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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恐惧源于未知，直到过了知天命之年，这个台湾最出名的漫画家才终于找到自己人生谜题的答案：他患有“亚斯伯格综合症”，一种泛自闭症障碍。画画成为他所有积郁的出口，而他冷眼旁观的结论，其实是“大家都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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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好对别人来说就像一颗糖，吃了就没了；你的坏对别人来说就像一个疤痕，留下就永久在，这就是人性。”朱德庸的文字总是直指人心。
直到过了知天命之年，这个台湾最出名的漫画家才终于找到自己人生谜题的答案：他患有“亚斯伯格综合症”，一种泛自闭症障碍。画画成为他所有积郁的出口，而他冷眼旁观的结论，其实是“大家都有病”。
日本有一个传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喊出妖怪真正的名字，便成为妖怪的主人，不用再怕它。
在53岁的时候，朱德庸终于喊出了自己生命里那个妖怪的名字：“亚斯伯格综合症”。
这是一种泛自闭症障碍，会让患者社交困难、难以理解别人的情绪、兴趣狭隘、对变化感到极度不安，经常重复特定的行为。
在看到这个名字之后，朱德庸松了一口气，觉得自己人生中的许多谜题就此解开。在他的前半生中，这种病让他成为一个生活在玻璃球里的人，在汹涌而过的时间和人流中默默旁观。画画成为他所有积郁的出口，不吐不快，一不小心就是整整30年。
“我终于知道，原来我不是智障啊。”他笑起来，轻松地靠在沙发上。
在发布会上时刻准备逃跑
1月月初，朱德庸坐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一家餐厅里，助手一拨接一拨地送走媒体记者。夫人冯曼伦给他端来一壶糖水，问他要不要润一润喉咙。他笑着摆摆手，朱太太便起身，到楼上去安抚另一拨早就架好了摄像机和灯光的记者。
朱德庸不喜欢被围观，不喜欢跟陌生人说话，他会抗拒、紧张。小时候他帮同学去邮局买邮票，他捏着钱，头脑一片空白，只想逃跑。他沉默地在邮局站了片刻，然后抓住同学，把身上所有的钱都塞到他手里，说：“你不要叫我去问，你自己去。”
这件事他一直记忆深刻，在他成年之后，依然不断提醒，自己有多么惧怕外面的世界，并因此反复纠结：“想到这个事情，你心里是很难受的，你会想到，天哪，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怎么会连问都没办法问？”
这种从陌生人面前逃走的冲动，随着他的成名而逐渐被勉强克制，但从未消失。他的新书《跟笨蛋一起谈恋爱》年初在大陆出版，出版社邀请他来大陆做巡回宣传。在南京，他们请来两个名人跟朱德庸同台座谈，一个是以谈论男女关系成名的孟非；另一个是张嘉佳，一位以荡气回肠的催泪爱情故事走红的作家。
那一天现场气氛不错，笑声不断，可是朱德庸还是紧张得要命，手在不停地出汗，并感觉到肌肉在衣服底下发抖。
“如果不是还有一点点理智在，我可能把麦克风一丢就跑了。”他说。大陆的出版方没敢告诉他，当天现场有上千人，不然他可能撒腿就逃。
他笑着说，这已经算好的，上次来大陆做活动他记得很清楚，是2011年6月26日临出发前一个星期，他已经情绪沮丧到整天整夜地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如果生命有一个钮，一按就可以结束，我觉得我会去按的。”太太跟儿子陪着他不停说话，又让大陆的代理打电话来劝说，才让他能够出门。
“为什么其他人能那么享受，为什么别人喜欢在公众场合喜欢结交很多的人，我都没办法？”在过去的30年里，他经常这样自问，“我常常觉得自己又病又笨，真是没办法。”
有病
采访的间隙，他端着一杯水走到餐厅外面的玻璃穹顶下。北京的冬天长久没有雨水，玻璃上积满灰尘，但阳光还能透进来，于是他就像被笼罩在一团灰蒙蒙的雾气里，成了一个黑色的影子。他站在里面出神。
多年以来，他一直没能搞清楚自己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比如他从小就不会按正确的笔画写字，算个位数的乘法，要从一一得一，一二得二开始默念，背完整个九九乘法表；比如他总是认错字，看餐馆的招牌，眼睛看到的是这个名字，记到脑子里就变成了另一个。然后他兴冲冲去告诉别人，哪里哪里有一家很好的餐厅，别人满怀期待地找过去，当然，永远也找不到。
即便后来他成为台湾最知名的漫画家，也从未摆脱这些烦恼和折磨，时常陷入沮丧和自我怀疑。
