儒家
儒，辞海是这样解释的：古代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专为贵族人家相礼的一批知识分子。
评：这样讲是很笼统的。巫、史、祝、卜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类型。祝：指祭祀时司告鬼神的人。卜：负责占筮的人。巫：指萌发于原始巫术和宗教的一种原生的文化形态。史：指我们祖先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继生的一种新的文化趋向。巫与史之间有明显地分野。其分野在什么地方呢?陈伯海先生在<<中国文化精神之建构观>>（载<<中国社会科学>>88年4期）一文中明确指出了巫、史文化的分野。他在文中写道：“然则，史、巫文化的对立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论语>>中‘子不语怪力乱神’一语，不妨借用来给两种文化大致分野。崇信‘怪力乱神’可以作为巫官文化的标记，而不语‘怪力乱神’，便构成了史官文化的精髓。”
由此观之，儒家应当是出自史文化传统的。
“儒”字还有二义：一作“柔顺“。<<素问．皮部论>>：“少阴之阳，名曰枢儒。”王冰注：“儒，顺也。”二通“懦”，指懦弱。
评：“<<周易>>讲：“一阴一阳之谓道。”A、B两类人构成了一对阴阳关系，A型人偏阴，B型人偏阳。儒是A型人，A型人相对于B型人在性格上有柔顺，懦弱的一面，因此，“儒”字也就有了柔顺，懦弱的意思。
<<礼记．儒行>>有“儒有澡身而浴德”句，<<论语．宪问>>有：“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句，由此看，儒有洗沐的习惯。儒，甲骨文里写作“”，象形为人洗澡冲水之状。后引伸为“需”字。
评：A型人一个最大特点是酷爱整洁。儒是A型人，故常洗澡以保持清洁。儒者有常洗澡的习惯，故儒字象形写作“”。周公有“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的话。“一沐三捉发”指沐浴时握住头发。由此看，周公亦常洗浴，否则，客人来时怎常见他在洗头发呢？周公是儒家的开山祖。
<<易经>>里有“需”卦。上坎下乾。坎八卦取象为水，乾八卦取象为天，为父，为男子。上面为水，下面为一男子，亦洗澡之状。金文“需”字写作“”上面为雨，下面象形“人”，亦象形为人洗澡冲水之状。
评：章太炎，胡适诸先生考证“需”字就是古时“儒”字。（见胡适<<说儒>>一文，载<<中央研究院集刊>>四卷之三）郭沫若先生反对此说。郭先生的观点是认为<<易经>>是战国初年的作品（见郭沫若<<论儒家的发生>>一文）此时儒家学派已经很鼎盛了，故“需”卦不是在言“儒”。郭先生认为<<易经>>是战国初年作品，理由似欠周祥，今从章、胡二先生，即认为<<易经>>产生于殷末周初，“需”卦乃言“儒”之卦。并且认为儒在殷代就有了。儒家在整体上表现了A型人的特征，殷为东夷后裔，是以A型人为主体的群体，因此，儒产生于殷人。
现在，我们来谈谈儒家的思想。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讲“仁”，什么是“仁”？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一书中将<<论语>>中孔子言仁的句子系统地摘录出来，现在我们不妨引录一下：
一．“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
二．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日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三．“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
四．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五．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为之难，言之得无乎？”（同上）
六．刚毅木讷近仁（<<子路>>）
七，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又见<<阳货>>
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舍身以成仁。(<<卫灵公>>)
九．仁者先难而后获(<<雍也>>)
评：什么是“仁”？仁，一个基本的意思就是“爱人”，爱他人。“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木讷”，“巧言令色”都是对人的外在性格的描述。A型人是尚静的人，静极也就近于木讷。B型人是尚动的人，“巧言令色”是对动者的描述。孔子有三千弟子，并且周游列国，同形形色色的人打过交道，可以说孔子对人是有研究的。孔子有一句话：“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近之则不恭，远之则怨，”有人讲，孔子这句话有轻视妇女之嫌，这恐有失客观。没有大量的观察研究。孔子是不会讲这样的话的。其实，孔子的话，现在仍有意义。假如你是一位基层管理者，你手下有男同志，也有女同志，相比较而言，女同志那边纠纷多，意见多。在如家庭矛盾，如“婆媳关系”起因也多在女同志，做学问不能当老好人，还是客观一点好。当然，对女同志也不是一概而论的，只是相对而言，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说了一堆题外话，意在说明孔子对人是有研究的，所以孔子才有“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的话。
儒家思想第二个核心是“礼”。什么是“礼”？辞海讲：“泛指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贵族等级制度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礼说到底是指一套社会规范，以便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法治”相对于“礼治”而言，二者的分野，“礼治”强调个人自觉遵守社会规范；“法治”则采用强制手段让人们依法行事。孔子讲“克已复礼”就是指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礼治”的规范相对舒缓一些，“法治”则强调严历。这是二者的大致不同，也是儒家与法家的分野之一。
儒家思想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讲义。什么是“义”？<<礼记．中庸>>：“义者宜也。”韩愈<<原道>>：“行而宜之谓义。”
何者又为“宜”呢？其实，义，很重要的一点是指“舍己利人。”儒家讲“仁”，但有两件事都为仁事，而你只能做其中一件，如何选择呢？如忠、如孝。忠孝不能两全，大丈夫移孝作忠，以身报国，此就为义。
