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失败在于不愿意承认失败面对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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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失败在于不愿意承认失败面对失败

2006-03-07　14: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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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此文，本为一报社记者采访，已经排出小样，却在印刷之前被总编辑枪毙。原文名《中国大学教育遭遇体制迷墙》，是由《体制迷墙》一书，引出的对我和陈丹青先生的专访。

       近日看到两会之上，众教育界人士频频谈起教育问题：反思扩招、质疑收费、声讨腐败……好不热闹。这种情形，似曾相识，近年来的两会，委员代表，论及教育，总是这些问题。说实在的，就是普通老百姓们，经过多年的熏陶，也能说出委员代表们哪些“高见”来。斗胆预言：明年的两会，关于教育的议题，还是逃不出现在的局面。即便有一些新的事件，令人瞩目，也不过是病变细胞在躯体中的蔓延。

       本文没有太多“高见”，却难以在平面媒体有栖身之地。只是辛苦了记者白白劳作，也辛苦了陈丹青先生那么“认真”地回答记者的问题。

       突然想到，我有博客。可以把这段文字，贴出来。



扩招本身就是教育问题



   近年来，大学不断出现各种问题，比如招生腐败、学生自杀、教授道德败坏，等等。谈论大学的问题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什么原因？

    陈丹青：熊丙奇的两本书——《大学有问题》和《体制迷墙》——就是在深入探讨这些原因。

   在分析大学问题时，人们往往把理由归为高校的大扩招，以及教育的产业化。认为产业化思维的高校大扩招，影响了今天大学培养人才的质量，造成了大学生就业困难，引发一系列教育问题。你们认为高校大扩招是影响大学发展的重要原因么？

陈丹青：扩招是问题之一。它与其他大学问题互为因果、彼此纠缠，造成大学问题更形恶化。根本原因是中国人口太多。这不完全是教育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任何政府都无法回避，任何措施都面临巨大的难度、考验，与无法预测的后果。

欧美先进国家二战以后也持续面对相似的问题：人口、就业、教育的平民化以及相随而来的教育贬值和种种尖锐矛盾。中国这么大国家，扩招本身无可厚非。可以议论的是，问题出现前后，整个社会与大学机制能否承受、应对、解决？中国的国情是，一旦政策出台，不是政策跟着现实走，而是丰富多变的现实必须服从死政策，以至问题更多，更复杂，甚至恶化——教育以“政策”为准而不顾及教育规律、教育现实，就是问题的症结之一。

熊丙奇：1999年当年扩招的真实目的，或者本意，并非出自教育，并不是我们大家所想象的增加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要，而是为了拉大内需。其逻辑是这样的，大众有消费高等教育的需求，而且有消费高等教育的实力（据说是根据当年的居民储蓄显示），因此，可以通过扩大高等教育招生，来拉动内需，以一个大学生1年花费1万元计，如果扩招100万，就是100亿元的消费。以上逻辑的高等教育扩招，显然顾不了其他许多，比如，社会发展需要哪些人才？那些层次的人才应该扩？不同的学校人才培养的重点是什么？扩招之后我们有能力和条件保证这些学生的培养么？我们只看见，所有学校，同一时间，竞相扩招，食堂、浴室、图书馆、教室顿时爆满。这两年，每年毕业的学生400万，人才市场成了集卖市场，很是壮观。由此可以看到，扩招其实不过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道“行政风景线”。因此，扩招问题并不是影响大学发展的重要原因，它本身就是当今大学问题的一个标志性景观。

教育更深层次的原因不能明说

    那么，影响中国大学发展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我们的教育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陈丹青：目前能够指出，或者说，被准许指出的问题，是学术行政化、考试标准化、教育产业化。更深层的问题是不能明说的。

熊丙奇：行政思维办校，特权思维治校，学术没有民主，教授难以治校，学生被当作管教对象，等等，是今天大学之所以有如此多问题的原因。

陈丹青先生曾提出辞去清华大学教授，这成为2005年媒体关注的热门新闻，您的辞职行动有效果吗？

陈丹青：我的请辞毕竟是个人的、消极的选择。它引发议论，但不可能发生效果。对我个人的效果，就是学院同意我不再招收研究生，因我坚持不能接受现行考试政策。在带完工作室的六名学生后，我将于2007年夏离开。

   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大学问题的存在，大家对大学问题的关注，与大学问题的解决似乎没有多大关系。那么你们为什么还这么执着于谈大学的问题？

