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就当文抄公：
这是一个曾被尊为中国的第二号神，后来又被列为第一号鬼，非神即鬼，好象从来都不是人，最终还是被一个“鬼”字覆盖了的人。
这是一个24岁就当军团长，从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当到野战军司令员、国防部长，而且经常身兼数职(比如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野战军司令员)，除了“副统帅”从未当过副职的人。
这是一个党史军史少了他，有的史实就会讲不明白，就会出现空白，就会留下问号，进而愈发挑逗起人们好奇、探究心理的人。
这是一个不时要面对，又不敢面对，竭力要回避，又很难回避，轻不得，重不得，深不得，浅不得，稍不谨慎就要引起麻烦，已经死去快20年了，依然异常敏感的人。
这是一个人们私下里有不少议论，据说世界上也有不少传闻，而今逐渐开始比较客观公正地放到历史天平上的人。
谁都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叫“林彪”。
上文摘自<<雪白血红>>。作者张正隆中校。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初印，印数93000本。(待续)
白牛的精彩文字
白牛加贴：白牛的老毛病就是爱钻牛角尖。
按唯物是非观或唯非视物观，按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观点看过去,又有哪个还没翻过来?
就算高岗的案翻不得,但高岗得以获罪的致命性的"反党"材料,不是在十多年以后,又被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全盘照搬的砸向了当时的国家主席,早时高岗的政敌刘少奇的身上了吗. 有一些眼睫毛上贴着漆树叶的人，在这里大反翻案风，可见翻案不得一部分人的人心呀，可见走资派还在走呀，可见两个凡是还是凡是呀，可见宜粗不宜精还在粗呀。
D： 有关林彪: Da: 林彪,已经是一棍子打死了的前朝人物,我们在这里研究林彪讨论林彪的内容大概也仅仅是如下的方面;
a 打死林彪的,是一根什么样的棍子,
b 这根棍子,为什么打在林彪的头上,
c 这根棍子,是怎么打死林彪的,
d 打死林彪的这根棍子,后来是如何储藏起来的?
Db：为林彪翻案的问题;
a 林彪的案还用翻嘛?
白牛以为，林彪一案自从913那一天256号飞机堕于温都尔汗始，一直就是翻着的。不信，各位看官就去查查我党的多灾多难的历史。 上溯到1930年有明确记录的富田事件以来,毛泽东同志提出过我党内有十次大的路线斗争.
按唯物是非观或唯非视物观，按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观点看过去,又有哪个还没翻过来?
就算高岗的案翻不得,但高岗得以获罪的致命性的"反党"材料,不是在十多年以后,又被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全盘照搬的砸向了当时的国家主席,早时高岗的政敌刘少奇的身上了吗. 有一些眼睫毛上贴着漆树叶的人，在这里大反翻案风，可见翻案不得一部分人的人心呀，可见走资派还在走呀，可见两个凡是还是凡是呀，可见宜粗不宜精还在粗呀。我党历史上的内部路线斗争,尽管其惨烈程度超过明刀明枪的夺取全国政权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国内战争,但冤鬼亡魂多半能在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后得到一纸平反的詔书,这也说明,党对于历史上自身的错误,侑于历史的局限,尽管在当时正确的意见占不了上风,但随着私人怨恨的淡漠,总会有一个向历史交代的结果出现。
b 自公元一九七一年的913以后；
我党终于彻底的结束了过去那种:一人发难,全党乱转,全国动员,全军参战,全世界参观，群众运动运动了群众，党内斗争斗争了全党的路线斗争方式。
也逐渐逐渐的改变了那种昨天还是党的主要领导人,明天的某次会议上就成了反党分子,一查历史,还源远流长的戏剧脚本方式。
还开始了禁止屈杀龙超清，枪击袁文才，围斗彭德怀，计捉王光美，三上三下邓小平那种类似青红帮的行为。
也就是说，以后大概不会再有那种以党的名义，路线的名义，四下吹风，八方点火，中央一炮，取敌酋首级于：）会议桌旁的有组织犯罪行为。
这种历史的进步，全赖林彪的折戟沉沙。
是功是过，正说反说，肩膀上长一个自己的脑袋，睁开眼一看就明白。E：白牛，是古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教旨主义者，不是修正主义改版派。 对于前朝的历史事件，由于确实存在着人为的有意无意的各种洞洞、漏洞、盗洞、黑洞，所以应该尽可能的利用公开的资料，大胆质疑，小心求证，去伪存真，还历史本来的面目。弄清楚了那些个洞洞、漏洞、盗洞、黑洞，有关庐山会议，九一三事件，林彪其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我们或后人，才能有一个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后人，对得起那些因林彪事件陪了法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无数干部战士们。林彪已经不是政治垃圾桶了。 白牛殷切的希望，各位看官，不仅仅到林馆来蹒跚的学步，还应该为我等顽愚清拂玉指，指点迷津。 白牛感谢蹒跚学步君的教导和开化。并愿意继续听别人有关“洞”的理论。
谢谢各位看官，占了你们不少的时间。
D： 有关林彪: Da: 林彪,已经是一棍子打死了的前朝人物,我们在这里研究林彪讨论林彪的内容大概也仅仅是如下的方面;
a 打死林彪的,是一根什么样的棍子,
b 这根棍子,为什么打在林彪的头上,
c 这根棍子,是怎么打死林彪的,
d 打死林彪的这根棍子,后来是如何储藏起来的?
林彪是黄冈人，我也是。去年过年时我特地引着表姐夫妇去林彪故居看看，林彪的故居非常寒碜，只有一个破落的炮楼，家乡村民凑钱修了几回。谈到林彪，村民都很景仰，言谈中对“所谓的历史”不信任，林彪当时已经是二号人物了，用得着篡位吗？“即便如此”，林彪也是“七分功三分过”，而现在的境遇..... 林彪笔记中的官场策略
在给杂志编稿子的时候，看到了共和国历史上正反两个有意思的故事。一个是《安徽日报》前副总编黎洪写的《我也批过彭德怀》，一个是《林彪与个人崇拜》。
黎洪的短文读来有一种痛彻肺腑的力量。他说，当年他仔细研读庐山会议文件，对批判彭德怀的决定怎么也想不通。他认为彭德怀说的都是实情，根本不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安徽日报》的四个编委也找他发牢骚，很愤慨地质问凭什么说彭德怀里通外国。黎洪说，他和他们的想法完全一致，但是却严肃地警告他们，这话不能到外边说。黎洪说他不敢表达不同意见，还违心地批发了许多批判彭德怀的稿子，违心地表态坚决拥护：）的决定。四十年过去，黎洪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了。回首往事，他在文章里痛切地责备自己，话也说得很重。他说：我在总的方面是奴性十足地服从谬误的，没有一次按照党性原则去坚持真理，反对错误。他说，当时在党员干部中，像他这样的至少要占到90%以上。黎洪设想，如果情况反过来，90%以上的人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中国的历史将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样子。
我非常敬重黎洪先生的忏悔诚意和忏悔深度。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当年他真错了么？他的设想真有可能出现么？黎洪讲得很清楚：个人甚至整个编委会的反对言论将给个人和报社引来灭顶之灾。实际上他也写道，有一个编委不听他的劝告，忍不住在外边说了些话，对批判彭德怀表示怀疑，结果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想，那90%的人与他的处境相似，即使他们有不同意见，也不敢有任何公开的表示。他们是没有组织的，他们的不满只不过是个人的不满。没有组织的千百万不满，其力量与一个人的微小不满没有多少差别，难以对实际状况形成有效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之下，违心的表态，违心的拥护甚至参与，难道不应该看作人们合情合理的选择么？彭德怀在庐山的遭遇是一种标志。这个标志表明：响应公开的号召，按照党性原则说真话，讲出亿万人正在因政策失误陷入饥荒的真相，已经遭到了严厉的禁止。违背禁令的结果，就是被宣判为人民的敌人、党的叛徒、国家的罪人，即使你的地位和功劳像彭德怀那么高，也逃脱不了身败名裂的厄运。与此相反，违背党性原则去奉承最高领导，说他是正确的，将他的胡作非为吹捧为英明伟大，不仅毫无危险，还有升迁的希望。当然，这个标志的这种含义是得不到公开正式的表达的，这只是一种潜规则。但这种真实的规则是如此清楚，真实的奖惩是如此分明，实际情形又表明这个潜规则在《安徽日报》社的周围已经生效，在这种情况下，黎洪还应该拿自己的脑袋往花岗岩上撞么？当然，为了纸上写的漂亮原则敢于以死相拼，敢于将自己的脑袋磕碎在巨石上，这样的人是了不起的，这是不折不扣的道德上的圣人，是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不过人们似乎不应该为了自己不是圣人而责备自己甚至痛骂自己。真正应该责备的倒是那些要求每个人都成为圣人的人。
在1999年第10期的《炎黄春秋》杂志上，刊登了冯建辉先生写的《林彪与个人崇拜》。文章很长，分析得也很透彻。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倒是林彪自己写下的几句话。林彪写道：“党性遵命性也。”“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意义，不然是书呆子。”
文章责备林彪，说他是两面派，为了个人得失不讲原则。这种责备当然是正确的。以道德的是非标准评判，林彪的这些话很没有廉耻。但是按照真假的标准判断，林彪是否说出了一种真相呢？我认为他所说的正是一种制度运作的真相，他描述了专制制度下的官场潜规则，以及适应这种潜规则的最佳策略。潜规则是这样一种不明说的东西：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说，它是一种纳什均衡，在这种均衡之中，每个参与者都采用了利益最大化的策略，选择了最有利于自己的策略。从个人生存发展的角度看，每一方都找不出比这更好的选择了。所以这是一种最稳定的格局，尽管它未必是合乎理想的格局。无论任何人入局，从长远的观点看，他必然要采用这套策略，不如此行事的人将被淘汰出局。
1959年夏天，在庐山会议上收拾彭德怀的时候，最高领袖决心已定。他要踢开前进道路上的一切绊脚石，在个人专制的体制下，他也完全具备这个能力。这时候，无论是黎洪还是比他的地位高得多的中央委员们，合理的应对策略是不当绊脚石，因为绊脚石将被踢入监狱或劳改场。林彪的对策更进一步，他积极主动地帮助最高领袖清除驾前的绊脚石。他在庐山上当面对彭德怀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林彪的策略深得最高权力的欢心，他本人也因此取代彭德怀，于庐山会议之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从个人的角度看，林彪的策略无疑是成功的。如果我们跳出道德评判的圈子，把这当作一局棋来评论，显然各方的应对都是有道理的，但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林彪的选择比黎洪的选择更积极主动，因此也更胜一筹。相反，永远坚持真理的要求，以人民利益为唯一宗旨的党性原则，则是一种注定被淘汰的自杀策略。当年宋襄公不肯向正在渡江的敌军发动进攻，渡江完成之后又不肯向没有列好阵势的敌军发动进攻，以为这样的策略不道德，毛泽东对这种以道德操守为核心的策略嗤之以鼻，说那是蠢猪的道德。林彪用“书呆子”这个词代替了“蠢猪”，不愧为毛泽东的爱将。不喜欢林彪是可以理解的，把林彪看成一个傻蛋则万万不可。正统党史一直希望人们把林彪当成一个反面教员，的确，在这位反面教员身上，我们可以学到许多出乎意料的东西。
（文/吴思，摘自燕南评论。本文仅供参考，文章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呵呵
琉斑仿若童言
愚曾与一班级别不低的世兄交往[呵呵，年幼的估计不太认我]，襄赞公私事务
如今官场
仿若清末谴责小说时光倒流
种种宵小行为，有过之无不及
让人目不忍睹
呵呵
闲话以顶贴
硫斑勿怪
望梁兄天马行空
早做奇章
呵呵 【转贴】京城孤魂 --回望林彪坠机事件