孔子去齐国，向齐景公讲了一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治国道理。当时，齐相为晏婴，齐景公征询晏婴对儒者的看法，晏婴是反对儒家的，他从反面为儒者画了一副像：“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祥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史记．孔子世家>>）
评：晏婴虽然站在反对立场上说儒，但他的话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儒者的情况。“倨傲自顺”一句，A型人平等意识强烈，又有强烈的人格，自尊意识，故从上往下看，A型人不会成为好的下级，因为傲上。但是，A型人为上，对下也不会盛气凌人，因为其有强烈的平等意识，孟子说：“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仁者指A型人，A型人为上，可以善待下。即A型人平等意识之体现。
古人称某人为“狂狷之士”，此多指A型人。狂：狂放；拘谨。穷时为狂，达时作狷，此亦A型人的两面性。
“游说乞贷”一句。A型人是人文主义者，是生命的礼赞者，但不善事功，故较少取得权力或拥有大量钱财。但其又有忧国忧民之心，故每每向统治者兜售自己的主张。孔子、孟子都是这样的行为。孙中山先生亦然。孙氏亦A型人。孙先生年青时曾致书李鸿章，阐发自己治国方略，可惜不被见用。革命后。每每又作联合一个军阀去打倒另一个军阀之事，屡遭失败后，始考虑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此先生已步入晚年，始建黄埔军校。先生为A型人，不善事功，故视从零开始建立一支武装为困难之事。
孔子先人为宋国贵族。宋人为殷人后裔，殷人为东夷人后裔，A型人也。孔子为A型人，恐非偶然，因为其先祖为贵族，更容易保持血统的纯正，况且，A型人有宗血的一面。
孔子在宋国的先人叫正考父，作过宰相的高官，有<<正考父鼎铭>>曰：“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澶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史记．孔子世家>>)
评：“命”，指国王对臣下的任命或表扬。正考父第一次受命，低着头走路，第二次受命屈着腰走路，第三次受命埋着头、屈着腰沿墙根走路。他这样谦虚，也没有人瞧不起他。他用国王赐给他的鼎煮粥吃，一点也不珍惜。鼎：古人用以烹调高贵食品的器皿，“钟鸣鼎食”即是此义 ，正考父用国王赐给他的鼎煮粥喝，是说正考父淡于名誉。就象奖牌不是挂在胸前，而是随便放在墙角一样。
此说明一个什么意思呢？是讲正考父这个人很谦虚，受到任命、表扬不好意思，低着头走路，同时又淡于名誉。这是A型人的特征。
孔子亦是这样的人。<<史记．孔子世家>>载：“其于乡党，恂恂似不能言者。其于宗庙朝廷，辨辨言，唯谨尔。朝，与上大夫言，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门，鞠躬如也，趋进，翼如也。君召使傧，色勃如也。君命臣，不俟驾行矣。”
评：此处亦说孔子是一个谦恭、拘谨的人。A型人心理活动复杂，对周围环境敏感，行为易受环境影响。如孔子，与上大夫说话，态度和悦(：和悦貌)与下大夫讲话，则侃侃而谈。入公门(去见国王)则态度谦恭，小心谨慎，甚至有点害怕的样子，这些都是A型人的特征。B型人则不然，无论处于何种情况，都是一幅满不在乎的样子，极少有怕羞心理。A型人则有较强的怕羞心理。这也是A、B型人的重要区别之一。
较之B型人，A型人短于事功。孔子去卫国，卫灵公问阵，孔子答：“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评：孔子到处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卫灵公以为孔子有能力，向他请教军事上的事，有意让他带兵。一接触实际问题，孔子就不敢接受了。事后，孔子立刻赶着车子离开卫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对儒者有个评价：“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即懂得多，精得少；费力大，而成绩少。此虽是一个直观评价，但也比较恰当地反映出儒者的面貌。
作为情感主义者的A型人，非常注重精神享受。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苏东坡亦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诗句，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和B型人相比，用时下的话来讲，A型人偏重于精神文明，B型人偏重于物质文明。
但是，A型人亦有追求物质享受的一面。孔子就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话。如晏婴批评儒者“盛容饰、繁登降”。
但孔子也有“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的话。A型人看重的是生理的闲适与心境的恬谈。因为他们欣赏生命。A型人追求物质享受，但很讲究度，没有炫耀的心理，而是寓一种情调在里面。
<<史记．孔子世家>>载：“鱼馁、肉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评：有一个人刚刚失去亲人，孔子和他同桌吃饭，孔子没有吃饱，为什么呢？因为在孔子看来，在那种场合下大吃大喝，是对有丧者的不尊重。这也许是孔子“仁”的一种吧!是A型人的心理。
又如，儒者提倡三年之丧，宰予反对，孔子回答：“于汝安乎，汝安则为之。”
评：宰予反对守三年之丧，孔子回答说这不要紧，如果你心理安然，不守三年也无妨。由此观之，儒家重视的不是形式而是心理。这是儒家的人生态度，比较偏向于情感方面。
同样，孟子也有类似的心理。孟子有一句话“是以君子远庖厨也”，什么意思呢？孟子的基本倾向是不主张杀生(天人合一思想)但又不放弃吃肉，怎么办呢？就只好远离厨房，不去看宰杀的情况。这看起来有点自欺欺人，其实非然，这有一个“度”在里面。不索取就不能生存。但索取是有“度”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把握了这个“度”，也就是通常说的中庸之道。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对人的关注，特别是对他人的关注，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这是“仁”的本质。孔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有一则孔子向子夏借伞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孔子家语．致思>>载：“孔子将行，雨无盖。门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为人也，甚吝于财。吾闻与人交，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也。’”
