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忠：像大师那样读书

美惠子

每年11月，都是这座城市一段特别的时间，到处都散发着一种别样的气息——书香，因为这时正是一年一度的读书月。从本月1日起，深圳第八届读书月拉开了帷幕。自然而然地，读书月成了本期人文周刊的主题——

“读书论坛”是读书月的重头戏，堪称品牌文化活动中的品牌，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复旦大学历史系钱文忠教授的演讲《老一辈学者的读书生活》。他在演讲中对我们说：像大师那样读书吧。（报道见B7-8版）

本月6日，还是深圳书城中心城开业一周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是这块地方已经成了深圳人文化生活的中心，成了具有感召力和影响力的文化码头，而深圳书城中心城也是读书月的一个焦点（报道见B9版）。

深圳的读书月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那么，国外的读书月又是什么样子的？让我们一起来领略“欧美的读书节风情”（报道见B10版）。

潜艇本是一种武器，自从今年3月，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玄奘西游记》后，它成了钱文忠追随者的统一代号。

当上周日钱文忠出现在本届读书月读书论坛时，深圳的“潜艇”们纷纷浮出水面，涌向图书馆报告厅。钱文忠这次并没有大谈玄奘，却为深圳读者带来了《老一辈学者的读书生活》的演讲，让深圳人领略到这位国学名宿季羡林“关门弟子”眼中大师的读书生活。

读书不问出身
钱文忠认为，他虽然不否认目前国人的读书现状不尽如人意，但去看看老一代学者的读书生活，看看他们是怎样读书的，看看他们是怎样在生活中安放读书这个位置的，看看他们是怎么样来体会和认识读书的价值。那么，对于还处于迷茫当中的人们来说，就会有一种非常深刻的启示作用。

很多人都知道季羡林是国学泰斗，但却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位大师的身世，按季羡林自己的说法，“他出生在中国最贫困的地区、最贫困的一个县、最贫穷的一个乡、最贫穷的一个村、最贫穷的人家。”季羡林先生的家境是极贫穷的，远远超出了我们大多数人的想象。钱文忠今年8月份去了一趟老人的家乡，现在的情况依然相当贫困。钱文忠告诉读者，读书是不问出身的，并非书香门第才可能学识渊博，季羡林的父亲虽然识字，但也没有太高的文化水平，而他的母亲更是一个字都不识，甚至连名字都没有，一辈子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五里路，从家里走回娘家。

后来，季羡林被过继到济南叔父家，虽然叔父教了一些知识给他，但季羡林获取和积累知识的主要方法，还是自己按照自己的兴趣，几乎不加选择地读书。钱文忠讲了一个季羡林小时候的故事，他在小学里就广泛地看诸多经典著作，但各种各样的闲书也不放过，甚至连《金瓶梅》都是在那时看完的。

为书消得人憔悴

虽然季羡林家庭的经济环境并不好，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季羡林从高中就开始买书，他宁可饿着也要把饭钱省下来买书。很难想像，在上世纪30年代，当时还是高中生的季羡林就已经开始从日本订购成套外语的原版书，这些书现在也都还在他的书房里。等到了季羡林就读清华大学时，季先生更是大量地买书，因为家境远远说不上富裕，买书的钱只能是从嘴里节省下来，买到什么地步呢？买到季羡林先生的导师都觉得他营养不良了。

在季羡林留学德国的时候，他依然是从嘴里抠出钱去买书。在留学的那段岁月里，季羡林先生有一段时间甚至没有饱和饿的感觉，他在德国一顿饭的最高记录是五公斤土豆、一筐苹果，大概两斤白糖，但吃下去以后还没有饱的感觉。钱文忠说，当恩师回忆起那段时光，只是开玩笑地说，那时的他大概就已经有十年多没有吃饱过了，所以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别人都喊饿，季羡林先生却不觉得，因为他是一直饿着长大的。但正因为如此，经过漫长的人生岁月，季羡林先生积累起在北大绝对排名第一的私人藏书。

看季老铁皮柜里的书

季羡林是非常慷慨的，他有时候慷慨到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地步，他向国家捐出自己一生的古董名画，而这些画最普通都是齐白石的。但他惟一吝啬、极其小气的方面就是体现在书的方面，季羡林把自己最最珍爱的书，非常严密地锁在铁皮柜子里，钥匙是挂在自己腰上，里面的书是他最宝贵的。还有一些也比较宝贝的书，他就集中放在一两间房间里，在墙上贴上用毛笔写的“此屋书籍不得带出”，这个标语至今还在。这两间房子里的书不能带走，所以季羡林先生的学生和弟子都知道最好不要开口借这两个房间的书，更不要琢磨铁皮柜子里的书，你如果开口相借，无疑是给季羡林先生出了一道天字第一号的大难题。