序言
公元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点32分，清秋的下弦月在东方地平线上窥视着渤海湾边寂静的古长城终端，时任中国：）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的林彪，偕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办主任、其妻叶群；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其子林立果；以及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林彪专车司机杨振刚，乘坐由空军34师（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驾驶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专机从海军航空兵的山海关机场起飞，没入了苍凉的北国夜空。256起飞后，顺着山海关机场的244度（西南）朝向天津的方向飞行了4分钟，其后用了大约10分钟的时间缓慢而艰难地转向325度（西北），朝蒙古方向飞去。（注：飞行图上，正北为零度，正东为90度，正南为180度，正西为270度）
1点55分，起飞83分钟后，256于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越界进入蒙古上空。在2点30分左右，256飞行了约118分钟时，由于不明原因坠毁在东经１１１°１５′、北纬４７°４２′，距温都尔汗约60公里的蒙古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苏布拉嘎盆地。机上包括4名机组人员共有9人，全部死于坠机。在中国大地威名显赫、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彪副主席就此魂丧大漠，身葬黄沙。这就是在中国当代历史上留下了重墨浓彩而又扑朔迷离的“913事件”。
30多年过去了，“913事件”的许多关键之处仍然处于雾锁烟迷之中。尤其是256专机的坠毁原因始终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燃油耗尽说、导弹击落说、阴谋爆炸说、机组搏斗说、迷航坠毁说等等，不一而足，至今没有一个能够服众的结论。
近年来，当年没登上256专机的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先生对于256的坠机原因写了不少分析文章。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连载在《航空知识》2002年第2、3、4期上的《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一文。该文虽然透露不少256坠机过程的细节，对了解“913事件”不无裨益，然而不知是出于什么用心，在对当事人活动的分析上犯了不少主观臆断的错误。本文尽可能使用目前已有的资料，对913事件中256号三叉戟坠机原因作出合乎逻辑的分析，以探求这一中国当代史上重大事件的真实面目。
一、潘景寅与256燃油
空军副参谋长兼专机师党委书记胡萍是在9月12日下午5点左右通知任专机师副政委的潘景寅执行去山海关的飞行任务。在此之前，下午4点半左右，胡萍接周宇驰电话，来到西郊机场“工字房”的客厅。周字驰向胡萍传达说林立果在得知毛泽 东已回到北京后，决定实行南飞广州的方案。周宇驰与胡萍一起确定了专机师南下飞机的飞行计划：当天用三叉戟飞机256号送林立果回山海关，13日早8点林彪乘该机由山海关直飞广州；周宇驰和胡萍乘坐一架伊尔-18，13日7时起飞去山海关，会齐林彪和林立果等人，与256一起飞广州，但伊尔-18到上海要落个地，接上上海小组人员，再飞往广州。另一架三叉戟飞机（252）由空军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拉上黄、吴、李、邱和机关的人，13日8时直飞广州。再用一架安-12飞机，拉上两架云雀直升机也飞广州。另外，派一架安-24飞机，先“训练”去上海再到广州。其他大飞机也准备好随时待命。
按照这一计划，256是这次南下飞行的重中之重，一般人物不可担此重任。技术精良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必须在“政治”上靠得住。既然胡萍挑选了潘景寅担任256机长，也就证明了潘景寅属于“可靠”人员。因而胡萍在下达命令时应该是明确告诉了潘景寅256第二天要飞广州的安排，并强调了要严格保密，要潘隐瞒真情，使用252号机试飞的名义申请256的航线。潘接受任务后，在作飞行准备时要求将燃油加到16吨，这一油量大大超出了北京飞山海关往返的用油量，足够从北京飞到广州。在紧急情况下，用尽备份油，这一油量也可维持从北京到山海关后再飞广州的距离。根据技术规范，256三叉戟1E的满载油量是21吨，在正常情况下，其满载燃油最大续航能力是3600公里（不留备份油）。按此推算，从理论上讲，16吨燃油可以飞行2740公里，不过这是在理想状态下，实际上要打一点折扣。但不管怎么说，256以16吨燃油维持飞行2300公里还是没问题的，这恰恰是北京到山海关，再到广州的距离！这完全说明潘景寅对于第二天的飞行是心中有数的。
12日下午，当油罐车为256加油时，加到15吨时没油了，256的副驾驶陈联炳认为北京到山海关15吨燃油已经超量，没必要再要油罐车去跑一趟了。潘出于保密需要，不能吐露第二天的远航计划，同时，在山海关还有机会加油，就没有再坚持加到16吨。因此256在北京出发时油舱载油是15吨。这个油量飞山海关，再飞广州就十分危险了。
256载上林立果后，在傍晚19点40分起飞，35分钟后，20点15分到达山海关。300多公里飞行加起落，256耗油约2吨半，油箱剩油约12吨半。按说这个油量，如果用尽备份油，飞到广州不是没有可能，但稍有情况，如风向不顺、航线调整等，就有油尽坠机的危险。因此潘景寅下飞机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机械师李平将燃油加到17吨，这里面就为256飞广州准备了正常情况下所需的4吨左右的备份油。然而等到油罐车来到，取了油样，准备给256加油时，这才发现油车油管接头与256机翼下部的加油口不配套，无法进行压力加油，需要把管线拉到机翼上部的加油口去实行重力加油，这样一折腾就又要花费很长时间。潘看到天色已经很晚了，而且机组是正在吃晚饭时被召来执行紧急任务，晚饭都没吃好，现在都9点多了，机场餐厅又准备好了夜餐，就同意等第二天一早再加油，让机组人员先去吃夜餐然后抓紧时间休息。从这里可以看出，潘是一个关心同事和下级生活的好心人。这种“好心”在“913事件”里不但导致了256北飞油量不足，还使得机组近半数人员未能赶上飞机。这一点留待后面再说。
潘已然了解到南飞广州这步棋是步险招，对第二天的飞行计划心中很是忐忑不安，所以当晚一直守在调度室没有睡觉。这是违背飞行常规的。在正常情况下，如果第二天一早就有重要飞行任务，飞行员前一晚肯定要抓紧时间好好休息，养精蓄锐，以便第二天有充分体力和精力完成任务。大家熟知的民航禁止“红眼”航班的规定就是为了防止驾驶员疲劳驾驶导致事故而专门作出的。而潘景寅不顾第二天的飞行重任，不去睡觉，彻夜不眠，一定是在得知这次飞行的内幕（指飞往广州）后，感到了自己这趟担负的任务吉凶难卜，心中隐约预感到不定有些什么事情要发生。
果然，10点半左右，胡萍来了电话，说是吴法宪【当时的空军司令，秋雨注】在追查256飞往山海关的事情，再次叮嘱不能说出256到山海关的真实原因，只能说是试飞。而潘景寅则为胡萍编出了飞机油泵出了问题，无法马上飞回北京的谎言来应付吴法宪要飞机立即回京的命令。这充分说明胡萍把潘当作圈内人，而潘的言行也确实是一个“圈内人”的作为。潘能为胡萍编理由对付“上面”，明显的是知道自己的飞行任务是不可告人的。试想一下，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能够和自己的顶头上司一起策划去欺骗更高一级甚至高两级的领导吗？
林立果等人长期在空军活动，专机师是他们的重点单位。策划南飞广州时就准备拉走专机师的几乎全部飞机。在这样一个长期重点活动的单位，林立果肯定要物色和安插几个“自己人”。林立果虽然手头的人员不是很多，但如果不是在各重点单位有那么一部分铁杆部下追随他，他也没有胆量和能量同毛泽东叫板。很难设想林立果在专机师这样关键的单位连一个信得过的驾驶员都没有。林立果安排9月13日飞广州的关键飞行，肯定只能由自己人来飞。因此，如果林立果在专机师有自己的驾驶员的话，那么第一个就是潘景寅。种种迹象也表明，潘景寅是林立果信得过的人，而且很可能是长期参与了林立果等人的秘密活动。只有这样，胡萍才能把南飞广州如此重大的机密向潘景寅交底并和潘共谋，一起欺瞒吴法宪有关256飞北戴河的真实目的
| 作者：琉璃锺 回复日期：2005-8-31 0:36:47 | |
二、机组人员分开之谜
12日晚间11点20分左右，周 恩 来在了解到256在北戴河以后，打电话给叶群“关心”地询问了林彪的情况，并问到了256飞机。这个电话加上综合了林立衡【林彪之女，小名豆豆，秋雨注】已向8341部队报告有“绑架”林彪的阴谋，以及周宇驰、胡萍等各方上报的情况，叶群、林立果知道自己的“秘密”南飞计划已经不能按原计划在第二天秘密进行了，于是在11点40分左右说服了林彪连夜行动。在这以后紧急行动的忙乱中，林立果抽时间打电话通知了在山海关还未睡觉的潘景寅马上准备飞机。一片忙乱中，林立果在电话里是怎么同潘景寅讲的，已经永远无法晓得了。但是从潘的表现来看，显然他没有从林立果的电话里听出林彪是十万火急就要到机场来，他认为还有足够的时间来作好飞行准备。
潘景寅马上叫起了三个机械师为256起飞做准备，并且再次要求机场调度派油车给飞机加油，为飞往广州做准备。前面说过，由于256的加油接头同山海关机场的油车管线接头不配套，很耗时间，因此没有加油。山海关机场虽然是海军航空兵基地，但为了便于往返北戴河的高层人士安全使用机场，海航的飞机和部队的战机都已经转移到其他基地去了。山海关机场已经没有战备值班任务了。作为一个没有战备值班任务的机场，深更半夜的，等调度找到司机等有关人员，再开上油车来给256加油，等加完油，再怎么快也得一两个小时。潘景寅对此心中是有数的，如果潘知道林彪在半个小时之内就要到机场起飞了，他就不会安排根本就无法完成加油的加油车了。加油车只会耽误紧急起飞。后来，256滑行时，果然就被加油车擦碎了机翼航标灯。所以潘的估计应该是林彪现在正在准备出行，至少还需要1到两个小时才能来到机场。甚至可能还认为，在林彪离开北戴河时值班人员会按照常规再来电话通知机组做好准备工作。照理说，这是秘书和办公室人员的日常工作，可是在9月12日的混乱中，又有哪个秘书会想到这一点呢。
所以当林彪一行赶到机场时，潘景寅还在调度室与程洪珍等人讨论如何避免北京追查256飞机的事情。这也说明潘并不知道林彪等人这时候就会赶到机场，不然他不会不在飞机处等待。
另外还有一件小事也说明潘景寅没有料到林彪这么快就会赶到机场，那就是林彪等人是用机组人员在做飞行准备时用的简易梯从前门爬上飞机的。如果潘景寅知道林彪随时会赶来登机，他就会要求机场人员提前准备好登机用的专用舷梯。加油也许来不及，但是准备舷梯还是没有问题的。
以上事态说明潘景寅绝没有料到林彪这么快就来到山海关。这也就是为什么潘悄悄地叫起了三个机械师而没有叫起副驾驶和领航员。他是想让这几个关键人员多休息一会，等接到北戴河值班人员的正式通知后，或者至少等加完油之后再叫起他们。这样，他们可以多睡一两个小时，在执行夜航任务时能够更有精力，从而保证飞行安全。而这三个机械师在飞行中的工作不多，基本是闲着无事，可以趁机休息，所以先把他们叫起来做准备工作。这也是潘景寅关心下属和工作细心的自然表露。对于这样一个非常合理的工作安排，不知为什么康庭梓在文章中要说成是为了保证出逃安全，潘景寅按照林立果的部署有意把把他们给甩下了。
根据三叉戟飞机生产商英国霍克尔-思德利公司的设计，三叉戟的驾驶仅需配置3名机组人员就足够了，在驾驶舱里也只安装了3个座位。如此看来，256的8名机组成员（不含服务员）实在是太多了点。
康文中说“在林彪等人乘车离开北戴河之前，很可能已经通过电话通知在山海关机场等候在调度室主任房间的潘景寅：马上把飞机准备好，机组人员越少越好。”潘景寅是为了执行林立果的这一命令而有意没有叫起机组的副驾驶和领航员，有选择的扔下了他们几个机组人员，以防有人在飞机上制造麻烦。
仔细分析一下，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前面已经讲了，潘很可能是因为不知道林彪这么快就到机场，才没有尽早叫醒康庭梓等机组人员。就算是潘有意要甩掉几个机组人员，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上飞机的人员必须能满足保证安全飞行的需要。因此，潘最不可能甩掉的恰恰是没上飞机的副驾驶员和领航员，只有他们才能和潘景寅一起操纵飞机飞行。而叫起来的这三个机械师反而正好符合康庭梓所说的“麻烦制造者”的标准。他们在飞行中基本没有事情可做，只有添乱的可能。因而，潘景寅要根据林立果命令做取舍选择的话，只能是甩掉这三个机械师，而不是反过来，甩掉副驾驶和领航员。潘在没有副驾驶的情况下，一个人驾机起飞实在是出乎了所有内行人的意料。即使能成功起飞，也很有可能是能飞上去，而落不下来。像潘景寅这样的技术尖子和担任专机师副政委的双重人才，怎么会作出这么弱智的选择呢？