评：孔子出门遇雨，门人告诉他，这里离子夏(商)家很近，可去借把伞。孔子不同意，他说：子夏这个人很小气，不愿出借东西。如果去借，他会很为难。借吧，舍不得，不借，对方是自己的老师，又不好推却。为了不使他为难，故不去借。儒家总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想问题，这是很可贵的一点。其思维严密、顾虑重重的个性由此亦可见一斑。
二、道家
道家的情况比较复杂。其一，道家不同于道教；其二，庄子不同于老子；其三，现在意义上的道家又不同于先秦时期的道家。
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都对道家有一个概述，不妨引录以下：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巧，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者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返，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史记．太史公自序>>)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之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汉书．艺文志．诸子略>>)
评：司马迁和班固基本上道出了先秦(包括汉初)道家的基本情况。此时的道家是以入世为主旨的。其策略是通过无为而达到无不为。班固明确指出：“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治国之道)
道家的鼻祖是老子，老子的<<道德经>>一书是道家的经典。生逢在春秋乱世，老子思想的主旨也是要救世的，只是方法不同。儒家救世的方法是劝统治者行“仁政”、“得民心”、然后“王天下”。道家不同，老子的观点是“绝圣弃智”、“绝巧弃利”。实行“小国寡民”，“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田园式的理想，对一个想出世的人来说倒是合适的。但对一个国家，让天下人都这么做，无疑是在开历史倒车，是行不通的。
评：老子的理想，无疑反映出了A型人尚静，恬谈，不善争斗的一面。
老子为后人所称道，并不在于其政治主张，而是他为我们道出了一种策略思想，这就是“以柔克刚”的思想。这是老子思想的核心。对这一思想，老子在<<道德经>>一书中有很多表述，不妨引录一下：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
“以无事而取天下。”
“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
老子以后，道分两途，一途发展为“黄老思想”，这是入世的思想，其主旨是提倡君主“无为”、“与民生息”，从而达到“无为而治天下”。实践证明，西汉初年这一思想是成功的。
“文景之治”与这一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另一途发展为出世的思想，在先秦其代表人物是庄子。严格讲，老子和庄子之间并没有承继关系。庄子的思想基本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后人将“老庄”并称，是因为二者有相通的地方，因为毕竟都是A型人的思想。
关于庄子的情况，史载比较明详，不妨简述一下：
庄子名周(约公元前370-290)战国时期宋国人，终生不仕。经常以钓鱼，编草鞋维持生计。楚威王听他的名气，派人携带千金去请他做官。他以嘲弄的口气对使者说：你们不见那喂养的猪吗？只是为国王宰割后祭祀用，一点也不能享受自由的快乐。做官和喂养的猪有什么区别呢？
<<淮南子．齐俗训>>载：“惠子从车百乘而过孟诸， 庄子见之弃其余鱼。”惠子是庄子的朋友，担任魏国的宰相。惠子路过孟诸，随从有一百辆车子，庄子看到了他这种炫耀的气派，很不以为然，为了表示蔑视，庄子把钓起的鱼又扔回水里，表示对富贵看得很淡。
有一则故事叫“庄周妻死，鼓盆而歌”。讲得是这样一件事。庄子的妻子死了了，他的朋友惠子来看他，见庄子盘着腿，敲着瓦盆在那里唱歌。惠子说：你的妻子死了你不哭也就罢了，怎么还唱歌呢？庄子回答：我的妻子在没有出生以前，本无形体，无气质，无生命，只是在若有若无的恍恍惚惚之中，才变出生命来。现在她又变回去了，就象春夏秋冬四季运行一样，这是自然之理。我何必要哭呢？如果我哭，反而是我不懂道理了。
评：孟子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这是A型人的两面性，也是儒、道的分野。庄子可以说是“不得志，独行其道”的代表。庄子说：“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庄子生于战国诸侯争战的年代，用庄子的话说“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即“保住命就行了。”
庄子所代表的道家就是现在我们通常意义所称的道家。道家的特点一言一蔽之：“人性本也”。A型人尊重生命，强烈的自由精神，以及恬谈、通脱的生活态度，在庄子身上典型的表现出来。可以说庄子是道家的直接导源者，魏晋玄学鼎盛与庄子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庄子的另一个特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天分特别高，富有才情。用后世一些人的话来说，就是“性灵”吧。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所谓“性灵”的文人，多有道家倾向，这些人对中国的文化多有贡献，也影响着人们对道家的观点，如：阮籍、嵇康、陶渊明、苏东坡、袁枚、郑板桥等。
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其中意味大家不难体会出来，同时，对道家也会有一个全面了解。
27 1、严君平，西汉未年隐士，蜀郡成都人，以卜筮为来。他认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常设摊于成都街市，每日看数人，得钱够自养，就闭肆下帘讲授<<老子>>。他博览群书，广学多识，根据老、庄之旨著<<老子指归>>一书。严君平喜好清静，崇尚自然，教人以忠孝礼义，归本于无为。主张“信顺柔弱，躬耕而食，常止于足，归乎无名”。认为“益我货者损我神，生我名者杀我身”。因此，谢绝邀聘，终身不仕，享九十余岁，终于其业。
28 2、陶渊明，名潜，字渊明，又号五柳先生，东晋“田园诗派”诗人，出身没落官僚家庭。二十九岁外出做官，先后任江州祭酒，参军，彭泽令。因不满官场腐败，四十一岁时辞官归隐，一直过着安贫乐道的躬耕生活。
陶渊明为诗人，由诗及人，我们录其几首诗，不难窥见其人。
杂诗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骞翻思远翥。
拟言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咏荆轲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赢。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已，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