作为季羡林的得意门生，钱文忠没少去这个书房。他说，虽然不能借走这些书，但如果你带上笔记本到季先生的书房里去看，那是让他最最开心的事情，他会亲自把书给你捧过来，然后流露出一种孺子可教的神情。如果你居然也懂得去看他铁皮柜子里的书，那季老就会更兴奋，认为你的“段位”更高了，他会叫助手给上门看书的人沏上一杯香茶，然后笑呵呵地随时等着你发问。如果你问到“点子”上了，则是他最最开心的事情。

同时，季羡林先生对书籍的喜爱还蔓延到一切有字的纸张上，即使到现在，季羡林先生也从来没有丢掉过任何一张上面有字的纸，甚至包括报纸，所以在他那里的报纸是堆积如山的，因为老人有一个准则，只要有字的纸就不丢。

王元化自制“精品书”

王元化则是钱文忠的另一位恩师，钱文忠说，王元化先生和季老不太一样，他出生在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家庭，他的父亲是学贯中西的中英文作家，闻一多就是王元化先生嫡亲的姑父，所以他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应该说比起季羡林先生少年时代的教育条件要好得多。

但是从1936年起，王元化先生就已经投身于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运动，从事充满惊险的抗日救亡地下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的教育不可能是王元化先生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和手段，而取代学校教育的还是读书。读书成了王元化先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手段，今年已是88岁高龄的王元化先生，也是主要通过读书来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王元化先生比季先生更厉害，自学的程度更高。”钱文忠说。

王元化对书籍的喜爱丝毫不亚于季羡林，就算在最困难的时期，王元化先生也会想尽一切办法买书或者辗转借书，想方设法让自己成为一个读书生活中的“贵族”。钱文忠讲了一个例子，王元化先生有一套傅雷先生翻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这也是他最为喜欢的，在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候，他居然做了一件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爱书的王元化先生想方设法托人把这套书给改装了，因为他觉得这本书是简装的版本不好看，于是他就让人用非常豪华的黑色丝绒做个书的封面，然后按照自己的心愿重新装订，在这套书的封面上，还专门找人烫上金字，这也许是世界上惟一的一部自制豪华版《约翰·克里斯朵夫》，而它今天依然在老人家的书架上。

骗画可以，借书必还

王元化先生似乎和季羡林先生同样“视书如命，仗义疏财”，有时慷慨到让人无法理解的地步。王元化收藏了一批极其珍贵的名画，现在拿出其中任何一幅都可以拍卖到百万元以上，但对于这些画，王元化却并不“用心”，他会很随意的让其实并不熟悉的人借走，而且从来不让对方写什么借条。有一次，一个人就以这个名义借走了他收藏的林风眠绝笔，从此这个借画的人就杳无音信。对此，很多人都不理解，但王元化却豁达地说，如果那个人喜欢就放在他那里吧，即使身边的人问他是谁，老人家也不说。

但是对于书而言，王元化就像换了一个人，甚至可以说是“小气”，他有一个小本子，如果谁要借他的书，都必须在本子上留下名字和书名，过不了多长时间，借书的人一定会接到王元化的电话，“那本书看得怎么样了，你给我拿回来。
”
读书方式各不同

钱文忠说到自己的恩师季羡林读书方式时，作了一个比喻，“老人家对待书就像对待朋友一样，而且从来不在书上做任何标记，所以他的书每一本都像新的一样。”季羡林先生的读书笔记，都是记在随手拿来的纸张、或者纸片上，大小不一、颜色不一，他什么纸都拿来用，顺手拿一张纸就做笔记了。然后他分门别类的放在一个大信封里。而王元化先生的书上则是密密麻麻，用各种颜色的笔写满了各种评语，王元化的书甚至可以说是“彩色”的，因此他的书很少有黑白的，一会儿用蓝色的钢笔写、一会儿用红色的笔再写。同时，王元化先生对读书笔记则用很讲究的笔记本进行整齐整理，经常经过王元化整理后的读书笔记，基本上就已经是一本书的样子。

同时，这些老一代学者的阅读面非常之广，绝对不会局限于自己所从事的专业领域。钱文忠说，做到这一点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并不难，但真正难的是如何学习老一代学者对大经、大典的阅读。比如季羡林先生，他对一些重要的典籍，包括他专业的典籍，或者专业以外的这些重要的典籍，都是下苦功夫反复阅读。他不是读了一次就放在那里了，对一些重要的书，季羡林先生是几十年反复地在读，像韩愈的一些书，他直到现在仍然在反复地读。

而王元化先生则对《文心雕龙》、莎士比亚和黑格尔的著作也是如此，他把这些书都快要“读烂”了。王元化先生曾经引用十分有力的八个字“沉潜往复，从容含玩”来倡导这种读书态度。钱文忠说：“老一辈学者读书的态度，对当今读书界普遍流行的‘快餐’心态，无疑是非常有力的一种争辩，这同时也是我们最值得深思的地方。”