还有一点就是，那两个从北京同林立果一起乘飞机跟过来的女孩子可是铁杆的林派，程洪珍连手枪都给她们配发了，要“誓死保卫林副部长”。林立果把她们专门从北京带来，可见信任度非同一般。为什么连她们也没有叫起来？难道连这些自己人都要甩掉吗？也许康庭梓可以解释为怕吵起来与她们同屋的女乘务员小魏。但这根本就不成其为理由。小魏仅仅是一个乘务员，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搪塞过去了。甚至到时就是不让她上飞机，她也只能服从命令。退一步，她就算是跟着上了飞机，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山海关机场卫星图片。进机场的公路要经过一个铁路交叉点。
9月13日林彪在通过交叉口时正好碰上过火车，结果被衔尾追来的8341部队跟了上来，最后只好不等副驾驶等人登机就让256飞上了天。
因此，只是由于潘景寅对林彪到机场时间的误判，才造成了机组人员的分成两组的现象。机械师邰起良看到机组人员还没到齐，用内线电话通知调度室喊起了康庭梓和其他几人。而在当时林彪突然到达造成的混乱情况下，很有可能是潘景寅需要马上去见林彪等人，自己没有时间，而安排邰打的这个电话。因为只有潘最清楚那几个人还没有起来，而邰却不知道潘从调度室（与康等人休息的房间挨在一起）过来的时候是否已经提前通知了康等人紧急出动。而且也只有机长可以调动安排机组成员的活动，没有机长的命令，机械师不能擅自通知机组成员如何行动。康庭梓说潘景寅有意甩掉他们是经不起推敲的。
然而林立果等人一登机就命令潘景寅马上起飞，这时已经没有时间等待被刚刚叫起床的其他人员了。8341的于仁堂副大队长带人乘坐的吉普车就跟在林彪坐车后面赶到机场，满载8341部队士兵的卡车在康庭梓等机组人员出门的同时也开进了机场。康庭梓一出门就碰上了乘吉普赶来的8341的人员，挥动着枪要康设法阻止飞机起飞。康让他们把卡车开到跑道上去就可以挡住飞机起飞。在这种情况下，试想一下，如果等待康庭梓等人上飞机，那还不如说是等待8341部队来扣飞机。因此，叶群、林立果不得不顾一切地命令潘景寅不等刚刚起床的机组其他人员，立即开动256起飞，这就造成了飞机上关键部位机组成员严重不足的局面。而潘景寅是绝对不会料到8341部队竟然敢拦截“副统帅”的专机！！！根本就没丝毫思想准备。如果没有8341部队的追兵，即使是林彪来到机场后，飞机一边做起飞准备（林彪从舷梯登机、发动机开车、机场调度开灯、加油车离开），一边再通知康庭梓等人来登机都是来得及的。
可以说，是潘景寅的“好心肠”造成了256起飞时关键位置上的机组人员严重不足，这并非是康文所说的是潘景寅按照林立果的旨意来作出的北逃的安排。
北戴河卫星图片。推测当年林彪可能的住处。
两个区域都有极佳的游泳沙滩近在眼前。中间好似有个小山，符合描述913事件中“山上、山下”的说法。
| 作者：琉璃锺 回复日期：2005-8-31 0:38:56 | |
三、256大拐弯之谜
256起飞以后，航向先顺着山海关机场跑道方向（244度）向西南飞行了4分钟，来到山海关西南40公里，林彪刚刚离开的北戴河上空（林立衡、张宁【林立果的未婚妻，秋雨注】都听到了飞机声音），然后缓慢异常地转了一个大的出奇的弧度向西北（310度）飞去。康庭梓写到：“从零时32分起飞到46分，在14分钟的时间内，飞机从244度右转弯到310度，共转了不到70度，这个转弯动作在地图上画出了一个很不均衡的大弧线。对一个飞行员来说，用多于平时十几倍的时间，用如此怪异的加入航线的转弯动作，在他一生的飞行中，恐怕都不会发生。”对于这种现象，康文认为“虽然无法知道当时驾驶舱内发生具体争执与斗争的情况如何，但是从飞机航迹上看，飞行员操纵飞机不是向西飞，就是想掉头往东，竭力回避向北叛逃的航向。可见潘景寅即使在林立果的威逼下，也在想方设法与其周旋，雷达屏幕上的航迹是有说服力的。”然而这就与康文中前面分析的潘景寅为执行林立果叛逃命令而不顾航行安全，有意抛下部分机组成员相互矛盾了。既然对于林立果的命令，潘可以置飞行安全（包括自己生命的安全）而不顾，甩掉副驾驶等人，这里怎么又成了“可见潘景寅即使在林立果逼迫下，也在想方设法与其周旋”呢？可见康文在逻辑判断上的混乱和不合理。
如果是潘景寅在同林立果周旋的话，这样做是毫无用处的。林立果学过驾驶直升飞机，懂得机上一般仪表常识，对于罗盘这一飞机通用仪表应该是很熟悉的。当林立果命令潘转向时，潘敷衍了事只转一点就不动了，林立果马上就会发现潘有不愿外逃的意向，此时林立果必然会监视潘景寅立即把航向调整到外逃的310度航向，决不会允许潘继续磨磨蹭蹭，似转非转地白白消耗掉本来就不足的燃油。因此开始一段的慢转，还勉强可以解释为潘的不情愿，而后来的几段慢转弯就不能这样解释了。康庭梓可以辩解说，林立果看不懂或者没看到罗盘，不知道潘是在慢转弯。如果是这样，反正林立果不知道飞机是在朝哪个方向飞行，那又何必多此一举慢转弯呢？
在本文的开头一段已经分析出潘景寅是林立果线上的人员，他早就已经上了“贼船”，此时即使想下船也知道自己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了，不管是真心保林也罢，还是迫于无奈也罢，潘只有一条路跟林立果死心走到底了。林立果指到哪潘景寅就飞到哪。然而那为什么又有这么奇怪的大弧度转转停停的拐弯现象呢？合乎逻辑的分析是，林立果和潘景寅在合作，以这种缓慢的转向方式来欺骗飞机上的某些乘客，不想让他们觉察到飞机正在改变方向，飞向西北方向！
乘过飞机的人都知道，飞机在转弯时机身要发生倾侧，虽然身体感觉不到这种倾斜，但窗外的地平线会发生明显的起落现象，即使在夜间，看到地平线的变化，乘客也会明白飞机正在转弯。而9月13日凌晨（实际上就是9月12日那天的后半夜）半弯月亮正在东南方向的地平线上，让人很容易就能看到地平线。因此如果256正常转弯的话，机上人员很容易就可以觉察得到。为了隐瞒飞机转弯的现象，林立果（叶群）刻意安排潘景寅在向西南飞行了一段之后，再以很难让机上乘员觉察得到的极小倾角缓慢而坚定地将航向转向了西北。如此小心翼翼的转弯，如果不是特意留心，机上的乘客是很难觉察到飞机正在改变方向。
飞机上除了林立果和潘景寅，还有林彪、叶群、刘沛丰、杨振刚以及三名机械师。叶群和林立果可以说是外逃的同谋，无须隐瞒什么。刘沛丰是林立果的死党，也无须欺瞒。杨振刚这个人很有意思，不知道为什么作为一个司机也上了256。如果他也是“林派”，当然跟着林彪走就是了，飞机飞向哪个方向，他不会关心。即使他不是林彪线上的人员，作为一个很少乘飞机的下层工作人员，很可能根本就不会知道飞机拐弯，即使觉察出了也不会知道飞机在飞向哪里。
这样一来，林立果（也包括叶群）想要欺瞒的乘客就只剩下林彪和三位机械师了。
三名机械师是奉命执行任务，对于飞机的目的地虽然不能说漠不关心，但也只是知道就可以了，他们的职责是飞机的保养和维护，只要飞机各项设备运转正常，他们的工作任务就算完成了。林立果当然也会考虑到这些机械师发现飞机航向的异常会提出疑问，但是对于这种疑问只要说首长身负秘密使命，要到一个不能公开的绝密地点去进行某项计划就可以完全搪塞过去了。那个年代，有谁敢怀疑副统帅的正确性？实在不行还可以来硬的，同刘沛丰一起用枪来威逼机械师就范，而机械师是没有枪支的。有了这两条预案，足以让林立果放手令潘景寅大胆转弯。不过这两手都必须要有林彪的首肯才行。如果林彪不同意这条航线的话，三个机械师加上杨振刚（可能还有半个潘景寅）林立果和叶群就很难对付的了。再有一点就是，三名机械师都是飞行老手了，尽管256以小倾角转弯，要完全的骗过他们飞机转向这一事实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说，林立果不会是为了这三名机械师去冒险在境内转来转去的浪费燃油。
就以上分析来看，林立果想要欺瞒的人就只剩下林彪了！
913至今已经30多年了，对于林彪参与林立果策划的“571工程”并参与外逃谋划一事仍然没有可靠的证据。对林彪据以定罪的过硬证据只有两条，1、李文普的口供，说林彪在车上问“到伊尔库茨克要飞多久？”；2、林彪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 9月8日”。
但是李文普的口供只是孤证，并无旁证，没有任何人证或物证来确认他的说法。按照法律重证据，轻口供的原则，这条仅是孤证的口供显然作为旁证都很勉强，而作为给林彪定罪的重要依据实在是难以令人信服。
至于林彪的那个手令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首先手令并没有讲是林立果。周宇驰要传达的是什么样的命令，因而林立果以某种其他方面的事情骗取林彪写手令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连十分熟悉林彪和林立果关系的林立衡都认为林立果和叶群要“绑架”林彪，可见林立果和林彪之间必然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因素。再有就是，林立果伪造林彪“手令”的可能性也很大。江腾蛟就供认自己看到的“手令”和法庭出示的不是同一张“手令”。可见林立果可能伪造了不止一张“手令”。
由此看来，林彪很有可能并不知道林立果和叶群要把天捅下来的大手笔，当然也就不可能事先同意事变失败后外逃苏联的安排。在9月12日深夜，当叶群和林立果发现事变计划败露后，赶去劝林彪外逃时，林彪这才知道老婆和孩子已经闯下了滔天大祸，自己是在劫难逃了。然而对于外逃的安排，林彪流着泪说“我至死是个民族主义者”，这表明了林彪至死不同意外逃的心情，另一层意思就是林彪对于南下广州或者香港的计划还是同意的。事情至此，林立果和叶群也只好退一步，至少在表面上带着南飞广州或者香港的计划同林彪上了飞机。
这样一来，256起飞后，就按照南飞广州的航线先向西南飞行了几分钟。但是，一来林立果心中的最佳选择是北飞苏联；二来林立果很快就知道，飞机上的油料刚够在9000米的巡航高度上，以每小时800多公里的速度飞到广州。而在3000米以下规避雷达的高度上，由于空气阻力大，256每小时只能飞600公里左右。照此计算，256机上12吨半燃油只能飞行大约2个半小时，最多飞约1500公里，而山海关到广州要飞约2000公里，因此256根本就飞不到广州或者香港。
在山海关机场降落后，潘景寅就要求将256的燃油加到17吨，就是要保证256能有足够的燃油飞到广州。现在256只有12吨半燃油，又属于违规起飞，中途无法加油（在山海关就差点被扣住，再在国内机场降落只能是自投罗网）。此时林立果万万不敢在国境内以9000米的巡航高度飞行近2000公里，那几乎就等于是给导弹和歼击机提供的活靶子。林立果心里明白，现在只剩下就近外逃一条路可以走了。但是按照林彪的脾气，他很有可能宁肯降落在国内，承受和毛泽 东摊牌的结果，也不肯背上“叛国”的罪名。这样一来，林立果就只好采用先斩后奏的手法，让潘景寅以让人很难觉察的微小倾角飞出了这么个让后人难以理解的大弧线航迹。这种飞行方法主要是为了骗过林彪，当然顺带也附有最好也能瞒过机组中机械师的作用。因此，林立衡所说的叶群、林立果要绑架林彪并非是毫无根据的空穴来风。
黄线为林彪等人自北戴河乘车前往山海关的可能路线。
红线为256起飞后的航线。可以看出256确实曾飞经北戴河附近上空。913凌晨，林立衡和张宁所说的听到飞机声音是可信的。但张宁所谓的256在北戴河上空打转就是杜撰的了。
| 作者：琉璃锺 回复日期：2005-8-31 0:42:32 | |
四、256迫降之谜
从山海关到中蒙边界414号界桩大约有700公里，而256起飞后拐的那个大弯子用了100多公里。因此当256在9月13日凌晨1点55分飞越414号界桩时共飞行了83分钟，飞行距离约800多公里，平均时速为600公里左右。256于9月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在温都尔汗东北约70公里处迫降失败，爆炸起火。机上9人全部丧生。
三叉戟在巡航高度的耗油量为每小时4.5吨左右。在3000米以下高度飞行，256每小时耗油要超过4.5吨，但至多也就是5吨。256坠机时已经飞行了约两个小时，也就是说最多消耗了燃油约10吨，机上至少仍有约2.5吨的燃油。
康文认为潘景寅这时已经不知道机上还有多少燃油了：“在驾驶舱右后方的机械仪表板上有5块与油箱对应的油量表和燃油压力表。在山海关起飞时，那指示中央油箱的油量与压力表已经回到‘O’的位置不动了。两个小时后，内外组4个油箱中一共才有两吨半油，它们反映在4块油量表上的指示数据已摆动不稳，读不出确切剩油数量。由于叛逃航线的高度、速度都是很不正常的，此时的潘景寅已无法计算出准确的油量消耗数据，也不敢相信自己对油量的判断。”因此，潘景寅只好冒险带油迫降。
可能是出于某些不便明说的原因，康庭梓在这里没有讲老实话。256上的5块油量表都是在大约沿着圆周330度范围内（留有约30度的无刻度空间）均匀的以公斤为刻度作出标示的。每100公斤一个小刻度，每千公斤一个带有数字的大刻度。5块表的满刻度分别是：中央油箱8500公斤，内组油箱5500公斤，外组油箱2500公斤。
