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自尊就没有自律

美惠子

中国青年报
　 有些特定环境能使人际关系突然僵化，甚至剑拔弩张。比如开会。
　 广州一所小学二年级的八岁女孩就在“开会”之后得了精神分裂症。起因是“明明我做了作业，还说我没做，气死我了。”女孩苏一芬在家长找蔡老师理论之后，闷闷不乐回到家说“班会课蔡老师又批评了她（《南方周末》2002年11月21日）”。这是2001年11月23日的事，一年后的今天，她“不去学校，不和同学玩，也不去别的地方……”
　 事实上，多数人可能从上幼儿园开始就在类似“开会”的环境中磨练了。多数人的眼神加上表情，盯死了少数人的“缺点”，以为是什么天大的事，其实不过是手没背后，吃饭前说话这些小事，老师就能兴师动众，把火点燃，大家的心理素质从这么小就接受考验了。而老师也从她的老师那里接过了“开会”的法宝并继续往下传———到了苏一芬这里起了波澜。
　 苏一芬的蔡老师说，老师批评学生很正常，哪有老师不批评学生的？“15年的书就这么教过来的，从来没出现过这种事，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感觉压力很大”。蔡老师的“压力”是手里的“法宝”给她带来的麻烦。
　 长久以来，我们的人际关系就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概念：教育者一定是主动角色的扮演者，而受教育的一定是被动角色的扮演者。在这种关系和观念中，老师的一切都被权威化，命令化；而学生则处处被动，不往心里去的要学会逆来顺受，往心里去的或给日后的生活埋下阴影，或当下就成了苏一芬。这类角色关系的设置，最大程度地忽略了人的基本心理感受，在一定的形式范围中，无论被动者与老师发怒的主题有关或无关，都要屏息静气，有时还要与老师一起声讨。
　 这种紧张的环境给人带来一种可怕的心理暗示：如果我不这样做，如果我不和老师站在一起，可能班会下一个主角就是我。于是，最被动的那个倒霉蛋就不说了，每一个人都为不当这个倒霉蛋而先当老师的好学生。我们也不能多怪蔡老师，她和很多老师一样，把班会把批评当成了一种速效药，以为让众人吞服后课堂纪律立刻安静，个别同学的毛病能立刻改掉，而让下一次班会的间隔能长一些。但这种营造某种氛围施压的做法，是以损害被批评者的自尊为前提的。试想，在那样一种人人自危的场合，每个在场的学生受到的暗示一点也不比被批评的主角少，日积月累，这一份心理负担将是如何的沉重？
　 素质教育并不是简单地靠塑造就能奏效，没有自尊就没有自律。而自尊是一个心理健康的人最核心的骨骼。学校当然不能放弃这个责任，但要从心理学的角度改善。这种改善其实也是现代人际关系的迫切需求，一个个性化的时代是不允许任何不尊重人的环境和行为方式大行其道的。很多当领导的对下属说话总是出口伤人，或不情愿痛痛快快表扬人，总爱说，“这个人比较优秀”，“他基本上还不错”，这都是上个世纪传给我们的心理感冒。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年代，单筒洗衣机到双筒洗衣机只是一两年的事，从普通彩电到等离子电视机也指日可待，但小康社会的文明等高线向上延伸每一个“点”都是极为艰难的。
　 如果苏一芬今年20来岁，又和我的好朋友张强同在一个公司，那她就有可能不得那个困扰她一生的病了。
　 张强从小在各种“会”上都是挨批的主角。去年年终总结时，他的上司，一位女经理不知从哪学来一套新方法，让张强快乐了一年———准备了半天的检讨一句都没用上，还受到不少鼓励。女经理说，今天大家都把总结放下，咱们今年不用这个方式。她发给每人一张纸，说，每人写四道题：今年你工作中最满意／自豪的一件事，今年对你帮助最大的人，明年工作中你最想改进／提升／突破的一个方面，从哪里你能得到支持和帮助？
　 我能想像得出来那个总结会开得有多么热烈。这点热乎劲儿整整鼓舞了张强一年的干劲。他说，我们公司现在特有凝聚力，生意红红火火就不用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