   陈丹青：人们谈论疾病，疾病不会因此缓解，但人还是会持续谈论。人是语言动物，最有用，最无用的，都是语言。

熊丙奇：我相信，大学管理者比我更清楚地了解大学的问题。有人对我说，你书中说的问题，政府官员、大学领导、教授，私底下说起来，比你更清楚，更具体，更有见解。记得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曾在《看陈丹青愤怒拷问中国研究生招生体制》一文中说，陈丹青痛切指出的弊病并不是要有多高明的洞察力才能发现，要有多大的胆量才能说出的，他的同事在私下里同意他的意见，不过，每当他在会议上发言完毕，周围便一片沉默，或者话题随即转换。没有一位领导对他的直言予以制止和批评，个别领导还会鼓励他把想法讲出来。但显而易见，可能不会有领导和他站在一起，为改变现存的不合理状况而斗争。

因此，保持“说”。如果“说”都没有了，那问题的存在与问题的解决，可能就更没关系了。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学者一起来关注教育问题。



失败在我们不愿意承认失败、面对失败



   最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是否成功的话题，十分令社会各界关注。教育改革成功的标准是什么？你们认为，中国教育改革，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如果是失败，失败在何处？

   陈丹青：我不关心中国教育的成败。这么大的事业，这么大的问题，不是“成败”两字能够概括。所有国家的教育都有问题、有成败。如果非要说中国教育改革的失败，我以为失败在我们不愿意承认失败、面对失败。没有一种败局是无法收拾的，但前提是你得承认失败。

    熊先生的新书《体制迷墙》指出大学问题的根源在于教育体制。陈先生在序中说道，书中的议论者虽然提呈了大学教育的症状与处方，可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却是无解的、被悬置的——谁造成这一切？谁愿意出面辩护？谁承担责任？最后，谁能够改变局面——然而问题可能真是无解的，只能被悬置：在议论者口口声声的教育“体制”中，确实看不见“人”，即便当议论的内容几乎对准具体的“人”，焦距便会自动模糊、闪开，回向那作为全景观式的教育“体制”。那么，解决中国教育问题、大学问题，有现实可行的途径么？抑或这些问题将长久无解、长久悬置？作为每一位体制中人，他们该怎么办？

陈丹青：体制中人，分好多种。厌恶现状者，一是混，为饭碗，为生存；一是恪尽己能，凭良心做事，尽可能做到、做好；再一种是闹腾，但注定失败，于事无补。我似乎属于第三种，所以请辞，在正式辞职之前，退回“混”与“恪尽己能”之间这么一种状态。

    凡认同体制的人——至少在口头上场面上——要么是老实人，照章办事、执行政策，而且相当努力；要么是滑头，充分利用体制自利，也努力，而且相当聪明；再一种，我不便、不愿、也不可能说得太露骨，好在众人有眼，看得清。

另有那么一种体制中的“稀有动物”，他不骂不赞，不混不贪，他想办法实实在在做成一件件事，不夸张，不气馁，有智慧，有韧性。这类人可能是精英，可能是院长校长，他们在茫茫体制中保持有限的净土，虽不可能改变大局，但我敬佩他们。他们是谁？在哪里？我相信一定有！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会有这种人。以我亲见，我供职的学院的老教授袁运甫先生正是这样的人。

    我所关切的体制中人主要是学生。学生还有个青春期问题。校园问题多数是青春期问题，现在与教育问题大学问题相纠缠，尤为可悲。我很难告诉今日学生应该怎么办。我辈的经历与经验，一句话，就是咬紧牙关个人奋斗，但文革青年的经验是社会经验，不是大学经验，不适合今天。

兼具智慧、韧性与勇气，同时有运气的个体，毕竟稀少。叫年轻人去适应体制，对抗体制，都是两难。去适应，人格逐渐萎缩变形；去对抗，几个人付得起对抗的代价？

    我们注意到一些大学近年来推出一些改革措施，比如复旦大学副教授破格担任博导、吉林大学让不合格博导下岗、上海财经大学取消研究生学位与发表论文挂钩，这些措施有没有可能推动大学问题的解决？

熊丙奇：复旦大学副教授破格担任博导，吉林大学让不合格博导下岗，是好现象吗？我并不这么看。博导这一头衔本来就不应该存在，它只表明处于一种工作状态，即在带领博士生做博士论文，这个活儿教授能干、副教授能干，讲师也能干，只要他能指导学生写出好的论文、做好的科研，而我们却把其作为一级职务、一种头衔、一种待遇。在这样的改革中，博导的“头衔地位”更加坚挺、更加强化了。真正的改革，应该是取消博导。而取消研究生学位与发表论文挂钩，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这本就是无端强加到研究生身上的可笑指标。但是，研究生的培养问题，远非取消论文发表指标那般简单，研究生培养的定位问题、研究生招生中的国家统一考试问题（包括总分和单科分数线问题）、导师缺少招生自主权培养自主权问题等等，才是关键问题。

陈丹青：个别院校、局部措施，以及教学个体，都在持续寻求教育状况的改善与改变。但整体状况不会因此改变。只要国家垄断教育资源、教育决策与大学权力结构不发生根本改变，一切都不可为，这是显而易见的。