燃油使用顺序是先耗用中央油箱，然后机翼外侧油箱，最后机翼内侧油箱。飞机驾驶员可以控制连通机翼内外组油箱的活门的开关。
当256只剩下2.5吨燃油时，中央油箱早已耗完，而机翼油箱组的外组油箱也已耗空，全部燃油都已经集中到机翼的两个内组油箱里面。也就是说每个油箱还有约1.3吨燃油，作为一个满刻度为5500公斤的油量表，此时指针离零点位置还有接近1/4的指示行程。恐怕没有任何一架飞机的油量表在离零点位置还有整个指示范围1/4的距离上就会“指示数据已摆动不稳，读不出确切剩油数量”了吧。何况三叉戟的油箱设计充分考虑了燃油的利用率，燃油可以消耗到“油箱中最后残留油底只有不到200公斤”（康庭梓语）。因此康庭梓说还有2.5吨（应该是在3吨左右时就决定迫降了，因为从决定迫降到实施迫降还有一段时间间隔）燃油时就不能从仪表上读出剩油量实在是言过其实了。
图为三叉戟燃油表
注意中央油表两边燃油表的刻度。1000KG离零点尚有很大距离。
再说康庭梓的另一个理由：“此时的潘景寅已无法计算出准确的油量消耗数据，也不敢相信自己对油量的判断。”这就更加不能令人信服了。作为一个中国当时的顶尖飞行员，潘景寅的飞行技术和经验要超出康庭梓至少一个档次。武汉720事件中，毛 泽 东在“文革”中唯一一次乘坐飞机出行，驾驶员就是潘景寅。而在256机组里，康只能做副驾驶，而且还是第二副驾驶。以康的经验和水平尚且能够判断出256坠机时仍有2.5吨燃油，何论亲自驾驶256飞机、经验技术都高过康的潘景寅反而“不敢相信自己对油量的判断”呢？这种明显有违逻辑的推理使人不得不怀疑康文背后有些什么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在实际中，256上的潘景寅凭自己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应该比在地面上的康庭梓更加清楚地知道256的剩油情况。而不是像康文所说的那样，把整个情况颠倒过来，显得康庭梓比潘景寅还要高明。
潘景寅既然知道256燃油的实际情况，在正常情况下就不会冒险带油迫降。康文记述了潘景寅在60年代初的一次迫降经历：“有一年冬季下雪，他在起飞时飞机左边的主起落架撞在了跑道边沿清扫堆起的雪丘上，致使起落架后撑杆受损而不能正常落地。在此情况下，潘景寅首先想到的是在空中盘旋，尽可能将机上的燃油消耗掉，以防止落地时另一个没有受伤的起落架也支撑不住，机身与道面磨擦起火爆炸。潘对这一事故处理的结果是：在落地滑跑中，随着飞机速度的逐渐降低，由于左起落架失去支撑，左机翼下沉，造成向左偏出跑道, 致使左发动机的螺旋桨触地打坏，飞行员安然无恙，飞机经修复后继续使用。”在这次经历后，潘景寅又经过了近十年的飞行磨练，对于飞机迫降，尤其是三叉戟这种下置油箱飞机迫降更是没有道理在燃油没有耗尽的情况下就贸然实行。
合理的做法是潘景寅会利用这仅剩的2.5吨燃油寻找最近的机场进行降落。尽管机上没有领航员，但是使用仪表数据，根据飞行速度和飞行方向还是不难推断出飞机的大概位置。何况林立果在9月10日通过周宇驰搞到了三北雷达布置图，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机场位置图、频率表及呼号（913后，所有256上残存的资料全被苏联搜走，孙一先说其中就有从北戴河到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利用手头资料，林立果和潘景寅完全可以在燃油耗尽之前寻找就在附近几十公里范围内的温都尔汗飞机场（中方大使馆调查256失事事件的人员就是在这个机场降落的）；甚至可以大胆地飞往约半个小时航程外的乌兰巴托机场谋求安全着陆；按照256的剩油情况这也不是不可做到的事情。
然而256既没有飞往温都尔汗或者乌兰巴托寻找机场，也没有在最终迫降之前尽量用尽机上燃油（三叉戟没有紧急放油设施），而是选择了最不合情理的做法，机翼内侧油箱带着2.5吨燃油以机腹擦地方式在野外实行迫降！以三叉戟下机翼的设计特点，机翼内侧油箱与机腹几乎是在一个平面上，以机腹擦地着陆，机翼油箱不可避免地要摩擦到地面，因此只要油箱里有剩油，这种在野外以机腹擦地迫降的方法几乎可以说是100％要起火爆炸。然而潘景寅却不得不不采用这种近乎自杀的方式迫降，只能说256碰上了比这种迫降还要危险的事态：256已经失去了继续飞行的能力！在仍然还有燃油的时候，256却不能飞了，也就意味着256发生了重大变故，这已经不是主动迫降，这种迫降说穿了实际上是坠机！
图为民航退役的三叉戟。注意机翼与机腹几乎在一个平面上，在野外不用起落架迫降，不可避免的要使机翼摩擦到地面，从而引燃机翼内的剩余燃油。潘景寅不可能不知道带油迫降是自寻死路。 | 作者：琉璃锺 回复日期：2005-8-31 0:45:38 | |
五、256坠落之谜
导致256坠机的重大变故有可能来自自身和外部两个方面。
先说自身因素，这又分为人员和机械两个方面。在人员方面，潘景寅是关键人物。潘是唯一能控制飞机飞行的人，只要他出了问题，256就要出问题。不过从前面的分析和256的飞行状态来看，基本可以排除潘景寅有意驾驶飞机撞地的可能性，反而是他已经尽可能地做好了迫降的准备工作，打开了着陆减速用的飞机襟翼。从主观意识和现场客观情况来看，潘是在努力保证256的安全迫降。
另外还有可能导致坠机的内部人员就是那三名机械师。但是一来他们无法了解飞机的真实目的地；即使知道飞机在飞往国外，也很易被“副统帅”的神秘光环所迷惑，分辨不清是“叛逃”还是“秘密使命”；二来，他们即使想反抗也没有武器，很容易被制伏。从现场的情况看，和其他人一样，三名机械师也都没有穿鞋子，说明他们也都做好了飞机迫降前的准备工作，这就不符合要把飞机搞下来的人的行为了。据负责处理256坠机事件的前苏联KGB第九局局长透露，在现场没有发现机上有打斗现象。因此，基本可以排除256上人员导致飞机坠毁的可能性。
再说机械方面。飞行故障是导致飞行事故的重要因素之一。256的坠机也有可能是飞机机械发生突发故障而引起的。根据航空界对机械事故的统计分析表明，机械故障的起因有如下几大主要原因：
1、 飞机老化，飞行时间过长，部件磨损过度，材料疲劳。这是飞机机械事故的最主要原因；
2、 飞机设计有缺陷，使用的部件结构或者选用材料不当，导致在飞行中发生故障；
3、 飞机维护人员操作发生重大疏忽或失误，没有严格按照维修保养规则对飞机进行维修保养。
而这几条对256机来说，都不适用。首先，三叉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喷气式客机之一，是霍克尔-西德里公司在世界首架喷气客机“彗星”的基础上于60年代才推出的。1963年底向英国航空公司交付了第一架三叉戟，编号为2106。256飞机的生产编号是2131，1966年出厂，在1971年正处于最佳使用期，不存在老化问题。第二，三叉戟飞机一共生产了171架，从未出现过因设计缺陷导致的飞行事故。而我国除了在70年代初从巴基斯坦买回四架外（包括256），后来又从英国陆续买了31架，成为除了英国航空公司外最大的三叉戟用户。1975年最后一架三叉戟出厂，客户就是中国民航。这些三叉戟在中国一直飞行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如果三叉戟在设计上存在缺陷，我国政府就不可能在913后还这么大量购买该机型。另外，也不会只有256一架因此而失事。至于第三条，可能性也不大。256是作为林彪专机使用的，其保养和维修水平必然是国内第一（当时的中国头号人物毛泽 东是不乘飞机的），从某种程度上讲，256相当于中国的“空军一号”。对于这架飞机，哪个维护人员敢掉以轻心？256机组配备了8名机组人员 （三叉戟设计上只配置了3名机组人员）其中有3名专门负责飞机维护的机械师，这就可以看出对飞机的保养是多么重视了。“自从空军设立专机以来，在空地勤人员的密切配合下，从来没有摔过专机。也就是说，专机尤其是重要的专机从来没有出过一等飞行事故，二等事故也没有。”（舒云《噩梦九一三——9.13事件中几个小人物的命运悲剧》）很难想象专机师会在256这一头号重点飞机的保养上出现能导致飞机坠毁的重大疏忽和失误。
就此看来，256的坠机原因应该是外部因素引起的。
三叉戟驾驶舱。其中只有三个座位，左面是正驾驶，右面是副驾驶，后面是领航工程师。
外部因素又包括自然和人为两大类别。
自然因素无非是雷电和风暴导致飞机坠毁。根据我国驻蒙古大使馆二秘孙一先先生的文章和他接受凤凰台采访时的说法，蒙古那段时间正是秋高气爽，一年当中最好的气候，并没有雷雨和风暴现象。我国和澳大利亚的记者曾分别采访过913坠机时的现场目击者，也都没有提到在气候上有什么异常。凤凰台采访前苏联KGB官员时，在说到坠机原因时，根本就没有提到气候。蒙古方面当年草拟的事故报告里就说到：“据乌兰巴托中央机场气象台报告，在９月１３日两点钟时，肯特省伊德尔莫格县上空有２至４级的云，能见度５０公里，无危险的气象情况，无风沙，无雾，无风。”因此，自然因素也应该属于排除之列。
256的坠机原因现在只剩下外部人为因素了，也就是被击落这个可能性了。
企图击落，并有可能击落256的有三家：中方、蒙方和驻蒙古的前苏联军队。
中国军方是第一家有可能向256开火的可疑对象。林立果也清楚这一点，所以256起飞之后没有爬升到正常的巡航高度，而是在不到3000米的中低空飞行，以避开雷达的探测。同时256选择了一条非正常的飞行航线，估计就是为了避开中国的防空火力和飞机的拦截。综合多年来陆续透露出来的点点滴滴信息来看，中国军方很难说具有击落256的手段，也很有可能并没有企图去击落256。
在空中击落飞机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空空导弹。中国飞机使用导弹进行作战的最早记录是1967年6月12日。当时美国1架BQM-147H型无人驾驶侦察机在越南岘港附近海域上空投放，侵入广西上空。航空兵第三师飞行员刘光才驾驶歼-7飞机截击。在地面指挥所的引导下，发射了空对空导弹进行攻击，但未击中。后来逼近目标使用火炮将其击落。到1971年，国内空军列装的最先进机型是歼-7基型，装有1门30毫米航炮，可外挂2枚霹雳-2空空导弹。但是由于没有装备火控雷达，因此只有昼间目视作战能力，并无在夜间自主对目标发起攻击的能力。中国空军要迟到80年代才参考MIG-21MF设计出J-7III，首次在J-7上安装了火控雷达。如果256是在高空飞行，地面雷达比较容易探测得到，还可以引导歼击机接近256，再利用目视以天空为背景向上发现在高空飞行的256。而对于低空飞行的256，雷达发现困难，探测距离有限，很难引导战机。同时由于256飞行高度较低，适于高空作战的战机很难比其飞的更低。而在高空向下看就只能说是两眼一摸黑了。所以说，在1971年9月13日凌晨，空军飞机根本无法找到低空飞行的256并向其发起攻击。9月13日空军曾出动数架战机截击周宇驰等人乘坐的直升飞机，结果连直升飞机的影子都没找到。可见当时中国空军的夜战手段实在是有限。
至于地空导弹，中国那时最先进的是60年代后期生产的仿萨姆2的红旗-2号（HQ-2）中高空、中近程地空导弹。一来该导弹的最大射程只有35公里，对于距离35公里以外的目标毫无威胁；另外这种专门对付中高空目标的导弹主要用于万米以上高空的目标，对于中低空的飞行目标效力大打折扣。对于了解中国防空部署的林立果来说，256只要大体避开导弹基地35公里以外，再加上低空飞行，就可保万事大吉了。
中国搞掉256的最后方式就是在256上安放炸弹的阴谋了。但在现实中这是很难实现的。如果使用定时炸弹，没有人能确切知道256什么时候起飞，林彪什么时候上飞机。连潘景寅都蒙在鼓里，又有谁能提前定好这个爆炸时间？在午夜以前，256甚至都有可能在周 恩 来的干涉下，空机飞回北京。定时炸弹怎么安装？另一种说法中方使用了遥控炸弹。然而连边防雷达都无法探测到256的去向了，又有什么遥控手段在北戴河或者北京来引爆1000多公里外的炸弹呢？
因而，中方有关没有对256采取措施的说法是可信的；也可以说，即使想采取措施，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至于蒙古方面，这个苏联当年的小伙伴在军事装备上并不比中国强，甚至很有可能还不如中国。当年蒙古全国的军事力量也不过2万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陆军，国土防空军全部才千余人。对于156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和数千公里的中蒙边界根本就无力防守。其国防力量基本上是由驻蒙苏军来维持的。在凤凰台的采访中，那位前KGB局长说，当256进入蒙古时蒙古方面询问苏方是否要击落256，苏方答复不要击落。实际上这很可能是蒙古没有力量击落256，而向苏方求援的报告。因而，蒙方出手的可能性也基本可以排除。
至此，256坠机的最大疑凶就只剩下前苏联这个中国当时的冤家对头了。
萨姆-2导弹
| 作者：琉璃锺 回复日期：2005-8-31 0:49:08 | |
六、最大疑凶——苏联