评：这些诗为陶渊明年青所作，何等豪迈，充分表达了作者“达则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
归园田居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岁。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上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饮酒
序：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虽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评：这是陶渊明归隐之后写的诗。恬淡，闲适，“独善其身”的心境跃然纸上。
50 3、袁枚(1716-1791)字子长，号简斋，又号随园老人，浙江杭州人。清乾隆四年进士，做过漂水、沐阳、江宁等地知县，三十三岁辞官，在江宁(今南京)城西的小仓山修筑一所随园，过了五十多年论文赋诗，悠闲自在的生活。倡“性灵”说，著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等。
51 4、郑板桥(1693-1775)名燮，字克柔，号板桥。乾隆时中进士，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后因天灾为百姓请求救济，得罪上司，辞职归家。善诗、画、书，为扬州八怪之一，其“难得糊涂”的名言行于后世，被许多人奉为座右铭，实则多不解其义也。
今有郑板桥家书一封，可见郑板桥之情致所在。此家书是写给其弟的，引录以下：
“吾弟所买宅，严紧密栗，处家最宜，只是天井太小，见天不大。愚兄心思旷远，不乐居耳，是宅北至鹦鹉桥不过百步，鹦鹉桥至杏花楼不过三十步，其左右颇多隙地。幼时饮酒其旁，见一片荒城，半堤衰柳，断桥流水，破居丛花，心窃乐之。若得制钱五十千，便可买地一大段，他日结茅有在矣。吾意欲筑一土墙院子，门内多栽竹草花，用碎砖铺曲径一条，以达二门。其内茅屋二间，一间坐客，一间作房，贮图书史籍笔墨砚瓦酒董茶具其中，为良朋友后生小子论文赋诗这所。其后住家主屋三间，厨房二间，奴子屋一间，共八间。俱用草苫，如此足矣。清晨日尚示出，望东海一片红霞，薄暮斜阳满树。立院中高处，便见烟水平桥。家中宴客，墙外人亦望见灯火。南至汝家百三十步，东至小园仅一水，实为恒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适，只是怕盗贼。不知盗贼亦穷民耳，开门延入商量分惠，有什么便拿什么去；若一无所有，便王献之青毡，亦可携取质百钱救急也。吾弟当留心此地，为狂兄娱老之资，不知可能遂愿否？”
三、墨家
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国历史上的文人以A型人居多，由此形成了以儒道为主导的文化传统。很容易使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儒道传统强烈的国家。其实，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因为中国还有一个相当大的群体为B型人，他们是自然主义者，人文色彩淡薄，对中国的现实作一点认真地观察，就会发现这一点。拿中国和日本相比较也会发现这一点。
对于A型人的审美观，归根到一点，人们逐渐抽象出一个词叫“情”来形容。A型人是色彩强烈的情感主义者。儒道思想强调以人为中心，与此是密切相连的。
B型人是自然主义者，对于他们的审美观，还没有一个恰当的词来形容。这个词的词义应该是这样：在动中求得欢乐。B型人的特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动”一个是“乐”。他们与人谈话、打闹、开玩笑，不断地动手做一些事情，总之是个闲不住的人。他们乐观、自信、无忧无虑；凡事总抱着积极的态度。他们总是把困难看得很轻，把问题看得简单。有时候，他们也会遭到失败，但从不悲观气馁。他们有着坚强的毅力，在他们身上渗透着一种强烈的生存意识。
现在，港台的电影基本上为两大类，一曰“言情片”，二曰“武打片”。简单说，“言情片”代表了A型人的审美倾向；“武打片”代表了B型人的审美倾向。武侠小说在中国有一很大的读者群，但也有人对此不屑一顾。同样，琼瑶的小说在一些人中也颇受欢迎，但也有人指责琼瑶的小说肤浅，而自已却一本也没有读过，如柏杨先生。由此可以看出A、B两类人不同的审美倾向。
在春秋战国时期，儒、道、墨、法并显于世，其主旨都是要救世，这一点，他们是相通的。但由于价值观、审美观、着眼点不同，使他们在政治上又相互对立。儒与墨的对立即缘于此。
这种分歧反映在为政上，儒家强调“人民本位”，墨家则强调“国家本位”。对于这一点，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中有一个论述，引录以下：
墨子后起，他是反对孔子的。在现存的<<墨子>>书里面有<<非儒篇>，那里面有几段关于孔子的故事，我觉得有研究的价值。
第一个故事：
齐景公问晏子曰：“孔子为人何如？”
晏子不对。公有复问，不对。
景公曰：“以孔丘语寡人者众矣，俱以为贤人也。今寡人问之而子不对，何也？”
晏子对曰：“婴不肖，不足以知贤人。虽然，婴闻贤人者入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弥上下之怨。孔丘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仡。君身几灭而白公。婴闻贤人得上不虚，得下不危；言听于君必利人，教行于下必利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得明而易从也，行义可明乎民，谋虑可通乎君臣。今孔丘深虑周谋以奉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之类也。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婴不知孔丘之有异于白公也，是以不对。”
景公曰：“呜乎，见寡人者众矣，非夫子则吾终身不知孔丘与白公同也。”
这个故事，在年代上有些大漏洞。楚白公之乱见<<左传>>哀公十六年。这一年的四月孔子死。七月白公胜发难。齐景公呢？已死去十二年了。晏婴比景公死得还要早。因此以前的人便说这是墨子的“诬罔之辞”，那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诬罔吧，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墨子是赞成“人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弥其上下之怨”的，孔子呢，则和这相反，“劝下乱上，教臣杀君。”更说质实一点吧，便是墨子是反对乱党，而孔子有的帮助乱党的嫌疑的。这是极有趣味的一个对照。
第三个故事：
“孔丘为鲁司冠，舍公家而奉季孙。季孙鲁而走，季孙与邑人争门关，决植。“