这些困扰他的事情，一直到他30多岁才开始有了答案。朱太太翻了很多书，告诉他这大概是自闭症，还有阅读障碍。
去年又更明白一些。那段时间，朱德庸经常跟太太去找复健医师，医师给朱德庸下了结论，说他有亚斯伯格综合症，一种跟一般自闭症不太一样的病。
因为阅读障碍，朱德庸对亚斯伯格综合症的理解都是从太太那里听来的，有这种病的人容易情绪低落，容易发脾气。朱德庸说，这种病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患者只会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跟你交谈，他以为他讲得很清楚，但别人听起来可能完全不知所云；别人跟他讲话，他以为自己听懂的时候，其实又多半没有领会对方的意思。
巧的是，他的那位复健医师也是亚斯伯格综合症患者。朱太太陪他去做康复，听他们两人聊天，朱德庸说东，医师说西，朱德庸接过话开始说南，总之完全牛头不对马嘴，朱太太在一边听得快要疯掉，而他们两人交谈甚欢。
心理医生说，这种病至今还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但是朱德庸心里仿佛有一块石头落地，知道了命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朱家差一点飞黄腾达，差一点
在那之后，朱德庸就想起来，为什么小时候面对父亲总是感觉疏离。
他的父亲是蒋经国的学生，在大陆参加过干部培训学校，是班上的第一名，很得蒋经国赏识。到台湾之后，蒋经国来找他，问：“你要做什么，你想做什么？”
朱德庸听妈妈讲，当时父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蒋经国只好留下话，说：“你好好想一想，我下次再来问你。”
蒋经国来访的事很快众人皆知，许多人上门找父亲托情，想让他在蒋经国面前举荐。
之后蒋经国果然又来了一次，父亲依然默默摇头，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来人只好叹气走掉。从那之后，朱德庸的父亲就一直做着普通公务员，台湾数十年间风潮迭起，而朱家从无大风大浪。
朱德庸的妈妈说起这些事，难免哀叹人生错失良机，朱德庸也曾不平，为什么父亲那么没有能力，为什么满足于做一个小小的公务员。他甚至也太能明白，为什么小时候父亲也并不像别人家的家长那样，会跟他谈很多人生道理，也很少有鼓励或者斥责。
一直到后来，朱德庸成家立业，有一次回家陪老父亲，两个人隔着一张圆桌子对坐，寒暄之后都无话可说。
“我们两人就一直这样看着。他坐着的时候一直是笑着的，不说话；我也一直看着他，我也没讲话，就这样坐了两个小时吧。”朱德庸后来回忆说，“所以，我以前就说我跟我爸爸感觉很亲近，但又那么疏离。后来等我爸爸过世之后，我感觉我跟我爸爸在一起的那些岁月里面，他没有教导我任何事情，却能一直传达爱给我。我就是能感受到他传达给我的爱，用最简单的方式。”
朱德庸的父亲活到了94岁，一生平安，朱德庸想，很难说父亲年轻时与飞黄腾达擦肩而过是不幸还是幸运，如果受到提拔，可能父亲早就活活累死。这也算是因祸得福，或者说，命运对疾病的补偿。
“人生真是很奇怪的事情。”他想了想说。
在玻璃球里旁观世界
对朱德庸来说，命运的补偿发生在别的地方。疾病将他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也让他得以抽身而出，成为世界的旁观者。
他成名时26岁，台湾的剧变刚刚拉开帷幕，经济热潮已经不可遏制。那时候他画《双响炮》，讲中国人纠结的婚姻观。有一天去买豆浆油条，看到一个街头的年轻人的打扮非常诡异，觉得台湾迥异于传统的新一代已经出现了，于是画了《醋溜族》，讲的是台湾的新新人类。
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朱德庸开始画《涩女郎》，反映的是台湾新时代的女性，一个要爱情不要婚姻的“万人迷”，一个要工作不要爱情的“女强人”，一个是什么男人都想嫁的“结婚狂”，一个什么是男人都想不通的“天真妹”，各自代表了都会女子截然不同的爱情观与人生观。
到20世纪末尾，台湾经济陷入停滞，喧嚣、混乱但充满希望的时代过去了，城市人陷入琐碎逼仄的工作，难以自拔。朱德庸就画了《关于上班这件事》，质疑商业社会的生活方式。接下来是《绝对小孩》，画小孩的世界，抵挡成人世界的价值观。
他有天生的对商业时代的抗拒，尽管他在这个时代大获成功，并且用的是不断给这个时代的人泼冷水的方式。
这些林林总总的观察和讽刺，后来登峰造极，就是《大家都有病》，他在里面极尽所能描画消费社会中人的病态。他画一个女人向男人炫耀自己浑身上下的衣装值多少钱，而男人则迅速掏出计算器，用女人浑身装饰的价格除以她的年龄，得出这身装扮的效果只有3200元。