读书时间以年计算

钱文忠认为，当我们敬佩这些大师渊博的知识时，很少人知道他们都有着超长时间持续阅读的力度和能力，对于阅读来说，他们都不是以小时为单位的，他们的单位是年，甚至十年。就季羡林先生而言，他阅读和翻译《罗摩衍那》这本古代史就花费了整整十年。

大家都知道，季羡林先生阅读和翻译《罗摩衍那》是中国翻译史上乃至世界翻译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做法，在此之前《罗摩衍那》只有两个全译本，一个是英文，一个是日文，而这两个全译本都是几十位学者花费了几十年的功夫，在最好的研究条件下，带着大量的助手集体合作翻译完成的。而我们汉译的《罗摩衍那》，则是由季羡林先生一个人偷偷摸摸花费了十年时间完成的，那是在“文革”时期，季羡林先生被派去看门，主要的任务有三项：打铃、收发信件、传呼电话，那时候季羡林怕把梵文给忘了，于是他每天上班都偷偷拿着小纸片，抄上梵文就在那里琢磨如何翻译，这部宏伟巨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完成的。

比如季羡林先生对佛教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对佛和佛陀问题的关注。这两者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从1946年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直到1997年的时候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对佛教史研究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和突破。为了这个问题，他整整关注了50年，这是我们常人所不能想象的。所以在北大校园里流传着一句话，“在北大不是闻鸡起舞，而是鸡闻季先生起舞。”因为他起得比鸡还早，每天准时四点一刻就起来了，七十年如一日，等人们从睡梦中醒来，他已经读了几个小时书了。季先生现在的视力不如从前，于是每天就请人为他读书，只不过换了一种读书的方式罢了。而对于王元化先生而言，他花在研究黑格尔的时间，同样是以十年计算的。

阅读是一种修身方式

对于像季羡林先生和王元化先生这样老一代的学者来讲，读书是获取知识、传播知识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他们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为什么大学的教授容易高寿？这些教授的生活条件并不是都很好，而且基本都不运动，没有人像我们这样又是跳操，又是练瑜伽的，像季羡林先生非常著名“三不”：不忌口、不运动、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季羡林先生骑自行车骑到八十多岁了，而这样的例子在北大校园可以数出几十个。这是因为他们把读书生活变成了修身养性的方式，他们通过读书陶冶着自己的高尚情操、孕育着自己的高尚品位。他们通过读书看破人世间很多难以看破的事情，使自己凭借着几十年的读书功力达到了一种人生境界。

钱文忠感慨的说，季羡林和王元化这两位老先生都是爱书如命，都将书籍视为他们一生最宝贵的财富，然而他们也把自己毕生收藏的书籍全部捐献给社会，照理说他们最离不开的就是书，而到最后把书全部捐赠了，这其实也是一种哲学。这意味着，当他们舍弃最珍贵东西的时候，他们已经确信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并真正从读书中得到了人生的制高点。

钱文忠最后说，一场讲演是无法涵盖读书生活的，老一代学者的读书生活对我们的启示也不是可以简单说明的。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我们需要读书，毫无疑问读书应该成为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
王元化
1920年生于湖北武昌。上世纪30年代开始写作。曾主编《奔流》文艺丛刊。解放初期先后任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上海文委文学处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等职。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大学名誉教授，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是我国文艺理论学界和古典文学研究界影响最大的重要著作之一，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荣誉奖。1998年，他的论文集《思辨随笔》，获得国家图书奖。

季羡林
1911年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临清市)。著名东方学家、梵文学家，中国东方学的奠基人。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1935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在德期间发表论文多篇，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奠定了在国际印度学界的地位。194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并任系主任长达40年。他从事东方学和印度学的研究逾半个多世纪，在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等学术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主要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罗摩衍那初探》、《印度古代语言论集》等。