这故事颇残缺，“决植”两字当有夺文，不过意思是可领会的。决假为抉，植是户旁柱，相传“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决植”大约就是当季孙逃走时，城门掩上了，逃不出，而孔子替他把城门打开了。这位千斤大力士，照墨子看来是心术不正，所以他的弟子们也就跟着他学，到处捣乱。以下是这三个故事的总批评：
“孔丘所行，心术所至也。其徒属弟子皆效孔丘。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阳货乱乎齐，佛以中牟叛，漆雕刑残，X莫大焉。夫为弟子后生(于)其师，必修其言，法其行，力不足，智弗及而后已。今孔丘这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
我们真应该感谢墨子或其后学，有他们这样充满敌忾的叙述和批评，不仅表明了孔子的真相，而且也坦露了墨子的心迹。一句话归总：孔子是袒护乱党，而墨子是反对乱党的人!这不是把两人的根本立场和所对立的原故，表示得非常明白吗？
(<<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郭沫若，1943年第一次出版)
评：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这，君最轻。”这是儒家行政的核心。始终把对人(人民)的关注放在第一位。国君腐败了，大夫起来造反，推翻他，儒家赞同这样做。因为大夫多是能够代表民意的进步力量。墨家反对这样做，因为墨家的着眼点在国家，在君王，这是儒、墨的不同。
墨子的思想比较系统全面，<<墨子>>一书详细记述了墨子的思想。墨家的主张有这样几个方面：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
墨学后起，是作为儒学的对立面出现的。儒家贵“仁”，墨家贵“兼”。“兼爱”表达了一个什么意思呢？墨家的主旨也是要救世的。<<墨子>>对当时混乱的社会有一个描述，引录以下：
“盗爱其室不爱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身，故贼人身以利其身；此何故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
(<<墨子兼爱上>>)
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该怎么办呢？墨子提出了其“兼爱”主张。下面是《墨子》对兼爱的解释：“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忠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人相爱则不相贼；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墨子.兼爱中》）
评：儒家讲“仁”人，仁的核心是爱他人。仁是上对下，强对弱的具体行为，是要付出的。什么是“兼”呢？就是爱他人同爱自己一样。“兼”不是具体的行为，主旨是要人们“安于现状”，你“安于现状”天下就太平了。我强你弱，强去帮弱，就是“仁爱”。这就是“仁”与“兼”的区别。
“ 仁”与“兼”还有一个区别。儒家讲爱有等差，墨家讲爱无等差。什么是爱有等差呢？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大家都听说过，主要意思是反映东、西方人观念之差异。
说一个人，当他的父亲、妻子、儿子
同时落水，而他只有能力救起其中一人，那么，他去救谁呢？
对于一个东方人而言，他会去救父亲。因为儒家的观点以忠孝为上，先救父亲方不失孝道。父亲要比妻子、儿子重要，这就是“爱有等差”。
对于一个西方人而言，他会去救儿子，这是西方的传统道德观。因为儿童没有自立的能力；是弱者。连黑手党也有这样一条规定：内乱不要殃及妇女儿童。
有人指出，这就是东、西方人的区别，其实非然。
如果这个东方人是一位墨者（B型人），墨家主张爱无等差，墨家可没有这样分明的爱憎界限。墨家的观点，能救起谁就救起谁，不分亲疏。这是B 型人的行事作风，即凡事不太计较。而A型人则斤斤计较、是非分明，你我观念强烈。兼爱的目的就是“非攻”，即大家都安于现状，这样天下就太平了。“兼爱”未免空洞，其远离实际，只是一相情愿，这是消极的办法。
评：这时有人会问，“仁爱”不是更不实际吗？“兼”是平等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大家和平共处。而“仁爱”是去帮助别人，是要付出的，总是付出，没有回报，有这样的傻子吗？差矣。，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仁爱”的回报是“人和”。儒家的观点是先得民心，而后王天下，认为“人和”是主要的，民心向背决定国家兴亡。所以儒家提倡“仁爱”，意在得民心。这是儒家的着眼点，也是儒家为政的策略。墨家不同于儒家，墨家的着眼点在“利”，认为有“利”才会拥有一切。着眼点在“利”，这是墨家为政的策略。这一点在《墨子》一书中多有论述，不妨引录以下：
“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死。”
“君子不强听治，即行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
“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禀府库。”
为了增加收入，对待百姓“一切器用足以奉给民用则止。”
为了增加人口，提倡早婚“丈夫年二十，母敢不处家（结婚成家）；女子年十五，母不敢事人（出嫁）”
儒家提倡守“三年之丧”，墨家坚决反对，因为“败男女之交多矣”，而这不利于人口的增加。
墨家言“利”同法家“富国强兵”道理是一样的。墨法是一家，都是B型人的主张。这一点和儒家的“人本位”思想是相反的。
“兼爱”和“非攻 ”都是消极的办法，墨家还有积极的为政主张，这就是“尚贤”“尚同”。
“尚贤”很好理解，就是用贤人，用能人。具体怎么做呢？“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墨子.尚贤》）
评：不管你的出身如何，只要有能力就任用。任用的办法是：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这里可以间接看出墨家强力疾作的行事作风。这和儒家温文尔雅的行事作风形成明显的对照。
“尚贤”是“尚同”是基础。“尚同”是什么意思呢？用现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独裁”。既然尚贤，就要听贤人的话，严格按贤人的意见办。即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这样天下就大治了。下面是《墨子》对“尚同”的论述：
“是故里长者，里之仁人也。里长发政里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其乡长，乡长之所是皆是之，乡长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乡长之善行。则乡何说以乱哉？察乡之所以治者何也，乡长唯能壹同乡之义，是以乡治也。”