一九五六年二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的秘密报告彻底毁掉了毛 泽东手中的“一把刀子”（毛对斯大林的称呼）。自此，一直对苏联的老大地位心怀不满的毛泽 东与苏联渐行渐远，争吵不断加剧，终至反目，而且两党的矛盾逐渐发展成国家的矛盾。“文革”期间中苏矛盾不断恶化，逐步走向战争的边缘。1969年3月，两国终于在珍宝岛发生边界冲突，大打出手，几乎酿成大战。据徐焰的文章记载，对于珍宝岛上的武装冲突，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苏联军方的《红星报》上居然公开炫耀其核武器的威力，声称要以核武器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据曾任苏联派驻联合国任副秘书长的高级外交官舍甫琴科后来在回忆录中记述：“参加政治局讨论的一位外交部的同事告诉我，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计划。他主张无限制地使用西方称为‘巨型炸弹’的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哈利逊•Ｅ•索尔兹伯里在他的著作《中苏战争》也中写道：“一位最优秀的苏联科学家，在１９６９年春曾同他的美国朋友谈到，苏联已经非常讨厌中国，有可能爆发战争。他说：‘假如发生战争，我们就不会像你们美国人那样，只是小打几下，我们是要彻底干的。’”当时苏联大使馆对中国外交部的态度很真实的反映了两国关系恶化的程度。中国外交部找苏联驻华大使馆办理交涉，苏方竟然柜绝会见。即使会见也常常拒不接受中国外交部提出的声明、照会、备忘录，有时竟把声明、照会、备忘录扔到大使馆的墙外马路上。可见中苏两国已经不正常到何种地步。
中苏关系恶化后，蒙古成为苏联筹划进攻中国的重要一环。1962年起，苏军重新进入蒙古。1963年7月，苏蒙签订了旨在对付中国的《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接着苏军就开始大量进驻蒙古，１９６６年１月，苏联同蒙古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条约第五条规定：“缔约双方将在保证对方的防御力量方面互相提供援助，缔约双方为保证两国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可共同采取包括军事措施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１９６６年３月，苏联在蒙古配置导弹。 1９６８年１月，配备有坦克和导弹的苏军进驻蒙古。１９６８年１０月，苏联在蒙古建立了许多针对中国的导弹基地。 １９６９年3月珍宝岛冲突后，苏联大举增兵蒙古为中苏战争作准备，驻蒙古的苏军兵力达到15万。苏军实际上已形成了对蒙古的军事占领，此时，只有2万人的蒙古军队已经完全被置于苏联的指挥之下，蒙古军队的作战部队营以上、边防总队以上都有苏联军事顾问指挥。蒙军的作战指挥、兵力部署、军事演习、人事调动、军事训练等一切权力，均掌握在苏联军事专家、顾问和教官手中。有外国记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蒙古是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了。
进入70年代初，中苏两国关系的持续恶化和中苏战争的压力迫使毛 泽 东向“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伸出了橄榄枝，邀请尼克松访华，缓和中美关系，意图结成中美反苏同盟，来顶住苏方咄咄逼人的攻势。1973年2月基辛格第4次访华期间，毛泽 东在会见基辛格时，提出了著名的“一条线”战略的设想，即按照大致的纬度划一条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一条线)，并团结这条线以外的国家(一大片)，整那个“王八蛋”（指苏修）。可见苏中两国的关系已经与交战国相差无几。
256就是在中苏这种敌对和战争阴云密布的气氛中，于1971年9月闯进了苏联“第十六个加盟国”的领空。
众所周知，苏联对于不请自来的民航客机从来都是恶脸相向的。最著名的就是在１９８３年９月１日击落了韩国一架波音７４７客机。那架航班号为KAL007的客机在从安克雷奇飞往汉城途中，不知何故严重偏离航线，飞临前苏联的萨哈林上空，尽管起飞拦截的前苏联空军苏－１５战斗机分辨出那是一架波音747客机，但仍遵照地面命令用空空导弹将其击落在莫涅龙岛附近海面，该机上的２６９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丧生。其实这是韩国航空公司客机第二次被苏联击落了。
1978年4月20日，一架航班号为902的韩国航空公司的波音707客机从巴黎经北极航线飞往汉城，由于驾驶员的疏忽，在苏联北方城市摩尔曼斯克附近的苏芬边境上空进入苏联领空，向北飞行。苏军立即起飞６架战斗机进行拦截，美国监听到苏联飞行员向其上司报告说根据标志看这是一架民航客机，但苏军地面指挥仍然下令将其击落。苏-15战斗机向９０２航班发射了两枚P-98空空导弹(西方称为AA-3)，一枚没有击中，一枚近机爆炸，打断了波音707左翼四米多的一段，导弹弹片穿入机舱，打死了两名乘客，另有１３人受伤。尽管被导弹打掉了部分左外翼，座舱被击穿失压，但波音707在低空又坚持飞行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在数百公里外苏联境内科尔皮亚尔维湖的冰面上找到迫降场，迫降成功。苏联直升机迅速把死难者遗体、伤员以及儿童送往苏联凯姆市，其他乘客被安置在军营里。3天后(4月23日)，在摩尔曼斯克机场苏方将机上的95名乘客转交给了美国驻列宁格勒总领事馆和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代表。
1978年4月20日，在苏联境内科尔皮亚尔维湖的冰面上迫降的韩国航空公司波音707客机。注意其左机翼被导弹打掉一截，在这种情况下居然又飞了一个多小时。
由此可见苏联对于来历不明的迷航客机是丝毫不留情面的，更不要说从充满敌意，随时有可能爆发战争的“敌国”飞来的“军用”飞机了。苏联把256认作军用机而加以击落是有充分道理的：
1、在从巴基斯坦购进这批三叉戟之前，中国最好的民航客机就是林彪以前的专机所用的“子爵号”涡轮螺旋桨飞机。该型飞机使用涡轮螺旋桨飞行，速度远远低于三叉戟，在巡航高度也只有500多公里。而三叉戟的巡航速度是900多公里。这新买来的四架三叉戟喷气机进入中国时间很短，从没在民航中使用过，也没有计划给民航做普通客机使用。那时的中国民航根本就没有喷气客机。因此，在夜间的雷达上如果苏联军方看到这种大型、快速、中国民航从未使用过的飞机入侵，从而将其认做中国先进的喷气式军用侦察机甚至轰炸机是十分合理的推断。
70年代初，中国民航最先进的飞机“子爵号”。
2、256飞行的不是民航国际航线，而是一条很少有民航飞机使用的偏僻航线，同时采用了规避雷达的低空高度直插蒙古腹地，从这点上看，很容易作出判断，这是怀有某种不明目的使命的军用飞机。对在正常高度飞行的民航客机尚且不留情面，256采用这种偷偷摸摸方式溜进来，苏联人当然更加不会客气了。
3、根据凤凰台就256坠机一事采访前苏联KGB官员的内容看，驻蒙苏军一开始就掌握了256的行踪。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军方看到256一味向蒙古纵深飞行，大有“攻进”苏联境内的势头，为避免受到更大的损害，在256进入苏联之前下令将其击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击落韩国两架客机的苏-15战斗机是前苏联苏霍伊设计局六十年代初开始研制的单座双发全天候高空超音速截击战斗机，北约集团给予的绰号是“细嘴瓶”。苏-15的原型机T-58于1962年5月30日首次试飞，1965年生产型开始装备部队，并逐步取代老式的苏-9、苏-11，成为前苏联的主力国土防空战斗机。不过苏-15是前苏联高度保密的机种之一，只配置在前苏联本土，没有进驻华约其他国家，估计也不会布置在蒙古。因此用于对付256的应该是苏-9或者苏-11。苏-9在1954年首次飞行，1958年投产，1959年开始服役，其最大速度在高度 11000米时1.8马赫，在高度300米时1160公里/小时；实用升限17000米；机上装РП-9У雷达，对中等尺寸目标的搜索距离为17～20公里；跟踪距离9～10公里；攻击武器为AA-1、AA-3空-空导弹，没有机炮。 击落韩国客机的就是1965年研制出的AA-3“阿纳布”中程空-空导弹（P-98）。因此，当时苏联空军的装备是远远超过中国的，完全有能力将256一举击落。
再说地空导弹。苏联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研制出了S-125（萨姆－3）中低空导弹系统，可以攻击飞行时速1500公里、飞行高度200-10000米的中低空空中目标。1970年，苏联曾秘密派出防空部队携带萨姆-3导弹前往埃及，支持纳赛尔与以色列的战争准备。因此，在与中国相邻的蒙古境内配置萨姆－3导弹防备中国空袭更是不成问题。所以，萨姆-3也有可能是256坠落的一个原因。不过最大的威胁应该还是来自苏-9/11的空空导弹。
七、256的最终下场
闯入蒙古境内的256就像是一头水牛在黑夜跑进了迷布地雷的雷区，其命运可想而知。以中国俗语来讲，可以说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在中国境内，林立果凭着对中国防空力量的了解，以及中国防空力量的不足，可以安然无事。然而进入蒙古后，一来对驻蒙苏军的军情难以掌握，二来苏军的军事装备要远超中国，加上苏军对于“误入”领空的不明飞机的一贯做法，256就在劫难逃了。果然，当其在蒙古境内飞行了半个多小时，来到距中国边境414号界桩400公里左右的温都尔汗东北上空时，256被至今未明的外来力量所击中，机身起火燃烧，虽然潘景寅竭力挽救，然而256已是失去控制，无法安全迫降，最终坠毁在寂凉的漠北黄沙之中。
中国《环球时报》驻蒙记者在1997年10月16日采访了913坠机现场的目击者，做了如下描述：
“我们来到拉哈玛家已是下午6 时多。拉哈玛大娘的蒙古包前有2 0 多头牛，家里摆设特别简单，看来大娘家并不富裕。她今年6 7 岁，中等身材，穿着一身灰色蒙古袍，头上围红色头巾，右眼不好。她的老伴已去世了。提起‘九一三事件’她摇摇头说：‘那是可怕的夜晚。’
拉哈玛大娘回忆说，1 9 7 1 年9 月1 3 日凌晨2 时，一阵‘嗡嗡’的声音把她惊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门一看，发现这难听的声音是空中传来的，这时羊群惊散，马嘶狗叫。她仔细一看，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相当低。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一圈后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2 0 分钟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当时没听到大的爆炸声，现场大火连天，第二天出事地方人少，当地老百姓保护了现场。在飞机坠毁地方，一片废墟，还冒着青烟。机上9 人全部死了。其中一具女尸，还有一个高大的‘欧洲人’尸体。人们在9 名死者身上盖上白布，乌鸦、老鹰一直在上空盘旋。第三天，飞机坠毁的地方来了不少苏联军人，不让人们靠近。最后大娘说：‘死者埋葬时坟旁立起‘无名墓碑’，离这里不远，你们是否去看了？’’”
从拉哈玛的叙述中，可以看出，256坠毁前已经是起火燃烧。其实，256在空中着火燃烧这一情形，早在1994年1月31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社记者彼特•汉南和苏珊•劳伦斯（ Peter Hannam; Susan V. Lawrence）的文章《解开中国之谜》（Solving a Chinese Puzzle）中就已经有所披露。彼特•汉南和苏珊•劳伦斯在1993年亲赴蒙古和俄罗斯，行程上万公里，历尽波折，采访了256飞机坠毁的目击者和苏蒙双方的经手官员，刺探出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写出了《解开中国之谜》一文。其中记载目击者对256坠机过程是如此描述的：
“林彪的末日在遥远的漠北结束。1971年9月13日凌晨约2：30分，多佳亚莞-敦吉达玛（Dugarjavyn Dunjidmaa）正在看管贝赫尔萤石矿的废弃爆炸物，此时空中传来涡轮发动机的轰鸣。敦吉达玛现在住在贝赫尔的一座蒙古包里，她回忆说，‘很快，我看到一架飞机，机后拖着火苗向下坠落。从我所在的地方可以跟随飞机一直看到它坠毁在地面上。（大约9英里以外）’这就是英国造的三叉戟1E的最后旅程，机翼上带有中国航空的256编号。”