美惠子

主持人：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第八届深圳读书月、深圳读书论坛第二场。我是商报胡洪侠，今天论坛由我主持。如果大家在网上浏览过的话，我们会发现必定有一份全体宣言，它的第一句话是这么讲的，说“当我们和其它人的粉丝产生冲突的时候，别忘了和钱老师一样，我们是有素质的人群”。最后两句是这样的：当我们的家人年已老迈，别忘了和钱老师一样，我们是孝顺的一群。当我们的事业在成功的时候别忘了我们和钱老师一样，我们是谦虚的一群。这位钱老师就是指的，因为最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而名满天下的钱文忠教授，我们很高兴今天深圳读书月论坛请到这位我们在书上看过、在报纸上读过、在网页上讨论过的钱教授，现在我们请出真人，热烈掌声请出钱教授。（掌声……）     钱文忠：谢谢。     主持人：看过《前传西游记》的朋友可能会记得，在钱文忠教授主讲系列的第三讲讲过一个故事，说当年玄奘20岁的时候去成都求法，去成都游学。他在这儿饱读经典、研读佛典，当时非常有修行的一位法师叫道经，他说我讲法这么多年，未见少年神物落斯人，就是说我在成都或者在佛教界讲法这么多年，像这么一个年轻人他对佛教经典领悟这么深，出神入化，我没有见过。说这话的时间是公元618-619之间，在1370年之后，在北京有一位老人也和这位年轻人说过同样的一句话，基本上相似，非常的奇妙。这位老师就是季羡林教授，而这位年轻人就是钱文忠教授。当时季先生说钱文忠的基础和领悟力是异常突出的，应该说我从教50年内没有见到过。季先生说他50年内没有见过这样的学生。非常奇妙这1370年前后两个相似的评价，我们都知道季先生是钱文忠的导师，而钱文忠是季先生的关门弟子。     1984年听说也就是停招了20几年的反问因为有钱文忠又恢复招生，一共招了八个人，开学不久只有一两个人转了系，然后后来他们又去德国留学，中间又有人走了。到现在为止真正继承了继先生的学问一直还在从事专业研究的，也只有钱文忠一人。还有一个说法现在钱文忠是我们80年范文的一个学者，那么比他更长的人，那一辈人懂这个学问最大的是多大呢？是70多岁。钱文忠的求学经历大概是这样，1990年他开始流浪，学术江湖，居家自修。1996年入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他的书我们在书店都能看到。钱文忠关于生活有两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我相信一会儿在他的演讲当中也会提到。就是说第一，一个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他的生活要有人文情趣，如果你的生活没有人文情绪，枯燥乏味，那么人文精神的传承就无所依托。这样就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过一种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现在坐在我们面前的钱文忠教授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们在网上听说过他很多的传说。每星期二他就坐着自己的专车，注意有司机开车。去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去讲课，他是中国几乎唯一的有专职司机的教授。讲完课以后，另外的事儿干嘛呢？玩儿，这个玩儿就没那么简单，是有审美情趣的生活，比如说他回到他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座房子里面，那个房子他叫书房，楼上三间全是书，楼下也是书。非常不欢迎人突然造访，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他就没有时间给你整理出一个通道，他有六万册藏书分藏在各个地方。他把他的包往椅子上一放，这个包是LV的，他会点起一根烟，他的烟也是登喜路这样。他如果想写一封信怎么样，他会拿起一支笔，这支笔是万宝隆的限量版本。据上海书店出版社社长说钱钟书曾经摸着钱文忠的脑袋说：我们钱家有后。他写完信以后就手在宝箱里面拿出名牌雪茄，他看了一下时间要打高尔夫了，他这个表是百达利。钱文忠莫名其妙就有了钱，他自己说是恰巧。唯一一个不白姓钱的人，他今天的讲题是老一辈学者的读书生活。为什么要讲老一辈，就是因为钱文忠基本上也是三生有幸，因为有这个家史渊源，他接触的导师老师都是当时的一流大家，和他们的接触甚至多、获益良多，拜在季先生门下是行过三叩九拜大礼的，后来他没有能够在北京大学继续读博士，然后流浪了几年。季先生一直在关心着他，他自己也在家自学文史写一些小文章。1995年王元化先生到北京，当时还见着的周文良先生，就拜托王元化先生说这个孩子太难得了，王元化先生回到上海，季羡林先生又亲自给王元化打电话，他们俩从来没有见过面，说帮一帮这个孩子，这是中国学界的希望，那么在王元化先生之下，1996年他进入了复旦大学历史系至今。     我们从他今天的讲题中就可以看到，他讲老一辈学者的读书生活，是要以季羡林、王元化先生为例，他不是他们二位的研究者，他是他们二人精神的传承者，是一种血液传承的一环，我相信他的讲演会让我们感到更加有真情实感，更加精彩，好，现在欢迎钱文忠开讲。（掌声……）     钱文忠：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在这样一个，应该说是深圳最好的季节、最好的日子，因为正好是星期天，大家放弃休闲和娱乐听我唠叨也非常感谢。当然也很荣幸能够得到深圳读书论坛的邀请，第三刚才做介绍的胡洪侠先生是我非常敬畏的一位学长，钱文忠钱钟书先生当然没有摸过我的头，但是我的头刚才已经被胡先生摸的头发都快没了。     现在有这样的机会，这几天我就在珠江三角洲出没，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也在这周围出没，也曾经想落户到这里，当然最后没有成为现实。