“乡长发政乡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国君；国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国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国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国君之善行。则国何说以乱哉？察国之所以治者何也，国君能壹同国之义，是以国治也。”
（《墨子.尚同上》）
既然搞“独裁”，《墨子》赞同连坐告密之法。“见淫僻不以告者，其罪亦犹淫僻者”（《墨子.尚同下》）“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傈，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墨子.尚同中》）（淫僻、淫暴；过激的言语和行动）实行连坐告密之法，天下人都因害怕而小心谨慎，不敢有过激的言语和行为，这样天下就大治了。
这就是墨子的治国之道，其着眼点在国君，这同儒家的民本思想正是相反的两个方面。
墨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个人生活勤俭、简朴。用才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太讲究”。这一点明显区别于儒家（A型人）“生活讲究”是A型人的特点，他们研究衣食住行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从中找到生活的乐趣。孔子明确讲“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就是生活要讲究的一点。
《庄子.天下》记载：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堙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藁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跋，肼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以衣，以跖跷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
《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忧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评：墨者对大禹风里来，雨里去不顾辛苦的实干精神非常赞赏。实干精神强是B型人的长处。禹是B型人，墨也是B型人，故有相通之处，不仅生活作风相同，政治主张也相近，周的统治者是A型人，夏的统治者是B型人，故墨者“背周道而用夏政”。这同儒家一心恢复“周礼”正好相反。
孟子有一句关于墨者的话：“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评：“摩顶放踵”反映了墨者的生活形象，即光着头，赤着脚。此处孟子用以形容墨者个人生活简朴。现在，在我国仍然会看到许多袒胸露背、高挽裤管、脚跻拖鞋的形象。这是B型人的生活作风，即穿着随便，并且喜欢裸露皮肤以自适。此反映了B型人自然主义的一面。以A型人居多的日本社会就少有这种情况。据说，日本男子夏天在公共场合不穿凉鞋，因为凉鞋暴露。A型人穿着保守、拘谨的一面可见一斑。
墨家有一个很有特色的主张是“非乐”。这一点，明显区别于儒家。
墨子主张“非乐”，着眼点还是在“利”。他说：
“今淮毋在乎士君子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士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禀府库，是故仓禀府库不实；
今淮毋在乎农夫说而听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栗，是故叔栗不足。”
“乐”狭义地讲是指音乐。《乐》乃六经之一，是儒家的经典。可见儒家非常重视音乐。墨家非乐是针对儒家而言的。
“乐”广义地讲是指“文化艺术”，凡指“精神产品”。儒家A型人，是情感主义者，注重精神享受，所以儒家推崇“乐”。
墨家B型人，是自然主义者，自然主义者的特点是在不断地行动中实现着生命的快乐。其心理活动较简单，情感的一面少，故对‘文化艺术“一类精神产品不看中。这是墨家“非乐”的深层次原因。审美观不同，主张自然也就相异了。
四、法家
春秋战国时期，儒、道、墨、法等思想流派都是以治世为目的的。最终的结果，是以“富国强兵”为宗旨的法家取得了最后胜利。以法家为官方思想的秦始皇当政时，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秦王朝，结束了几百年诸侯争战的局面。
需要言明的是，法家之“法”与当今法制之“法”有相同的地方，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其相同点，即都是由国家强力保证以实行。这是一切法律的共同点。其不同点，法家之法更多含有“办法”的色彩，与当今法制思想所体现的“民主政治”精神是根本不同的。
法家始祖当推李俚，魏文侯时的大臣。《韩非.内储说上》载：“李俚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乃下令以射之能中与否讼狱，于是乎上地之人都习射。后来便因此打败了秦人。
评：李俚为魏国上地郡守，遇人打官司，让双方比赛射箭，射中者为赢家。这样一提倡。当地百姓都练习射箭，因此，战斗力大大增强。当秦国来进攻时，便打败了秦国。由此看，李俚之“法”，就是一个“办法”，与当今的法制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李俚的学生商鞅，在秦国历行法治。由此奠定了秦国后来强大的基础/商鞅之法的主要内容有那些呢？商鞅策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治”、“富”、“强”、“王”。即首先使国家大治，这样国家才会富，富就会强，强才能称霸天下。“治”是第一位的，如何得以“治”呢？就是实行严格的“法治”。
商鞅帮秦孝公颁布的第一项法令的《垦草令》，其主要内容如下：
1、加强吏治，使“邪官不及私立于民”，或使“官无邪人”，保证农民的利益不为官吏所侵犯。
2、整顿税收，：“益栗而税”，公平合理地征收农业税，减轻农民的租税负担。
3、禁止农民迁徙，禁止农民接触艺术，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使他们愚昧无知，才能使他们安于农业生产。
4、“重刑而连其罪”，使农民不敢私斗，不敢争讼，不敢四处游荡，不敢浪费钱财，不敢欺诈他人。
5、禁止商人经营粮食，禁止开设旅馆，提高酒肉的价格和税率，加倍征收商品税，依据户口征集商业人员出徭役，使商人无利可图，强制商人改从农业。
6、提高贵族减免徭役的条件，除嫡长子以外都要征集他们服徭役，按户口征集贵族家族中一切从属人口和依附贵族的工匠转而务农。