不同的目击者，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记者采访，然而对于256在空中就已经起火燃烧的描述却是如此惊人的一致，因此这个说法要远比李文普一人说的那句“飞到伊尔库茨克要多久？”的证言具有高得多的可信度。可是不知何故，很多人对李文普的话深信不疑，而对同913本无利害关系，因而最易说实话的多名蒙古目击者的描述却是千方百计地要予以否认，真不知道是何用心。
在康庭梓的文章中没有提到《解开中国之谜》，但是对于拉哈玛大娘的说法，则说是她把飞机的着陆灯看成了大火！
首先要注意的是，在这里使用“大娘”这个词很易使人产生误觉，以为拉哈玛是年老眼花，见识不广，从而很容易把灯光看成火光。在康文的插图中，也把拉哈玛画成一个头发苍白的老年妇女形象。然而要提醒大家的是，在1971年，拉哈玛不过是一个41岁的中年妇女，正值壮年，眼力和见识不会差到那种分不清灯光和火光的地步。
三叉戟的着陆灯在飞行中是折叠在机翼内部的。笔者从熟悉三叉戟结构的朋友那里了解到，这个着陆灯倒是可以在起落架没放下的时候就打开，只是飞行速度不能超过400公里，不然会损害灯具。这种着陆灯是采用聚光灯效果的，其下射角度大约在8-9度左右，而且只是向前方照射，照射面积有限。人们都有在夜间被汽车大灯照射过的经历，在汽车正前方会觉得灯光刺眼无比，可只要角度偏一些，在汽车旁边，灯光强度就会立刻减弱，就不用提在汽车后面，根本就看不到车灯了。汽车大灯还考虑到驾驶员在夜间要分辨近在眼前的路边标志，因此特意加了部分散光效果，使灯光能够照到路边的交通标志。而在飞机上就无此必要了，全部灯光都可以集中到照射飞机前方的着陆区域。因此只有当拉哈玛在飞机前面的一定范围内，才能看到那刺眼的灯光，而当在飞机侧面和后面时，就不会看到着陆灯的“火光”了。256不是直升机，不可能长时间停在一个部位，也就是说，即使拉哈玛看到着陆灯光，也只能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这种一闪即过的灯光竟会被一位正常的中年妇女看做是长时间燃烧的火焰，康庭梓的想象力真够丰富的。
《解开中国之谜》中的描述更加证明那火光不可能是灯光产生的错觉。目击者目随“机后拖着火苗”的256直到9英里之外，那“火苗”肯定不会是256把着陆灯转向后方，特意照射目击者的吧。康庭梓故意回避了彼特•汉南和苏珊•劳伦斯这篇文章中的有关段落，也是有所苦衷的吧。
曾看到有人以256坠落的第一落点没有发现有燃烧痕迹来作为否认256在空中就起火的证据。其实这一点很容易理解。根据飞行常识，在一定范围内，飞机的仰角（也叫迎角AOA）越高，失速的临界速度就越低。通俗点讲，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内，飞机的仰角越大，就可以飞得越慢，而不至于掉下来。因此，人们看到飞机着陆时都是“昂着头”减速。康文认为256当时是以7-8度的仰角在作迫降。在这个仰角情况下，256尾部的三个发动机以与机身平行方向向后喷出的高温燃气倾斜向下，可以直接到达地面，而在机身上部的燃烧火焰是向上的，比较难以到达地面。如果连高温燃气都没有留下燃烧痕迹，机身上部的火焰又怎么可能在地面留下痕迹呢？
康文否定“击落”说的另一个论据，就是说被导弹击中的飞机应该在空中爆炸。这一点就不用多说了。看看上面所举的1978年苏联击落韩航902巴黎经北极航线飞往汉城的客机一例就可以清楚了。苏联导弹打断了波音707的机翼，击穿了机身，打死了机内的乘客。而飞机却又飞了一个多小时，并且迫降成功。这是因为导弹大多都有近炸引信，虽然导弹没有直接击中飞机，但在接近到目标一定距离时，也会爆炸，以战斗部的碎片来击毁目标。这时目标就不一定当场爆炸。普通人可能不清楚这一点，但作为一个飞行员，对于导弹击中时，飞机并不一定当场爆炸这种常识，应该是了解甚透的。可是中国的“优秀飞行员”（不优秀也进不了专机师，更开不了三叉戟）康庭梓却说：“从反面推论，如果是打下来的话，飞机应该在高空爆炸，其飞机碎片的撒落范围应该是圆形，而不应该是狭长的梯字形。” 这确实很难令人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康庭梓的文章总是让人不放心，例如他在《党史博览》2004年第5期上新发表的《林彪座机残骸哪里去了》一文中写到：“重量为51吨的三叉戟256号飞机，被肢解后散落在如此大范围的草原上。”这实在是不应该犯的错误。256是三叉戟1E型，重量为43.3吨，重达51.2吨的三叉戟是三叉戟3B型。中国要到1975年8月，才进口了第一架3B型的三叉戟！作为笔者这么一个外行尚且知道这些差别，康庭梓作为三叉戟的驾驶员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就怎么也说不过去了吧。就是在康的《思考》那篇文章里，还提到我使馆人员在坠机现场看到了三叉戟的三台发动机：“在上面提到的那扇门的东南30米处，有一台外壳炸裂的发动机，这是3台发动机中出现的第一台。 。。。。。。。。。。。。。。根据孙一先绘制的残骸分布图上看出，在接近480米处的西侧，出现了第二台发动机。在尾部东南方向25米的地方，是第三台发动机”，完全忘记了自己文章中就说过的，在我使馆人员到达现场之前，苏联人早已拆走了一台发动机的事实。可见康写文章太有些随心所欲了。
至于那个引起广泛注意的右机翼根部圆洞，“击落”说和“油尽迫降”说都有不同的解释，甚至细化到洞口铝刺“外翻”还是“内翻”的争辩。可是在争论中，人们却不知不觉走入了盲人摸象的误区，忘记了要把256作为整机来分析的普通常识。256飞机翼展28.96米，机长34.98米，机高8.23米，不仅仅是一个右翼而已。256机身任何部位的损坏都有可能导致256的坠毁。256坠机后机身爆炸分裂，30多米长的机身变成无数碎片，四散飞落在数百米的现场上。在如此大的分散面积上，无论是机身、机翼还是发动机，如果在爆裂的接口处有什么“洞口”或者外来物造成的损坏，在短时间内是根本无法辨别的。只有把残骸搜集齐全，拼凑到一起，或许还能找出蛛丝马迹。仅仅否定右机翼上一个来历不明的圆洞是导弹造成的并不能排除256被击落的可能性。
256坠毁现场。如此破碎的机身怎么判断其中有无导弹击中的痕迹呢？（且不论被苏联人窃走的那台发动机）
据我驻蒙使馆人员孙一先的回忆，苏联人在我使馆人员到达现场之前，开着直升飞机，匆匆忙忙拆走了256的一台喷气发动机。一般通行的看法是苏联人急于窃取三叉戟喷气发动机的先进技术。可是，仔细分析一下，难道就不可能是为了隐瞒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如果苏联人确实击落了256，后来又在飞机的机翼上发现了“中国民航”的标志，就不免要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背上“击落民航客机”的罪名。所以在后来的谈判中指示蒙方一口咬定256是军用机。另外苏联人肯定还要想方设法消除留在现场的256被击落的痕迹。苏联人急忙把火的赶在中国使馆人员到现场之前拆除一台发动机，就有这方面的嫌疑。很可能那台发动机上留下了某种导弹或者炮弹造成的明显损坏。
如果说是为了窃取技术，苏联人大可以从容地在中国人员勘查完现场再行动，何必那么猴急？为此不惜指使蒙古方面再三编出天气不好的谎言，阻挠中国使馆人员前往失事现场。可以说，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原因使得苏方不想让中方看到这台发动机。因此，说发动机带有被击落的痕迹有很大的合理性。再有就是，苏联人对剩下的那两台发动机似乎毫无兴趣。如果第一台发动机是为模仿技术而“偷”走的，剩下的这两台虽说损坏严重，但是作为模仿技术参考还是有很大价值的。搞过技术模仿测绘的工程人员都知道，在拆卸一部先进机器时，很多部件拆开后，是无法复装还原的。而在测绘中，很多时候需要在拆卸后复原未拆卸前的情况。在无法复原时，要确切知道拆卸之前的情形，虽然可以采用事先照相的办法，但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再有一台同样的整机作参考。1967年1月27日，美国执行阿波罗 AS－204 任务的 012号指令舱在发射塔试验中失火，三名宇航员被烧死。为了查清事故原因，要把012号指令舱拆为部件进行分析。尽管作事故调查的美国工程师手头有012号的详细图纸，然而为了有一参照物，在1967年2月1日，把正在用于训练宇航员的014号飞船指令舱调到事故调查中心来与拆卸012号指令舱互相对照。这使得阿波罗宇航员的正常训练受到很大影响。由此可见，在拆卸一台机器时，有一台参照物是多么的重要。反观苏联人，在手头没有任何图纸的情况下，如果要拆卸一台发动机搞测绘时，再搞一台发动机作为参照物是必不可少的措施。256上使用的是三台发动机是同一型号的Spey 511 @ 11,400lbs发动机，完全可以相互参考。然而，在那么急吼吼地拆走一台发动机之后，苏联人任剩下的两台发动机在荒漠野外风吹雨打20载，再也无人问津，直到90年代分别被港商和蒙古商人当作废铁买走。这不由得使人怀疑，苏联人拆走的那台发动机真的是为了技术研究吗？
另外，当年被苏联人拿走的黑匣子，到今天也不肯归还，也叫人心存疑窦。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不敢公开的猫腻呢？1992年11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韩国准备签署俄韩基本条约时，亲手将1983年被苏联击落的韩国民航007客机上的“黑匣子”交给卢泰愚总统。虽然，韩国人后来发现“黑匣子”里都是假货，但是，原件最终还是找到了，并移交给了事故原因调查国际委员会。为什么256的黑匣子就不能归还呢？另外，苏联人拆走的那台发动机也应该尽快归还中国，即使原物已经不在了，但详细照片和有关资料也应该尽快提交给中方。拖得越久，就越证明前苏联在256坠机事件里有着不可公开的秘密。
也许就是因为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直到现在，俄罗斯人还在耍弄花招。为了搞乱思维，混淆视听，前苏联KGB第九局局长在接受凤凰台采访时竟然编出了256曾经飞到苏联赤塔附近然后又掉转头飞到温都尔汗附近坠毁的谎言。
从地图上可以清楚的看到，赤塔距离256飞越的中蒙边境414号界桩约有800公里，而赤塔距温都尔汗约600公里。扣除KGB所说的256距赤塔还有50公里的往返距离，也就是说，256在越界之后又飞行了大约1300公里！256在13日1点55分越界，约在2点30分坠毁，也就是说，在大约35分钟里256的飞行速度达到了每小时2200多公里，实现了超音速飞行！由此可见这个谎言编造的是多么荒诞。
256在蒙古境内飞行图。256 零点32分起飞，1点55分在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古，飞行了83分钟，飞行里程大约为800公里，平均时速为600公里，符合三叉戢中低空飞行性能。按照那个前苏联KGB对凤凰台的说法，在2点30分坠机之前的半个多小时里，飞机奇迹般地飞到了距中蒙边界约800公里的赤塔附近，又飞到距赤塔约500公里的坠机部位，半小时飞了近1200公里！这也扯得太离谱了吧。他以为林彪坐的是协和机？ 岂不是拿着凤凰台涮着玩？
在2000米到3000米的高度上，256的飞行速度只能在600公里左右。笔者没有找到准确数字，但可以参考现代的空中客车310的飞行数据。A310手册规定，飞机起飞后，在3049米以下飞行时采用的时速是每小时560公里，当达到11000米高空时，巡航速度为850公里。再看一下当代战斗机的低空性能：米格-31的在高空的巡航速度为2500公里/小时，而在低空只有1500公里/小时，高低空的速度相差40％；苏－30在高空的作战半径达1315公里，而在低空作战半径仅为625公里。因此，作为巡航高度为9000-11000米，巡航速度为900公里/小时的256三叉戟，在2000-3000米的高度上飞行，速度为600公里/小时是很正常的数据。256坠毁的地方距414号界桩大约为400公里，正好在256进入蒙古后飞行了35分钟的距离范围内。
很多人对于256为何带着火苗掉头选择向南飞来迫降有所疑问，其实这又是一个很简单的常识问题。在夜间视线不好的情况下，256飞行高度高了根本看不清地面的情况，无法选择合适的迫降地点。256只好低飞（同时更有可能是已经飞不高了），而在低飞的情况下，等你发现有合适的迫降场时，飞机已经飞过了这个地点了。更不要说飞机在降落之前必须在距离降落点一定距离之外（三叉戟需要3000米左右）就开始作降落的准备工作，逐渐降低高度，这样才能保证飞机在降落点上着陆。要求潘景寅在夜里能判断出3000米以外的着陆点以及更远的着陆场的情形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当潘景寅整个飞过了这个迫降场，才能了解到这个迫降场的全部情况，然后调整航向，掉头，利用这个迫降场降落。所以，256的迫降方向并非就是其最后的航向。根据256的飞行速度和飞行距离判断，潘景寅是驾驶着着火燃烧的飞机在飞过的第一个可用迫降场上空，艰难地驾驶着256由向北飞行掉头转为向南飞行实行了一次自杀式的带油迫降。
本人还是认为把这次迫降叫做坠毁更接近一些256的真相。
潘景寅“病故”证明书
| 作者：约克公爵 回复日期：2005-8-31 9:46:39 | |
梁兄的百年五牛图之2吗?