所以今天有这个机会，汇聚了全国优秀人才，并且有自己非常有鲜明文化的深圳，这样一个机会向大家请教，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今天跟大家要交流的一个题目，叫我们的读书现状和老一辈学者的读书生活。因为这是两个，一共三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层面是我们现在读书的现状，我们作为现代人，尤其是我们生活在深圳、上海，这样一种急速现代化的，这样一种城市氛围里的我们的读书现状是什么样的，这是一层意思。     第二个意思是老一代的学者，当然我选择了两位依然健在的，季先生和王元化先生他们的读书生活又是什么样子，第三个是现代的读书现状和老一辈的读书生活有什么不同，而老一辈的读书现状给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启示。到深圳来做这个汇报我是战战兢兢的，因为我很少把讲演写出全稿，因为即使在百家讲坛上我也只不过每一讲写几章全稿，但是这次是我唯一一次写全稿的一次。     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读书生活，读书生活居然要谈论，那么这好像也就说明这种生活似乎已经和我们生活的年代有那么一点格格不入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在一百多年前，在科举制度没有崩溃前，1905年中国的科举制度崩溃了。甚至说在科举制度崩溃以后不久，这个问题是不会拿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谈论的。因为读书，恐怕是当时中国人心目当中唯一的正道，所以不必谈论，就像我们活着一定要吃饭，今天没有人谈论我们的吃饭生活。所以今天我们来谈论这个问题大概就隐含着这样一种意思，可能我们的时代和读书生活有点格格不入。     我必须首先要强调的是，我在这里所讲的书，以及包括的那些为了谋生的职业需要而不得不读的书，比如说我们要考会计师就要读会计的书，我们要考律师就要读司法类的书，这些当然都是书。但是我们同时也包括为了审美的需要而愿意去读的那些书，比如我们愿意看些画册，我们愿意看非常美丽的诗歌，非常激动人心的小说。而更包括为了超越精神的需要，而应该或者必须去读的那些书，比如我们很多朋友，有信仰的朋友比如我们会读《圣经》，信仰佛教的朋友会读佛经，这完全是一种精神的需要，你读了《圣经》会考证书吗？不能。这完全是一种精神需要，而换句话说，我在这里所讲的主要是那些一般不能立竿见影的代表，甚至完全不能带来任何经济效益的，以文、史、哲、美为主体的那些书，这些书在今天的中国传统当中是最正经的书籍，在中国传统当中如果你要学一本学者的记帐，老师连书都没有，连书都没有怎么记帐，怎么经商，留下来的经商手段罕见的只有这本，而且年代非常非常晚。也没有的，在中国传统当中文史哲美全是最正当的书，而在今天这些书大概在我们的脑袋当中被视为闲书，你在看闲书吗？往往是指你在看文史类的书。往往你拿起了一本公务员手册，拿着一本股票秘诀，肯定不会被视为闲书的。     而这些书更主要的是指的是传统的书籍，就是说最传统的那些书籍。我们真的还需要读书吗？特别是我们还需要读这些今天被称为闲书的书吗？当然，这个问题大概很少有人会直接问出口，因为问出口难免给别人说你没有文化的感觉，一般人不管怎么想他不会直接问出口。但却并不等于说这个问题不在许多人心里徘徊。虽然大概很少有人会直截了当的回答不，我们不需要读书了，今天我们不需要读闲书了。但是，这里并不等于说在大部分人的内心深处，答案是我们真的需要读闲书，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我们这个华丽的、忙碌的、喧嚣的、现实的，甚至是世俗的时代，似乎也确实为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真的需要读书吗？这样的问题提出了足够的、堂而皇之的借口，和似是而非的理由。比如我们已经完全系统的学习了整体的教育，因为深圳已经汇聚了在全国受过学校教育的人。书已经为我们敲开了成为专业人士的大门，我们哪里还有时间、哪里还有兴趣、哪里还有动力去看专业以外的书籍呢？我们要买房子、要买车、要旅游、要应酬、要娱乐，我们时间和日程表排得很满，哪里还有时间去留给这些闲书呢？我们生活在网络化、数字化的时代，还有必要去一页一页的看这种传统的印在纸上的书吗？等等很多理由和借口，我们不能说这些借口和理由都是彻底站不住脚的，它们或多或少总有那么一点点的理由和道理。所以现在的人们要认真的考量起来，对于我们是真的还需要读书吗？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很渺茫的，我这样说是否有证据？有。因为近来我经常受到媒体的垂青，接受他们的采访，情愿或不情愿的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几乎都会出现。一个问题是在今天读书有什么用？这个问题我经常被问，第二个问题读书对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影响？也许在大家的眼里，这只不过是困扰我们的无数问题当中的两个而已，困扰我们的问题现在有很多，我们面临着很多问题，这两个问题只不过是其中两个问题，没有什么特点。可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千万不要忘记，在漫长而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主义，读书曾经是核心价值之一，甚至被赋予过某种宗教的意义，在中国传统当中读书就是读宗教，是中国人的宗教。不可盛数的人将读书作为生活中最重要、至高无上的事情，所以我说读书是宗教。不必说那么多的、不同程度上成功人的，秀才、举人吸引了全民族心羡的目光。     