7、大臣和大夫也不得追求“博闻、辩慧、游居之事‘，更不得把这些东西带到农村去，免得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秦律通论》P25-26栗劲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一版）
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对商鞅之法有一个概括：“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栗帛多者复其身。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宝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评：法家的着眼点在“富国强兵”，何以能富国强兵呢？就是 奖励“耕战”。“耕”就是重视农业，“战”就是重视军事，这是称霸的基础。商鞅之法就是“耕战”的政策，其着眼点在国家，在君王。这与儒家的“民本位”思想的相对立的。
法家禁止一切娱乐活动，因为这有碍于农业生产，这同墨家“非乐”思想是一致的。同儒家的“人本位”思想是对立的。
法家不徇情，严厉急峻的行事作风反映B型人的行事特点，同温情柔顺的A型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先秦“法治”思想的核心是“富国强兵”，是为“富国强兵提供的方法策略。现在的“法治”思想是一种政治体制，意在体现出民主、自由、平等的原则。二者是不能同语的。
法家还有一个支流，即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何为“术”？何为“势”？说穿了就是“权术”，“权势”。是讲统治的，其着眼点也是在君王。“法”、“术”、“势”在内涵上是有区别的，为什么统称为“法家”呢？因为他们之间有相通的地方，都是B型人的主张。宋以后。儒释道三教合流，为什么呢？因为都是A型人的主张。“法术势”合一，与“儒释道”合一，根本原因是一致的，根源在“人”。
法家的集大成者是韩非，集法，术，势于一身。韩非是韩国的公子。秦始皇读了韩非的书，非常赞赏，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秦始皇是法家最大的实践者，难怪对韩非如此欣赏，可见二者之相通。
当秦始皇得知韩非在韩国，立即下令军队进攻韩国，目的只有一个，要韩国交出韩非。秦始皇如愿以偿。韩非来到秦国。当时，在秦的李斯、姚贾嫉妒韩非的才能，怕韩非威胁到自己的升迁，乘隙陷害韩非，韩非失去秦始皇的信任。韩非在老同学李斯（两人同为荀况的学生）的逼迫下，饮药自杀。
很凑巧的是，法家人物多不能善终。这有偶然因素，想必也有必然因素。
商鞅作法自毙。商鞅行法不避亲贵。当时，太子违法，照样追究。不便惩罚太子，便惩罚了当时太子的老师。后来，太子继位，报复商鞅，诬告商鞅造反，商鞅逃走。逃至一家客店要求藏匿，店主不答应，说：“商君之法。不能收留身份不明的人，收留了，要连坐。”由于没有人敢留他。结果被抓，车裂而死。
吴起在楚国，厉行法治。其中之一就是让住在成都的贵族去边远地区开垦荒地，就象现在让住在城市的人流向农村，因此，得罪了很多人。楚悼王一死，吴起便被人乱箭射死。
陷害韩非的李斯，亦遭赵高陷害，被满门抄斩。
韩非非常重视“力”，《韩非》一书中言“力”的地方很多，如：
“古人亟于往，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八说》）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囊》）
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显学》）
评：韩非言“力”于墨家言“利”道理是一样的，体现了“强者生存”的原则。法家的政治主张就是“任其力不任其德”（商鞅语）这与儒家的为政思想是相对立的。
韩非言“术”，其坦白的程度令人吃惊，请看他是怎样讲的：
“官袭节进，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节持之：曰质、曰镇、曰固。亲戚妻子，质也；爵禄厚而必，镇也；参伍责怒，固也。贤者止于质，贪食化于镇，奸邪穷于固。忍不制责上下，小不除则大。诛而名实当，则诛之。生害事，死伤名，则行饮食，不然而与其蹴。此谓除阴奸也。”（《八经.起乱》）
评；这是韩非讲君王怎样统治臣下。对有才能的人做了高官，怎样驾驶他呢？所谓三节：质、镇、固。质，指扣留人质；镇，指增减俸禄；固，指严厉批评。对不同的人分别对待，谁还敢不听呢？官做到顶点，不能升迁了，三节不能起作用，干脆就杀。可以明杀，明杀影响声誉，就暗杀、毒杀、或假手于人。
其实，韩非只是言于后，他人早就行于前了。此人就是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
评：由此看勾践乃是夏人的后裔，B型人也。
又，“勾践已平吴，.......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
评：范蠡、文种同为越王的大臣，为越王打败吴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平吴以后，明智的范蠡便携美人西施悄悄溜走了，并写信劝文种也离开，文种不听，终被越王赐死。
越王之所行，韩非之所言，道理是一样的。
儒家在为政上，表现了强烈的“人本位”色彩，法家则表现了强烈的“法本位”色彩。有时近于不通情理，如：
秦昭王时，秦国大饥荒，应候范睢为民请命，要求昭王开放君主打猎的“五苑 ”。让百姓进去采集野果、野菜，以便充饥。昭王不同意，说：“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诛。今发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无功俱赏也。夫使民有功无功俱赏者，此乱之道也。夫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韩非.外储说右下》）
评；秦王打猎的猎场，内有很多野菜，秦国饥荒，有人要求开放猎场，让百姓进去采集野果充饥。秦王不同意，说老百姓没有立功，怎么能受赏呢？若儒者必反之，定会开放猎场，让百姓采食，民心同时得矣。
又，吴起率军出战，有士卒克制不住杀敌的情绪，尚未击鼓，就冲入敌阵，杀敌二人而归。吴起命令将这名士卒斩首。众人都说这名士卒作战很勇敢。吴起说：我也认为他很勇敢，但他没有按我的命令去杀敌，就应该杀掉啊。
评：若A型人必反之，会乘机利用士兵饱满的杀敌热情，鼓舞斗志，冲杀敌人，同样会取得胜利。目的就是为了打胜仗吗？
历史上最大的法家人物当推秦始皇。秦始皇曾做了一件很著名的事，这就是“焚书坑儒”，“焚书坑儒”其实是两件事，“焚书”在前，是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的，其目的是要人民远离精神生活，安心生产，是愚民政策。“坑儒”在后，秦始皇好仙术，意欲长生不老。有后生、卢生等骗秦始皇说能搞到长生不老药，秦始皇信以为真。后来。后生、卢生怕事情败露，便逃走了。逃走时对人讲：“秦始皇为人，天性刚毖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已。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胃罪持禄，莫敢尽忠。... ...