btw,林副统帅的最后下场,证明了历史不会给人以真相.所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不过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 作者：dengpc 回复日期：2005-8-31 10:13:23 | |
作者：wrenchzc 回复日期：2005-8-30 20:17:15
//林彪当时已经是二号人物了，用得着篡位吗？
其他不论 二号人物为什么就不用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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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是毛自己说的接班人。林用得着篡位吗？
感觉有点像汉武帝中的那次太子事件。 | 作者：梁由之 回复日期：2005-8-31 18:29:15 | |
梁某不才，眼界还是比较高的。不写则罢，要写，就要对得起所写的人物、众看官和作者本人。还要争取写出一点新意和亮点。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林总尚是戴罪之身，政治上依然比较敏感；可资征信的史料也很少见；三十多年过去了，诸多史料尚未解密。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希望各位朋友予以理解和支持。我先贴出一段，也是在给自己施加压力，以期退无可退，务必早日动手并完成之。
现在，构思接近成熟，写下来也许会相对轻松一点。
全文拟分以下条目：
一.一个非神即鬼的人
已发于上。若技术上可行，请在线bz帮我在“一”后面添加“一个非神即鬼的人”这几个字。谢谢先。
二.二种眼泪 三.十大元帅之三
四.四野
五.百年五牛图之五
六.六个战术原则
七.七个关键性问题
八.八大前后
九.九.一三事件
十.十字架
百.百年易过，罪孽难销
千.千古奇冤
万.虽万千人吾往矣
| 作者：梁由之 回复日期：2005-8-31 22:03:38 | |
二.二种眼泪
古话说：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1971年9.13事件稍后的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得到了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机上9人包括林彪在内全部身亡的确切消息。当时在场的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等人。大家没想到的是，一向沉稳潇洒、气度雍容的周总理，居然当众号啕大哭起来，足顿胸捶，涕泪横飞，悲不自禁。足足过了二十多分钟，才逐渐平静下来，恢复常态。这在周恩来的一生中，几乎是仅见的。周围的人莫明其妙，不知所措，印象也就特别深刻。
无独有偶。
李子弋教授说蒋介石最大的遗憾之一是未能利用林彪──蒋对此曾向陶希圣多次提及。
1993年10月在美国发行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the World Journal）登载了一篇有趣的文章，做蒋介石的私人医生达四十年之久的熊丸（Hsiung Wan）在文章中说：“我唯一一次见到蒋总统流泪是在他听到林彪死的消息时。”曾在蒋身边扮演类似陈布雷一样角色的党国大员陶希圣证实了这一说法的可靠性。
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一个中华民国总统，这对政坛上的生死冤家，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避嫌疑，不约而同地为一位非正常死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抛洒下英雄之泪。这实在太不同寻常、太耐人寻味了。
我们知道，蒋介石是黄埔军校校长，周恩来曾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林彪则是黄埔四期学生。蒋、周二人与林有师生之谊。
这当然不是蒋周二公异口同声为林哭泣的因由。起码不是主要原因。
那么，林彪是谁？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遭遇了什么样的命运呢？
| 作者：liuwp 回复日期：2005-8-31 22:52:30 | |
林"外逃"最难受的不是周,而是毛.由毛亲自将林作为接班人并写入宪法,后却背叛毛,这个打击毛能忍受吗?对毛意味着什么?
写林,49年以前可以大写特写,但50年代后的林有些难度.现在只有黄克成讲的比较中肯~~~~ | 作者：红茶杨威利 回复日期：2005-8-31 23:00:55 | |
作者：dengpc 回复日期：2005-8-31 10:13:23
林是毛自己说的接班人。林用得着篡位吗？
感觉有点像汉武帝中的那次太子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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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既然能说林是接班人,同样他也能宣布林不是接班人.
这样的接班人更是容易去篡位.
历史上当上太子,后来又被废掉的可不少. | 作者：上下开弓 回复日期：2005-8-31 23:36:16 | |
近来常看到为林彪翻案的贴,即便如此,历史的真相,也许在座的都没机会知道了.历史之谜太多,不差这一个 | 作者：风沙cj 回复日期：2005-9-1 0:32:12 | |
林确是个奇才!
内向,孤僻的人
何以统万军,何以百战不殆?
不爱交际,独往独来的人,
如何上传下达,如何统一思想?
他是如何选材,如何用人的?
他靠什么把大家凝聚在一起?
吃吃黄豆,咪咪眼睛,满屋子乱转就可以了吗?
望楼主结合一些战役,详细谈谈.
解开这些谜团,就靠楼主了.
辑手---谢谢! | 作者：伊朵朵 回复日期：2005-9-1 9:09:26 | |
......李子弋教授说蒋介石最大的遗憾之一是未能利用林彪──蒋对此曾向陶希圣多次提及....
晕，我记得以前听过类似的评价是，蒋介石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用周恩来 | 作者：清舞飞扬 回复日期：2005-9-1 10:06:54 | |
打仗还可以，玩政治基本不是那块料，和小平差远了。没有成为中国的第一人是历史的正确选择，当然对他个人来说确是一出悲剧。想要达到人生的完美，作为一名不世名将，最好的选择就是在天下太平，没仗可打的时候早逝，留下一段千古传奇，可惜老天没有成全他。 | 作者：行走的笔尖 回复日期：2005-9-1 10:11:21 | |
这段历史一直是个谜啊
邓小平的局限性我认为是东方专制国家政客的局限性
也不能过多的苛责他了
法国留过学的人那
可惜可惜晚节有染啊 | 作者：梁由之 回复日期：2005-9-1 12:50:11 | |
三.十大元帅之三
林彪，字育容，湖北黄冈人。1907年12月5日出生。父林明清，曾在村里的杂货铺子当店员，又在往返于浠水、鄂城、大冶一带的小火轮上做帐房先生。有些积蓄后回乡经营手工织布，当了一个小业主。母陈氏。
黄冈县城距林彪的老家林家大湾约30公里，是著名的东坡赤壁所在地。苏东坡在这里写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最杰出的作品。现在有所黄冈中学，也是名震江湖，桃李满天下。据说，毕业于黄冈中学的天涯网友，就为数不少。
林彪早年在家乡读书。后来到武昌上中学。1925年毕业。同年秋天，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总队，并加入中国：）。四期同学中，胡琏、张灵甫、李弥、刘玉章、罗列，刘志丹、曾中生、袁国平、段德昌......等人，后来都成为国共双方的名将。
他的两个堂兄：林育南和林育英(即张浩。1935年，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从苏联回国，与毛泽东配合默契，假传圣旨，对毛最终战胜张国焘、确立中共领导核*心地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抗战时期，担任八路军129师政委，不久因病去世，毛泽东亲为抬棺。他的后任，就是邓小平)，都是早期知名的：）人，对青年林彪走上革命道路无疑起了领路人作用。
1926年10月，林彪从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被分配到著名的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参加北伐。不久升任连长。
1927年8月，参加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后随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余部转战至湘南，因功升任营长。
1928年4月，朱、毛在井冈山会师，编组成红四军。毛、林风云际会，惺惺相惜，互相借重。此后，林彪历任红二十八团(四军主力团)团长、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军团长。指挥得力，战功卓著，与彭德怀、黄公略一起成为中央红军朱毛麾下最出色的将领。尤其是第四次反围剿的草苔冈一役，一举歼灭了国军王牌、陈诚的起家部队第十一师，更是声威大振。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总兵力1.9万余人)担任前卫。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冲破重重包围，杀开一条血路。在付出沉重代价后，终于保存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1936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
抗战军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林彪出任主力师115师师长。1937年9月，率部歼灭日军精锐部队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一千余人，取得平型关大捷。这是七七事变后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仗，极大地鼓舞了军心民气，也使林彪成为遐尔闻名的抗日名将。
可惜乐极生悲。1938年3月，林彪被友军阎锡山部误伤。后去苏联医治。直到1942年3月才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这次意外事故，不惟使林彪无从在抗战中再展身手，有更佳表现；更为他后来的身心与命运埋下了悲剧性的种子。
林彪回延安，毛泽东非常兴奋，亲自前往迎接。毛拉着林的手，满面笑容，边走边说。令跟在一旁的秘书师哲深感诧异：朱老总从前线、周副主席从重庆回延安，也从未得到主席这般礼遇。林彪不就是一个师长吗？
毛认为林具备多方面的才干，而不仅仅是军事天才。他曾让林作为周的助手去重庆参加与国民党的谈判，一呆就是几个月。军统巨头唐纵等对林印象极为深刻。
那么，在现在颇为人所垢病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林彪表现如何呢？
高华教授写道：“林彪于1943年7月与周恩来等一行从重庆返回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关照，毛嘱林彪休息，林彪只是挂名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不具体过问党校的具体工作（此时延安除整风、审干外，没有任何紧急工作）。林彪在延安对康生一直保持距离，对审干、抢救持沉默态度，完全置身于运动之外。”
这其实是林的一贯作风。
八年抗战，终获苦胜。美国试图扶中制日。本来是千载难逢的“霖雨苍生新建国”的绝佳时机。可惜国共两党各争雄长，互不相让，内战一触即发。中共中央盯住了东北大地。不惜血本，在苏军的默许和支持下，从各个根据地抽调精兵强将和大批干部，投进黑土地，志在必得。当时提出的口号是“独霸东北”。原来打算派去负责军事指挥的是新四军军长陈毅；后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临时换成林彪。统揽全局的，则是刘少奇最重要的亲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政委彭真。
开始很不顺利。林、彭意见不一。蒋介石也不是吃素的，他派到东北负责的军政大员熊式辉、杜聿明也算一时豪杰，并不容易对付。“独霸东北”很快被证明只是一厢情愿。共军占据的城市不断失守。尤其是继四平之战失利后，1946年5月23日，廖耀湘率国军精锐新6军攻占长春。共军进退失据，极为被动。
关键时刻，毛泽东显示出超人的胆识，采取了断然措施。
据<<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关于1946年6月16日的文字记载：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局干部分工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指出：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组织东北局常委。中央认为这种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诸同志必能和衷共济，在重新分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
当时，林只是中央委员；而彭、高、陈三人却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在十分强调“党指挥枪”原则的中共，实在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重大组织措施。
毛泽东孤注一掷，将中共在东北的前途和命运托付给了林彪。
范文澜先生说：一个领袖，得以成功最重要的两点品质，是纳谏和用人。在当时，毛泽东这两点都比蒋介石要做得好。他的成功，实非幸致。
林彪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信任。短短不到两年半时间，就完全逆转了形势，实现了原本接近破灭的“独霸东北”的梦想。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歼灭了东北国军47万余人，东北全境解放。东北野战军的百万雄师成为一支最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东北地区雄厚的工农业基础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强大后方，毛泽东已经真正具备了最后打败蒋介石的军事资本和经济实力。
甚至连中共领袖们，也未免觉得胜利来得太快了。毛泽东乐不可支地对大家说：现在，林彪可是壮得很哟。随即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表。
1948年23日，东野主力84万人分三路入关。
接着是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歼灭李宗仁白崇禧桂系主力)。海南战役。万里远征，所向披靡，把红旗从白山黑水一直插到了天涯海角。星星之火，终于燎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授予中共十位统帅级军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他们依次是：
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林彪位列十大元帅之三。朱、彭总副司令的地位在红军、八路军时代已经奠定，无人能够撼动。林彪的资历，仅比罗帅稍老，远逊于其它九帅。另外六帅，陈、徐、聂、叶也都出身黄埔军校，是林的师辈或学兄。贺、刘二帅更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和参谋长。十大元帅的人选和排名，中央是反复权衡、大费周章的。基本做到了公平、公正、公开。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大体都是服气的。
令人瞩目的是：如此旷世盛典，军人荣誉的颠峰时刻，林彪元帅居然缺席。他在青岛疗养。避开尘嚣，静听海浪天风。
林彪何以能够后来居上，脱颖而出？原因只有两个字：战功。这实在是实至名归。
林彪的军政才能，在三年东北解放战争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下面一节，在下将尝试对此作一些分析。
| 作者：清舞飞扬 回复日期：2005-9-1 13:43:00 | |
楼主好文，八卦一下，除了从军事才能和历史功绩这些层面上展开以外，是否还会对其个性，风格，以及个人经历上做些介绍？这个人逸事还是蛮多的，据说他不善交际，沉默寡言，曾经感慨地对林豆豆说你要学会于人相处，说自己连豆豆的奶粉都搞不到，如果不是叶群人缘广，豆豆就要挨饿了，是真的吗？ 好文.有可能比写蔡锷一文更加生猛.