作为巨浪前头的那么几朵浪花，他们美化了、象征了中国文化中奔腾不息的读书的洪流，老百姓将他们和天上的种种星宿对比起来，《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一中举就被人说成是文曲星下凡，就算是那些被奔腾的洪流，抛洒到干旱的滩上那些湿润的水滴，最典型的就是我们都知道的鲁迅先生笔下的孔已己，我们当然是恨其不争，但是更多的实际上是一种苦涩的同情，对孔已己当然一个人物我们是同情。其实读书在中国传统生活当中的地位，远远不必通过形形色色的读书人来加以考察。     上个世纪中期，还在被大肆的鞭挞和批判的鲁迅，我们在座很多老一辈人都记得，当时批判鲁迅。而近年来他的“义丐”的身份得到了全社会、包括政府的广泛的体认，这几年已经没有人在骂了，谁会骂鲁迅。鲁迅身为义丐，不惜忍受种种屈辱，为的不就是给更多人提供读书的精神吗？这样的人就算岁月流失，就算迈进了讲究现实的当代，也不能完全埋没和遮掩他的光芒。诞生在深圳感动中国人物丛飞，难道不是鲁迅精神当代的化身吗？我比较早的接触到丛飞他的一生当中的事迹，电影《好人丛飞》的导演胡耀飞先生这一次被列为电影金鸡奖的提名，他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在第一时间就读到了讲丛飞的剧本，当时我就被深深的打动，丛飞是一个艺人、不是义丐。但是他所做的一切不也就是为了给更多的人提供读书的机会吗？所以这几天我偶然看见丛飞得到了金鸡奖、最佳导演奖的题名，这让素不关心这个舆论评奖的我，看我之后我很高兴，当然它最后没有得到题奖，所以心里很难受。     可见，在中国传统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样的传统，在这个传统彻底的崩溃以前，类似于读书有什么用？读书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这样的问题基本上是不可能出现主流文化里的，这些问题是不会出现的。当然在中国的传统里同时还有一种反制主义的传统，制止越多越反动。大学是要办的，但我指的是工科，文科大学不要办了。这就是中国反制主义的批斗知识分子，读书无用、知识分子最蠢，这样的一些话也是中国传统的反制主义的一种现代的体现。但是这个反制主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无论如何称不上是主流，道理很简单，在传统的中国读书的价值是天经地义的，是不容质疑，也不需要去质疑的。在传统中国如果会出现这样一些问题的话，我们还需要读书吗？我们真的需要读书吗？读书有什么用吗？如果这样的问题出现在传统文化当中，那它只起一个作用，只不过是为了更加明确的给出肯定的答案做铺垫、做渲染，如此而已。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在今天，读书有什么用？读书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居然会成为问题，是现代化的影响所致吗？是现代化的影响所致吗？是网络化的影响所致吗？是。但是都未必尽然，的确有影响，但恐怕不是真正的原因。做出这样的判断并不困难，这只要考察一下，比我们更早进入现代化的更早进入市场化的、更早进入网络上的日本和欧美的读书情况，也就大致可以看出一些问题了，它们的现代化、市场化、网络化的程度总比今天的中国高吧？比我们要发达吧？可是他们国民的读书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在日本和欧美，读书的潮流，而且我还要讲读那些文史哲美这些类似于闲书的潮流，不仅没有镇化、纳化而削减下来，反而虽然国民教育程度、文化水平、知识渴望的提高，而渐流渐广、渐流渐大，在那里，日本和欧美，日本人口比我们少的多得多，而美国的人口加起来也未必比我们多吧。而在那里，一本书销售，我是指闲书，还是指闲书，销售几十万、上百万、甚至成千万册，并不是很罕见的事情，现在我们非常流行的《哈里波特》销量多少册了，《达芬奇密码》销量多少册了？恐怕都一千万次，所以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在那里的地铁上，公交车上、火车上、飞机上手捧一册传统的纸制的书籍，自得其乐的景象也是经常可以看见的。     在那里，电视上、报纸上的读书、书评栏目，历史长久，拥有数量庞大的受众。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我想，这些现象起码告诉我们：现代化、市场化、网络化和读书之间的关系，并不见得是相互排斥的，是彼此抵触的，更有可能它们是相互促进、彼此共进的，时代越是前进，读书的人应该越多，对书籍的需要应该更旺，书籍的印量和销量应该更大，这才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在日本和欧美这样一个现代化、市场化、网络化程度都明显高于我们的地方所出现的这种读书的盛况，却并没有在占就最大的全民族的热情、追求现代化的当代中国出现，我们不是在追求现代化吗？我们民族梦想的现代化，我们恨不得醒来就现代化，我们一心一意在追求现代化。可是在已经现代化的一些国度里，出现的读书的盛况在我们这里并没有出现，我们这里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呢？相比于其它的行业，图书出版业恐怕很难说得上兴旺和景气。就我所知，如果按照当代标准的会计准则和财务准则，利润计算准则来进行严格计算的话，中国的出版业恐怕是亏损的，不是恐怕，大概就是亏损。并不像大家想的，大家都在抱怨书贵，都在抱怨出版业，其实出版业恐怕是亏损的，极大多数的书籍印书少的可怜。像我的《玄奘西游记》，凭借着中央电视台出版，凭借如此强势的品牌，起印书三十万套就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关注，已经被称作超级畅销书了，这个在日本和欧美简直是滑稽的事情。如果日本和欧美央视电视台人我再上去讲三十六讲，每天我至少比较浮肿的脸挂在上面，每天挂两个小时，挂完还重演，三千万套都没有什么奇怪，他们的人口没有我们多、照道理他们的网络还没有我们多，所以读书的人口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但是完全可以说，恐怕没有可观的增加，这一点是可以说的。