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大怒，乘机把平时有不满言论的儒生四百六十余人坑杀。
评：候生等评判秦始皇贪于权势，大小事皆亲自处理，每天批阅大量公文。白天批不完，晚上不休息，继续批阅，直至完成。此也反映B 型人精力充沛的实干精神。
尉缭初见秦始皇，对秦始皇有个评价；“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史记.秦始皇本纪》）
评：尉缭之治秦始皇“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与范里蠡言勾践何其似也。
先秦法家的最后一位大师的李斯，李斯将法家的精神推向了极端，其上秦二世的《行督责书》突出代表了这一点。何为“督责”？“督促责备”是也。指严厉的管理。其文很少。我们不妨简要引述一点。
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 ...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 ... ...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口之说，困烈士之行。塞聪掩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营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唯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督责必，督责必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书奏，二世悦。（《史记.李斯列传》）
评：李斯之《行督责书》主要讲了这样一个意思：就是提倡君王搞独裁。对下严厉督责，小罪重罚，使人人自危，即所谓“群臣百姓救过不给”，这样天下就大治了。做皇上的就可以无所顾虑的行乐了。即所谓“是故主独治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也。”法家自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韩非至李斯，李斯的观点无疑代表了法家的一种基本精神，其着眼点在君王，难怪后世一些皇帝对法家精神乐此不疲。
五、儒、法为政得失谈
春秋战国，儒、道、墨、法几家都以治世为出发点，最终的结果是法家取得了最后胜利。秦统一中国即表明了法家的胜利。汉以后，墨家失传，其实，墨已归于法。法墨B型人的思想，是龙的精神的体现。汉以后，儒又取得正统地位，儒是入世的思想，道的出世是思想。儒、道A型人的思想，是凤的精神的体现。
儒与法为政，互有利弊，对此，古人多有议论。我们不妨转述一下：
太公封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曰：“何迟之？”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而后除之。”周公曰：“后世其北面事齐乎？夫政不简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曰：“尊贤而赏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曰：“尊贤而尚亲。”太公曰：“后寝弱矣！”
冯梦龙评曰：二公能断齐、鲁之敝于数百年之后，而不能预为之维；非不预维也，治道可以者止此耳。虽帝王之法，固未有久而不敝者也。敝而更之，矣俟乎后之人而已，故孔子有“变齐”、“变鲁”之说。陆葵曰：“使夫子之志行，则姬、吕之言不验”。夫使孔子果行其志，亦不过变今之齐鲁。为昔之齐、鲁、未必有加于二公也。二公之孙子，苟能日儆惧二公之言，又岂俟孔子出而始议变乎？
（《智囊.知微卷王、周公.太公》）冯梦龙著.明）
评：周公，周文王的儿子，名姬旦。太公。即辅佐周文王打天下的太公望。亦称姜太公，亦言姓李名尚。
姜太公为B型人，其为政尚“法”太公尚“功”与墨家尚“利”、法家尚“力”道理的相通的。周公为A型人。其为政尚“儒”。周公尚“亲”与儒家人本思想是相通的。
周公对太公为政的评价是“后世必有篡弑之臣！”果然，田氏代齐。
太公对周公为政的评价是“后寝弱矣！”果然。鲁在春秋争战中慢慢地湮灭了。
有言诸葛丞相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及赦者。若刘景升父子岁岁敕宿，何益于治乎？
及费炜为政，始事姑息，蜀遂以削。”
冯梦龙评曰：子产谓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于是郑国多盗，太叔悔之。仲尼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商君刑及弃灰。过于猛者也。梁武见死，辄涕泣而纵之，过于宽者也。《论语》赦小过。《春秋》讥肆大生，合之，得政之和矣。（《智囊.上智部.见大卷——诸葛亮》明、冯梦龙著）
评：为政日两途，日宽、日猛。A型人尚宽，B型人尚猛。宽则民慢，猛则民残，互有利弊。孔子的主张，宽猛结合，实行中道思想。诸葛亮惜赦。即宽猛结合一例也，所以蜀治。费炜后继，尚宽，凡事姑息迁就，故蜀国慢慢地衰弱了。
邹鲁（国民党元老）曾对孙中山先生说过一段话，总结周、秦之得失：他说：“过去商鞅治秦，其法之密，和苏联一样，以商鞅的聪明，还逃不了作法自毙，这就是重法不重情。最后，秦虽吞并六国，但一夫揭竿，天下瓦解。于姬周向礼重情相比较，东周虽弱，还可以靠诸侯尊王，延数百年之祚。”
评：周与秦，一个尚“情”，一个尚“法”。尚“情”者国弱。但立国时间长；尚“法”者国强。但立国时间短。儒、法之利弊可见一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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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08-12-21 21:4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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