再后来，他画《和笨蛋一起谈恋爱》，作为《大家都有病》的第二部。很多人把它当做一本谈论恋爱的漫画，但朱德庸摇头：“我只是把爱情当做一个影子。我真正想要画的是，这一群疯狂世界里的疯狂的人，在爱情之下全部暴露爱情只是一个窥视的点。”
他有理由这样冷峻旁观。他和太太是同一类人，不太懂怎么挣钱，也不会为此孜孜以求。有人介绍他们去买高尔夫球证，可以升值，他们俩一起忘掉，直到对方赶来告诉他们球证价格已经涨到130万，他们只好彼此摊一摊手。
而在朱德庸最努力工作赚钱的时候，朱太太还以离婚相威胁，警告他不要变成“印钞机”。
朱德庸跟朱太太说：“我年轻时候的梦想就是发财了之后买一个岛，我在上面做国王，培育我的禁卫军。然后那个梦就开始慢慢缩小，缩小到以后有钱了就要买一架飞机，我可以自己飞。然后那个梦又慢慢慢慢缩小到要买一艘船，坐在船上出海钓鱼喝香槟……最后就缩小到很平淡，待在家里，就很舒服了。”
被时代抛弃，也不过如此
旁观者难免被急速的世界不断抛在后面。朱德庸在玻璃球里，时常感到世界在向荒谬狂奔，因此愤怒难平。
1999年，他第一次来北京，在南锣鼓巷的胡同里闲逛，看到卖包子的店铺里揭开蒸笼，冒出滚滚的水汽，看到居民从家里拎出一块砧板，在门口蹲着剁肉。
“你也许说他们粗糙，但对我来说，那就是一种生活，活生生的生活。”
十多年后，他又到那条胡同，发现已经完全变了。到处是咖啡店、茶馆、服装店，而空气中则充满了雾霾。
“我几乎每一次离开都抱着愤怒的心情。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我并不是说不要进步，但是能不能不用这种方式？”他问。
台北也一样，在他看来，亚洲所有地方都让他产生共同的一种愤怒：就是拆掉一切去换取财富，脑袋里面只有钱。
“没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念叨着。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台北住的日式房子，七年前所有居民被迫迁出，然后房屋卖给开发公司，之后一直废弃。
每隔一阵子，他都想办法去那里看自己家的旧房子。整个街区被铁皮封起来，禁止入内。他在外面看着，觉得树长得更茂密，而屋顶一块块垮掉，眼看着它日渐荒芜坍塌。
他也会陪太太去看她在高雄的老家。那是一片眷村，太太带着他走到已经破烂的旧屋，跟他讲，小时候这边放床，那边放桌子……
朱德庸说：“那种感觉就是，虽然我太太的童年我没有经历过，但是我跟着她去看，就等于陪着她又经历了一次。”
他为自己这种眷恋打了一个比方：“我有一把椅子，我可以跟我的孙子说，你的爷爷常坐这里，你看把手的漆都磨掉了。当你的孙子摸到那把椅子时，他就跟爷爷的前半生联系起来了。记忆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城市如果没有记忆，这个城市就没有生命。如果这个城市没有生命，住在这个城市的人就势必会生病。因为他无所寄托。”
所以，他从来不担心自己被时代抛弃。时至今日，他还要凡事亲力亲为，坚持一张一张地画四格漫画。
为了出版《大家都有病》，他画了1900多张画稿，最终选出来的只有300张。“如果要骗钱，我可以连着出六到七本。”他算了算，然后讲了一个朋友家小孩的笑话：小孩子想跟他学画画，被妈妈阻止了，因为妈妈说：“那很穷哦”。
朱德庸以前看的一部电影里面有句话让他很受感动。片子里的人说，当他碰到人生岔路的时候，他永远都知道该选哪一条，但他永远都选了另外一条，因为他知道正确的那条路对他来说太痛苦了。
“这句话很鼓舞我，很符合我的心境。”朱德庸说，“一生就是这么一回事。”
朱德庸简介：
朱德庸，1960年生，台湾著名漫画家，其漫画专栏在台湾有十多年的连载历史，其中《醋溜族》专栏连载十年，创下了台湾漫画连载时间之最。其漫画作品《双响炮》、《涩女郎》、《醋溜族》等在内地青年男女中影响极大，拥有大批忠实读者。2011年11月21日，2011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子榜单“漫画作家富豪榜”重磅发布，朱德庸以6190万元的十年版税总收入，荣登漫画作家富豪榜首富宝座，引发广泛关注。
文/吴久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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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14-4-9 16: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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