因为我是66年出生的，在座好多前辈、好多兄长应该都知道，在79年底的时候中国的图书市场是什么样子？当时为了买书是要排队的，当时要托人通宵去排队的，好多周围县城偏远的地方，是要坐车赶到过夜来排队的。当时的小说印一百万册算什么，雨果的、巴尔扎克的那时候不奇怪了，而在今天一下子印一百万册很少很少。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注意到这种现象。我想，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就我们接受知识的方式、传授知识的方式、享受知识的方式，我们这些方式都处在一种危机当中，什么危机呢？传统的典范已经崩毁，我们传统的对读书的尊崇，我们传统的要读书、经常读书这种思想已经毁了。现代模式还能去哪？当然我很怀疑在读书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什么现代和传统模式的区别，我很怀疑，但是假如有的话，我们的现代模式也没看到、也没出现，正在这种游离彷徨、进退两难、茫然无措的混乱时期，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读书现状出现了既不传统、又不现代，既非中国、也非西方，这么一种非驴非马的、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这样一种奇特的情况。     我上面多次提到了有媒体经常问我的两个问题，难道不是这种混乱状态的最好的反映吗？我愿意在这里对这两个问题做一点分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读书有用吗？我们来分析这个问题，读书作为获取知识、获取智慧，传承知识和传承智慧的主要手段和途径，当然有助于解决很多问题，当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教育，这是不需要怀疑的事实。不过，这个问题本身通面而来的是一种急功近利，一种功利性的心态，读书有什么用？这个问题本身就有着极其复杂的和深厚的心理背景。不必说，读书从来就是有用的，从来就是谋生手段的一种，是一块敲开人生之门的敲门砖，我们古代把读书生活讲座笔耕，我用笔去种地，种什么呢？也是为了收割一点东西吃。还有把砚台称为“砚田”。这些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词，表达的一种功利心，中国本来的传统就是这个。     近代中国更是深受西方的宗教和理想，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是培根讲的，这句西方名言掷地有声，很快就摄取了中国人的心智，得到了中国人前程的唯一。两者结合起来，传统人的那种心理，我们在读书时具有的心理，再加上细分的知识就是力量，这种非常现实的精神，结合起来就是可以促进中国人追求知识的热情。然而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它们不好的一面，哪一面呢？它不可避免的武当其骨、立竿见影的、急功近利的那种弥勒。而在中国蹒跚着走向现代化的艰难过程中，由于我们非常紧迫，因为我们近代社会西方击败了，我们有一种民族的羞辱感，我们在内心社会中非常紧迫，想汇聚各种力量尽快走向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读书的功利心态就愈演愈烈。这就损害了读书这件美好的事情，读书可以被用来充当解决问题，获取现实和收益的手段。但是，这绝对不是读书的全部意义和价值，读书有用，没问题是对的。但是读书也有体，我们讲体用之分。读书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存在方式、是一种审美的情趣、是一种精神的追求、更是一种生命的寄托。     读书有使用价值，但是读书本身就是价值；读书是手段，但读书本身也是目的。与其在尚未读书前就先问读书有什么用？而现在教育读书都反问你读书有什么用，与其问这个还不如先去读书。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也只是能在于读书的过程当中。所以我特别想标举出四个字“且先读来”，先别问那么多，你先拿本书读读看，随便什么书。     第二个问题：读书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和上面的问题是有关联的，对上面的读书有什么用？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作为对这个问题回答的一部分。然而，这个问题同样值得我们分析、值得我们深思。它传达出来的信息，读书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好像是读书和生活是彼此分离的。读书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假如生活是一个地球，那么读书大概是撬动这个地球的杠杆，我们今天有一些说法洗衣微尘。比如在深圳和上海，上海经常会说让世界走向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那中国到底在不在这个世界里，中国在月亮上是不是？所以这句话是很怀疑的，它就表明了一种特点，我不跟你们玩儿，既然我不跟你玩儿，我又非常想跟你玩儿，我要走向你，你要走向我。读书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它就隐含着这么一种东西，读书不在我们的生活之内。我们有的时候会问这个问题吗？我们的左耳朵对右耳朵有什么影响？我们的右脚对左手有什么影响？这些都是不会问的，所以我要说的是读书对生活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读书的生活还是生活。