林生活很朴素，好象只喜欢吃点黄豆... | 作者：云雾山木 回复日期：2005-9-1 19:19:25 | |
我一直认为林是一个不错的人. 只不过对手是毛时他就反党通国外.
共XX为什么不将真实的历史公开.
支持楼主! 当年将军今已非，
南征北战俱成灰。
良臣从容化蝶去，
塞外莽原空自悲。
掩泪评谈戎马威，
只为真相要去追。
嫡传旧部若存志，
堪迎忠骨早日归。 | 作者：梁由之 回复日期：2005-9-1 22:30:37 | |
问楼上诸位好。谢谢大家。
宇文兄的贴图不知为何就不见了。毛、周、林的三角关系正是本文的重点之一。
约克兄：这篇是之五。如按已写出的，则为之二。
我们生活的时代，被颠倒、被扭曲的东西，委实不少。
毅诚兄所言极是。如果有人象写<<新世说>>一样，再来一本精心结撰的当代版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定会很出采。
琉璃锺兄看来对林总颇有会心。愿闻高见。
| 作者：梁由之 回复日期：2005-9-2 23:25:59 | |
四.四野
作为战功最大、年龄最小的元帅，林彪被国内外公认为是中共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土地革命时期，他就已经崭露头角。抗战阶段，也曾名震一时。抗美援朝，彭总大出风头。不过一直有不少人说，彭总的战术修养远不如林总；若是林总入朝指挥志愿军，战果肯定会更大，损失则会小一些。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假设。
网上也常见林粟之争。元帅之三与大将之首都有一帮坚定的支持者，各持己见，经常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结果仍然是谁也不能说服谁。
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
跟二徐一样，粟司令是标准的一流职业军人，素来为梁某所敬服。纯粹论战功，他甚至更是为大多数元帅所不及。
不过，即便是粟裕，也尚非林总之匹。其它且不说，1946年6月16日之后，林彪成为东北地区党、政、军一把手；一句话：“东北王”。而这正是东北战场国共易势的转折点。斯大林说：干部决定一切。粟裕则只是在华东地区负责军事指挥，头上压着饶、陈、张、黎等巨头，对下面的指挥也并不是很得心应手(尤其是原属八路军的部队和将领)。平起平坐的谭震林对他更是啧有烦言。直到毛泽东让陈毅去了中野，粟裕“双代”后，他才算是基本放开了手脚----虽然依旧小心翼翼。
我注意到，深居简出、不喜交际、清高淡泊如林总，对待罗荣桓、彭德怀、高岗、黄克诚、粟裕、陶铸......等少数几位个性鲜明的军政要员，是青眼有加的。建国后，粟遭到彭、陈、聂三位元帅的联手打压，长期郁郁不得志。但从没听说他与林总有若何过节。扯远了，打住。
无论如何，三年东北解放战争，才为林彪提供了可以充分施展军政才智的舞台，并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国共两党的兴衰成败。
可说的很多。说来话长。为了控制篇幅，这里单挑两件事：两个“根本意见”和一次撤退，稍加分说。管中窥豹，以见一斑。
先说两个“根本意见”：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来，为了遮人耳目，应付国际舆论，又扶植末代皇帝溥仪，成立伪“满州国”。陈寅恪先生诗中所谓“欲夸朔漠作神京”，即指此事。
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9日，苏联对日宣战。随后，苏联红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入中国东北，强弩之末的日本关东军不堪一击。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突然投降，国共双方都出乎意外，有点措手不及。随即加紧布置，调兵遣将，力争使本方势力处于有利态势。其中，双方力量近乎真空状态的东北地区成为热中之热，重中之重。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及时作出了正确决策，全力向东北扩张。在苏军的支持配合下，一度抢得先机。
国民党则束手束脚，摇摆不定。曾寄厚望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试图和平接受东北。结果被斯大林玩弄。党国要员、经济学家张公权在日记中写道：“王(世杰)外长始终不明了苏方对于东北，有其局部之策略。任何国际局势之变动，不能动摇其既定之局部策略”。但张的独到之见当时不被重视。
毛泽东信心膨胀。1945年11月15日，他致电林彭真、林彪，要求坚守山海关、绥中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同时让黄(克诚)、梁(兴初)两部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准备战场，等敌人进至绥中、兴城地区时，举行反攻，分作几次战斗，一次消灭敌人两三个师，歼灭敌军三个军，以从战略上解决问题。19日，中央又来电提出：“要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
军令如山。中央期望如此殷切。
其实呢，事情并不那么美妙。按黄克诚11月26日致毛泽东电报的说法，就是“七无”：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药、无衣服鞋袜。其实，有些部队，尤其是主力部队，还缺少枪支弹药：原以为东北什么都有，出发时按上级要求，枪弹尽量留在老根据地了。先来的冀东部队，倒是弄到不少武器，拿去装备了一些并不巩固的新扩大的部队。但后到的老八路，却所获甚少。
相反，蒋介石在确信和平接受无望后，已下决心武力解决问题。东北九省保安司令杜聿明(黄埔一期学生)率国军精锐、百战沙场、全副美式装备、曾远征印缅的石觉第13军（汤恩伯基本部队)和赵公武第52军(关麟征基本部队)，浩荡出关，兵锋直指锦州、沈阳。其余几个军陆续跟进。我军初战不利。
另一方面，在美国的压力下，11月19日，苏军通知中共东北局，按照中苏条约，苏军将把中长路沿线各大城市移交给国民政府。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经过深思熟虑，11月22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和彭真、罗荣桓，强调指出：“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林彪的“根本意见”完全否定了毛泽东15日电报中要求在锦州一线决战歼敌的设想。但得到东北前线军政要员黄克诚、高岗、陈云、罗荣桓的坚决支持。上升时期的毛泽东，恢弘大度，从谏如流，立即采纳了林彪这个随机应变而得出的切合实际的重要建议。不再急切求胜，而是改变既定方针，撤离中心城市，稳扎稳打，工作重点转向“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主要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这才有了以后的翻盘和反败为胜。
1945年尾至1946年中，国内气氛微妙，战和不定。美国总统杜鲁门特派马歇尔将军强力介入，进行调停，意欲在中国推行美国式的两党制。一时间似乎和平建国大有希望，中共中央一度也作了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思想准备。
这时，林彪致电毛泽东：
“敌人和谈是个阴谋。蒋介石企图利用和谈，在关内停战，调集精锐到关外大打，先解决东北，再象磨盘那样南北夹击我们。恐怕还得立足于打，立足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是我对和战的根本性意见，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
被人公开指为头脑不清醒，这在毛泽东平生大概也是惟一的一次。但他认了，听进去了。
后来情势的发展，尽人皆知。东野入关前，聂荣臻在华北始终被傅作义压着打，很大程度上就是吃了真的相信会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裁军过猛的亏。无怪乎毛后来说聂是“老实人”。
再说一次撤退：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所以，军事目标应该服从、服务于政治目标。
1946年4月18日到5月18日，四平保卫战刚好打了整整一个月。结果，我军伤亡8000余人后主动撤退，四平为国军精锐孙立人新1军、陈明仁71军等部占领。
这不是林彪想打的仗。
4月11日深夜，林彪致电中央及东北局：
“......在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下，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以免被迫作战。其结果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而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亦不能歼灭敌人。故我意目前方针似应脱离被迫作战，采取主动进攻。对于难夺取与巩固之城市，则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以免束缚军队行动。”
这次毛泽东没有听他的。为了配合周恩来在重庆的谈判，毛多次严令林彪，务必死守，“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越打越被动。黄克诚是我党最有眼光和胆识、最敢说话的优秀高级将领之一。他直接致电毛泽东，又致电林彪，建议及时撤退，保存实力。但毛、林都没有回电。
毛不回电，是因为他不同意黄的意见。
林不回电，是因为他要维护毛的权威。
这事令黄老纳闷多年。林总这次是怎么了，打这样的呆仗，不是他的风格呀？
解开这个谜是在十余年后的庐山会议。黄克诚大将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但因同情、支持写万言书直陈现实而触犯龙麟的彭总，即将翻船。
一次小会，不知怎么又扯到当年的四平保卫战。黄老说不及时撤退是错误的。毛说：这是我的决定。黄老真是了得，当即回应：“你决定的，也是错的。”他这才明白了林总维护领袖威信的苦心。
加之这次会议上，墙倒众人推，破鼓滥人捶，对彭总新帐旧帐一起算。当年长征路上林彪写信要求毛泽东将前敌指挥权交给彭德怀自然是一大罪名，毛牢记在心，非常在意，提起多次。奇怪的事是，他并不在意写信的是林，而是一直认为是彭自己怂恿林写这封信的，帐该跟彭算。林总本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议中途，作为“救兵”，与邓小平、陈毅等临时被急招上山。当作毛、彭等人的面，林总说明写那封信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与彭总毫无关系。毛不知如何想。彭总则十分感激。黄老也对林总实事求是、宁可让毛失望也不对彭落井下石非常敬仰。黄老晚年能出面为林总说话，实非偶然。
这其实也是林总的一贯风格。
四平保卫战期间的电报很有意思，极具林彪色彩。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读。
林彪一边指挥保卫战，一边留好退路。“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傻事他可不会干。18日，敌军即将攻克四平，守军有被合围之虞。林一面致电中央及东北局请示撤退，一面边奏边斩，全师而退。
这两个“根本意见”和一次撤退可不容小觑。
1947年5月，陈云致信高岗，曾把锦州避战和四平撤退，作为本党进入东北前七个月当中的两件大事。陈云说：如果这两件事当时有错误的话，就很难有东北以后的好形势。
老毛奇说：“一个在展开的最初阶段中所犯的错误，是永远无法矫正的。”
历史是最深的冰山。即如东北解放战争，问题多着呢，岂止“战锦”!
红领巾时代，老师和家长就教导我们：“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没有：）就没有新中国。”
现在，我突然想：假如没有林彪，或者林彪为蒋委员长所用，又将如何？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历史上，韩信弃楚投汉，结果是楚灭汉兴。
写林彪，常想起一句流行的广告词：给我一次机会，还你一个梦想!林之于毛，不正是如此吗？
1949年3月，林总一手带出的东北野战军的百万雄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四野既然横空出世，耀武幽燕；那么，河山姓共、金陵王气黯然收，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有朋友喜欢算命。我一直不以为然。
如果所谓命本没有，自然没必要去算。
如果有，你就将别无选择，又有什么算的必要呢？
我不知道，林总挥师南下、风卷残云时，是否曾经梦想得到：二十余年后，居然有一个“五七一工程纪要”，与他攀上关系。
| 作者：力刃 回复日期：2005-9-3 13:07:52 | |
林立果外逃没有和俄国人联系吗？他不知道飞到俄上空的危险吗？ | 作者：毅诚 回复日期：2005-9-3 14:05:41 | |
梁兄辛苦
说个演义故事
请梁兄判其合理性
大学时看的一本西方间谍小说[90年译介，不厚，影响不大]
大意为：
林与苏联有秘密管道
被摩萨德潜苏高级特工侦知
以色列告知美国
美通过秘密管道告知中国
该书对9。13提得不多
意在探讨中美突然建交的幕后深意
呵呵
小说家言 | 作者：hzsc 回复日期：2005-9-3 23:39:49 | |
林彪号称运动战之神，这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辽沈战役中，毛要先打锦州，但他却要打长春。被毛怒斥……
其次，他有一句名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歌谣一首：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表面唱赞歌，背后下毒手。 | 作者：梁由之 回复日期：2005-9-4 0:16:5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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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08-10-25 23: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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