当然我们也有着种种限制不能去读书，由于种种限制成为文盲，但这些人就不在生活吗？毫无疑问他们也在生活，但终究不是一种圆满的生活，终究只能是一种有缺憾的生活，而有意识的、努力的去追求圆满的生活，是人类的一种天性。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正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一种表证。读书可以延展、可以深化、可以丰富我们注定有局限的、有缺憾的生活。猴子、马、狗、猪不太会关心离它太远的世界，比如一个猪从来不会想要登月，而人就会想，人也是哺乳动物，人就会想在火星上有没有我们这样的人，我去看看他有几个鼻子，而猪就没有这种想法，所以读书是一种延展、深化、丰富我们注定有局限、缺憾的生活。我们走得再远也不能走出这个世界，但是读书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到不了的地方，实际上是延续了我们的生命，给我们增加了几只脚，增加了翅膀。换句话，读书可以令我们的生活，行走在走向圆满的路途上，当然我们是注定达不到彻底的圆满的生活，不然我们就是上帝、就是佛祖了，那就不需要读书了。     那么与其在尚未读书前就问读书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那还不如先去读书。不必也不能否认我们的读书现状是不尽如人意的，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加以改善呢？我想，很有效的途径之一，就是去看看老一代学者的读书生活，看看他们是怎样读书的，看看他们是怎样在生活中安放读书这个位置的，看看他们是怎么样来体会和认识读书的价值，我坚信，这能够为处于迷茫当中的我们以一种深刻的启示。所以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季羡林先生和王元化先生的读书生活，因为这两位是不需要再去介绍的。毫无疑问，读书是这两位先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手段和途径，这句话没有问题。但季羡林和王元化情况不一样，季羡林大家想象不到，用他的话来讲，他出生在中国最贫困的地区、最贫困的一个县、最贫穷的一个乡、最贫穷的一个村，最贫穷的人家，季羡林先生的出生是极贫穷的，超出了我们大多数人的想象。他们的老家今年8月份我去的时候依然是那个样子，跟他当时离开老家的情况几乎没有变化，极其穷困。季先生的父亲好像是识字，但肯定是没有太高的文化水平。而季先生的母亲毫无疑问一个字都不识。而季先生的母亲一辈子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五里路，就是从季先生的村庄走回她的娘家，除此之外没有走过。而季先生的母亲名字都没有，季先生不知道他的母亲叫什么名字。     后来，季先生被接到济南，由于他的叔父没有儿子，就把他接到济南。而他的叔父通过自学具备了一定文化水准，在送季羡林先生到学校的时候，他自己也教季先生，他叔父是自学成才的人物，但是从季先生本人的回忆来看，他获取和积累知识的主要方法，还是自己按照自己的兴趣，几乎不加选择的读书。他小时候读书看这种闲书是极厉害的，在小学里他居然把《金瓶梅》给看了，这个季先生有文章发表的，这个在我们今天很难想象一个小学生刚从农村出来到济南，他在桌子底下，下面有一个面缸，他把《金瓶梅》放在面粉里，所以这是很难想象的。所以季羡林先生今年已经是97岁的高龄，可以说季先生这一生基本上是生活在各式各样的校园里，他的知识来源也主要是书籍，正是书籍造就了这位杰出的学者，所以季先生毫无疑问，书籍是他获取知识的主要手段之一。     而王元化先生不太一样，王元化出生在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家庭，他的父亲是学贯中西的中英文作家、书法含义很高、绘画功底极高的老先生。闻一多就是王元化先生嫡亲的姑父，所以他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应该说比起季羡林先生少年时代王元化先生的教育条件要好得多，但是从1936年，王元化先生就已经投身于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运动，从事充满惊险的抗日救亡的地下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的教育不可能是王元化先生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和手段，而取代学校教育的还是读书。读书成了王元化先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手段，今年已是88岁高龄的王元化先生，也是主要通过读书，在某种程度上比季先生更厉害，自学的程度。因为季羡林先生后来毕竟进了清华大学、到了德国留学，回来依然在北京大学，他基本上没有怎么离开学校，当然季先生主要还是自己读书，课堂的教育不见得在。因为季羡林先生现在留下的会议对于大学的回忆那些老师他都非常的不满，有些教授他根本就瞧不上，觉得他们都在那里混，这些教授哪里是教授，连当中学老师的资格都没有。清华园论籍已经发表了，他就骂这些教授是“混天下之大蛋”。当然他主要还是自己读书，王元化先生更是自己读书，因为他在从事地下工作，他完全没有办法正规的读书，他经常要躲、避、追，像我们知道的小时电波，好多年轻朋友看过，那里面的李白、李侠，就是当年王元化先生地下的工作者，所以他的工作充满了危险性，他经常搬家，因为他没有办法要躲避。所以也是通过读书使王元化先生成了中国当代重要的思想家和学者。

美惠子

顶！

美惠子

钱文忠说：“老一辈学者读书的态度，对当今读书界普遍流行的‘快餐’心态，无疑是非常有力的一种争辩，这同时也是我们最值得深思的地方。”

向老一辈读书人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